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上述的新左翼党派是否理解全共斗运动等六○年代末青年们反叛的性质呢？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在二○○○年的着作中写道，「政治党派几乎不懂大学斗争。」[216]
如第二章所述，包含全共斗运动在内，六○年代末的青年们其反叛的背景有：对因经济高度成长而激烈变化的社会抱持违和感、丧失大学生的存在意义，加上空虚感与为了逃离「现代的不幸」而投入运动，他们大致具有这样的心理状态。根据三上的说法，全共斗运动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资本主义化之下形成学生阶层的异化意识」，在这层意义上，全共斗运动乃是「社会运动而非政治运动」。
然而，新左翼党派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词汇。三上指出，「政治党派〔给全共斗运动〕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词汇。如学生的『生活与权利』意识高涨、对产学合作的反对意识，以及对大学的帝国主义式重整的抵抗意识等。政治党派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所有说法都未能切中要点。」「只不过在支持行动型态的激进性上做出一点连结。」
在之后的章节会展开说明，包含东大全共斗在内的全共斗运动无党派运动者，最终也无法以言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欲求与空虚感。借用三上的表达方式就是「对这些学生的共同意识变化，谁也未能提供适当的词汇。」
因此，暂时加入又转往其他新左翼党派学生，或者当日才选择参加哪一个新左翼党派的学生，若觉得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便会拒绝新左翼党派的动员。本来，他们加入或参加新左翼党派活动，就不是因为相信该新左翼党派的革命思想，而是为了表达茫然的不安与不满，追求活着的真实感受与连带感，而参加新左翼党派的示威游行或加入党派。
一九六八年，社会学家日高六郎针对至一九五○年代为止将「工人阶级」与「民族」视为绝对的时代，以及一九六八年当时青年的意识进行差异比较，并做出如下阐述[217]：
社会的弱势者以「团结」作为自身的武器，藉这种力量从整体的「民族」或「阶级」中解放出来，而自己身为其中一员也能随之获得解放，这种想法逐渐被青年们弃之敝屣，他们追求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所谓解放自己，解放无可取代的自己，代表着什么意义，以此为出发点来设定问题意识。……
当今学生运动的各种潮流即便以各家旗号来动员普通学生，但其动员力终究有限。根据不同议题，学生们可能无视旗号聚集而来。且该如何赋予该议题意义，又成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绝对无法做到整齐划一，何况学生们也拒绝被划一化。如此一来，学生们的出发点就是自己，不是被社会运动所动员，而是自主直接参与运动，若有质疑，即拒绝参加。从执行部的观点来看这是脱队，但从普通学生的立场来看，则是保证参加的直接性。即便是「进步性」的运动青年们，也拒绝单纯地成为一颗棋子。
企图动员学生的新左翼党派与重视「解放自己」的学生之间存在落差，可从游行或集会后举行的「总结」演讲或者机关报刊登的「总结文」中看出那种违和感。这是双方的追求不同，导致在运动掌握上的歧异。
新左翼党派无论是多弱小的党派，也会在分析自家派系纲领与世界及日本的情势后，以中长期的视野总结如何定位该斗争。例如，当世界情势如越战象徵性地处于资本主义危机的阶段时，日本政府协助越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持续与美国协调，藉此不断迈向复活之道的证明，故阻止佐藤首相访美的斗争就是要打破此种日美帝国主义的意图，并告知日本工人阶级存在此种危机。所谓的「总结」，大致都具备如此说明的倾向。
然而，一九四八年生，曾加入过新左翼党派的笠井洁（现为作家、评论家），于一九八五年的文章中回忆[218]：「置身左翼政治党派的世界后有许多不习惯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情势分析式的思考』。所谓的左翼，究竟为何喜欢那种情势分析呢？」
如第二章末所述，已于一九六七年成为民青运动者的大洼一志认为，婴儿潮世代的学生们并非关心斗争议题而齐聚，而是对社会有种茫然的不满，为求一个发洩口而参加。从这类学生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参加集会与示威来解决自己的不满或认同上的不安，至于分析集会或示威如何与世界及日本政治情势连结，则是次要性的问题。
东大示威斗争正炽的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国语国文学科研究所的有志之士在传单中提出如下主张[219]：「学生皆是成长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轻人。他们在以往世代无法企及的富裕物质和精神环境下长大，同时唿吸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尊重自我』、『追求自我自由』的氛围迎向青年期，属于『自我的世代』。现在学生的自我主张，较二十、三十年前更为强烈。」
全共斗的前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回忆[220]：「我不喜欢为他人战斗，也讨厌为了遥远将来而战的定位。就在当下，为自己而战，这种意识很强烈。」对这种「自我的世代」的青年而言，比起自我充足感，诸如世界情势的长期分析，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
当年曾是运动者的早大教授高桥顺一于二○○四年叙述道[221]：「自我主体是依据『此时、此地』的内在充实而成立，而这才是运动的根据，据以改造世界的感受力也深深扎根于此。」首先只有「此时、此地」的自我「内在充实」才是问题，自此出发，才会发生世界变革。
一九四七年生，参加过东大全共斗的小坂修平于一九九一年如此叙述[222]：「全共斗的『当下主义』式思维相当显着。例如，对某要求或目标，他们没有要在哪个时间段实现的想法，而是考量当下该要求是否正确，接着是你觉得如何、打算如何参与，以这种思考形式当作发想的原点。」
此处可见如下状况。重要的并非分析社会整体的情势或透过中长期的时间段来分析该诉求如何被实现，而是「此时、此地」「你觉得如何」与追求「主体性」的「内在充实」，亦即认同的确立。所以小坂才认为，反叛本身就是目的，而新左翼党派的政治情势分析等做法「丧失了反叛本身的性格，换句话说便是失去固有性，又回到老旧政治脉络中进行分配」，而他对此感到不快[223]。
不过应注意的是如高桥提及的，他们抱有一种感觉，即达成自己的「内在充实」与「世界变革」是相互联系的。若非如此，则获取认同的运动（即便只有形式上）不必然要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推动。换言之，他们预感到那种旧时代的「自己」与「世界」的连结，可以在这个时代断裂开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发起反叛。
不过如同之后章节将说明的，思辨性很强的东大全共斗，其特徵在于澈底拒绝考量如何实现诉求，这点也散播到之后的全共斗运动。东大斗争之前展开的大学斗争中，为了实现具体诉求而妥协或交涉的案例毋宁更多，在某些场合也能成功达成诉求。另外还需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回忆录等作品往往有某种倾向，即经歷者只知道自己所属大学的全共斗或新左翼党派的状况，却基于这种有限的认知（没有意识地）论述总体的现象。
无论如何，相对于新左翼各党派基于情势分析立足中长期观点执行斗争，东大斗争以后的全共斗运动则强调「现在」，忽视情势分析或妥协，带有无论如何先採取直接行动的倾向，这部分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而且特别在双方理论的对立上，表现特别明显，亦即为了长期性地实现革命而安于组织的新左翼党派理论，对上将自己所有的存在都赌在此斗争上的全共斗理论。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东大斗争，这部分将于后文第十一章说明。
216 以下三上的引用出自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Ⅱ》八三，四四页。↺
217 前揭日高（第一章）〈直接民主主义と《六月行动》〉三七五页。↺
218 笠井洁〈戦后ラディカリズムの现在〉（收录于笠井洁《〈戯れ〉という制度》作品社，一九八五年）二三七页。↺
219 国语国文学科大学院有志〈东大闘争と研究の立场に対する私たちの考え〉（一九六八年九月一二日，收录于’六八．’六九を记録する会编前揭〔序章〕《东大闘争资料集》第一二卷）四一五页。↺
220 前揭茜．柴田《全共闘》七三页。↺
221 前揭絓．高桥．府川〈『六八年』问题をめぐって〉七○页。↺
222 前揭小坂（第二章）〈『叛乱论』とその时代〉二○八页。↺
223 同前论文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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