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学生会由各学部代表聚集而成，同时也是社学同的据点。明大学生会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与大学理事会缔结协约，约定学费调涨时，应透过与学生对话来执行[86]。

然而，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七次与校方交涉后，学生会中央执行部突然主张「澈底撤回学费调涨」的斗争宣言。对此，理事会方面表示愿意继续交涉，而普通学生也感到唐突[87]。

十一月十八日召开了临时学生大会，学生会一方提出展开罢课的提案。但大会参与度不高，总共六百九十九名的代议员中，包含五十位提出委任出席状的人，总共才约四百五十人出席。普通学生提出「因为这是重要议题，请交付全校学生投票」、「应该多累积些由下而上的讨论」，但学生会一方则坚持「若不能在寒假前进行罢课，就等于输了」，歷经六小时的讨论后，赞成者勉强构成多数，接着据此通过、确认罢课权[88]。

最终，大会在斗争方针与全学斗争委员会（全学斗）组织上出现意见分歧，花了三个小时讨论。随着大会的拖延和与会人数的减少，之后以微小的差距通过执行部的草案，即全学斗的组织完全委任中央执行部议订。执行部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全学斗由社学同所垄断。表决时，代议员仅剩约二百人，留下的社学同运动者甚至多于普通学生。

紧接着，有人旋即提出对议长的不信任动议，抗议学生会的议事管理，但遭到否决后大会便告结束。明大的学生新闻也报导：仅由约二百人的代议员进行议决一事遭到批评[89]。

之后，十一月二十四日和泉校区、二十八日生田校区进入罢课，筑起街垒，宣布自主管理。十一月三十日，于校本部礼堂举行的与校方团交破裂，当夜学生筑起街垒，全校罢课，大学进入学生自主管理体制[90]。直到十二月十五日，明治大学理事会才正式宣布调涨约六成授课费的计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朝日新闻》描述明大斗争，「这场纷争实在太过奇特，在理事会公布学费调涨之前，学生方就进入放弃上课的状态。」[91]这是因为掌控学生会的社学同与理事会有密切接触，事前即获得调涨学费的资讯，但还是无法摆脱社学同一意孤行之感。

罢课后的校园景致，也给人大学一方与社学同合谋的感受。当时的报导记录道，「将校园交给学生之前，大学职员仔细告知电源与灭火器的所在处，大家的表情都很开朗。」「学生部长在大门前吟咏『国破山河在』的诗句，并留下一句『诸君！小心别感冒了』，之后身影消失在街垒之外。这给人一种彷彿在看一场已知道剧情的戏剧演出般，是个非常光怪陆离的光景。」据说理事长还表示「孩子们在恶作剧啊。」[92]

宣布自主管理的街垒之内，迅速开始举办自主讲座。但因皆由社学同专擅，普通学生参与并不热烈。据当时报导称，「出席学生零零落落，自主讲座旋即告终。更有甚者，普通学生原就不太具备参与罢课的意识，看守街垒的学生也不多。加上职员已经被撵出校园，所以学生们只能在无法购买学生票的状况下返乡。」[93]

为何明大社学同不等校方宣布学费调涨，而且在普通学生并不热烈参与的状况下，匆忙推进罢课？当时的杂志如此报导其理由[94]。

第一个理由，三派全学联的内部势力斗争。如第四章所述，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组成三派全学联，成立大会预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举行，首届委员长预计由明大学生会委员长斋藤克彦担任。

为此，热中三派全学联成立的明大社学同为了向其他派系夸示实力，表示「在明治的斗争中有必要提升气势。」当时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中便有传言，说这场明大斗争是送给斋藤就任委员长的贺礼。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庆大与早大反对学费调涨斗争中进行罢课时，社会上有不少同情学生的声音，相对地在明大斗争中，却出现社会舆论显得「冷淡」与「不关心」的报导[95]。

根据当时的报导，社学同认为「早稻田斗争失败的原因在于『由全部的学部组成斗争委员会，导致最终事态无法收场。』早大斗争中，各学部的斗争委员会掌控在各新左翼党派手中，在共斗会议中也确实发生纠纷。因此社学同重视组织的统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临时学生大会上，社学同掌控的学生会中央执行部提出之罢课决议案中也明言：「关于斗争，坚实的斗争组织不是倚靠由下而上的领导力，而必须透过由上而下领导的形式来追求运动。」[96]

日后《中大学生会馆新闻》如此叙述社学同的特徵[97]：「他们主张，学生们不能只把自己当学生，这种意识是行不通的，必须从整体社会的观点重新编组学生。」「该运动实际上明明以学生为基础，但社学同却企图从革命的观点独力重整学生，因此他们的组织方针有点空降部队之嫌。」「学生应有的状态，大学应有的状态，共同体在利益上的幻想，而透过团交要求贯彻执行的方式，正是被这种幻想所束缚，因此我们坚决拒绝。」

因为这种态度，明大社学同不採取庆大斗争出现的经班级讨论由下而上累积共事的型态，也就不意外了。原本明大社学同在校内就是一个新左翼党派垄断统治的状况，所以除了掌控自治会费与合作社等「财政上的利益」外，更擅长与校方进行高层交涉，当时的杂志报导他们「政治手腕卓越」[98]。亦即，明大社学同对自身的力量相当有自信。

然而，明大社学同的这种态度却无法引起普通学生的共鸣。即便如此，十一月三十日召开与校方的团交，学生仍挤满了位于骏河台校区的纪念馆，只是之后普通学生的参与人数就不断下降。当时明治大学校内杂志《骏台论调》评论道，「〔学生会〕中执会……正在自我固化」，「因此导致团交之后的抗议集会、抗议游行、建构街垒等的学生参加人数如雪崩式的下滑。」[99]

因为普通学生不热中，面临就业与升学的学生态度迅速动摇。校方早就给寒假返乡的学生们发送贺年卡，内容提到「若骏河台〔校区〕于一月二十一日前、和泉〔校区〕于一月十三日前不解除罢课，则无法升学、毕业」。过完年不久，面临就业压力的工学部四年级生们即展开连署运动，要求学生大会通过重启授课的决议[100]。当时的周刊杂志《朝日Journal》如此报导[101]：

放假后大势底定。自十三日起学生与教授会重启对话。教授发言表示「学费上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竟出现学生方报以鼓掌的奇怪现象。商学部四年级生连署要求重启授课，体育会学生举行「抗议校园封锁集会」，于正门街垒前展开解除罢课的连署。全学斗虽尽力说服，但此集会却无解散的模样。商学部四年级有四个班级更是召回斗争委员，改以支持重启授课的人取代。

事已至此，便不得不开始收拾事态。一九六七年一月起展开了数次团交，特别是一月二十日的「公开团交」上，几乎来了约占全校学生四分之一的九千多名学生，对那些无法挤入会场的学生则以大型扩音器进行实况广播。只不过据说也有些人对听实况广播的学生说，「终究只是一部分的运动者与理事会的『对决』，没有必要勉强去看。」[102]

团交双方在没有交集的状况下决裂，二十五日的团交也未达成结论，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度举行团交。但当以社学同为主的全学斗成员前赴团交会场时，体育会学生已占据会场前广场，愤怒的全学斗协同校外的支援部队以武力斗争的方式殴打体育会学生[103]。

但这场武装内斗却适得其反。之前明大的体育会一部分学生向校方靠拢与全学斗对立，但主流派仍保持中立，然而社学同进行武装内斗惹恼了体育会主流派，社学同变成与整个体育会为敌。理事会方面对这次武斗骚乱也扬言「在这种状况下不接受团交。」[104]

对此，全学斗採取强制作战方式，二十九日晚间把校长、理事长关起来，胁迫要求交涉，机动队为了救出校长而出动，驱离全学斗，街垒则被体育会学生撤除，对全学斗发出解散命令。全学斗打算举行抗议集会，但大学周边都遭体育会学生压制，无法聚集学生，二月一日其他大学的社学同前来支援抗争，也遭体育会学生阻拦而无法进入校园[105]。

陷入穷途末路的全学斗社学同运动者，以学生会委员长斋藤为主的成员与校方进行高层交涉，二月二日在银座东急饭店对调涨学费一事达成共识。此次高层交涉被称为「二．二协定」，不过据共产同机关报《战旗》称，斋藤一行人「在两到三个小时前举行的全学联集会上发表『完全撤回』的鼓动演说，于〔共产同〕学对部的席上只字未提正在进行的协议，还明言『绝不轻易妥协』。」[106]

如第四章提到，前早大社学同的荒岱介认为，这次高层交涉背后存在明大社学同与大学当局勾结的利权。荒于二○○八年的着作如此说明[107]：「一九六七年明治大学反对学费调涨斗争中的高层交涉，实际上与掌控学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同……在明治大学合作社的利益有关。简单来说，当时一部分的共产同领导者们是明治大学合作社的理事或职员。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权。」

对于斋藤等人私下进行高层交涉，普通学生当然不满，甚至共产同内部也爆出反弹声音。共产同将斋藤批为「腐败分子」，并开除了他三派全学联委员长的职务，由中核派的秋山胜行接任。如此一来，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前半的「激盪的七个月」，便由中核派与秋山委员长领导。

但当时中核派运动者的小野田襄二在其二○○三年的着作中则如此表示[108]，对得到大学当局默许挪用自治会费与合作社销售额的明大社学同而言，「与大学当局维持和平共存」才是重要的，「大学当局赋予明大自治会高于其他大学的治外法权，除此之外，明大共产同也握有合作社。这些既得权益对共产同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实际上，明大共产同（明大学友会）一边与校方做出许多明大普通学生认为的背叛行为，但同时仍稳坐明大自治会的执行部宝座。」

如此，一九六七年初的明大斗争在新左翼党派的利害关系中单方面地起始——妥协，并且旋即告终。但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央大学反对涨学费斗争，虽同样是社学同的据点大学，却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86 前揭池田（第五章）〈明治大学——バリケードの背后〉一六四页。↺

87 前揭（第五章）〈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页。↺

88 一月十八日学生大会的情况，出自同前记事二一页、大野前揭（第一章）《全学连》一六三—一六四页。又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中，记载一月十八日的临时学生大会中代议员出席者约四百五十人（二一页），但大野前揭《全学连》中则记载「代议员、观察员约二千人」（一六三页），故无法判断正确的大会参加人数。此处先採用清楚记录代议员人数的《朝日ジャーナル》记述。↺

89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六四页。↺

90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报导二一页。↺

91 《朝日新闻》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前揭池田〈明治大学〉一六四页再引用。↺

92 前揭池田〈明治大学〉一七四，一六六页。↺

93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一页。↺

94 同前记事二二页。↺

95 同前记事二二页。↺

96 同前记事二二页。↺

97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八，一四九页再引用。但，共产同＝社学同在明大、中大、关西共产同的各地团体都有性质差异，把明大或中大社学同的特徵套用社学同整体其实有微妙之处，此处特加以说明。↺

98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二页。↺

99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五四—一五五页再引用。↺

100 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一页。↺

101 同前记事二一页。↺

102 前揭池田〈明治大学〉一六二，一六三页。↺

103 前揭蔵田（第三章）《安保全学连》三二八页。↺

104 同前书三二八—三二九页。前揭池田〈明治大学〉一七五页。↺

105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三二九页。前揭池田〈明治大学〉一七五页。↺

106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三三○页再引用。↺

107 前揭荒（第三章）《新左翼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二○—一二一页。↺

108 前揭小野田（第三章）《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一三○—一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