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多数的全共斗运动并不像上述的学生那般素朴。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展开全共斗运动的学生，比起寻找出诉说自身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话语，他们选择借用从东大斗争纪录书籍等等中学来的左翼用语。

从一九六九年五月开始的东京女子大学斗争，清楚展示了这种情况。在这间学校，一九六八年春天也曾爆发要求撤回学费调涨的斗争，但在教授们的说服之下避免了罢课的发生。当时的学友会执行委员表示，「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因为，我们连怎么确立罢课权都不知道。」88

一九六九年的东京女子大斗争，是以抗议自民党提出的《大学管理暂行措施法》为名义进行的。这个法案的内容为，依据文部大臣的职权，若纷争持续超过九个月，则可以关闭该大学，若过了一年也无法解决，则可以直接废校。89该法案虽然在八月透过强行表决通过，但在许多大学都展开了罢课等抗议行动。五月三十日在东京女子大进行抗议罢课时的样子，一位学生这么记录：90

我们很清楚，如果现在我们不站出来，那就将意味着自己的失败。

否定作为真空地带的东京女子大，否定在里头娇生惯养地过活的自己，正是这些否定驱使我们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逃脱出来。

三十日晚上十一点过后，「罢课决议」在压倒性的同意下通过。那瞬间「哇——」地爆发出一阵欢唿。在四年级的学生中也有人因此喜极而泣。「从现在起，新的事情将会开始发生」——许多学生在那个晚上因为太过兴奋而无法入睡。

罢课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千余人聚集在中庭的草地上，全身满溢着开放感。同时，对长久以来都生活在东女这个安全地带里的自己进行质问的认真姿态，让所有同学的脸庞显得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这场斗争开始以前，我不太清楚继续留在东女的意义，打算离开大学。但是，当昨天做出罢课的决议时，我打从心底认为『啊，还好我留在东女，从现在起真正的生活即将开始』而流出泪来。我打算澈底地投入这场斗争。」

以这位同学的发言为首，许多同学都表明了参与斗争的决心。

我们的斗争，将许多东大斗争中全共斗所说的词语化成了自己的东西。

「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探问在日常秩序中的学生与研究者的社会角色（知识的『看门狗』），否定这般被社会规定为『国家的客体』的自我，并将这种『拒绝』的斗争组织化。透过对『做学问的我们』的重新探问，反过来揭示『学问』的存在基础，必须拒绝与社会肯定性地紧密勾结的学问，并追求原本意义上的『学问』——拒绝现实的运动。我们的斗争方向，就在于构筑担负这种运动的『学问』的主体（运动体）。」

在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在和平与繁荣的高度成长下，面对「现代的不幸」而无法拥有活着的实感的学生们，找到了突破口而感到兴奋的样子。「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逃脱出来」、「否定娇生惯养地过活的自己」等语句展示了这点。

然而，第二点，「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逃脱出来」并想要「否定娇生惯养地过活的自己」的冲动，与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罢课的决议之间连结的必然性并不明显。可以说，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是大义名分，他们真正的心声似乎是想透过直接行动来掌握活着的实感的欲求。

第三点，他们从东大全共斗那里借来了用以「说出」自己的冲动的话语。写下上述文章的学生，自认为「将许多东大斗争中全共斗所说的词语化成了自己的东西」，讨论着「自我否定」、「研究者的社会角色」、「对『做学问的我们』的重新探问」、「揭示『学问』的存在基础」等论题。然而，这些是由未来将成为研究者的东大研究生与助教提出的论点，对大学部学生来说并非一定适用。而且，也看不出来这些要怎么连结上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

写出这段文字的学生大概也阅读了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大量出版的东大斗争相关书籍，并使用了被书写于其中的语汇吧。就这样，东大斗争成为大学斗争的范型而广为流通。

根据东京女子大的大一运动者的回忆，「与同学们一起，日日夜夜地制作讨论集会资料、刻写传单的木刻版、印刷誊写本、书写站立看板等作业，以及参与讨论集会、学习会，发传单等等。虽说如此，并没有『自主制作』的东西，全部都是按照上级生的指示制作的。」91当时的东京女子大有社青同解放派的运动者，因此也有一部分是透过了这些人引入了新左翼党派和东大斗争的语汇。

尽管如此，东京女子大的斗争在名义上高举着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但在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中，在诉求与目的不明的情况下，部分学生还是发起了街垒占领的事例很多。自东大斗争的中期开始，斗争的性质从为了实现诉求的斗争，转变成为了表现行为与「夺回自我」的斗争，在进入一九六九年后的全共斗运动中，这样的倾向又更强烈。川本三郎这么描述全共斗运动的特徵：92

对于全共斗的学生来说，实际上「大学改革」这样的具体主题随便怎样都好。那种东西属于所谓「how to」的范畴。相较之下，重要的是对于更为根本的自我生活方式进行全面性的质疑。比起「怎样才能让大学变得更好」这种现实层次的问题，「你是谁？」这种理念层次的问题才是重要的。可以说，比起政治语言，学生们更看重的是诗性语言。

川本接着描述，在全共斗运动中「比起探究具体解决办法的运动，持续质问『你是谁？』的这种自我怀疑才是重要的」，「因此这最终成为了没有终点的永久怀疑运动，在现实层面，这是事先就被预期将会失败的运动。」93

川本说的「全共斗运动」的特徵虽然适用于东大斗争，但并不适用于日大斗争。日大斗争，以及之前的前全共斗期的大学斗争，乃至初期的东大斗争，都有明确试图藉由校内改革达成的目标。「你是谁？」这种「实存的」问题成为主轴，是中期以后东大斗争的特徵。

然而川本的描述也没错。因为，一九六九年扩散至全国的全共斗运动，几乎都以模仿东大斗争的形态进行，比起想要达到的目标，「你是谁？」这种「寻找自我」的动机是更为优先的顺位。

例如一九六九年二月成立的早大反战联合，是由受到安田讲堂攻防战刺激的学生组成，他们提出了「串连东大、日大，在早稻田筑起叛逆的街垒」的诉求。在其中，讨论到了因经济高度成长出现的对「这个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憎恶」，并提倡拒绝取得学分毕业成为现行体制的一员，「要求与权力勾结并安居在日常性之中的教授与学生全体，提出『你是谁？』的质问」与「真挚的自我否定」。94他们展开粉碎毕业典礼的斗争，并街垒封锁了第二学馆与大学本部。95

这个诉求的特徵在于，只强调了「你是谁？」这个「真挚的自我否定」，而并未提及关于大学制度的改革、不当处分的撤回，甚至反越战（就算这是以「反战联合」为名的团体提出的诉求）。比起这般「具体的主题」，他们将重点放在「对这个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憎恶」与「寻找自我」上。

这个早大反战联合最终发展成了早大全共斗，而反战联合的成员、后来成为评论家的津村乔，如此形容一九六九年的全共斗运动：96「看着东大、日大的行动感到憧憬，不知不觉中就搞下去了。这反而是最典型的情况。当时，应该说是先封锁了以后才开始寻找意义吗？早稻田也是这样。」「如果说全共斗曾暂时性地具有了力量，那并非因为政治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东西。」「坦白说，全共斗都是政治白痴。」「对于被给予的话语的反感，想要拥有自己的话语，这种渴望到激烈的要求，是『全共斗世代』所共通的。」

成蹊大全共斗的一员，后来成为作家的龟和田武，在一九八四年的座谈会中，对于筑紫哲也提出的「在对于大学的要求中，真的有你们切身的感受吗？」的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97

「并没有。坦白说是完全没有。除了像日本大学这样特别施行着奥斯威辛体制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不管是什么议题都好，总之先找一个来充当斗争的课题」。「这场斗争姑且先有着像是要阻止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重构之类的定位，而因为我们都还是得在一般学生前这么说，所以我们会像鹦鹉学舌一样把这些话牢牢记在脑中，但其实几乎不相信那些内容。为了越南人民也行，为了工人阶级也好，说所有人都这样或许有些过头，但我们认为『那些随便都没差』。总之我们当下想做的只有斗争而已。」

学生们找不到可以述说自己正在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话语。看着安田讲堂攻防战与其他新闻，感受到街垒封锁充满生命力的实感与对「自己的话语」的掌握。因此，虽然在表面上提出「为了越南人民」、「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等口号，但实际上「总之我们当下想做的只有斗争而已。」在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中，这种心态应该或多或少都共通地存在着。

一桥大学的斗争也是起于突如其来的街垒封锁。根据曾任一桥大学全校斗争委员会（一桥大全共斗）代表的井上澄夫回忆，一九六九年五月，志愿者组成「大学立法粉碎罢课执行委员会」，突然占领了大学本馆。但是，因为他们是在想好诉求之前就实行了占领，所以当校方问「为什么要进行街垒占领」时，学生方回应说「你们把手放在胸前好好想一想。」98

一九六九年五月成立的弘前大学全共斗，集结了几个党派的学生，以及在头盔上写着「喵罗美派」或「笨蛋伯派」ii的无党派学生，以「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的游行展开了行动。然而，其中一名全共斗成员发言认为，「如果我们细究于一个个〔占领的〕理由，那就什么都做不成。因为是要让我们学生自己管理大学、经营大学才占领大学的，这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九月，行动已发展成大学本部的街垒封锁。99

另外，东大斗争的方法之所以能广为流传，也是因为很容易模仿。过去的学生罢课等，必须经过自治会、学生大会的重重决议，最后再扩大成全校罢课。然而东大全共斗的方法是，只要具有「斗争意志」的少数战斗者自由集结，毅然进行占领就可以。

这么一来，只要某大学数十名志愿者或党派的运动者自称「XX大学全共斗」占领大学本馆，那么就无须经过自治会决议等过程。如果因此被批评为无视多数学生意志的话，只需反驳说「狗屁波茨坦自治会」，或者「多数的不斗争者抹杀了少数斗争者的意志，这就是形式上的战后民主主义」就好。这种反驳的范例，在东大全共斗编纂的书籍中有很多。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就是这么简单就能轻易模仿的运动论。

模仿的其中一例，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以文学部法文科的人事问题为契机展开的立教大学斗争。自称为「文学部共斗会议」（文共斗）的学生们提出了「六项诉求」，在五月以街垒封锁了文学部研究室大楼。100文共斗在九月进一步发展成了全校的全共斗。

他们的传单和文书中的词语，很多是从东大全共斗那里借来的。在其中，他们控诉「〔教授〕站在教育的位置上管理学生，却全然不自觉其犯罪的加害者性」，批评「『大学自治』、『教授会自治』的幻想观念」、拒绝将「校园民主化」视为「现代化路线」，并主张「父母、老师、恋人总体而言是帝国主义者。个别而言，他们是家庭帝国主义者、是产学合作的始作俑者」。在学生大会上，有人质疑「为什么在没有学生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强行封锁」，但共斗方却只回应这是荒谬的「形式民主主义」。

许多教师对被借用来的「帝国主义大学解体」或「反对产学合作路线」等口号感到违和。文学部的一位教师表示，无法理解教授文学这件事为什么是「产学合作路线」。「他们批判我们施行服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教育，或是产学合作路线的教育等等，但单就文学来说，我不理解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而在进行街垒封锁的学生方，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认为法国文学的课堂是「产学合作路线」。反而在一位女学生所说的，「无法拥有自己真的现在在这里活着、存在着的『实感』」、「我们的热情需要空间、需要实现。『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试着去做」这样的话语中，才清楚呈现出他们进行街垒封锁的真实动机。

由新左翼党派单方面地进行街垒封锁，以此在全共斗扩张自身派系势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在多摩美术大学的街垒封锁过程中，掌控了自治会的社青同解放派突然封锁了大学本馆和图书馆。「当时的学生如果不认可街垒封锁，就是校方（体制方）的一员，不偏向任何一方试图保持非政治性的人，同样也会被视为体制派。」101

由新左翼党派掌握的自治会进行街垒封锁等行为，与被认为打破了自治会框架的东大和日大的全共斗运动完全不同。在东大斗争中提出的「你会怎么做！」这种二选一的问题，也被转换成支持还是不支持该党派的表态。

此外，很多在一九六九年开始封锁行动的学生，是向往着其他大学街垒封锁时祭典般的氛围。一名参与了多摩美大封锁的无党派女学生如此回想：102「我的同学是想要好好毕业然后找工作的女生，所以她生气地打电话给我说，接下来就不能上课了真是很麻烦。听她这么说，我心想，啊，不用做作业了。不知为何相当兴奋，感觉就像祭典。从这种封闭状态中看去，街垒里头看起来更有意思。所以当街垒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进去里面，或许就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我真的想都没想就跑了进去。」

一九六九年六月，由桃山学院大学全共斗发起的街垒封锁，也是由新左翼党派所主导。他们主张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案，占据了一部分校舍。然而，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全学总誓师集会上，虽然在学生和教职员压倒性的赞成下，通过了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案的决议，但全共斗提案的街垒封锁与全校罢课却遭到了否决，仅通过为期一周的有限期罢课。但全共斗还是强行进行了街垒封锁。

强行进行封锁的，是将大学斗争视为吸收运动者场所的新左翼党派。桃山学院大全共斗是由多个党派与若干无党派学生所组成。桃山学院大教授真继伸彦如此描述桃山学院大斗争：103「封锁的真正领导者，是各个党派的指挥部。运动被党派合议所主导。无党派的学生也逐渐无法避免地被党派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乃至行动力支配。」

参与了联合赤军的植垣康博在回忆录《士兵们的联合赤军》中记述了他也曾参与的弘前大学斗争。经歷过东大斗争的小坂修平对植垣的这个斗争过程这么说：104

「读《士兵们的联合赤军》就会发现，六九年之后全共斗运动的展开与六八年的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植垣原本以俄国革命为想像中的范例，试图在大学里搞革命运动，他以『必须将大学变革成可以从事反战、反安保斗争与沖绳斗争等政治斗争据点的大学』为理论，整合了之前存在的斗争组织，并成立了弘前大的全共斗。这可以说是从全国性政治斗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从革命运动方发起的校园斗争。」

小坂认为，一九六八年的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是从校内问题自然发生的。然而，一九六九年的大学斗争，则是起因于新左翼党派试图使大学变成七○年安保斗争的据点。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时，对大学斗争还不屑一顾的新左翼党派，开始重视大学斗争，认为大学斗争可以用来扩张本身势力与确保据点。

另外，一九六九年的全共斗运动中，跳过了一般学生自发地站出来、长时间讨论参与斗争的过程，而演变成数十名党派成员或无党派运动者常常为了激进化斗争而独自行动。一九六九年二月开始的京大斗争中，京大中核派的一位学生表示，从二月开始「斗争不管怎样都必须在东大斗争取得的成果上前进。」105

另一方面，一九六九年三月，前来京大声援的东大驹场共斗的成员据传这么说，「党派强行硬干，直接切断和未能跟上的人的关系。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他们并未掌握住支持着街垒的大众。」「大众与先锋之间的落差反而正在扩大，大众对只有军事方针的〔京大〕全共斗干部感到困惑。或许应该考虑藉由大众讨论来集结无党派的激进分子才是。」《朝日Journal》针对京大斗争写道，「应该说过于急躁还是必须急躁呢？总之，可以说试图在短时间内继承『东大』的运动所产生的矛盾，已经在此暴露了出来。」106

也有许多一般学生对于直接引用东大斗争对「学术中立性」的怀疑与「自我否定」的主张摸不着头绪。根据一九六九年五月《朝日Journal》的记事，「东大斗争中，从长期对『真正的学问是什么』的根源性提问中长出了自我否定的论点，进而连结上超越学校范围的变革思想。但京大全共斗从一开始省略这个作业的倾向就相当强烈。然而，在各学部的斗争委员会中，也根深柢固地存在着无法跟上这个抽象理念的党派行动的氛围。」107

后来身为武装斗争主张者而为人所知的泷田修，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篇以京大全共斗名义发表的文章中这么说：108「与东大斗争同时或相继爆发的各大学全共斗的斗争，因为是被东大所框定的斗争，所以在现实上被要求以东大所达到的境界（——由安田城所象徵的——）为基础出发。因此，由于这个现实的要求，斗争的节奏不得不是极度一拳毙命与具飞跃性的。运动的内涵，从一开始就必须带有抽象理念的性质。因此，对于安田城以后的各大学全共斗的斗争来说，强力的党派牵引力＝指导性是不可避免的。」

东大斗争与日大斗争，是从经济斗争和大学民主化斗争开始的，「大学解体」及「自我否定」等口号，是在长期斗争的后期才出现的东西。当时早大的助教西川润写道，「坚持了一整年的东大、日大斗争的结论性口号被直接带进来，教师和学生大众就在搞不清楚问题所在的状态下，在『大学解体』、『无限期罢课』等口号前徘徊。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吗？」109然而如前述，就算被称为「东大．日大」，大部分也只是东大斗争表面性的模仿。

结构改革派的年长领导者安东仁兵卫，在一九七二年联合赤军事件后的对谈中，如此总结安田讲堂攻防战以后的全共斗运动：110

……在那之后全国的全共斗斗争几乎都开始追随「安田斗争」。安田成为了斗争想要达到的目标。不，更严谨地说不是达到目标，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安田型」。也就是说，无论是立命馆还是广岛、京都，都跳过群众讨论、提炼诉求和创造出群众性组织的过程，而是一开始就封锁城池，而且还要找有时钟的地方、有时钟的建筑物，在那里戴头盔、拿棍棒死守城池，由此展开斗争。从最初就挑起了引入机动队的终局。……在东大斗争中一定程度存在的艰难过程都被省略了。不是日大型而是东大型，更确切地说，是单纯且短路的「安田型」成为了范本。

安东的这个说法中，也有稍微被简化的层面。例如在京都大学斗争中，从一九六九年一月起围绕着宿舍管理问题，学生部展开了封锁，京大校方获得民青等组织的协助，排除了这场封锁后，反民青派的京大全共斗成立，一直到二月二十六日起本部的钟塔遭到占领，斗争其实也经歷了一定的过程。111

话虽如此，一九六九年的大学斗争多数受到东大斗争的影响，都倾向跳过讨论、直接进行封锁。参加广岛大学全共斗的学生如此回忆：112「斗争採取的团体交涉、街垒封锁、无限期罢课等方法，并非直接诉求学生大众，探问大学应有的存在方式等对于内容的追求，而是被激进的形式困住，原封不动地延续着之前的学生运动，已然失去了创造性。」

社学同的资深运动者荒岱介，这么评论一九六九年的全共斗运动：113「地方的大学也一样搭建起街垒，这确实是年轻人对世间的叛逆，但也仅止于此。……虽然对拼了命展开斗争的年轻人的心情与想法抱持敬意，但那些行动确实也沦为一种既定形式的流行。」

一九七一年，前京大全共斗的运动者，将京大全共斗形容为「那不是全共斗」，并这么说道：114「简单来说，只是继承了运动的形式，完全没有实质内容。这不只是京大，从全国来看有相当多这样的情况。」另外，记者上野宏志在一九七二年的对谈中评论，「真的像全共斗的运动只有东大和日大而已，其他全部都只是新左翼党派以全共斗为名进行的行动。」115

上野的评价，可以说是无视了无党派运动者的极端论述。早大反战联合的主体是无党派的学生，根据植垣康博的回忆，弘前大全共斗的核心运动者约有五十人，其中第四国际、社学同、中核派、革马派、社青同解放派、ML同盟等各有数人，其余全部都是无党派。在斗争的初期阶段，「全共斗并没有受到各党派的操弄。」116然而如后文将提到的，到了斗争后期，弘前大也是由新左翼党派掌握了全共斗的主导权。

全共斗运动的数量以一九六九年为高峰。这一年，国立大学七十五所中有六十八所，公立大学三十四所中有十八所，私立大学两百七十所中有七十九所爆发了斗争。然而，几乎没有像是日大斗争及东大斗争那样具有全校程度广泛性的斗争。可以说，实际的情况是在各地大学都有部分学生模仿着由东大斗争确立的范型。

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虽然在被冠以这个称唿时，其已成为失去了创造性的流行——扩散至全国各地大学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是面对「现代的不幸」与认同危机的学生们，想要抓住「生」之实感的欲求。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第二个原因，是因高度经济成长而造成的社会变动。在多摩美大参与了街垒的无党派女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进入多摩美大是因为「认为设计师很帅」，但由于美大与设计学校的大量设立，「设计师已经过剩了」。因此，「已经没有像自己所描绘的那种光明未来了」，「没有表现自我的突破口。难道自己就得在这种闭塞之中继续活下去了吗？非常想要有个出口。」117因此，她走进了街垒。就像东大医学部学生与都市工学科生那样，理应带有独立自营名誉的职业逐渐成为「微不足道的上班族」的情况，为这些学生带来了闭塞感。

从因社会变动造成的闭塞感中逃离的解脱，与「寻找自我」相互连动。上述的女大生回忆：「自己是谁？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才好？」「我是不是没有自我认同？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问题。」118

此外，第三个原因是，特别是在地方大学等处，大学的体制陈旧，不合于高速发展下现代化的社会状况。在弘前大，甚至连民青掌握的自治会都不被承认，也发生了干部贪污事件被揭露，以及因学生的反对而中止悬挂「日之丸」旗等等问题。合作社与教职员工会也才刚成立不久，校长的权力强大，被称为「不能提出异议的大学」，当全共斗占领校长室时，据说「发现了大量酒吧与歌舞夜总会的消费明细」。因为不满于这种情况的学生与教职员不在少数，全共斗主办的全校集会来了约六百人。119

而第四个原因，是对升学考试竞争与量产型教育的不满，以及大学作为「探究真理的学府」的想像遭到背叛的意识。例如参加了弘前大全共斗的植垣康博，如此回忆自己从中学到大学入学的这段时间：120

中学生的时候，「我对从属于升学考试体制的官僚式学校教育抱持着很大的不满。」就算上了高中，也「全都是升学本位的授课，教师也不避讳地公然声明学校是升学学校。这让我大为失望，立刻就让我觉得上课很不有趣。」「班级是以能力分班编列的。呈现出如同升学补习班一般的模样。」「班上同学零零散散，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笼罩着无关心、无气力、无感动的气氛。」虽然植垣试着藉由张贴壁报批判升学考试体制，但很快就被校方撕下来了。

之后，虽然植垣进入了大学，「让我失望的，是教养学部的课程。……大多数都是使用麦克风对着百名以上学生授课，其中还有几百个学生的课堂，学生的自主性等等完全不被视作问题。」「更糟的是，因为全都是年复一年讲述同样内容的课程，只要跟学长姐借来必要的笔记抄写就够了。」

接着，植垣指出，「比起课程更令人失望的」，是「大学与其声称的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截然相反，如同高中沦为大学升学考试的升学补习班一样，大学也和就业的准备学校没什么不同。」他曾抱持着「所谓的大学，理应超然于社会体制，因此是『自由且批判性的存在』的想像」，但却「因为大学基于就业问题，屈服于学歷社会的现实，满足着政府和资本家的要求而感到失望。」

以上的原因，与之前观察到的大学斗争的背景几乎没什么不同。硬要指出一九六九年的特徵的话，就是和植垣一样曾经怀着大学是「探究真理的学府」这种「保守性」期待的学生，比以前更少了。

使过去的大学想像变得稀薄的原因之一是新左翼党派。新左翼党派的目的是革命，对过往的大学想像等等并不关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ML同盟的学生组织东大支部的东大全学解放战线在传单中主张，「『原本的大学是不问利益的学术场所』，先如此想定了『应然的』大学，然后在其对立面上批评现今的大学不够格称为大学，主张透过斗争把大学恢复成『真理的大学』。这样的思想到底哪里存在着革命性呢？」121

而东大斗争的混乱被报导出来，也使得大学的权威性下降。一九六九年四月京大全共斗的传单写着，「过去的大学是『真理的学府＝理性的学府』。然而，如今几乎已不存在全然地相信这件事的人了。」122

但还是有像植垣那样，到了一九六九年还是抱持着过往对大学的想像的学生。根据曾为同志社大教师的鹤见俊辅的说法，在同志社大学发生全共斗运动时，出现了「丢掉幻想的大学，将真正的学问抓在我们黄金的手上」这样的立牌。从以前就对大学学院派抱持怀疑立场的鹤见认为，「这是个让人无可奈何的幻想。他们真的认为在大学里有『真正的学问』吗？」123然而，总体来说，在一九六九年「探究真理的学府」的大学想像被打破的失望，作为大学斗争起因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

取而代之，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的特徵是，该运动成了一种流行现象，有不少学生是为了跟上风潮而封锁学校。这点，是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在数量上扩大的第五个原因。

当时一名非政治性的学生，在二○○四年的着作中这么说：124「那是一种流行，当时没进行校园封锁的大学很没面子」。「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投身学生运动的学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沉默的大众。其中多数既不想被指责成小市民，也不想被女孩讨厌，所以就装出对运动的同情」。他接着描述了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的扩散：125

由变成了大学生的团块世代接手成为主角的学生运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持续扩大。最初是为了反对学费调涨、课程计画、校长选举及校内设施管理等大学自治营运，以及大学个别的问题的运动。随着团块世代掌握了主导权，主题转向了全国共同的问题，运动也扩展至全国。然而另一方面，新左翼党派纷纷出现，运动也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扩散状态。

一九七○年的安保自动延长问题、七二年的沖绳施政权返还与非核三原则等等，全国共通的主题并不少。越南战争的扩大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等等，海的彼端的骚动进一步煽动了团块学生们的心。最后甚至喊出了否定资本主义、推动世界同时革命。因为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学生中得意忘形地想扮演英雄的阿呆也越来越多。

确实，随着全共斗运动成为「流行」，主题已不再如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或一九六八年的中大斗争那样侷限于校内问题。这与学生无法完全在校内的民主化斗争中表达他们模煳的不满，以及新左翼党派引导全共斗运动走向全国性主题与「打倒资本主义」也有关系。

此外，「因为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学生中得意忘形地想扮演英雄的阿呆也越来越多」这点也是一定的事实。虽然用「阿呆」来形容有问题，从安田讲堂逃出来以后的山本义隆，尽管被发布了逮捕令，还是接受杂志的访问，并出版书籍。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的干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也还在周刊或月刊上发言，更有人在被发布逮捕令的情况下出版了自己的《潜行记》。

一九六九年夏天，政治学者的藤田省三在与吉野源三郎的对谈中这么说：126「例如山本义隆出现在《Asahi．Graph》的照片页上，不以为意地把自己悠悠躺在床上的照片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感觉，正因如此，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可以自认有资格谈论反权力。」

而吉野这么回答：127「我还想做他的朋友，所以让我稍微替他解释。……所谓的新闻业，虽然跟我也多少有点关系，是很难应付的东西。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被搞到。」「我虽然不相信山本君变得得意洋洋、沾沾自喜而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但还是认为这样很危险。我认识的他，是对该不该就这样继续过着研究者生活而烦恼的山本义隆。如果这样的人因为大学骚动一跃成名，受到与电视明星一样的待遇而得意忘形的话，对我来说也太难以接受了。」

在大众媒体大肆报导东大斗争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精神科医师滩．稻田曾这么说：128「全共斗学生某个意义上难道不是已经被过度明星化了吗？法国学生运动的领导者龚本第（Daniel Cohn-Bendit）说完「我不是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以后就退下来了。现在难道不是需要这样的消失方式吗？」

虽说到了一九六九年已经成为了缺乏创造性的流行现象，在街垒中还是可以感受到某种充实感。在东京女子大，学生们戴着头盔，组成了全学斗委员会，在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占领了校长室、理事长室所在的一号馆，彻夜筑起街垒。一位学生这么写到自己的感动：「在街垒里看到的黎明，比过去所有的黎明都要美丽。因为充满着『正在斗争』的实感。」129

根据这位学生，「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学被这样的解放感吸引，整天都待在街垒中。」130其他学生如此回忆这样的高昂时期：131

……罢课的每一天，都是从「大学」解放。哲学科系的我们人数不多，〔在街垒中夜宿〕从宇宙谈到子宫，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依照学科开设讨论会，兴致盎然地制作立牌，缝制旗帜，并且带着它们走出学校。……我们被「美学家」邀去看地下剧场，和「诗人」一起去「新宿地下广场」，歌唱着〔反战民谣〕。我们穿着飘飘的洋装去参加越平联的游行，在雨过天晴后打开五颜六色的伞在草地上集会，成为男人们完美的拍摄对象。

大家都依照自己的想法行动、生活，与表现。

从东大斗争输入的口号，也在各个大学被重新解读。东京女子大是宣扬基督教的学校，因此被定位为「东女意识形态＝基督教主义」，「大小姐」的养成被形容成「东女国族主义」，提倡打破这种教育理念的「自我否定」。132

东京女子大的立牌上，也有挪用了东大的「当上高级技术人员成为资本的齿轮真的好吗？」的口号，改成「成为高级妓女真的好吗？」一名学生评论，这是「对那些沉迷于与东大或一桥学生的联谊中，希望有机会获得妻子宝座的同辈的比喻。」133

当时，对大四毕业的女生开出的职缺很少，女性进入大学这件事，多半被定位成一种「高级新娘的修业」。东京女子大就位于其顶点，毕业生被当成与东大毕业生等菁英结婚的东西，因此使用了「高级妓女」这个词。

以「自我否定」为首的，在东大斗争中诞生的词语，被各地的学生们加上了各自的解释来使用。当时东京都立大学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134「至今我还搞不太清楚的词，就是当时所说的『自我否定』。追根究柢，这可能就像是重新审视从事了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日本人的——嗯，以现在的话来说——自我认同吧。不仅止于此，还要再次重新审视决定了自己的生活的性质、成长过程生活的性质、日常生活的性质与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摧毁它们，然后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当时或许在思考的是这样的想法吧。」

这种「自我否定」的解释，与东大研究生原本提出的——重新探问从研究者走向菁英的道路，并勇于放弃那样的特权——有微妙的错位。然而，在感受到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产生的大众消费社会之诱惑的同时，也对被其吸引的自己感到反感，抱着这种矛盾的年轻人并不罕见。此外，虽然接受了民主教育，却因为在升学考试竞争中背叛了这个理念而怀有罪恶感的学生也不少。对于在因高速成长而变化的社会中感到困惑的学生来说，「自我否定」这样的词语，是最适合表现这种矛盾的词语，因而以偏离原始意义的方式被挪用。从上面的引用可以看出这一点。135

如果没有被这样多元解释的话，或许在如东大那般的特权菁英大学以外的大学生全共斗运动中，「自我否定」这个词就不会流行起来。可以说，像川本所说的，对「自我否定」感觉到「那正是我在想的东西啊」的人应该不少，但实际上的情况应该更像是，每个人依照「自己所想的」各自给予了「自我否定」一词不同的含义。

在东大全共斗学生与研究生中，也有人对于「自我否定」的各自表述表示违和，说好听点是「多元」，说难听就是被恣意解释而广泛流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位东大生在自治委员会选举的诉求中写下，「自我否定的逻辑，在经过新闻业的扩大渲染后，其意义被扭曲得惨不忍睹。事到如今，除非选择其他的表达方式，否则已无法显露出其真正意涵。」136

关于点燃各地全共斗运动的安田讲堂攻防战也是一样。知晓攻防战内情的「防卫队长」今井澄，在一九七○年三月出狱后的手记上这么写：137「身为参与斗争的一分子，『一月东大决战』似乎有着超乎我想像的『巨大影响力』，而且竟然彷彿还是一场非常华丽的斗争。我接下来所说的或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吧，但隔了一年后重回社会，从很多人口中听到这样的叙述，我不得不感到惊讶。那场斗争如果被片面化成『勇勐果敢』或『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话，实在会让人相当困扰。」

尽管有这样的想法，东大斗争的风格与话语还是被模仿了。然而，各地的全共斗学生尽管在表面上模仿，但也并未得到那些没有刊载在书籍刊物上的具体斗争方法等资讯。

例如，多摩美大的女学生在街垒内设计了女性专用寝室。但在男性运动者中却出现「你有听过男女分室的街垒吗？」的抗议声。对此，女性反驳道，「不管世界上的街垒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街垒里，我们会依照我们的想法来决定事情，就这么简单，懂了吗？」138

如第一章所述，像日大那样在街垒内男女分开睡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并不罕见。然而，这种日常的实作要诀并未被写进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的相关书籍中。在这个多摩美大的来回应对中，显示出学生们就算模仿东大斗争等搭建起了街垒，但对具体的运作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

在多摩美大，也如例行公事般举行了自主讲座。然而，却未如他们理想中的那样顺利进行。一位女大生这么回忆：139

虽然说是标榜「主动参与」的自主讲座，但突然发现，一直发言的只有固定那两、三名男生，女生则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只是默默地听着。当时还只是个不识人性的屁孩的我，有一天受怒气驱使而冲上讲台，「提出了问题」：「对于只有一小撮人在讲话，其他人都只是听着的『自主』讲座，没有人觉得奇怪吗？当初批判只能被动地听课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那些沉默的人在负责泡茶呢？谁来回答一下！」虽然我这么说，但当然没有人会回答我这样的问题。

如果对横滨国大斗争以后各地自主讲座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的话，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想当然耳的。然而，他们知道的却只有被美化后的自主讲座的理念。

在遭到封锁的京大教养学部也尝试了「反大学」。就像在第九章提过的，「反大学」在日大斗争末期被提出，是口号先行但内容并不明确的东西。

京大教养学部斗争委员会试图引入并实践这个「反大学」的口号。然而，有当时京大的运动者说，「这作为理念或许很好，但实质上不就是自主讲座吗？」此外，也没有吸引会固定来听讲的学生。140如果不只知道被美化的口号，还对过去自主讲座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的话，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在各地的全共斗运动中，大众团交也是以固定的形式进行。很多时候，变成了由数百名学生和负责推行议事的全共斗学生，对教师进行长时间批斗的情况。

在京大斗争中，一九六九年一月的「校长团交」，从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开始，到两天后的下午三点半，共计约五十小时，差不多有一千六百名全共斗派的学生与当时的京大校长奥田东对峙。学生与议长团以叫骂的方式指责校长，根据报导，校长「耳边的手持对讲机上，有人喊叫着『奥田，在你说好之前我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或者辱骂『哑巴、聋子』，有时候则在司仪的带领下，学生对着他齐唿口号。校长从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熬了过来。」141

在大众团交中，学生常常对教师展现出傲慢的态度，甚至口出秽言，破口大骂。当时为京大研究生的竹内洋这么写道：142「『你这家伙——』『是笨蛋吗？』『你们是漫画人物吗？』『我们听够了教授会的意见了。你的意见是什么？』学生边将香菸的烟吐在大学教授脸上，边用『o-me-e』（オメエ）或是『a-n-ta』（アンタ）iii等称唿说话，是团体交涉中很常见的情况。」竹内在一九九九年这么描述了自己曾参加的一场在京大的团体交涉的情况：143

曾有一次，我也身为研究生出席了这样的团体交涉。学生们对着大学部的年轻助教授提出只为了质问的质问，终于，一名学生对着这位助教授找碴：「这家伙满脑子都只想着当上京大的教授而已吧。」此前，面对着质问都还认真回应的这位温和的助教授，也在这个时刻变了脸色：「怎么这么说话」，他表露出情绪与愤怒：「我也还年轻，对事业还有着野心。」对于教师之类的人没有任何期待的我，那时也开始同情起这位年轻的助教授。从此以后就不再涉足团体交涉。

当时为中大全共斗学生的天野惠一，这么描述学生在大众团交中对着教授破口大骂的心理：144「经歷战后教育的学生们，深深体会到那种教育只不过是歧视——分级筛选的教育。在大学的大众团交座位上，学生总是不断对教授们大声怒吼『马鹿野郎』。学生憎恶从小学起就一直以教育的名义管理他们的教师，并把这股憎恶一股脑地砸在大学教授身上。」

如第一章所述，全共斗运动世代对于一面被教导着民主教育的理念，一面被卷入升学考试战争的矛盾感到不满。然而，就算是被学生的「这股憎恶一股脑地砸」着，大学教授们恐怕也无从回应。

原本大众团交是势力较弱的学生方对抗大学当局的手段，或者避免党派干部等进行高层交涉的方法而被引入的。然而在这个时期，不少大众团交早已形式化且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常常演变成对教授们进行「为了质问的质问」的集体批斗大会。

热中于「寻找自我」的学生们，在大众团交现场，很多时候会要求教授们以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意见，因此常常与教授们的逻辑产生错位。在以立命馆大学斗争为原型的前全共斗参与者的纪实性小说中，教授说「我想保留个人的意见。我们将会由文学部长负起责任」，对此，学生反问道，「『你』这个人在哪里？不是别的，是这世上只有一个的『你』这个人。」145但正如在东大斗争中看到的，就算被如此质问，具有立场的教授无法做出带有责任的回答。

在一九六九年已然成为了形式化流行的大众团交，也往往欠缺紧张感。立教大学的一位学生说，「在文共斗的那些人中出现了好几对〔男女〕情侣」，并这么记录了某场团体交涉的风景：146

……某次彻夜的团体交涉——那时候讲堂里只剩下不到一百名的学生，我注意到有几对情侣不知何时已悄悄地消失在外头的黑暗中。过了大约两小时，他们若无其事地肩并肩一起回来。女学生疲惫地坐在椅子上直接睡去。男学生在听了一阵子交涉的争辩后，开始喊着「放屁！」、「你在说什么！」深夜的讲堂——约半数的学生都疲惫地酣睡着。偶尔因为响起的怒吼醒来的学生，像在说梦话一样，无意识地说着完全没有脉络的话。明明讲台上的教授团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明明他们完全没睡一直努力地撑着，这到底是在干嘛。我感到非常愤怒。议长团似乎也看不下去了，喊着「请醒来！」，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就是他们说的「真实」吗！

如前述，东京女子大的学生批判沉迷于和其他大学的学生联谊的同学为「高级妓女」。然而，一位学生这么记录了当时东京女子大运动者的样子：147「在斗争中，并未明确地出现女性自立的问题。反而是与那些照理说被当成笨蛋的联谊宅女一起讨论着，青医联的谁很帅、某某大学全共斗委员长的女人是谁之类的话题。」

他们与东大斗争等等一样，找不到用以表现自己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话语。在立教大学斗争中举行的学生集会上，一名学生对亲近的教师这么说：148「老师！我觉得我有很多想说的话，很多必须说出来的东西，但却找不到适当的话语……」。

早大反战联合也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集会上，发放了以「我想用我自己的话语来说」为题的传单，在那上面这么说着：149「我们从个人出发，从日常出发，当我们身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将自身的存在投入斗争时，唯有从这里出发不可。在这里，既没有任何党派的逻辑也没有组织的逻辑。我们从以自我内部的『话语』诉说之处出发。」

然而，这个早大反战联合也没有创造「自己的话语」的力量。根据一九六九年六月的报导，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么说：150「不是说话的运动，而是行动的运动。即使是现在，每当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些地方像是蒙混过去了一样。这是最令人尴尬的。话语是否真的具有沟通的作用呢？这实在让人怀疑。」

拒绝所有既存的话语，在无法拟定论点与诉求的情况下，只能先从事占领的行动。这样的事情有意义吗？对于记者这样的提问，他们回答：

「我们内心有一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感觉，于是就做了。……有没有效，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有效性这个词是禁语。」他们相信的，是由自己内在无法成为话语的冲动驱使的直接行动。那是否具有政治性意义，这样的问题也是「禁语」。

这样的早大反战联合，模仿「无党派激进派」（non-sect radical）的谐音，讽刺地称自己为「荒谬笨蛋激进派」（nonsense dojical）iv。反战联合的成员在发表于当时的杂志《现代之眼》上的〈荒谬笨蛋激进派宣言〉中，使用了以下的语句：151「『斗争的展望？』没有这样的东西。『革命？』『烂东西！』我拒绝。拒绝一切空虚的话语、拒绝马克思、拒绝理性、拒绝道德，也拒绝我们自己。我放弃一切的『责任』。拒绝一切被赋予的『自由』。」「『我没有任何应该要说的话。』是的，连我都不能说清楚我那黏黏稠稠的愤怒。」

就这样，他们找不到可以表达自己「愤怒」及「展望」的话语，也拒绝大学当局或党派、大众媒体的既存语汇。这样的他们能做的，只有一味地高喊「不」的毫无目标的直接行动。根据一九七一年的杂志报导，一位无党派的女大生，虽然跟着流行参加了全共斗运动，但是「在那场运动中，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152

街垒中的乌托邦，并未如学生们的理想那样出现。模仿着东大斗争末期的思想，省略掉校内讨论的累积，部分学生过快地展开封锁，这导致了运动的孤立化。

对于早大反战联合的街垒封锁，当时的报导记录了早大职员的谈话：153「即使进行了本部封锁或学馆封锁，也是一点目标也没有，只是用做就对了的感觉在行动。因此，一般学生感到傻眼而不再理会他们。再来是，这些人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出现在班上，因此一般学生也没有机会知道什么行动方针。这样运动根本不可能扩大。」

也有发起斗争的当事者们，虽然模仿了从东大等处输入的口号，但却根本不理解其内容的案例。一位时为东京女子大二年级生，因受到山崎博昭死亡的刺激，而当上全学斗争委员。她回忆道，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的行动虽然演变成全校罢课并展开了街垒封锁，但「到最后，我脑中还是搞不太懂为什么要全校罢课。」理所当然地，「一过了暑假，校内产生了对罢课长期化的不安，大家的步调也变得不一致」，斗争委员会也逐渐陷入孤立。154

在此之后，学生对街垒生活的长期化感到倦怠，留宿过夜人数也急遽减少。这些也是没写在他们应该读过的东大斗争相关书籍中的事，但却是过去许多街垒斗争都经歷过的情况。就这样，只剩下空壳且孤立的街垒，最终陆陆续续地遭到解除。

在东京女子大，暑假结束后，斗争的情势也随之沉寂。九月召开了中止罢课的全校集会、十月二十二日教职员解除了街垒、占领的学生遭到排除。当日的解除街垒，是校方利用加入党派的学生在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离开街垒、走上街头时所採取的措施。当时的新左翼党派，将从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到十一月十六日阻止佐藤首相访美的期间称为「秋季决战」，东京女子大的新左翼党派成员也受到了动员。

随后，为了准备十一月的阻止佐藤访美斗争，东女全斗委组织了独立的游行队伍，然而成员遭到大量拘捕，后续也没有人能重建与维持街垒。这也是一九六九年各地大学全共斗所必经的「固定模式」。「那一年年底，大学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了五月以前的状态。」155

曾为早大反战联合核心成员的津村乔，在一九七○年时写道，虽然受到东大、日大斗争的刺激而占领了学馆和本部，但没过多久街垒内就被无聊笼罩，变成了「一边发着『在这里这么活着好空虚』之类的牢骚，一边在街垒内看电视」的状态。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引入了机动队，剩下的学生遭到排除，早大的全共斗运动结束。津村形容，「这场斗争无疑宛如儿戏。」156

立教大学也是在一开始的兴奋感消退后，街垒内的人数逐渐减少而空洞化。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恢复了上课，一九七○年一月三日，遭到封锁的文学部六号馆被教职员解除封锁。当时还在街垒内的，只有加入党派者为主的十六人。157

一桥大学也一样。根据井上澄夫的回忆，占领最初的兴奋期一过，封锁的大学本馆只剩下具有党派身分的七、八名学生。而且虽然党派的运动者们对革命理论或党派斗争相当热中，但「如果要问对于一桥这间大学的问题有什么想法的话，却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渐渐地街垒中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流浪猫与两、三个留守的人，最后，到了秋天，当准备考试的情况越来越不妙的时候，在开了几次学生大会，稍微僵持了一阵子后，通过了解除罢课的决议，在民青的暗地操作下，由体育会的人以武力解除了封锁」，斗争就以这样的形式结束了。158

女子大学的情况是，有些案例是一开始在街垒里留宿过夜的人数就很少。御茶水女子大的一位学生运动者回忆，「尽管运动以仿效其他大学占领学生部长室的英勇方式开始，女学生几乎没有人在大学内留宿，只有包含我在内的几个地方出身的人坚守着，实在很辛苦。」159运动的沉寂，再加上因为放暑假而回家的影响，街垒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在弘前大，全共斗表态阻止《大学暂行措施法》，并透过罢免民青派的自治会来确立罢课权，九月六日占领了大学本部。得知本部被占领的无党派学生陆续聚集支持全共斗，弘前大全共斗的人数一度增加到数百人。九月中旬，传出校方将引入机动队的消息，静坐抗议的学生挤满了校园。160

然而，运动的热潮就只到这里。校方反过来顺着全共斗「粉碎考试」的诉求，将考试改成报告。这么一来在大学里就不再能聚集学生，街垒中的人数也减少。植垣康博回忆，「没有比因为人数减少而要将多出来的武斗棒当成柴来烧，还要令人沮丧的事了。」161

即使在斗争初期有许多无党派学生参加的全共斗，一旦状态陷入停滞，无党派学生也纷纷从街垒中离去，只剩下基于组织的束缚而留下的新左翼党派学生。这么一来，全共斗内新左翼党派的主导权也就必然增强。「进攻的时候非常强大，防守时则弱点百出」，各个地方都有这种全共斗的特徵。

根据植垣的回忆，在运动陷入停滞时，弘前大全共斗内部讨论了是否要自行解除本部封锁。坚持封锁的几乎都是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而且还「不是站在弘大斗争发展的立场上反对自主解除，而是为了方便各党派提出的秋季决战的动员而主张持续斗争，是在这样的立场上反对自主解除封锁。」162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左右的东大斗争中见到的新左翼党派的应对方式，也在这里发生。

无党派的学生也反对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们的态度，他们之中多数人离开了街垒。就这样，只剩不到二十人的大学本部，在九月二十七日迎来了近千人的机动队。全共斗方毫无抵抗地逃跑，弘大斗争就此结束。163

如同在第九章看到的，当运动进入衰退期时，学生要抗拒可以提供明确目标的新左翼党派的诱惑，继续以无党派身分行动是很困难的。一位当时的大学教授在几年后的纪实性小说中这么写：164「对全共斗派的学生来说，很难不被激进派的各新左翼党派吸收而留下来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全共斗〕分成加入党派的人及离开战线的人，而显得日益单薄。」就这样，新左翼党派的扩张与无党派的弱化同时进行。

如前述，真继伸彦在一九七○年时曾提到，「封锁的真正领导者，是各个党派的指挥部。」根据真继的说法，即使全共斗和教授会进行了协商，校方提出了改革方案，并与学生达成协议，但却因为新左翼党派的命令而毁约的事例很多。

根据真继的说法，「无庸置疑地，新左翼党派各自都以国家革命为志向。大学对他们来说是革命的堡垒。只要〔党派的〕指挥部主张对国家权力进行澈底抗战，并向各大学发出坚决贯彻封锁的指令，〔全共斗内的〕党派的成员就必须无视各大学的特殊情况以体现党派的意志。对话最大的障碍就在这里。」165在弘大斗争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但在第七章提过的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大斗争里，即使新左翼党派提出了这样的方针，一般的学生还是制止了他们。然而，在一九六九年以后那些孤立于一般学生的大学封锁中，这是难以实现的。

新左翼党派的学生一旦不服从中央的指令，就会遭到开除。根据名古屋的前运动者回忆，「〔名大的〕中核派因为拒绝了上级的指令，街垒里名古屋大学中核派的基层组织全体遭到中央开除。」166这种将不服从中央命令的人直接开除的作法，与新左翼党派所批判的共产党没什么不同。

真继所在的桃山学院大学的斗争，也是由新左翼党派主导的全共斗展开街垒封锁↓无党派学生一时性地集结与情绪高涨↓运动的沉寂与结束，这种与弘前大一样的模式结束。一九六九年六月全共斗展开了街垒封锁后，在暑假前有一段时间获得了共鸣，出入街垒的人数膨胀到约四百人。然而在暑假结束时，已经骤减至约四十名左右。就算在街垒中开设自主讲座，也没办法吸引参加者。全共斗失去维持街垒的能力，九月二十日，街垒被自行撤除。167

京都大学的全共斗由中核派、社学同、反帝学评、民学同左派等党派，以及越平联与若干无党派学生组成，并占领了本部的钟塔。但是在新左翼党派主导下过度急促展开的京大全共斗，没有创造出由下而上的热潮，从而未能实现全校罢课。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的这个时间点上，经济学部、理学部、法学部、农学部等斗争委员会是在没有加盟全共斗的情况下各自展开着行动，其后教养学部虽然展开了街垒罢课，但法学部的课程却几乎照常举行。168

京大斗争的结局，比想像中的还要来得简单。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虽然机动队进入并解除了钟塔的封锁，但当时在塔里固守城池的学生有八人，以中核派的四人为首，各党派约有一到二人，这些人却是被当成以遭逮捕为前提所交出来的「弃子」。169

八人看起来虽然是很少的人数，但新左翼党派已计划在十月二十一日展开大规模的街头斗争，不可能将太多人当成「弃子」交出去。一位京大的党派领导者说，「这是为了准备十月斗争所能付出的最大人数了。」170

如果是这样的人数，照理说就算不使用机动队也可以排除才对。然而，根据当时京大校长奥田的证词，机动队的引入，其实是来自新左翼党派主导的京大全共斗的请托。

依照奥田的说法，如果只有八人的抵抗，只需拜托京大的民青就能简单排除。可是全共斗方表示，「如果交由民青的行动队排除的话，我们绝对不会乖乖就范。但是，如果是警察的话那就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因为全共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于是校方引入了机动队。171当然，仿效安田讲堂攻防战，在钟塔上高举大大写着各党派名称的旗帜与横幅布条，表示自己的党派勇敢地与国家权力斗争，从事这种宣传行为已无需赘述。

部分学生自称全共斗，缺乏一般学生的支持而独立行动的事态中，还有结束得比京大还更令人意外地简单的例子。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和光大学的研究室及事务室的建筑物遭到部分学生以街垒封锁，但在隔天，还没等到警察的介入，就被到校上课的约五百名学生解除了街垒。172

在桃山学院大学，全共斗并不满足于只占领了部分校舍，于是高喊着「大学解体」又占领了本部事务室，但是因为无法维持，仅仅半天就解散了。真继伸彦在一九七二年的论文中，将这个占领行为形容为「相当于恶作剧」，并指出在一面指责教授们的言行不一时，一面「提出极度存在主义式、极度伦理性问题的全共斗自身，真的有资格提出这样的问题吗？」173

真继还介绍了「纷争二期校」这样的用语。在当时的国立大学，依照入学时期的不同分为一期校与二期校，「纷争二期校」就是讽刺地模仿了这个说法，用来指涉那些较晚展开全共斗运动的大学。真继这么说：174

……纷争二期校的教师们，从一期校那里学来了处理的方法。简单说，就是不管全共斗封锁了哪里都不要引入警察机动队，而是放着他们不管。这么一来，学生们就会无法维持住解放区，要么私下催促教师快点叫来机动队，要么在几天后就会自行瓦解。

纷争二期校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多半都成功了。

日大全共斗，之所以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一度恢复了势力，也是因为学生对引入机动队所产生的反弹。在东大斗争中，斗争的全校化也是导因于校方引入机动队来应对安田讲堂的占领。如果思考这些教训，可以想见，即使学生进行了街垒封锁，只要不引入机动队放着他们不管，街垒的人数就会减少，最后自然崩坏。

实际上，上述各大学的街垒被解除时，都只剩下数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学生留在里面。此外，前述的东京女子大、早大、立教大、一桥大、弘前大、桃山学院大、京大及和光大当中，引入机动队的只有早大、弘前大和京大，其余都是由教职员解除或自主解除的，而京大的机动队引入则是来自全共斗的请求。

此外，因为街垒占领导致资料和私人物品等丢失的情况，在各地的大学都有发生。

例如明大的全共斗运动，学生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抗议警察的强制搜查，继而五月反对大学暂行措施法案，从而展开了街垒封锁。175在那里，他们宣告要与「日常性」对决、「自我否定」，以及「继承并超越东大、日大斗争性质之斗争」，并主张由「教授会自治或学术研究自由」支撑着的「大学本身的加害者性暴露了出来」，学生是「被加工成」「顺应着资本要求的技术劳动者和顺从于权力的被去势的机器人」。

如此，明大全共斗的主张并未超出引用东大全共斗语汇的范围。最终，虽然在十月九日引入了机动队，但资料与其他文件却都已经遗失了。文学部的助教授在封锁解除后这么写道：176

到底是谁把研究室破坏成这个样子？我在九日早上，与文学部的教师一起进入了研究所，如此极端的惨况让我感到深刻的冲击。无论是我们的学生也好，还是如传言所说的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好，就这样破坏了研究室，甚至带走教授私人物品，这些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这不是为了真正地改革大学，而只不过是单纯物理上的「解体」罢了。

全共斗运动品质的下降，也让对运动有所期待的人感到失望。中核派的前干部运动者，一九六七年十月因对三派全学联感到失望而离开中核派的小野田襄二，发行了《去到远方》的自主杂志，期待从全共斗运动中产生出新的运动。然而，小野田在一九七八年这么写道：177

「我一直关注着全共斗运动。但全共斗运动（日大全共斗除外）内部的实际情况，却远比三派全学联还要糟糕。」「我知道在几间大学的街垒内，充斥着空虚的无聊烦闷。」「全共斗运动堕落成大学的风潮。」「全共斗运动除了与机动队的冲突、机动队与右翼乱入大学校内，以及团体交涉的情况中，突如其来的紧张与兴奋这样的吵闹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而且，大部分的学生们虽然高喊了「帝国主义大学」解体、斥责了教授们，但自己还是毕了业找了工作。在立教大斗争风波中的座谈会上，一位文学部三年级学生说，「终究还是要就业吧。」178

一九六九年四月，《朝日Journal》找来几位在参加一九六八年全共斗运动后进入企业就业的学生，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主持人中冈哲郎曾参与过五○年代的学生运动，他期待能从这些前学生那里，得到如何把在学生运动中获得的思想活用于劳动现场的回答。

然而，参加学生的回应是：179「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所获得的思想高度，无法在具体的生活中被原理性地展开。」「如果要问该如何在企业的逻辑中贯彻（自己的）主体性的话，我认为那是几乎不可能的。」「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也会出现在全共斗中。」「我甚至也想过成为浮浪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但是，作为浮浪无产阶级从事家庭教师工作，却也是利用了现在的升学考试制度」。

原本东大斗争中期以后的全共斗运动，就是学生重新检视自身存在的表现行为，而非与劳工运动连结的政治运动。一名参加了运动的学生这么说，「关于如何将〔全共斗运动主张的〕『内在大学的解体』带进企业的问题……答案就是要破坏知识阶层，然而，这也会变成是知识阶层在胡说八道吧。」180

担任主持人的中冈，在与中岛诚的对话中这么说：181「主持那场座谈会……让我感觉到期待似乎只是幻想。他们认为出社会后能澈底一搏的想法只是幻想，所以在大学中澈底一搏。大学被当成是特殊的场所、避难所来使用。他们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们并没有想要在社会中建立像在大学时同样原理之上的运动的态度。」「到最后，他们都会被企业吸收吧」，中冈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与其对谈的中岛，也这么形容全共斗运动的学生们：「在人生中只有四年的时间，我将之命名为『时间性的解放区』，学生们有种不管怎样都希望将这个『时间性的解放区』固定在空间性的解放区中的欲求。我认为这种欲求的结果就成为了街垒。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能看到进入大学之前与离开大学之后的一生的绝望感。他们对其不抱有任何幻想。因此，只有在大学才能激进地斗争，他们反过来欲求这种幻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有着意外精明之处。」

此外，当毕业或升级有危险的时候，一般学生也往往会在学生大会上解除罢课。例如在福井大学，虽然从十月二十日起进入了学校无限期罢课，但十一月十日的工学部学生大会却是这样的情况：「以即将毕业的大四生为主，担心留级的学生不管怎样都要解除罢课。民青一如往常，利用这些学生掌握了大会的主导权，转眼之间就做出了解除罢课的决定。」在福岛大学，全共斗虽然以街垒封锁了理科大楼，但也在同一时间被民青的行动队解除。182

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世代对于升学考试竞争抱有反感，以及东大的入学考试因为斗争而遭到中止的刺激等因素，各地都喊出「粉碎入学考试」与「大学解体」的口号。明治大学史学地理学科共斗会议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给考生的传单中这么写道：183

「大学绝不应该沦为资产阶级的羔羊，我们必须对于掩盖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对于生产出〔原文〕对权力而言最值得信赖的信徒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各种方式进行告发才是。」「各位，你们要追究入学考试的责任！每天为了入学考试耗尽心力的你们是被害者。然而，如果不对逼迫你们沦为被害者的东西进行斗争，你们对于人民来说就会变成加害者。在这几天的入学考试中，请自主地对一直被片面地饲养至今的事实做出改变吧！」

但是，学生们虽然嘴上批判着升学考试的竞争，但实际上却在心中内化了大学之间的排名。从六○年安保斗争以来，东大的运动者就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这点到了六○年代末期也没有改变。有一位运动者在二○○二年这么回忆，「就算在全共斗〔运动〕内部，我们常被特别是私立大学的人直接批评，『你们不管怎么说都是国立大学的学生，最终还是会变成上层的菁英吧。所以你们才能装腔作势地担任着领导者，而我们一直都只是士兵』。」 184

这种意识也反映在男女交往上。东京女子大被世间认为是「交往对象几乎仅限于东大生」的大学。根据当时的报导，一位东京女子大的运动者在一九六八年曾这么说过：185「和我们一起搞运动的三派的私立大学学生之类的人，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结婚对象。」

根据前中大全共斗的天野惠一所述，「机动队员应该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学歷社会中，基于家庭或经济因素而无法成为大学生的人们吧。〔即便如此〕在这个时代，当机动队被派入大学时，还是会有运动者喊出像是『给我去参加考试』这种无聊的口号。」天野虽曾说过，对于自身接受的「歧视性筛选教育」的愤怒，是「支撑大学斗争的能量」，但学生们也已经将「歧视性筛选教育」的价值观内化了。186

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中，充当支援部队的来自各地的大学生遭到了逮捕。当时的警察厅长官在一九六九年的对谈中，这么描述了审讯他们的情况：187「在一月十八日遭逮捕的学生中，约有八十名少年〔未满二十岁〕。……表面上，他们主张着解体大学，否定内在的大学意识。但这些被逮捕的少年们，似乎全都在担心着自己会不会就此失去大学生的身分。然而，如果调查官假装不知道，或者真的没听过他们就读的大学时，他们还会不满地回应，为什么会不知道我就读的大学？这不是那么糟糕的学校吧。」

为了越平联的活动与大学讲师的工作，往返于大坂与东京之间的小田实，这么回忆并描述当时的情况：188

很疲累——比起这么说，当时有两件我一直无法接受的事情。第一个是，在这架〔小田搭乘的〕飞机上的「当日往返」出差族中，有好几位看起来就是直到前些日子都还是运动者的人，他们在这里其实也无所谓，但让我感到痛苦且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日本企业尖兵」的模样。

另一个是，在当时我〔担任讲师〕的大学，学生运动者们也正在进行「粉碎入学考试斗争」。我这么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同时也展开粉碎就业辅导部斗争的话，我会认同那个斗争。」但他们目瞪口呆，看起来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对着后来的学生们说着不要进入这种「帝国主义大学」，没有入学的必要，但自己却进入了「帝国主义企业」——这样的事情，与其说是逻辑上很奇怪，倒不如说是伦理上的堕落。

另外，小田实还这么说：在他任教的大学，「与当时其他的大学一样，到处都是立牌、布幕、涂鸦，上面写的都是『帝国主义大学解体！』『打倒日帝！』『造反有理！』或是『粉碎产学合作路线』……戴着各种颜色头盔的运动者、革命的战士，一个个拿着棍棒在校园里奔跑。」但是，校园外面却完全是歌颂着经济高度成长的平静的世界，「就好像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样。两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对彼此而言都是另一个世界，双方并不会试着相互介入。」小田曾质疑东大全共斗，为何不向校外的市民提出诉求，而始终只在校园内搞斗争，这已于第十一章说过。

秋田明大也在一九六九年五月的狱中笔记中写道：「绝对要避免盲目地逃避现实。将粉碎入学考试当成首要诉求，这不仅在理论上很奇怪，在现实中也是无法实现的。」189另外，《展望》杂志的时事评论也提到，190「如果他们觉得产学合作很莫名其妙，那去摧毁就业部不就好了吗？但在学生运动中却没有这样的口号。」

时任一桥大全学斗代表的井上澄夫这么说：191「在年龄上，我们的抗争不同于东大研究生和助教们的全学斗运动，那种已经超过三十岁的人们的抗争，我们的抗争果然还更像是一种流行。」 此外，在东北地方的农村主办同人志的作家武野武治，在一九七二年这么记录了地方农民们对全共斗运动的反应：192

「『这些乳臭未干的屁孩们挥舞着棍棒，如果这样就能打倒政府，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第一，说到学生和机动队的冲突，以我们来看，这不过是被父母宠坏的〔由父母提供了大学学费的〕长子和没能得到宠爱的次男与三男之间的互殴。……希望这种任性撒娇的行为能够适可而止。』我曾听过一位工厂工人被要求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意见时说，『我不信任现在的你们。只要你们能坚持任何一个学生时期的言行，直到你们成为官僚或公司员工以后依然没有改变的话，到时候我就会相信你们。』这种想法对于农民来说也是共通的。」

总的而言，一九六九年的全共斗运动，无论参加学生的主观心态有多认真，都无法否认运动在某个层面上，已堕落成年轻学生们在就业前寻欢作乐的流行祭典。

一九六九年九月，「全国全共斗」成立。根据一九六九年九月出版的《全国全共斗》，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全都全共斗代表会议有四十六间学校，三十日的全国全共斗代表会议则有八十九间学校的全共斗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在九月五日于早大及东大举办全国全共斗成立大会。193然而，因为早大的街垒在九月三日遭到解除，东大也处于无法召开集会的状态，因此，九月五日，由全国各地而来的一百七十八名全共斗代表聚集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成立了「全国全共斗」，并选出议长山本义隆、副议长秋田明大。194

但是，当时担任京大助教的飞鸟井雅道对此选举结果这么评论：195「高喊着东大解体的人们，为何会将东大的人推举上议长的位置呢？实在是不可思议。」前述的《全国全共斗》，也是由东大全共斗与东大的全斗联运动者们为中心编纂的。

山本义隆和秋田明大这两位无党派运动者被推举为议长和副议长，说起来只不过是挂名而已。这个组织的实体，其实上是扣除了革马派之外的中核派等八个党派的学生组织，为了动员各大学的学生参与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与十一月的阻止佐藤首相访美斗争等「秋季决战」组成的临时性同盟。

就算在这个组织里，各新左翼党派间的对立一样激烈。根据当时的报导，全国全共斗的准备是由共产同与ML同盟为中心开始的，中核派在直到看见自己有机会掌握全国全共斗的主导权以前，并没有参加的意愿。196九月五日的成立大会上，各党派的代表也在演说中批判其他党派，自家人的拍手与他派的叫嚣声掩盖了会场。

党派之间的对立，多半源于微不足道的原因。例如，因为中核派将《大学暂行措施法》称为「大学治安立法」，而社青同解放派将其称为「大学特别立法」，所以当社青同解放派的代表在演说中提到「大学特别立法」时，中核派就齐声叫嚣说「听你放屁，那叫做治安立法」。到最后，在这次大会上首次现身在公众面前的共产同赤军派，甚至和共产同的其他派系发生了斗殴事件。197

西川润记录了这天大会的样子：198

然而，接连上台的演说者为什么大多是党派的代表呢？议长团的成员是东大、中大、日大、早大、法大、广岛大出身的人。但演说却是由八个党派开始。……接着虽然是京大、明大、早大、神户外大、教育大、神户大、秋田大、法大等学校的演说，但其大部分都头戴夸示着党派的头盔。会场前方，各党派参差不齐地放射状排列成八列，日大全共斗也已经在这样的方式下，以日大中核、日大社学同分开坐着。

……在各党派代表的演说中，叫嚣声勐烈地交织着，尤其在社青同与中核、社青同与FRONT、ML与FRONT等之间，愤怒的情绪持续高涨，纸团交织地飞来飞去，有时候甚至还有牛奶瓶被丢出来，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全国全共斗的组织结构也是党派的暂时同盟。虽然议长和副议长分别是山本义隆和秋田明大，但掌控实际业务的书记局员八人，则是分别由八个党派各派出了一人组成。而且，秋田在三月就被逮捕还关在狱中，被通缉中的山本则因为试图出席该日的大会而遭到逮捕。集会的入口处约有五千名机动队员组成了约一百米长的通道，入场者被要求拿下头盔和手拭巾，一个个比对脸部照片。199

而且根据报导，山本的逮捕还是党派干部们做出的决定。据杂志刊载的某党派干部的谈话，在党派代表会议上，「『绝对不能〔让山本〕被逮捕』，以及『就算被逮捕也是没办法的事，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挑起大众的愤怒炒热大会』，这两种意见相互对立，不太能做出决定。最后决议通过了后者。」200虽然这份报导的可信度不明，但党派对大会的主导程度确实高到足以传出这种说法。

当时的《朝日Journal》这么描述：201「全国全共斗虽然以无党派的象徵性人物山本义隆作为议长，但实质上，八个党派的党派共斗色彩相当浓厚。这可以说是在一．一八、一九〔安田讲堂攻防战〕以后，全共斗运动不得不成为党派共斗运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大会上提出的，也尽是党派的政治目标。各新左翼党派代表全都鼓吹着「阻止佐藤访美十一月决战」、「安保粉碎斗争胜利」等口号。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大学斗争的议题。早大全共斗的无党派学生这么说：202「如果放弃教育斗争，只纯粹做政治斗争，那么不就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吗？我们不可以追随缺乏校园斗争的政治斗争至上主义。」

当时的《朝日Journal》这么描述：「从东大的一月决战以来，就倾向直接以体制变革为目标，一味地朝向街头政治斗争的短路式发展，反过来迴避了校内的课题，难以否定有这种倾向。结果，〔重视政治斗争的〕政治党派与〔重视大学问题的〕无党派激进派之间甚至产生了对立。」根据这篇记事，在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之间，倾向将「『研究是什么』、『教育是什么』、『大学是什么』这样稳健的主题」，视为无法与革命连结的「改良主义」并加以蔑视。203

重视「铁的纪律」的新左翼党派与喜好自由风气的无党派，在气质上也互不相容。一位记者如此记录了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集会的模样：204

……无党派的人们也在稚气未脱的脸庞上，严肃地戴着头盔。然而，他们的头盔上却跃动着一些既存党派的头盔上看不到的迷幻图案和随意的文字。这是他们极其多彩的「自我主张」。

例如——「感性派」、「流离派」、「叛」、「NON」、「狂乱怒涛」、「KI」（キ）、「喵罗美派」、「野次马」v、「反战集团」、「○○高中越尸协会」、「XX高中全共斗」、「△△高中越平联」、「KG」、「民杀派」等。……

正如头盔上的文字所展示的，他们有着强烈的安那其主义式的想法。他们是特立独行的狼。因此，他们并不是太喜欢党派。在这天，他们也开了一场独立于党派的集会，「喵罗美」和「野次马」们各自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们便先行朝着举行统一集会的明治公园出发了。

一名反战高协〔中核派的高中生组织〕的领导者一面目送着他们离开，一面忿忿不平地说，「那些家伙，都是些每当斗争到了紧要关头就摇摆不定的人。只要不加入组织，就不可能有永久持续的斗争。」

就这样，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十．二一斗争」与「十一月阻止佐藤访美斗争」中，全国全共斗的游行队伍被派上了街头，但如后述的那样，只导致了大量的人被逮捕和镇压。在那之后，新左翼党派也失去维持全国全共斗的热忱，如之后的第十四章将谈到的，全国全共斗在一九七一年因武装内斗而消失。

也有不少人因为全国全共斗的成立，而感觉到全共斗运动已然丧失了可能性。越平联事务局长吉川勇一在二○○九年时说道，「所谓的全国全共斗，原本应该是全国各大学的全共斗集结起来，一起民主主义式地运作的组织才对。但实际上形成的，却完全是基于党派利害关系组成的临时性同盟。从那时候起，党派开始掌控了各地的全共斗，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已经结束了」。205

此外，当时为越平联核心运动者的栗原幸夫也在一九九○年这么说：206「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联合赤军事件可能象徵着六○年代的最后终结，但我从更早以前的一九六九年全国全共斗的成立左右开始，就认为六○年代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具有自立而崭新形式的运动体，再次陷入了陈腐的党派政治的束缚，这就是全国全共斗的成立，这也是党派之间武装内斗的开始，观念式武斗主义的情感性流行的开始。」

如前述，全国全共斗成立大会是赤军派公然现身的日子，赤军派在武装内斗中澈底打垮了共产同的其他派系。如第十四章所述，从一九六九年后半开始，武装内斗与武装斗争论开始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样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以全国全共斗的成立为分界，由无党派激进派为象徵的「六○年代的可能性」终结，进入了新左翼党派的党派政治、「观念式武斗主义」和「武装内斗」的时代。

全国全共斗的成立，也在另一个意义上，完全扼杀了全共斗运动。在东京女子大，东女全斗委的运动者在党派的命令下参加了十一月的阻止佐藤访美斗争而遭到大量逮捕，街垒因此崩坏一事，已在之前提过。这也是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终结的其中一种「固定模式」。

被动员的学生很清楚如果被动员参加「秋季决战」的话，遭到逮捕的可能性很大。与真继伸彦关系要好的桃山学院大的一位学生，在一九六九年九月这么说：207「老师，到了下个月学校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被逮捕。」正如他所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党派的指令下被动员到东京参加了「十．二一斗争」，很多人遭到了逮捕。

就这样，全共斗运动在一九六九年底前就已几乎沉寂下来。留下来的，是在大众团交中被谴责的教师们，以及体验了斗争的激昂与终结的学生们心中的伤害。立教大学文学部的一名学生在一九七○年写道，「在斗争的过程中，我自己重重摔了一跤（并不是挫折之类那种帅气的东西），许多人也都感受到了挫折感吧。就算被称为是屁孩们大唿小叫的作乱，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208

残留下来的影响，是思想上的典范转移。在全共斗运动中，「战后民主主义」、「和平与民主主义」、「现代理性主义」等词语，完全变成了负面的象徵。这一点，将在第十四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