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日，为了收拾陷于泥沼的斗争，早大校友的国会议员团体「国会稻门会」提出调停。自民党的桥本登美三郎与海部俊树、社会党的武藤山治等，由六位自民党员、五位社会党员、一位民社党员组成调停委员会，构思调停案，其内容为：（一）缩小学费调整幅度、（二）作为交换，将放宽文部省私立大学振兴费的借贷条件、（三）不惩处罢课相关学生。[95]

十四日举行的稻门会委员会与共斗会议代表的会见上，大口议长派出的代表表示「只要校方先承诺便可」。然而，当调停案被带回共斗会议干部会后，与社青同解放派处于对抗关系的革马派以「高层交涉」为由谴责大口等人，二十日在共斗会议上声明拒绝调停案[96]。

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社青同解放派与革马派之间发生互殴的内斗事件。根据杂志的报导，共斗会议「最初社青同一直发挥重大效用，但随着二月民青退出运动后，革马派即掌握大权。」[97]

此报导的真伪不明，不过有这样的传闻却是事实。又根据当时其他的报导称，革马派在其他各校的自治会被夺，早大第一文学部以外的据点几乎尽失，因此「对革马派而言，这次早大斗争飘荡着最后一次斗争的悲壮感，所以一定要掌握主导权。」[98]

如此一来，共斗会议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在校本部封锁前的二月五日，民青派运动者们便主张，此问题与其说是一所私立大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国家的私立大学政策问题，对文部省发动增加私立大学奖助金额度的请愿游行。但革马派谴责此举是搅乱共斗会议团结的分裂活动，之后民青因反对占领校本部而脱离共斗会议，另组「全学联联络会议」。但同情共斗会议的学生批评民青「不积极斗争」，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则因厌恶政党色彩，所以民青的组织势力没有获得发展[99]。二月五日举行对国会的请愿游行，参加人数仅有七十人左右[100]。

由于新左翼党派争端，导致共斗会议最终拒绝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普通学生对他们的支持也愈益低落。同情共斗会议的一位学生如此表示[101]：

我一直以来都支持共斗会议的斗争，占领校本部的手段，嗯，总之也承认那是不得已的作法，但拒绝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却完全不能认同。斗争最后终究必须收拾事态，而我认为那个内容不就等于宣告学生们胜利了嘛。感觉让大好机会从指缝中漏掉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接受这个调停案与否对全体早大生是个重大决定，却只由共斗会议的干部来决定。为何不像庆大斗争时那般，召集全体学生进行学生大会再做决定呢？

当时的报导如此记述[102]：「共斗会议接受国会稻门会的调停案后加以推翻，这是因为革马派的抵制。而这也是普通学生远离斗争的重要原因。」新左翼党派争端成为共斗会议拒绝调停案的原因之一，进而遭学生孤立，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第十一章所述的东大斗争中。

在此状况下，也出现了由普通学生组成的「全学有志连带准备委员会」、「早大有志学生会议」等组织。然而，前者第一届大会虽聚集了四百人，但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之后人数渐减；后者只有约一百人，另外收集了七百名赞同者的连署，仅此而已[103]。

这些组织中，「早大学生有志会」持反共方针。他们以办公室名义在右派杂志《民族公论》投稿，主张「无论共斗会议或全学联联络会议……最终目标皆在于……推动反大学、反政府、反权力的斗争，为达成此目标〔而于早大〕进行鼓动演说。」[104]此种共斗会议、民青、有志团体鼎立的状态，也出现在东大斗争中。

根据三月斗争后期的杂志报导，积极支持共斗会议，会到校本部留宿的学生约有一千人。共斗会议的同情者约五千人至六千人。民青派的全学联联络会议支持者从一千人到两千人左右。前述的「有志」组织与连署赞同者约从一千人到两千人。而与共斗会议敌对的体育会学生，推估约有五百人[105]。

当时早大的学生总数约三万六千五百人，上述各派合计约一万人。刊出上述推估的杂志如此介绍剩余的不关心政治的学生[106]：「如果问我的个人意见，我也反对学费调涨。不过我不关心学生的反对运动。适逢考试而去学校时，也参加了一、两次班级讨论，以及听了大滨的讲话，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与这次运动的关系。」某早大讲师表示，「大部分的学生对学生骚动并无兴趣，他们要么去滑雪，要么去旅行。」[107]

如第一章的引用般，上野千鹤子指出「全共斗派如果加上周边的赞同者大约有两成，反全共斗大约有两成，剩余的六成大学生是所谓的不关心政治者。」早大斗争中也是如此，推估共斗会议与同情者约两成，不关心派占六成至七成。与庆大斗争相同，上野推估的比率可说有一定的准确度。

另外，公安调查厅的推估是，运动者占六．九％，明确的反罢课派占四．一％，虽然关心斗争但对罢课态度摇摆的「心情派」占二十七．四％，不关心派占六十一．六％[108]。这组推估中，把「心情派」中略少于半数的人归到共斗会议同情者，略多于半数的人归到反共斗会议者，便与上野的推估几乎一致。

评论家中也有人希望「之前一直旁观的普通学生能鼓起勇气」来解决事态。但别的保守派评论家则写道，「这次的早大纷争中，我实际感受到没有组成团体的普通学生有多么无力。」[109]

如第十一章后述，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斗争中期待「普通学生」良知的论调也反复出现。但中央大学的某教授在一九六七年表示，期待「普通学生」与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交锋是不切实际的。他如此说明[110]：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责备普通学生的漠不关心，批评他们应该振奋而起。从表面上来说，这没有错，但实际上在今日巨型大学中根本近于空谈，这点大概人尽皆知吧。确实有许多的普通学生对现在的自治会活动感到不满。但单一学生，究竟能做些什么呢？在学生大会或自治委员会上，这样的学生有发言的余地吗？纵使发言了，〔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们也会大加议论〕被彻夜留下吧。如果勇敢地熬夜努力，最后也会遭暴力排除吧。普通学生不过就是普通学生。他们想要取得发言权，就得面对把自身奉献给运动的运动者，如果不放弃学业，根本办不到。

二月十五日，大滨校长表示「一部分学生的运动，目标是人民管理大学」，「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表明将要求机动队介入[111]。由于二月二十四日将举行新年度的入学考试，所以决心在考试前解决事态。

当时的报导指出，一九六五年的庆大当局对学生做出让步，与此相对，大滨等人一向拒绝对话，「把学生称为『暴徒』，反过来把运动部的选手称为『正常的学生』，从最初就认定妥协、靠拢都是向『暴力』屈服，不断要求警队介入，然而一如所见，警视厅方面直到最后仍对进入校园抱持踌躇的态度。」国会稻门会出面调停时，虽然最拒绝调停案的是共斗会议，但根据议员们的说法则是「校方的态度非常强硬。」[112]

从广播新闻上听到机动队介入的同情共斗会议学生，大约三千人在夜间于大学集合，主张不会阻止入学考试，但反对机动队介入，强化街垒并留宿于校园[113]。宫崎学如此回忆机动队介入前学生的样子[114]：

「大家为了保持清醒，在棉被上坐着睁大眼睛，吸着极其劣质的香菸。会有这种心情也是当然的，对方是专业的战斗集团，会被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再加上如果被逮捕，原本就业的大门就会被关闭，或许过了明天自己的人生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大家都睡不着。但同时又充斥着毕业旅行夜晚般，某种凝聚在一起的亲和感。」

以下也是根据宫崎的回忆，「人呢，陷入绝境时就会骤变。或者该说，会显露出真实的性格。」当确定机动队介入的前夜，「好几个平时总自吹自擂的家伙玩起失踪，机动队抵达时也不见他们踪影。」「另一方面，几个意料之外的人竟志愿担任纠察队去阻止机动队，全都是平日不显眼的同伴，其中也有已经确定就业的大四生。」[115]

入学考三天前的二十一日早晨，机动队终于抵达。宫崎如此记述当时的样子[116]：

下着小雨。我们法学部与教育学部的一组三至四百人守在正门，其他学部的一组五至六百人守在校本部前。凝视早稻田仍旧昏暗的街道，装甲车与警车接连出现，之后跟着反射微光的蓝色头盔，如河川流水般朝着道路涌来。日后才知道机动队与便衣刑警人数约三千五百人，但当时看在眼中却有如数倍之多。

大家肩并肩组成阵势时看了一眼四周，大家都因紧张而表情僵硬。

「杀过来啦。组好阵形！」

即便大声怒吼，许多人仍彷彿没听到般地心不在焉。不过之后回过神来，开始齐声大喊「警察滚回去！」就在学生激烈怒吼交织下，机动队在我们面前整顿列队，黑压压、静悄悄的一片。

面对这堵黑墙，纠察队唱起《国际学生联合会会歌》与《国际歌》。

接着唱起《都之西北》时，机动队开始冲来。当时纠察队的学生们手无寸铁没戴头盔，只能组阵坚忍，面对全副武装的机动队毫无胜算。学生或被驱散或被逮捕，校内的街垒遭撤除，校本部四周张起铁条网，设置校方的街垒。

街垒封锁在当时虽属新战术，但机动队介入驱除学生也几乎是首次发生。当时的大学，因反省战争期间大学的思想与研究自由遭政府与特高警察侵害，为了守护「大学自由」，惯例上不允许包含警察在内的国家权力介入。

在早大的校内教学讨论集会中也受邀讲学的村松乔，目睹机动队介入后，学生遭逮捕，如此叙述[117]：

虽然没有持枪，但全身戴头盔穿斗争服的警察林立警戒，学生们犹如兔子走在勐犬前般，见到这种悲惨模样，心中倍感难过。

他们一副内心遭击碎的模样，而且是由他们的大学敲碎他们的心。面临这种状况的学生，他们的心情如何呢？光是思考就觉得悲惨。

我原本只在观念上排斥警方介入校园，但目击此等事态后，认为那不该是什么基于「大学自治」的基本概念而提出的理念，警方介入，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绝对要避免的状况！这次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的事实，让我理解到这点。

然而，当时大学当局如此声明：早大斗争是假借学费上涨问题之名，行反政府活动之实，是「扎根于日本全国的学生运动的一环」，「由其他大学的学生组队前来支援便可清楚知悉」，「沟通，不适用于这种学生运动家。」且「大学不会向暴力低头」，机动队的介入「并不违背大学自治，毋宁是从暴力中拯救了大学，唯有如此才能守护大学自治，基于如此的判断与信念」才引入机动队[118]。

确实，二十一日与后述二十二日的机动队介入中，遭逮捕的学生里有被视为新左翼党派支援部队的明治大学、专修大学、东京工科大学等十数名学生，但从这两天遭逮捕的全部二百零三名学生人数来看，仅占极少数[119]。这种因为其他大学前来支援全共斗，所以不再是校内问题而是治安问题的论调，在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斗争中也被提倡。

不过，事态发展却超乎校方的预期。听到机动队介入新闻的共斗会议同情派与普通学生怒火中烧，陆续回到学校。他们叫嚷「我们的大学」，边唱校歌边破坏校方街垒冲入校园。接着约五千名学生聚集举行集会，重新占领校本部并有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住下。

如前所述，大学请警方介入驱离、逮捕学生一事，一般都公认违反「大学自治」。大多数的学生都相信本应是「真正的学术之府」的大学，不会做出如此粗暴的举动。且与公布学费调涨相同，机动队介入也是基于大学当局单方面的判断。这种背叛学生们大学观与民主教育理念的行为，惹恼了许多学生。

村松乔如此解释学生们愤怒的原因[120]：「无论有什么理由，要求警察逮捕〔学生〕，这是教育工作者该做的事情吗？我深感怀疑。拥有如此冷酷心思的人，至今掌控着早稻田的教育，故学生们抱持不满与不信任，亦属必然。」「从教育的根本，也就是『老师与弟子』来看，此等行为完全见不到爱，此处映照出的形象就是：大学当局根本不具身为教育者的资格，单纯只是企业经营者。」

学生们的这些举动，也超乎共斗会议内争夺主导权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的预期。三月三日的《每日新闻》如此描写他们的模样[121]：

二月二十一日早上。机动队终于出动。被驱离的占据派学生中许多都表示「难以对抗机动队……」而放弃占据。机动队离去的那个傍晚，校园内四处闲晃的运动者们又老调重弹，议论着「革马乱搞」，「社青同不行啦」，此时，那些被他们称为「看热闹的」普通学生，陆陆续续集结而来。「看热闹的」人数很快达到两千人，大喊「我们的大学」并摇撼铁条栅栏。见状，原本放弃的运动者们也重整势头。「看热闹的人」喊着「冲啊！」并突破街垒。……对认定「本次骚动，是一部分学生煽动而起」的大学当局而言，「看热闹的人」的崛起，是他们澈底误判。

然而，隔天二十二日上午七点，校方又请来机动队，逐一逮捕学生，过程中还以警棍乱击。如此两天内共有二百零三人被捕，大口议长遭通缉，学生们被驱离，入学考试顺利进行。大口觉悟自己无法逃脱被捕命运，于三月十一日返回大学，遭机动队逮捕。

95 前揭〈ＯＢはこう思う〉二五页。↺

96 同前报导二五，二六页。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六九页。〈安保以来の强力布阵〉（收录于前揭〈全调査
早稲田大学〉）一○七页。↺

97 前揭吉良〈戦后最大の大学纷争〉一六页。又，自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发生的武装内斗也记载于此吉良论文及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七页，但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中却无记载。↺

98 大隈秀夫〈混迷する全学连の内幕〉（《时》一九六六年六月号）一四八页。↺

99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九，一○六页。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二页。↺

100 前揭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早稲田大学学生班（第五章）〈早稲田大学闘争の中间総括〉六三页。↺

101 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一页。↺

102 前揭（第五章）〈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三页。↺

103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二二页。↺

104 早大学生有志会议事务局〈早大纷争の阴にあるもの〉（《民族公论》一九六六年八月号）四五页。↺

105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二二页。↺

106 同前报导二二页。↺

107 村山有〈学生运动のなかの早稲田騒动〉（《自由世界》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二七页。↺

108 前揭公安调査庁〈早大纷争〉六六页。↺

109 前揭吉良〈戦后最大の大学纷争〉二二页。船田宗男〈早大纷争における学生运动の実态〉（《月刊时事》一九六六年五月号）七七页。↺

110 桥本公亘〈学生运动——离合集散の虚実〉（《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号）二○九页。↺

111 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七三页。↺

112 前揭〈早大事件にみる教育の不在〉一六八页。前揭〈ＯＢはこう思う〉二五页。↺

113 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七三—七四页。↺

114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六四页。身为民青运动者的宫崎为何在此时间参加本部封锁，理由不明，且其回忆录中也未提及此中原委。↺

115 同前书一六四，一六五页。↺

116 同前书一六七页。宫崎的回忆此次引入机动队是在「二十日黎明」，但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或其他资料都记录为二十一日，故此处採二十一日。↺

117 村松乔〈纷争の决定的问题点を突く〉（《时》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三九页。↺

118 〈大学当局の言い分〉（《时》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三九页。大学方二月二十一日公布声明书的节录。↺

119 表示被逮捕学生中有其他大学的学生的记述，出自前揭吉良〈戦后最大の大学纷争〉一五页。据此资料被逮捕人数为「明大四人，专修大二人，庆应二人，东京工大、日大、法大、京大、东大、早大ＯＢ、静冈大各一人」。被捕者的总数，根据各资料为二百零三人、二百零八人、二百一十八人等，各有不同且难以判断何者正确，本文採用二百零三人。↺

120 前揭村松〈纷争の决定的问题点を突く〉四○页。↺

121 〈ゆらぐ大学〉（《毎日新闻》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