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运动者们开始察觉，在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剧变的社会中生活的学生们，除陷入「三无主义」外，似乎也因那份「空虚感」而产生不同以往的运动。他们也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不符合经济高度成长下的日本社会现实。在本书开头也曾提及，经歷过六○年代安保斗争的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如此回想六○年代中期的一段场面[136]：

那个时候，我在新宿一家名为Prince的咖啡馆延揽女学生加入运动。……她们其实在大学中组织斗争。

我就像过往一样，谈起校园斗争的歷史与今日战斗的意义。……就在我滔滔阐述完一轮后，其中一位就说：「好感动呀！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内心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参与斗争了吗？」这段话让我备受冲击。我赶紧打圆场，说绝对没这回事，但内心真的觉得很震撼。

……当时，我们对社会上流通的左翼词汇觉得有种空洞感，这种言语与自身感性脱节的状态相当恼人。她所说的空虚感，我本身也有。我很能理解，比起那种时代意识或空虚感，更像一种被吊在空中、不上不下的感受。但我无法仔细思考那种空虚感其实是当时学生们极其普遍的意识，未能悟及〔数年后发生的〕全共斗运动就是由类似她们这样的学生所主导。当时只意识到，她们与我们安保斗争世代有所不同。

我暗暗思考，正确而言，她们并非为了什么，或者以实现什么为前提，而是以一切皆无的空虚感面对时代。与她们的谈话，给我的全共斗观带来重大的影响。

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时代及这一代人处于全体国民经歷升学考试、无气力的状态，而且是初次经歷大众消费社会中「现代的不幸」的时代与世代。学生的无气力、无关心等，在今日看来是不值一提的普遍现象。但在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新奇的状况，并引发青年们的激烈反弹。

在升学率低的时代被视为「菁英种子」的过往大学生形象，也在这个时代迅速发生质变，成为持续形塑日后大众化的大学生原型的时期。大学教授们实际上也不断「上班族化」，不过仍保留着追求真理的高洁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实际上，大学生与大学教授已然普遍化、大众化，但价值观依旧未能转换。

根据一九六五年京大教养学部的学生意识调查，对「在大学增加与学生社会地位低落的情势当中，你认为学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有如下回答[137]：九％认为「地位并未低落，而且其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该改变」；八％认为「地位虽未低落，但角色应当改变」；四十五％认为「地位虽然低落，但角色不该改变」；二十六％认为「地位变得低落，而且角色也应改变」。亦即，大约半数的学生们即便承认大学生地位低落，但仍认为不该放弃学生应扮演的角色，保持着旧时大学生应有教养与负责推动社会的意识。

当时的一位全共斗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说明[138]：「今日回首过往，对比我们年轻的世代而言，最难理解与变动最大的事情，就是大学、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如何定位，大家的想法截然不同。」「当年大学占据崇高位置，大众感觉大学教授或知识分子是『了不起』的人。几乎见不到像今天那种流窜于电视上的人。」「我只希求一个不被任何人打扰、不用顾虑任何人、不用谄媚任何人、可以学习想学习的东西、探究欲研究的事物，至少在观念上自由的世界。我认为，这样的空间不就存在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理念中吗？大学中应当存在这样的世界，不是吗？」

这位前运动者又继续说道[139]：「对大学的先入为主看法，或者该说期待感，不论在我们心中或社会上都普遍且根深柢固地存在着。当然大学已经相当大众化，换言之，这也让我们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是一种实际获得的利益吧，例如很大一部分就表现在便于求职这种想法上，什么学歷主义之类的，当然自己也有很强的意愿想进入一流大学、有名大学，不过，确实也还存在着别的吸引力。」「有时候也会一本正经讨论如何通过学问形成人格……自吹自擂这种事情有点不好意思，不过真的讨论过，并分成几派，例如有像是升学杂志般的家伙，主张实际利益的家伙，还有人格形成派，大家投稿不断争论，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

然而，进入大学后直接面对量产教育的现状，前运动者表示「我们陷入被大学背叛，大人们都在说谎的感觉中。这也是迈向全共斗运动的重大契机。」[140]之后的章节将会提及，全共斗运动中「大学自治」与「知识分子的权威」一概成为学生们激烈攻击的对象，但如第一章所述，这可说与他们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时相同，正因为他们将这类价值观深度内化，结果才会爆发「遭背叛」的激烈怨恨情绪。

当时大学产生变化的要因，也不仅止于大学生激增与大学大众化。如第一章所述，因为政府与财经界的要求，国家在「产学合作」的名义下推动理科类扩编，大学不断从「探求真理的学府」转变成「经济成长人才的培训机构」。

对大学仍抱持旧有观念的学生们对此感到「遭背叛」。「反对产学合作」成为「那个时代」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这并非单纯出自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因为大学背叛了学生对大学的想像。

例如，一位日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于一九六八年如此写道[141]：「今日，大学把我们学生塞入一个类型，那就是产学合作这种弊害。而我们的战斗，就是打破这种产学合作的斗争。……身为学生，应该致力于学习研究，以及不受工业社会毒害，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现在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不再理所当然。」

上述文章中提及，大学理应是「不受工业社会毒害」，探究真理的学府一事，大致可以视为古典的大学观念。然而这种古典大学观遭背叛的情感，也成为全共斗运动的动力来源。

而这种情感又与第一章所述，即他们这个世代在升学竞争洪流中被送上「输送带」的厌恶情绪相互重叠。调查当时学生运动者的东大社会学家高桥彻，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给杂志的投稿中如此叙述[142]：

自被评为校园斗争转捩点的一九六四年庆大学费斗争〔将于第五章后述，此处大概是一九六五年的误植〕以来，许多学生的意识中都存在着当今大学不过是「幻想的共同体」的想法，他们认为，大学的实体乃配合帝国主义式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力政策，属于受他们委托的机构，而学生就是在此体制下，遭受经济、心理剥削的被压迫者。何况，当今的大学在高度资讯工业社会的要求下，被迫改制成大量培训学生（量产型大学化），授课内容也贴近现实主义（只培训精于实务技能的专门人员），这样的举措丧失了独立的「教育与研究自由」，体现出真实意义上的「大学危机」。……

……今天许多学生意识深处中的大学印象，既非单纯且抽象的「理性学府」，亦非闪耀着自由与自治理念的「批判式大学」，而是部分甚至已蒙上刻板印象、知性颓废的「人类机器人制造所」，或者「垄断经济体的外包研究所」。

此处出现的「幻想共同体」一词，是当时学生们受其喜好的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的影响而广泛传播的词汇。吉本在该着作中并未讨论大学，但对认为校方背叛自己认定的大学形象的学生们而言，「幻想共同体」仍是一个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新创词汇。至于批判大学沦落为满足垄断资本方所需的「人类机器人制造所」、指责「产学合作」等，则属当时学生运动的共通倾向。

而学生们认为自身发动的学生运动，乃是纠正走偏的大学现状，使其恢复成「理所当然」的正常大学的运动。主张由学生会馆进行自主管理的《同志社学生新闻》，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号的报导中有如下叙述[143]：

学生会馆要把空洞化的大学恢复回原本的姿态，也就是让每个人从已被支配体制埋没的状态中解脱、蜕变出来。具体而言就是我们的自治活动（包含社团活动、班级活动等）的场域，此自治乃以学问为志向；以及每个学生的主体性活动——文化活动、创造活动、思想活动、体育活动——透过这样的追求必使上述活动成为发酵的母体，而大学也必须成为确立自我主体性与追求自我最大可能性的「学术殿堂」。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完成自我的使命，亦即研究学问、遵从教育奉献社会（人民大众）。

如第六章后述，诗人关根弘在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採访时，学生为他介绍街垒后的状况，叫喊着「反对产学合作」的某纠察队学生告知他，「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在心中筑起街垒，在街垒之内，有种守护学术自由的心情。」对于这个学生的发言，关根评论道[144]：

「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便就业，如果大学就是这样的场域，那将只生产财经界希求的学生，与此相对，学生一方以真理为场域，对『大学校园』抱持怀旧感，似乎这才是真相。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学生一方才是保守的。」

「学生一方才是保守的」，此观察相当敏锐。但饶富深意的是，当政府意欲限制「大学自治」之际，学生们展现出相反的反应。

六○年安保之后，继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于一九六二年五月的参议院选举演说中表示，「不管在义务教育或者大学教育，教育都有被当作革命手段之嫌」，「我已经指示荒木文部大臣，将重新检讨大学的管理制度」，暗示将筹备大学管理法案（大管法），藉此限制大学自治，恢复文部大臣驳回大学自选人事的权力[145]。此大管法在学生与国立大学协会（国大协）的反对下并未通过，但大学校方的权力也因而萎缩。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东京大学公布「大学自治与学生自治」（通称〈东大手册〉）。内容指出，所谓大学自治并非他物，就是教授会的自治，学生自治则是「教育的一环」，意在涵养自治意识，故要求「那些号称自治活动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瘫痪大学规则与惯习的学生」进行「反省」[146]。此外，国大协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公布〈关于学生问题之所见〉，强调「学生自治」是为了教育而赋予学生的权利，因此「既然学生站在接受教育的立场，就必然要接受一部分的制约。」[147]

然而，理论上应抱持「保守」大学观念的学生们却对此表示反对。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也曾任学生问题委员会委员长的一濑智司，于一九六七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因「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结果，使青年们变得能大胆主张自己权利」，所以〈东大手册〉或国大协般的自治观才遭他们反对[148]。

此外，有许多学生批判大学以教授为顶点，其下分列助教授、助教、研究生、大学生，这种讲座制实属「封建」性质。一位御茶水女子大学运动者透露自己投入学生运动的动机，在于对量产型授课的失望，并举出「在我的专业，也就是地理学教室中带有保守的气氛，跟我的性格不合。」[149]

亦即，学生们一方面抱持着大学是「探求真理的学府」、「不可被工业社会所毒害」等「保守的」大学观，同时他们也如接受民主教育的世代般，主张自身的自治权，反对「保守的」学生自治观与讲座制。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类似他们面对「旧日本」的姿态。他们反对「家族」、「亲子长幼关系」所代表的「旧日本」，但同时又对标举「侠义」的江湖黑道电影奉上喝采；既对钢筋水泥的大楼校舍感到「身为人类的空白」，也对三里冢的农村风景感到怀旧。

换言之，学生们面对社会、大学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发生的急遽变化，在感性层面无法赶上，因此陷入分裂的状态。日本整体从一九五○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型社会，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不断朝已开发国家社会变貌，在这段过渡期中，学生们怀着「吊在半空中」的不安与意识形态危机。

接着他们对经济高度成长后的社会将变成何种样态感到茫然，对此产生反弹。此时他们也意识到已大众化的大学生不再是菁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上班族」预备军，而自己置身在这种状态，日后只能从事乏味的机械式劳动，除了购买「自宅」或「自家车」所象徵的大众消费品之外，不可能拥有什么「梦想」。

一九六八年二月的某杂志报导指出，「现在大多数的大学生，不过就像军队中的下士候补者，好不容易出社会后，也是日日夜夜被併入疏离的生产关系中，不过是一群可悲的人们。」[150]一九六八年五月，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南通信》刊登一篇学生的文章，文中如此叙述[151]：

……我记得一位决定进入报社工作的朋友，脸上带着寂寞的微笑对我说：「我已经登上人生的顶峰了。之后只有按照规定好的平坦路途，不断朝下坡行走而已。」某种无法言喻的沉闷在彼此的心中扩散，而且丝毫没有消散的迹象。对于共享这种沉闷的日本青年们，我们究竟能描绘出什么样的未来景象呢？又能从什么地方找出流露的人性呢？我们的创造性遭到扭曲，被套上条件限制，我们的向上性并非朝着社会改革，而是让我们朝既定的体制贴近。我们的生命，完全就是被饲养的状态。

评论家猪野健治于一九七二年的评论如此写道[152]：「笔者曾看过由电脑列印出来的十家企业薪资数据，展示从公司新鲜人到退休金为止的所有资料，当时心中感受到的那股空虚，至今仍不能忘怀。毕竟，看了那张表就已经明白知道自己五年后、十年后，甚至是退休时能领到的薪资。」「这对感受性强的人而言，不得不说是种难以忍受的状态。」

猪野在这篇文章中把这种状态形容为「管理社会」。此「管理社会」一词，一直在定义模煳的状况下屡遭使用，大致上可以看做对上述茫然闭塞感的一种表述。

政治学者高畠通敏于一九六九年一月表示，「大学已不再是保障踏上菁英之途的机构」，之后更如此记录[153]：「今日的学生运动同时对『资本制社会』，以及或者该说更多是对『管理社会』燃起熊熊敌意……大概是因为阶级晋升的出人头地之途遭封闭，是种阶级性的怨恨。」「这点可从学生诸君们的传单、演说中频繁出现『我们这一辈子早就注定是底层上班族，只能成为下士阶级的人』看出。」

最能活用自身创造性的技术行业，也在经济高度成长的状况下，使业务变得形式化。根据评论家中岛诚的说法，某电机生产大厂的研究职员有如下的怨言[154]：

「至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左右，企业高层提出开发基本技术的方针，以此为主可以从事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体性研究。但自昭和四十年左右起，不只高层，连各工厂都对技术提出新需求。……什么『零件的铜线容易遭腐蚀，快想想办法！』之类的，『全都是修理工一般的研究』。」

中岛形容，「今日的研究人员，即便在如日立、八幡、东芝的大企业中，他们也不过是整体研究技术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熟悉学生运动的评论家大野明男，记录了一九六八年遇到的一位高四生的说法[155]：「在当今日本所谓的『好职业』中，没有任何一种是我想加入的。」「特别是被塞入既存社会的某处，更让人厌恶。」

对于此学生的心理，大野如此分析[156]：「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毕业就是以上班族的形式被嵌入社会中，而这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身而为人的主体性。」「他们的切身感受就是：必须考上这个大学的过往，与必须融入这个社会的未来，被连结在同一条线上，而横陈在这中间的就是缺乏乐趣的学生生活。如果『婚姻是人生的坟墓』这句话有部分属实，那么他们也实际感受到『毕业就是自由的坟场』。」

但与此同时，他们同样担忧自己偏离轨道而无法就业。大野继续记录上述高四生的说法[157]：「不过，大学呢，还是先考上再说。高中时代的好友中虽然有人现在过着『疯癫族』的生活，可是我没有自信可以走到那一步，那么脱离社会的框架。」

大野访谈在东大教养学部负责学生谘询的西村秀夫助教授，根据西村的说法，某大学的文化祭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学生报上提出如下的唿吁[158]：「我们这些现代的学生们，什么事都可以自由去干。可以说我们拥有一切的自由。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放弃当学生的自由』！」

而他们思考可打破此闭塞感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参与政治活动。一九六八年七月的《越南通信》中，某看护学校的学生如此叙述[159]：「因为学校内充斥着漠不关心的风气，所以自治会活动显得停滞。我们六十个学生，在钢筋水泥的温室内，每天二十四小时，共接受了三年的教育，要求我们一如期待地成为护士，一如期待地成为医疗从事者。」「会从这种状况中逃出，促成我参加越平联的，就是对这种内藏于近代钢筋水泥校舍、宿舍中的旧时代残余，做出的一种反抗。」若将这篇文章的「医疗从事者」改为「上班族」，将「越平联」改为「全共斗」，也能道尽全共斗运动参与者的心情。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在新宿参加抗议游行的某学生，一边殴打杂志记者一边如此说道[160]：「我的人生，特别是被澈底体制化的部分，一切都被详细规定，成了黑白的人生。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必须连根拔除、推翻。眼下正在革命，暴力是可被容许的。」

参加过日大全共斗的名仓将博在一九九五年如此叙述道[161]：

支撑全共斗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茫然的不满，是质疑「这样继续下去好吗」的心情。……

托经济高度成长之福，日本变得相当富裕。可是，那种「赚钱方式」让人非常不满。大学变得大众化，即便大学毕业也无法成为菁英，我可不想变成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公司的俗气上班族。大学毕业后等着我的就是地狱般的加班，一点意思都没有。进入企业后，根本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在大学还能干点事情。我认为所谓的全共斗，就是在变得富裕的时代才必须发起的运动。

中核派、社青同解放派、共产同这三个被称为「三派」的新左翼党派，在东京的有名私立大学中拥有强大势力。有人主张，前述私大的量产型教育是造成这类新左翼党派蔓延的原因，一九六八年时担任日大教授的三浦朱门认为，现代学生不满的根柢，比起量产型教育，更多是来自对未来的闭塞感。他如此说明[162]：

现在的学生，特别是私大的学生批评量产型教育。但即便在旧制的东大，类似概论之类的学科，也是一个班级数百名学生。……

请思考一下三派势力强大的大学吧。中央、法政、明治等，全国知名的私立大学，还有相当有名的地方国、公立大学也是。更进一步来说，要无条件地说这些大学是一流大学，确实有点困难，即便如此也不是二流大学，暂且就称其为一．五流大学吧。对这些大学的学生而言，无论学生生活或者出大学后将来的前景，都面对一定的困境。

根据文部省的统计，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大学毕业者中有十六万四千人打算就业，其中进入大企业的有六万八千人。所谓的大企业，是指从业员工超过五百人的公司……外包工厂等级也包含在内。……

……昭和四十年的《Sunday每日》公布两百家一流企业录用员工的出身学校，人数大约八千。表中未显示的是，进入一流企业或成为国家公务员，再加上其他职位足以称道的大学毕业生，约有二万名。而且其中超过半数名额皆由五、六所一流大学所占。……

……我在教室中遇过的学生里，也有那种如果去大企业宣传部之类的职场，定能发挥所长的青年，但最终去开砂石车，成为河边砂石场的事务所长，或者去当成衣的业务员，整天在零售店之间奔波。如果想干这种程度的工作，不用去大学也行。高中毕业就很足够了。

何况他们的家长都期望自己孩子能取得符合〔往昔〕大学毕业身分的职业地位——如高级公务员、一流企业员工。在家长的期待与失去色彩的将来夹击下，这些学生们认为自己只是被放上输送带的石子。他们歇斯底里地大吼。

「都是因为赚钱第一的大学收了这么多学生的缘故。就连教师们也都把我们当石子，沉默以对。这种大学，该澈底摧毁。大体来说，这个世道已然扭曲。无论是日本政府、美国或者苏联，甚至中共也是，都在欺骗、压迫民众。真正能够联手的，只有在砲火中逃窜的越南人民，以及他们之中悍然起身反抗的解放战线勇士们。」

即便是「一流大学」的东大学生也共享这样的心情。他们对大学不再是「探究真理的学府」，而变成「人才培训机构」，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失望。曾任东大教养学部学生部专任助教授的西村秀夫，于东大斗争正式发生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撰写了如下评论[163]：

在高中时代，许多青年都具备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的能力，会问自己「为了什么而学习？为何而生存？」但升学考试体系不容许这样的质疑，他们只好搁置这样的问题意识，「总之先考上大学」，以升学为目标唸书，之后入学。他们带着粲然的期待进入大学，但大学的量产化教育状况却让这些新鲜人幻灭。

最终，学生们逐渐开始认为，现在的大学也成为帮助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为其发展的人才培训机构之一。学生也认为，自己处于半组装的机械般状态，被放上了培训机构的输送带上。……这种不安与焦躁并非专属于参与运动的学生们。负责与学生交谈，一直以来陪伴来谘询的学生们一同思考的我，也强烈感受到这样的情绪。

西村也说明投身学生运动的学生们对自己同学的无气力感到焦躁[164]：「在我接触到的有限学生中，他们都是正直且值得关爱的学生。但他们心中却被单一的想法所占据。在交涉的场合，如果发展不如自己预期，便会激动地做出攻击性发言。」「『什么办法都没有』，这是学生们常用的词汇。在什么办法都没有的状况下，对将来不带有明确的愿景，面对包围自己的权力高墙与暴力威胁，他们只能赌上自身进行『毫不妥协的武力斗争#2』。」

想要打破自己被送上人才培训机构「输送带」的状况，这种感觉最终成了各地全共斗运动的共同基底。

#2 译註：武力斗争的原文为「実力闘争」。在日本的运动脉络中，「実力」为实际具有的力量，有着对抗媒体或警方冠上的「暴力」这种负面用词的积极意义。↺

136 三上前揭（序章）《一九六○年代论Ⅱ》一三六—一三七页。↺

137 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四二—四三页。↺

138 茜．柴田前揭（第一章）《全共闘》五四，五七—五八页。↺

139 同前书五六，五七页。↺

140 同前书五六页。↺

141 K．H〈闘いの総力をもって〉（收录于前揭〔第一章〕《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二二六—二二七页。↺

142 高桥彻〈直接行动の心理と思想——日本学生运动の思想と行动．第四回〉（《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九月号）一三四页。↺

143 铃木前揭《学生运动》一六九页再引用。↺

144 関根弘〈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现代の理论》一九六六年五月号）一○五，一○六页。↺

145 NHK取材班前揭〈东大全共闘〉二四五页。↺

146 东京大学〈大学の自治と学生の自治〉（收录于东京大学全学大学院生协议会．东大闘争记録刊行委员会编《东大変革への闘い》労働旬报社，一九六九年）四○九，四一一页。↺

147 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一四六页。↺

148 一瀬．尾形．神沢．篠崎．西村．村松前揭〈学园の纷争と大学の自治〉二六七页。↺

149 船桥前揭〈全共闘运动とジェンダー〉九六页。↺

150 〈一部活动家は真に一部か〉（《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二月二五日号）一○二页。↺

151 金田孝之〈変革によせて〉（《ベトナム通信》一九六八年五月号〔第五号〕）复刻版四三页。↺

152 猪野健治〈现代〝管理社会〞と若者〉（《月刊ペン》一九七二年五月号）五八—五九。↺

153 高畠通敏〈「発展国型」学生运动の论理〉（《世界》一九六九年一月号）二四五页。↺

154 以下、中岛诚〈新しい科学．技术者运动の胎动〉（《周刊言论》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号）三六页。↺

155 大野前揭〈学生がかくも暴発する理由〉三一一页。↺

156 同前论文三一九，三一八页。↺

157 同前论文三一一页。↺

158 大野前揭《全学连》一九页。↺

159 田中志津代〈私にとってベ平连とは〉（《ベトナム通信》一九六八年七月号〔第六号〕）复刻版二七页。↺

160 南云规至〈私は「石」でぶん殴られた〉（《月刊时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一四七页。↺

161 NHK取材班前揭〈东大全共闘〉二九六—二九八页。↺

162 三浦前揭〈日本大学よ甘えるなかれ〉二九二—二九四页。↺

163 西村秀夫〈不安と焦燥を超えて〉（首见于《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八日号，收录于西村秀夫《教育をたずねて》筑摩书房，一九七○年所収）三三页。↺

164 同前书三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