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一九六九年越平联在数量上的膨胀，是因为这一年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的街头抗争不断遭到镇压，无处可去的学生流入越平联的游行之故，这对于越平联来说，则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

依据小田实一九九五年时的回想，越平联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游行的这个时间点，可以说站上一个顶点，但当时已经感觉到危机。此时吉川被不当逮捕之后，当时人在游行现场的作家柴田翔这么写道497：「游行队伍的杀气增强，到警视厅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家都做好准备，等小田说要去警视厅，如果小田说了，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将毫不犹豫地往警视厅前进，与警察发生冲突，那么越平联的运动，就会因此产生巨大的质变吧。」

但是小田并没有下这个指令，游行队伍朝着解散地点前进。游行后的总结集会中，不喜欢说大道理因此向来很少发言的小田，罕见地拿起麦克风。

根据小中阳太郎所述，小田说：「各位都知道，吉川被逮捕了。各位应该很生气吧。但是，人类，在这种时候哭也好、叫也好，什么都改变不了。今天的游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区区逮捕算什么啊？这种时候，不是应该大家一起大笑吗？」然后小田说：「来吧，准备好了吗？笑吧！一起笑吧！」然后小田真的笑了：「啊哈哈、哈哈哈！」498

这虽然是他身为作家、重视幽默、具有小田风格的回应方式，但小田自己在一九九五年的回顾中说：「我必须说点什么。」「被逼到墙角的结果，最后就只能那样回应。」关于自己对当时状况的认识，他是这么写的499：

每天很激烈的「校园斗争」，到了那个时候已经现出疲态，与此同时，在我看来，最初受「全学联」，后来受「全共斗」的学生们刺激，奋起的年轻劳动者们的「反战青年委员会」运动也迎向衰退。……然而，即使这些运动衰退，也未见共产党和社会党，或者是「总评」等「旧左翼」的势力扩增，「左翼」全体的势力已经开始下降了。……

……确实相对来说，「越平联」的运动势力来到兴盛时期，这本身并不带来任何问题。随着走在前面盛大喧闹的「小孩的游戏（学生运动）」气势衰落，应该在后面的「大人的游戏」——搞不好就只是像游戏那样也说不定的运动，被推到前面来，变成直接面对权力的一方。是有那种感觉。证明这个状况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现实问题的，正是吉川被逮捕一事。

越平联的活动势力增加，不过是新、旧左翼双方衰退所带来的相对性结果，而小田已经对此带有危机感。

而越平联内部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对立，一九六九年前全共斗等的学生加入之后，变得更加严重，而且学生们在全共斗运动中学到的风格，亦即对自己和他人进行伦理式的诘问那种严格主义，也被带进越平联。这个危机首次台面化，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召开的「反万博」。

这个「反万博」，是一九六九年二月的全国恳谈会中，由关西越平联提案的企划500，主旨是为了对抗政府意图以国家事业的形式，在一九七○年举办大坂万国博览会，藉此转移民众对安保条约修订的注意力，对抗的方案是召开市民反战博览会501。另一方面，早期越平联的协力者桑原武夫担任了万博主题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一九六七年在《纽约时报》意见广告中题字的冈本太郎，则担任主题展示制作人，两人都处于万博执行者的立场。

最初「反万博」提案时，举办场地和展示内容都还没决定。根据关西越平联代表、桃山学院大学教授山田宗睦所说，最初「以南大坂越平联为中心，借天王寺公园，打算顶多就限于关西规模举办」，结果在全国恳谈会中获得支持，发展为在全国各地募集展示和企划的大型活动。502

关西越平联的年轻人们尽了全力筹办这个活动，二十七岁成为事务局副局长的木村满彦甚至辞掉大学事务局的工作，成为无薪专任的副局长，会场在几经波折之后，选在大坂城公园，预算规模也从最初预计的一百万日圆膨胀为四百万的规模503。

据柴田翔所说，木村等人主张的「反万博」主旨如下504：「万国博览会，是人民缺席的状况下，现代文明中的伪祭典。那里没有给无名人们的文化创造留下余地，以『人类的和谐与进步』为目标的同时，却无视现实中的不和谐与野蛮。意图避开世界各地的贫困，人种之间的不和、歧视，原子弹、氢弹与人类的未来，越战等现实问题，只谈粉红色的人类未来。」「我们，并不打算『粉碎』这种万国博览会，尽管同伴中可能有这类的个人意见，但反万博的目标不是那样，而是打赢那种伪万博，是我们这种无名的人类的文化创造，而对于无名的人类来说，文化创造与反战是一体两面。」

「反万博」有以下的企划构想：505「不要单方面的强制推销知识，没有老师、学生或职员，换个说法，每个人都是老师、都是学生、也都是职员。」设立「反万博市民大学」。以自主拍摄电影的方式，上映独立专业作品如《加入自卫队吧》、《反万博纪录片》等，并与电影作者讨论。上演半职业剧团的戏剧作品或表演，打破「业余和职业的分界」，「创造多产的混乱，那也是戏剧、这也是戏剧，让大家吃一惊。」举办民谣集会，让职业歌手也加入讨论，共同创造出在游行也能唱的歌曲。展示沖绳、自卫队、基地问题的说明看板，展示海报，设置各国、各地区的帐篷馆，举行各新左翼党派与各大学全共斗的讨论集会。总的来说，可以说是深化全共斗运动的自主讲座或「反大学」等理念的活动。

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进行反万博的准备。由于预算规模庞大，关西越平联的年轻人连日在街头募款，凌晨三点开始就在大坂四处张贴海报。柴田是如此描写他们募款活动的样貌506：

没见过大坂中心、傍晚的梅田地下街的拥挤与活力的人，很难想像，那里有种粗俗、忙碌、生命力。下班的男女老少同时聚集在那个地方，每天到了傍晚六点半左右，反万博的募款活动就开始了。……十名年轻男女聚在一起，挂起长长的布条，开始弹奏吉他。

……吉他的声音吸引几个人停下脚步，很快地，一个人拿起麦克风，开始诉说关于反战与反万博，希望人们帮忙与募款，然后拿着号码布条、连署用的纸和捐款袋的人们，一个个走进群众，直接和人们搭话。……

马上回应募款的人并不多，反而都会先反问要求捐款的人：「为什么要反对越南战争啊。不要插手别的国家的事啊。万博和战争，没什么关系吧。」

对话就开始了，接着变成讨论、再变成议论，周围很快地就筑起人墙。旁边有围观的人插嘴，其他围观的人回答插嘴的人。……再加上流泻出来的民谣歌曲，议论更加热烈。从万国博览会、越战，到政治、社会体制，最后甚至触及人生观。一位工人对募款的女学生激动地说：「我中学毕业后马上就去做工了，你们这些学生懂什么？」讲到最后说：「没错，果然你说的没错。」捐了钱之后离去。人群围起来的圈子，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反万博的运动者离开后仍旧持续下去，有时候持续到十一点左右还有人在。

木村这么说：「赤手空拳、只靠自己，走进人群当中，所以非常辛苦，如果自己的想法有一点点不清楚的地方，马上就会被驳倒。甚至也有年轻女孩哭着回来的。」

年轻的女学生运动者说：「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后来连自己在说什么都搞不清楚了。被驳倒回来后，心底觉得很懊悔、非常懊悔，然后转而觉得可恶，再更努力阅读各种杂志或书，更努力学习。但是，最初反对的人，聊着聊着就开始理解、最后掏钱捐款的时候，实在非常令人开心。」

募款活动结束后的闲聊，大家看起来着实非常开心。……应该没有什么团体能够像这样充满生命力、开心地进行活动吧。

与一九六九年初夏的新宿西口民谣集会相同，不只是越平联的年轻人，大都市的人们渴望沟通和讨论的心情，亦可见于大坂。

到举行反万博的前一天，大坂城公园会场没有任何帐篷或团体。据小中阳太郎：「一直到前一天，就连事务局也不知道办不办得成。」不过根据越平联代表山田宗睦所说，前一天「傍晚，不断有各部队前来通宵作业，天亮的时候，反万博就出现在那了。」507

实际举办的反万博，确实非常多采多姿，尽管有些最初的构想没能实现，但仍旧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奈良的汉生病复健团体为了诉求歧视汉生病的歷史与实际状况，设立了帐篷馆「癞家」，福冈越平联将坠落在九州大学的美军战斗轰炸机的部分残骸偷偷带进反万博会场等。508

当时的《朝日新闻》大坂版（八月九日）对「反万博」作出如下描写509：「高中生放起红色的风筝。『如风筝高飞，革命之日将近』。戴着头盔的学生用迴旋踢把佐藤的人偶踢飞，一次十日圆，纸箱里有七枚十圆硬币。反万博座里，白雪公主的情色台词让观众笑歪了。穿着破烂衣服的疯癫族四处游荡，少女打着太鼓跳舞，穿着塑胶拖鞋的男子放着烟火叫着。」「控诉公害的看板上写着：『我们体内每天有六十到一百种的毒物侵入。』煤烟、瓦斯、有毒色素等。反基地斗争的板子上则有催泪瓦斯造成伤害的照片……。」

不过素人的学生与市民的展示或戏剧，从演艺的观点来看大抵都非常粗糙。反万博召集人之一的针生一郎当时如此写道510：「我绕了会场一圈，感觉大致符合最初预测的担忧与期待。用说明板展示的活动，包括关于三里冢斗争、大村收容所解放斗争、家永裁判诉讼等切实的题目在内，总的来说，看起来很陈旧寒酸。关于『反战艺廊』的设置与营运，我自己也是接受谘询的一人，但是收集而来的作品，除了古巴的反战海报以外并不多，令人觉得那不如干脆不要展。」

从东京来的小田也有同样感想。这次企划是由关西越平联推动，小田是以「观众」的意识来参加。511小田看法是：「会场里没什么值得『观看』的东西——简单地说，『观赏物』实在太少。」「再怎么无聊的东西，如果是『同伴间』共通的东西的话，那或许还找得到有趣的地方。如果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看，『反万博』的会场中确实有许多有趣的展示和说明看板，但是如果退一步从外部、从只是个『观光客』的观点来看，并没有太多『观赏物』。」尽管追求的是「新的文化创造」，「『反万博』也好，在其背后的『越平联』运动或『全共斗』等其他运动也好，尽管都需要新的文化创造，却没有真的创造出什么。」

另一方面，据针生所说：「创造反万博的实体的，是遍布于会场的大众讨论的圈子。」512然而据小中阳太郎所说：「六九年这年，学生急于自我剖白，因此那些讨论，经常是自我的心情告白以及渴求沟通的一体两面。」513聚集在反万博的学生们，就如同在全共斗运动中批判大学与教授般，四处开始有对反万博的责备与批判的讨论。

据针生所说，认识的学生在会场内找到针生就说：「反万博什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很懈怠啊。」同时就有十几人组成队伍开始抗议游行，高唿口号：「自我批判反万博这种沙龙式的气氛吧！」此外，在日中友好商社的展示中，贩卖《毛泽东语录》和民艺品、食物等中国物产，被学生责备「日中友好协会把反万博当作营利的场子」、「商品展售会与反战运动的关系在哪？」在被迫自我批判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缩小摊位空间。514

另外也发生了「热狗论争」。反万博事务局为了减少赤字，在会场内设置饮食类的摊贩，拜托入场者在这些摊贩消费。但第一天就有一辆贩卖热狗的外部车辆进场，并有不错的获利。尽管事务局再三要求业者退场，业者却不为所动。

接着第二天八月八日傍晚，不知为何来了七名制服员警意图赶走业者。事务局叫来警察的谣言在入场者间传开，事务局因而被迫自我批判。之后，八日夜晚的讨论会中，达成透过自主警备赶走业者的结论，然而在隔天九日「市民大学」的讨论中，以热狗业者也是劳动者的逻辑，推翻了前一天达成的结论，造成骚动。515

而且在讨论中，经常是缺乏秩序且意气用事。据鹤见良行所说：「因为不是由主持人和议长安排议事的关系，许多议论都沦为旁枝末节的争论，甚至到了一名参加者说：『昨天也说热狗、今天也说热狗，有点腻了。』」516

在这种议论中打头阵的，是被日本大学赶走、在各地大学流浪的日大全共斗成员。被大学驱逐的他们，成为更激进的小团体。据小中阳太郎所说，他们主张「热狗小贩也是劳动者，是谁夺走他们的生活权的？」「叫警察来对付热狗小贩，这是市民主义的极限。」517

尽管从东京来的吉川反驳：「市民的极限与热狗小贩的劳动权有什么关系？」但日大全共斗仍通宵持续责难。从东京来的小中阳太郎回想：「（事务局的）木村等人，废寝忘食、眼睛充血，几乎以肉体的极限在工作，那个时候比起那种议论，更应该给他们睡个好觉。没能让木村等人休息，我觉得自己非常没用。」518

八月九日第三天下午两点开始，在公园中央的大帐篷举行由羽仁五郎等人担任讲师的「市民大学」，但是戴着头盔的约三十名日大全共斗成员，破坏帐篷左侧侵入并开始责难事务局。事务局方面为了弥补赤字，向「市民大学」的入场者募款，但是根据小中所说，日大全共斗主张「那就不是市民大学了，全共斗运动就是为了消灭这种歧视才存在的。」演讲因此中止，切换成大众讨论会，讨论的结果，决议不收取入场募款，预料将有的数百万圆赤字，基于参与者的自觉与责任，以志愿捐款的方式补足。519

八月十日第四天中午，汇集北海道到沖绳的参加者，召开越平联全国运动参与者会议，会中报告了「大泉市民集会」对朝霞美军基地的反战播音，千叶越平联与法政越平联的三里冢援农活动等520。但是，这天夜晚又发生了其他问题。

十一日最后一天，原定由在大坂御堂筋聚集在反万博的人们发动「十万人大游行」，事务局的企划案是「第一梯由学生、劳动者组成『坚强者』部队，第二梯是『普通人部队』，第三梯是『花部队』——一视同仁地对市民和机动队发送花朵，第四梯是以民谣为中心，邀请路人参加游行的『相信接棒者不断部队』」，这是越平联大规模游行的惯例型态。然而，却有人认为事务局的方案未经大众讨论，只是单方面强迫接受，因此议论彻夜沸腾。521十一日中午原定由羽仁五郎、井上清、小田实等人举行「市民大学」，也遭中止，约一千人聚集在大帐篷，持续前一个晚上讨论反万博意义的大讨论会。

根据小中与针生的纪录，日大全共斗的主张是522：「说穿了，擅自决定游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把反万博的意义说清楚！」「这个会场是缺乏权力与紧张关系的拟解放区，我们必须粉碎这祭典般的热闹，把反万博变成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战斗场。」「这是市民主义的极限。在把一切都掩盖在自发性与统一性的名义下，市民运动已经来到极限。大学越平联热中于反战反安保，但是对街垒斗争毫不关心，我们相信连带是来自不惜武装内斗的讨论。」

针对这个批判，吉川反驳道，越平联唤醒了加害者意识，试图守护平稳且丰裕的生活，「相较于六○年代安保斗争的市民运动，已经创造出不同性质的运动，这点非常明显」，「并不是市民主义的极限。」接着大学越平联也反驳道：「事实上我们积极地介入许多校园斗争。」小田主张：「越平联创立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提到安保条约。四年后，我们谈论安保与沖绳。这四年来都没有退出的人，有运动的根底。」并说：「在不同阶段的行动中，依据自己的意志与条件向前走是很重要的。」523

吉川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主张，职场也是斗争现场，与劳工运动不同，如果市民运动追求「『求道者』式」的纯粹性，那「会变成孤立且封闭的社团」、「是种自杀」，「每个月的游行，也必须确保那是一个无论何时、任谁都能参加的场子。」524对于吉川来说，日大全共斗的伦理主义，看起来就是「自杀」吧。而小田的想法是，对于像全共斗这种「青年的『通过仪式』，不想与他们有过多交集」，因此对于日大全共斗的追问应该感到厌烦。

然而，在一九六九年的「造反」气氛中，就连年长者也对小田和吉川採取同样论调的批判。越平联创始成员、「无声之声会」代表人高畠通敏是这么主张的：525「反万博是将名为反战的商品冠上万国博览会的标题拿出来卖，意图在被动的观众动员人数上取得成功，这陷入民青式的逻辑。」「事务局应该把所有参加者拉进来、导向为自主管理并且从中抽手。如果今天的游行没有将反万博的理念是如何诞生的说清楚，无声之声会不会参加。」

另外，身为事务局长的关西越平联山本健治也开始自我批判526：「为了吸引更多人参加，半广告宣传式地安排娱乐节目，到昨天为止是我们，现在则是小田、吉川，然后将这些包在越平联的手工逻辑底下。」

虽然吉川和小田对长年的同志高畠的发言感到吃惊，但最让小田受伤的，还是他一直以来信赖的鹤见俊辅的发言527：「越平联施放了巨大的烟火，取得凝聚全国大众的力量这一点也值得赞许。但是，如此一来，就会产生只要够大就好那种对数量的信仰，如果对此不在运动内部预先准备解毒剂，会与既有左翼相同，衍生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小田是优秀的组织者，只要有小田的地方，就会有越平联诞生，但是这种越平联就如同中村锦之助的粉丝团一样，力量薄弱。」

前述鹤见的话，是来自针生的纪录，但依据鹤见良行，鹤见俊辅的发言是：「现在，越平联拥有在全国动员一百万人的力量吧。这种大众主义是一种自我欺瞒、包含着一种恶。」528而小中的回忆录中记载，鹤见发言的「主旨」是：「以小田为中心，聚集人潮、变成像为了铁粉的明星似的并不好」529。细节虽然有所差异，但在鹤见一九六八年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诸如越平联是名为小田实的明星「电影粉丝团似的」、「有群众聚集在一张电影明星海报前的一面」等句子。530

小田和吉川对于议论感到厌烦。小田提案：「我会留在这里继续参与讨论，但是应该有人是为了参加游行才来的，这些人请出发。」吉川则说：「我会去游行。但是，那并不是游行或讨论二选一，我会在游行中思考这些讨论。」尔后约五千人出发游行。531

接着现场流传起右翼分子袭击的谣言。日大全共斗于是喊着「头盔！」「武斗棒！」根据小中的形容，他们「朝气蓬勃地」离开了帐篷。小田则让人们解散，走到场外。日大全共斗发现右翼袭击只是谣传后便回到帐篷，却发现帐篷已空无一人，悔恨地说：「被小田背叛了」。532

然而，小田在这场讨论中感到非常受伤。533根据一九九五年的回忆录，连老同志高畠和鹤见俊辅都批判「小田、吉川」，对于「大家都只是想说自己和『越平联』不同」，小田觉得「这已经不是『越平联』。」

对于鹤见俊辅说越平联靠着集结小田的粉丝，发展到能在全国动员一百万人的规模，小田也感到违和。根据小田所说：「事实上，无论我走多少地方，越平联也不可能那么简单就创立」，「几乎都是与我的『全国巡迴』毫无关联所成立的团体」，「再怎么努力，全国聚集十万人就算是很好的，这是我在那段时间跑遍日本各地的实际感受。」

根据小中的回忆录，隔天小田对吉川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从后面拿短刀捅了一刀。说要向更多人宣传，所以像是被拷问般、抹杀自我［指中断作家活动的意思］，跑遍全国各地。把这说成是给铁粉的活动是什么意思，我要退出越平联了，你也退出吧。」吉川先是安慰了小田，并在那天深夜到鹤见俊辅位于京都的家开会，鹤见对「铁粉」发言谢罪，事情才总算是得以了结534。根据吉川的回忆，「因为不想因为这种事结束（越平联）」所以「拼了老命」。535

小田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周刊ANPO》投了一篇如下的文章：536

人类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会在意差异的类型。无论是什么样的差异都不会放过，将之视为问题。反倒会藉由差异来思考、组织行动——的这种特质。

另一种是，比起差异，更加关注事物的同一性、同质性，也就是比起A与B之间的差异更关注两者相同处，并依此构成思考与行动的类型。……

「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运动，很显然地是比起差异，更重视同一性的运动。……可以说是在承认人类有各种想法、性格、行动的方式的前提下而出发的运动。

这样写，可能听起来像是敷衍、天真的人道主义运动。事实上，这种批判、指责的声音至今已经听过很多次。说是这种廉价的连带应该要澈底破坏，廉价的依赖中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种运动快点消失吧。先拒绝，追求连带、不要畏惧孤立，分离，然后结合……。

或许这些批判或指责的确有说中的时候，但大多时候，这些批判、指责，在我看起来反倒比较像一种对廉价连带的依赖，也像一种天真的人道主义式的发言。

我之所以将同一性放在思考与行动的基础，是因为我单方面地认为，人类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生物，一开始就是孤立的，对于自己是孤独的存在，早就已经承认到几近厌烦了。

小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大坂大空袭中，就曾被迫见识人类的丑恶。友人真继伸彦形容文学青年时期的他是：「『过去受过致命性的创伤，变得不再可能採取行动的』怀疑主义者。」537

因此，尽管小田是看到越南民众饱受轰炸北越之苦而唤醒大坂空袭的记忆，才参加越平联，但在那之前他完全与政治运动没有瓜葛。对于这样的小田而言，人类是丑恶的、彼此有分歧、是孤独的，这些都再自然不过，因此，对于把那些强调得像是新发现似的，在他看起来反而很「天真」也不无道理。

然而，在反万博结束之后，越平联内部的论争并未平息。反万博后的《越平联新闻》刊登了年轻投稿者的批判越平联文章，写道：「越平联的大众主义，说不是大众追随主义，但实际上考虑『人数最重要』而採取行动时，与紧黏大众主义没有什么差别不是吗？」538同一期中，吉川勇一重复一贯的主张反驳道：「运动变得困难时，希望能更对外开放，确保多样的活动参与，并排除不宽容、不妥协的状况。」539

这样的议论也出现在京都越平联。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南通信》一九六九年九月号中，以「越南通信编集长」的名义刊登了如下的〈公开质问状〉540：

小田实先生

根据情报，反万博时造反的结果，您将与吉川勇一分别辞去越平联代表与事务局长的职务。……

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如果您不在越平联就无法运作，那么越平联还是倒掉比较好。想辞的话就辞吧。……

越平联成为一大势力的结果，越来越无可避免的是小田天皇的神格化、组织僵化、越平联概念的一意孤行，所谓小田天皇的神格化，是您（或东京越平联）将越平联变成个人所有物，或者作为反向动力，对您有过度的期待。……

Old越平联

至今在哪做了些什么啊？突然聚集了进步派知识分子，打着Old越平联的名号，专注于筹钱之类的。「我出钱你闭嘴」的大原则很了不起，对你们来说，只要出钱就是越平联运动了吗？当然，你们自称越平联是你们的自由，就连定期游行都不见人影的你们，用再怎么美丽的辞藻高谈「越平联」或「运动」，就算拿得到稿费，也绝对没办法赢得採取行动的人们的信赖。无论再怎么挂上Old越平联的名号。……

京都的现状是年轻人掌握着运动的主导权，你们绝对不可能将特权让出来，年轻人激进的战斗，无疑就是为了跨越你们的想法。

此处所说的「Old越平联」，是指为了发行《周刊ANPO》和筹措资金，在京都越平联的相关人士中，由经济较为宽裕的年长者于八月开的会议。

而写下这篇〈公开质问状〉的富田正胜，早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越南通信》中，撰文批判越平联的稳健路线，内容是批判「鹤见、饭沼缺乏指导能力」，「自称市民运动只不过是幻想」、「粉碎幻想共同体越平联」等。541这个批判，是当时的全共斗学生受到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的刺激，开始喊出「解体大学幻想共同体」影响下的产物。

京都越平联也出现赞同这种「Old越平联」批判的年轻人。下一期《越南通信》刊登的〈把Old越平联解体吧〉主张542：「号称Old越平联的各位！你们现在没有戴头盔、拿武斗棒的勇气和肉体了吧。」「各位的肉体已经老化，也请认识到，各位在有传统的学问孕育下的精神也已经堕落了。如果害怕越平联在七○年安保中担任主角的话，不要再自称什么Old越平联，干脆离开这个运动比较好。」「Old越平联，说明白点只不过是怀念早期越平联活动的懦弱的人。」

对于这些批判，首先是鹤见俊辅在《越南通信》上的投稿指出：「我认为在运动中，有自由表达意见的空气，表示这个运动已经安定下来。」543但是鹤见表示对公开质问状的旨趣无法赞同，包括越平联在内的市民运动是「有钱出钱，有智慧的提供智慧」，如果不能肯认各种多样的参与方式，运动没办法成立，并进一步反驳：「某天能参与游行的人，不应该因此自认是反战运动人士而对无法参与游行的人抱有优越意识。」鹤见又说：「希望Young越平联记住的是，我们年长者出的钱，也是用我们的劳动时间换取而来的。」544

当时的鹤见与小田，捐了年薪一半以上给越平联，鹤见基于越平联创立当时的承诺，不是参与京都越平联，而是搭新干线参与东京越平联的定期游行，因此鹤见在一九七○年前后，「肉体和财政状况都离破产」不远545，对于鹤见来说，「只出钱不参加游行」的批判是难以接受的。

吉川也在《越南通信》上投稿反驳546。吉川说，越平联并非像既有政党那样，有决定好的职位和金字塔型的组织，他主张：「小田的『代表』也好，我的『事务局长』也好」，都只是一种绰号，并不是一种可以「辞职」的职位。

吉川接着说：「在反万博的讨论中，我、恐怕小田也感觉到的是，不知道越平联运动的具体状况，也不知道过去的脉络，对着被塑造出来、或者自己塑造出来的虚像批评或攻击的论调实在非常多。」而吉川接着反驳：「你的这次公开质问状上，认为越平联运动方面促进了『小田天皇的神格化』或『越平联运动的一意孤行』等，抓着没有立场辞职、或者是处于根本没办法辞职的立场的人说：『对于决意辞职一事没有异议』，这就更是产生了把我和小田推向既有的金字塔组织里委员长或书记长立场的效果，我希望你能察觉这一点。」

接着吉川这么说：「我认为越平联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而非政党运动）。既不是『确立主体性的运动』，也不是『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当然更不是『道德运动』。既然是政治运动，考虑运动的效果，以及在决定自己或自己的行动时，不只是从自己的关心或立场来思考，而是从权力与大众媒体和一般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做选择。以激进的形式提出问题，如果问题能够解决那再简单不过了，但也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吉川这种老手运动家看来，「没有拿起武斗棒的勇气和肉体了吧」的这种责难，只不过暴露了想确认自己「存在」的要求，不能说是「政治运动」。反万博期间，日大全共斗说：「主体的力量不是问题，只有实质的自我纯粹性才是重要的。」这旨趣是主张从自己和他人的力量来思考战术是不纯粹的547，但是对吉川来说，这完全是「非政治的」主张。

在反万博相关事件与论争发生前后，吉川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用「玩耍」前进吧越平联〉的谈话。尽管标题是编辑部下的，但几年后吉川写下接受这个标题的理由548：

我想说的是，希望越平联的运动可以避免被纯粹化成为某种特定的运动，或者行动的型态被固定为特定形式，希望越平联的运动能一直是一种具流动性、自由的运动、一种有多种可能性的运动。一九六九年夏天前后，有些年轻人……对于被国家权力强力镇压、被持续压制感到强烈的焦躁感……

激进地提出问题，并将之固执、强硬地展现，撕破勾结与虚伪的面纱，引出根本的决断，这种全共斗方式，不只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们，也给我们市民运动新鲜的冲击，我们从那种方式学到许多东西。

但是，那种形式与越平联打造的运动方式相较之下非常不同，比方说，那就与小田实提倡的越平联运动「三原则（？）」：（一）开口提案的人要动手做；（二）不要对别人做的事说三道四（如果有这种空闲的话，请自己去做些什么）；（三）喜欢的事不管是什么就做——这种以尊重多样性为特徵的方式有冲突。这个「原则」，当初被称为「在手指这里集合」原则，开口提案的人竖起手指，赞成的人把自己的手指叠在那只手指上，不赞成的人只要别把手指停下来就好，并且也欢迎在别的地方竖起手指。然而，流入市民运动的那个异质形式，是会停下手指，但是停下来之后，可能会质疑「这手指是指什么？」有时候甚至会把停下的手指当作粉碎的对象。

大学全共斗开始崩坏，流出的无党派运动者们来到越平联运动，也见识到在市民运动中缺乏有效的「造反运动」。……「为了反战的万国博览会」（反万博）中举行的突发式大讨论会也是……提出了「从周围的状况和主体的力量来讨论斗争的方向是错误的」这种极端的意见，要求思想不透过媒介转移到行动，换句话说，因为缺乏组织论，这个思想便施不上力，就不是政治……

在越平联中，我决定对「太过度」採取反对姿态，这是我接受「用玩耍前进吧」当作标题的理由。

吉川说，这篇谈话〈用「玩耍」前进吧越平联〉，「就连越平联本部也有人有各种想法。」549实际上，小田在一九六九年就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者，真要说应该是虚无主义者」，小中阳太郎说：「我想（越平联是）文化运动，是追求人类可能性的运动，改变政治不太是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靠手作让人类复活的运动。」550

然而吉川认为，越平联是「政治运动（而非政党运动），既不是『确立主体性的运动』，也不是『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当然更不是『道德运动』。」因此，他一贯以来的主张是，无视「周围客观情势与各个势力的动向」，只重视主观纯粹性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551几年后吉川说：「我没办法支持那种，不考虑政治效果，只是在与机动队的冲突中找寻生命意义的人」，可见他终究还是认为越平联是「政治运动」。552

然而现实是，诚如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举行的煽动演说「展现我们的存在」那样，当时年轻人们的反叛，「确立主体性的运动」或「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的面向很强，流入越平联的学生，可以说没什么两样。

例如前述写下〈把Old越平联解体吧〉这篇文章的马场俊明，在同时期的《越南通信》也投了一篇名为〈作为自我解放的游行〉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所谓于我存在的『抗议游行』是指对生之饥渴的内在吶喊。」553。对于这种年轻人而言，不管有没有政治效果，解放自己的「内在吶喊」才是游行的目的，为此武斗棒和头盔都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吉川所说：「后来饭沼过世后，在京都有他的告别式，许多以前批判饭沼、当时的越平联年轻人都来参加，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做了很糟糕的事，饭沼说的是对的。这不只是在京都越平联，在任何地方的越平联都一样。」554但是他们在热中于「自我确认运动」的年轻时期，并不期望採取那种姿态。

一九六九年秋天，十月十日是山崎博昭追悼纪念，十月二十一日是国际反战日，十一月十六日是阻止佐藤首相访美斗争等，东京举行了许多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

十月十日的集会，和六月十五日一样，越平联与六月行动执行委员会担任中介角色，各个新左翼党派与反战青年委员会、市民团体等在明治公园集结。参加的团体数是有史以来最高纪录，达到四百零一个团体，参加人数也超越六月十五日的集会（主办单位宣布的数字是十万人，警方的数字则是两万两千人），举行了一场温和的集会与游行。555各个新左翼党派也因为十月二十一日预定发动暴力斗争的关系，这天以无暴力的方式参加。

然而，正因为参加人数与团体数超过六月十五日，内部的状况反而更糟糕。六月行动委员会为了与各个新左翼党派协调而四处奔走，各党派间的内斗比起六月更加严重，特别是革马派与赤军派申请加入主办团体时，其他派系强硬地主张要排除这两个党派。吉川勇一与福富节男，为了这些事经常不得不彻夜交涉。556

在他们奔走之下，实现了让革马派和赤军派加入一事。557但根据民谣游击队的成员堀田卓所说：「在准备阶段时，去年六一五与今年六一五基础的共同行动原则早已崩坏。」而双十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因党派利益残酷地崩坏，自始自终都与各党派之间的不信任感与意识形态露骨地冲突。」558

而全国全共斗与各大学的全共斗早已经依不同的派系各自组织化，而且警察的镇压强烈，如同在第十三章所述，在集会地点的明治公园，警方对入场者施予严格的随身物品检查，就连想拍下警察的不法搜索，都会被机动队员殴打。

当天集会后也举办了游行，不过，警察的镇压比起六月更加激烈，这也如第十三章所述，游行队伍受到一列最多五人的限制，机动队空手痛殴全国全共斗的队列，便衣刑警则确认长相，「警察的指挥车也只是喊着：『对警官动手将会以妨碍公务嫌疑检举』。」559结果是十月十日的集会与游行，并未带给参与者如同六月十五日的高昂感受。

十月二十一日越平联的游行从清水谷公园的集会开始，尽管东京街头是空无一人的戒严令状态，除了大学越平联约六千人之外，也有许多市民到场，共一万五千人挤满了清水谷公园。集会时吉川请第一次参与越平联游行和集会的人举手，结果约有一成的参与者举手。560

山口文宪当时这么记载：561「参与者当中应该也有一些是来自被认为会採取激烈行动的学生各党派、反战青年委员会等，但实际上很多个人来参加，清楚地诉说着在今天这个国际反战日的集会上，寻求一个表达自己反战反安保的意志与行动的地方，又或者是与低迷的既有革新阵营诀别。」可以说在镇压变得更为严峻的状况中，既有的言语和行动都已经不能表现自己的意志，「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反而增加了。

这天的游行，机动队全都出动戒备新左翼党派，反而没有太多对越平联的控管，队伍在小雨中平安抵达饭田桥车站铁桥下的解散地点，然而吉川勇一在那被三名女学生盯上。吉川如此记述当时的状况：562

十月二十一日的越平联游行抵达解散地点饭田桥车站后不久，在宣传国电停驶、引导民众改搭地下铁的宣传车旁，我被三名年轻女性包围。

她们一开始问：「是在这里解散吗？」「对。」「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里就是原先预定的解散地点啊。」……她们的主张是这样的——越平联聚集了这么多人，该不会认为只要游行就够了吧？你以为今天是什么日子？与国家权力的对决，只是游行却一点冲突都没有就解散，这是犯罪。在新宿（新左翼党派等）伙伴奋战的时候，为什么不唿吁大家过去那里？——。

三、两句言语往来后，我很快就被当成背叛者，越平联则被说成是欺瞒的运动体。游行队伍陆续抵达，在解散地点的喧闹中，不是个冷静议论的环境，「我错看越平联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她们说完就转身离开，她们那被极尽憎恨与侮辱的表情扭曲的美丽脸庞，我始终无法忘怀。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游行中，越平联的游行队伍拿着花束走过机动队与新左翼党派冲突的现场，但那是事先申请、获得许可的合法游行路线，机动队也不能妨碍队伍前进。但是十月二十一日的游行，队伍里有许多老人、中高龄女性，如果把队伍导向计画之外的路径，走向新左翼党派与机动队乱斗的新宿，可以预见那只会造成无益的流血冲突与许多参与者遭到逮捕。

吉川承认：「她们很认真、很纯粹，所以绝不怀疑她们的愤怒。」但是「如果十月二十一日的越平联游行硬是採取和机动队起冲突的手段，那才是（对参加者的）背叛，也是犯罪。」563吉川将越平联视为「政治运动」，注重行动的政治效果，对他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对于参加越平联游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将游行视为「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追求「纯粹性」的人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目击吉川与女孩们应对的新闻记者上之乡利昭则认为：「吉川先生做得好啊！」据上之乡所说，吉川在解散地点拿起麦克风通知群众：「如同各位所知，新宿陷入大混乱，导致中央线停驶，但是地下铁仍正常运行，如果走到高田马场，西武新宿线也仍正常运行，要往新宿方向回去的人们，请利用这些路线。」564换句话说，吉川虽然没有将游行队伍引导到新宿，但是却告诉想去新宿的人要怎么去。

上之乡目击这一切，觉得「这就是越平联啊！」换言之，「去新宿也只是去被逮捕，明知道会输的战役，不要参加比较好」的这个判断，「对于是大人的吉川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听见广播时时刻刻传过来的新宿现况，那三名女性的心情肯定是坐立难安吧。她们无疑很快就会在新宿现身，藉由投身和机动队冲突的漩涡，追求自身的精神净化。」这种「身为了解自身极限的大人才有的坏心眼与出色的驾驭手段，加上让那些被宠幸的孩子在掌中天真地玩耍」的组合，正是所谓的越平联。565

只不过，吉川在一九九一年的着作中写着这件事让他心情复杂566，也许并不是什么「坏心眼与出色的驾驭手段」。但是，像这样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偶尔对立，却也相互合作，正是越平联的特色。

越平联的游行就那样在饭田桥解散，并有不少年轻人往新宿前进。但是有人突然从学生群体的队伍抛出火焰瓶，铁桥下都电修理用的木造车辆遭到烧毁。主张非暴力的越平联学生不可能有人准备火焰瓶，因此吉川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他在日后询问的结果，据说是某党派下了如下的命令567。

这一天，某党派的部队在筑地与机动队爆发冲突后四散，接到联络的党派干部，命令他们混入在饭田桥的越平联游行队伍并进行武力斗争，投掷火焰瓶就是这个命令的结果，而这个党派是吉川所属的共劳党。当时的共劳党书记白川真澄承认是他和饭田桃下的指令568。

吉川在一九九一年的着作中没有写出指令是共劳党所下，只写着：「愤怒，随即感到失望。」另一方面，白川则说：「事后得知此事的吉川非常愤怒，在之后的中央委员会上，抗议这种指示践踏了群众运动的自主性。」569应该是吉川过去批判共产党介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而遭到除名的经验导致他的「愤怒」吧。前述「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避免越平联被共劳党介入」的说法，显然是他的真心话。

十一月八日，《周刊ANPO》在全国店面上架，据小田所说，出版约发行十三万本。570从越平联的年轻人，乃至大江健三郎等知名人士都免费提供稿件。

十一月十六日，阻止佐藤首相访美斗争之日，以越平联为中心的六月行动委员会向公安委员会申请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集会，以及走到东京车站的游行。然而，申请被驳回，六月行动委员会对此不服，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告诉。虽然东京地方法院决议取消申请驳回，但佐藤首相却提出异议，推翻地方法院的决议。越平联与六月行动委员会，在日比谷的集会结束以后，由个人与团体自主判断是否参与之后的行动，约三千人发动了从银座走到东京车站的非暴力游行。571

而京都越平联则从十四日展开非暴力静坐，在十六日发动约一千五百人的游行。572札榥越平联则从十一月五日到十五日每天进行游行，虽然「大家都相当疲惫」，但在三十日还是举行对长沼飞弹基地的抗议游行。573

然而，秋天的新左翼党派街头斗争，以完败收场。且这个秋天，也给越平联带来冲击：应该是己方的「市民」却变成义警登场。武藤一羊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周刊ANPO》的投稿中写道：「国家权力不允许政治中立的『和平的市民』。」「市民分裂成义警市民与越平联市民。」574而警方则创造了「一般市民」这个词，以「越平联正在游行，请一般市民过来这边。」的方式进行控管。575

「市民」分裂的同时，在全共斗运动和「十一月决战」中澈底挫败的大学生，就像是退流行似地不再参与游行和集会。据吉川所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越平联举行定期游行时，约有三千名参与者，尽管刚好是高中生盛行高中斗争的时期所以人数有所增加，却看得见「大学生的参与人数骤减。」576

就这样，越平联藉由学生反叛的能量流入而扩张，同时度过陷入危机的一九六九年。那之后的越平联，在年轻人反叛的退潮以及赤军派等武装斗争抬头的状况下，朝着摸索新道路的方向前进。

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一日，越平联在东京举办全国恳谈会，来自二十七个都道府县、一百一十九个团体约两百五十人参加，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恳谈会，尽管会中的报告与讨论很有活力，但各地团体面临的问题却不少。

来自各地越平联的反应，大致如下：577「人数减少了」、「很难普及到市民之间」、「参与运动的人减少因此濒临解散」（太田越平联）、「学生很多的关系，每一年参与的成员都会改变」（旭川越平联）、「虽然也有民谣，但还是有衰退的气息。对高中生的镇压非常严格」（鹿儿岛越平联）、「公安的间谍在讨论时发表挑衅言论，意图造成混乱」（福冈越平联）、「新左翼党派很频繁地挖角」（神户行动委员会）。

此外，大学越平联的势力也有点弱化，也有人指出「各大学越平联是倾向只靠一、两位个性鲜明的运动者维持，屡屡反覆于消灭和创立之间的状态。」（中大越平联）。此外，也有一直以来都有的报告：「很多大学生、高中生参加，不能掌握市民。」（盛冈越平联）、「高中生、重考生、中学生、大学生（很多的关系）平均年龄在十七岁左右。」（埼玉越平联）。另一方面，尽管与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相较之下，大学生参与度下降、定期游行的人数减少，也有年长的市民表示：「想再办一次以前那种寒酸的游行啊。」578

另外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地的越平联开始独立举办活动，以及独立举办活动的副团体有增加的倾向。「大泉市民集会」在朝霞美军基地用手持麦克风进行反战广播，千叶越平联则投入三里冢斗争，京都越平联成立了许多举办活动的副团，例如举办自主讲座的「桥下大学」、「反战祇园祭」、「大久保自卫队斗争」、「越南留学生后援会」等，有报告指出，「京都越平联」是由京都内十五个团体的联合所组成。579

另一方面，警察和学校的镇压与取缔则更为严格。没有搜索票就调查花束内部，刑警拍下高中生游行队伍每一个人的脸部，要求游行队伍「自愿交出」拍摄警察的底片，拒绝的话就依「妨碍公务」逮捕等已经是家常便饭。此外在各地区也有这类案例：青森某高中校长命令烧毁图书室里小田和小中合着的《劝反战》，在鹿儿岛有「女高中生投稿说，越平联运动不是普通的政治运动，希望可以开放参加，校方甚至透过笔迹鉴定找出女学生，要求她写悔过书。」580

在这个状况下，接续着一九六八年与一九六九年，为了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六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团体，与全国全共斗和全国反战等团体组成执行委员会。然而，新左翼党派之间的对立严重，为了协调固执地要求加入主办团体的革马派，与要求排除革马派的其他新左翼党派，就已经几乎耗尽所有能量。根据吉川的日记，革马派再三提出申请书、挑起议论，一再造成通宵讨论的状况。他的日记写着：「去年秋天以来，革马派与其他各派的对立加剧，几乎到了不可能讨论、无法解决的徵兆。」「市民团体方面则已经对内斗感到厌烦，目前不愿意居中协调。」581

中核派最后主张，如果要让革马派参加集会的话，将动用武力阻止，妇人民主俱乐部等则表明：「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可这种行为。」这个议题导致执行委员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结果。四月二十八日当天，六月行动委员会在下午举行紧急召集人会议，决议如果为了阻止部分团体而採取暴力行动，将退出主办团体，只参与游行。582

二十八日傍晚六点左右，据警视厅的调查，明治公园会场聚集了约一万七千人（其中市民团体约占八千人）。在集会开场后没多久，以中核派为首的其他党派，在公园入口以武力阻止打算参加集会的革马派，在这个阶段，如同事前的决议，六月行动委员会宣布退出主办团体。583

虽然六月行动委员会退出主办团体，但游行仍勉强进行下去，不过即使这是没有暴力斗争的游行，依旧受到机动队的强力镇压。

进到安保条约自动延长的一九七○年六月，如后所述，在小田实的提案下，从一日开始进行「每日游行」，高峰的六月十四日（十五日是平日的关系），六月行动委员会召集各个团体，组成执行委员会，但因为新左翼党派之间的对立严重，协调上遭遇困难。

吉川的日记如此记载584：尽管在五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六月行动委员会的总会，「邀请（全国）全共斗、全国反战、中核、ML派加上革马等各组织的代表，听取各团体的意见与提案。」「市民运动的参加者并不容易理解党派逻辑，擅自攻击其他党派的声音，只是在会场上被耻笑。」「可想见会比四．二八更加困难。」据小中的回忆，为了协调主张加入主办团体的各个新左翼党派的意见，採用「六月行动委、全国反战、全国全共斗并非主办单位，而是事务局团体」的形式，才因此平息纷争，解决革马派加入的问题。585

主办单位宣布六月十四日聚集在代代木公园的人数是七万二千人，超过去年的数字，586参加者以年轻人居多，据当时的报导，「反代代木的各派系、戴着头盔的反战青年委员会的人很多，但也有相当多个人或长发的年轻男女。」然而，这里也有「过激」的行动较有人气的倾向，会场里有一幕是，电车工会青年部戴着白色头盔，用之字形游行的方式进到会场的时候，「坐在草地的女性站起来大喊『好帅！』」「场子里同时响起掌声。」587

这场集会上也有差点要发生内斗的瞬间：革马派集结的足球场上，共产同叛旗派用竹竿侵入队伍前端，此时「市民团体约五百人一起闯入两者之间，喊起『停止内斗』的口号。」吉川在当天的日记写着：「空手堵在竹竿前面的市民团体，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动。」588久野收也写着：「我在游行中经常看见那些用自己的身体冲撞来阻止内斗的人们，当事者的苦恼和辛劳，参与者的我们也能理解。589」另一方面，小田则回忆：「那真的是空虚的体验．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标榜『反史达林主义』的各党派，实则极度『史达林主义』。」590

不过，越平联也不得不考虑应对强化镇压的警察。当时的《越平联新闻》上，在号召参与六月十四日游行的同时，为了做好对暴力控管和逮捕的准备，「越平联救援对策部」列举了如下的注意事项。591

「定期车票、身分证、名片、电话号码等纸片，购物的收据，绣了姓名的衣服等，『无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不要携带任何有姓名或地址的东西！』」「和旁边的人组好队伍，注意绝对不要离开队列。」「保持三到四人以上团体，避免落单。遇上公权力的恐吓或私刑时，保护彼此并站在目击证人的立场。」「被逮捕的话，由于拘留期间是从三天到二十三天不等的长时间，事前先找好可以帮忙提交休假申请的人。」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一九七○年时，即使是非暴力游行，也已经不再是可以轻松参加的状态。

这天的游行里也可见到参加者过头的应对。在集会场地的代代木公园里，游行参加者发现便衣刑警，并殴打便衣刑警的时候，越平联救援对策部的成员介入制止，并将他们扛到六月行动委员会的救援对策车。戴着头盔的学生们，嘴上怒吼着：「他们是敌人啊！」用旗竿敲打、包围车子，车子因此无法移动。592

在游行解散地点的日比谷公园，也有市民被误认为便衣刑警而被施暴。戴着头盔的学生们逼迫该市民：「拿出你的身分证！」「打电话回你家确认！」然而，这位市民表示，他按照事前注意事项，没有携带身分证明文件，妻子和女儿也都因为参加游行而不在家。情绪高亢的学生高喊：「打下去！」开始动手殴打这位市民，一直打到大学越平联和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出手相救才停手，此时肋骨已经被打断。日后，小田、吉川、福富等人去医院慰问，这位市民的太太忍不住说：「如果是被机动队打的话，心情上还比较放得下呢。」593

学生对警察的憎恨，甚至高涨到怀疑游行参与者并动用暴力的程度，而这类事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从一九六八年前后以来，越平联的游行变成以学生为主流。某位中年男性对吉川这么说：594「参加越平联的游行或集会，学生占压倒性多数，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好像走错地方似的。……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来参加游行，在年轻人眼中就是便衣（刑警）。」

关于这次的殴打事件，吉川勇一如此写道：595「这是谁都能参加、开放的游行。越平联的游行向来如此。在游行中对人们的信赖，是我们的力量的基础。隔壁的人是不是便衣刑警？一旦这么想，对游行中的人们的看法就会改变，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这绝不是说：越平联的游行很弱，所以不要做群体围攻便衣这种危险的事。毕竟市民团体可是拥有徒手空拳闯进内斗场面的勇气。」

然而，这场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游行，是六月行动委员会与新左翼党派以及主导新左翼党派的全国全共斗、全国反战共同举办的最后一次游行。据六月行动委员会干事之一的福富节男的回忆，在新左翼党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市民方面对于把力气花在协调上，已经不感兴趣。」596

六月十四日游行后不到两个月，一九七○年八月四日，中核派对革马派运动者的集体私刑，造成首次的内斗杀人。尔后两派之间的内斗交战，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赤军派在三月发动了「淀号」劫机事件，一部分的新左翼党派不断朝武装斗争迈进。

内斗杀人事件后的《越平联新闻》上，刊载了这类的读者投稿：「不要与满口喊着『否定自我』、只知道彰显自己的家伙们共斗！不要与没有任何理论性根据、靠着激昂的情绪搞出恐怖攻击、私刑的那群新左翼党派共斗！」「如果市民团体没办法到每一场内斗现场阻止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597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可能由市民运动来协调。

另外，六月行动委员会的共同行动原则：自发性与多样性，也逐渐空洞化。据福富的回忆，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这个阶段，革马派也好、其他新左翼党派也好，有将六月行动委员会的共同行动原则「视为只是『表面的方针』的倾向。」598随后在六月二十三日安保条约自动延长的这天，聚集在六月行动委员会的市民团体、全国全共斗和全国反战、革马派、社共等，分为四个场子举行集会与游行。599（隔年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月行动委员会放弃和新左翼党派与全国全共斗等团体共斗。）

另一方面，小田从六月一日开始发起名为「粉碎安保」的「每日游行」，基于「谁提谁做」原则，除了去大坂出差的三天以外，他镇日都参与其中。小田从粉碎「安保」是「人类复活」的主张出发，为了邀请人们参加每日游行，「写明信片给各地的熟人、知己，甚至是不认识的人。」600

这个时期，美军为了挽回越战的败象，重新展开此前暂时中止的轰炸北越行动。美军还进一步进攻被视为是解放战线基地的柬埔寨，越战出现了再次激化的徵兆。

然而，前一年的「十一月决战」澈底溃败的新左翼党派，认定没有阻止安保延长的希望，媒体也几乎不再谈论安保的话题。小田在一九七○年四月号的《周刊ANPO》中写了一篇名为〈谁说安保结束？〉的文章，批判「人们说『安保』已经结束」、「新闻写着：学生运动已经丧失气势，高峰已经过了」的风潮，主张要对抗「安保」。601

小田的「每日游行」并不像吉川等那样採取与各种团体共斗的形式，而是越平联独自进行。关于动机，小田在一九九五年的回忆录中这么写着：602

「我向来觉得非常不舒服的是，『越平联』的年轻人们，不，有时候是宣称自己是越平联的年轻人们……用谩骂、侮辱的言语将『民青』说成『粉碎民狗』的时候。那不是『越平联』。」「『越平联』的运动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市民偶尔响应、轻松地跟着游行队伍前进的走路运动，在人们的眼中看来，『越平联』已经变成某种死板且非常『激进』的『新左翼』政治团体。」

此外，「我发起『反安保每日游行』，是打算创造『反安保』的『人类漩涡』，不，是抱着那样的心愿，另外则是我也不想以『新左翼』当作这『漩涡』的中心，那样是不会有新的市民加入的，没有市民加入的『漩涡』，绝对不可能大到足以胜过『安保』。这个『反安保每日游行』不是『共斗』，纯粹是『越平联』的抗议行进，我当时期望那能形成『人类漩涡』。」

如前所述，小田在反万博被声讨的时候，认为「这样不是越平联」，而在一九九五年时回忆起在「『越平联』运动的后半」的「重新出发」。小田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就内斗或批斗其他派系的新左翼党派，也不喜欢受到影响的越平联年轻人；在小田的认识里，这种和「新左翼」越来越像的「越平联」，已经不是「越平联」，而是「普通的市民」没办法参加的团体。换句话说，「每日游行」或许是小田意图回归越平联初衷的行动。

第一次游行在六月十四日，参加人数约一百五十人，而且以戴着头盔的学生居多。很快地人数也以一天一百人的速度增加，到了六月十三日约有三千人，其中许多是没戴头盔的年轻人和市民603。六月十四日，如前所述举办了七万人的集会与游行，确定安保延长的六月二十三日，四个不同系统的游行合计约十三万人，即使只算聚集在越平联的人，也达到约一万四千人。604

然而，反叛的季节也即将结束。六月二十三日的游行分散成四个地方，据当时的报导所说，新左翼党派等团体「依旧从事扔火焰瓶、石头等暴力行动。受其影响，越平联、社共共斗的市民游行只能十分缓慢地行进，结果有许多人赶不上最后一班电车，造成在解散地点的新桥有五千人无法动弹的骚动。」605

在越平联内部也产生分裂。许多东京都内大学越平联的学生都戴着头盔参与全国全共斗的游行。606根据当时的报导，越平联系统的游行大部分是「来自东京周边的大学、高中，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们。」607

小田提倡的「每日游行」，虽然参加人数增加，但并不足以实现他的「人类漩涡」的梦想。认同过激行动的学生们，对于温和的游行只是冷笑道：「是什么笨蛋才会参加这种半死不活的游行？」「群众运动？对敌人来说根本不痛不痒。」608

强调个人自发性的越平联游行，也出现了参加者自发性低下的状况。小田是如此评价当时的游行：「看最近的游行，因为全都戴着头盔，很多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游行（游行并不只是为了与机动队起冲突）。就算说这样不行，如果只是说那请带着标语来参加，那些生在繁荣时代的『现在的年轻人们』又听不进去。」因此在「反安保每日游行」，越平联必须事先制作标语发给参加者。609

结果，《美日安保条约》若无其事地自动延长，越平联的「每日游行」也在七月二日结束。《周刊ANPO》也在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号（第十五期）后停刊。据小田的回想，尽管小田和越平联十分努力，但《周刊ANPO》第一期发行十三万本已经是最高纪录，「之后很遗憾地急速减少。」610

到了一九七○年，全共斗运动的热潮冷却下来，多数大学生参加越平联定期游行的现象也逐渐退潮。鹤见俊辅在《周刊ANPO》最后一期的投稿写道611，越平联曾经有「过去两国开放河川、施放烟火般，聚集观众和引发群众骚动的能力。」但「那也来到结束的时候了吧。」「由我们亲手出版的这本周刊的结束，标示了一个时期的结束。」恐怕所有越平联的核心成员都有相同的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