干部运动者加入新左翼党派的过程，根据前述高桥彻等人的调查可以做出大致的推测。但底层运动者加入新左翼党派的动机则更多元。例如东大斗争中理科学部的全共斗运动者大原纪美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记录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前，自己加入新左翼党派的动机[161]。

当越战日益激化之际，大原参加了几个示威游行，但终究感到侷限，因此决心加入新左翼党派。理由是因为，「不加入新左翼党派，我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战斗」，「如果不能意识到这并非只是当场一时冲动，而是具有战略、彼此间有连带感支持、分享责任的组织中一员，那如何能进行包含武力斗争在内的长期斗争？」

大原的双亲欲制止女儿加入新左翼党派，表示「妳得考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妳究竟是不是能搞运动的人。所谓的社会运动就是政治啊，有各式各样的人，也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妳觉得自己是能干这种事情的人吗？」但大原则认为，「即使被说缺乏政治能力，但如何能拒绝自己想要战斗的意志呢？」「选择一个党派并参与其中是危险的。但如果这是能积极参与歷史的事情，还是要做！」但大原因为难以选出自己信任的新左翼党派，而在东大斗争中成为无党派的运动者。不过当时加入新左翼党派的青年中，许多都跟大原抱持同样的动机。

当时产生一种氛围，即想要认真参与政治活动就要加入新左翼党派，熟习理论并採取组织性行动。一九七九年的对谈中，前早大学生津村乔与前明治大学学生和田曾有如下对话[162]：「因为，说起新左翼党派的人就是菁英。」「是啊，不加入就会略逊一筹，所以举行集会时也是，成为新左翼党派的人后就能大谈特谈，新左翼党派以外的人便难以开口。」

根据一九四七年生，一九六六年四月进入东大的小坂修平说法，大一前半时他身为「不那么认真的，同情结构改革派的班级运动者」，与好友成立了「东C越平联」、「班级运动者联络会议」。但等暑假过后，班级运动者联络会议的好友大多都加入了新左翼党派。他问某个友人「为何加入党派？」「他只回答了一句『主体性』的问题。」[163]他这位友人所说的，大概是透过加入党派，决心今后将在政治上採取「主体性」的活动。

那么，他们如何选择要加入的新左翼党派？做选择时，有些情况是自觉性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偶然。

例如，一九六九年被逮捕的明治学院大学全共斗女大学生，出身秋田县，她父亲支持自民党，是位旗下拥有二百五十名员工的电力公司社长，她姊姊也担任自民党国会议员的秘书[164]。她一开始当选明治学院大学文学部代议员副议长并加入民青，不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当三派全学联为反对佐藤首相访问越南而在羽田机场进行抗争时，民青却到多摩湖畔举行「赤旗祭」，她对此感到反感而退出民青。

之后，她判断「中核派重视行动，理论却跟不上。我又快毕业了」，故跳过此选项，而「青（社青同解放派）明明自己也是大众的一员，其想法却轻视大众」，故也否定此派。接着她「找到『不是发起单一国家革命，而必须是全世界同时革命，目标在打造世界苏维埃军队，发动全世界同时革命』的社学同理论，觉得最符合自己取向」，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加入社学同。

而一位同样在一九六九年被逮捕的大二女生，认为中核派「就算在阶级斗争中也是跟权力方进行最炽烈的斗争，而且在此过程中没有丧失大众性」，故选择加入此派[165]。另有某位东京女子大学的学生，一九六七年为了立川市的反对美军基地扩张斗争而前往砂川，她说道：「到现场不由分说就被要求戴上头盔扔掷石子。当时心中充满疑问，现场还有一群称为结构改革派的学生，在大门前做统一集会，进行〔非暴力〕静坐，我感觉他们如此强而有力。之后我也加入了结构改革派。」[166]

此外，东大斗争时的医学部民青运动者如此说道[167]：「我与社学同、中核、社青同的人们有所接触，但总之他们不够认真。他们带有一种只要是为了革命运动，无论干什么都无妨的倾向……例如在三里冢就发生过吃关东煮却不付钱的霸王餐恶行〔此事被当作反日共派新左翼党派品行不端的例子，在当时广为人知〕。我对该事感到非常不满。实在是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大约此时我认识了几位民青派的学长姐，与他们谈话后觉得他们很认真，严肃看待自己的人生，逐渐地被他们所吸引。」

上述的例子中对新左翼党派做了一定程度的比较与考量，不过这种类型的学生毋宁是少数派。曾任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吉川勇一于二○○七年如此叙述[168]：「应该没有人会比较、检讨各党派的主张后才选择加入。多是前辈是哪一派的人，或者自己的大学由哪派势力掌控，受这些偶然的条件所左右。」

例如某中央大学社学同的运动者就曾如此说明[169]：「以前中央大学共产同的势力就很强大，入学后只要参加自治会活动，自然而然就会进到共产同的行列。我也是，偶然的机会下去示威游行，之后寻思要参加自治会活动，成为班级委员后进入共产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契机。我并不是在大量的新左翼党派中做选择，只因全然不知有其他派系，所以加入了共产同。」

此外，某位高中毕业后在东京都练马区当派报人员的少年，不知道与他交往的一些练马区共产党员是被党除名的结构改革派，而受他们招募加入共劳党的学生组织普罗学同。根据他日后的回忆，「我想加入的是民青，但在不知道两者有何差异的状态下加入了他们。」这位男生的情况是，中途发现「好像不太对呀，这边好像是过激派啊」，不过他「又想，唉，哪一派都好。如果当初被中核派招募，大概就加入中核派了吧。」[170]

还有人表示，「会出席民青的集会，也是因为去那里就有可爱的女生。」[171]如第十六章所述，赤军派中因为有一位行动派美女重信房子，许多该派参与者的加入动机，都是「受到重信的吸引」。

在另一个例子中，则是从地方高中进入东京的大学后，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与新左翼党派搭上关系。以下的文字是出身都立高中，进入社学同的据点校中央大学的人，于一九六九年写下的内容[172]：

结束一年的高四生活后，我终于成了大学生。可是，一钻入校门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反对学费上涨！」的立牌与如此嚷嚷的人，头戴红头盔〔共产同的颜色〕的人拗口地说着不明所以的成串汉字，彷彿怎样都无所谓只要念对音就好，那是种极其令人不快的发音法，迎面而来的这种叨絮光景，让人胸口一紧，原来这就是大学啊！心想真是个惊人的地方。但是，我才刚从没有余裕的升学考试生活中解放出来，身心皆很放松，即便集中精神拼命去理解，还是完全不明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重复几次后，最终口中只吐出一句：「嗯，不懂！」

在找寻要加入什么俱乐部时，偶然遇到的前辈告知「去参加学生民事法研究会吧，那边不错。」

我心想，「喔，是吗？听起来像司法考试补习班啊」，不过迅速加入了该会。而那个偶然遇到的前辈，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共产同里是个名号响噹噹的人物。至于「学生民事法研究会」是共产同的秘密基地，那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如这个例子般，也有受高中学长姐的劝诱而加入社团，之后才发现是新左翼党派据点，因而加入该党派或成为该党派同情者。

「学长姊的招揽」是数量最多的模式。一九六○年代民青运动者大洼一志于二○○七年回忆道[173]：

「一九六○年代有许多人以各种党派运动者的身分投入学生运动，我逐一询问他们之前为何会加入党派，得到的答案是：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因为自己信任的前辈或朋友就是该党派的运动者。大致就是『名为○○的那个了不起的人，是我高中的前辈啊……』，『名为XX君的同学拉我加入……』这样的模式。简要而言，就是比起党派，更受人的吸引吧。最初只是在一个契机下加入活动，结果因为党派间的对立或抗争，而不得不站在自家派系的立场，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深化对党派的归属感，大概就是这类的状况。」

大洼的状况是，「进了大学，在驹场校区排队办理入学手续时，一位整齐穿着立领学生制服，外表看来诚实的学生，脸上露出微笑朝我走来并开口搭话，他对我说：『我是教育研究会的人，要不要来学生会馆的社团办公室看看？』」教育研究会是民青的据点社团，在短期临时工聚居的某山谷小镇进行睦邻运动。

大洼首先对向他搭话的民青同盟成员「U同学的人格抱持好感」，接着在睦邻活动中，听到一位在山谷踏实推动劳工运动的共产党员「S先生」对他说，「像新左翼各党派那般煽动街头运动，『那种只在表面上进行斗争，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这句话，让他加入了民青。

只是，觉得哪样的前辈有魅力，应与新左翼各党派风格及自己偏好有关。如大洼的例子，对「整齐穿着立领学生制服，外表看来诚实的学生」带有好感，那么大概就会加入民青，如果憧憬「留着披头四风鬍子的青年」，就会加入革马派，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而新左翼各党派一方则较少一开始就让新生加入，更多的是先让他们参加研究会或社团，以及屡屡劝诱他们参加游行。据说他们专门瞄准新生开始对大学感到幻灭，患上「五月病」的时期。一九六八年四月，《朝日新闻》的社会部长如此写道[174]：

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以大一新生居多。大部分的读者心中大概都会质疑，他们有什么理论吗？我们最初也有同样的困惑。……

东大教养学部三鹰宿舍委员长H君是社学同ML派的运动者。于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宿舍委员长选举中，H君以一票之差胜过民青派的S君。在宿舍管理上，光是委员长得以任命十二个宿舍委员一项，就可看出这一票之差具有多重大的意义。

H委员长选择的其中一位委员是K君（十八岁）。这个学生虽然偶尔也参加游行，但距离成为战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H委员长对这位K君「有某种期待」，所以才叫上他。

宿舍委员都在同一房间起居。对K君而言，有更多机会可听到此前未曾听过的热烈议论。他也经常被邀去三鹰站附近运动者最爱的寿司店，身为宿舍委员也能出席「团体交涉」#1。如此，他也察觉到比起刚入学时，自己逐渐发生了「质变」……

之后到了三月中旬，H宿舍委员长邀K君参加在千叶县内某旅馆举行的社学同ML派全国理论合宿（集训）。K君表示，「虽然不太清楚，但知道为了革命有此必要，所以前往学习」，H委员长给他打气说「接下来的行动很重要。」K君当上了宿舍入住教育实行委员长，为新入住学生讲解住宿规则与该有何种心理准备。不到半年的时间，K君也成为初入门的运动者。

运动者们有句话说「瞄准五月病」。约莫就是在五月这个时期，满载期待挤入大学窄门的新鲜人们，尝到了离乡背井的孤独感、对量产型授课的失望、脱离现实的违和感、疏离感等心情。运动者就在此时努力与学生们搭话。

「战争？」「我反对。」「何不参加示威游行……」。反战游行。那是「通往战士的大门」。那也是一处训练道场，让人理解用身体战斗的必要性，他们说，看到机动队，几乎所有的菜鸟都会感到害怕。……

经歷激烈冲撞，许多学生受到震撼，感到迷惘。其中一种有效的康复训练，就是〔在街头〕募款。即便是新鲜人战士，也得接受市民以个人身分提问〔战士所属新左翼党派募款的意义〕，即便不知道也必须回答。将脑海中装入的〔该新左翼党派的〕鼓动传单、机关报、前辈说过的话全数动员，主张自身的正当性。不过，藉此也会深切理解自己的学习不足。如此一来将会更努力接触〔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与〔同一新左翼党派的前辈〕运动者。

「比起高中时代起就啃共产主义理论的学生，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下就投身运动的学生更强大。」明治大学学生会的干部之一，N君如此说道。

有时，新左翼党派会把连左右都还分不清的低年级学生一口气带去示威游行，让他们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将此当作让学生「觉醒」的手法。六○年代前半是东大学生（一九五九年入学）、一九六八年在东大斗争中成为助教共斗核心成员的最首悟，如此回忆自己还是低年级生的时期[175]：

「我受到的教育是，第一步就从参与示威游行做起，第二步是经由宿舍的好友，第三步就是透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唯物辩证法，更不清楚安保条约的内容，不过我非常非常赞成运动者的这个说法：『被机动队殴打一顿，世界就会改变。』我因为去参加示威游行，第一次感觉接触到现实世界。」

只要加入一次新左翼党派，就能实际感受到如何与思想和志向相投的「同志」或「好友」，携手合作改革社会。这对出身地方县市，突然来到都会而苦于认同危机或「现代的不幸」的学生们而言，充满莫大的吸引力。六○年代末成为警视厅第一课课长，指挥过安田讲堂攻防战与浅间山庄枪击战指挥的佐佐淳行在一九九三年的着作中如此写道[176]：

我认为全共斗世代的年轻人们「对连带的憧憬」，起因于当时东京与地方县市之间的落差太大。从地方负笈上京，被迫在水泥丛林东京的租屋处或宿舍中过着孤独生活的学生们，或许可从新左翼各党派活动中求得憧憬的「连带」感受。

旧制高中时代中，赞美「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的宿舍歌祭、酒醉后信步调换街上的看板等，有许多机会抒发青春的郁闷。与此相对，被战后升学竞争追赶，没有机会充分感受同世代间连带感，就此度过青春期的全共斗世代，他们完成升学考试后的解放感，似乎旋即以武装斗争的形式爆发。……

全共斗世代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度保护，禁止打架与玩战争游戏，面对升学压力又无法体验格斗技或橄榄球般讲求团队精神的运动，更因宪法规定而根本无从体验军队的经验，对他们而言，武装斗争作为发洩潜藏在全人类深层心理的斗争本能，不啻为一种体育感受的代偿行为。……

武斗的学生如同在打橄榄球比赛的运动感觉，在昭和四十五（一九七○）年元旦，某党派给各机动队寄发贺年卡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贺年卡上印着胶版刻画的，戴着头盔、手持武斗棒与汽油弹的狼，写着「终于来到决战之年了。彼此加油吧。」我们不禁面面相觑。

这段观察虽然略显片面，但在理解警方的学生观上，则饶富深意。实际上，当时报导上可见加入新左翼党派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的学生心声，不少都说「进入大学实在太好了。认识了值得信赖的友人，切实体验到身为大学生做出行动的感受，能如此强烈品尝这些体验的社团，别无分号啊。」「我很年轻！燃烧着青春。藉由自己的身体，展现自己的信念与正义。」[177]

作家鸿上尚史在二○○六年以访谈当时担任早大学生事务委员的教授为设定的小说中，举出如下四种参加学生运动的理由[178]：

第一种：来自地方县市展开租屋生活的素朴学生。受东京影响、受前辈影响、受运动影响的类型。因为素朴，所以认真接受，开始参加运动。

第二种：没什么缘由顺势加入的类型。该说是欠思考还是说轻率，被人鼓动而加入的类型。

第三种：受到双亲的影响。双亲是共产党员或战斗性的工会成员。从孩提时代起就习于社会主义式的观点，在此状态下加入的类型。

第四种：优秀类型。认真思考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应当选择何种道路，伴随着聪慧的结论而加入的类型。

前述奥浩平等人便属于「第四种」类型。而高桥彻调查的干部级运动者多属「第三种」与「第四种」。不过这些仍略属少数派，前述的底层运动者不少都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不过，想透过这些活动获得「活着的切实感受」与脱离「现代的不幸」的特点，则是不论加入动机为何，众人共通的部分。

#1 译註：日文为「団交」，亦即「团体交涉」的简称「团交」。↺

161 以下大原的引用出自大原前揭《时计台は高かった》一一，二三页。↺

162 和田（书籍中并无记载姓名）〈都会の自立．イナカの自立〉（津村乔编着《全共闘——持続と転形》五月社，一九八○年）一○八页。↺

163 前揭小坂《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六一，六二页。↺

164 此女子大学生的事例引自前揭〈起诉された反日共系女子学生の〝私の遍歴〞〉一一九—一二○页。↺

165 同前记事一二一页。↺

166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五九页。↺

167 〈东大纷争における青春の研究〉（《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二日号）一二三页。↺

168 吉川勇一〈国境をこえた『个人原理』〉（收录于岩崎．上野．北田．小森．成田编着前揭〔第三章〕《戦后日本スタディーズ②　六○—七○年代》）二四二页。↺

169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五八页。↺

170 岛田郭志〈もう仆は、正义、不正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存在しないと思ってる〉（收录于前揭铃木《男たちは変わったか？》）一四二页。↺

171 同前访谈一四○页。↺

172 小黒弘〈フォークバンドから街头へ〉（吉冈忍编着《フォーク．ゲリラとは何者か》（收录于自由国民社，一九七○年）八二—八三页。↺

173 以下大洼的案例引自大洼前揭（第二章）〈パラノイドの青春が蹉跌するまで〉一五三—一五四，一五六页。↺

174 八木淳〈世间と隔絶する学生たち〉（《朝日新闻》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付）。↺

175 最首悟〈一般教育．その二重の幻〉（《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七○年四月二六日号）二一页。↺

176 佐々淳行《东大落城》（文艺春秋，一九九三年。文春文库版一九九六年）文库版三二二—三二三页。以下对此书的引用出自文库版。↺

177 前揭毎日新闻社编《スチューデント．パワー》三二，二二页。↺

178 鸿上尚史《ヘルメットをかぶった君に会いたい》（集英社，二○○六年）一六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