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度成长带来了一级产业的衰退，二级产业与三级产业的成长，以及人口急速从农村移往都市的状况。
经济高度成长之前的日本农业基本数值——水旱田总面积六百万公顷，农家五百五十万户，从事农业者一千四百万人——据称此数值自明治以来几无变化[23]。另也因战争之故，都会区呈现毁灭状态，人口疏散至乡下，一九四五年的都市人口不过二十八％。至一九五五年，从事农业者也较二战前一九三○年的一千三百四十七万人更为成长，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人。
但随着经济高度成长启动，事态发生骤变。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年从事农业者减少十一．九％，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又减少十七．三％。在这十年间，约有四百万人放弃农业，迁移到都市。
且这种现象在青壮年层相当显着。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年，从事农业者中未满二十五岁者减少了约百分之四十几，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未满二十五岁者减少五十—六十％，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男性减少三十六％，女性减少二十九％。一九六○年至六五岁者减少的从事农业者人数中，未满三十五岁者占八十七％。一九五一年青森县中学毕业的男性中，有二十三％从事农业，随着高中升学率提升，以及前往都市工业地带的「集团就业」（一九五四年开始），一九六四年时中学毕业男性从事农业者骤减至二．四％[24]。
青年前往都市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薪资高的工作，另一则是都市文化的吸引力。一九六○年日本东北地方的中学毕业生起薪，只有东京中学毕业生起薪的七十一％[25]。而在电冰箱尚未普及的当时，在农村吃顿饭也是每天吃当季蔬菜，生活单调。六○年代正值年轻时期的某男性，在二○○四年回忆自己从农村前往都市的始末[26]：
我既讨厌乡下，也讨厌务农。孩童时代，一到夏天，每天午餐都是凉面，晚餐就是炖南瓜或茄子，加上盐渍黄瓜。饮水从井里打出装在瓶中，洗澡水拿竹桶接山泉水。一九五九年「皇太子成婚」时，家中买了电视机，在电视上有美国电视剧，见到了美国善解人意的双亲、摆着火腿与香蕉的餐桌，当然还有一扭水龙头就有自来水的生活方式。那与自己的生活简直天差地别。不只我生长的小聚落，连小镇中的大家都知道，我很讨厌这种乡下生活。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是依据自己的意志抛弃了乡下生活，但实际上不过是从乡下移往都市的劳工之一罢了。
日本就业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比率，一九五○年为四十五．二％，一九六○年为三十．○％，一九七○年迅速降为十七．九％。不只青壮年，一九六三年日本出现了由「爷爷（じいちゃん）、奶奶（ばあちゃん）、妈妈（かあちゃん）」支撑起农业的「三匠（ちゃん）农业」一词[27]。一九四五年都市人口为二十八％，一九七○年为七十二％，人口比例完全反转。一九六二年东京人口突破一千万，一九六八年东京二十三区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人，纽约为九千八百零九人，伦敦为四千九百三十七人（两者皆为一九六七年数据），东京俨然是超越纽约、伦敦的人口过密城市[28]。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每日新闻》的晚报有如下叙述[29]：
「东京的天空，病情逐渐加剧了。十四日早上的东京，是个让人分不清现在是清晨还是黄昏的早晨。有如身心皆被染成灰色般，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灰色世界。连红绿灯都看不清楚的异常事态，让气象厅在早晨七点发布『浓烟浓雾警报』，都市公害部也发布有史以来首次的连续四天雾霾警报。『浓雾警报』偶尔会出现，但『浓烟浓雾警报』却是昭和二十七年警报制度启用后首次出现。」
急速的人口集中，也造成住宅不足的状况。根据都政民意调查，一九六二年「对住宅感到烦恼」的回答有三十一％，到一九六五年增至四十四％。据一九六八年实施的东京都调查，包含狭小拥挤住处（未满九张榻榻米的空间居住两人以上，或未满十二张榻榻米的空间居住四人以上）在内的「住宅难家庭」已占总家庭的二十八．一％[30]。
在这些遭遇居住困难的人之中，也包含了来自各地方的青壮年劳动人口。根据一九六八年东京都的调查，东京全部家庭之中有四十二．二％向民营租屋者租房，二十八％的家庭居住在被称为「木造租赁公寓」处，这是种「木造二层，走廊位于中间，两边并排每间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内有宽四十五公分的水槽，厕所由五到六户共用一处」的公寓。在劳动省实施的各地方劳工生活环境调查中，一九六五年受调查人口中的三十六．五％，居住在每人平均不到三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地方[31]。
靠自己的薪水也住不起公寓的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上京就业者，许多都一边寄宿在雇主／老闆的家中一边工作。根据当时的《青少年白皮书》，一九六七年，东京十七岁以下的男性劳工有六十．三％、十八—十九岁有五十二．二％、二十—二十四岁有四十二．七％採这种寄宿方式；女性十七岁以下则有六十九．○％、十八—十九岁有四十八．九％、二十—二十四岁有四十．四％採这种寄宿方式[32]。相较之下，能够在木造公寓租赁一间个人房的人，都还算不太差。
包含东京在内的都会区，因聚集了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导致男女人口失衡。根据一九六五年的国势调查（人口普查），全国的城市人口四千七百三十万人中，十五岁至三十四岁者占四十二％，而全国人口的男女比率为女性一○○比男性九十六．六，但是，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和大坂府，则出现女性一○○比男性一○一到一○六的状况[33]。
特别是东京，人口集中在青年层的状况特别显着。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东京的十五—二十四岁人口增加了九十六万人，占增加人口的三十四％。一九六五年的东京，十五—三十四岁占总人口的四十七％。木造公寓与「团块世代」集中地的高圆寺地区，一九七○年时男性人口中十五—二十九岁者占了四十七％[34]。
而且，当时城市里的娱乐设施尚不充分，新宿东口的歌舞伎町娱乐街刚开始发展，而新宿西口却只有净水厂与草原。涩谷从今日公园通往外走，全都是荒野。一九六○年实施的调查发现，因为没有娱乐设施用来度过闲暇时间，「甚至有人说代表性的休闲就是『休眠』，胡乱躺下就睡，另外顶多就是闲聊、读书、听收音机或看电视等等」，当时只有这些休闲活动[35]。
进入一九六○年代后，状况并无太多改善。在六○年代后半「休闲潮」虽成为流行用语，但不过就是一年有一次到两次特别的机会进行国内旅行。当时汇率固定在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圆，一九六六年大学毕业的平均起薪略低于二万五千日圆，海外旅行之类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根据一九六八年实施的举出「过去三个月中体验过的休闲、嗜好」调查结果，除「住宿超过一晚的旅行」占第二名，其他则由读书、做手工艺及裁缝（仅限女性占高比例）、在家喝酒、看电影舞台剧占据前五名。除此之外还有自行车竞赛、赛马等赌博类也成为新兴的「休闲」，稍微引人注目，但也仅止于此[36]。
更有甚者，虽说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使所得增加，但当时的日本尚处于半已开发国家，诚然一九七○年日本国民生产毛额（GNP）夸称已达到世界第三名，但国民平均所得仍排在全球二十名之外。而且工作时间亦长，余暇时间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实质国民所得（Real gross national income）增加二．五倍，个人消费支出也达到三．六倍，但大部分的金钱都花在电视等家电的分期付款上[37]。
消费文化的渗透与二战后那种绝对贫困感有所不同，产生出新的相对贫困感。虽然扣掉物价上涨后实质收入仍有增加，但根据总理大臣官房的「国民生活调查」指出，一九六一年回答「觉得生活变轻松了」的人只有十八％，回答「一样」者占六十一％，回答「变得更辛苦」者有十七％，相对于此，一九六六年「觉得生活变轻松」者降到七％，回答「一样」者占五十一％，回答「变得更辛苦」者上升到三十九％[38]。
当时的消费动向调查指出，「我国消费革命的特徵在于，消费革命比所得革命先行，或者至少两者同时并行。」[39]因为依照所得上升的步调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消费品，故留给余暇的金钱也很少。
因此当时庶民度过余暇的方式多为读书、饮酒、看电影、赛马、打小钢珠，至多以数个月一次的频率，以职场或旅行团的形式进行住宿一晚的旅行。当时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东京，年轻男性的比率异常之高，其中大多数都住在不超过三张榻榻米大小的房子，处于金钱上没有余裕，却拥有大把余暇的状态。
今后的章节将会说明，「那个时代」当学生与机动队于街头发生冲突时，往往出现许多「群众」或「凑热闹者」，他们屡屡向机动队扔石头。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新宿事件中，大量的群众与学生们一同闯入车站内，破坏电车与车站建筑。但这种状况并非群众对学生们的革命思想产生共鸣，对大量不习惯都市生活且对单调的体力劳动积郁不满的上京青年而言，这就是一种不需要花费的绝佳娱乐。
23 以下的农村人口变化参照上村忠《変貌する社会》（诚文堂新光社，一九六九年）三五—三七页。↺
24 青森县的数字根据三浦展《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牧野出版，二○○五年）二三、二四页。对「团块世代」进行计画性的分析，本书可视为先行研究之一，但并未论及与青年反叛的关系。↺
25 同前书，二四页。↺
26 远藤邦夫〈変わったもの．変わらぬもの〉（大畑裕嗣．成元哲．道场亲信．樋口直人编《社会运动の社会学》有斐阁选书，二○○四年）七二页。↺
27 前揭中村〈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四七页。↺
28 结城清吾《过密．过疎》（三一书房，一九七○年）九、一三、一八页。↺
29 同前书四五—四六页再引用。↺
30 同前书六九页。↺
31 同前书七○—七三页。↺
32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一二五页。↺
33 前揭上村《変貌する社会》八二、八三页。↺
34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二五、一二六页。↺
35 前揭上村《変貌する社会》一一九页。↺
36 同前书一七四、一七五页。↺
37 同前书一三二—一三七页。↺
38 同前书一一一页。↺
39 同前书九三—九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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