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庆大在评议会上决定调涨下一年度的新生学费。调涨幅度为：文科由六万日圆调涨为八万日圆，入学金由六万日圆调涨为七万日圆。另加上新规定，学生有义务缴纳设施扩充费十万日圆，以及无利息购买十万日圆的大学债券。最终的结果是，加上其他杂费后，第一年需缴纳的金额大约涨了三倍。

庆大的学生原本以保守、学生运动不发达而闻名。自治会活动上，根据当时的周刊杂志形容是「总之也不加入全学联，〔六○年〕安保斗争时甚至出现赞成〔安保修订〕连署运动的『少爷』自治会。」[2]即便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激化之后，《每日新闻》也报导「庆应大学中各党派的势力颇小，本次斗争过程中并未出现显眼的新左翼党派式行动。」[3]

当时的庆大并非完全没有共产党或新左翼党派运动者。虽至一九六三年上学期为止，自治会皆由保守派候选人当选，但一九六三年下学期时，结构改革派的FRONT掌控了全校自治会。校方提出校长意见书〈禁止学生的政治活动〉，但遭到运动者们抗议[4]。

根据一九六四年进入庆大的西井一夫回忆，一九六五年发生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时，经济学部、文学部、日吉的教养学部等自治会由FRONT掌控，法学部、商学部等则由自民党派掌控[5]。但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公安警察资料，整个庆大中构改派运动者约有六十人，共产党所属的民青派运动者约四十人，各派合计大概有两百人，谈不上非常强大，对普通学生更是几乎毫无影响力[6]。

当时的新左翼党派本来并不关心学费调涨这种校内问题。一九六五年，各新左翼党派的关注重点放在反对《日韩基本条约》斗争，学费调涨等则是枝微末节的主题。同时，对这种校内问题倾注心力乃是民青的事情，而且往往被人们视为与革命无关的改良主义式的迎合大众路线。

日后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学爆发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时，社青同早大学生班提出如下的中期总结[7]：「〔六○年〕安保斗争以后的撤退战中，至少在学生运动的领域中，『校内斗争』一直被说成是『右翼的』象徵。如『校内斗争是改良斗争』、『校内斗争是为了身边利益的战斗』等等。」

第三章提及的前共产同运动者藏田计成也在一九六九年的着作中，记述一九六五年当时的新左翼党派「充其量只把校园斗争当作校内斗争＝经济斗争，仅能在过往的理论范围内掌握。」「在革命的左翼学生中被称为『消耗性的斗争』。」第四章透过手记介绍的中核派奥浩平也提及「在战斗性的学生运动内部，往往有轻视校园斗争的倾向。」[8]

隶属庆大最大新左翼党派构改派的高田麦也在一九六七年记录「直到庆应斗争为止，『大学斗争』都不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课题。不，应该说根本不被承认。」[9]当庆大发生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时，其他大学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中也有人断定那只是「单纯的经济斗争，因为不具政治性，根本就是胡闹。」[10]

然而，当一月二十日决定调涨学费后，远远超过各派运动者人数的大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于校监局前展开静坐。二十二日的抗议集会中聚集了约三千人，自治会方面罢考定期考试，打出阻止提供考生「入学介绍」等的方针[11]。

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们对此现象感到震惊，因为当时适逢学生运动的低潮期，普遍认为大学生并不关心运动。据说「也有运动者关注此状况，因为他们自己的〔反对日韩条约〕街头抗争，总人数偶尔也不过才数百人规模，但庆大仅在日吉分校的校内集会便达五千人规模。」[12]

庆大的反对学费调涨斗争出现意料之外的盛况，一方面也是出于新左翼党派的势力弱小。如法政大学同一年也决定将学费调涨三十％，由于中核派的自治会代表与大学当局进行「高层交涉」，校方承认中核派控制自治会，作为交换，中核派则压抑普通学生的反对，最终得以决定学费调涨[13]。

然而，庆大因新左翼党派不具势力，无法控制普通学生的举动，故自然而然出现普通学生挺身参与运动的状况。这也是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被视为「新形态校园斗争」的理由。而各新左翼党派见到庆大与第六章后述的早大反对学费调涨斗争竟意料之外的影响广泛，认知到大学斗争是把自身势力渗透到一般大学生中的机会，值得加以利用，遂开始投注心力到大学斗争中。

即便在庆大，运动者原本也非毫无影响力。根据西井的说法，运动者们「撕破要参加考试的学生们的考卷，罢考派在教室中进行鼓动演说等妨碍考试，造成实际上无法应试的状况。」[14]各派合计约两百人的运动者人数，或许难以澈底进行妨碍，不过似乎确实曾发起过这类活动。

因为有这种状况，所以校方一开始认为反对运动起因于一部分运动者的煽动，乐观地判断事态应不至于扩大。一月二十六日校方公告：（一）学费调涨乃评议会上决定之事宜，故无需重新检讨；（二）校长不会针对学费问题与学生会面[15]。

但，事态发展超出了校方的预料。首先，因运动者干扰而无法应试的学生们，加入了罢考派。西井表示，「一旦自己的考试受到妨碍，这些学生就非常害怕其他人可以顺利应试，所以突然变身为强硬的阻止考试派。」[16]

校方的另一个误算，就是大学当局的态度造成普通学生的不信任与愤怒。一月二十三日，校长原本预定与学生代表见面，但校长却以健康理由并未出席，引发约二千五百名学生发起游行抗议「破坏约定」[17]。在罢考之后，自治会方也提出罢课，二十七日的第一届全校大会约有八千名学生参加，组成「阻止学费调涨全校斗争委员会」，并以压倒性的多数赞成进行罢课[18]。同一日，日吉校区展开放弃上学的罢课行动，在大学正门堆叠桌椅形成街垒[19]。

以街垒封锁大学的战术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即便阅读运动者们的回忆录也得不出明确的答案。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共产同学生组织的社学同据点校中央大学于一九六五年末因学生会馆管理问题发起罢课时，即以街垒进行封锁，这大概是最早的例子[20]。

根据三上的说法，「过往学生的罢课斗争就是学生不去上课，在教室前张贴传单，唿吁响应罢课。」但三上「前去中大一探时，感到非常惊讶。包含正门在内，学生们以桌椅在大学的各校门堆起街垒封锁大学。这脱离了过往罢课的印象。」

针对这段轶事，三上在〈率先打造街垒的男人们〉一章中讨论。不过在此事发生的近一年前，庆大就已经发生过以街垒封锁校园的状况。或许身为共产同运动者的三上治，并不清楚社学同成员稀少的庆大状况。

只是，中大学生似乎也不是从庆大学得街垒封锁。庆大的街垒看似是自然而然的行动，但也无法确认之前其他大学未曾做过街垒封锁。无论如何，一九六五年街垒封锁战术确实已经存在，日后也成为全共斗运动的固定战术。

各学部的学生大会上也开除了自民党系的保守派执行部，三田校区的各学部也展开罢课。二月二日的第二届全校大会约有八千五百人参加，二月五日的第三届全校大会约一万人参加，抗议不断扩大。

被视为保守学生众多的庆大，事态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无论校方或运动者们都前所未料。此后的大学斗争也出现过共通现象，即参与运动的人数扩散到普通学生的斗争状态，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大学单方面决定调涨学费或处罚学生。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当时大学生，如果校方要做重要决定但自己意见却不被尊重，或者校方拒绝与学生代表谈话的状况，就会表现出激烈反弹。

但在庆大，有关学费调涨等事宜，过去有经学生自治会与校长等事先交流后才决定的惯例。但这次却在学生为年度期末考试忙碌的时机，单方面做出公告。这种作法正是引发「战后民主主义之子」愤怒的原因。

学费调涨将从新年度的入学生开始，在学生的学费并无变化，但庆大教授指出「校方用一种因为没有调涨在学生的学费，所以跟你们没关系，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也无妨的说明态度」，「这是最让学生愤怒，心中冒火的原因。」这反映出接受民主教育的学生，无法容许此种说明态度。如此一来，学生高举「校园民主化」，要求将调涨学费全案退回，并确立与学生的事前协议制度[21]。

另一类是大学方面背叛了学生的信任。如第二章所述，此时期的学生并未完全脱离往昔对大学与教授的印象，仍认为大学教授身为知识分子，不只在知识上，也期望他们在人格上应更加高尚。然而，与学生方代表交流后理事却食言，这种「破坏约定」的行为背叛了学生心目中的大学、知识分子印象，所以学生们才感到愤怒。

当时一位班级委员如此回答周刊杂志的访问[22]：

再怎么说，调涨的幅度实在太大。学生之间自然出现「乱来」的声音。既无视于事前与学生交流的惯例，也比往年晚了许多，而且会突然单方面地公告。这不仅违反规则，也不得不让人推测其中有不透明之处。……公告时机，大概是看准期末考之前发布吧，但学校实在是太小看我们了。正因为是考试期间，所以学生更认定这是每个人的问题。在班会讨论时反而激起大家的抵制。

全校自治会委员长寺尾方孝在二月三日的报纸採访中如此说明[23]：「学生们愤怒的是，趁着大家忙于应付期末考的时机，偷袭式地宣布学费大幅调涨。从过往起就流传着学费将调涨的传闻，但此前惯例都是事先与学生进行协议。」「加上原本答应见面的校长以『拉肚子』为由并未现身，到庆应医院住院去了。」「即便调涨也未保证将在福利保健设施方面回馈给学生，眼下图书馆椅子不足，教师人数也不足，而且薪水也极低。」「我们知道大学财政相当困难，但是，却不告知教授、学生们真实的状况。我们把学费调涨当作一个契机，寄望走向一个打造校园民主机构的方向。」

当时庆大的财政确实颇困难。不过其中除了重建战争中烧毁校舍的资金需求之外，其实也有理事会缺乏计画的散漫财政才导致此种结果。

经济高度成长下，大学升学率急速攀升，包含庆大在内，各私立大学为了对应增加的学生必须增建校舍。当时周刊杂志指摘，因庆大校方认为「即便〔经营〕困难，但若不盖出豪华的校舍，学生就会被其他大学抢走」，所以硬是建筑了校舍[24]。当时周刊杂志的报导如此形容此类私立大学的经营状况[25]：「即便了解这种行径是立足于经营赤字上的过度竞争，在校舍上仍旧追求现代化，因为如果不盖得更气派，『顾客』便不会前来，所以又投下资金。如此一来，赤字又再度增加，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庆大计画从校友捐款来筹措新建校舍的费用。但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校园整备建设共花费十四亿六千万日圆，而校友捐款只有八亿一千万日圆。此外，大学医院的建设费用高达二十二亿八千万日圆，而为此筹得的捐款仅一亿六千万日圆。当中的差额，都由借款来补齐[26]。

正因以这种过于天真的财政计画进行校舍增建，致使庆大的财政处于破产边缘。一九六四年一位从实业界转任来的某理事认为，「如果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大学大概不超过两年就完了。」[27]

发生此等事态的背景原因，部分在于经济高度成长下急速膨胀的大学并未整备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系统，仅凭过往小规模大学的感觉在经营。据当时的报导称，「私立大学的前现代式会计」「不只是庆应而已」，各地私大「鲜少採取复式簿记的做法，当时几乎也都未评估占学校资金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28]

日本私立大学联盟（由五十八所大型私立大学所组成）的事务局职员接受杂志採访时如此叙述[29]：「几乎都是煳涂帐啊。不动产的价格就照购买时的价格原封不动地记载，折旧价格什么的都没评估。如果需要新的校舍，就在每个该当年度说『靠捐款来筹措吧』、『提高学费吧』之类的，做法简直就像前现代私塾的老先生啊。」

庆大的财政失败，是大学组织的经营面对经济高度成长的结构性变化时，因无法追上现代化的大学现状，而导致的结果。这些亏空的部分，遂通过调涨学费推到学生身上。加上密室经营的会计内容并不公开，也不听取学生意见就单方面决定，导致接受民主教育的学生群情激愤。

一九六七年春，某评论家如此评述一九六五年的庆大罢课[30]：「所谓的财政危机只是巧妙的掩饰。那不过是理事们为了把自己极度稚拙的大学行政方式进行责任转嫁，是非常卑劣的欺瞒。这么说的证据，就是他们从未公开困顿的财政状态。」「被认为最老实的庆应学生们，突然为了反对学费调涨挺身而出，其根本原因除了对学费调涨的不满，肯定还有『无法忍受继续被愚弄』这种心理上的理由。」

自治会成员在此斗争后写下的评论也有如下主张[31]：「学生在学费斗争中发挥的能量，的确并非单纯为了反对学费调涨而生。除了对经常私下进行、讯息未能传达给学生的大学管理方式做出反弹，其他诸如比其他大学更夸张的量产型教育、对甚至没有学生会馆的教育环境感到不满等等，都在斗争过程中一口气爆发。」

如这名学生所述，对量产型教育的反弹，也在斗争扩大中增强。如第二章说明过的，当时许多私立大学入学时都徵收授课费、入学费、设施费、捐助款等约四十至五十万日圆。但私大学生一般每个人可分配到的教授人数只有国立大学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授课费却是国立大学的八倍至十倍[32]。

而且，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庆大学生人数大幅增加，成为仅次于日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全国第三大巨型校。国立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人数对比，是一位教授对十一名学生，私大则为一比三十人至六十人，每堂数百人的量产型授课连椅子都不够坐，许多学生甚至选不到教授带领的小班研讨课（seminar）。上述这些庆大罢课的背景因素也被报纸提及[33]。当时的周刊杂志也对庆大罢课提出同情论调，认为「缴纳的学费比国立高数倍，教室却挤得像沙丁鱼，连可坐的椅子都没有，学生们实在可怜。」[34]

舆论与考生也反对学费调涨。当时的周刊杂志介绍了一些考生的心声，如「原本考虑一桥与庆应，最后决定报考早稻田」，「父亲听闻庆应调涨学费后非常恼火，脱口说出『罢考庆应！考生中有没有愿意站在庆应大门唿吁罢考的勇敢武士？』」[35]庆大内则出现「儿子入学，爸爸要饭」、「从庆应退学把钱拿去夏威夷观光」等口号，《朝日Journal》杂志则报导「舆论压倒性地支持学生」[36]。

一九六五年，大学刚毕业后的平均起薪为二万三千日圆。这种情况下，入学时要求缴纳三十六万日圆，此等大幅调涨反映出校方对社会缺乏理解。庆大教职员工会也支持反对调涨的运动，理事之中也有人不知该惊讶还是该欢喜地发言表示「没想到庆应少爷（庆応BOY）心中藏着此等冲劲」[37]。

普通学生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庆大地位可能降低。若依提案实施学费调涨，那么贫穷却优秀的学生将对庆大敬而远之，可能沦落为学力低落的有钱人子弟专属大学。

当时的报导传达了如下的学生心声[38]：「如果我今年合格了也不会去庆应。」「受不了学弟全变成有钱的公子哥儿。」「这次的调涨似乎在鼓励走后门入学，让我们光荣的母校变成低能不成熟孩子的大学。」「如果变得全都是有钱人孩子，大学的品质将会低落。」

当时的《朝日新闻》如此报导[39]：「这次的纷争中许多学生诉求『庆应绝非少爷学校。希望大家改变看法』。」「虽说与在学生无关，但许多学生仍有『想到自己父亲的收入实在付不起此等学费』的感受。学生们表示，『不该让庆应成为只有富裕学生的大学』——这是他们最初浮现的真实心情。」

根据当时的杂志报导，庆大学生中，大企业经营者的孩子有十三％，农林水产业者的孩子有一．二％，端看此组数字，似乎就是「少爷大学」。然而，庆大内受薪阶级的孩子有四十四％，中小企业者的孩子有二十九％，此数值与早大、法政大并无太大差异。该杂志根据此数据，表示「〔庆大〕绝非布尔乔亚大学」，「不带政治意味的『别让庆应成为富裕特权阶级专属的大学』口号，强力扣紧他们〔学生〕的心。」[40]

所谓的庆大斗争，在多重意义上是经济高度成长导致社会变动的结果。巨型化的大学只能提供量产型授课，会计与营运则追不上庞大化后的状况。加上升学率提升后，庆大里不富裕的学生也增加。这些要素累加之后，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才会突如其来地爆发。

2 〈庆応〝坊ちゃんスト〞の误算〉（《周刊サンケイ》一九六五年二月二二日号）一六页。↺

3 〈危机に立つ私学（中）〉（《毎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晚报）。↺

4 〈庆大纷争〉（收录于公安调査庁《学园纷争白书》上卷，一九六七年四月）七一—七二页。本书是一间地下出版社冥土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复刻之《公安関系资料集成》的第三卷。封面上记有「极秘」字样，对当时各大学的纷争原委与各新左翼党派所属的运动者人数、普通学生的意识调查等皆进行详细的调查，可看出是公安调查厅的极秘资料。↺

5 西井一夫〈全共闘への道〉（收录于前揭〔第一章〕《一九六八年バリケードの中の青春》）二二三页。↺

6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二，七五页。↺

7 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早稲田大学学生班〈早稲田大学闘争の中间総括〉（《月刊社会党》一九六六年五月号）六○页。↺

8 前揭蔵田（第三章）《安保全学连》三○六—三○七，三三二页。前揭奥（第三章）《青春の墓标》一五二页。↺

9 高田麦〈大学闘争とトロツキズム批判〉（《现代の理论》一九六七年五月号）六○页。但高田表示「安保斗争后，尽管是结构改革派，但旋即主张『大学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持续保持积累」，并举立命馆大学与神户大学的大学革新运动为例。确实，如第四章介绍过的高桥彻研究也主张构改派运动者把大学视为直接民主主义的实验场而当作斗争对象。但，立命馆大学等在一般的理解中乃透过共产党派的自治会或教授的活动形成「民主的大学经营」，因此高田的主张是否恰当，难以判断。↺

10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四六页。↺

11 〈学费値上げ反対〉（《朝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一月二二日）。〈きょう授业放弃〉（《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一月二三日）。↺

12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四六页。↺

13 同前书一一四五。↺

14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页。↺

15 〈各校舎で授业放弃〉（《朝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六日晚报）。↺

16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页。↺

17 前揭〈きょう授业放弃〉。↺

18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二页。↺

19 〈日吉校舎で全级の授业放弃〉（《朝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一月二七日晚报）。↺

20 以下三上的回忆出自前揭三上（序章）《一九六○年代论Ⅱ》二七—二八页。↺

21 前揭铃木（第一章）《学生运动》一五五页。前揭大野《全学连》一四五页。↺

22 〈庆応大学〝学园騒动〞始末记〉（《平凡パンチ》一九五六年二月二二日号）三五页。↺

23 〈〝抜き打ち〞に怒り〉（《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

24 〈春寒い私学のフトコロ？——庆応大学ストライキの背景〉（《周刊朝日》一九五六年二月一二日号）四五页。↺

25 池田信一〈明治大学——バリケードの背后〉（《现代の眼》一九六七年三月号）一六八页再引用。此处引用自《周刊読売》的临时增刊号，因没有号数故无法对原本进行确认。↺

26 〈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四日号）一四，一五页。↺

27 〈庆大纷争の残したもの〉（《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

28 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七—一八页。↺

29 同前报导一八页。↺

30 兵藤昭〈最近の私学纷争とその本质〉（《月刊社会党》一九六七年三月号）一○六，一○四页。↺

31 山崎馨〈庆応大学自治会の大学改革运动〉（《中央公论》一九六六年三月号）三七五页。↺

32 前揭兵藤〈最近の私学纷争とその本质〉一○四页。↺

33 前揭〈危机に立つ私学（中）〉。↺

34 前揭〈春寒い私学のフトコロ？〉四五—四六页。↺

35 前揭〈庆応大学〝学园騒动〞始末记〉三六，三七页。↺

36 〈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号）二四，二二页。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二页。↺

37 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三页。↺

38 前揭〈庆応大学〝学园騒动〞始末记〉三六页。〈「陆の王者か金の亡者か」〉（《ルック》一九五六年二月一一日号）二○页。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二页。↺

39 前揭〈庆大纷争の残したもの〉。↺

40 前揭〈学费値上げの被害者たち〉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