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是为了自我表现乃至自我确认的运动，当时反叛的年轻人们普遍都不太优先考虑政治上的实际效果，这并不限于东大全共斗。

举例而言，让我们来看看田中美津在一九八七年的发言。根据她的说法，从一九七五年联合国设立了十年计画的国际妇女年开始，「获得联合国认证」的女性解放运动「确实开始了堕落」。根据田中所言，「国际妇女年以降，运动变成以『人权』和『男女平等』等关键词为动力进行，并转而以改变法律制度为主轴。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与以『我』的痛苦为基准点看待世界，同时进行我的变革与社会的变革的女性解放运动相比，确实变得更容易参与。但是，从自我探问出发的想法也变得稀薄。」[24]

此外，田中在一九七二年的《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定义「女性解放运动为，旨在于女性合力打破生存困难，并同时透过复甦女性与女性之间关系中的爱慾，以确立主体的运动。」[25]从这里可以看到，田中认为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其说是以实现「人权」与「男女平等」等制度改革的运动，更接近于着重在从「『我』的痛苦」出发，藉由「自我探问」「确立主体」的行为。然而如前述，当时的运动者与当代年轻人不同，认为探问自我的痛苦连结着社会变革。即使如此，不能忽略的是比起获取政治目标，「自我确认运动」还是更加受到重视的倾向。

田中并不喜欢阻止优生保护法修正案等「严肃」的运动，但这也不是她的特点。米津知子支持女性解放运动新宿中心直到最后一刻，她在二○○八的研究会上指出，她们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阻止优生保护法修正案。然而同时，米津尽管之后持续从事市民运动，但于一九八○年左右，对于年轻的运动者提出想要利用国际条约及法律来强化她们的主张的这个提议感到惊讶，因为过去她们的运动从未有这样的发想。[26]以前的她们认为，就算没有国际条约与法律知识等等，只要透过游行或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意志，就足以使运动成立。

与田中美津一起组成「Group．战斗的女人」的麻川麻里子（音译，麻川まり子）于一九九六年这么说：[27]

我认为那时的女性解放运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女性的关系性变革」与自我变革等词语展开的，关于自我的意识变革运动（共生集团）。另一个是，对于歧视女性、把女性的性与劳动力当成剥削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抗议、女性解放运动的宣传活动（女性解放刊物的发行等）、对于这个社会体制的斗争（对于优生保护法修恶的斗争等），以及对于因此受害的女性们的紧急救援活动（女性避难所）等社会性的活动。

这两个层面，虽然也同时承接了自我变革、意识变革等个人的内部性意识问题，以及针对社会体制的力量逻辑、政治力学所支配的领域，但我认为那时候的我们似乎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

肩负女性解放活动的女性们大多是二十岁前后的年轻女性。我认为对于每一位参与的女性来说——对我来说也是——这场运动可以说是成长过程中自我发现的试错过程。……在思考这其中女性们的自我变革与自我形成时，也必须一同考虑的是，致力于此目标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人生经歷可以诉说自己是什么人，甚至忘记了作为人的力量极限与脆弱程度。

麻川说，自我变革的「寻找自我」要素，与社会变革的要素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这也是他们那个世代认为社会与个人相互连结的这种意识的产物，这点已于之前叙述。然而对于要理解「政治的力学」，他们还不够成熟。因此不管怎样，他们就算从事社会运动，「寻找自我」的要素往往还是会变得相当浓厚。米津知子在一九九六年表示，虽然「不从每个人的内部改变的话，就无法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如果要质疑社会的话，也要探问自己的内部」等等是当时运动的特徵，但「在当时的运动里，似乎将重点放在其『内部』上。」[28]

受到一九七四年引爆三菱重工（作为日本最大的军需产业企业而为人所知）本社大楼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影响而展开炸弹行动的加藤三郎，在一九八八年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境。他认为，自己是侵略了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子孙，「将自己视为丑恶的存在而自我否定，为了赎罪」而必须展开行动。加藤这么表示：[29]

就算有美好的动机，例如与侵略和歧视斗争、与被压迫者共同生存等等，说起来也都只是在找藉口而已，实际上只是试图藉由这些斗争证明「我是值得活着的好人」。所以，这些斗争并不在乎是否能在现实上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是一种拼了命证明我不是坏孩子而是好孩子的，身为伦理优等生的行为。这可以说是膨胀自我精神中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所谓的为了他者，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藉口而已。当然，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这种无视政治效果的主观性倾向，也与无计画式的行动主义连结在一起。二○○五年，在由比婴儿潮世代年轻约十年的作者们撰写的《给过去曾经具革命性的父亲们》，针对赤军派「用三千人的机关枪部队与两千人的拔刀队占领首相官邸三周」的起义计画问道，「那第四周以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30]关于这个计画，藤本敏夫评价指出，这就像是明治维新志士一样，在「在樱田门外偷袭井伊大老，以为杀了他事情就有所改变」，这已于第十六章提过。

当时的大学教师们，也对当时年轻人们的行动抱持着相似的印象。早大教授神泽一郎，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不久后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座谈会上这么说：[31]

我们看着反民青派诸君的行动，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心情主义。一旦发生政治问题，他们就一定会召开集会，组织游行队伍出动。他们说，不知道自己这样的行动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会起到什么作用。但作为青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能坐视不管，所以才拿着头盔和旗竿出动。我总是在想，这与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或是更久以前的明治维新的志士们，当然思想内容与意义不同，但在思考方式上似乎有相当多共通之处。

在不考虑政治效果，採取「纯真」的直接行动这一点上，与「明治维新的志士」及「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相似，这样的意见在其他地方偶尔也能看到。然而，吉野源三郎对此提出异议。他在一九六九年春天与藤田省三的对谈中这么说：[32]

战前，在那场二．二六事件发生前不久，我从引发反叛的步兵第一连队的一位中队长那里听来了一个故事……当时，担任中队长的大尉级将校们，得知了自己领导的中队士兵们的家庭状况后纷纷感到担忧，认为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

中队长有责任检阅寄送给部下士兵的信件，因而无法避免地了解到士兵的家庭状况。在世界经济大恐慌过后四、五年的当时，日本正陷于深不见底的不景气之中。家里寄给士兵们的信，每一封都在诉说着家计的困难与现实处境。……

……在身处那场反叛〔二．二六事件〕的中心，发起行动的第一连队中队长们的动机中，我认为确实包含着对于失去社会正义的日本现实处境的激愤，以及对于由部下士兵所代表的民众苦难的真挚同情。……

他们的行动，虽然在我们看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但即便如此，他们是认真地同感于民众的苦恼、并客观地认为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着某种必须献身的目标，并不仅是高歌着自己的反叛。

今天，当我接触到激进的学生运动，就想起了这个关于二．二六将校的事。虽然有着左翼右翼的不同，一方是作为「昭和维新的先驱」、另一方则自命为「日本革命的引爆器」。看着学生们的言论与行动、阅读他们写的东西，以及为他们辩驳的评论家所写的东西时，我就会私底下将其与那些将校们的——在我所理解的范围内的——心境相比较，探寻这些人们动机的深度。坦白说，我在那些人们写下的东西中，几乎找不到像是听到第一连队中队长们的故事那样沉痛而触动人心的内容。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件寂寞而令人感到担忧的事情。

如前述，发起炸弹行动的加藤三郎说，「这可以说是膨胀自我精神中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所谓的为了他者，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藉口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与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不一样了。

吉野进一步在这场对谈中提到，[33]「战前认真的左翼学生」多数对资产阶级的出身感到羞耻，「忍受着极为禁慾的生活」、「拥有值得奉献自身的他者〔民众〕。」「有没有拥有这种值得献身的他者，正是问题的所在。」「由于没有他者的存在，所以逐渐陷入主观主义中。」「所谓的革命性与这样的精神，我认为对我来说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丢失的呢？」「大抵上，自我否定等词语开始氾滥，被描述成一件在内心里非常深刻的东西」、「过度关注于『自己』」或『学问的作法』。」「只不过为了大学变革这种事情，就随意践踏人权、施加暴力。这只能说是人类道义情感的麻痺。」

对此，对谈的藤田这么回应道，反叛的学生们「在理论上认同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主力。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想法中革命是前提，是为了革命才必须唤醒工人。并没有为了工人阶级只好革命的这种想法。」比起为了工人而发动革命，他们是因为自己想要发动革命，所以认为工人也应该奋起，「这样并不能让工人阶级有所行动。」[34]

吉野等人的指摘，也可以在六○年安保斗争与全共斗运动之间的差异中看到。一九六○年六月初，在学生游行队伍与警队发生冲突以后，附近的居民进行了像是井户端会议#17一样的讨论。有人说「是全学联先出手的……」，有人反驳「那又怎么样？你以为『学生桑』是因为想要这么做才做的吗？」[35]可以看到，这些居民觉得学生不是因为「想要这么做才做」，而是为了代表自己的正义感而斗争，所以才支持他们。

「那个时代」年轻人们反叛的情况则不同。与一九六○年比起来，大学生不再是少数的菁英，「学生桑」这样的敬语也已经空洞化。民众也——佐世保斗争例外——将年轻人们的反叛视为「想要这么做才做的」，并未给予支持与敬意（日大斗争在与佐世保不同的意义上也是一个例外）。

小田实评论全共斗学生并没有把校外的市民放在眼里，这已于第十三章中提过。评论家大野力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提及，他对当时学生们之间流行的歌曲《加入自卫队吧》感到「非常不愉快」。[36]这首歌合唱着「各位男人中的男人／加入机动队／加入吧／加入吧」，并以「加入机动队随花散落吧」作为结尾，当时常在反战游行与集会上被演唱。大野解释他对这首歌感到不愉快的理由：

这恐怕是因为我认识几个自卫队员也不一定。……中学教师时代的学生中，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们，大家都去唸了全日制的高中，接着进入大学，其中的大部分在想法上成为了反体制派。然而有一个学生因为父亲过世必须照顾弟妹，没办法只好上了定时制高中。加入自卫队的，就是这个白天在镇上工厂工作的男生。他在告知我录取了防卫大学的时候，对我这么说：

「我只有这条路可以选」……

这个情况表明，就算从社会一般的观点来看，他们也不是「男人中的男人」。在他们内心中也并不这么认为。然而这先撇开不谈，让我在意的是歌中像是在嘲笑他们这些人似的氛围。

……这也不是说〔唱着《加入自卫队吧》的〕年轻人们就是「公子」、「小姐」。然而他们确实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就算是以打工为生，还是有着使这个情况得以可能的家庭环境背景。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培养批判体制的眼光。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是比起成为自卫队的同世代青年们，在更为优渥的条件下长大成人的吗？对于自卫队的批判，就是构筑在这个基础上。

这样的他们，不是正经地提出诉求，而是揶揄加入自卫队的同世代青年，我看到一种无自觉的优越感，感觉到一种不逊。他们究竟是否有好好质疑过他们揶揄的情况的前提呢？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但是，「那个时代」学生们的心态，并不像是如吉野说的战前的那种「认真左翼青年」。他们，如果借用曾在第十章引用的东大国文学科传单的话来说，是「自我世代」。在小野田襄二创刊的杂志《去到远方》第三号（一九六九年夏天）里，刊载了以下这篇某位学生的文章：[37]问题是藉由「自我否定」挖掘自身的内部，「我们绝对不是禁慾式地忍耐着『这也想做、那也想做』的自身欲求而为了劳动者斗争着。」

一九三八年出生，属于安保世代的小野田，在一九七八年〈对于全共斗世代的违和与共感〉这篇论述中，引用了上述的文章并如此写道：[38]

「我就是那种『禁慾式地忍耐着自身欲求而为了劳动者们斗争』的人。对我来说，没有禁慾主义就没有政治。」「对于我（们的世代）而言，没有в народ〔意指「走进民众里」的俄罗斯语〕的唿唤就不可能有政治。对于贫困、不公平的正义感是政治的原型，禁慾的生活是其必然的结果。」「我们谈论的革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而牺牲。」「然而对于全共斗世代来说，为了社会正义而牺牲的精神恐怕感觉起来相当遥远。」「创立三派全学联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六○年代后半的〕学生运动者的精神世界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容。」「全共斗运动的精神，似乎更接近于『我们绝对不是禁慾式地忍耐着这也想做、那也想做的自身欲求而为了劳动者斗争着』。」

前述吉野源三郎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过去「左翼青年」具有的对民众献身的禁慾精神「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丢失的呢」的问题，似乎可以这么回答：在经济高度成长中，大学生的存在变得大众化，从而不再是抱持着责任意识与使命感的菁英，这种精神也随之消失。

小野田也在二○○三年的《所谓革命左翼的拟制》中这么写道：[39]

〔自己也参加过的〕六○年安保斗争，宣告了正因为体会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才得以成立的「和平与民主主义旗帜」的运动基础的终结。参与六○年安保斗争的参加者，光是东京就达到了数十万人，其中九成是亲身体会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的人们。不久后，这个〔在自民党支配下繁荣的〕日本社会〔的现况〕成为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象徵，并朝着经济高度成长承接下去。「和平与民主主义旗帜」等等已经不再受到〔学生们〕关注。

由此，迎来了诸如反对日韩会谈、反对企业号靠港等，对日本人来说只存在着空洞残响的时代。以十．八羽田斗争来说，是由在中学、高中时期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验了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而非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的世代担任了主要的角色。全体日本人都接收到高度成长带来的好处，因此，〔六○年代后半以降的斗争是〕藉由对其〔高度成长的好处〕的反对而成立的青春期特有的运动。

这里显示出六○年安保世代与婴儿潮世代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显示出，接续在战前世代的吉野与六○年安保世代的小野田之间的感性，以经济高度成长为界而遭到了切断。由此，可以看到成为「自我世代」的自我确认运动的反叛，轻视「政治」的效果、未能唤起包含年长者在内的民众的支持，最后以「青春期特有的运动」告终的其中一项原因。

#17.译註：井户端会议，在日文中用以戏嚯地指称妇女在井边洗衣服时的群聚聊天。↺

24.田中、上野前揭《美津と千鹤子のこんとんとんからり》页四七、四八。↺

25.田中前揭（第二章）《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一五。↺

26.引用自米津知子〈なぜ男ばかり？——ウーマンリブ〉（People’s Plan研究所社会运动研究会主办〈『私』と戦后日本の社会运动〉第四回，二○○八年一月一二日）中的座谈后问答。感谢米津小姐授权准许本书使用发言内容的要旨。↺

27.麻川まり子〈座谈会『リブセンをたぐり寄せてみる』にむけて〉（收录于前揭〔第一章〕《全共闘からリブへ》）页二五七。↺

28.米津知子〈変わったことと変わらないこと〉（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页二六○。↺

29.加藤三郎〈もう一つの次元への戸口に立って〉（收录于《意见书》，《思想の科学》一九八八年四月号）。↺

30.林信吾、葛冈智恭《昔、革命的だったお父さんたちへ》（平凡社新书，二○○五年）页七八。↺

31.一瀬、尾形、神泽、篠崎、西村、村松前揭（第一章）〈学园の纷争と大学の自治〉页二六九。↺

32.吉野、藤田前揭（第十一章）〈戦后民主主义の原理を考える〉页一五。↺

33.同上对谈页一二、一三、二○。↺

34.同上对谈页一○。↺

35.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动する十日间〞〉（《思想の科学》一九六○年七月号）页四一。↺

36.大野力〈『自卫队に入ろう』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　会报》第六三号，一九六九年八月）页一八—一九。↺

37.这篇文章是重引自小野田前揭〈全共闘世代への违和と共感〉。根据小野田表示，这似乎是引用重尾隆四投稿到《去到远方》（远くまで行くんだ）第三号中的论文内容、不过重尾投稿到同本刊物里的〈更往废墟里去！！〉（更に廃墟へ！！）中并没有看到与上述相同的内容。↺

38.小野田前揭〈全共闘世代への违和と共感〉页一七六、一八三、一八四。然而，小野田指出自己虽然与全共斗世代不同，是个禁慾主义者，但却是像埴谷雄高以及吉本隆明那样，在与政治运动无缘的位置上专注于自我的「自我至上主义者」，他形容这是「我身为一个政治领导者的致命弱点」。在脱离中核派后，他发起否定包含新左翼党派在内的既存政治党派之运动的《去到远方》，受到全共斗的无党派运动者们的好评，然而小野田却这么描述当时的理由与反省：「暴露出党的拟制性，这在当时三派全学联崩坏、对新左翼各党派的质疑高涨的时代情况中很容易受到赞扬。创建党不能过于轻率，但如果是暴露出其拟制性的话，轻率则相对被允许。这时，人们会把自己交给内心中的轻率本能。即便是对这件事有所自觉并一直保持规戒的我，最终依然採取了这样的行动，这份责任相当重大。」「我必须得彻底地否定政治思想、政治理论这类的事物不可。当时的我，内心对于政治实践一点方向都没有，只是想要全力想清楚而已。这样的我，将虚有其表的政治应然使命写在〔《去到远方》的〕文章里。」「久违地回顾〔我写于《去到远方》里的煽动文〕后，我十分错愕。」「我自己，对于实际上要做什么一点想法都没有，只是将我对于时代的认识、对于政治的认识直接套用到政治性煽动中而已。」「当时，有一些离开中核派并对我有所关注的人，看穿了我在宣言中〔《去到远方》的创刊宣言〕写出的政治应然使命仅仅只是虚有其表。而当时有一些隶属中核派、同时也在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的人，看破了我虚有其表的政治应然使命，对我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怒。」「当时的自己为何要与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们一起创办《去到远方》，并对现实中的〔全共斗〕运动表示兴趣呢？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不想失去与现实的连结，当我失去这种连结时，最后，我不就只会变成一人政治思想家而已吗？于是，我只能向现实低头。」（小野田前揭〈全共闘世代への违和と共感〉页一七九、一七三、一七一、一六九、一七二、一七四）。以小野田为首，包括埴谷雄高和吉本隆明，实际上是「自我至上主义者」，以批评现有党派的「拟制性」的形式，发表类似于政治煽动言论的知识分子，在全共斗运动中博得了好评。或许可以推测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正如小野田所分析的那样，某种看起来具有适度政治性，但实际上却无需担负建立政治组织等责任，并「轻率」地肯定自我至上主义的思想，正是全共斗运动中被期盼的思想。↺

39.小野田前揭《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页一○四—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