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所述的新左翼各党派，当时的大众媒体或普通学生如何看待他们？在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出版的学生运动报导中，带着兴趣地将各新左翼党派做了特徵分类，其描写如下。

首先是中核派，一九六九年的每日新闻社报导中写道，「虽然有众多粉丝，但在学生战线中却显得相当孤立」。这一派由北小路敏、清水丈夫等六○年安保共产同的老练运动者占据高层，特徵在于「其澈底的闯入主义，不屑当墙头草的暴力示威，以及被批评是『玉碎』战法的不妥协主义」等，「比起被称为『阵地战』的校园斗争，更擅长被称为城镇战的校外政治斗争，其行动的激烈程度，贯彻激进主义的特点，在各派之中算首屈一指。」因此，他们手持角材头戴钢盔与机动队正面冲突的模样吸引了许多支持者，但其可说是专断独行的不妥协态度，又让其他新左翼党派敬而远之[128]。

不过部分报导指出，即便中核派重视街头斗争，但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砂川斗争之前，他们仍「对暴力採否定态度，从未想过使用棍棒、石块等武器。」[129]而以警察为对手，使用武斗棒是始于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而且不只中核派这么做，因此不能说这是中核派专属的特色。

同时如第三章所述，中核派因经歷与革马派分裂而对与他派合作共斗有过讨论，故可见到与其他党派合作共斗，对三里冢与水俣等发生问题的区域也积极「支援」。不过即便在这类场合，他们仍有坚持自家派系路线的倾向。根据社学同运动者的说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起，「中核派把三派全学联宣传得好像只有他们这派一样，所以各派的运动者也有反弹的声音，例如『说什么他们是全学联的主流派』、『为什么一副那么党派式的作风？』」[130]

当时的评论家在一九六八年询问中央大学社学同的学生，对中核派得到如下的评述[131]：中核派擅长在校外的激烈街头抗争，但「完全不做分班讨论。总之，他们以法政大学作为据点学校，但在校园斗争的范畴却非常无力。运动者从各大学聚集一处、团结一气时〔在街头斗争中〕很强大，但只在一个大学进行斗争时，就突然施不上力。在法政大学，中核派根本干不了群众斗争。」

东大学友会的学生也表示，「中核派在大学内也不参与自治会活动，自己派内也不太做招募，也几乎不举行鼓动演说。要说他们怎么获得运动者，就是使用我们称为『一本钓』的方法。在抗争现场找学生，说服对方加入自己组织。另外就是依靠现在中核派运动者的熟人、朋友的人际关系进行招募。」庆应大学的普通学生则评论道「所谓的中核派，大体上有很多好人，而且横冲直撞。也若无其事地对人发号施令。法政大学的自治会等，已经三年没召开学生大会，原本他们的执行部绝对不会被人承认，但他们也无所谓，把自治会活动当作中核派的活动来鼓动，不断带人参加抗争。」[132]

其他的前学生运动者也在一九六八年初如此评价中核派[133]：「〔中核派的〕秋山全学联委员长说，我们总是往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做冲撞。……新加入他们阵营的学生、大一新生之类的，立刻就被带入那种抗争现场，透过与机动队的冲突、被打等进行实地训练，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所以，特别是在中核派，主要就是在实战现场招募成员，透过把他们编入运动部队来培育运动者。从而，他们不太把重点放在对普通学生的鼓动演说或动员大众。」「中核派的情况是，把散布在全国各大学的三、四个运动者全数吸引带来，让他们集结七、八百人。毕竟不可能从单一大学中聚集数百人。」

而出身新潟的高中，之后成为早大运动者的学生，于一九九二年如此说道[134]：「我呢，具有体育社团的体质……很能理解六○年代中核派的心理。」「我这个人，因为很讨厌那种长头发的高中生，所以看见他们都有股『搞什么鬼，这种家伙』的感觉。所以，钻牛角尖想太多的乡下青年会加入中核派，那种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前述高桥彻的调查中，也举出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三派的自治会干部多出身地方城市的新中产阶级。其中中核派的底层运动者，出于对经济高度成长下的大都会文化与大众消费社会、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感，因此许多人都加入「有很多好人」、「横冲直撞型」的中核派。

中核派的守规矩行径也反映了「有很多好人」这句话。第八章后述的第一次、第二次羽田斗争中，社学同与社青同解放派集体闯过车站检票口，不付钱坐车，与此相对，中核派主张「背离社会规则对运动不利」，因此仍买票坐车。此外，「如社学同或革马派的许多学生认为选举〔议会制民主主义〕纯粹是瞎扯，在这种状况下中核派积极投票的」运动者仍旧很多[135]。只是他们有以此「自豪」的倾向，这也是他们被人们说成自我中心的原因之一。

但，自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中核派因倾注力量在街头抗争，疏于自治会活动，导致东京都内的据点学校自治会逐一被其他派系占据。此外，中核派较他派採取更激烈的抗争方式，也引起警方的强力戒备，有一段期间集中逮捕中核派的抗争队伍，所以一九六九年的《每日新闻》也报导「普通学生与中核派的学生粉丝也因为『参加中核派的抗争就等于被逮捕』，而远离他们的抗争活动。」[136]

与此相对，革马派呈现出与「硬派」中核派相反的形象。

一九六九年的《每日新闻》如此形容：「如果说中核派是钻牛角尖的乡下青年集团，是一看到目标就鲁莽地以身体去冲撞的激进派团体，那么革马派就是专心致志于新事物，时髦的都会之子的团体，见到目标碰壁会立刻抽身，可说是现代之子的集团。」「在各大学，为何他们在文学部有最多的支持者？包括〔革马派全学联〕委员长成冈〔庸治〕在内，都是时髦的文学青年，或者是整个下巴都留着披头四风格鬍子的醒目青年。」东大的某革马派运动者也形容说，「发型是披头四的样式，穿着帅气的绿色、深橘色或原色的毛衣」，「高中时代是披头四的粉丝，披头四早期的唱盘，无一不蒐罗囊中。」[137]

这个形容有稍嫌夸张之感，革马派成员并非全数皆「时髦的文学青年」与「都会之子」，此于前述高桥彻的调查已经阐明。尽管如此，高桥的调查中也指出革马派大多是出身都会者，特别是在关东圈，文学部的势力强大。

革马派认为，革命是遥远的未来之事，此前必须将劳工组织化，并批评类似中核派那类街头斗争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而学生同盟成员是日后担任先锋的人，应当下苦工钻研理论，藉此养成主体性。因此一九六八年时的革马派被形容为「思想沙龙风」，报导指出他们「在鼓动传单上屡屡使用难懂的艺术用语，大学教授也说『那是前卫的艺术运动，是为了研究人的运动』云云。」[138]

因此，与中核派运动者给人跳过理论奔走于武斗的印象相反，革马派的运动者似乎给人「理论派、头脑敏锐」的印象。某东大教养学部大二生的手记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如此写道[139]：「与革马派的山本氏对话相当耗神，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头脑如此敏锐明晰。完全输给对方了。」这种思辨性的倾向，是革马派在文学部学生中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某前运动者在一九六八年初如此评价革马派[140]：「所谓的革马派，〔与中核派相较〕更叨叨絮絮地招募人。在这个紧迫的时代、激盪的转换期，不断追寻身为学生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关于个人自我变革的理论，持续透过澈底自我否定以创造新的自我主体。因此革马派相当重视班级讨论。当然，这不是民青那种从班级讨论接收命令，自己代为执行并取得成果的风格，而是班上的每一个人、小团体的好友间花费大把时间对话。因为以『你的主体性』作为问题，稍微带有一种文学青年的发想。」

重视「主体性」的形成，是以革共同全国委黑田宽一的理论为核心。只不过，革马派认为革命的主体在于无产阶级，学生应致力于形成主体性的理论与掌控自治会等目标；中核派则认为学生应作为革命的先锋立于阵前，在武力斗争中创造「主体性」。若要大致归纳，便是如此。

一九六九年每日新闻社的书中如此描述[141]：「革马派重视组织，在班级社团中反覆大规模的宣传，以此为基础发动战斗式的街头行动。与此相对，中核派认为如果激化群众斗争，就能造成社会主义革命。革马派在被轻视为思想沙龙的同时，也因『明晰的理论』而获得女学生的粉丝，即便中核派诋毁他们是譁众取宠，但他们仍被高中生与赶流行的学生认为『帅气』，深受欢迎，这大概就是他们採取的战术与性质的关系吧。」

每日新闻社也评价革马派「以『唯我独尊』的行动引人注目」，「特徵是总是採取特立独行的行动」，「辩论各派的共斗时最难缠的也是革马派。当新左翼党派在争权夺利时，不惜用武力也要击败其他派系的战术也相当突出。」[142]为了打造组织与掌控自治会，不惜採取武装内斗的暴力排除他派或解体对方，这也是革马派的特徵。在这层意义上，将重点放在街头斗争而不热中校内斗争的中核派，等于是革马派的对照。

革马派的这种作风遭到其他党派的众多批评。如第十三章所述，隶属社学同ML派的柏崎千枝子，当她对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夜晚的中核派与革马派武装内斗感到厌烦之后，如此写道[143]：「对革马派特别感到愤怒。因为他们面对机动队时不太挥舞武斗棒，却用在这种时候〔内斗〕。」「几乎没有参加三里冢与王子的斗争，而埋首于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嘲笑其他党派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就了事，这也太轻松了吧。」

如第十一章将提到，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中，革马派避开与机动队冲突，无预警撤退，因此遭到其他党派与东大全共斗大力批斗为「阵前逃亡」。一九六九年九月的全国全共斗成立时，只有革马派遭其他党派排除。但在武装内斗上，革马派比他派更具战斗性，因此更加招致他派的反弹，甚至到被蔑称为「第二民青」的程度。

此外，共产同与其学生组织社学同，在每日新闻社的书中被评为「其特徵在于把中核派用于城镇战的激进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入校园中。」[144]

但六○年代后半的共产同，是六○年安保后四分五裂的「第一次共产同」的继承者，马战派採用岩田弘的世界经济分析、ML派採用毛泽东路线、关西共产同集结京都与大坂残党，加上中央大学共产同、明治大学共产同，都採取各自的行动。其中的关西共产同、中央大学共产同、明治大学共产同、马战派、ML派的一部分，于一九六六年组成「第二次共产同」，但一九六八年三月马战派分裂，「大共产同构想」的美梦也告终。

原本马战派与共产同的其他派系在性格上就有所差异。他们是被描述为「在六○年代还使用国际收支表并进行分析的只有马战派」的理论派[145]。根据荒岱介的回忆，一九六六年左右，为了共产同的统一，马战派与共产同其他派系代表举行会谈，马战派一方不断提出基于岩田理论与宇野经济学的经济分析理论，询问统一后的共产同将採取何种方针。偏好直接行动的其他派系在理论上辩不过马战派，结果净呛声「有没有种拿起武斗棒？别说些五四三的，直接说清楚！」「你们这些家伙，一副跩样，尽是自我吹嘘，直接去冲撞权力看看啊！」「经济分析啥的，那是用来搭讪的东西吧」[146]。

社学同有《世界同时革命》、《武装》等机关报，高桥对其评价[147]：「这个运动团体使用的词汇，例如『组织的武装权力化』、『在校园组织武装行动队』等等表现，可以看出浓厚的极左激进主义的色彩，组织内部的实际状况却类似批判极左激进主义的同好俱乐部。我们应避免愚昧地从字面上解释他们的用语。」

实际上，社学同并非如中核派或革马派般是个统筹性的组织。如前所述，第二次共产同是由各种支派聚集而成，当时的运动者荒岱介在二○○一年回忆道[148]：「以各大学独立的社学同或派阀为基础而组成的共产同，党组织并非一块磐石……面对革马派或中核派这类有政治局行使直辖领导的党派，共产同的结构处于无法与其竞争的状态。」

如第八章后述，一九六八年前半，三派全学联活动获得注目之际，社学同也聚集了许多学生。但根据荒的说法，「学生们源源不绝地参加固然是好，但共产同却不像中核派、社青同解放派般那么组织化。」因此，无论从好的或坏的方面来说，社学同一直无法脱离组织体质松散的状态。

此外，在一九六九年每日新闻社的书中，形容社青同解放派「特别呈现出强烈的之字形摆盪，外部很难掌握其『路线』。」[149]

如前所述，社青同解放派初期以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为核心，第六章也会说明，一九六六年反对早大学费调涨斗争中，社青同解放派比其他新左翼党派率先打出「反对产学合作」的口号。他们虽在一九六六年与中核派、社学同共同组成三派全学联，但如第十三章后述，一九六八年七月他们与中核派产生对立，与社学同共组「反帝全学联」。不过在成立大会的会场又与社学同乱斗，一段时期甚至打算改与革马派合作共斗，不过一九六八年底为了争夺早大内的地位，又与革马派展开激烈武装内斗，大概因为这些脉络才被评价为「强烈摆盪的之字形路线」。

此外，社青同解放派原本是来自社会党青年组织社青同的左派集团，根据一九六九年的报导，「该派运动者厌恶人们关注他们与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其被称为社青同解放派，他们更偏好用『反帝学评』（社青同解放派的学生组织名）这个名称。」此后，一九六九年九月他们放弃社青同名称，改名为「革命的劳工协会」（革劳协）。

除此之外，在结构改革派的各派中，FRONT与民学同等合作打造的自治会共斗，拥有最大势力。一九六九年的每日新闻社报导评价他们「虽然走的是少爷路线，但最近战斗性逐渐增强。」[150]如高桥调查中也可见到的，构改派是最批判内斗的党派，初期并不发起暴力性的示威游行，而更擅长聚集知识分子举办校内讨论集会等活动。

根据每日新闻社的说法，「他们从各领域汇集了大量既『讨厌参加日共派的示威游行』，『但又跟不上三派系那种激烈的示威方式』，『不过仍想参加示威，偶尔还想试试华丽的法国式示威游行（指手牵手在路上排成长横列的游行）』的学生。」只是这一派的运动者人数少，有遭他派更激进运动者揶揄为参加这派让人「悔不当初」的状况。

不过这样的构改派，从六○年代末起，终于也拿起武斗棒与汽油弹走向武装斗争路线。究其原因，除了受到其他新左翼党派过激行动的影响外，其中一种说法是「一九六七年以降，学生运动出现各种集团武装化的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停留在稳健派作风，则成员将被吸引至『帅气』的武斗派，自身组织也将不复存在，这实在是一种无情的竞争状态。」[151]

除此之外，当时尚有前述第四国际、提倡武装起义的「无产阶级军团（普罗军团）」等组织，以及其他数不尽的弱小组织。而且他们在鼓动演说上大量使用难以理解的新左翼党派用语，让外行人听了只觉得不明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比起提倡理论，不如经由外在形式或行动样式更容易区别他们。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后不久，周刊杂志报导中如此陈述[152]：

「那些年轻的劳工运动者对此露出苦笑。『想要区别反日共派学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们的外表风格。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蓄长发，其中最醒目的长发族是中核派，穿大学生制服的是社青同解放派，上身穿着外套、脚上穿着软牛仔布或绒毡鞋子且不穿袜子的是革马派……。』他们的复杂派系被称为『五流十三派』。各派系领导者进行的演说，有如古兰经般繁复难以理解，如果不藉由发型加以区别，旁观者根本无从理解和区分。」

此处革马派的服装被形容得相当时髦。不过，在当时的脉络下中核派的「长发」，与其说是「时髦」，不如说更接近粗野不拘的「蓬发」之流。

比起理论，学生也同样倾向从外型风格来区别各派。一九六八年当时还是东大学生的小坂修平于二○○六年的着作中写道[153]：

当然各党派在不同的革命思想与战略上相互对立，但这种战略上的不同，也带有面对敌对党派时为了将自身正当化而刻意打造的层面。学生在思考要加入什么党派时，也有许多偶然被前辈劝诱遂趁此契机加入的人，我则是从感性上区分各派。首先，日共派与反日共派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线。将反日共派贴上托洛斯基分子的标籤，藉此主张自我正当性且不参与斗争的民青派，给我风格阴险的感觉，所以应该不会选择加入他们。

接下来大致的分类还有都会风或土俗风（必要的话也可改说成人民风）；观念性或感性的不同。例如，最都会风、最观念性的是革马派，虽是都会风但也是行动派的则是共产同，彼此间有所不同。而具有都会风元素且重视感性解放的（实际上他们是否为重视感性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解放派，反之，残留最多战后民主主义气息，具有认真献身于大众的强大感性者，便是中核派。

中核派的据点大多在地方的国立大学，这与他们注重感性有关。但我觉得东京的中核派有些许不同，若更强调「认真」与「对大众献身」，就会变成ML派（原本是共产同的支派，派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派之意，一九六五年以后迅速倾向毛泽东主义）或京滨安保共斗〔这也是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一派〕式的感性。

当然，这是我个人所见的派系区别，区分的方式或许会因人、因地而异。在多数场合，学生们是根据斗争处于什么局面、党派採取什么战术来选择党派的。

自不待言，这是小坂的看法。且恐怕引文中小坂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乃指「认真」、「土气」之意。此外，掌控地方国立大学方面，民青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中核派力量并不强。不过，当时的普通学生也普遍像小坂这样，依据感性而非思想来区别各派系。从一九六八年东大斗争中的涂鸦即可看出这种倾向[154]：

如何帅气地失败才是重点！（中核派）

如何帅气地逃跑才是重点！（革马）

如何能像样地投机观望才是重点！（构改、青解）

此外，据说东大斗争末期也有如下涂鸦[155]：

●某天早晨突然发生革命时的各派对照表

民青　感到惊天动地，仓皇打电话给代代木〔共产党本部〕，但对方什么状况都搞不清楚，所以赶紧把生财工具财产等都锁进家中柜子里。

共产同　不愿相信事实，因为「还没干掉机动队，怎么可能发生革命？」

革马　边说：「不是我们干的，因此革命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把人们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边帅气地抬头看天空。

中核　〔对合作共斗〕喊着「让我们也加入吧」却遭拒绝，所以嚎啕说「他们都是史达林主义的官僚」，并且不把对方当一回事。

FRONT　为了举办「有关革命的校内讨论集会」而忙着打电话邀请讲师。

解放　只会一直反覆说「反对革命政权合理化」而被人轻易看穿。

ML　慌忙打电话给北京但却无法接通，烦恼至极摆出「竟然没有人民战争就发生革命」的深沉脸庞，然后回乡下老家。

普罗军　边说着「搞什么，这实在太有趣了」，一边为了准备反革命，往可乐瓶中装硫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