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也陆续进入罢课状态。十月二十三日，由社会学科研究所斗争委员会、文化人类学专门课程自治会、国际关系论专门课程自治会、社会学新闻学专门课程自治会的志同道合者发出〈无限期罢课宣言〉，其中如此叙述[471]：

原本研究生就像是行会学徒，指导教授对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何况，若我们不变革今日的大学体制，现在大学中的教授身为国家权力的走狗，将来有可能承担起替国家犯罪的角色。本次东大斗争中乍看进步、民主的教授，其实仍汲汲营营于死守当前的地位，面对奉献自身一切对抗国家权力之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学生，他们照例公然表态不当惩处是合理的，此举也暴露出他们不过是保守、利己主义者的事实。

我们研究生，拒绝成为那种欺瞒大众的研究者。我们研究生，拒绝继续顺从国家权力的野心，拒绝成为仅会教导学生专心学习专门知识，只将其培养为高级技术人才的教育者。

此处，伴随拒绝将来教授地位的「自我否定」，也谈及对「进步的、民主的教授」之反感。东大教授有不少以民主主张而闻名，大河内也是其中一人。

东大全共斗对这类「进步的文化人」之批评与憎恶相当强烈。九月教养学部某班级的罢课实行委员会提出之班报《自我权力》上，以〈我们能爱九月的地球吗？〉为题，把教授们称为「此斗争中让人愤怒、憎恶的家伙们」，并举出如下的教授为例[472]：「在新闻媒体前流泪暗示自己身为教育者的良心啥的，实际上背后却是若无其事干着各种卑劣事情的大学掌权者。」

山本义隆更在一九六八年底的座谈会上表示[473]：「被称为进步的文化人的教授们，一路以来干了些什么？眼下他们要不就是担任极为反动的角色，要不就是感到困扰而保持沉默，不就是这两种态度吗？被称为进步的文化人，畅言和平与民主主义，在高度成长的经济社会中，以欺瞒方式获取教授这种职位，在这样的社会中，容许他们谈论不痛不痒的和平、民主主义。但这也显示，除此以外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与大学生，对于自己信仰的东大形象、知识分子形象遭教授们颠覆而感到幻灭与愤怒。这样的他们，见到在校外提倡民主理念，在校内却身为独裁掌权者的言行不一（至少在学生们看来是如此）的教授，理所当然会倍感愤怒。

教养学部的研究生柏崎千枝子写到九月与指导教授断绝关系的事情[474]，指出该教授发表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当柏崎询问他对八．一○告示的看法时，该名教授回答「那是教授会的全体意识，所以没有任何办法。如果多数意见是那样的话，最终还是必须遵从。」听到这里柏崎感到「一阵讶异」，并如此思索：

「最终还不是『交给多数决』的思考方式吗？能若无其事随口这么说的人，如何能在《朝日Journal》上对现代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说三道四，还能给《格瓦拉日记》译本写序言呢？」「自己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与自己切身相关问题抱持完全不同的见解，这就是东大所谓『进步的教授』的本质。这是他们在与自己『实践』完全无关的领域，用尽心思搜刮书本文意，一味玩弄道理的结果。」

之后，柏崎寄给这位教授「断绝关系书」，从研究所肄业。而学生们一方面对这类「进步的文化人」反弹，一方面也对言论上、在校内言行一致的保守派教授抱持好感。

例如十一月四日，以保守派言论人士闻名的林健太郎就任新的文学部长，民青与革马派运动者从四日至十二日将其困住进行团交，但林认定文学部的惩处系属正当，毫不退让。根据某普通学生的证词，该软禁交涉的状况是，「〔学生方的〕议长在林教授回答期间，把脚抬到桌子上，哈啊地故意发出大声的哈欠。……当林教授想发言时就投以失礼的『你这家伙，别扯谎』、『现在可不是问你那种问题。你还算得上是人吗？』等话语。不管怎么看，都算是在拷问吧。」[475]

对此，教授们发起连署运动，要求释放林文学部长，还变成唿喊口号的骚动。林自始至终皆未退让，最后被释放[476]。而全共斗的学生表示，「林健太郎，论理通畅，所以他就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会看我们的脸色说好话，不会因压力而踌躇，即便是敌人，也值得尊敬。」[477]

一九六九年一月安田讲堂攻防战后旋即展开的全共斗学生座谈会上，学生们表示，除了林健太郎之外的东大教授，见到了「都想冲上去痛揍一番」，并指出[478]：「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进步的文化人啊，总是写些什么非武装中立之类的大赚其钱，等到你们的学校发生问题了，立刻躲到校方那边，依靠警方的力量。不如以你们说的非武装中立来试着解决，怎么样。」「机动队那边，反而更讲道理啊。我反而很欣赏、能赞同他们，因为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专心致志干一件事情。」

大众传媒上，例如保守派的《周刊文春》也写道「这次的东大纷争中，给人一股奇妙印象的，就是当发生社会问题时，那些大众传媒赋予『能言善道』资格的东大教授们，反而一直保持沉默」，藉此揶揄「进步的文化人」[479]。一九六八年七月全共斗派的研究生与助教座谈会上，也有人表示「平时畅谈和书写进步言论，这次斗争却自扫门前雪、作壁上观的教授，根本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事到如今，一定会出现一些大言不惭说什么『学生是对的』，旁观者般的教授，这种人，我们更无法原谅」[480]。因为，如果承认学生是对的，就应当对自己身为东大教授进行自我否定，必须参与斗争。这种言行不一正是学生们愤怒的原因。

全共斗对民青的反感也有类似之处。面对主张「自我否定」的全共斗，民青提倡「大学民主化」。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的座谈会上，全共斗的学生指责「民青的家伙，即便不满东大也仍牢牢握住东大毕业这块招牌，他们不过就是靠一张嘴随口说说革命之类的话。」[481]

东大全共斗学生的评价基准，就是言行是否一致这种「生存方式」，而非政治立场。这也导致他们比起诉求，更追求「确立主体」的大目标，此可谓东大斗争的特色，然而这也展现出第一章介绍的此世代特有的「『大人们说的与做的不一样，都在扯谎，不能相信』这种青春期独有的叛逆感」，以及第七章横滨国大斗争中期望能以「自己的语言」与教授谈话交流的期待。

不过与这样的希望同时并存展现出来的，是内化战后民主教育价值以及在此价值中成长、踢落同学进入东大之后，一方面主张「自我否定」一方面又不愿从东大退学，如此无法原谅自己的情感。亦即，可以推测：东大内部对「进步的文化人」的批评，除了东大有众多以「进步式」发言而闻名的教授外，东大全共斗学生也意识到自己同样是言行不一，正因如此，对眼前「言行不一」的大人才会发起这样的攻击。

某别所大学的前全共斗运动者二○○三年回忆道，「东大学生干的反体制运动啥的，我一直不愿相信他们的看法。」[482]这样的观点，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们也有所意识。前述〈我们能爱九月的地球吗？〉一文中，除不断指责「进步的」教授，还如此叙述[483]：「新闻界与搭新闻传播业便车大赚其钱的盲目学者，企图把我们称为暴徒，但我们并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负疚。如果说我们有心情上的负疚，那也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过真正的生活。」

虽然当时的大学升学率持续上升，但也只在两成左右，社会上仍残留把「大学生」视为不需工作就能读书的特权分子。某前全共斗运动者回忆道[484]：「没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感受到来自周遭的庞大压力，心中也有一种负疚感。毕竟，同世代七成以上的人早已出社会工作了。」东大全共斗的文宣品中出现今日看来相当不自然的「原罪」、「自我否定」意识，不考虑这种社会背景便难以理解。

而说出「东大学生干的反体制运动啥的，我一直不愿相信他们的看法」的运动者也回忆[485]：「正因如此，所以东大的人才会背负着严重的紧张感。」「他们比日大这种质朴的人走得更深，所以才不得不……带着『自我否定』这种尖锐的伦理性吧。」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和研究生所抱持的曲折情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东大全共斗各新左翼党派代表与东大教授，以及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出席的座谈会上表露无遗。此时各新左翼党派代表不断厉声指责东大教授，各新左翼党派也不断主张自己的大学革命论。

不过在该现场发生了一件事。三岛怂恿东大教养学部教授小出昭一郎，问他：「为何不跟学生们对等谈话？如果学生冒出王八蛋、你这混蛋的说词，你们也回应混帐东西、小畜生之类的，不就行了？」小出遂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家伙，到底是为了什么进到大学来的，我很想问问你们。这点我真的搞不懂啊。」结果各新左翼党派代表全数抓狂，陷入连会议速记都无法记录的大混乱中。[486]

学生们之所以对小出发言瞬间爆发愤怒，大概是被指出了自身的最痛之处。对大声疾唿勇勐的革命理论、抨击大学的他们而言，被问及「为了什么而进入东大」时，若「诚实地」回答「妈妈叫我考东大」，「从考试成绩来看，我正好达到合格线」，未免太过屈辱。

某杂志专栏指出「现代是漫画式的时代」，接着如此叙述：「例如，东大的校园纷争也是如此。当事者越摆出认真的表情，越以充满悲怆的情绪採取行动，就更徒增那份滑稽感。」接着该专栏把上述座谈会的大混乱也形容为「这是漫画。」[487]

十一月的某杂志访谈上，把林健太郎软禁的文学部团交议长被问及「为何进入东大呢？」当时他一改之前英勇谈论大学革命时的口吻，苦笑地说「真该死」，接着回答「总之，在最能回应国家权力要求的东大，可以发起这样的斗争，让我感到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进入东大实在太好了。」[488]恐怕大多数的东大全共斗运动者，也提不出比这更好的回答吧。

一九六九年初的座谈会上，越平联代表的作家小田实如此评价东大斗争[489]：「学生们如果支持共斗会议，我主张，每个人都各自建立起自己专属的革命理论，并从东大退学。放弃自己身为东大学生的身分，单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参加击垮〔东大的〕行动。」

当时的越平联正在支援拒绝前往越南的美国逃兵，打算逐一劝说美军放弃前往越南，藉此让美军溃散解体。提倡「即便自己一人也干下去，即便能劝退一人也好」这种「个人原理」的小田，会提出上述的东大斗争观感，也很自然。

然而实际上，对照日大斗争出现了约一万名退学者，东大斗争中退学的学生很少。根据当时的报导，某东大学生表示，「这关系到自己的将来，所以不得不小心谨慎。不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日大学生，我无法干脆地退学。」[490]

在东大全共斗占领的安田讲堂，校方仍继续供水供电供瓦斯，若打东大代表电话要找全共斗人员，也会叫安田讲堂内的全共斗成员接听。虽然他们的秘密联络是使用公共电话，或者利用工学部学生制作，连结各学部斗争委员会的专用电话线，但明显可看出，这是一场在大学保护下的占领[491]。

七月三日，东洋文化研究所志同道合的助教们提出的诉求中，指出在东大一直以来被容许「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因没有做出当今国家权力无法忍受的危险研究，没有进行危险的教育，这不过是托国家睁只眼闭只眼之福罢了。」[492]而东大全共斗同样可说是「对国家权力而言还没到危险的程度」，所以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为止警察一直未曾介入，「睁只眼闭只眼」地处理。

东大斗争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至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机动队进入驱离学生为止，持续占领约超过六个月。美国社会学者派翠西亚．施坦因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于一九九一年的着作中叙述道[493]：「学生能如此长期占领大学建筑，瘫痪大学机能，对美国人而言相当难以置信。当时的美国大学若发生学生占领坚守校舍的状况，警察将旋即介入驱离学生。因此，即便只能占领校舍两、三天，也能获得众人的喝采。」

东大全共斗的斗争，正因为校方还遵守着他们责难的日本式「大学自治」信念，才让全共斗得以持续。东大全共斗学生大概在内心深处多少也对自己「说的事情与做的事情不一样，都在扯谎」有所意识，约莫如此，所以他们才近亲相斥式地批评「进步的文化人」，提倡「自我否定」。

换言之，面对经济高度成长下变样的大学与社会现实，他们并未迁就而抹杀自己的理念或疑问，而是顺应自己的理念要求解体大学，提倡对一直走在菁英路线上的自己进行自我否定，故喊出「自我否定」与「大学解体」。这种理念虽获得苦于「现代的不幸」之学生们暂时性的支持，但最终仍逃脱不了成为过度概念化的理念，遭到普通学生的孤立。

实际上，普通学生与全共斗间的温差，早在九月即已然出现。暑假结束后的九月到十月，全校都出现讨论的人群，各学部通过无限期罢课，但这种盛况未能长久持续。大学斗争中大量学生的热烈参与，惯例上大约只能维持一周至一个月，东大斗争也不例外。

当时的报导如此叙述九月后半驹场校区的样子[494]：「九月二日暑假结束时，〔驹场校区〕全数七千人的学生中约五千名到校，不断进行热烈的班会讨论。但这种热度逐日递减，到了九日左右出席者已逐渐减少。连日举行的班会讨论，也改为每隔一天、每隔两天举行。」

实际上即便暑假结束后，驹场校区的热度，也不如六月十五日引入机动队之后，以及七月五日开始无限期罢课之际。当时的杂志报导指出，「七月初，针对是否进行『无限期罢课』而互相讨论时，那种企图追究到底的气势更为高涨。暑假之后不知是否想法尚未确定下来，即便问学生『〔继续或中止罢课〕你们选择哪边？』许多学生似乎都还在摸索之中，想法还很模煳。」[495]

根据当时的报导，班级讨论上学生们的意见大致如下[496]：「有人认为记者施暴事件、封锁医学部本馆都『做过头了，对罢课的未来感到不安』。」（理科一年级）「意见分裂为两派。其一是认为『八．一○告示完全看不到自我批评，还是得继续罢课』的强硬派，以及认为『告示中可以看出让步的痕迹，总之先试着回应与对话』的妥协派。」（理科二年级）「有两三人提出，现在与暑假之前相较人数也较少，也欠缺活跃的感觉，差不多就此打住，收拾事态的意见。但更为强势的意见是，认为如果就此打住，那便真的不知道为何发动罢课。」（文科一年级）如前所述，原本以为暑假结束，事态即可落幕，乐观地赞成七月展开无限期罢课的学生不在少数，从这点来看，会出现上述反应也不足为奇。

讨论的低迷与意见的分裂，反映出支持继续罢课的力道并不强。根据当时的报导，九月三日时，「在〔驹场校区的〕一百二十个班级中，针对『支持无限期罢课』与『罢考』提出班会决议的，仅有数班。反之，宣言『罢课终结』的某班同志八人制作的海报，则出现在告示板上。」[497]

到了九月下旬，驹场的热烈状态已经完全冷却。某理科系一年级生在杂志採访时回答道：「医学部的事情、大学自治的问题、罢课的对错──能谈的都已经谈了。已经累啦。之后一直讲同样的话，也不是个办法呀。」这段採访当天，适逢他的班级预定举行班会讨论，但到场者只有十人，大家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便散会了[498]。

普通学生中，也有厌恶新左翼党派运动者带领班会讨论走向而离开讨论的人[499]。其中一人如此说道：「如果做比较基础性的发言或提问，就被当作白痴。普通学生发言两、三分钟后，运动者就刷地站起，发言个三、四十分钟，滔滔不绝啊。让人难以忍受，不想待下去。」

这种现象也在教养学部的代议员大会上出现。代议员大会于九月七日与十八日举行，但控制大会的却是长篇大论讲个不停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们。

如第十一章将提到的，根据无党派学生团体「班级联合」提出的小册子，九月七日的代议员大会「持续到深夜一点半」，「完全就是各新左翼党派争取主导权的场域」，各党派的提案都无法取得多数同意而遭否决，「就在既无方针也无展望的状态，未取得任何成果下闭会。」接着，九月十八日举行的代议员大会也「如同九．七大会的翻版」[500]。如此一来，包含结束罢课在内的提案全数遭到否决，只有暑假前无限期罢课的决议在形式上延续下来，继续惰性的罢课。

在此状况下到校的学生，大多是新左翼党派、全共斗派与民青派的学生。根据当时的杂志报导，到了九月十三日时，即便在驹场校区本馆前方广场头戴蓝头盔（社青同解放派）的学生发表「我们，对大学当局，以坚决的态度，直到最后的胜利为止，战斗──战斗呀──战斗呀──」演说，听的人也仅有同党派的四十名学生而已[501]。

大部分的普通学生，因罢课而无课可上时并不到校，要么返乡要么去旅行，又或者在自家从事嗜好或看书。这种学生从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以后，以在家睡觉的方式罢课而被称为「睡罢课派」，这点已于第六章说明。

即便到校，如第一章所述，类似桥本治那般忙于社团活动的学生甚多。十月八日《朝日新闻》刊登的东大学生投书提到[502]：「普通学生几乎都不到校，有些人去旅行，有些人返乡，有些人勤于学习、读书，或者打麻将，享受或甘心接受这个秋天。社团活动照常进行，傍晚时的同窗会馆流出舞蹈音乐。这才是持续陷入泥沼纷争中的东大真实姿态吗？」根据《展望》杂志编辑的说法，一九六八年末的驹场「在食堂前立着斗争的立牌看板，也并列着密密麻麻的茶道同好会、舞蹈研究会等等的日程表。」[503]

与原本赌上自己在研究室内的地位而斗争的医学部学生、研究生不同，大学部学生显得相当轻松。批评东大并转学至其他大学的生越忠指出，「〔大学部的〕学生还没切身理解到大学封建秩序的真实状态。」[504]

依据当时的报导，到十月中旬的阶段，教养学部接近七千名学生中，「暑假结束后在校园中露脸的，此时至多三千人左右」，而且那还是「因为报纸报导留级问题那天，慌慌张张赶来大学询问状况。不过，第二天又如海水退潮般，恢复『睡罢课』」，大概就是这么一副光景：「就算从交通工具的学生票发行数来看，有许多人眼下正在旅行之中。某位学生以毫不关心的态度向我说明，『最近这段期间，似乎大家都流行干脆利用这个时间去考个汽车驾照。』」[505]

十一月二日的《读卖新闻》东大斗争负责记者座谈会上，记者们有如下发言[506]：「教养学部（驹场，约七千人）中，九月进入新学期时大半的学生都到校认真讨论『八．一○』告示的问题。到了最近，进大学的人不到一千。工学部也是，当初学生大会时一千六百名学生中出席了一千四百人，最近只剩一小部分的学生。」「就算是本乡校区，人数也少到了让人怀疑『这是校园吗』的程度。」

在十一月的座谈会上，驹场的无党派学生如此说道[507]：「昨天去看了法学部的学生大会，只有六百几十人而已。法学部应该有一千四百人左右啊。……没到一千人，实在很奇怪呢。普通的学生大会，需要四分之一才能达到定额人数，需定额的半数才能通过决议，所以也就是八分之一的人就能〔决议〕进行罢课呀。」

前东大校长茅诚司在杂志採访中如此评论东大斗争[508]：「一言以蔽之，太过舒适乐观了。〔学生运动者〕与五．一五事件中的青年军官们的心态一样，认为日本绝对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择手段，使用暴力，而且策略也是模煳的。东大工学部的罢课决议也是，两千名学生的意志，竟由仅仅两百五十人来决定。即便〔在学生大会〕有反对者，他们〔运动者〕也会玩弄策略粉碎反对意见。换言之，就是把决议漫无目的地拉长，等满怀不满的中立派或反对派离开后，一口气通过的干法。」

运动者聚集同情派以增加自家的赞成票数，透过演讲拉长达成决议的时间，等普通学生回去后，才进行决议，这种做法在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中已是常见的手法。某学生如此描述学生大会[509]：「学生运动者进行长达三十分钟甚至四十分钟的演讲啊。如果想要反驳，就会发生了不得的状况。」

如此一来，普通学生厌恶出席学生大会，秋天以后无法达到定额而经常流会。大原纪美子针对「九月中旬」学生大会流会的感想，如此写道[510]：

「为了选出议长，首先〔新左翼党派与民青做交易〕就花费许多程序，运动者接力上演让人听不下去的笨拙且冗长演说，没效果的场边叫嚣与粗俗的笑声更是糟糕，议事进行沉闷不已，学生大会的每次表决结果都不尽人意。会场中各角落任意交谈或讨论，不断有人离开议场去吃饭或转换心情。集中讨论三个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往往要拖到深夜。」「我不禁觉得，人生的真正苦恼或斗争，离这种学生大会、集会和游行的东大斗争相去甚远。」

九月二十日，全共斗发起「总誓师集会」以要求校长团交。大原如此记录这天的情况[511]：「我是半分感到义务，半分觉得即便短时间也好可以发洩一下忧郁的心情，抱着期待去参加集会。可是，这次集会也与其他集会类似，懒散、郁闷、惨澹。这种集会即便召开一百次也不可能获胜。这种集会不管出席几次都不会产生意识的变革。我们迷迷煳煳地，或者假装以开朗的口吻互开无聊的玩笑，扩音机中源源不绝传出的声音，却充耳不闻。」

即便在这种状况下，各学部仍不断通过罢课的决议，其实有几个理由。

第一，是全共斗运动者们的努力。文学部社会学科大四生在当时的座谈会上表示，「从引入机动队起，我们在学科讨论之类的会议上，最初都是反对罢课的。可是学生运动者的宣传活动相当高明，让大家都非常亢奋，也对运动者的理论增加了几分理解。」[512]

第二，是政治上的手段。在理学部的例子中，九月二十八日终于达到定额的学生大会得以启动，议长也由全共斗派的斗争委员会所掌控。但这次大会无论民青方的提案或全共斗方的提案都遭否决，仅决定十月一日重新举行学生大会。接着在十月一日的学生大会上，全共斗方澈底进行班级招募，发动同情派学生的总动员。接着全共斗方把「集结于共斗会议」的文字从罢课提案中删除，不让民青派的自治会委员长加入罢课实行委员会，并一直讨论到夜间，终于使无限期罢课的决议获得通过[513]。

第三个理由，是只要满足定额，便可由该学部人数「八分之一的同意通过罢课」。法学部十月十二日进入无限期罢课时的学生大会，趁着「睡罢课派」学生不在之际，全共斗与民青联手企图通过罢课，两派出动同情派学生，在学生大会上通过罢课决议。

已在自治省获得採用，大会时正好返乡的法学部大四生愤怒地表示，「心想只有法学部不会参加罢课，就放心地返乡，没想到运动者冷不防地通过罢课啊。」此外还有反对罢课派的学生也表示「太过乐观地推测代代木派与反代代木派不至于勾结通过罢课决议。」「说是『污浊的歷史』，但这样就会想问，为何要来东大法学部呢？」[514]

若决议罢课，因无法授课与考试，也有全部学生都遭留级的可能性。教养学部的某教授对「睡罢课派」的学生感到愤怒，于九月底表示[515]：「自己决定要罢课，事到如今却觉得厌倦，真让人看不下去啊。如果到了十月还不能重启授课，有可能全部学生都得留级。现在正是决定性的关键时期。他们连这种事情都搞不清楚。」

「睡罢课派」学生的漠不关心与不负责任，也让教授们感到心灰意冷。文学部教授的堀米庸三如此叙述[516]：「一如文字所表现的，非政治派学生，也就是说，大致上认真学习，但完全远离政治上的行动，在这层意义上称为非政治学生，我可以说并不喜欢他们。我毋宁更偏好不隶属任何新左翼党派，但自觉地拥有明确政治意见的学生。」

另也有下面这种「很像东大学生」的意见。根据当时的新闻记者表示，一九六八年秋天「抓住学生问过，对方竟回答『不用担心留级。如果我们无法毕业，日本的官僚机构将会有一年的空窗期。那样的话政府会很困扰的。』」[517]

如前所述，无论哪个大学斗争，照例超过半数的学生都属不关心派。但东大全共斗却非常不满不关心派，强迫对方选边站，表明是否参加斗争。

例如十一月二日都市工学科罢课实行委员会提出的诉求，除持续主张「以街垒封锁全校」，也唿吁[518]：「所有的学生、研究生都必须强迫选边站：是集结到全学共斗会议澈底战斗，直至贯彻七项诉求为止；或是与当局＝国家权力勾结，成为压制我们斗争的人。不允许站在斗争之外，或採取第三者的旁观立场。」

以「选边站」逼迫「中间派」是七月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以后的主张，不过东大全共斗在一九六八年秋天的态度愈发强烈，并强行封锁全校。全共斗的运动者大桥宪三于一九九五年回忆当时的情况[519]：

说是东大全共斗会议，其人数最大限度也不过三千人左右。……在东大，把教职员也算进去，本乡与驹场合计大约有三万人，因此全共斗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

最大动员人数三千人左右，日常照样运行，真的没有任何改变。校方经过毫无建树的议论，仍无法回应七项诉求。我们完全不清楚这时该做些什么。到了这个地步经常觉得「我们是赤贫阶级啊。」于是，遂变得「想迫使」他们一口气「进入决战」。

「无论如何，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对此有强烈的意识。我们的决心是，包括不管怎样都不发言的人，「与我们站在敌对立场也没关系，但什么都不说的话，事态根本无法推进」。不发声的人、睡罢课的人，强迫这些人做出选择，那就是全校封锁路线。

如此一来，全共斗藉全校封锁强迫提出质问：「斗争中不可能处于中间立场」，「向教授会＝权力靠拢，或者加入斗争的战争行列，现在就是决定自己主体的时候！」[520]如前所述，保守派的林健太郎受全共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即便彼此立场敌对，他仍态度鲜明。

但民青派的七者协于十月八日的集会指责「全共斗固执于七项诉求的方针，而该诉求根本不具改革东大的前景，还不断推进『全校封锁』这种毁灭性的行动。」[521]原本民青派的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在重新占领安田讲堂时，即批评全斗联「全校封锁」的主张，认为「那是没有任何胜利指望的不负责任方针。就算由一部分的学生从封锁本部推进到封锁全校，又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就算说『大学自治─东大的公社化』，究竟能推动到何时，他们有认真思考过吗？」[522]

但全共斗的态度强硬。到十月为止，教育学部以外所有的学部自治会皆已驱逐民青，顺着实现全校无限期罢课的气势，东大全共斗渐趋激进化。

十月二十六日助教共斗的诉求中，主张现行大学「是支撑日本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纯体制内的统治机关」，「抗争的同学诸君，冷静且大胆地破坏『大学』吧。如果想重建烧毁一半的民宅遗址，首先就要把剩下的民宅也一把火烧净。」而民青主张的设置协议会等制度改良方针，「完全是在与校方约定将提供积极协助，帮助大学『更好、更有效的管理』，这根本就是犯罪。」据此，他们主张「拒绝所有的幻想」，「透过全校街垒封锁，宣告『大学』的死亡！」[523]十月后半起，全共斗派的文宣品中，这类激进的论调越来越频繁。

但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学生发现那份茫然的不满，除了「从谁那儿借来的词汇」之外，实在找不出适合表现的话语。当时全共斗内要做立牌看板或传单之际，许多时候都「因『找不到话语』而感到苦闷。」[524]

他们对既存的大学感到不满，而设置协议会等机构改革或「大学民主化」又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样的不满即便藉由「与产学合作路线的对决」这种左翼用语来表现，又怅然地无法完全表达那股不满，难以捉住那种确实的感受。然而，对自己想要追求什么，他们却找寻不到确切的表现手法与言词。

例如九月十五日无党派学生个人发行的传单〈唿吁「你」〉中，提及「从六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日驹场涌现的『全校学生团结』今天已不复存在。组织的利益、学部的利益，等等等等，各种方向纷杂的目标逐渐浮现」之后，提出如此诉求[525]：

他已经无法忍耐。必须填补空白，用思考、用行动！他开始吼道：「声讨引入机动队！完全撤销不当惩处！要求大众团交！」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则燃起了一个最根本的要求。

「给我话语吧！」

话语并不是说给就能给的。如果发出质问而不能获得回答，如果抗议却不能成为力量，那就称不上保障「言论自由」。「有力的话语」──这就是他的要求。

然而，他并未得到赐予。

这篇文章说明存在着「声讨引入机动队」或「完全撤销不当惩处」等语言无法表现的「根本的要求」、「无法忍耐的空白」，笨拙地诉求自己找不出的适当的话语。他们对此不断感到苦恼，寻求确立「主体」的话语，渴望能够回应「生」之实际感受的沟通。

十月理工系社会科学研究会提出的传单中，终于表明对「主体性」这个词汇的不满足。这份传单一边引用吉本隆明的诗一边陈述[526]：「提倡『自我变革』，又说『痛苦』云云，那不过是集体性的自慰行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场斗争，并不能用普通的口号来传达。『民主化』？『反产学合作路线』？『粉碎国大协路线』？」「所谓的『主体性』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这不也是从他人之处借来的词汇吗？」「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身的话语。那究竟是什么？」

学生们找不到表现自己「根本性的欲求」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摸索属于自身的表达方式，甚至做出意义不明的传单。药学部的全共斗学生在十一月发出个人传单，指出「以武力为战术的扩大封锁，以存在意识为战术的吼叫留级！！」传单的内容如下[527]：

「在自己的存在与未来中，进入新的大学，为了共斗的存在要创造能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确立存在啊，展开永久确立化运动吧。／断然存在留级！！／斗争是破坏与创造。斗争不允许片刻的安宁。／不要畏惧封锁。正该展开封锁啊。／不要怕留级。正该进入留级啊。／一九六八—十一—十八 独立存在派 责任编辑 长田智博」

又署名「D．M．G」的〈起义吧，加倍起义吧！！〉传单有如此叙述[528]：「起义吧『少女』！！淡蓝色〔东大的校色〕的形象，现在只不过缠绕在柔弱的校旗与水手服的少许衣领上。首先用颤抖的感性摆脱一切的『不感性』，摆脱精神的处女性吧。」

「找不到适当话语」的现象，与「自我否定」相互连动。东大全共斗的机关报《进击》第三号中，以〈「堡垒的狂人们」〉为题刊登了如下的文章[529]：

「为了寻求失去的东西，我们踏上了非常漫长的斗争之旅。最初一直未能明确把握失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现在，确实预感到我们自身内部仍无法以言语型态把握的某种浑沌，似乎正走向崩毁。那是只能透过澈底否定才能回复的东西。」「否定首先要朝向自己。若无澈底的自我否定也就无法取得肯定，那是内在的个人否定。」「走向对存在事物的全面否定，就不得不踏上狂人之道。我们以身为狂人而自豪。只要体制尚且存在，我们的存在就会一直贴近狂人吧。」

即便如此，推动运动之际，仍必须使用自己也感到违和的左翼用语来讨论。大原纪美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写道[530]：「议论时，即便只有一瞬间，也会苦恼于如何把自己也不确信的东西确实化后说出。……所以，议论之后总是感到空虚。」「东大斗争的高峰中无论如何都得进行论争时，我记得对于把自己的理论确实化说出一事，特别感到害羞。」「为了什么而做了什么？东大斗争是为何而战？为何我会知道这种事情呢？毕竟那并非我追求的东西啊。」

在此状态下，一如日大斗争发生过的，能自信满满分析现况者，正是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大原对身为无党派的痛苦描述道[531]：「无论与谁对话都不行。就是这种无力感。革命家集团或思想家集团，不是为了与这种无力感做斗争，而是为了抚慰这种无力感的人们。」

这种「找不到话语」的状态，导致了对大学民主化等「改良斗争」的拒绝，并升级成不依靠话语的直接行动，这也更促成强迫在他者与自身之间选边站的严格主义（Rigorism）倾向。前述〈我们能爱九月的地球吗？〉一文中，除了谈及对「进步的文化人」与对民青的憎恶外，也如此叙述[532]：

如果我们想找出能掌握本质的场域，那就像，例如在讨论最热烈时，话语突然嘎然而止，想说些什么却找不出词汇，那种徒剩无可奈何的羞耻；或者打算说实话但脱口的却是谎言，那种痛苦；或者如同与双亲一起生活，无法拥有自己实际生活，对自身无力的自我厌恶……。而今天也是，恐怕明天也是，只能澈底质疑过往犹如习惯性活着的自己。我们不可讨论如花似锦般的华丽连带感。我们必须谈论自己。

「我要以我的方式澈底干下去。你也以你的方式干下去就好。面对敌人不可手下留情。必须要扬起怨恨。」

此处可看出，「想说些什么却找不出词汇，那种徒剩无可奈何的羞耻」引导出「我要以我的方式澈底干下去。你也以你的方式干下去就好」这强迫选边站的态度，变质为「面对敌人不可手下留情」这种採取直接行动的过程。

青年感受到茫然不满的「现代的不幸」，在今日或也可用「认同危机」来表达。然而，当时他们仅能取得「产学合作」、「帝国主义的重整」等左翼用语，或者包含「主体性」在内的存在主义用语。

欲突破这种困境，姑且只能找出一种方法。那就是透过全校封锁战术，强迫对方选边站：「你是敌人还是战友？说清楚讲明白。得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并把运动升级到「面对敌人不可手下留情」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能赋予他们「活着」的切实感受，而清楚区分对方是敌是友后，他们面对自己，应当也能获得定位。

这也将东大全共斗不断推至在七项诉求中未记载的「东大解体」。柏崎千枝子在手记中如此写道[533]：「我思考，单说七项诉求，似乎有什么不足之处。最终，除非把东大斗争发展成『东大存废』问题，否则就无法说我们站在全人民的立场。」「不从根底把东大解体，不执行到破坏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茶壶里的一场风暴罢了。」

不过这同时也与傲慢的「自我绝对化」相连。见田宗介在一九六九年初以〈追寻失去的话语〉为题，向《世界》杂志投稿了一篇东大斗争论[534]。

根据见田的观点，「他们只能活在现代文明的词语空隙之间。当他们试图用话语表达自我时，瞬间感到『错了，不是这样』。」「学生们喜欢在传单、私人的手记或日记中，运用奇特的新造词汇和表达方式……他们难以从既存话语中逃离，还附着着俗恶的一般常识（共同感受！），被迫缠绕在这样的脉络中，又拼命表现出拒绝的态度。」

但根据见田的看法，即便拒绝既存的语言体系，「他们也不拥有得以确切表达他们自身的语言体系。」且他们陷入「失语症的状况，并摆出拒绝沟通的态度」。归结这种拒绝沟通，即是「毫无底线的自我绝对化倾向」。例如封锁办公室本部时，傲慢叫嚣「『办公室职员算什么东西』、『你们明明啥都不懂』边将对方赶出办公室，见到流着泪、双手发颤的年轻办公室职员，却一味冷漠地忽视职员们的愤怒」等现象，接着「产生出无底线的新左翼党派分裂与『武装内斗』。」

东大法学部教授福田欢一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旋即写出一篇评论，讨论校方与东大全共斗的对话为何完全无法成立[535]：

……推进运动的学生一方，到最后无法以正确的话语表达他们自身的不满与要求。大众团交、学生权利、自由的自治活动之类的要求，说穿了就是对无权利状态、自由的压抑、帝国主义大学之类的批判，当事人不按往例使用惯用词汇，甚至在没弄清这些词汇的状态下，只凭一股模煳的印象使用。如果反问其意义而对方从运动的理论来阐述，很自然从一开始就会遭听者拒绝，因此演变成只追求回答是或否的状况。因此，若不能察觉他们用词背后的真实意欲，搞清那些话语无法承载的意义，无论他们藉此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或何种的要求，回答方在未能察觉的状态下，或者即使察觉了但也未尽力釐清的状态下，就只能继续维持沟而不通的状况。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小坂修平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536]：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与校方对话时，「全共斗一方频繁地要求校方『要有逻辑地回应』，『有逻辑』指的并非讨论说明道理，而是对学生们的所言所行，校方要负起责任且仔细妥切地应对，我觉得他们所说的，指的就是这种态度。」

亦即，东大全共斗所说的「有逻辑」，意谓要求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达到言行一致，属于伦理上的词语。不仅仅是「有逻辑」，教授们如果无法察觉话语中大量承载着言外之意，那么在团交的场合只会让事态更加混乱与恶化。

福田还如此叙述：「看起来现代的学生诸君，对大学的期待堪称是过度期待了。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几乎完全牺牲自己的青春，经歷多年的升学考试与学习，相信只要进入大学，所有的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如果不怀抱这样的错觉，或许他们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东大教养学部助教授佐藤诚三郎也写道，「身为升学考试战争的胜利者，风光进入东大时，他们有许多人都对东大与自己，抱持着可说是幻想的过度期待。在此状况下，当那种幻想破灭时，自然会爆发激烈的愤怒吧。」[537]

确实，当得知大学并非自己梦想中「探究真理的学府」，也无法解决自身面临之「现代的不幸」，更无法实现「主体的确立」，而将来自己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上班族」时，认为大学不过是「幻想共同体」，不过是「教育工厂」，所以必须将大学解体，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大学的「过度期待」。但，正如前面章节所述，这样的「过度期待」，正是六○年代大学斗争的能量来源。

随着东大全共斗的激进化，参与型态也发生变化。七月一日的全斗联声明「只要方向一致，行动多样也无妨。」然而随着时间推演，全共斗逐渐展现出「参加」或「不参加」的选边站严格主义倾向。例如都市工学科罢课实行委员会在十一月二日的新闻上即强调，「所有的学生和研究生都必须强迫选边站：是集结到全学共斗会议澈底战斗，直至贯彻七项诉求为止；或是与当局＝国家权力勾结，成为压制我们斗争的人。」[538]

如前所述，柏崎千枝子见到文学部长办公室的豪华家具，提及「『封锁』的思想」也「包含着把财产夺回……还给人民。」只是，她所谓的「人民」，只限于支持东大全共斗、参与斗争的人。她在此文之后写道[539]：「今后，只要是参与抗争战斗的人，我们一定会让他们进入街垒之中；只要是不抗争战斗的人，不管是否为东大学生，都要澈底逐出大学。」

之前表示成为「好医师」乃斗争原点的今井澄，在十一月底的座谈会上也改变说法[540]：「不管是教授或是学生，只要是干着支持统治阶层研究的人、自己想要成为官僚的人，都必须对他们採取敌对的态度。这不仅是在大学内进行论争，也要把这样的想法带入现实，带出街垒去。」

到最后，只要参加全共斗就会被要求拒绝妥协、参与战斗，不这么做的人会被指责为「墙头草」。「行动的多样性」在这种严格主义面前黯然失色。前述〈我们能爱九月的地球吗？〉一文中叙述道[541]：「要我们说的话，所谓的斗争，只能由一开始就打算澈底干下去的人来承担。」「只能澈底质疑自我。」

结构改革派理论家安东仁兵卫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如此说明[542]：

「这里有一篇某〔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激进派学生所写，名为〈大学革命〉的文章，其中写道『大学的主人公是学生，教授的存在应是为了侍奉学生』的『主人公理论』。接着又说『学生应该罢免全体教授。因为教授本身就是一种压迫者，根本不用去管教授中应当留下谁，而且跟民主的教授联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从教授形成教授会开始，他们就成为管理者、压迫者，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解散教授会，而是罢免全体教授。』文中更进一步说，『办公室职员之类的，在大学中也只是为了维持饭碗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守护大学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他们不过是以契约缔结雇佣关系的人，并非大学的构成人员或同盟成员，亦非公社的一员。』虽然最后说了一句『当然他们也有团结的劳工基本权』……。这种想法给我一种让人打从心底恐惧的菁英意识。」

东大全共斗之所以决定走上严格主义路线，强迫大家对封锁选边站，是出于大桥所述对「睡罢课派」的不满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教授或研究生都不理会斗争，继续自己的研究。这对否认自己特权位置，进行自我否定，重新质疑学问与研究意义的全共斗研究生与助教而言，是无法容许的事情。

助教共斗的村尾行一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写道[543]：「不幸的是，几乎所有教授都不理解我们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而且，一成不变地继续『研究、教育』，形成惰性循环。所以不幸地，『全共斗』诸君打出『暂时中止现在进行的研究、教育一类事宜，与我们一同思考学问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抛出这种本质性的理念性的问题，而且不得不以暴力的方式来推行。这就是『封锁』。」

揭示同样论述逻辑的文宣品不在少数。十一月二日都市工学科罢课实行委员会提出的诉求中表示，「现阶段『日常性的研究活动』行为，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压制斗争的同学。」[544]十一月十四日全学斗及助教共斗的驹场支部发出之〈封锁斗争宣言〉也陈述，全校封锁的意义在于「瘫痪成为政府垄断资本工具的大学机能」，「对那些揭示研究至上主义而与斗争敌对、支持当局的『中间派』，必须以尖锐的批判逼迫他们。」[545]

村尾进一步表示，「如此，因为不是当成所谓的斗争战术来使用，所以『东大全共斗』的『封锁』具备高度的伦理性。」[546]确实，七月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以及之后的封锁，与其说是政治战术，不如说是胁迫选边站的某种「质疑」的表现行为。正因不是别有所图的战术，所以「具备高度的伦理性」。至于这种伦理性变成严格主义后，是否会使全共斗失去支持，此处尚无这种观点。

第二个原因是，扩大封锁也本就是他们採取的战术。山本义隆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如此说明[547]：「东大斗争的过程，最重要的一如七月二日封锁校本部时明白揭示的那样，斗争由进步的分子预先掌握理解状况，透过这种形式的开拓，才能有所发展。斗争的指导性无法由斗争之前的多数意见反映出来。」这是指具备斗争意志的进步分子先採取直接行动，之后理当能触发大众，属于典型的先驱性论。

如前所述，七月二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是在几乎所有新左翼党派的反对下，由全学联、无党派激进派为核心来执行。从七月重新占领后不久举行的座谈会看来，全共斗的研究生与助教认为重新占领「封锁〔安田讲堂〕，被赋予质疑此事是对是错，你是支持或者反对的形式」，即「强迫判断」的行为，并表示「七月二日执行占领后，一直到五日教养〔学部〕进入罢课为止，老实说，那三、四天实在相当难熬。」[548]

全斗联的助教或研究生，作为具战斗意志的「进步分子」重新占领安田讲堂，逼迫全校学生表态支持与否，从结果而言他们取得成功，获得了支持。某全共斗派的学生在十二月的座谈会上表示，「关于占领钟楼，这事几乎被〔自治会决议等〕否决，但占领等于为这场关键的赌局打开新的局面。」[549]

前文已说明全斗联在重新占领安田讲堂后鼓吹封锁全校，故九月的全校封锁可视为七月成功战术的扩大版。又或者，没有明确展望的东大全共斗，实际上只能让局势依过往的路线继续升级。

但，十二月在全共斗派与民青派学生的座谈会上担任司仪的精神科医师滩．稻田表示，「同样的战术不可能每次都获得成功，希望大家仔细考虑」[550]，以此发言作为对全共斗派学生的感想。而且，全校封锁并未如重新占领安田讲堂般那么获得支持，这在往后的过程中也歷然呈现。

此外，全共斗对进入全校封锁后的大学，并没有明确的构想。宇野裕在十月的电视上听到东大全共斗学生的说法后，「感到非常在意。」[551]因为宇野认为「那段发言表明，东大学生主张大学里的直接民主主义，就是由学生掌权，由学生对老师发号施令。」

宇野如此写道：「他们想表达的事情我不是不能理解，学生要命令老师什么，那段说明并不充分，只是学生们提及霸权（hegemony）与命令这些词汇时，那种迴盪着冷淡的语调，让我大为反感。」「如果是被命令者因怨气爆发而想换到命令的立场的话，那既非社群也非任何东西。打算命令他人的一方，最终必然会再度坠落回被命令的一方。」

如此，东大全共斗在「找不到话语」的状态下，开始逐渐倾向严格主义，随着时节往深秋迈进，他们也逐渐遭到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