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使安保斗争突然白热化的事态，在这段期间偶然降临。依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决议批准条约后，即便参议院不加审议，一个月后仍会被当作整体国会的决议，获得自动生效。岸信介看准六月十九日美国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访日时程，打算在此之前让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遂于五月十九日夜间动用警队和黑道驱离社会党议员，採取强行通过条约的暴举。

这样的强行通过引发激烈的反弹。国民会议等收集的反对新安保条约批准的请愿书，已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万份[122]。何况岸信介乃美日开战时期东条英机内阁的阁僚，曾是甲级战犯。岸信介为了讨美国总统的欢心，竟採取藐视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方式强行通过，大大地刺激了新闻界与公众舆论。

《朝日新闻》五月二十一日的社论主张，「现在是决定我们的议会民主主义生死的分水岭」，并力主岸信介辞职与举行国会大选。根据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的民意调查，岸内阁的支持率跌到二战后最低的十二％[123]。在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条约后，原本与政党、工会无缘的一般公民与学生，也加入连日的示威包围国会。

但在热潮掀起之前，共产同已经耗尽气力，他们在偶然中决定的，在强行通过条约的隔天包围国会示威，确实获得了执行；但根据藏田的说法，共产同「为了表现组织的『有始有终』，二十日的示威算是最后的全力动员。」早大等大学生提出，在此示威中为了避免残存的运动者皆被逮捕，「应当有一半的运动者不要出动」，然而强硬派主张「总之最重要的就是阻止此事。先考虑今天，明天的事等明天再说」，最终由强硬派获胜，将剩下的运动者都投入示威游行[124]。

当天在国会正门，警察出动三辆卡车，藉排出的废气驱离学生。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提议「前往首相官邸与自民党，进行果断的示威吧」，之后大约三百名学生冲入首相官邸，然而警方一一逮捕共产同干部，共产同因而失去更多的干部，当天被捕的清水也一直被拘留到八月才获释[125]。

共产同看准国民会议统筹行动的时机，也计画在五月二十六日，以「安保斗争最后一天」为主旨发起示威。但根据岛的说明，共产同东大基层组织也反对五月二十六日的动员，主张「安保已经在国会通过，所以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应当在群众运动掀起高潮的此刻，整备自己的组织，召开全学联大会，让事情落幕吧。」[126]

东大教养学部（东C）自治会委员长西部迈如此表示[127]：「在我看来，只要共产同中央一开口，就嚷嚷着『冲入国会』、『冲入首相官邸』的干法，显得相当愚蠢。」「当时的共产同，既没有值得关注的思想也没有理论，仅靠着激进的群众运动向外界证明自身的存在，这是唯一也是仅存的出口。」但岛书记长却「震怒并恫吓」东大基层组织的意见，强行推动二十六日的示威游行[128]。

在岛的回忆录中记录道，六○年安保斗争时，「主力的东大基层组织总是很冥顽不灵。」[129]然而，身为前京大的共产党基层组织者，后加入共产同的小川登则回忆道[130]：

「我之所以偶尔会反对全学联中央的方针，是因为他们都从零开始进行班会讨论，而且包含部分反对之字形游行〔集体在马路上以之字形前进〕的学生在内，都必须从根本做起投入群众动员。全学联书记局下达的激进斗争战术，偶尔不放点水，在现场根本执行不了。岛先生虽然批评『东大教养经常都是机会主义、倒退的』，但东C与京大教养、早稻田这三大学生运动的据点，实在有必要放松一点。」

此外，由共产同政治局单方面且秘密决定激进斗争方法，也让普通学生持续感到反感。根据东大教养学部山下肇助教授的说法，一九六○年一月羽田斗争之际，驹场的学生们未得知共产同政治局打算冲入羽田机场内部的方针，就遵从分班讨论的决议，参加示威抗争的动员。针对此说法，都立大学教授阿部行藏在当时的座谈会上如此表示[131]：

所以像东大驹场那样的团体，经过〔分班讨论等〕民主过程组织学生大众后，会觉得当日行动与当初的约定不同。我认为这次的全学联大会（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三月的第十五届大会）上，反主流的学生们发出「诈骗师唐牛」的责难，说来也是共产同参加者对反民主的秘密指挥表达自身的愤怒。此外，校园外的劳工与一般公民中也发出同样的指责。

如后所述，对部分共产同干部而言，「民主主义」之流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罢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反民主的秘密指挥」之类批评，简直就是胡扯。只是普通学生之间终究抱持这种不满，因此现场运动者接到来自共产同中央的动员指令时会面露难色，也是情有可原。

就这样，五月二十六日的示威游行，在压抑第一线运动者的反弹后强制推动，适逢普通学生对岸政权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条约充满反感，吸纳这种反感情绪后成功动员了一万三千人。这是全学联主流派主办的示威游行中，参加人数的最高纪录。

在东京指挥示威的藏田计成，如此谈到这个除「包围国会」以外全无方针的示威游行[132]：「只是在已无立锥之地的国会周边道路上，与劳工和市民不断进行集会罢了。我只记得从头到尾都与田中学在宣传车上度过毫无意义的时间。」

之后共产同残留的干部也被逮捕，全学联主流派的指挥部几近全军覆没。根据藏田的说法，「五．二六斗争结束后的全学联，这段期间直接指挥斗争的常任学联书记局成员大多都被逮捕，书记局对斗争的实质性指挥，不得不至此告终。」[133]明治大学自治会副委员长篠田邦雄日后回忆道，「全学联主流派的安保斗争，在五月时实质上已然终结。」[134]

六○年代安保斗争正式掀起热潮，一般认为是从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条约起，至六月十九日自动生效的这段期间。但共产同在此之前便已耗尽气力，在这一个月的运动高峰期，陷入几乎无法有效指挥运动的状态。共产同与全学联主流派，透过自身的直接行动刺激民众，也有人评价，他们证实了他们的「先驱性论」，但若岸内阁未于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安保修订，那么六○年安保斗争是否能如此扩大，仍是一个疑问。

因此，部分共产同的成员对五月十九日以后的运动热潮，仅给予冷淡的评价。此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因拒绝在岸政权底下担任公务员，因而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的职位，主张「要民主还是独裁，这是唯一最大的争议。」即便是赞成安保条约的人，也有人对岸信介破坏民主主义的行为提出抗议。

然而，对批评共产党趋于稳健化、自身则追求革命的共产同而言，「守护民主主义」之类的想法，不过是半吊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藏田计成在日后的着作中引用竹内好「要民主还是独裁」的说法并如此说明：「这种主张〔在共产同看来不过是半吊子的「要民主还是独裁」口号〕，只不过是在安保斗争迎来最终结局时主导运动的『思想』。」因此，藏田评价道「无论左翼、右翼皆拥护民主主义的大合唱的六月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135]

多位共产同前成员都曾回忆内部存在的蔑视「民主主义」倾向，如共产同机关报《战旗》总编辑大濑振如此说明[136]，「共产同中经常使用『maneuver』这个词汇，意思大致为『政治性策略』。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想法，虽然没表现在言语上，但心中却认定此乃理所当然。例如，为了夺取乃至维持自治会权力，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和骯脏手段，甚至窜改选票等，让人觉得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尊重民主主义的价值。」

西部迈当选东大教养学部的自治会委员长时，曾有窜改自治会选举选票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有所说明。根据该回忆录，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选举之际曾出现如下行为[137]：

「偷走选票的专用纸张来增印，包含我在内的数人则在驹场校区后的某旅馆等待，共产同的计票员避人耳目跑来旅馆，在此处抽换选票。真实的票数，恐怕是共产党候选人占六成，第四国际候选人占三成，而我们的票占一成。」而经过此番操作后，达到了西部迈当选的结果。

根据西部的说法，「因为口中总说着革命这种非法行动，因此对自身行为也属非法一事，完全不带羞耻心或犯罪感。」而且，「共产党立刻察觉事态发展的经过，不过大人们的想法大概是不愿让学生运动的信誉受到减损，因此并未出手追究真相。」

前文已说明，藏田批判竹内好「要民主还是独裁」的发言，共产同里对「进步的知识分子」抱持批判态度的人并不少，根据西部的说法，「共产同之所以会轻视所谓进步的文化人，既非因为他们疏远共产主义，也非因为他们与激进行动保持距离。尽管表面上用这样的理由轻蔑对方，但真正的缘由其实是进步的文化人推崇民主主义至上，而共产同对此相当反感。」[138]

岛书记长也如此说明自身的思想。他的成长经歷了旧制中学二年级时日本战败，见到那些「原本讴歌军国主义」的老师们立即变身「礼赞民主主义」，让他产生「生理上的厌恶」。这种经歷在「日后继续发酵为对所谓的言论家，特别是进步的文化人、学界人士的不信任感。」[139]

对于西部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非法当选，京大共产同同盟成员的小川登如此批判[140]：「东C或许干了那种事情，但无论京大或其他地方，都不干这样的事。」「压根没想过抽换选票。……我们这些现场领导者，终究信奉素朴的民主主义，认定必须遵从学生大众的最终选择。」可说，地区之间有所差异，概出自共产同中央鲜少重视「民主主义」之故。

又，共产同认为，新安保条约在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后，已成既定事实。根据藏田计成的回忆，五月十九日强行通过之后，「所有的学联书记员内心都认定『阻止安保修订斗争的败北＝结局宣言』。」[141]

如前所述，六○年安保斗争的真正兴盛，始于舆论认为岸政权在五月十九日的强行通过乃践踏民主之后，但对于将议会制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共产同而言，岸政权的强行通过，在本质上不算什么问题。藏田如此叙述五月十九日以后共产同的状况[142]：

……为了「阻止自动生效」就只能「解散众议院」，对站在否定议会主义立场的共产同而言，很讽刺地，根本不存在「众议院解散→展开追击战」的正当理由。

共产同全学联的五月斗争完全在这种理论与认知下展开。亦即，五月十九日众议院强行通过后，当天深夜的紧急动员在行动方针上已经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将重点放在对反主流派（日本共产党派）的「党派斗争」上。「今晚的紧急动员做做样子即可，战胜代代木〔共产党〕才是最重要的」（清水丈夫），因为书记局方针的大转变，我时隔七个月再度回到母校。

也就是说，五月十九日以后的共产同，比起阻止安保修订，更重视在集会动员上胜过共产党。过往共产同的激进斗争方针，部分动机来自与共产党的对抗意识，而五月十九日之后，这种对抗意识益发强烈。

自治会选举中以非法行径取胜的狡猾，反覆冲入国会与机场看似「纯真」的愚直，这两者的组合乍看之下相当奇妙。不过这种状况肇因于共产同成员多数是学生，缺乏对国内政治的知识，而他们能感受到的真实「政治」，就是在学校内与共产党的对抗关系。

亦即，他们算是学校内的政治家，在校内的选举等政治活动上具有智慧与算计能力，但缺乏对国家层级决策过程的相关知识。这导致他们在校内政治上充满狡狯心计，在街头行动上却显得愚直，这种乍看之下矛盾的结果。日后的新左翼各党派也继承了这种倾向。

硬要说的话，共产同的「战术」就是把被警队殴打的画面透过媒体传播给社会，以博得关心与同情。然而前述的政治学者大岳秀夫认为，先前在砂川斗争中曾以这种手段取胜，可能导致共产同对六○年安保斗争也抱持同样期待[143]，但与砂川斗争不同，六○年安保斗争「无论怎么把肉体暴露在危险中，无论如何对全国人民报导此事，岸内阁完全不动如山。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同领导层大概也被逼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

撇开共产同的内情不论，五月十九日以后反对岸政权的情绪一口气高涨，许多学生都前往参加示威，对共产同的直接行动感到共鸣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根据《京都大学新闻》一九六○年六月十三日刊登的意见调查，大学部学生中反对新安保条约者占九十％，赞成者占四％，而对「全学联〔主流派〕的尖锐行动」感到「了不起」者占六％，认为「不得不这么做」者占四十三％，认为「应该遵照国民会议定下的界线」者占四十％[144]。从数据中可看出，虽非所有学生都支持全学联主流派，但支持或接受主流派直接行动的人并不少。

因为参与学生人数众多，所以加入全学联主流派示威的学生不断增加。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全学联反主流派之温和示威感到厌烦，所以加入共产同指挥的主流派一方。

不过，来参加示威的学生们不见得对共产同的革命思想有所共鸣。久野收写道，当时「新闻界并没打算给他们取名，只称他们主流派、反主流派等等，但其实他们属于无流派的学生。他们只是为改变眼前的状况挺身而出，与马克思主义或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145]日高六郎也提及，当时「自动自发前来参加的人数大增，而接受全学联主流派领导方针的参与者，仅约二十分之一而已。」[146]

对普通学生而言，参加全学联主流派示威游行只是选项之一。当时东大生的信件中对普通学生的动向这么写道，「每天都反覆讨论反主流派的和平示威与主流派的激进示威何者更具效果，班级中澈底分为两派，参加双方的示威。」[147]这里的观点并不是在比较共产同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而是考量何者对「拥护民主主义」更具效果。所以参加主流派示威游行的学生，不必然支持共产同的革命思想，此点自不待言。

在这类学生由下向上的力量推动下，全学联主流派领导层也重新整队并继续活动。六月三日，全学联主流派领导层打出冲入首相官邸的方针。根据此方针，六月三日约六千名学生以极粗的绳索拉倒首相官邸正门的铁门，推倒两辆警方作为堡垒的装甲车，约有五百人冲入首相官邸。但在这场冲突中，有十三人被逮捕，其之后的活动也全遭机动队所压制[148]。

然而，如同往例般，共产同对于冲入首相官邸后该做什么，完全没有计画。当时身为中央大学学生并参与此示威的三上治回忆道，学生们彼此间「不知如何是好，难道示威就此结束的不安感四处蔓延。」[149]

六月四日，在国民会议的倡议下，以总评下属的工会为首举行了总罢工，大约有五百六十万人参加。全学联主流派则动员四千名学生，在国家铁道的电车站进行静坐等活动。

但此次遵循总评及国民会议稳健方针的总罢工，只是场维持到翌日早上七点为止的罢工。关于此斗争，全学联主流派总结为「绝对遵守资产阶级秩序的斗争」，并定位「总罢工的前夜的六月三日冲入官邸行动，形塑了破坏资产阶级秩序的骚动气氛，这种气氛鼓舞了工人阶级。」[150]这种自我定位究竟能否准确反映当时事态，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对于六月四日的总罢工，全学联主流派反对设下时间限制，动员学生在车站前静坐，藉此妨碍铁道运行。但普通的学生不必然支持共产同方针，其中一名学生回应媒体访问时提及，「国铁的人们冒着被开除的危险罢工，我们应该只要提供支援即可，但领导者却告诉我们，无需理会国铁〔工会〕的意见」，流露出对共产同的抗议[151]。

随着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的六月十九日不断逼近，国民会议拟定方针，打算自六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九日每天到国会示威游行[152]。

不过，六月十日发生给共产同带来冲击的事件。这天美国总统的特使哈格提（James C. Hagerty）访日，以共产党派全学联反主流派为主的示威队伍包围了哈格提的座车，最终他以搭乘直升机的方式逃离现场。此次「哈格提事件」中，原本应採稳健作风的共产党派全学联反主流派，做出了比共产同更为「激进」的斗争。

原应稳健的反主流派会做出如此行动，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笔者前作《「民主」与「爱国」》中提及，共产党认为自一九五○年代起日本就是美国的从属国，因此鼓吹将日本从美国独立出来，驱离在日美军基地的「爱国」斗争，以及「民主民族统一战线」。此种行动师法自法国等反抗组织在反纳粹号召下组织统一战线的经验，这也是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又称第三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学习的经验，在此思想体系下将安保定位为强化日本从属美国的条约，故六○年安保斗争也是高举「反美爱国」的口号。相对于此，共产同等新左翼则视日本为自主的帝国主义国家，见解与共产党相异。

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便体现于哈格提事件上。根据某早大共产党派运动者的说法，他们把安保斗争当作脱离从属美国的状态，乃是日本独立斗争的一环，因此把重点放在阻止艾森豪总统访日，「高喊阻止艾森豪访日的我们，当然把哈格提斗争当作前哨战，因此倾全力进行组织。这种反美斗争的定位，无需多言自然是基于『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持续追求独立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日共定义，而全学联主流派却加以轻蔑与无视。」[153]换言之，对反主流派而言，阻止哈格提访日具有战斗的必然性，但共产同却轻蔑此事。

冷不防被对方拔得头筹的共产同，认为得赌上面子做出更轰轰烈烈的斗争。藏田指出，「眼前看到此斗争〔哈格提事件〕造成冲击性的激动场面，共产同的同盟成员比起任何人都更悚然感到党派的危机感。全体学生同盟成员毫无疑问都愿意拼死与日本共产党斗争到底，打算几天后做出能超越对方且名留史册的激烈斗争。」[154]

藏田所谓「名留史册的激烈斗争」，是打算在国民会议决议将于条约自动生效之前展开最后一次统一行动的六月十五日，再度冲入国会。哈格提事件隔天的六月十一日黎明，共产同全东京都基层组织代表会议上决定此一方针，因四月二十六日对国会正门发起正面攻击行动失败，所以透过社会党的国会相关人士进行国会导览，藉此制作建筑平面图。在行动前一天的十四日，决定从警备人手稀少的南通用门冲入国会[155]。

十五日当天，约十万名的学生、劳工和国民包围国会。受到全国连日报导示威游行的刺激，千叶大学、埼玉大学、群马大学、北海道大学、三重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等地方大学的学生们，也出现在国会前，在队伍前头举起自治会旗。即便全学联主流派的领导层早已几近毁灭，但六月后参加主流派的各地大学自治会数量仍不断增加。开始集会的下午三点，全学联主流派的示威队伍大约集结了一万七千人，高举超过两百面的自治会旗。当然，这是安保斗争以来全学联主流派最大规模的空前动员[156]。

在此状况下，发生了右翼分子驾驶卡车冲撞国民会议的新剧人示威队伍，并拿着带钉子的棍棒胡乱殴打新剧人队伍的事件。去年十一月冲入国会事件以来，在岸首相的暗示与默许下，来自全国右翼团体的数百人组成了「拔刀敢死队」[157]。然而，此桩袭击事件激起社会反感，学生们也受到相当的刺激。

失去大量老练干部的共产同，让全学联代理委员长北小路敏与都学联副委员长西部迈等二十岁上下的年轻运动者指挥示威队伍。全学联主流派反覆进行确实的之字形游行，但此时共产党方的示威队领导者却敦促说「请大家迅速前进。后方已经堵塞。来，不要受外界挑衅，朝预定解散地点行进吧。」[158]以社共为主的国民会议示威队伍接连通过国会前方，朝解散地点迈进。

然而，全学联主流派的示威队伍却停在国会前方，下午五时许抵达国会南通用门，位于队伍最前方的「工兵队」边唱着《国际歌》边用钳子剪断国会周边的铁丝，以粗绳拉倒铁门，大约有三千人冲入国会建筑内。诗人吉本隆明等「六月行动委员会」成员也陆续涌入国会里。

就在群众于国会建筑内集会时，晚上七时许机动队对学生展开袭击，当时的学生们既没戴头盔也没带角材，只能大家手挽手肩靠肩加以抵抗。当机动队的袭击告一段落后，示威队伍中传出「有女学生死了」的声音。共产同同盟成员的东大学生桦美智子死去了。

桦美智子是东京大学文学部四年级的学生，主修日本史。共产同组成时因书记局需要常任人员，她是最初前来的女性。不过为了写出杰出的论文，除了主要的街头斗争，「五月之后并不太参加斗争」。死亡当日也是先出席了第一节课后，才赶至国会[159]。关于东大斗争以后全共斗时期对学问的看法，广泛流通的论调是认为从事运动者应当否定既存的学问，但桦美智子的例子，显然与这种论调有所不同。

此时几乎所有学生都被押出国会外。根据藏田的纪录，当听闻桦美智子死亡的消息后，「许多学生胸中燃起怒火，瞬间想到发生大事了，又被恐惧侵袭而变得茫然。有人大吼『拿机关枪来杀了他们』，也有人太过震惊而说不出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接着「学生们在黑暗中低沉地吼叫『杀人犯！』、『干掉警察！』。愤怒发狂的学生爬到墙上，更加激烈地投掷石块。」

另方面，根据此时也参加示威，隶属革共同的小野田襄二说法，当传来「女学生死亡」消息后，「我凝神关注学生们的气氛。死亡的消息究竟会激起大家的战斗欲望，还是出现相反的状况。显然大家都丧失了战斗的意志。」[160]此处藏田与小野田的印象有所出入，至于身为共产同成员的藏田是否意图做出有利于共产同的描述，则无法判断。

此外，根据小野田的回忆，共产同领导层搭乘的宣传车曾对学生们下达前往国会正门前方广场的指令。但许多学生们持续被警队从南通用门赶出，小野田认为领导层要求前往国会正门前方的方针相当无谋，并为此感到愤怒，见到一边命令学生前往国会正门一边行驶的宣传车，他甚至跳上车顶表达抗议。

有大量的示威队伍被赶出南通用门，孤立的宣传车被警队包围，小野田遭到逮捕。在那个时刻，小野田对坐在宣传车内的共产同指挥者们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待在学生的队伍中，宣传车就能保持安全，所以他们才下令『〔往正门前方〕移动！移动！』这实在相当卑劣。」[161]

当时驶出国会外的宣传车上，全学联主流派领导层正在讨论策略[162]，得出「总之现在无法撤退，只能力图再次冲入国会」的结论，此时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三郎方才赶来，告知在警察医院已确认桦美智子死亡，并告诉全学联指挥部『在国会建筑物旁的区域内集会也无妨，但是，一个小时后就撤退。』」

全学联主流派领导层起初同意这个方针，但激昂的主要大学自治会及基层组织员勐烈反对，因此再度改变方针为冲入国会建筑内进行集会，以宣传车为先锋，大约有七千名学生冲入国会建筑物内部，并进行一分钟的默哀。

然而默哀之后，过了晚间十点，机动队从前方与左右袭来，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全部被赶出门外。愤怒的学生们推倒二十七辆警方停于正门前代替街垒的装甲车与卡车，并加以纵火焚烧。午夜零时，机动队使用催泪瓦斯弹进行第三度的突袭，这次不仅学生遭袭，工人、一般市民，以及担心学生而聚集在南通用门附近的一群东大教授也遭机动队袭击，造成大量的人受伤。机动队再三的进袭造成了近六百名的伤者。

桦美智子的死亡引发人们强烈的同情。十九日举行了桦美智子的「国民葬」，中国还传来毛泽东的赞许：「桦美智子已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英雄。」[163]同时，岸政权在桦美智子死亡当晚，即六月十六日午夜零时召开了紧急阁议，岸、佐藤、池田等人主张应筹备最大限度的警力，强行迎接艾森豪总统访日，但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对为维持治安出动自卫队表示为难，警察厅长官也直言极谏，最终决定取消十六日艾森豪总统来访东京。

桦美智子是共产同的同盟成员，因此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批判道「之所以会出现牺牲者，责任都在托洛斯基主义者的领导层。」[164]革共同的小野田襄二也在十六日的埼玉大学学生大会上演说表示，「如果全学联不触犯法律，不以暴力撬开大门冲入国会，桦美智子就不会被杀害。从这层意义来看，杀死桦美智子的，可说就是全学联。」[165]自民党与日经联也主张桦美智子的死因出在全学联的激进方针，各大主要报社亦于六月十七日发表「排除暴力，守护议会主义」的共同声明。

桦美智子之死激起许多民众与学生对岸政权的愤怒，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与一般市民人数更为增加。当时尚是学生且参加全学联主流派示威的电影评论家平冈正明如此回忆当时的状况[166]。

平冈等人六月十五日因被警察追击，最后在法政大学落脚，一夜酣睡如泥。到了翌日清晨，「隔了一夜，学生们的脸色都变了。」「我以为会大致分成三派出发。但当时根本不分主流派、反主流派。以社团为区别的小集团，三三两两的出发。在其他各大学也可见到类似的光景。」「所谓能让新兵转变成勇士的，就是战友的死亡，确实如此。大家燃起熊熊的斗志前往国会。」

全学联主流派示威动员人数，从六月十五日起超过反主流派。但共产同已经没有指挥学生的力量。聚集而来的学生、市民、劳工等，只是包围国会进行示威。平冈也回忆道，「这是共产同的终结。共产同提不出方针，被大众所吞没。」[167]

从桦美智子死亡的六月十五日起，国会连日被庞大的示威队伍所包围，但无论共产同或国民会议都未提出方针。身处全学联主流派示威队伍中的三上治如此回忆[168]：「虽然在国会周边静坐，但当夜晚过去，天空泛起鱼肚白时，内心却无尽空虚。已经没有六月十五日斗争时的紧张关系。就算有斗争也只宛如仪式般，令人生厌。」

共产同失去大半的领导层，剩余成员都处于筋疲力竭状态[169]。岛如此回忆[170]：「作为斗争核心的学生共产同，状态已到极限。六．一五中出现大量牺牲者。也缺乏示威的指挥者。」「最后的一周，全部仅睡十几个小时，除了液体以外吃不下任何东西，一吃就呕吐，但仍继续不断活动。」「打从内心羡慕在四月阶段率先冲入国会而被关入监牢的唐牛等人。」「十八日早晨，即便召开共产同最后的会议也没什么人出席，见到此景，就在这个决定性的瞬间，切实感受到共产同与我自己的极限。」

全学联主流派的领导层陷入功能停止的状态。根据小野田的回忆，十七日午后「书记局接到电话，对方说『埼玉大学在学生大会上决议再次冲进国会，全学联那边如何？』」，但书记局「只给了一个语无伦次的回答。」[171]

十九日午夜零时，安保条约将自动生效，进入倒数计时的十八日晚间，许多学生、市民与劳工等包围了国会。根据小野田的回忆，共产同的「东大领导者（其中一人是都学联副委员长西部迈）唿吁『不要回应权力方的挑衅。大家要记得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国会纵火事件，因为该次纵火，为希特勒掌权打开了一条道路』，埼玉大学的学生则以骂声回应。」[172]

小野田写道，这次唿吁自制的发言，「不知道是来自共产同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东大的领导者（共产同东大基层组织）自身所独创。」[173]一直以来提倡保存组织的东大基层组织，确实有可能发表与中央态度相异的个别自制演说。

此时的首相官邸内，「岸首相脸色苍白哆啰哆嗦」地发抖[174]。时间一过午夜零时，安保条约修订获得自动生效。岛如此回忆这个时刻[175]：「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美日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的时间不断迫近的这个夜晚……我什么也做不了，空无一物的胃却忍不住干呕，身体撑不住而蹲下。在我身旁，就站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旗帜旁的生田〔浩二共产同事务局长〕，脸上写满愤怒，挥舞着双手吼着『该死！畜生！这股力量！这股力量却什么都做不了！共产同也不行了！』他并没有对任何人发言，只是兀自吼出这段话。」

隔天的二十日，趁着在野党处于空虚状态，自民党独自召开参议院的安保特别委员会与参议院大会，一口气通过安保关系法案。二十二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安保条约，二十三日岸首相在外相官邸交换批准书，之后宣布内阁总辞。

五月十九日之后一般国民的示威，大部分都是针对岸信介强行通过条约所爆发的不满，而随着岸信介的辞职，示威的浪潮也迅速消逝。九月十五日，全学联揭起打倒接替岸政权的池田政权，发起行动，但京都只有约一百五十人、东京只有约三百五十人参加[176]。

十一月国会进行大选，结果以自民党获胜告终。

岸信介多年以后曾谈起，当初想乘安保修订的余威导入小选区制，藉此强化自民党在国会内的势力以推动宪改，但未料六○年安保斗争如此高涨，导致他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177]。之后他认为自己的亲弟弟佐藤荣作应可实现宪改，但佐藤却发表声明表示会遵守宪法，导致岸盛怒不已，这点已在第一章说明。

在这层意义上，安保斗争保住了包含宪法在内的日本战后民主化成果，可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如丸山真男、竹内好等进步派的知识分子皆对五月十九日以后持续约一个月的安保斗争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将安保斗争定位为「胜利」的人也不在少数。

然而，反日共派的左派知识分子等，却大多把安保斗争定位成「失败」。而他们的愤怒与憎恶，与其说针对自民党或岸信介，不如说是针对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一贯把安保斗争导向稳健方向（至少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如此看待）。一九六○年十月，谷川雁、吉本隆明、埴谷雄高、森本和夫、梅本克己，以及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理论领袖黑田宽一等共同着作之《民主主义的神话——安保斗争的思想总结》出版。

书中吉本以〈拟制的终结〉，黑田以〈党偶像崇拜的崩毁〉为题撰写评论，认为共产党的革命性先锋形象，这种「拟制」在六○年安保斗争中完全崩毁，主张共产党或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的「和平与民主主义」不过是不愠不火、已然破产的口号。如本书第十四章所述，六○年代末的全共斗运动中，此书作为「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原典也被广为阅读，并因此为人所熟知。

六○年安保斗争中死亡的桦美智子生于一九三七年，她出生年代宛如一个象徵，六○年安保斗争是实际体验过战争与刚战败那段时光的世代作为主力参与的最后一场斗争。当时明治大学自治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加藤龙一如此回忆[178]：「我生于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在物资最缺乏的年代成长，体验过让我感到厌恶的战后饥饿。所以担忧〔如果新安保条约成立〕将会再回到那种时代，在这种恐惧感中兴起安保斗争。不愿再经歷战争与饥饿的心情非常强烈。」

这种心情，亦即对战争与贫困的「近代的不幸」产生反动，明确成为六○年安保斗争的基础。当这些体验过战争的世代出了社会，透过经济高度成长克服「近代的不幸」后，继而出现欲摆脱「现代的不幸」之六○年代末青年的完全异质反叛。

对共产同而言，耗尽全力的安保斗争遭遇「失败」，则意味着组织的危机。之后的共产同在总结安保斗争上出现分裂，作为一种原型，形塑出日后新左翼各派的潮流。

122 前揭大野《全学连》九○页。↺

123 〈岸退阵と総选挙を要求す〉（《朝日新闻》一九六○年五月二一日）。舆论调査根据〈岸内阁をどう思うか〉（《朝日新闻》一九六○年六月三日）。↺

124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二四，一二五页。↺

125 前揭大野《全学连》九二—九三页。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上卷七○页。↺

126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八页。↺

127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一四八页。↺

128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九页。↺

129 同前书一一七页。↺

130 前揭小川〈京都から见つめた六○年安保とブント〉一七六页。↺

131 阿部行蔵．网野武男编《全学连——怒る若者》（緑风社，一九六○年）。前揭大野《全学连》八○—八一页再引用。↺

132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五二页。五月二十六日主流派游行动员人数根据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但前揭松井〈六○年安保闘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中则记为四千五百人。↺

133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二六页。↺

134 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六四页。↺

135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二九，一二八页。↺

136 前揭大瀬〈さよなら岛、さよならブント〉五四页。↺

137 以下西部的回忆根据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三六，三七页。↺

138 同前书二四—二五页。↺

139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二四页。↺

140 前揭小川〈京都から见つめた六○年安保とブント〉一八四页。根据五○年代初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吉川勇一的说法，即便在当时受共产党指导的东大自治会选举中，也没有举行过非法选举。（吉川勇一〈ベ平连——国境を越える运动〉《検証 昭和の思想Ⅴ　思想としての运动体験》社会评论社，一九九四年）。↺

141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五一页。↺

142 同前论文一五一页。↺

143 前揭大岳《新左翼の遗産》一一七页。↺

144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九—一一○页。↺

145 久野収〈市民主义の成立〉（《思想の科学》一九六○年七月号）一三页。↺

146 日高六郎．高畠通敏．中谷健太郎．前田康博．竹内敏晴〈形なき组织の中で〉（《思想の科学》一九六○年七月号）八九页。↺

147 黒岩秩子〈安保から三十年〉（女たちの现在を问う会编《女たちの六○年安保》、《铳后史ノート戦后编》５，インパクト出版会，一九九○年）一一四页。↺

148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二—一三三页。↺

149 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三二页。↺

150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三页。↺

151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动する十日间〞〉（《思想の科学》一九六○年七月号）四二页。↺

152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三页。↺

153 仙波辉之〈激动と浓密の日々の始まり〉（早稲田の杜の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早大学生运动》）一三二页。↺

154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五二页。↺

155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四页。在藏田的记述中，如本文所写的事先已决定从南通用门闯入，但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中则写道「〔十五日当天比游行队〕更早一步到达的我，绕着国会走了一圈，思考今天应以哪个门作为突破口时，发现正门防守最为严密，因此决定从接近议员会面所的南通用门闯入国会建筑，并将此决定转达给学联指导部。」（一二三—一二四页）。
　　又，身为一般的游行参加者的三上治在前揭《一九六○年代论》中写道，「我们有闯入国会的意图，但并不知道将从何处闯入。国会议事堂的正门有卡车且筑起了街垒，受到严密警戒，所以不可能从该处闯入。沿着国会周边展开两、三次游行的期间，逐渐意识到他们打算从南门闯入。」（三二—三三页）。
　　此外，前揭藏田书中也记载六月十五日前一天起已准备切割剪，而使用该工具打开突破口的「工兵队」成员篠田邦雄回忆道，「我们工兵队绕着国会八次进行调查」，因正门被固守所以最终决定以南通用门作为突破口，同为「工兵队」成员的东大理学部研究生长崎浩也回忆道，「一边指挥游行队伍绕行国会周边七、八次，一边试着晃动各个门与剪断铁丝」，之后决定了南通用门。（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六六，一七四页）。岛表示，在判断南通用门容易闯入后「因需要网子、锯子与扳手而被派去採买」，并未提及「工兵队」有事先准备好这些器具。（收录于石川真澄．黒羽纯久．岛成郎．多田実．松野頼三〈生まれたてのブントが主导した全学连は何を目标にやったのか〉《六○年安保．三池闘争》毎日新闻社，二○○○年，一六八页）。
　　如果事先决定从南门闯入，姑且不论底层参加者的三上，至少共产同书记长岛或「工兵队」成员不可能不知情。而决定以南通用门为突破口的是否为岛，抑或是「工兵队」，甚至连是否组织了「工兵队」，各方证词都不一致。真相为何已经不明，此处先採用藏田的记述。但，藏田于六月一日被捕，因此藏田的描写并非他亲眼所见，在此也必须附记。↺

156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六页。前揭松井〈六○年安保闘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中，六月十五日全学联主流派游行的动员人数为一万人。↺

157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三○页。↺

158 以下六月十五日的状况与引用出自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三八—一四○页。↺

159 关于桦的动向出自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二三一，一六九，一七五，二四三页。引用文为明治大学自治会副委员长篠田邦雄的证词。↺

160 前揭小野田《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一八九页。但如前述，藏田于六月一日被捕，故此处描写并非藏田亲眼所见。此外，小野田因也参加四月二十六日闯入国会斗争而遭逮捕。根据小野田的说法，在这些共产同主导的斗争中，从革共同来参加的仅有小野田。小野田身为革共同成员，却参加共产同主导的游行，他这么说明：「老实说，我讨厌马学同〔革共同的学生组织〕的体质，我觉得那就是个背地里说坏话的集团。只是个从其他地方偷偷摸摸窃取人员物资，无处可去的弱者聚集的团体。」（七六页）。↺

161 同前书一九○页。↺

162 以下记述与引用来自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四○—一四三页。但根据搬运桦美智子遗体的工兵队成员篠田邦雄的回忆，「现场领导层判断可移往正门进行集会一事虽为事实，但共产同政治局则要求『多争取一些时间』。不过现场已再也撑不下去，因此一时陷于提不出方针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们跟警方都因群众心理的作用，一口气爆发。」（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六九—一七○页）。如果这段叙述无误，则共产同领导层未能决定是否将学生引导至正门，但事实如何已难以釐清。↺

163 桦光子编《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桦美智子遗稿集》（三一书房，一九六○年）二五七页。↺

164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四五页再引用。↺

165 前揭小野田《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一九三页。↺

166 平冈正明〈赤色残侠伝〉（前揭〔第一章〕《赤军一九六九—二○○一》所収）二○二页。↺

167 同前论文二○二页。↺

168 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三五页。↺

169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二九，一三二页。↺

170 前揭小野田《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一九六页。↺

171 同前书一九六页。↺

172 同前书一九六页。↺

173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三页。↺

174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一三五—一三六页再引用。↺

175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一六页。↺

176 多田靖〈ブント书记长．岛成郎と仲间たち〉（收录于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一二一页。↺

177 前揭谷川．吉本．埴谷．森本．梅本．黒田《民主主义の神话》。↺

178 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二二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