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同成为主流派掌控全学联后，全力投入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修订的斗争。共产同组成之前三个月，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九月起，美日开始针对条约修订进行第一次交涉，一九五九年三月，革新系诸团体集结组成「安保阻止国民会议」。共产党虽只以观察员身分加入这个以社会党与总评为主轴的团体，但共产党强烈主张应把共产同排除在外。

原本，社会党与共产党都认为，在安保修订这种日本国民难以理解的外交问题上，难以发起大规模的运动。国民会议数度发起「全国统一运动」，但主要被动员的都是为了赚取当日津贴的工会成员，无论抗争游行或集会都缺乏动力。

而共产同在一九六○年三月的全学联第十五届大会上主张「岸内阁作为遂行日本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整体，誓死推动『安保修订』」，因此决定倾全力阻止安保修订[76]。共产党与革共同关西派拒绝参加此次大会[77]。根据岛的说法，「我们决定让刚成立的共产同倾尽一切力量在这次的安保斗争上，进行作战」，但缺乏财力与人才的共产同即便举全力投入，「当被问及如何预测事态发展时，依旧一无所知。」[78]

共产同之所以一举成名，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冲入国会的事件。当天，国民会议以阻止安保修订第八次统一行动的名义，由工会等组成的抗争队伍包围了国会。但共产同率领的全学联主流派学生却无视国民会议的解散指令，冲撞警队的人墙并冲入国会场内。

见到此状，一部分学生与劳工也冲入国会，而社会党和总评干部们虽在宣传车上唿吁解散，但全学联的清水书记长跳上警察装甲车并在车上静坐抗议，其余人员也在国会玄关前广场持续静坐了五个小时。根据当时都学联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同同盟成员的林纮义说法，共产党干部志贺义雄来到学生面前发表演说，表示「国会不是用这种方法强行进入的场所，赶紧滚！」[79]

面对共产同的直接行动路线，引起部分不满国民会议温和抗议活动的劳工与学生的同理心。某劳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才觉得国会是属于自己的」，某学生则写下「全学联的行动确实杂乱无章，但至今一直站在群众运动第一线的，经常都是全学联。」[80]

然而，冲入国会后该做些什么，共产同完全没有方针，只是在国会玄关前展开集会，或者在国会玄关小便[81]。他们对日本的政治过程充满无知，似乎也不知道这样的行动能否阻止安保修订。

而自民党则发布声明指责共产同是「侵犯神圣国会的暴徒」。警察厅长官表示，可能会逮捕这次示威游行的负责人、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当时社会上把暴走族称为「雷族」，各报社也模仿这个称唿称共产同为「红色雷族」，藉此加以批判。社会党在事件隔天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不遵守干事会指示的全学联脱离国民会议。本党今后将致力于重建有秩序的学生运动」方针。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也指责「托洛斯基主义者们……做出挑衅的举止，并破坏了联合行动。」[82]

共产党指导下的全学联反主流派运动者们，虽然批判强度不如共产党中央，但也对全学联表现出不赞同。曾为早大运动者的山田和朗也是随全学联主流派冲入国会的人之一，但隔日见到报纸写着「暴徒闯入国会」等文字时，说：「瞬间我感到糟了，觉得自己被设计了。这完全是反效果，说不定是权力方设下的陷阱，让我联想到过往纳粹做出的国会纵火事件。」[83]

虽说如此，以青春作为燃料的共产同，并未留意既存革新势力的非难。共产同掌控的全学联主流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把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冲入国会行动，定位成：学生作为劳工的先驱，证实了「先驱性理论」。另外，自民党政调会长船田中则强调有人在国会玄关小便的事实，称这「已经不能用恶作剧这个简单的词汇来形容，而是某种更深层次的革命行动」，但这样的评价反而让共产同成员更加洋洋得意[84]。

共产同的直接行动确实是运动的引爆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当时隶属革共同全国委的埼玉大学学生小野田襄二有如下的回忆[85]。

根据小野田的说法，埼玉大学对安保斗争并不热中。小野田表示，「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全学联第十四届大会上，共产同主导的全学联书记局推出安保斗争方针时，我完全搞不懂。根本找不到反对安保修订的理由。」「只要是资本家干的事情，全部都加以反对，这是必然的，但除了这种粗暴的理由之外，其他部分只让人一头雾水。」

此时期的安保修订，是针对一九五二年缔结的安保条约进行修改。旧安保条约中，在日美军拥有治安出动权等权力，反映出在韩战之下若日本发生革命，美国将不惜干涉日本内政的意志。之所以会有承认干涉内政的内容，是因为根据宪法第九条日本不能拥有军事力量。此外，美日之间未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即便美国本土遭受攻击，日本也无法出动军队之故。

为此，六○年的安保修订中，规定日本的美军基地若遭受攻击，将视为对日本的攻击，日本将共同反击，以这种形式缔结类似共同防御条约，取而代之的，是美军不再具有治安出动权。日本的革新势力认为，在日美军基地遭受攻击时有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因此反对安保修订，但站在岸信介首相的角度来看，修订条约可让日本脱离从属美国的旧条约，进而站在美日对等的立场，订定接近共同防御协定的安保条约。因此有许多人并不反对此次修订。

但根据小野田的说法，自十一月二十七日冲入国会事件被电视报导后，「使情况完全改变。安保斗争中最大的煽动者，比起唐牛，不如说是电视台。」而「因发生一一．二七斗争，革共同全国委认为，如果不支持共产同（全学联），形势将火上添油，所以选择作为伙伴加入他们。」[86]

原本共产同缺乏经验且相当天真，十一月二十七日指挥冲入国会的全学联副委员长加藤昇、全学联副委员长糠谷秀刚、都学联书记长永见晓嗣等，竟然不抱任何警戒心便返回自宅，当天夜晚即被逮捕。因没回家而逃过逮捕的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与共产同东大基层组织营的叶山岳夫，没了去处后便逃往东大驹场与本乡校区，坚守十余天后遭到逮捕[87]。革命组织都必须准备秘密基地一事，他们几乎未曾思考过。

一九六○年一月十六日，岸首相准备赴美签署修订的安保条约，为了阻止首相，共产同率领的学生们提倡「武力阻止」并前进羽田机场[88]。但国民会议唯恐招致混乱，停止前往羽田机场示威，改于日比谷举行抗议集会。

共产同一方则根据岸首相预定于十六日夜间赴美这个前提，从全国召集学生，但因前一天下午四点，接获岸首相访美班机将于十六日上午八点出发的情报，为了进行武力阻止，不得不从前一晚便前往羽田机场彻夜等待。共产同的据点在东大驹场宿舍，他们旋即以此处学生为主力，派出约七百人前往羽田机场并占领机场大厅。但约晚间十点以后，警察、机动队逐渐加强盘查，甚至右翼组织也来妨碍，致使后续学生几乎都无法进入机场。

机场内的大约七百人中，包含全学联委员长唐牛健太郎在内，全学联书记局及共产同的主要成员皆在此处，他们从晚间十点三十分起召开集会，筑起街垒固守机场大厅的食堂，不过在警队的包围下，他们陷入「瓮中捉鳖」的状态。最终警队冲破街垒，将学生逐一拖出后由便服公安刑警确认长相，共产同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遭逮捕。剩余的学生在警察踢打中，被送往距离机场一公里左右处释放。

公安刑警确认长相逐一逮捕主要成员一事，显示出公安警察已掌握共产同组织及其成员情报。逃过逮捕的共产同干部，仅有为了总体指挥而身处机场另一处的岛书记长、公安刑警看漏的社学同书记长藤原庆久，以及因指挥后续部队而未进入机场的全学联书记局二人，加上京都府学联委员长北小路敏数人[89]。

共产同领导层有高达七十七人遭逮捕，即便是暂时性的，共产同的确陷入毁灭状态。这种接近自毁的拙劣直接行动，遭到舆论的强大批评。根据岛的回忆，新闻记者给他们「贴上有别于过往攻击『左翼』时的标籤，如『赤雷族』、『左翼太阳族』、『大学方帽暴力团』、『破坏主义者』等等」，也对革共同套上「『一揆主义#3』、『冒险主义』、『布朗基主义（Blanquism）』等骂名」。而「即便遭逮捕者多达八十名，却没有任何一位律师接手救援活动」，而且，「共产同内部也出现强大的压力，欲採取让领导层尽数被捕的战术。」[90]

对于这种自毁式战术，事前共产同内部也有人持反对意见[91]。歷经前共产党京大基层组织营，后参加共产同的小川登提出，冲入机场只会导致全员被逮捕，故加以反对，主张「租用一台直升机，朝岸信介首相的飞机投掷大量石头或砖块，如此飞机便无法升空」，「如果数十人被捕，必须筹措高额保释金，如果採用我的战术，只需三个人乘坐直升机即可执行。」

然而，根据小川的说法，「女大学生憧憬的」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表示「还是用我的提议，也就是用数百人占领机场大厅」，驳回了小川提案。而倾慕清水的女大学生们也表示「我们不是游击队，而是在做群众运动啊！」赞成清水的提案。据称，当清水的提案通过时，「女子美术大学的学生们发出『耶！』的欢唿声。」这个场面虽可看出共产同确实像二十岁左右年轻人的团体，充满「开朗的气氛」，但结果却导致干部被大量逮捕，组织陷于毁灭而告终。

不过，不满足于国民会议温和行动的人们，受到共产同盲目冒进的直接行动所刺激，表现出支持共产同的态度。包括清水几太郎在内的知识分子们发表声明，拥护全学联主流派。共产党港区委员会在羽田斗争后三个月，加入了共产同。此外，长崎造船劳工基层组织也加入共产同，各地工会等组织开始可见支持全学联主流派行动的态势[92]。

然而，财务让共产同领导层颇为苦恼。根据前全学联书记次长东原吉伸所述，在一九六○年，大学刚毕业月薪为一万三千五百日圆，「从早稻田机厂包电车前往国会议事堂的费用是一辆五千日圆，巴士一辆七千日圆」，一次示威动员仅早大就需要二十至三十辆巴士。岛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战斗以超乎预期的规模增长，斗争资金也膨胀十倍、二十倍。人数增加的常任运动者们进行全国招募的差旅费、发行周刊《战旗》等的印刷费、对大量遭逮捕者的救援费用、宣传车的租用费」等等需求，让他们「绞尽脑汁为资金四处奔走。」[93]

根据岛的说法，「在安保上，每个月需要一千万日圆规模的资金。」借来的宣传车也在激进的示威游行中遭到破坏，「必须赔偿约五十万日圆的费用。而且这已经成了日常状态。」全学联的基本资金来自各大学自治会的加盟费，但「全学联的加盟费根本不够，还从文化人那边募捐，也在街头募款。只要是无条件的金钱，就算来自恶魔，也会向对方借钱。」[94]

为了筹措这类资金，共产同用尽了各种办法。除了认同共产同的知识分子捐款，也从二战前身为共产党委员长，日后转向成为右翼大人物的田中清玄获取赞助。根据东原的回忆，「因为一句『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钱就是钱，只要能筹措所需资金即可』，这句话就成了方针。」田中相当赏识岛，据说为他引见产业界、保守派政治家、治安相关人士，甚至连黑道山口组组长、着名反共知识分子福田恒存与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也介绍给他认识[95]。

根据田中在一九六三年《周刊朝日》访谈中的回答，他于一九六○年二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发表一篇名为〈告全学联诸君〉的文章，对全学联主流派展现善意的态度，因此，「他们读了文章后就来说想见面。」根据负责财务的东原所述，六○年代安保斗争中全学联主流派募集的资金大约为一千万日圆，其中田中捐赠了四到五百万日圆[96]。

共产同前去见田中一事，也被全学联共斗部长小岛弘证实。根据他的说法，让田中向《文艺春秋》投稿的人，是具有学生运动经验的桐岛洋子（当时任职文艺春秋社，日后成为评论家）。但文章发表时，大部分全学联干部都在一月羽田斗争遭逮捕，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仅剩东原与小岛二人。此时，这两人再加上另一位学生，共三人前往拜访田中[97]。

从右翼手中取得资金一事，在一九六三年TBS广播的〈扭曲的青春——全学联战士之后的状况〉节目中被披露，数名前全学联主流派干部在田中手下工作一事也被公开，成为共产党批判共产同时常用的藉口。然而，此管道的资金筹措始于大半干部被逮捕的时期，因此共产同内部也只有少数人知悉，据都学联副委员长藏田计成称，他是在斗争后的报导中得知组织取得田中的捐款，让他顿感「青天霹雳」[98]。

岛与这些「大人物们」只保持必要的勾结。东原如此回忆[99]，「岛打算如有机会，会再与这些人一起吃饭。至于我，某次有位钢铁业的大人物亲切地对我说『来帮我拎皮包吧』，暗中表达好意，邀我前往他公司的秘书课任职，但我却立刻回了一句（站在左翼学生来看的）优等生答案：『我不当垄断资本的爪牙』。」除了岛，「几乎所有书记局的学生都是穿着学生制服，过着清贫的日常生活。实际的状态是连放松休息的时间都没有。」[100]

共产同内部也出现动盪。岛表示，一九六○年四月，安保条约修订在美国签署完毕，国会也来到批准议程的尾声，无论国民会议或共产同都开始浮现「放弃的气氛」，频繁议论如「有鉴于共产同急速膨胀，现在是投注心力巩固内部的时期」、「不要埋首于群众运动，应该以讨论纲领为主，图求理论上的统一」、「把主轴从学生运动转移到劳工运动，转换活动形式」等[101]。

在这种状态下，等到一月在羽田遭逮捕的共产同干部获保释后，三月全学联召开了第十五届大会。由共产同掌握主导权的该届大会上，总结了十一月冲入国会与一月的羽田斗争乃正确路线，唐牛再度当选委员长，并决议四月二十六日「赌上全学联的命运」冲入国会示威[102]。

如前所述，共产党派的代议员偕同革共同关西派对此次大会採取抵制姿态，并于四月组成东京都学生自治会联络会议（都自联）。都自联日后改称为全自联，成长为全国性组织。而革共同全国委则把重点放在组织劳工上，如前所述，四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马学同）[103]。

同时，四月共产同召开第四届大会，此时岛进行激烈的书记长报告，表示「当广大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时，如果有三千名接受过各种锻炼的真正职业革命家，夺取政权也非不可能」，「即便共产同全员皆被逮捕，组织暂时毁坏，仍要贯彻此斗争。」[104]

针对岛的此次演说，各方反应不一。大坂全劳协议长前田裕晤回忆道，当时一方面认为岛是「非常厉害的煽动者」，一方面思考「三千人的话，如果不全数集中在东京，大概无济于事，如此一来地方上将如何变化，让人担心。」[105]东大驹场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西部迈如此回忆道[106]：

……六○年从三月到四月，大家都可清楚看出共产同在思想上与组织上皆处于危机之际，他〔岛〕提出的方针，即所谓的「三千人职革说」。职革，指的是职业革命家，总之，若能尽速培养出三千名职业革命家，走进街头巷尾投入颠覆权力的直接行动，那么共产同应该会有光明的前景吧。这便是书记长下达的唯一判断。

从一个自认「我很不喜欢强迫他人，也不擅长街头指挥」的人口中听到这种煽动主义的说法，而且在现实中也不见足以实行的基础，如果将此做法强加他人，只会造成周遭人们的痛苦。这让我想到五○年代前半的「投掷汽油弹」是否卷土重来？我们甚至开始忖度，在面临危机时，人是否就会回到年轻时的妄想之中。

如前所述，共产同的同盟人员只有数百，至多二千人不到。在此情况下提出培养三千名「职业革命家」的演说，使听者觉得是「妄想」，大概也无可厚非。

但是，根据岛的说法，「我所声称的赌在安保斗争上，并非乐观地认为如此可以在日本造成革命情势，梦想夺取权力成为现实课题」，他认为「只靠今天的一小群组织就可取得权力之类的想法，不过是幻想罢了。」只是，面对社共两党等既存革新势力提出「若从未认真思考过夺取权力的课题，那么反对运动不过是扩大自己派系势力的手段而已」之批判，共产同为了反抗，才选择把全部力量赌在安保斗争上[107]。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并不在反安保修订上，革新势力内部已经改为竞争谁更有战斗性。这种比起运动的政治效果，反而更重视如何以激进行动在左翼阵营中获取关注的倾向，也与日后的新左翼各党派相通。

此外，岛并没有时间思考战略。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日后曾表示，岛「因为严重的财政危机，说他实际上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筹款上也不为过。也因为这个缘故，与我们一起喝酒时一方面舒缓俱疲的身心，也经常谈起宏大梦想或养精蓄锐。」[108]透过三千名革命家夺取权力的演说，大概也是这种「宏大梦想」之一。

四月二十六日，社共两党等国民会议在日比谷户外音乐堂聚集约八万人集会，进行将反对新安保条约的请愿书送交国会的温和示威游行。但共产同批评这是「进香游行」，并在全学联主流派的率领下执行冲入国会。实际上，成为全学联指挥部核心的东大本乡与东大驹场（东C）的共产同基层组织，曾以四月是大量新生入学的时期，故不适合採取激进的方针而加以反对[109]。但包含北海道大学出身的唐牛全学联委员长在内，共产同的干部终究执行了冲入国会的行动。

以社共两党为核心的国民会议自然批判该种战术。四月二十六日当天，他们在东京都内各大学的门口张贴传单，内容是「无视国民会议的决定迳自行动，如果他们追求的就是混乱，那么全学联领导层就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110]

四月二十六日当天，在唐牛全学联委员长、社学同委员长篠原浩一郎等人的鼓动演说之后，学生们尝试越过警方装甲车的路障冲进国会。岛表示「看着数千名的学生、劳工，一个接着一个越过路障，突破警方防壁的身影，我太过感动而不禁流下泪水。」[111]

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战术与羽田斗争相同，都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爬上装甲车的学生们遭遇到拔出警棒严阵以待的警察时，只能逐个挨揍并被逮捕。实际上，共产同採用的方针与去年十一月冲入国会时一样，就是进入国会后举行抗议集会，这是唯一的方法。根据藏田计成的说法，东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当天曾表达「关于四．二六斗争，政治局只有喊着干吧干吧，但没有任何内容。我们反对此方针」的意见[112]。

结果，包含唐牛全学联委员长在内，众多共产同干部被捕。而且本次警方採取的方针是：在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4之前，都不会释放被逮捕的干部。唐牛被拘留到十一月，糠谷副委员长则拘留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的隔日，以至于之后的斗争都未能参与。日后唐牛总结式地表示「共产同终结于四．二六斗争。」[113]

为何共产同会如此执着于这种自毁战术？藏田计成在日后的着作中如此写道[114]：「共产同＝全学联把命运赌在四．二六斗争上。……当时是如此判断的。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共产同＝全学联无法获胜，安保斗争也无法获胜，在国民会议，特别是与代代木〔指共产党。因共产党本部在代代木，故有此俗称〕的党派斗争也将无法获胜。」

此外，藏田在别的评论中批评共产同「决定採取比国民会议或代代木『更朝左一步』的战术，根本就是一种机会主义。」[115]比起实现政治目标，宁可採取比其他党派更激进的战术以凸显自身，这种敌对竞争意识招致对自毁战术的执着。

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西部迈也有一段期间不满共产同的无方针策略，因而返回故乡北海道。之后他又回东京加入安保斗争，他回忆理由[116]：「老实说，我无法坐视史达林主义者〔共产同一方对共产党的侮衊用语〕的攻击，不能忍受这种人生，所以选择回到东京。之后虽然也把革命当作幻想来谈，但在与共产党驹场基层组织的党派斗争中却感受到了存在感。」

如前所述，聚集于共产同的青年们多数思想庞杂，也无法打造出统一的纲领。能使他们聚集并踏上行动的原因之一，可说就在于针对共产党的对抗意识。根据西部的说法，「岛对共产党私斗的产物就是共产同」，据说西部的熟人也提及「一九五五年的六全协上，聪明的同伙已认清共产主义的愚蠢，而岛等人却太慢逃离了。」[117]

四月二十六日，众多干部遭逮捕，共产同的力量减弱，藏田计成日后曾写道，四月二十六日后「全学联明显败局已定。这种情势下，共产同把四．二六斗争当作一个契机，提拔劳对运动者，让那些受共产同影响的青年劳工跟随全学联的示威游行，藉此补足全学联的颓势。」[118]

原本对劳工影响力就不强的共产同，为了填补遭逮捕者遗留下来的空缺，提拔了劳对部门的运动者，导致对劳工的影响力更形薄弱。而根据藏田的说法，「即便如此，已经不可能挽回颓势。已不具前景的共产同＝全学联，其缺乏方针的程度，绝非从人事上补强就能支撑起来，况且共产同对情势的判断也太过乐观。全学联书记局欠缺明确行动方针一事，在此期间算是致命伤。」[119]

外部的学生也能看出这种状况。当时是中央大学一年级、支持共产同的三上治，面对共产同领导的全学联主流派除了激进的直接行动外看不出其他方针的状况，表示「可以见到共产党派在活动或行动上都有明确的组织性。」因此，「四月二十六日的斗争后，主流派流于弱势。」实际上，自四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十五日为止，共产党派反主流派一方动员的人数已超过主流派[120]。

败北的感觉早已在共产同内部持续扩散。全学联书记局中，有些看清共产同局势的人开始退出自己大学的自治会。在此情况下，共产同于五月二十日再度打出包围国会示威的方针，而藏田指出「只有『包围国会示威』这个词，根本没有具体的战术方针。」[121]共产同作为一个组织，已经走至几近灭亡的地步，陷入黔驴技穷的状态。

#3 译註：指日本的农民起义，或指武装暴动。↺

#4 译註：在日本国会，当参议院在众议院做出决定后的一定期间内未就预算进行决议、批准条约或针对首相提名做出决定时，众议院的决议即成为国会的决议。又称自然承认、自然成立。↺

76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四九页。↺

77 同前书一○三—一○四页。革共同关西派在和共产党派罢工时「错过进场时机」后散会。↺

78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九二页。↺

79 林纮义〈一一．二七。国会构内へ入った！〉（收录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二一三页。↺

80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九六页および前揭大野《全学连》七六页再引用。↺

81 船田中〈安保改定と国会乱入事件〉（《民族と政治》一九六○年一月号）一二页。在国会玄关小便的是共产同成员，但不确定是否为一同进入国会建筑内的学生或是劳工。↺

82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五四—五五，五八，八七页。↺

83 山田和明〈辉く太阳青空を……〉（收录于早稲田の杜の会编《六○年安保と早大学生运动》ＫＫベストブックス，二○○三年）九三页。↺

84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六五页。前揭船田〈安保改定と国会乱入事件〉一二页。↺

85 以下小野田的回忆根据小野田襄二《革命的左翼という拟制》（白顺社，二○○三年）一六六，一六七—一六八页。↺

86 同前书一六八—一六八页。↺

87 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上卷六七页。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八一页。↺

88 以下一月十六日对羽田事件的记述，根据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上卷六七—六九页、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九五—九九页、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一页。三方的记述存在若干差异，前揭立花着作中认为在知道岸于十六日上午八点出发后，十五日傍晚五点时「发出紧急动员令，但可在该时间集合者仅有在驻扎据点学校宿舍里的学生。以东大驹场住宿生为主力，当天夜间仅能抓到约七百人的部队。」（六八页）。而前揭藏田着作则记述，学生们以各自治会为单位前往羽田，至晚间七时许抵达的学生得以进入机场大厅，但晚间十时许之后因警察的盘查，后续学生无法入内（九六—九七页）。又，前揭岛着作则记述，「从平日对全学联、共产同抱持好感的《每日新闻》吉野正弘（已逝）处得知出发被提前的消息，是在十五日下午四点。便毫不犹豫立即发布『为夺先机开始行动』的指令。接着在封锁机场前一个小时，在唐牛健太郎委员长带领下，全学联先发部队占领羽田机场大厅，开始静坐。后续部队也接连在出发前一晚持续抵达羽田」，但后续的学生与劳工数千人在弁天桥附近遭警队及右翼阻拦，无法进入机场（一○○—一○一页）。此三者的记述何者最贴近实况已然不明，本文则综合三者描写进行叙述。↺

89 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上卷六九页。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页中，记载「晚间九点秘密进入机场大厅，一直战斗保护直到最后唐牛遭到逮捕。」↺

90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二页。在岛的此着作中记录被逮捕者为七十七人，但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则记为七十八人。↺

91 以下小川的回忆，根据前揭小川〈京都から见つめた六○年安保とブント〉一七四—一七五页。↺

92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四页。↺

93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二二页。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五页。↺

94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三○页再引用。↺

95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二二，二九页。↺

96 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八六—一八七页。此项记述与岛前述回忆安保斗争每月需一千万日圆经费的说法有所矛盾，但作为资料加以照录。↺

97 同前书一九六页。↺

98 蔵田计成〈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收录于前揭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所収）一五四页。↺

99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三○页。↺

100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五四页。但根据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八七页，东原每个月从田中那里领到斗争资金以外的「零用钱」三万日圆，并搬进了高级公寓。另外，藏田在前揭论文一五四页中写道「关于政治局层级的事务完全不明，但咸认在学联书记局能获得〔来自右翼捐款〕奖赏的人仅为极少数。」↺

101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七，一○八页。↺

102 前揭大野《全学连》八五页。↺

103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六页。前揭大野《全学连》八四页。↺

104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一一一页。关于此时岛的演讲，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中记录岛说「只要对共产同投入三千名劳工武装部队，便能击垮安保。」（一○六页），记录全劳协常任理事前田裕晤说「若有三千名武装革命家领导，即便夺取政权也不无可能」（前田〈前卫は崩壊したのか〉，前揭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六一页）细节部分有若干出入，此处引用岛的回忆。↺

105 前揭前田〈前卫は崩壊したのか〉六一页。↺

106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一三六页。↺

107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八，一○九页。↺

108 清水丈夫〈追悼　岛さんの思い出によせて〉（收录于前揭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三七页。↺

109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七页。↺

110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一三页。↺

111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一一六页。↺

112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四二页。↺

113 同前论文一四九页。↺

114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一五页。↺

115 前揭蔵田〈秘话／ブント「革通派」结成の谜〉一五三—一五四页。↺

116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三四页。↺

117 同前书一三七页。↺

118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二○页。↺

119 同前书一二○页。↺

120 前揭三上（序章）《一九六○年代论》三一页。游行动员人数根据前揭松井〈六○年安保闘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三三页。↺

121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二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