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田中的说法，她是在撰写《致生命中的女性们》的初期得知了联合赤军的私刑事件。「这种时候还下笔如流的人才不正常啊。」她一边写着稿，一边与编辑如此争辩。而其书的内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论是革命的生产性逻辑，或是企业的生产性逻辑，在厌恶女性生理这方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指，在「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点上，不论是企业、大日本帝国还是新左翼都一样。[240]

在这本书中，田中首先坦白了自己的经歷。内容包括自己是个「不管做什么都会搞砸」的「自卑感聚合体」、母亲的性冷感、她自从幼年时被帮佣「骚扰」后，就因为活在「耻辱之中」的内疚而感到痛苦、因为梅毒检测呈阳性而再次确认了自己就是「耻辱的女人」、身为超过适婚期的女人，却过着每次打工总是马上就遭到解雇，虚度着每一天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掌握「活着」的实感与完成「生命的净化」而参加街头斗争等等。

在这些自我揭露之后，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对新左翼进行了澈底的批判。

首先，根据她的说法，新左翼执迷于在「○．○决战」这样的非日常空间中与机动队产生冲突。但据田中所言，「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只有一线之隔。在非日常空间中，这两极之物虽同样诞生于想要极限地燃烧生命与可能性的愿望中，但却都是以无聊的日常——没有性高潮的日常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在非日常空间的祭典中寻找救赎，只不过是「将『今日的悲惨』偷偷代换成『明日的可能性』」，「在这些人的志向里，正在孕育着法西斯主义的种子。」[241]

为了说明新左翼的革命志向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由对于非日常空间的渴望所支撑着，她举例指出：「当三岛由纪夫切腹自尽时，我认识的那些像是『革命家』的男人们，都带着被抢先了一步的羡慕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据田中的说法，在憧憬于切腹或殉死#12这类非日常空间中的死亡这点上，三岛和新左翼来自共同的根源，即男性「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为了大义扼杀私我』。」[242]

田中如此描述了「为了大义扼杀『私我』」成为男性存在证明的结构：[243]

男人被认为是好面子的生物。意即所谓男性的歷史性，是以执着于表面说法为本质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表面说法指的是，认为「为了大义扼杀私我」是好的。在向社会证明自己存在的过程中，男性的行为方法，即所谓男子气概应有的样子，就是基于这个逻辑，经过反覆试错而形成的。……

就算不回想起三岛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大义总是想要在非日常空间中让自身变得更加鲜明。男子气概的极致——切腹，也是让「女性与孩童」无法靠近的非日常的极致。……对女性来说，大义是一种耀眼的光芒。它作为一种绝对性的价值存续至今。在家父长制下，为男性奉献等同于为大义奉献，因此殉死——相对于男性的切腹而言，被视为妇道的极致。……受到男性野心连累的生命，不是别的，正是「杀人的私我」，不，应该说是「被杀害的私我」。

就算不读三岛的《春雪》也可以知道，切腹之所以总是伴随殉死，实际上是因为在男性的大义中，唯有先存在着一个「被杀害的私我」，才能具备在最后成为使万人揪心的巨星演员的条件。……在名为社会的舞台上，只要男性还有一丝想要成为巨星的想法，女性就注定得在后面乖乖当黑衣人。

根据田中的说法，「对女性而言，新左翼的斗争就是巨星与黑衣人、切腹和殉死的斗争。自从懂事以来，就被灌输了男性比自己伟大的观念。这种在意识与无意识下绝对化的对于男性的幻想，即使在新左翼内部，也让女性成为了黑衣人般的存在。」「非日常正是男人大义的花道#13」，但作为男性切腹协力者而殉死的女性，才是被「大义」杀害的「私我」。而「所谓的协力者，就是注定无法完整燃烧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新左翼中必将诞生女性解放的原因。」[244]

此外，男性之所以披上作为「企业大义」的「生产性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社会的表面说法要求的男性，是不背叛生产性逻辑的『强大男性』」，因为企业的生产性要求习得这种思维方式。」而「男性的表面说法文化，一直以来都持续支撑着生产性逻辑。男性那整理得井然有序的抽屉，在男性的体内支撑着生产性的逻辑。」而新左翼也不过是「将社会的大义转变成革命的大义而已，男性的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超越体制的框架。」然而，女性解放，则是「从否定性地总结了新左翼的——藉由将重担转嫁在女性肩上才辛辛苦苦维持住的——非日常性优先的运动总体中开始的运动」。[245]

田中如下论述了女性与抱持「生产性逻辑」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新左翼之间的关系：[246]

六○年代的斗争是一场试图在非日常政治空间中将自我普遍对象化的斗争。然而，这仅是表面上的说法，实际上，它是试图藉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仅有几天的○月．○日斗争所建构出来的非日常空间，来昇华悲惨日常生活的斗争。……那是源于，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个一直以来的日本传统精神风土，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中诞生的产物。……

而新左翼的男性，和一些为了和男人齐头同等而努力的女性，也採用了这种思考方式。对于斗争的生产性而言，现代理性主义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朋友。……武装行动成为了非日常政治空间的主角，为此斗争必须更加效率化。从而，街头斗争越是活跃，必然地非生产性的女性就只能越被迫退居后方，与此同时，试图表现得和男人一样来争取女性解放的女性们，自愿加入了武斗棒与汽油弹的队伍中。

根据田中的说法，如同许多女性运动者为了参与斗争而被迫堕胎，「不论是革命的生产性逻辑，或是企业的生产性逻辑，在厌恶女性生理这方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虽然新左翼的年轻人谴责年长者在战争中的责任，但「那些仍在细数着『预科练之歌』#14当中难以忘怀的那段时光的大人们，与那些以打倒日帝为旗帜，持续将武器从武斗棒升级成汽油弹、炸弹的年轻人之间，只有一边信奉的是大东亚共荣圈、一边信奉的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不同而已。」「说起来，参与侵略战争和参与○月．○日斗争是一丘之貉。只要他们为了大义（表面说法）而试图藉由男子气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动机不变的话。」[247]

田中进一步讨论了大东亚共荣圈和革命两者之间大义的相似性：[248]「『你们这些家伙，当时一同起身斗争了吗！』新左翼的男性经常这样互相质问。……当时指的是，○月．○日的非日常空间。当时，是否朝向革命大义，充分展现出男子气概了呢？当时，是否将一切贯彻到底了呢？——对于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男性，会在党派里被视为『非国民』。」而女性为了避免被贴上「非国民」的污名，堕胎并自愿参加汽油弹部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否定自己的女性性质，以避免「非国民」的耻辱，从而「在新左翼内部取得了公民权」。[249]

根据田中的说法，「如果女性以谄媚男性而活，那么男性就是以谄媚社会而活」。男性会为了「大义」牺牲，以对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然而「被塑造成要对男性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女性，则在性高潮中寻求确认自己确实存在于此的极致实感。」「女性是为了在男性的怀抱中找到一切活着的意义，而被创造出来的。」[250]

并且「只要还有向男性证明存在的欲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装扮得多么激进，她的子宫就是生育机器，是物化了的子宫。」田中认为，「浓妆和素颜都是谄媚」，甚至学习马克思来讨好党派的男人也是一种「谄媚」。她认为：「就算透过学习了马克思而能无视社会价值观，仍然无法无视喜欢的男性的价值观，这正是女性生存的困境。会有这么多的『前左翼』背叛了『打破一夫一妻制！』的口号、勤勉地做着家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251]

田中进一步点破了新左翼女性和男性的关系：[252]

对于新左翼的女性来说，「革命」就是具备男子气概的男人的代名词。是在小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她们绝对无法遇到的、如同王子殿下一般的存在。当一般女性在用「资生堂」化妆的时候，她们则是用革命的大义来化妆。只不过是将「如果我的皮肤能白一点」的愿望，偷偷抽换成「如果革命能到来」的逻辑而已，她们同样在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穿上玻璃鞋。如果「革命」是男子气概幻想的产物，那么与之成对的女性气质的愿望，会在解放运动当中，形成女性之间的相互反目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反目，表现成了谁能为革命大义成就出更有用的殉死这样的竞争。奉献给革命（大义）和奉献给革命家（男性）是同一件事，根据她们信奉的对象，女性被分成暴力型和小可爱型。

田中的主张，有一部分正确地揭露了新左翼和全共斗之中女性的地位，以及毕业后成为企业战士的男性的实际样貌。如前所述，虽然田中并未进入大学，也没有加入全共斗或党派的经验，但她的新左翼批判，却得以触及那些在全共斗及党派中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前女子大学运动者们的心。因此，这本书获得了来自前新左翼与前全共斗的女性们支持，并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经典之作。

然而，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田中自己的经歷。即使田中提到「以无聊的日常，没有性高潮的日常为温床的法西斯主义和革命」，然而为了摆脱「没有性高潮」的日常而参与「非日常空间」的街头抗争，并与自称「革命家」的男性同居的似乎是她自己。[253]

即便如此，上述经歷在当时的女性运动者中或多或少是共通的。但田中在这本书中还提到：「不论是切腹还是殉死，都是源于对性的罪恶感。为了大义而扼杀私我的禁慾主义，是被那些无意识地追求净化自己生命的人支撑着的。」[254]

一旦说到这种地步，要将其视为当时女性运动者的共同感受就有些勉强了。在童年时感受到了私密愉悦的田中，因为被灌输了「对性的罪恶感」和「禁慾主义」，所以在感到内疚的同时，为了「无意识地追求净化自己生命」而参加街头斗争。上段的内容，可以说是田中将个人的心理状态一般化的论述。

此外，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直言：[255]

……党派是男人证明作为雄性存在的方法，由于其歷史性，所以当它与权力的对抗短暂停歇时，必然只能试着透过武装内斗来维持其组织。而对于试图向男性证明其存在的反体制中的雌性们，男性将革命大义与身为「强大男性」的自己叠合，并在表面上做出效忠于革命的假象，藉此，也必然会打造出一个向男性与男性组织宣誓忠诚的机制。妻子去赚钱，丈夫去革命的分工体制，这和世间上的男女角色究竟有什么不同？……就算女性拿起了武斗棒，甚至将其升级成炸弹，对于一个缺乏感受痛苦的能力的男性组织来说，允许女士兵的出现，终究只不过是有效率地使用雌性的极端现象而已。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转变。田中过去所说的「女士兵」，应该是超越了「生产性逻辑」和「非日常空间的斗争」，同时照顾孩子并拿起枪桿的存在。然而在上述文章中，「女士兵」却是被描述成完全遭到党派的「生产性逻辑」利用的存在。虽然想要超越「生产性逻辑」、「现代理性主义」、「非日常空间」的论述与过去一样，但「女士兵」这个词的意义已经改变了。[256]

在这本书中，田中转而完全否定武装斗争。她在书中表示：「最渴望武装斗争的明明是权力。也就是说，当权力想要所有的运动走向非公开化时，哪里会有到处高喊着武装斗争的笨蛋呢！就算在新左翼的延长线上发起所谓的武装斗争，也只会白白送死而已。」[257]

在这个时期，田中等人的「Group．战斗的女人」也被公安警察盯上，田中在二○○一年回忆道：「那是一个只要有激进派的朋友，就会被便衣〔刑警〕尾随的时代。」[258]这意味着，权力「想要让所有的运动走向非公开化」，这似乎是当时田中的实际感受。但无论如何，在此田中完全改变了对武装斗争和「女士兵」的看法。

接着，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指出新左翼「非日常空间」斗争的两个错误。一个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过于狭窄。另一个是支撑着七○年代以降反歧视斗争的「加害者逻辑」过于片面。

首先，对于「权力」，田中提到：「即使不特别喧嚷着『权力、权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被权力包围着的日常中」、「最近在眼前、最直接的压迫，表面上从来不会呈现出『政治性』的色彩」、「并不是资产阶级直接进行了压迫。绝对不是佐藤首相伸出手来夺走了女性生命的光辉。而是『不欢迎男人来访』这样一句由大众所说出来的话、差别对待毕业后打算直接就业的学生的教师、暗示女性职员婚后离职的组长，让每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259]

换言之，「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是，尽管原本权力作为一个总体，将其总体性以日常性呈现出来，但我们却还是急于只在脑中分析压迫，将问题收束成政治问题，急于物理性地粉碎政治权力，并试图找到通往胜利与解放的最短路径。」「如果按照那种思考方式，权力将总会以清晰的姿态呈现——也就是政治权力。所有的坏事都是它的错。」如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月．○日之战」，又或是「歼灭机动队的斗争」。[260]

「权力」日常地如网络般捕捉着人们。这样的观点，可以说与傅柯等人的权力概念相似。然而，田中对权力的观点并非观念性的考察，而是来自女性解放运动的取向，也就是认为比起「非日常空间」的斗争，「日常的」斗争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对抗「认为『女性应该要纯洁』的支配逻辑」及「堕胎、强姦等于骯脏女人的思考方式」。[261]

另一方面，关于「加害者逻辑」的片面性，田中有以下描述：[262]「现在才能这么说的是，将压迫和被压迫清晰地二元划分的思考方式，终究只限于理论的范畴。这是因为，被压迫者的日常生活，就是建立在压迫和被压迫的多层次关联之中。首先，在我自己身上就是如此。」换句话说，尽管自己作为女性是被压迫者，但作为「日本人」这层意义上却是对亚洲的加害者。

此外，「对压迫民族一面倒的观点，最终只不过是一种表面说法。」「战前与战后自始至终都身为压迫民族，这个沾满血迹的烙印确实也紧紧贴在我的背上，然而，这并不是我发自真心的想法。」[263]

因为，「人类是种可以忍受他人的痛苦长达三年的生物。明明是这样，但还要以作为压迫者的痛苦为原点展开斗争，这不管怎样都让人觉得有点可疑。」「自称『压迫者』的各位，在面对在日朝鲜人、被歧视部落民等『被压迫者』时，陷入了不断得准备好『自我批判』的窘境中，这是试图以他人的痛苦为出发点进行斗争者的必经之路。」[264]

为了掩饰这种不合理，「最后，他们甚至说出『将在日朝鲜人、中国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的这种话。」「大部分的斗争主体藉由不断告诉自己『我是压迫者』、『我是压迫者』来担负起入管斗争。他们倚赖他人的痛苦——被施加于在日朝鲜人与中国人身上的压迫，来背负着入管斗争。如果不告诉自己『因为这里存在着政治问题！』，他们就无法确认作为『压迫者』的自己。」他们无法直视「同时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事实」，「藉由不断告诉自己是压迫者，来忽视自身作为被压迫者的悲惨，从而达成即自的（an sich）#15自我解放。」[265]

根据田中的说法，这也连结着新左翼的决战主义。意即，「党派的煽动经常以『作为压迫民族的——我们啊——』开头，基于作为『压迫者』的共通点，新左翼团结一致地高举革命的大义，朝着『决战』直直奔去。也就是说，朝着政治权力直直奔去——」。而「加害者逻辑」将「不得不进行」的「决战」的「不做不行的不合理行为正当化。毕竟我们是压迫民族，所以必须毫不质疑地加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266]在此基础上，田中进一步说道：[267]

「加害者逻辑」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会让人捨弃作为被压迫者的自己。其罪恶性在于，明明在同时身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中，活生生地存在着斗争的辩证法，但却只一味地强调作为压迫民族的论述，使人抱持着使命感，奉献于不过只是表面说法的革命大义。所谓的「作为压迫者」，在实感上说到底只是种表面说法，因此总是以清晰的方式存在，让男人们满足其自身对于男子气概与作为革命家的愿望。当抱持着使命感投入「不得不进行的阶级斗争」时，为了表面说法牺牲的不自然感，其禁慾主义的行为带来了幽微的喜悦。在不得不做这么做的决心所孕育出的顶点上，意即在密藏于内心中的喜悦的顶点上，设定了○．○日的革命性非日常。……

当依循着为了君主甚至可以献上性命的切腹逻辑、依循着男子气概的逻辑献身于革命大义时，就已经注定了斗争将朝向在非日常空间中寻求自我，而女性也将作为协力的黑衣人支持着男性的花道。「加害者逻辑」成为了将「为了大义扼杀私我」与现代理性主义连结起来的接点，并且还用「不得不这么做」的使命感，将这两者的串接处给包覆隐藏了起来。

正如第十四章所述，当小田实在一九六六年提出「被害者＝加害者」论的时候，强调了既为被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多层性。到了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发生后的年轻人运动中，才变成单方面地强调着作为加害者的层面。然而，田中似乎只了解到后者的论述。

如前述，田中在反战运动中与越平联相互合作，她提到之后创建女性解放新宿中心时之所以并未设立等级制度，也是受到了越平联的影响。[268]不过，田中并不是一位喜欢读书的人，因此她或许根本不熟悉小田的着作。田中会注意到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多层性，或许并非受到小田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的女性解放团体，重视女性在受到压迫的同时也站在作为「日本人」这一压迫者位置上的问题，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认识。

此外，田中的童年经验，似乎也是让她关注多层性的原因之一。田中在一九九五年的访谈中提到，幼年时遭到家庭帮佣的骚扰时，自己其实也乐在其中，因此她表示「自己无法光明正大地站在『我是被害者』的立场上，并一直惩罚着当时感到愉悦的自己。」[269]感到私密愉悦的自己，不是能够被毫无保留地归属到「被害者」的存在，这种内疚感，连接着对于「清晰」地区分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违和感。

#12.译註：「殉死」指的是君主或丈夫死亡后，臣子或妻子紧随在后自杀（有时为被自杀）的行为。↺

#13.译註：「花道」为歌舞伎中演员进退场用的走道，位于下舞台（面对舞台的左侧）。最初的目的在于让观众赠花给喜欢的演员，因而称为花道。在田中文里意指「登场展现自我用的通道」。↺

#14.译註：原称为「若鹫の歌（わかわしのうた）」，以二战时的海军飞行预备科练习生（予科练）为题材，作为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公开的电影《决戦の大空へ》的主题曲而创作的战时歌谣。↺

#15.译註：日文原文写作「即自的」，来自于德文「an sich」。↺

240.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二一。↺

241.同上书页二三四、二六一。↺

242.同上书页二二一、五六。↺

243.同上书页二二四—二二六。↺

244.同上书页二二九、二四三。↺

245.同上书页五七、二三○、五四、二四七。↺

246.同上书页二二九—二三一。↺

247.同上书页二二一、二三二。↺

248.同上书页二三二。↺

249.同上书页二三二、二三○。↺

250.同上书页五二、二○三。↺

251.同上书页二一○、七三、二四一。↺

252.同上书页二七三。↺

253.同上书页二五八。↺

254.同上书页二六八。↺

255.同上书页五五。↺

256.因为稍微偏离正题，所以写在註释里。在上野千鹤子那里，「女性士兵」一词被用以象徵在形式上的「男女平等」走到极致时，女性「和男人同等」地被包裹进入现行体制的状态。普遍认为她从参加全共斗运动开始，就痛切感受到女性只能是「二流士兵」，然而「女性士兵」在她的着作中化为问题意识而被搬上台面的现象，应该是从波斯湾战争不久后与花崎皋平的对谈〈マイノリティの思想としてのフェミニズム〉（《情况》一九九二年十、十一月合併号）开始的。在对谈中，上野强烈批判美国的女性团体NOW主张，美军内的女性士兵参加战斗的权利为一种「男女平等」的表现（页一五—一七），她主张「我认为女性主义是不死的思想。〔为了名为〕女性主义〔的大义〕，〔「私我」得〕去死，是相当大的自我矛盾」（页四六）。
　　上野把这个问题当作「性别战略悖论」的象徵性问题，在一九九八年的前揭《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中也再次提出来讨论（页七四—七八）。二○○四年，受到「九．一一恐攻」的冲击，在《现代思想》五月号上发表了论文〈名为女性革命士兵的问题〉〈女性革命兵士という问题系〉，文中提出了「女性可以成为革命士兵吗？」的发问（页四九），并谈论了关于苏联军队及阿拉伯游击队中的女性士兵，甚至是联合赤军的「女性士兵」。在这篇论文中，上野提到自己终于阅读了过去一直作为心理创伤而「不想看到、不想听到」的，作为联合赤军相关书籍的永田洋子回忆录，并沿用永田回忆录中的主张，以「实际指导总结的领导者是革左〔革命左派〕的森恒夫，而永田是他的追随者，这件事被煽情的新闻记者掩盖了」拥护永田（页五七。然而森恒夫其实是赤军派的领导者，并非革命左派的领导者），并且引用了田中美津所说的「如果试着比男人更积极地奉行男人的革命理论，所有的女人都会是永田洋子」（五七页）。在这个基础上，上野说道，「我并不认为『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女性主义应该是『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对这样的女性主义来说，英雄主义只是负面的，并不会成为助益」、「逃吧，活下去吧。我脑海中的想法是，选择成为难民」（页五三、六七）。
　　〈名为女性革命士兵的问题〉这篇论文，对上野而言应该是一篇表现了自全共斗运动与联合赤军事件以来思考过的种种问题的力作，对于理解了本章所叙述的，从田中美津到上野一脉相承而来的女性解放思想（中的一个流派）的读者来说，应该能理解上野主张的箇中意涵。然而，对于不是那么熟悉上野的着作，也尚未掌握「女性士兵」这个「上野语」之中含义的读者而言，这恐怕是篇无法理解的论文。「女性主义是『为了活下去的思想』」这样的话语，写得也稍嫌唐突，对于尚未掌握上野在田中美津那里接受到的思想影响的读者来说，这种女性主义的定义，除了无法理解，大概不会留下任何印象。因此，这篇论文并未引发上野所期待的迴响。
　　另外，上野之所以使用用以象徵被包裹进「和男人同等」中的女性的「女性士兵」一词，是承接了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里放弃武装斗争论之后的田中的「女士兵」概念。七○年代前半时人在京都的上野，谈到自己在读了一九七二年出版的《致生命中的女性们》后，才第一次知道到在东京搞运动的田中（田中、上野前揭《美津と千鹤子のこんとんとんからり》页八），因此，上野应该没有接触过田中赞扬武装斗争及「女士兵」的文章。所以，与其认为上野是田中的忠实继承者，不如将上野视为以自己的诠释承接了转换后的田中，这样的看法或许比较正确。↺

257.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三五○。↺

258.田中前揭〈不埒がいのち〉页三八四。↺

259.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四八—二四九。↺

260.同上书页二二九、二三○。↺

261.同上书页二四九。↺

262.同上书页二四七。↺

263.同上书页二五一、五○。↺

264.同上书页二五一。↺

265.同上书页二五二、二五三。↺

266.同上书页二四六。↺

267.同上书页二五七。↺

268.田中前揭〈未来を掴んだ女たち〉页三一一。↺

269.田中前揭〈混沌を引き受けて生きたい〉页六二、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