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左翼各党派，另一个必须了解的先备知识，就是反战青年委员会。

反战青年委员会是由社会党青少年局动员总评青年对策部与社青同，为一九六五年八月的反对日韩条约斗争而成立。正式名称为「为反对越战、阻止日韩条约批准之青年委员会」。

这个组织当时成功聚集了青年劳工的能量。甚至可以说，当社会党与总评转换为稳健路线后，难以掌控的青年劳工能量，都藉由此组织来发散。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反战青年委员会首次的中央集会上，不只集结了一万数千名的青年劳工，更组织游行，无视警方的警告，在参议院面会所前静坐，即便与约三千名机动队发生冲突，仍可维持游行[224]。

当时总评逐渐空壳化，而青年劳工的能量便来自对总评的不满。当时工会的游行，惯例上参加者可以领日薪，不过当反战青年委员会以「把日韩斗争交给青年人」的口号发起游行时，意外撩起不信任革新阵营的青年劳工的心中不满，根据反战青年委员会营运委员的某位人员的说法，青年们为追寻「自己成为主角」的机会而前来参加集会，甚至有几个县的参加者还自发拒领日薪[225]。

还有一则成立大会上与民青相关的轶事。出席成立大会的民青主张：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成立，必须以重启安保青学共斗为前提来进行。青学共斗因一九六○年安保后与社共对立，加上一九六二年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后，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民青方期待透过重启青学共斗扩大自家派系的势力，消除他们认定的「反党分子」、「托洛斯基分子」。结果，民青的这些主张未被接受，在民青与一部分赞同民青的日共派青年工会不参加的状况下，反战青年委员会正式组成[226]。

日韩条约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获得批准，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活动也因而停滞。不过社会党青少年局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决定将反战青年委员会设为永久组织，适逢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军开始轰炸北越，随之越平联等各种团体展开反越战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全国反战青年委员会作为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一环，举办了全国反战集会，约共有一千人参加[227]。

过往的工会都以企业为区别进行编组，因此受到产业分类的束缚，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特徵在于各职场、地区的反战青年委员能以个人名义加盟，加上团体、个人加盟併用的市町村地区反战青年委集结后，成为各都道府县的反战青年委，最终成为全国反战青年委的形态。换言之，与过往工会不同，不再受企业的框架束缚，各职场或地区中，如打算以个人进行加盟也无问题，当集结一定人数的有志之士后，即可形成地区的反战青年委[228]。

这打破了以往「总评本部→各产业的同一产业本部→各同一产业地方本部→各企业工会」这种上令下达的命令结构，成为重视「运动与参加者个人双方『自立』」的「打破既存框架运动」[229]。对已厌烦既存工会上令下达形式，或厌烦空壳化的同一产业及企业工会框架的青年劳工而言，这种新的形式吸引了他们的关注。

如第一章所述，总评等组织「在街头抗争与政治集会上，一般採取由中央下达动员指令，数人头前往参加并领取当天报酬的形式」，但「青年层中对此感到不满，有人认为即便自己带便当前去参加也好，只想参与更具政治性的活动。」而这些人遂流入反战青年委员会。

形成这种状况的背景原因为：中学或高中毕业后从地方来到东京的青年劳工，在经济高度成长导致社会结构剧变下，感受到与大学生相同的空虚感，所以想追求「活着」的感觉。而中小企业也持续自动化与规格化，劳工的工作成为以「输送带」为象徵的单调作业，原本工匠以手工打造产品的喜悦逐渐成为过往的记忆。在此情况下，因为一部分青年劳工透过个人加盟可让「自己成为主角」，或者透过一群人自身的意志组成组织，所以对反战青年委员会产生共鸣。

此外，接受民主教育的世代不习惯上令下达且无法反映自身意见的过往工会形式。一九六九年自行筹组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劳工表示[230]：

「中学毕业后，在六○年安保的隔年进入某私人公司工作。当时我非常单纯地相信所谓的工会运动，就是为了争取工人权利，但实际进到公司后一看，权力却被执行部牢牢掌握，高层决定的事情交到下层来。不让我们表达意见不是很奇怪吗？我抱着这样的疑问，决定打造一个可让年轻人聚集、自由谈话的场域，所以开始了活动。」

如此一来，各地组成的反战青年委员会在一九六九年时约有六百个组织，地区反战青年委员会与职场反战青年委员会数量大致相同（职场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动员力约为地区反战青年委员会的三倍）。地区反战多由一般市民、学生或者没有工会的中小企业劳工，以及不满职场工会只有右派组织的劳工加入[231]。

同一时期各新左翼党派的状况是，除了革马派在动劳（动力者工会，国铁工会之一）打下基础外，几乎都无法打入既存的大工会。对新左翼各党派而言，可以个人加盟，只要凑足一定有志之士便可成立地区反战青年委的状态，成为可向劳工拓展势力的机会。

反战青年委员会的中央组织全国反战委的代表委员有社会党青少年局长、总评青年对策部长，营运委员团体为国劳、全电通与日教组等大工会组织的青年部，此外也承认三派全学联、革马派全学联以及构改派系的自治会共斗作为观察员团体[232]。因反战青年委员会并非工会而是社会运动主体，学生也能以个人名义加盟，新左翼各党派便把自家运动者派入地区反战委员会。又因即便少数人也能组成地区反战，有段时期甚至出现「『一个新左翼党派只要来三个人就可成立地区反战』的状况。」[233]

全国各地的反战青年委员会中，新左翼党派的影响力达到什么程度？因并无明确基准规定渗透程度达到多少后可将该反战青年委员会称为「XX派」，所以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新闻工作者立花隆在一九六九年推估，全国的反战青年委员会之中，位于社会党指挥下与属于新左翼派系的，大约占半数[234]。而评论家中田恭介主张，一九六九年时反战青年委员会约二万一千名的运动者中，「革马、中核、共产同、第四国际派」约八千人，社青同解放派约三千人，社青同协会派与构改派约六千人，其他约四千人[235]。

当时某位加入新左翼党派反战青年委员会，出身北陆（约今日的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县一带）的高中学歷女性程式设计师在接受立花隆採访时如此表示[236]：「因为只有高中毕业，只给我单调重复的工作，为了排遣职场上的无聊，空闲时就出去玩乐。」她是个几乎每晚都去新宿玩乐的花花女子，不过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凑热闹见到新宿事件后，颇受震撼，「时不时会觉得活着很无聊，也感觉玩乐似乎没什么意思，可是那群人却不顾性命，赌上自己人生干着危险的事情。我心想，他们这么做，肯定有什么理由。」之后她见到街头张贴的海报并前往参加新左翼党派集会，就此改变人生，加入了地区的反战青年委员会。

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全共斗运动中，关心运动但不满意民青或新左翼党派等既存组织的学生，成为不属于任何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一般被称为「无党派激进派」。立花隆认为，不满意共产党派或社会党派既存工会的劳工青年之所以加入反战青年委员会，也是基于相同理由，故将两者定位成同一现象，他指出「反战青年委在个人加盟的组织以『创意』与『自立』为口号，因此能够大量吸收不愿加入既存左翼组织的无党派激进派劳工。此与大学的全共斗起到相同的作用。」[237]

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劳工也屡屡以手持武斗棒、头戴头盔的姿态参加示威游行。动劳的劳工身穿被称为「菜叶服」的浅绿色连身工作装参加示威，该景象颇吸引人们关注。

面对这样的反战青年委员会，总评的事务局长岩井章批评其运动方针，主张应「冻结」反战青年委员会，另组其他组织。社会党把反战青年委员会称为「不像父母的孩子」，但同样提出培养方针，只是在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中的新报反战成员接连刊登评论新左翼党派街头斗争的报导，让社会党颇感困扰[238]。

终究，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青年们走到顶撞社会党大会与总评大会稳健派执行部的地步。一九六九年七月第三十八届总评大会上，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青年针对七○年安保和沖绳斗争，要求「不要只是口头提总罢工态势，要倾全力进行准备」，并喊出「反对解散反战的活动！」口号[239]。

对此，社会党的成田委员长认为反战青年委「偶尔会出现暴走的状况」，但也发出支持他们的论述，指出「他们之所以会不满与反弹，做出那样的行动，原因之一便是高层常在所谓常识、现实之下反覆做出妥协。」但作为来宾的共产党米原中央委员干部会员却发表演说，表示「实际上由托洛斯基分子掌控的反战青年委员会鼓吹粉碎共产党、社会党、总评的既存指挥部，他们为了破坏民主势力的共斗而暴走。」总评方面甚至指责「反战青年委员会是一台缺陷车」[240]。保守派杂志则讽刺总评的发言是种「公然『内斗』的现象」[241]。

面对这样的反战青年委员会，以企业划分的既存工会反应冷淡。东京水道工会委员长在一九六八年明订方针，表示「没有工会中央的命令而独自採取行动时，『即便受伤也无法适用工会的援护规定』。」[242]最终发生一九六八年参加街头斗争的「川崎某同盟工会所属青年劳工」「『被警棍打伤后，连职场同事都不得不说成那是因跌倒而受伤』的状况。」[243]

至于资方的态度就更为严苛。许多资方对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劳工表示，「如果跑去参加示威，就要有被开除的觉悟。」某劳工表示，当被发现参加示威而遭解雇后，即便找新工作「也因现在无论哪家公司都有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试用期，这段期间会调查求职方此前的职业经歷，一旦发现他是反战的人，便不予採用。」[244]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状况，所以反战青年委员会的人数并未大幅增加。组织的组成与结束、成员的加入与退出，数量都骤减，大致的人数因议论者与资料不同而众说纷纭。大部分的见解认为人数大约在两万，虽然也有人提出「全电通二千六百人、私铁总联六百人、国劳一千八百人」等「具体的」数字，但反战青年委干部在一九六九年表示：「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五万人吧。」[245]虽说人数不甚确定，但即便让社会党干部感到困扰的《社会新报》内的反战青年委，实际上「在近六十人的新报编辑部人员中，不过仅占四、五人。」实情便是如此[246]。

前东洋大学教授村田宏雄针对「约两万」这个数字，于一九六九年如此评论道[247]：

「从我国劳工总人数来看，即便只算工会的劳工人数也有一千八百万人的程度，这么看来这个数字属实少得惊人。如果从统计学来看，也不过是『可忽略的少数』。因此，七○年安保之际，许多人认为无论反日共派各派全学联的行动造成哪些具影响力的状况，其实也不过与反战青年委一样，并不会导致多大的问题。特别是许多既存工会干部都对反战青年委员会抱持这样的看法。」

如前所述，不少劳工即便加入地区反战等组织并前往街头抗争，在职场中也必须保密，因此也有人主张反战青年委员会对劳动现场的组织化几乎没有影响。一九六八年十月，某劳工问题的评论家如此叙述[248]：「大致而言，他们在街头无比武勇，可是在职场却乖巧如猫，没有出现能量的逆流啊。如果观察示威游行，敢穿着菜叶装光明正大表明身分的仅有动力车工会，其他的人都伪装成一般市民去参加。」

而新左翼党派也有把反战青年委员会当作工具的倾向，例如把他们算进自身示威游行的动员人数，或者用来宣传自家派系对劳工多么有影响力等等。一九六八年十月，由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干部们发行的着作中，便如此批判新左翼党派的态度[249]：

……「新左翼」之一，革共同中核派指出，「全学联的学生诸君，包含山崎博昭〔于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死亡〕同志在内，付出一切，做出牺牲，才打造出今天流动化的情势。反战青年委员会从而给全学联的斗争带来重大帮助，可说托他们之福才能取得今日的进步态势。」「确实，今天若要在职场动员劳工，他们一听到要拿着角材与学生一起作战，许多时候参加人数就会减少。然而，即便如此，那些可怜的劳工如何有命令学生放下角材的权力？如果说为了将来的高飞，为了锻炼劳工，即便弱小仍应参加示威游行，那么劳工一方才该低头，为自己的弱小道歉。请求学生帮助，才是具有阶级良心的作法，不是吗……」（《前进》三月二十五日号，陶山论文）。此处体现出把劳工的斗争简化成街头斗争的思维，他们只把反战青年委员会当作全学联各派街头斗争中的辅助部队。这也体现出他们对当今青年劳工面临的特殊困境欠缺理解。

如前所述，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劳工若想参加示威游行，需要一定的勇气。上述引用的中核派文章，明显表达出「对当今青年劳工面临的特殊困境欠缺理解。」其中显现的态度并非是为了解放劳工而发动革命，而是为了自家派系的斗争而利用劳工的精打细算。反战青年委员会无法长足发展，在新左翼党派中的影响力有限，大概与新左翼党派的这种态度有关。

以上，简略地概说了反战青年委员会。之后的章节将在第I部的知识基础上，具体审视「那个时代」青年们的反叛。

224 前揭高见编着（第一章）《反戦青年委员会》二五—二六页。高见的自传性着作有高见圭司《ＮＯ！　９条改宪．人権破壊——反戦青年委员会をつくった军国少年》（明石书店，二○○七年）。↺

225 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四四页。↺

226 同前书三九—四○页。白井前揭〈暴走する反戦青年委の组织と行动〉五○—五一页。↺

227 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四七，五一页。↺

228 同前书七三，七五页。↺

229 同前书七五，七六页。↺

230 〈若者たちは组织される〉（《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号）一九页。↺

231 前揭立花（第一章）〈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一○六，一○八页。↺

232 宫村文雄〈反戦青年委员会をつく〉（《日本の课题》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四二—四三页。↺

233 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二一八页。↺

234 前揭立花〈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一○六页。↺

235 中田恭介〈〝妖怪〞反戦青年委员会は往く〉（《自由世界》一九六九年九月号）七四页。↺

236 前揭立花〈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一○六页。↺

237 同前论文一○八页。↺

238 〈反戦青年委に苦しんだ病める総评大会〉（《周刊言论》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号）一○二页。〈「お前もか」——〝社会新报〞に头が痛い江田书记长〉（《宝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

239 前揭〈反戦青年委に苦しんだ病める総评大会〉一○二，一○三页。↺

240 同前记事一○三页。〈〝欠陥车〞と唿ばれた反戦青年委のエネルギー〉（《周刊言论》一九六九年八月一三日号）二二页。↺

241 丸山邦男〈総评はなぜ反戦青年委を目の敌にするのか〉（《潮》一九六九年九月号）一○四页。↺

242 〈三派系は労働组合にも浸透している！〉（《周刊现代》一九六八年十月三一日号）一二八页。↺

243 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七九页。↺

244 前揭〈三派系は労働组合にも浸透している！〉一二八页。前揭〈若者たちは组织される〉二○页。↺

245 関之〈反戦青年委の実态をみる〉（《経営者》一九六九年九月号）五九页。前揭〈〝欠陥车〞と唿ばれた反戦青年委のエネルギー〉二五页。回答「不太清楚」的是高见圭司。↺

246 前揭〈「お前もか」——〝社会新报〞に头が痛い江田书记长〉七六页。↺

247 村田宏雄〈反戦青年委　一点突破のゲリラ活动〉（《自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一六三页。↺

248 前揭〈三派系は労働组合にも浸透している！〉一三○页。↺

249 前揭高见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一六六—一六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