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集会虽以「大拜拜」作结，但此举给东大斗争带来几项变化。

第一，举行集会的安田讲堂，其定位发生了变化。全斗联的川岛宏指出，「十一月左右起，安田讲堂不再只是东大斗争的中心，而是日本学生运动的据点，或更确切地说，是日本阶级斗争的据点、劳学合作的据点。」[177]

第二，与日大全共斗的接触促使东大全共斗变得过于激进。日大学生构筑了坚实的街垒，来抵御右翼和体育会的暴力，他们见到东大简易式的街垒后不禁加以嘲笑，称东大斗争是「贵族的斗争」。

十一月二十二日集会后举行的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干部座谈会上，日大全共斗书记长田村正敏如此表示[178]：在东大「我想像着究竟会打造出什么样的街垒，没想到，就是摆上几张桌子而已（笑）。而且更令我吃惊的是，国家权力也没介入，日本的右翼也没介入，这在我们的斗争中是不可想像的状况。」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集会上，某日大全共斗的学生谈到「东大的街垒啊，虽然这么说有点失礼，说难听点不过就像仪式性的护身符般，要是来了四、五个日大体育会的学生，简简单单就能收拾掉那街垒呀。」[179]

原本东大的街垒比起实质性的效果，更似一种表达战斗意志的「思想表现」。因此看在日大全共斗学生的眼中，这种街垒会变成「仪式性的护身符」也不难理解。受到刺激的东大全共斗，遂在日大全共斗的指导下强化安田讲堂的街垒，还依照「拿五分夹板[viii]顶住，内侧塞满金属制的置物柜，留一空缺当出入口，只需三十秒就能拿几个置物柜塞住，成为无法进出的门」的结构进行改造[180]。

第三，最大的影响是，东大全共斗中无党派激进派的发言权大增。最首悟于一九六九年表示「我认为真正把全共斗运动以全共斗来描述，是从一一．二二斗争以后的事情。」[181]

据最首称，此前的东大全共斗「还是充满新左翼党派间合作共斗的强烈色彩」，但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集会后，「当各党派方针不同而难以协调时，无党派组织就被当作宝贝般地推出。」之后「变得若不以无党派为核心推进，运动就会化为乌有」，并「在新左翼党派六方相互牵制的状态下产生了全共斗。」[182]

川上秀光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与最首悟类似的观察。据川上称，围绕着东大斗争的定位与斗争方针，各新左翼党派之间对立加剧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以新左翼党派共斗为核心的东大全共斗已面临解体，之后因为无党派激进派的努力终于维持下来。

川上如此描述这种状态[183]：「一一．二二以后，更进一步是一二．二〔将于后文详述，校方宣布实际上接受七项诉求宣言〕以后，以共斗会议名义推出的立牌看板、传单旋即变得稀少。或许是基于新左翼党派间的对抗，传单、立牌看板多以各个党派的名义推出。这段期间由属于全斗联的都市建筑共斗会议、助教共斗等人为核心，支撑着纷扰不断的共斗会议，进行活跃的宣传活动。」

更详细说明同一件事的，是熟悉东大全共斗的《朝日Journal》记者宇佐美承。他于一九七○年如此叙述[184]：

东大全共斗作为一个滑熘的运动形体，就算是「代表」也不承认几月几日、在什么会议上承认了什么，时至今日已无需多言。不过，这种全共斗的特质在一九六八年一一．二二呈现得最清楚，也就是从东大校园中新旧左派双方即将发生激烈冲突大戏，但终究未发生之后起，到隔年一．一八、一九［安田讲堂攻防战］的时期。

在此之前，决定权大多由［新左翼党派代表聚集的］事务局掌控。再度封锁钟楼后拥有发言权的是：掌控文学部自治会的革马派、由教养学部撑腰的构改派，以及赞成封锁的反帝［社青同解放派］。其中革马派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八．一○告示之后，各派希望无论如何成立一个中介的协调机构，因此成立了事务局会议。反帝、构改派、革马派各派出一人，从东大全共斗伊始便参与的青医联派出两人，而山本君则代表全共斗出席。实际上内部为新左翼党派间的共斗，是经由山本君与青医联，学生群众的意见才终于能有所反映。

全斗联对山本君说「你比较热心所以你去」，他「没办法之下」才出席事务局，回来之后说「为什么我得干这种事情啊？因为新左翼党派没有这样的角色，当新左翼党派发生争执时，我就变成重要人物了。」就这样出现了所谓的「山本代表」。

……当时各新左翼党派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大举前往三里冢。见到全共斗运动的高昂状态，某新左翼党派干部认为必须暂时解散党派，并由每个人建立新的组织，这样的想法与东大全共斗的期待相符，配合之下还获得日大的支援，出现了一一．二二的大集结。

因此，一一．二二从最初就没想过要与「民青」发生冲突。新左翼党派想在日共派前夸示自身的势力，东大全共斗则想藉此脱离［受民青威胁］的困境。当天我感到忧心而前去查看，藤田［雄三，《朝日Journal》记者］君说「今天只是大拜拜唷。」

学生群众并不知情，因此对集结之后却不让他们战斗非常不满，日后的决定便不在事务局讨论，而在代表会议这种大众集合的场合议决。接下来到一．一八、一九为止，算是真正呈现出符合全共斗模样的时期。

柏崎千枝子的手记也提及，对事务局会议让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大拜拜」告终的不满，之后于代表会议爆发，她写道「最终事务局会议的犯罪性做法遭到群众的声讨。」[185]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新左翼党派掌控的事务局会议地位趋于低落，聚集于代表会议的无党派激进派发言权大增。

但宇佐美记道「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造成许多学生背离。」「在此之前我直接採访过的校园斗争有庆应、早稻田、明治等。这些案例中要么是特定的新左翼党派，要么是数个新左翼党派加上普通学生唿朋引伴，早稻田样态不同，但也是找个合适地方与高层交谈汇整，就是这样。」

新左翼党派的目的，在于利用大学斗争打造七○年安保的据点与发展自家派系势力，因此若可获得某种程度的成果，惯例上即通过高层交涉与大学当局妥协，在控制自治会或合作社上取得校方承认，并宣称「获胜」。即便组织崩毁也要一拼，澈底与大学当局或警方缠斗的新左翼党派则不在此讨论范围。

据宇佐美称，「那些领导者们擅长演说与交易，为了实施战术能面不改色地对採访者说谎。」而个性纯真且理论型的「山本君这种人，则几乎没有插足余地。」不过随着情况的变化，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无党派激进派逐渐进占东大全共斗的核心。

然而，在差不多的地方与大学当局展开高层交涉，进而使斗争结束的政治交易，山本或最首等纯真的无党派激进派们根本未加考虑。早在七月的座谈会上，某全斗联的研究生就如此表示[186]：「某教授吐露说：『无党派激进派很难沟通。他们根本不懂妥协或交易。』『如果是那些有组织的家伙，大家都知道怎么做啊……』。」

随着无党派激进派成为东大全共斗的核心，相较过往透过新左翼党派进行交易推进运动的时期，东大全共斗转为全面拒绝与大学当局妥协，更强力打出「自我否定」与「大学解体」的理念。但这样的变化也让不认同追求纯粹理念的普通学生背离了全共斗。在七月的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编辑部提问「靠着全面说『NO』，可以拉拢许多学生吗？」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们仅回答「状况非常令人绝望。」[187]

且相当讽刺的是，当无党派激进派开始领导全共斗后，东大斗争变得更加激进与严格。盐川喜信于一九六九年公开的〈全共斗运动的组织结构〉中如此写道[188]：当普通学生的斗争意识上涨之际，全共斗的宽松组织原理获得了有效发挥。但「去年〔一九六八年〕底群众意识朝沉潜的方向迈进以来，全共斗的组织原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变化。」亦即，没有固定领导部门也没有组织结构的「全共斗，除了依赖群众斗争的扩大和深化，与运动的质的发展来支撑外，并无固有的存在基础。」假如普通学生的意识开始背离，便无法指望运动获得量的拓展。若走到这步，可说仅能让斗争原则变得更激进，或者升级战术，否则别无他法。

带来的结果，就是东大全共斗的变质。初期的东大全共斗是由普通学生的「个人主体斗争决心」在支撑，容许多样化的参与型态。但当普通学生背离后，即转变为强迫参加全共斗或与全共斗为敌的选边站严格主义。这种倾向自十月起便开始展现，但从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后变得更为显着。

佐藤诚三郎也在一九六九年如此写道[189]：「共斗会议在作为非组织性的组织的同时，也不仅仅是伙伴对话与告白信仰的场域，它具有需达成的课题，也是必须与敌人战斗的战斗组织，为达成此点或需要非常良好的背景条件，又或者可以兼容、跨越目标与手段多样性。而初期的全共斗完全满足这两种条件。」但「对非组织性的全共斗而言，军事性行动原本就是不擅长的领域……无法对抗动员能力及组织效率都更优秀的民青武斗部队，只能持续丧失威信与士气低落。」

据佐藤称，东大全共斗的激进化与战术升级使普通学生背离，「作为非组织的战斗集团，全共斗自己破坏了能够存续下去的条件。」如此一来，加强严格主义，也失去了对多样性的宽容，「以是否参加封锁加以区别，是否挥舞武斗棒加以区别，是否投石加以区别，到最后变成是否对民青澈底攻击来加以区别，甚至还冒出『街垒内的骑墙派』这种词语。」

研究东大斗争的大野道夫认为，「十一月以降，全共斗在膨胀问题的同时却缺乏具体性，搞错运动的样式导致自我灭亡。」[190]据大野称，斗争初期自由参加、全员讨论的原则尚能有效发挥，但「随着斗争的长期化，（一）缺乏把斗争的新议题明确化、具体化的手段；（二）容易通过强硬的意见，而对此提出批判的人比起留在内部，更容易被扫地出门；（三）将整个状况还原至『个人做出多少努力』的个人『决心』上」，这些问题益发明显。

在运动逐渐消沉的局面中，「自我否定」也开始变质。根据大野道夫，「这种自我否定，原本要否定什么（作为大学生的自己？或活在社会中作为整体的自己？），要成为什么（学生运动家？职业革命家？），都极其模煳。从而当斗争处于活跃之际，透过参加讨论、出去游行即可具体指出对过往自我的否定与革新的生存方式，然而运动进入『收场』时，自我否定的方向开始模煳，在斗争与日常之间，凸显出了认同的危机。」如此遂展现出不遵从强硬路线的人被指责为「骑墙派」，而且有被逼迫进行「自我批评」的倾向。

东大全共斗对教授们，以至于那些在斗争中「懈怠」的伙伴们都有要求他们「自我批评」的倾向，关于这点，吉野源三郎在一九六九年如此叙述[191]：「所谓的自我批评，即自动自发批评自己，原本就不该强迫。暴力性地强迫他人承认自己的错误，藉力量使人屈服，是放弃自由，也是人格崩坏的开始。有人主张：身而为人即便遭人轻蔑也无可奈何，然后透过暴力强求其他人接受这件事情，这是在践踏人类的尊严。」

但之后，「自我批评」或「总结」变成强求他人执行，在有些场合更使用暴力强迫他人，这种倾向在全共斗运动中扩散，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二年的联合赤军事件。

东大法学部教授丸山真男在一九六九年的笔记中如此写道[192]：

去年（一九六八年）秋天，加藤执行部成立，就在对于全共斗的七项诉求的大部分都表示愿意接受时，全共斗却提出「问题不在是否接受七项诉求，而是接受的方式。」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是东大纷争的重大转变期。也就是说，东大纷争某种拟似宗教的特性即从该时候开始显现。接受态度好或不好，这是一种心证的问题，从外在行动无法判定，也因此无法成为群众运动甚至社会＝政治运动的问题。……把关于内在性与良心的事情以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在群众面前强求自白，这种「要求自我批判」甚至「无休止斗争」的无意义思考型态竟如此扩散开来。而这种状况就发生在无党派激进派掌握安田城[ix]主导权的时期。我并不清楚「良心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但那完全没有脱离二战前的思考型态。他们究竟有何胆量说自己是新左翼呢！

如此招致背离的东大全共斗，原本九月从民青手中夺来的各学部主导权，到十一月以后又逐渐失去。十一月二十六日，全共斗派的经济学部罢课实行委员会遭学生大会罢免，町村等经济学部同志的无党派集团掌握主导权[193]。二十七日农学部也驱逐全共斗派的执行部，由无党派集团取而代之。

此外，各学部的学生大会陆续通过反对全校封锁的决议。到十一月底，教育学部、工学部、经济学部、农学部、理学部、药学部、法学部的七学部，为了民青主张的全校集会已完成代表团的选举[194]。主张大众团交的全共斗方因否认全校集会，故对选举代表团的投票进行罢投。

然而东大全共斗面对支持低迷的状况并未提出对策，他们的论调仍是批评依据形式上多数决理论的「民主主义」与「波茨坦自治会」纯属荒诞无稽。

例如柏崎千枝子在手记写道「赌上自己一切而奋起的人，也与决定在家睡罢课、对问题本质完全没认真思考的人一样，仅握有一票」，这种「自治会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的逻辑，经常如此愚弄人，仅仅是充满虚伪矫饰的东西。」[195]山本义隆也写道「所谓的『民主主义』乃是从普遍立场出发，把有心战斗者的手脚，透过基于个别利害而行动的人将其捆束起来，并且把决定的责任分散给群众，导致全部的人都无需负责。」[196]大桥宪三在日后的访谈中也表示，「这不是多数决。说『干下去』的家伙一口咬定除了就去干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也摧毁了『波茨坦自治会』，而我们更无法容许选举制度或者代议制度。」[197]

不过，收藏在东大教养学部图书馆的柏崎手记中，她指责「自治会民主主义」的部分，则有其他的阅览者留下意见：「真是这样的话，为何无限期罢课会〔在学生大会上以多数决〕通过呢？〔柏崎的主张〕不过是愚弄人充满虚伪矫饰的东西罢了。」

柏崎在七月三日教养学部的代议员大会上，为了通过罢课决议拼命组织多数派。她还指责在多数决中失败的民青，在状况对他们有利时便主张「自治会民主主义」，若不利时就破坏规则。然而，轮到东大全共斗时，当状况有利时便欢迎各学部的代议员大会或学生大会的罢课决议，而状况不利时就指责是「波茨坦自治会」。柏崎等人对这种矛盾似乎没有自觉。

况且东大全共斗最初也没有批评「波茨坦自治会」。在一九七一年举行的座谈会上，日大全共斗书记长田村正敏如此证实[198]：「六月十一日我在〔日大〕法学部搭建街垒后前往东大安田讲堂，在那里我说我们已经确立扬弃波茨坦自治会的新斗争型态了，这么一说，却被大家指责是『胡说八道』啊。」

由于东大大多数的自治会皆由民青掌控，志同道合的人不得不打造全共斗，但在一九六八年六月时，东大的学生仍认为超越自治会的斗争组织是「胡说八道」。而东大全共斗直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也在各学部的学生大会上拼命循正规程序要确立罢课。他们是在失去支持、在自治会这个场域必将面临败北的十一月以后，才开始全面批评「波茨坦自治会」。

十一月时，大原纪美子所属罢课实行委员会的理学部也选出代表团。大原如此描述「右派」（一般学生）与民青合作选出代表团的理由[199]：「理由非常明白。如果跟随全共斗，不管等多久斗争也不会结束，全共斗或许希望这种状态能一直持续到七○年，这实在无法接受，就是这么回事。」「右派的学生们对民青既不喜欢也无共鸣，但他们清楚知道如果选择民青将可与校方妥协，早日结束斗争。」

接着大原如此叙述[200]：「我不擅长论争也不善于招募成员，在这种劣势下活动实在很痛苦。而我学部的斗争委成员也不是全都称得上运动者，没有运动经歷的我身处其中，却必须担负领导者角色，实在过于沉重。这远超过我的能力。即使大家有同样的心情，却什么也办不到。」

没有活动经歷的无党派学生也能参加全共斗，这种组织风格在运动上升期可以发挥长处，但进入逆境期却缺乏新左翼党派般的活动知识与持久力。全共斗「进攻的时候非常强大，但防守时则弱点百出」的特性，于此展露无遗。

十二月二日，大学当局散发「给学生诸君的提议」，表示除了「完全撤销文学部惩处」这项诉求以外，可接受七项诉求的其余项目，并追加可讨论学生参与大学营运，并言及「若十二月上旬重启授课，可保证许多学部的毕业时间不会明显延迟。」[201]六日时发布「如果状况依旧，至三月三十一日的学期末将难以让诸君毕业、升级。若无法在年内重启授课，或无法预期何时重启授课时，有可能将中止新生入学考试。」[202]

坚持必须全数接受七项诉求的全共斗立即回绝此项提议。但一旦危及毕业和就业，罢课即会瓦解，此乃大学斗争的铁则。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一九六八年中大斗争与日大斗争，都为了对应此问题而筹组了四年级生联络协议会等组织。

但东大全共斗并未採取这种「政治性」的对策。他们提出的，是胁迫群众决定是要参加斗争或与斗争敌对的选边站要求[203]：「唱和全校集会的诸君应清楚表明自身意图。亦即说出『我跟斗争啥的根本无关。只要能升级、能毕业就好。不要斗争！』」

大原纪美子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写道[204]：「若有人感到自己身为东大学生的地位摇摇欲坠便离开共斗会议，那也没办法。这场斗争并非东大内的民主化斗争，而是对现今资本主义国度日本下的东大进行告发，对支持东大走上国大协路线的教授会进行告发，是对走在他们架好的路线上以菁英自居迈步前行的东大学生自身做出告发，只要处于这种状况，东大就暴露在危险之中，教授会便身处危机，我们也暴露在危险中，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透过斗争的强化，强迫每一个人下定决心做选择。」

这样的东大全共斗愈发失去支持。但如前所述，即便对全共斗的「对抗」和「批评」增加，但「参加」与「支持」仍维持合计三成多的状态。在选出代表团上，东大全共斗罢选，仍成功阻止各学部解除无限期斗争。当运动者以鼓动演讲等手段延长学生大会，不关心派的学生便离场，相对少数的全共斗派及同情派学生即可在投票时占有多数。

东大全共斗透过这种方法，十二月四日在法学部、农学部的学生大会，七日在工学部、经济学部的学生大会上，否决解除无限期罢课的提案。在革马派掌控自治会的文学部，则在十二月十二日的学生大会上通过自治会提议的「贯彻七项诉求，拒绝加藤提议」的议案[205]。

当时的报导如此描述十二月举行的法学部学生大会：「之前所谓的大会，只有日共派、反日共派运动者及其同情派出席」，但此时在志同道合的学生唿吁下，睡罢课派的学生也前来参与，法学部一千四百三十七人中有九百三十一人出席。但在民青派、全共斗派、同志会派长时间的争论后，针对否决解除罢课案议决时，赞成解除罢课汇聚了三百六十六票，但一个小时后再度提出解除罢课案时，赞成票却减至八十五票。这是因为睡罢课派的学生见到第一次解除罢课提案未能通过后，便一齐离开之故[206]。

此外，这时期普通学生之间仍存在耻于为毕业和就业而赞成解除罢课的氛围。根据理学部的学生唐木田健一的回忆，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理学部学生大会上说明解除罢课提案的意义时，当时唐木田叫嚣「你们在干什么，这不是在说想要接受毕业考嘛！」结果会场传出大笑，提议者就这么呆站着，会上也否决了解除罢课[207]。

而东大全共斗在某些环节似乎也採取了强硬的手段。根据民青的主张，十一月五日至六日长达十五个钟头的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上，全共斗藉由伪造委任书、有计画地数错票数以及强行投票等手法，进行对自家派系有利的投票，并戴上头盔驱逐抗议的民青与班级联合，片面宣告闭会宣言[208]。

在这些行动之中，留级、延毕、中止入学考试的时限也在迫近。只要不解除罢课便将危及入学考试的实施。十二月起，家长与考生的询问和抗议电话大量涌入东大。十二月六日文部大臣在文部省内成立委员会，检讨（一）让当下的东大学生全部留级，也不招收新生；（二）举行入学考试，但让新生在家等候一段时间；（三）举行入学考试但降低招收员额等对策[209]。

十二月二十三日，东大当局与文部省针对入学考试举行第一次交涉，文部省暗示中止入学考，东大方则表明为了实施入学考将努力结束事态。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二次交涉上，坂田文部大臣表示「即便办理入学考也无法提供适切的教育环境」，强迫中止入学考；东大方则提出，若在一月十五日前解除事态，将继续办理入学考，接受文部省的要求。对校方而言，无论是非对错，迅速收拾事态成为最迫切的事[210]。

同时，东大很可能中止入学考试的新闻，让考生及家长倍感震撼。内藤国夫询问东大全共斗内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的看法时，无党派激进派与学生解放战线态度最为强硬，表示要「粉碎入学考试」；社青同解放派的运动者回答「唉，最终还是会演变成粉碎入学考试吧」；革马派运动者的态度则是「真的很不愿意妨碍别人的入学考试啊」，显示全共斗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211]。

与此同时，尚未选出代表团的仅剩医学部、文学部和教养学部。革马派掌控的文学部自治会上，在十二月十二日的学生大会上否决选出代表[212]。医学部的自治会则呈现崩坏状态，为了选出代表团，虽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学生大会，却爆发被称为「血色圣诞夜」的大乱斗，轻重伤者达七十三人。最终医学部未能选出代表，只选出两名参加全校集会的观察员[213]。

这场「血色圣诞夜」，是机动队于大学前的马路待命时，民青与东大全共斗发生的一场投石会战。位于安田讲堂的大原纪美子接到全共斗女学生的通知说，「不好啦！那边，『民』堵住通路了。赶快帮忙收集石头搬运过去助战。」没有武装内斗经验的大原内心挣扎着想「我也得捡石块？搬运石块？」「这个胆小鬼。不愿弄脏自己的手吗？」「第一次持棍棒拿石块，不是在深思熟虑后而为之，却是在这种气氛下被迫硬着头皮上场啊。」[214]

在文学部与医学部无法选出代表团之后，余下吸引众人关注的，便是包含一、二年级学生，占东大全部学生近半数的教养学部。东大全共斗认定能否阻止教养学部选出代表团乃「东大斗争的绝命关头」，摆出绝对要阻止的架势。

在教养学部内部，实际情况却非常混乱。教养学部的全学斗与罢课实行委员会是由构改派、革马派、社青同解放派组成的杂牌军，而且缺乏类似本乡可撮合各新左翼党派的研究生组织。只有助教共斗的最首悟充当各党派间的协调角色[215]。然而九月之后，这三个新左翼党派冲突不断，罢课实行委员会与全学斗实际上停止运作，只有掌握自治会委员长的构改派自行打着「全学斗书记局」的名号[216]。

若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代议员大会，全共斗明显会败北，因此民青与班级联合等提出召集代议员大会要求时，今村自治会委员长始终拒绝。民青理所当然批评今村，理解当时状况的学生日后如此说[217]：「今村君身为自治委员长是一种象徵，但实权则握在其他新左翼党派手中。他所处的位置是，就算想召集［代议员大会］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自行决定的呀。」

让状况更加恶化的，是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的武装内斗。十二月一日，驹场的东大全共斗封锁第八本馆作为根据地。驹场共斗的本部人员，使用支持全共斗的平井启之教授的研究室，举行代表会议[218]。但来到驹场的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支援部队在早大内就彼此内斗，在驹场竟也展开武装内斗。

双方在驹场的内斗发生于十二月前半，双方发起全东京都总动员的大动作，结果造成大量轻重伤患。八日，驹场共斗全体会议决定要求两派停止内斗并撤离驹场，但依旧未能阻止其内斗[219]。根据当时为了捍卫驹场代议员大会的举办，而率领民青行动队前往驹场的宫崎学回忆，「深夜时分，两派在各自占据并以街垒封锁的建筑物内折磨绑架来的男女俘虏，并通过扩音器把他们的哀嚎声播放出来，他们就敢做到这种程度。」[220]

这场阴森悽惨的武装内斗造成普通学生的反弹，结果搞得不得不匆忙收场。民青与班级联合等志同道合组织终于向今村自治会委员长直接要求，于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紧急代议员大会。班级联合内部有人认为，一直以来他们都与全共斗、民青保持距离，因此质疑这次与民青的共同行动，但终究为了收拾事态而不得不同意[221]。

民青与班级联合为了要求举行代议员大会，带着两千五百人的连署进入封锁中的建筑。在此之前今村已拒绝了十次举行代议员大会的要求，但根据规定如有超过八百人的连署，自治会委员长即有义务召开代议员大会[222]。

可就在此时，民青与班级联合的学生遭到东大全共斗与支援部队学生以铁管殴打、驱逐。因为此事，过往支持东大全共斗的班级联合，也毅然背离了全共斗[223]。日后某位班级联合的成员在访谈上表示，当时「从心底涌出了一股怒火。」[224]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在面对与全共斗为敌者时，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武装内斗，并将武装内斗当作「自我否定」与「形成斗争主体」的一环来执行。柏崎千枝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写道[225]：

为何我们得武装内斗呢？

我们太孱弱了。身为一个人带着无奈的孱弱。在这个与权力机构紧密勾结的东京大学中，作为其中一员，身为一个「东大学生」，对人民来说就是压迫者＝犯罪者，而对于自甘堕落于这种状态的教师、民青、右翼［同志联合与希望解除罢课的普通学生］，我不由自主地感觉他们是种反面教材，他们往往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成长，也因此被转移了注意力。正因为意识到自己很容易就被拉离正确方向，所以才告发、否定自我，为此我们进行武装内斗。……

更进一步而言，这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自始至终保持澄澈。摆出背水一战的阵形，为了逼迫自己下定决心主动不留后路、为了让自己的话语保持「真实」、为了绝不逃避斗争，我们在民青、右翼秩序派和机动队之中，面对鲜艳映照出的「丑陋自我的样子」，挥舞起武斗棒。

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原则上是自由参加的同志团体，搞运动的方式也可自由发挥。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们知道，现在放弃运动将可升级与毕业，也知道有朋友因反对全共斗激进化而背离。

这样的他们于是倾向于只相信直接行动。根据柏崎的描述，他们接触过东大「进步的教授」，萌生「我们不信任不带行动的思想。一直以来我们见过太多以『不可使用暴力』为藉口，不愿在思想上赌上自我，若无其事背叛『语言』和『思想』的人。」[226]

在此状态下，为了澈底摆脱自己也想脱离运动「随遇而安」的迷惘，为了安定认同，他们进行武装内斗。这是透过行动让自己的「思想」成为「真实」。此外，想表现他们那种无法以语言体现的「精神」，武装内斗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表达方法。然而，遭柏崎单方面以「丑陋自我的样子」投射的武斗棒痛殴的一方，大概不会甘心忍受吧。

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的武装内斗自十一月以后招来普通学生的反感。根据民青方的纪录，十一月十四日在驹场阻止封锁之后，某普通学生表示[227]：「『全共斗』的那群人，嘴上经常挂着『从人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在此之前，我们也觉得他们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今天看着他们的模样，我觉得再也不能相信他们。高唱『解放人类』，为何能若无其事做出挥舞武斗棒、投掷石头、泼洒硫酸等，这些非人性的行径呢？」

而在同一时期，东大全共斗的成员对武装内斗的认知，却开始朝正向的方向变化。在民青与全共斗不时发生武装内斗的十一月初，大原纪美子写道「当时已经频繁发生对个人的恐怖攻击或单纯类似互殴的武斗，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恐惧的事情。」[228]

十一月十二日综合图书馆前的冲突之后，她也写道「脑海中不禁浮现『这难道仅是一场儿童们的战争游戏』这句话。」但到了十二月，她则写道「到了最近，见到机动队受伤自然无感，甚至见到民青或右派家伙的受伤，也终于不再感到同情。终究，大家都得为自己受伤负责，违背歷史的人、无法理解斗争的人，虽然可怜，但那就是他们的命运。」[229]

在没有自治会委员长召集的状态下，为了选出代表团，十二月十三日在驹场宿舍食堂举行了教养学部的代议员大会。全共斗方约六百人嚷嚷着「粉碎捏造的代议员大会」蜂拥进入会场。根据民青方的说法，闯入会场的他们「拿着铁管敲破大门，投石把玻璃窗砸得粉碎，随手抄起附近的牛奶瓶或食堂椅子乱扔，像疯了般挥舞着铁管，导致数十名学生受伤。」不过在宫崎学率领的行动队、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以及包含班级联合的无党派学生约五千人的抵抗下，全共斗方撤退，代表团选举得以顺利进行[230]。

但即便选出代表团，暴力交锋并未停止。宫崎如此回忆当时驹场校区的模样[231]：

当全共斗方动员外人部队摆出誓师集会的架式，展现要攻击日共方据点的动作后，我们立刻赶去击溃对方。当然，全共斗也会应战，双方都拿着武斗棒、竹枪，在广大的校园各处交战。……

就这样，武器也逐步升级，最后的阶段都改持铁管［而非容易折断的角材］，使用汽油弹。当汽油弹登场后就得改变服装。绗缝外套外头须套上雨衣，如果被火烧着立刻脱下雨衣扔开。即便如此，脸部与手部还是蒙受许多烧伤。

武斗部队之间的乱斗，在夜间也会进行。虽说在涩谷附近，但晚间的驹场校区却寂静得听不到任何声响，太阳下山后夜幕覆盖，在昏暗中只有双方蠢动的武斗部队。接着，拳头大小的石块突然飞来，从树丛中杀来手持铁管的武装全共斗派外人武斗部队。……

部队在昏暗中行进时也曾遭全共斗袭击。带头的嘶哑吼声突然响起：「杀掉民青！」瞬间四处传来大量杂沓的足音，都朝着我们而来。之后便进入乱斗……身体遭殴打发出「乓噹！」「噗哧！」的声响，双方领队吼着「不准撤退！」「别散开！聚在一起！」，此外只能听到纷乱的脚步声。对方的身影模煳，只听到击打声与领队的声音，那情景实在相当恐怖。

武装内斗的横行不限于各派运动者，也将普通学生卷入。根据理学部的学生唐木田健一的回忆，十一月下旬之后「不管校内或校外，只要一不留神就可能有东西砸过来」，所以参加校内集会等场合时，也发给普通学生头盔[232]。

安东仁兵卫在一九七二年的对谈上，提及过往被当作党派间的秘密，只在夜间进行的武装内斗，在东大斗争之后，也变成公然在白天进行，他如此说道[233]：

……在东大全共斗之前，所谓的「武装内斗」仍是新左翼党派间的「机密事宜」。即便不得不执行，但本意是不希望发生这种状况的。毕竟那时还是会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然而，首先公然用武斗棒对付民青，就是在东大全共斗。那根本是误解了革命武装，彷彿成了在演奏对武装内斗的讴歌、赞歌般。

关于这点，我认为东大全共斗无法卸责。……东大［全共斗］对民青挑起武装内斗，即便从发展史角度来看就是如此演变，但套用一句列宁的话来说，该说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谁先扔出第一块石头，不是决定谁对谁错的因素。这是双方都在执行非正义的战争啊。面对民青的挑衅，东大全共斗也顺势以暴力回应，就是这种状况。

在这种暴力横行之下，东大成为比起理论更先诉诸暴力的场所。过去同志组织或个人自由竖立的立牌看板等，也是早上才刚竖立，当天就遭敌对党派破坏，或者被盗取当作该党派制作立牌看板的材料。

川上秀光如此描述一九六八年末以后的东大斗争[234]：「想在校园斗争中找出运动的新主题，各新左翼党派一齐来到东大。武装内斗、私刑的横行，使东大校园成为全国仅见的无法无天地带。」「东大纷争的出发点，亦即学生、学界人士的基本权利，此时遭到了蹂躏，不仅未能承认学生自治活动的正当性，还因私刑的恐怖行径剥夺了众人的行动自由，立牌看板等道具的破坏与盗用，也让意见表达的自由荡然无存。」「要让自我主张成立，唯有透过武斗的胜利。理论的对决，早已成明日黄花。」

这种状况，导致校内外对东大全共斗的支持低落。吉野源三郎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书写的〈想对山本君说的话〉中，如此叙述[235]：

十一月以后，东大校内因头盔与角材，竟成了比完全由保守党政府统治的东大校外更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世界。这是由哪个党派、哪种行动引发的，哪一方需负责，即便对立的党派有各自的说词，但无论如何东大的这种状况，可以确定的是参加斗争的学生诸君当初的意图已荡然无存。因封锁研究室而侵害研究自由，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封锁者的主张，他们不允许现今于东大任教的人们迴避道义责任，为了不让他们躲在研究背后而这么做，但即便有这样的情状，那这种做法等于是把应立足于良心的反省，改以物理性的现实力量加以强制执行。去年［一九六八年］春天，完全无视学生多次要求的医学部教授们与东大前执行部的态度，我听说有人称之为「沉默的暴力」、「缄默的暴力」，指责这是一种暴力行为。东大斗争是激愤于这种暴力而展开的斗争，但数个月之后，反而发展成原本为了斗争而奋起的人们，以类似法西斯的行径侵害研究自由。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光是为了争夺东大学生运动领导权就干出这些事情的人，如果真的让他们掌控了国家政治的权力，真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些什么事来。」

此际全共斗的孤立与不利局面，已经不言自明。根据大原纪美子的说法，十一月十八日在公开初步磋商上与校方决裂后，东大全共斗的氛围是「在获得许多同志的同时，明显也可看出走入了困境。不知何时会被干掉，会怎么被干掉，无论如何，已经无法说能有个光明的未来」[236]。

如前所述，十一月以后东大内支持全共斗转而参加运动者有所增加，但整体而言中间派背离全共斗的倾向相当显着。大原声称「获得许多同志」的同时，「已经无法说能有个光明的未来」，也符合上述的调查结果。

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对「敌人」的憎恶，加上一种战友的意识，仍让东大全共斗勉强维持团结。大原如此描述一九六八年末的气氛[237]：「现在，共斗会议派在大学中持续变成少数派，在整体社会中更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但「只要进入解放讲堂里，就是只属于共斗会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能让人一时忘却自己身为孤独的反叛者。」「沾上油漆的桌子，被泥土覆盖的书架，因下水道管线毁损而泡水的，洗脸台下的地板，装着烟灰的饭碗，已经绽出棉絮的骯脏棉被，散落四处的油性笔，被折得乱七八糟的报纸，几乎数不清的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弃置传单。说混乱确实是混乱，但也流露出一股甚至可说是美妙的气氛。」

然而，他们的不安并未消去。大原写道[238]：「为何我在斗争呢？我必须进行斗争的必然性在哪？说实话，已经对斗争感到厌烦了吧？为了谁在斗争？如果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其他人？为了人民？为了普罗大众？为了更好的世界？骗人。」「我没有让东大斗争以这种型态持续下去的热情。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认为即便东大斗争持续一百年也无法形成革命。」

大原称，对长期的街垒生活感到疲倦，在东大斗争显得不利的这个时期，运动者也不再有一起用餐一起讨论的心情。大原如此记道[239]：「最终大家都是孤独的吧。一起边抗争边用餐的状况几乎不复得见。有集会或游行都不再聚餐，只是啃面包。去食堂时也都找空档自己一个人去啊。从什么时候起大家不再习惯一起用餐了呢？」「就算交谈也都是开玩笑之类的。大家一起谈话总不提任何深刻的话题，或许这种逃避正反映出底下的那份沉重。」

接着大原写下自己在这种状况中的心境[240]：「我不属于任何地方。这个广大的世界中没有我的归属。」

此时期的东大全共斗，内部也陷入动盪。在代表会议上，实际上做出决议以武力坚决粉碎十二月十三日的驹场代议员大会。但之后在代表聚集的事务局会议上，却将活动降级为抗议斗争[241]。

当时的驹场正在警戒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的武装内斗升温，机动队就在校外静候。若真的要粉碎代议员大会，而与共产党的行动队发生冲突，将会引来机动队介入，新左翼党派也可能有人会被逮捕。为了保存组织实力，新左翼党派领导者们应该心中已有盘算，即阻止代议员大会只能做到一定程度。

又根据柏崎千枝子的手记，驹场代议员大会前一天的十二日夜晚，东大全共斗驹场支部的代表会议上，对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提出，强烈「希望明天彼此间的内斗能延后，先把全力集中在对日共＝民青的抗争上」，革马派的代表看似接受了这项请求，但十三日早晨革马派的干部们却现身代表会议，单方面宣言「我们完全没想要进行武装内斗。」[242]

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激进派对新左翼党派的如此行径感到震怒。十二月十三日之后的代表会议上，无党派运动者陆续指责「新左翼党派又再度见风转舵了吗？总是在考虑要保存党派实力，他们究竟有没有想要贯彻东大斗争的决心？」「新左翼党派与东大斗争，究竟何者重要？」「为了党派而把东大斗争牵着鼻子跑的做法，也该有个限度吧」，「对扭曲代表会议的方针进行自我批评！」[243]除了革马派以外的新左翼党派代表，都陆续被迫自我批评。

之后无党派激进派认为实战部队已不能再倚靠新左翼党派，全斗联研究生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内斗部队。进一步让他们实力增强的事件是：他们在驹场阻止了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的内斗，并驱离了革马派的「外人部队」。山本义隆和川岛宏等人一直尝试说服革马派干部们，最后甚至告知对方：「如果你们不自行离去，就只好由我们驱离你们。任何破坏东大斗争的人都将被我们视为敌对分子。」

此时正值美国核能潜舰靠港佐世保，革马派也让在驹场的部队移往佐世保。山本等人的最后通牒对此次革马派改变方针起到多大影响并不清楚，不过无党派在东大全共斗内的地位则更为提升。《每日新闻》採访班发表与最首等人的不同见解，写道：代表会议变得比事务局会议更具优势，无党派成为全共斗的领导者，就从此时期开始。

另一方面，进入十二月中旬后，「睡罢课」的学生们也出现变化。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行的周刊杂志报导，十二月四日法学部学生大会上解除罢课提案遭否决后，内阁官房的人事课长表明，「事态发展实在出乎意料」，「如果校方决定让学生留级，将立即召开临时的负责人会议协商对策」，说明将重新思考如何处理已预定录取的东大学生。此外民间一流企业也开始对预定录取者展开调查，确认「预定录取者中是否有头盔与武斗棒的三派全学联运动者？」[244]

为此东大附近的咖啡馆中交织着学生们的讨论：「我昨天突然被叫去问话，暂且含混地应付过去了」、「接下来我得去一趟了。」某政府单位录取者告诉周刊杂志，「我被录取单位叫去一次，一个人唷」，「对方威胁我说：『我们是以你三月能毕业为前提才录取的，如果毕不了业我们会感到很困扰』。」[245]

走到这一步，察觉危机感的「睡罢课」学生遂大举出席学生大会。某学生在十一月时表示，「能否毕业的最终时限好像在十二月上旬。到那个时候预定被录取的人将会感到相当不安」，这个预测果然实现，只不过比他预测的稍晚[246]。十一月末，教养学部的某学生表示「情感上没有人愿意留级，不过在公开场合表示意见时，还是会说就算留级也无所谓」，但很快地他们便没有余裕可摆出这种无所谓的态度[247]。

当这样的「睡罢课」学生出席学生大会后，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或同情派学生即完全落入少数派。在法学部，法学部恳谈会此前已经提议过七次的解除罢课案，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学生大会上获得通过。隔天二十六日，经济学部的学生大会也通过了经济学部同志的解除罢课提案。后者的领导人町村信孝回忆，「因为大家想在三月毕业，所以许多学生都想要解除罢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利用了这点。」[248]

同时，随着教养学部选出代表，十个学部中有七个学部已选毕代表团。为了给全校集会铺路，法学部恳谈会、经济学部同志、班级联合等无党派学生组织与民青派的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一同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对校方提出初步磋商的申请[249]。

代表团以全共斗的七项诉求为基本条件，约定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举行实现诉求的全校集会（大众团交）。面对学生一方面解除罢课，一方面透过大众团交胁迫校方接受七项诉求的态度，某位教授表示「许多学生根本不想冒险，一旦自己有可能受损，便立刻放弃。也就是说，他们藏起想要就业的想法，只表现出强硬要求大学的态度，但只要苗头不对便摆出不满的态度脱离谈判。」[250]

东大全共斗在这种局势下却缺乏有效的对策，只能升级封锁战术。十二月二十三日，封锁了实际上取代安田讲堂成为大学本部的法学部研究室。

报导指出，此时研究室遭占领的丸山真男对学生说：「我并不憎恨你们，只是轻蔑而已」，「你们这种暴行，军国主义也没干过，纳粹也没干过。」对法学部研究室作为军国主义下唯一一片安全地带，并在此生活过的丸山而言，理所当然会做出这样的发言。但批评「进步文化人欺瞒大众」的学生们，只回应「就是为了赶出像你这样的教授，我们才实施封锁。」[251]

这种毫无展望的升级封锁战术，引发同情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的反弹。某法学部研究生在法学部研究室遭封锁之前发出〈对全共斗会议诸君的诉求〉之个人传单，如此敦促他们自重[252]：

东大正面临存亡的危机。政府文部省在虎视眈眈可以介入的机会。学生们早已疲劳困顿。

在此状况下，全共斗会议的诸君依旧无止境地推动不妥协的斗争，我衷心献上赞美之情。东大斗争可以一路披荆斩棘至此，除却你们的热情根本无法办到，这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

但我听闻，今天你们为了这个斗争的个别胜利，决定新的战术，将封锁法研排进了日程。我衷心向各位唿吁，这种犹如神经过敏般将战术升级到毫无道理的占领，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实在不可取。好不容易才握在手中的宝物，不应任其掉落。七学部代表团的不正当性、偏颇性已展露无遗，此时正是你们该出面［与大学交涉］的时候。你们充满勇气的交涉，理当可以获得所有同学们的支持。

再度唿吁一次：我衷心期望你们能进行充满勇气的交涉。

但封锁法学部研究室的行动，却无视这样的声音并强制执行。柏崎千枝子记道，「只有意识到朝向自我变革的第一步，我们才能下定绝无回头路的决心，抱着这样的决心筑起街垒。在这层意义上，街垒不单只是对着他人，这也是一记重槌，击向我们在斗争中想要见风转舵的内在。」[253]这已然与挥舞武斗棒相同，当面对不利状况时便斩断自身退路，是为了「形成主体」而进行的封锁。

不过法学部研究生们组成的法共斗，在封锁时与教授私下约定「将不会对内部的研究资料、图书与私人物品动手」[254]。但如后述，隔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发生了资料大规模散逸的状况。

与此并行的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加藤代理校长再度对全共斗提出初步磋商[255]。校方提议将接受七项诉求中的六项，而且文学部惩处的问题也将「回归原点」。对东大全共斗而言，这很明显是获得「胜利」的最后机会。

文学部革马派运动者铃木贞美如此回忆[256]：「各学部中已举行学生大会，否决罢课方针，此时已然可以见到将从败退的坡道上滚落坠下。这种程度的事情，只要神经还算正常的人，应该都可看清。」「对于〔加藤代理校长的〕这个回答，东大全共斗的中枢已检讨宣布『斗争全面胜利』并就此闭幕。只要是当时的运动者都知道这件事情。」

然而，东大全共斗依旧拒绝了加藤代理校长的提议。根据加藤的回忆，居中斡旋的全共斗干部于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多来电，表示「很抱歉，无法汇整大家的意见。」加藤在日后表示，「那个人说『全共斗也很差劲啊』，对于最终未能整合意见似乎感到很遗憾。」[257]

为何东大全共斗会採行这种「从政治角度来看乃难以置信的愚行」？照例，真相已无从考证，但从日后的证词及其他资料，或许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测。

第一，当东大斗争揭示「自我否定」时，依照山本义隆的说法，就已然变成「没有在此停下脚步的道理」。今井澄在日后表示，「全共斗运动早就从要求什么并获胜的阶段，提升到如『自我否定』这个词汇所象徵的一般，成为赌上自我存在的抗争。如此一来，某种意义上也就启动了『无终止的斗争』，我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面向。」[258]即便想简要说明成没有尽头地「寻找自我」，大概也无法道尽这种状态。

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当他询问山本义隆，「东大斗争到什么地步你们才会感到满意，觉得『斗争获胜』并暂且解除罢课体制呢？」，山本如此回答[259]：「个别东大斗争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可能有胜利。我们的斗争否定『对国家社会有帮助、符合资本要求的大学』，无论如何必须是不妥协的。」「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的战斗将会是永续的。」「不是在哪个时间点上将停止，硬要说的话，只能说是将在哪个时间点上土崩瓦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朝日Journal》座谈会上，山本也如此阐明[260]：「即便现在与我们对立的是更好的教育机构，最终仍旧是由权力方提出的协议机关介入，实际上就是将我们收编，我们不过就是跑龙套的角色。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对校方的改革提议抱着澈底批判的观点，坚持拒绝的态度，除此之外不作他想。」「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斗争，无法考虑之后的事情。」「这不是胜利或败北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结束，将是另一场什么斗争的开始。」

在同一座谈会上，助教共斗的最首悟也主张「仅从结论而言，只能对所有事情都加以否定。」同席的教育学部研究生形容山本与最首的主张「完全就是仅存在概念中的世界。」[261]若遵循他们的理论，只要没有外力击溃运动，斗争便不得不变成「永续经营」的事业。

这样的意识在东大全共斗中广为渗透。十二月的《朝日Journal》刊出聚集各新左翼党派的东大全共斗学生举行的座谈会上，某位学生的叙述[262]：

「以为只要接受七项诉求就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学生参加大学经营啦、承认学生权利啦，我们没打算以这种形式解决斗争。」「〔东大斗争是〕透过运动澈底对当前社会中的自我存在进行追究的战斗。在东大，毕业生要么成为高级菁英官僚，要么成为君临产业的高层人士，在这种状况下所谓与大学进行对决，意味着从我们的团结中不断意识到社会性，而非大学和学生这种意识结构，这连结的是从根底变革当今社会。」「在当今的资产阶级机构中，想如何变革大学的问题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根本不考虑大学的愿景。」

吉野源三郎在〈想对山本君说的话〉中如此记道[263]：

就必须与权力对决而言，是思想的问题。而如何与权力对决，则是政治的问题。……就我的认知，山本君对此并无思想准备。山本君来访我家时……我说道……若要与权力对决……没有计画则无法作战。山本君说「所言甚是」，并答道，准备那样的计画，对每个斗争做出调整是政党的任务，希望能由政党来处理。且山本君提及，日本没有真正的先锋政党。他既不信任共产党，也不信任社会党。因此，要以学生运动为基础，跨越先锋政党，承担先锋政党的任务，特意与权力进行对决──但这件事情，再怎么看都不是年轻物理学者山本君所能负担的。

另方面，佐藤诚三郎则如此叙述[264]：「秋天以后，面对光辉到来的胜利契机，却在全共斗排除一切妥协的强硬态度中硬是让机会逃走，这种在政治上难以置信的愚行，在立足于思想运动立场的他们看来，乃是理所当然。」佐藤的认知是，东大全共斗并非政治运动，而是顺着「思想运动」在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合适的见解。

其次，无法停止斗争的第二个理由是，一如前述学生发言可见，十二月时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开始把东大全共斗视为与改造整体社会相连结的运动。当时的全共斗派学生桥爪大三郎日后如此叙述[265]：

若带有现实感，就得据此汇整并妥适展开对话，但全共斗中还存在着梦想。这不只是一个校园斗争，其意义已然超越校园斗争。例如「七○安保」，或者更扩大拓展到全世界的意义。若一切皆按照该原则行动，或许能改变今后的歷史。我们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因此我们才认为不可轻易妥协。

然而，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东大全共斗将七○年安保与革命纳入视野，是在十一月底以后。此外，体制变革远远超出东大全共斗的能力，他们也没打算以体制变革作为其行动的导火线。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每日新闻》做的民意调查中，对于东大斗争等学生运动的「说法与行动皆表赞成」的人只占全体的五％，即便只看二十几岁这个年龄层，也只有六％[266]。

何况，从考生及其家长的角度看来，东大学生的「自我否定」等想法，只是考上东大的人才有的奢侈的烦恼。当时的杂志收录了报考的高中生与高四生想法，如「我们究竟做了多坏的事情呀？」「不过就是大家想聚在安田讲堂互殴罢了。」[267]

这一年伴随东大停招的，还有因反对迁址筑波运动而风雨飘摇的东京教育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招生人数，占所有国立大学招生员额六万五千多人的六％[268]。高中生与高四生之间互传流言，认为东大停止招生，将导致京大与坂大更难考取。

某位自民党文教族的议员如此叙述：「我不想指责他们究竟如何看待国民的税金啦。国立大学的例子中，文学部的学生一年花五十四万日圆，在医学部甚至得花八十万到一百万。如果留级，在那一年国家还得多出一年的钱啊。」某早大教授回顾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说道，「早稻田的学生还是有良知的呀。他们进行的是按计画表的斗争，连出席上课的日数都经过缜密计算呢。」[269]

但某东大全共斗的学生面对杂志採访时却如此回答[270]：「这是革命呀。就像韩国那样，会成为左右政治的一股力量。考生啥的不是问题。革命必定带着牺牲，那是没办法的啦。所有的大学停止招生个一、两年，那不是挺有趣的嘛。」

山本义隆也如此主张阻止入学考的正当性[271]：「考生们究竟为了什么目的，站在什么立场要进入东大呢？如果真心想研究学问，他们必须理解东大的教授既不具备教育者的资格，也没有研究者该有的诚实态度。如果想要寻求更好的就业处所，那他们也是东大斗争声讨的对象，因此，我们具有阻止这种人入学的道义性。无论如何，全共斗拥有强行粉碎入学考的充分逻辑正当性。」

山本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又说道[272]：「要说〔中止东大入学考〕有多少考生感到困扰，不过是七、八十万考生中的两、三万。这些家伙是大家玩耍时他们也拼命学习，让人感觉很不好的一群人啊。」

不过大原纪美子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因打工出席大学录取生的座谈会时，也记下因东大中止入学考而不得不报考其他大学的出席者意见[273]：「全共斗的山本等人，说东大不是学习的环境。可是，六○年安保的时候那家伙大概是高三学生吧。那家伙当时也拼命学习才能考上东大不是吗？在加害别人时，又自我否定身为东大学生的自己，到底为什么凭着他一句话，这件事就该这么算了？」

大原如此写道：「在安保斗争时，山本氏已经在东大战斗，是说，全共斗中也有当时还身为高中生即加入抗争的人，在这个场合这种事情怎样都无所谓。不管是自我批评或自我否定，你和我都是东大学生，都带有阴暗的过往，而这在长达一年的东大斗争过程中就是萦绕我脑海中的『感觉』，但此时第一次有人扔给我这番『话』，还是给我一阵冲击感。」

如前所述，第十三章说明的十月二十一日新宿事件之后，「暴力学生」成为社会益发厌恶的对象。而且东大斗争看在社会大众眼中，不过就是一群享有特权地位的东大学生们，一边使用意义不明的抽象用语，一边挥舞暴力罢了。

山本义隆主张，现在东大斗争着眼于整体社会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完全不追求学生的特权及其附带的利害，而是站在普遍的、全体人民的立场在奋战。」[274]然而根据评论家中岛诚的说法，在关东地方的某工厂，职场的电视上「只要一出现东大斗争的画面，高中毕业或中学毕业的第一线劳工，立刻刷地转台，观赏其他的节目。」[275]

十一月《朝日Journal》编辑部成员谈到，「东大纷争中把问题提升到国家体制层级一事，普通人根本不知情。」[276]同样在十一月，《文艺春秋》举办的东大学生和教授座谈会上，主持的编辑说「一般人对东大纷争的感想，就是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要抗争这么长的时间，不是吗？」[277]包括「自我否定」在内，东大斗争内部的议论，不过就是茶壶里的风暴罢了。

相比日大斗争是学生奋起对抗校方逃税与压抑学生人权等，这样一种再清楚不过的「近代的不幸」，东大斗争主张「自我否定」和「确立主体」，则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当时《展望》杂志的时事评论上如此叙述[278]：

「与日大相较，一般人对东大纷争的反应更为冷淡。」「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质疑，那就是东大学生今日依旧乘坐着特权的电梯，而且还贪求更多的特权。校长辞职、校内民主化、撤销不当惩处──七项诉求中的四项，全都是校内主义、东大主义。持续了半年也提不出新的口号，毫无发展性。」「东大也好，日大也罢，如果解除大学的特权，告诉他们全部凭喜好听课去吧，大概东大学生还是会大加反对吧。」

丸山真男在当时的笔记中如此写道[279]：「对东大运动的冷嘲热讽」与「对日大运动的同情，这种明显的对照具有什么意义，〔东大全共斗的学生〕思考过吗？去听听本乡商店街的意见吧。去听听公车与计程车司机的意见吧。」

实际上，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东大、日大联合集会被电视台转播，播出新左翼党派学生们举行集会的模样时，本乡的摊贩老闆对同情全共斗的学生这么说：[280]「这种学生，全都该杀。客人你说是吧。」根据最首悟的说法，十二月底看到法学部与经济学部解除罢课，某位同情日大斗争的「本乡寿司店老闆」说，「实在不像话，让文部省多当掉一些人就会老实解除罢课，真不识好歹。」[281]

因为东大是资本主义社会制造菁英的机构所以要将其解体的主张，有一部分人知情，但大多数的反应是「废除东大只是徒劳地在他处又打造出第二所东大罢了。」[282]

越平联代表小田实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写道：「共斗会议的诸君，可曾直接向校外的市民们表明自己在想什么，打算做什么？」「校园外的市民都只能靠着『布尔乔亚新闻』得知事情。本来在东大校内有许多『立看』（立牌看板），但内容大体都是给伙伴或『敌人』〔民青甚或大学当局〕看的，并未对市民有任何唿吁。或许至少要在东京都内各处，以壁报的方式张贴自己的诉求。这是我的个人见解。」[283]

实际上，东大全共斗几乎未曾努力对外宣扬自身的诉求。反倒是七月全学斗散发的传单中，提出东大斗争「是全国性暨歷史性的斗争」，「对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学斗争运动，劳工们却几乎不知情，这不得不说有些不可思议。」[284]在现存可确认的传单中，直到斗争最末期的安田讲堂攻防战第二天，亦即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起才有东大全共斗学生在校外散发传单，唿吁一般市民理解和支持斗争[285]。

许多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也欠缺向一般市民或劳工讲述问题意识的能力。撰写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东大、日大联合集会专题报导的作家安冈章太郎写道，听见新左翼党派运动者透过扩音器，嘶吼着充满难懂左翼用词的鼓动演说时，「一开始还寻思，难道这是祭司在请神上身？」[286]

更不用说，如果不依靠左翼用词来表达欲求，「找不到合适语言」的学生就更无所适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冈询问东大的无党派学生究竟为何而战时，学生回答，「我们，在本次的斗争中，要求包含教授在内所有东大当权者进行人的意识改革」，若只是这样，东大以外的人只会觉得「与自己无关」，故安冈追问「那么，关于意识改革，要对什么做什么样的改变，你们怎么思考呢？」该学生「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287]

东大斗争中并没有如巴黎五月革命般，唤起劳工发动总罢工的支援。山本义隆回应记者询问为何东大斗争并无劳工支持时，回答「那是劳工运动的领导层那边有问题」，主张总评及其他既定工会干部的骑墙派思想得负起责任[288]。但这只能说是有点勉强的回答。

如同日大斗争一开始也在警察内部获得同情，自民党的政治家中也有人对东大斗争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中曾根康弘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的座谈会上表示，「最大的责任在教授会」，「从医学部和工学部的建筑科这种充满类似行会封建要素的学部发起斗争。」但中曾根在最终评价时也表示，「为了打破该封建性而拼命斗争，最后却发现自己茫然站在一片烧毁的荒芜中。他们的做法不可否认地是一种暴走啊。」[289]

总体而言，这类政治家与一般舆论能够理解东大的教授会或讲座制的「封建性」，学生乃为此抗争。当日大恶劣的人权状况暴露出来时，他们同样抱持同情。但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揭示的「确立主体」、「自我否定」，提倡全校封锁进行武装内斗等等，他们既不理解也不同情。

安田讲堂攻防战后退休的东大田村教养学部长，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八日的《朝日新闻》表示，「全共斗诸君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究竟该怎么做才好，我到最后还是搞不懂。」[290]对东大全共斗的心情表示理解的高畠通敏也谈及，对全共斗学生对保守派的林健太郎抱持好感一事，「我无法理解。」[291]

在《朝日Journal》杂志上，主持东大全共斗学生座谈会的小中阳太郎也写道：「内部武装斗争、理论斗争，以及他们的战术与思想，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澈底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292]与学生们接触的有识之士都如此表示，一般舆论会评价「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要抗争这么长的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这样，东大全共斗的斗争不仅无法获得支持，也无法得到一般群众的理解。东大全共斗拒绝「胜利」的第二个理由中提及，东大斗争中只要不实现社会变革就想继续抗争下去的意识，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后成为他们内部继续抗争的理由，即便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说几乎无法在东大以外适用。

不过，东大全共斗拒绝「胜利」还有第三个理由，亦即新左翼党派的想法。

例如，中核派全学联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临时全国大会报告中表示[293]：「作为第二个日大斗争，必须把东大斗争推向不和解的『泥沼』。此事完全有可能办到，而其关键突破口，就在我们全学联的革命性自我变革中。」

原本新左翼党派的企图是不让大学斗争停留在「校内改良斗争」，并将其视为打倒资本主义体制的立足点。因此，东大斗争的目的在于将改造社会的意识，渗透进东大全共斗成员，因而有必要把街垒一直维持到七○年安保斗争。

如同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中大斗争般，虽然反对学费调涨的诉求获得成功让学生涌出胜利感，但学生们齐喊「共产同滚回去」时，对新左翼党派则完全没有助益。因此，无论校方提出何种让步提议都必须拒绝，得把斗争「推向不和解的『泥沼』。」

隶属构改派的今村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早在十月上旬的访谈中已如此表示[294]：「如果校方承认七项诉求，我们的斗争也将被削弱，只能成为『改良斗争』。对我们而言，除了诉求获得校方承认，如果不能加上强化我们的运动，或者让运动更为发展，那便称不上胜利。」

梅本克己在一九六九年初写下他对东大斗争的评价[295]：隶属新左翼党派的「激进运动者，脑海中的念头是……展望应会到来的七○年安保斗争，并把此处〔东大〕打造为斗争的根据地，而这样的展望又进一步与日本的革命衔接。在此前提下，如果走在现今的路线上，而万一大学明天就接受学生方的七项诉求，那么看在普通学生眼中，就已达成斗争目标，但这种状态对持续斗争而言属于『最糟的状态』，为了避开这种『最糟的状态』，遂一脚踢开与校方的谈判准备集会。」这段推测在某些部分称得上正确。

此外，还有新左翼党派间的竞争意识在起作用。藉由提出比其他新左翼党派更激进的斗争方针以领先对手的倾向，一如第三章所见从六○年安保斗争共产同时便已存在。

文学部革马派的运动者铃木贞美回忆道，「文学部的执行部为抢先其他学部企图升级斗争形式，目的之一就是想夸示自身的领导性与战斗性。」[296]当时的报导如此叙述[297]：「〔东大〕全共斗为何非得变得如此强硬？这与全共斗由杂牌军组成似乎有关。干部们感觉差不多该收手了，但因各派必须争夺领导权，若说出解除罢课会遭指责有『当墙头草』之嫌，所以说不出口。所以剩下的选择，就只有让运动不断升级的办法。」

根据铃木贞美的回忆，「〔文学部惩处〕并未『撤销』，但如果解读校方〔实际上〕已『撤销』并提出让事件落幕的方针，光是这样就会遭指责採取妥协的态度。此外，着眼于七○年安保修订斗争，越是进行斗争就越能锻炼组织的党派逻辑更为优先。在可以宣布胜利的场面，胜利却被说成败北主义，这也反映出『逻辑』颠倒横行的气氛。」[298]此外，铃木于一九九五年的访谈中说道[299]：

新左翼各党派把目标设定在七○年反安保斗争这场重大斗争上，而在高昂的学生运动中哪个党派取得领导权，其带来的好处明显可见，故也造成竞争。比起一所大学的斗争发展得如何，更重要的是身为政治党派能取得什么样的发展。［在东大斗争中］如何得出结论，该判断根本不是学部执行部所能决定，而是由上级组织的政治党派官僚端详其他党派动向后下达决定。我记得当时在封锁的学部长办公室里的房间集合，党派干部花了长时间讨论，之后边说「所谓的斗争，对党派来说能在战斗中以最冲锋、最轰轰烈烈的方式倒下，就是胜利。即便运动失败了，还是胜利」，边从房间里走出来。

即便东大斗争轰轰烈烈地失败了，如果能为接下来的七○年斗争培养出许多运动者，对［革马派的］文学部执行部大概仍是好事。……东大斗争已经够了，接下来是在全国的大学斗争中争夺哪个派系能干得最出色帅气，我认为已经变成这种争夺了。

东大全共斗缺乏支持成为少数派之后，已不能寄望掌控自治会与大学当局妥协会带来好处。如此一来，剩下的便是尽可能拉长斗争，强调自家派系的存在感，即便一个人也好，尽可能争取更多东大学生运动者，此方为上策。这便是新左翼党派的逻辑。

根据当时早大助教的西川润听到的风闻，十二月二十六日东大全共斗在讨论是否接受加藤提议时，「全共斗内部商量后，大部分派系一度都倾向接受，其中仅有一个新左翼党派反对，却反转了最后的决定。」[300]此段风闻的真伪，照例无从考证，不过或许真的有可能存在风闻中的新左翼党派。

铃木又在一九九三年如此回忆[301]：「研究生的『全斗联』之中，也有相当积极主张应当划下句点的人。在不容许任何妥协态度的激进气氛中，提出这种主张应该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回头思考，我并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方针。」

但根据铃木所言，当时东大全共斗内部「说来有股风气，就是认为谁要把斗争结束了，那便是背叛行为。」因此，「对我和其他人而言，研究生主张斗争结束的理由是他们还得在大学的世界生活下去，我们认为那是因为这层利害关系促使他们提出这种主张。」[302]亦即，在普通学生为了升级与就业决议解除罢课的情势下，有一股主张斗争结束就与他们同罪的风潮。

然而，尽管新左翼党派希望延长斗争，但不能说无党派的研究生就一定主张要结束斗争。山本义隆等人对斗争以妥协方式告终採取否定的态度。而此处也引出了东大全共斗拒绝「胜利」的第四个理由。

如前章开头所述，东大斗争的特徵是由研究生与助教主导。如果由大学部学生主导，当七项诉求的大部分获得校方承认时便会宣布「胜利」，大概能够干脆地从大学毕业。

但研究生与助教只要对教授举起反叛旗帜，就无法期待能修复与教授的关系并回归研究室，能办得到这点的仅有少数人。这种状况下，研究生的选择只有不断继续斗争，或者离开大学另觅生路。可以推测，这类研究生之中存在着强硬主张继续斗争的人。

一九六九年初，山本义隆论及大学部学生与研究生的差异[303]：

……大学部的学生在思想上有天真的部分。只要找藉口说「因为那个时候甚至现在都还不懂」，对社会、对大学依旧通用，也就是［去找工作］，依然有回到原本资产阶级路线的可能性。然而，在研究所像是博士班三年级的状况，就不是这样了。参加斗争意味着重大的决定与自我否定。换言之，一旦斗争开始，就不可能回头，如果不能打倒教授、取得斗争胜利，就只能被逐出大学。所以，一旦启动就别无选择，必须硬干到底。

恐怕这是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与助教澈底喊「不」并拒绝「胜利」的原因之一。据大原纪美子称，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与助教早在十一月即讨论到「斗争失败便无法再度回到研究室，民青和我们，要么被赶出大学要么将对方赶出大学，只能选边站」，并主张全校封锁[304]。

实际上，东大全共斗虽说由研究生与助教领导，但参加全斗联或助教共斗的研究生与助教却是少数派。安冈章太郎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东大斗争专题报导中写道[305]：「本次斗争中最消极的，是助教与研究生。〔在讲座制的压抑下〕理当站在第一线抗争的人，竟如此缩头缩尾，这是因为他们畏惧纷争结束后，他们便再也无法回到教室去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农学部的助教会发表声明，内容是在指责全共斗的「封锁学生」[306]。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共斗的理学部研究所斗争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各讲座的「研究室〔之研究生〕参加斗争者，只有一到两人。」[307]大多数的助教和研究生，为求自保多与斗争保持距离。

亦即，全斗联与助教共斗的研究生及助教，都是强烈抱持纯粹意图的少数者。这样的他们，批评忽视斗争专心致力于研究的教授和研究生，主张将这些人赶出研究室与全校封锁，也就显得理所当然。此外，除了少数有望与教授恢复关系的研究生以外，其他人会执拗主张继续斗争，也就不足为奇。

根据种种因素而在安田讲堂订出澈底抗争方针后，各学部斗争委员会也遵从该方针。东大全共斗的余村康隆在一九七一年的座谈会上指出，虽然东大全共斗提倡排除阶级权力，但实际上却是个「金字塔型」组织，无法脱离「有一个顶点，由该处上令下达」的倾向，实际状态是「每一个斗争委员会都得等待」在安田讲堂做出的决定。余村也证实，「全斗联那些年长的人一直都在，所以东大全共斗的学部、驹场部分」发言权并不高[308]。

因主导权由事务局会议转移至代表会议，东大全共斗脱离新左翼党派的主导。但在代表会议上讨论的话，大学部学生或驹场的一、二年级生不可能胜过在经验与理论上都更加擅长的全斗联研究生。

如前所述，村尾行一或桥爪大三郎都在斗争后的文章或访谈中提到，东大全共斗是排除阶级权力的运动形体，容许参加斗争的型态拥有多样性。但实际上容许多样性只限于斗争上升前期，后期的东大全共斗改为强迫对方表明是否参加全校封锁、是否参加武装内斗的选边站型态。

此外，斗争前期东大全共斗具有强烈的「新左翼党派联合体」特性，至于代表会议比事务局会议更占优位成为不定型的运动形体是在斗争的末期。村尾与桥爪所描述的，或许可说是把斗争前后期的东大全共斗长处串连起来而描绘出来的理想形象。而且，东大全共斗一直到最终阶段也没能脱离以安田讲堂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体制。

无论如何，东大全共斗丧失了最后「胜利」的机会。东大斗争之前的大学斗争中，并无大多数诉求获得承认后还坚持继续斗争的例子。在这层意义上，东大斗争是极为特异的斗争。

会出现这种特异性的主要原因有许多个。如：共产党和新左翼党派重视东大而全面介入；斗争由研究生与助教领导；因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菁英大学所以「自我否定」的观念更加容易散播；在斗争过程中无法纳入七项诉求的，从「现代的不幸」中逃离的欲求，转变成斗争的慾望等等。这些原因互相缠绕，即便达成诉求仍不顾一切，导致斗争变成最终目的。这些原因的交错，也诞生出了东大斗争的特异型态。

更为特别的是，东大全共斗决定死守安田讲堂。根据川岛宏的说法，他们决定「安田讲堂绝不能放手，我们出现这样的觉悟是在十二月底的时候。即便不得不放弃，也要让讲堂化为残砖断瓦的水泥块，使其无法再被利用，如果能办到这点，就可以放手。」之后，他们在安田讲堂囤积粮食，并以水泥加固各层楼梯[309]。

此决定已几近政治上的自杀行为。数百名学生面对机动队发起毫无胜算的守城之战，此为前所未见的特例。在日大斗争中，也极力避免与机动队正面对决，採取事前撤退、事后再重新占领的战术。

但东大斗争从七月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与秋天的全校封锁之后，已转变为「思想表现」与「自我否定」的斗争。即便死守安田讲堂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从「思想表现」的观点来看仍有可为。

经济学部的研究生阿部知彦表示：「很遗憾的是，共斗会议的基本思想只能以辞不达意的七项诉求来表现。」东大全共斗的「基本精神」是「既存『语言』无法传达的某种意念」，只能「透过明确的行动」来展现。因此「解放讲堂的死守，形成了我们的抗争主体」，「是让辞不达意的诉求获得重生之道。」[310]

对东大全共斗的学生而言，死守城池的作战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内藤国夫表示，「最强硬派的学生们」也「在四月时担心『运动坚持不到五月』，六月时感到『不知能否撑到七月』的危机，八月时已经半放弃地想着『到九月就都完了吧』。」川岛宏在二○○五年表示，在安田讲堂死守城池是宛如「在有自知之明的状况下打造自身终点」的行动[311]。

同情东大全共斗的《朝日Journal》报导如此记录[312]：「全学共斗派的领导者们，面对纷争的最终局面，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到秋末为止『一个接着一个，各学部解除罢课，在不知不觉间学生都坐回课桌前……』的收拾残局画面。局面有所变动时，口中强硬地唿喊继续斗争，但内心却放弃般地想着『或许这就是终点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斗争一直没有结束，因此有种『在不断宣示坚决战斗之中，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的感觉。而随着时间经过，加深了对『心中的东大』的追求，最终被逼上决心解体东大的境地。」

东大斗争最初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成为高喊「自我否定」与「大学解体」的「思想表现」，最终演变成与「国家权力」的对决，这种发展任谁也预料不到。所谓的东大全共斗，在此处被局势「逼入」了结局。接着十二月以后的东大全共斗，犹如「从坡道上滚落坠下」般，走上了「败北」之途。

一九六九年正月，武装内斗也进入休战。除夕当天，安田讲堂的「钟楼广播」流淌出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正月时在安田讲堂前挂起以头盔做成的注连饰[x]。

一月四日，加藤代理校长发出「以克服大学危机为目标」的宣言。加藤在文中表示东大处于「存亡的歧途」上，首次批评全共斗，诉求尽速举行全校集会，以及已选出代表团的七学部集会[313]。当最终提案遭全共斗一脚踢开，学校当局放弃了全共斗，将交涉对象聚焦于民青与无党派学生。

东大全共斗对此并无有效对抗手段，仍旧持续封锁战术。若举行学生大会，很明显定会通过解除罢课，因此，一月五日全共斗把可能成为学生大会会场的农学部大教室全数封锁。六日于安田讲堂前聚集东大、日大、中大、上智大、东京教育大、东外大、电通大、明学大、东洋大的各全共斗，将东大斗争定位为全国校园斗争的关键，主张阻止东大入学考[314]。

同样在一月六日，东大全共斗涌入议决解除罢课议题的农学部学生大会，「武力粉碎」了大会[315]。但此时已无力阻止普通学生奔走收拾事态的趋势。

另一方面，代表团内部的状况也相当复杂。普通学生即便打算背离全共斗，但不代表民青的支持率就上升。班级联合或经济学部同志等无党派学生组织获得支持，农学部的代表团中也有支持全共斗的学生[316]。这些无党派学生组织赞成与校方举行全校集会，但厌恶被民青利用来收拾纷争。

双方的对立早在十二月十五日便已浮上台面。这天，非民青派的经济学部与工学部代表，以及法学部及农学部代表的一部分，提出了如下条件：（一）初步磋商的议题以七项诉求为主轴；（二）代表团中不得加入研究生与东大职员工会；（三）协议会不放入讨论议题中。[317]

东大研究生协议会与东大职员工会属共产党派的有力组织。十一月十一日的《赤旗》提出共产党的官方方针，即联合学生、研究生、职员、进步的教授形成统一战线，力推大学民主化，而设置协议会则是民青四项诉求的核心项目。

经济学部与工学部代表团提出的这些条件，等同对民青的挑战书。民青派的东大斗争纪录指出，对方提出这些条件是因为「惧怕『有研究生在，显然『民青派』的力量就会增强』。」[318]另一方面，班级联合的资料则表示「官方承认学生团体和参与大学活动，违背七项诉求的『精神』。」[319]透过设置协议会使学生得以参加大学营运的要求，此前已遭全共斗强烈批评，因此才表示「违背七项诉求的『精神』。」从此处可以得知，无党派学生在此阶段仍带着对民青的反弹与对全共斗的同情。

尽管如此，暂且不论与东大全共斗原本就关系友好的班级联合，处于对立关系的经济学部同志等组织也主张站在七项诉求这条基调与大学交涉，某种意义上算是令人意外的开展。不过七项诉求中不包含大学的组织改革，罗列的都是眼前需求，而且校方几乎都已接受。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已主张：「我们的斗争，并非七项诉求获得接受便宣告胜利且即告终的问题。七项诉求是必须达到的突破口，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属于过渡性的产物。」[320]但结构改革派的直原弘道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如此叙述[321]：「在东大斗争中，最终这个运动终究未能摆脱由少数有自觉的运动者推动的框架。其原因在于，为了七项诉求而汇聚的学生群众意识，无论事后运动者如何给七项诉求附加意义，七项诉求仍旧维持原貌，受到原本的意识形态所规制。」

简而言之，经济学部同志等保守派无党派学生们不理会东大全共斗提倡的「七项诉求精神」，只把七项诉求当作现实性的要求来提出。为求尽速收拾事态，说得更直白些便是：为重启授课、确保毕业与升级，最快的捷径就是用校方已大致接受的七项诉求进行谈判。

对民青而言，无党派代表团的这种态度出乎他们意料，但代表团若分裂将对东大全共斗有利，因此民青几乎是全面让步，只让研究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并要求以七项诉求为中心，不提协议会设置。沿着这一思路，二十六日与校方举行了非公开初步磋商，加藤代理校长基本上接受了学生方的主张[322]。

民青的妥协也超乎无党派学生的预料。事实上，无党派学生的代表团在与民青会谈时曾决裂过一次，无党派学生们放弃与民青协议，考虑「由工、经、农加上药学再次与大学进行对话」[323]。不过最终民青还是以收拾当前事态作为最优先考量。

当时的杂志报导民青的态度大转向是「令人非常诧异，许多记者惊唿『真不要脸』，教授们也表示『意想不到啊……。竟如此恬不知耻』。」根据同一篇报导，「传闻『日共中央似乎下令二十日以后解除罢课』」，在学生与教授之间流传[324]。

这则传闻的真伪不明，但也反映出民青的态度转变相当令人诧异，乃至出现这种传闻。作家佐木隆三认为东大的民青「只是为了收拾事态，而摆出无论什么妥协都可接受，我们乃顺应大势的态度罢了。」[325]

共产党与民青的官方纪录中，并无提及东大民青运动者们对此发展有何想法。不过日后脱离共产党的大洼一志于二○○六年表示，「那种不由分说的介入与完全没有原则的无条件收场方针相当低劣。在七学部代表团与评议会交换确认书之前，党中央主导的与大学当局的高层交涉也很糟糕。」[326]从这段证词可以推测：民青从一开始便做出妥协，延后设置协议会，乃因共产党中央「不由分说的介入」，故共产党中央与加藤执行部早已有过「高层交涉」。

大洼又提及，党本部几乎每天都会对活动进行查核，在此状况下「变成乖乖聆听那些被认为是忠心党员的中央干部们的训示，结果就是导致大家感到极度幻灭」，他回忆自己在当时的日记中还写下「我们要反抗，澈底反抗到底」的字句。但代表团交涉最终仍出现上述结果，因此他感到「究竟为何要搞东大斗争啊！心中忍不住想要哭泣。」[327]

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依旧鼓吹全校封锁。评论家中岛诚如此评论[328]：「面对〔民青〕毫无原则的政治临机应变之道，全共斗会议却提不出迅速的应对方法。对此，当然会出现『没用、缺乏方针、态度僵化』等批评。」「不可忘却初心，与贯彻初心的方法，两者无法兼顾时，初心必然变成非政治性的空言空语，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冷酷无情。」

而政府与自民党方面，也对大学接受七项诉求的「低姿态」产生反弹。十二月二十七日，荒木国家公安委员长发言指出「几乎完全接受学生的要求」，「这已非文教问题，而是治安问题。」文部省早于九月初即表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大学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困难的话，政府、文部省将负起责任提出解决对策」，暗示将由治安角度进行介入[329]。

如前所述，十二月二十九日，加藤代理校长与坂田文部大臣举行会谈。坂田主张入学考已窒碍难行，双方达成停止入学考的「共识」，但加藤代理校长强烈要求「若能在一月十五日左右解除罢课，预定重启授课，仍想尽力实施入学考。」对此坂田文部大臣仅回应「这种事情，等可预见校内秩序恢复之际再来商量吧」，不过加藤代理校长从中听出一线希望，更加速收拾事态的脚步[330]。

下一个问题是一月十日举行全校集会的方式。经济学部、工学部、法学部等代表团的一部分，预测校内集会可能会与全共斗发生冲突，主张应请机动队在校外待命保护，校方对此表示同意。同时，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要求校内团交，若无法实施，则由代表在校内团交作为替代方案[331]。

推测民青之所以要求校内团交，是因如果在校外接受机动队保护举行集会，对鼓吹与政府对决的民青将「面子上挂不住」，此外，若派遣民青行动队前往校外集会，东大全共斗有可能趁机进行全校封锁。另一方面，班级联合认为「在校外接受机动队的保护举行大众团交虽不太适当，但在校内让同学冒着流血的危险做大众团交，未免让人心情太过沉重」，最终无法凝聚共识[332]。

全校集会前一天的一月九日，东大全共斗集结包含日大在内的都内纷争九大学全共斗，加上新左翼党派支援部队等约三千人马，齐集于民青据点的教育学部及町村等无党派同志掌控执行部的经济学部。全共斗无党派运动者为了补强战力，说服了革马派参加，结果让之前未参加东大斗争的中核派也前来参与[333]。

根据柏崎千枝子的说法，东大全共斗一月九日的行动是基于以下计画[334]。一月十一日，民青与班级联合将于驹场联合主导举行代议员大会，会中可能决议解除教养学部的无限期罢课，故十一日东大全共斗需把主力投入驹场以阻止代议员大会。全共斗认为，民青为了准备十日的全校集会，将导致他们在本乡缺乏人手，所以先于九日攻击本乡民青据点的教育学部，驱离民青，实现本乡的全校封锁。这样一来，十日的全校集会就举行不了，或者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这样的作战方式能否封锁全校？而即便成功封锁全校，东大全共斗真的以为隔天的全校集会就变得毫无意义吗？这点无从得知。实际上如后所述，真实的情况似乎是东大全共斗并没有缜密的计画，仅是实施武装内斗攻击而已。不过仍能推测，全校集会的前一天，东大全共斗决定与其坐以待毙让全校集会举行，不如在无甚计画的状况下仍旧採取武装内斗攻势，击溃民青。

根据内藤国夫的说法，一月九日的袭击「成为一场惨烈的乱斗，全共斗只要对方人手不足便出动袭击，造成当天有一百一十八人轻重伤。这场死斗竟无人丧命，堪称奇迹。中核派、社学同、ML同盟、日大全共斗等支援部队使用投石、水泥块、玻璃瓶、混入杀虫剂的喷水器、爆竹等武器，搭配角材与铁管进攻。内藤称，「从屋顶上落下如雨般的大量石块，经济、教育两学部的校舍瞬间遭破坏殆尽，只要是玻璃全被砸破，对建筑物内放水搞得四处浸水。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也把房间内部破坏得一片狼藉。」[335]

即便到了这个时期，全共斗内部的新左翼党派内斗依然未息。柏崎称，九日夜间革马派及社青同解放派拒绝与中核派及社学同合作共斗，不参加对教育学部的攻击，改前往封锁理学部一号馆与工学部大讲堂[336]。

经济学部同志的领导者町村信孝日后如此描述当天的情形[337]：

就在匆忙搭建街垒时，石块突然从上方与两侧飞来。街垒遭到拆毁，还陆续有人受伤。一旦经济学部的学生大会被阻止，隔天的七学部集会大概也无法举行了。我感到这样下去恐怕会闹出人命，于是打电话给加藤代理校长，要求出于正当防卫出动机动队，接听的加藤先生问：「这是经济学部自治会的正式请求吗？」我回答：「是正式请求。」

从当天夜里到第二天为止，因为不论身在何处都可能遭到袭击，我整夜都在本乡一带的旅馆之间辗转。

根据负责协助加藤代理校长的坂本义和教授回忆，因有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引入机动队导致学生重大反弹的先例，加藤代理校长担忧「如果今天引入机动队，十日的集会大概会流会」，原本「自行克制」引入机动队。然而，当他听见「许多目击冲突的学生说：『老师，为何机动队还没来？』」时，判断「学生的想法也改变了」，加藤与坂本立即决定引入机动队[338]。

就这样，晚上八点二十分与九点四十分，于校外等候的约三千名机动队两度进入东大校园，驱离学生并逮捕五十二人。因武装内斗与机动队介入，光是由大学救护班经手的伤者便达一百零四人，有十一人被救护车送走[339]。此次机动队导入与六月引爆东大斗争时不同，普通学生并未爆出反弹。因为普通学生已对反覆发生的武装内斗感到相当厌烦。

另根据东大全共斗日后举行的座谈会称，即便到了一月九日，仍处于「全校封锁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根本还没结论。」所以便想「反过来说只要把民青赶出去，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封锁全校」，就在「没什么缜密计画之下」实施袭击。而对于引入机动队，当时处于「攻入时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状态[340]。坂本义和回忆道，「武装内斗的学生们大概也觉得『不可能吧，不至于放〔机动队〕进来吧』，当看到机动队冲入，即作鸟兽散逃得不知去向。」[341]

柏崎千枝子的手记也记道，就在对民青穷追不捨之际，探子（收集与传达情报的人员）来报「机动队进入校园了」，「我还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社学同、中核派、全斗联与ML同盟等虽一熘烟地逃跑，但仍有不少人被捕，这段期间还不断遭到民青的投石攻击。此时柏崎等人坚信「机动队被引入，表明日共与警视厅存在密约。」[342]

日大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表示[343]：「在东大，〔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日软禁林文学部长的〕文学部团交，即便那么长时间也没引入警方。我绝对不认同引入警方，但站在日大的角度，我倒觉得因此得救了。这么说对东大学生有点失礼，但那个团交与其说他们获胜，不如说给人一种国家权力放任他们行动的感觉。」

无法否认，东大全共斗抱着认定校方不会引入机动队的乐观想法。如前所述，十一月二十二日联合集会上来到东大讲堂前的日大全共斗，形容东大斗争是「贵族的斗争」。东大全共斗倡言「想及早洗刷日大全共斗同学冠上的『贵族斗争』污名！」[344]但这并非意识到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而採取行动，而是无戒备地让武装内斗朝更激进的方向迈进。

东大教授的福田欢一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叙述道[345]：「宣称要进行『超过三百天的斗争』确实相当英勇，但採取的手段在校外连三天也不被允许，这是受东京大学〔不让警方进入校内〕的特权保护才能做到，这点无庸置疑。而且他们对如此简单的事实竟毫无自觉，陶醉在学生力量的成果中，若说这不是天真，那又是什么？」丸山真男也在当时的笔记中评论东大全共斗「一边高喊着『自治』的幻想，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运动只有凭藉和依赖着东大的自治才有可能。」[346]

梅本克己也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如此叙述[347]：「日大的街垒、日大学生的角材与头盔，是在日本刀甚至砲弹的血腥镇压中逐渐练就出来的，但在东大，斗争是在东大自治的庇护下进行的，彷彿让东大变成武装内斗的巢穴，如果是在直接面临体制内暴力的状况中产生抗争的暴力，大概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发生武装内斗吧。他们的暴力是概念式的。是有保护者在罩着他们的。」

此外，支持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也批评一月九日的武装内斗。一月十日，医学部的同志组织提出「恢复东大全共斗主体性」的「紧急诉求」[348]：

我们对九日发生的悲惨事态感到悲伤。反代代木派的学生主张「我们的敌人一是民青，二是机动队，三是大学。」（十日的《朝日新闻》）希望他们仔细想想，东大斗争从撤销惩处斗争出发，歷经与国大协路线对决，走到今日要与国家权力全面对决的局面。……值此时刻，到底是谁还在为校内悽惨的「武装内斗」而狂喜雀跃？你们的行动无论出于多么「纯粹」的动机，最终却变成背离「斗争胜利」的「不纯」行径。

说九日的袭击具有压倒其他大学的「先锋性」。那不过是前一晚（？）共斗会议上讨论之「我们想压抑自身的挑衅行动，但若其他大学生攻击我们的话……」，把这种内心的「恐慌」澈底在现实中施行罢了。我们支持七项诉求，承认这场斗争到现在开拓出来的成果皆赖全共斗，但这种无主体性的状态，已经失去同学的支持，一味加深了自身的孤立。全共斗诸兄，我们唿吁，立刻停止武装内斗，堂堂正正地透过论述与「敌人」对决。改变战术「永不嫌迟」。

这份诉求更进一步唿吁，「人一旦失去生命便无法挽回。我们尊敬那些愿意为东大斗争而死的同学，但在这种丑恶的武装内斗中死去，有多少价值呢？」东大斗争中虽未有人死亡，但一九六九年以后的武装内斗却接连有人丧命。

之后，针对隔天的全校集会该如何召开，发生了一些混乱。一月九日晚间，成为东大全共斗攻击目标的经济学部与工学部代表举行记者会，公开表示在校内集会恐怕会发生惨事，即便只有自己这么认为，也想在校外的秩父宫橄榄球场举行集会。不过，两学部代表遭到主张在校内举行集会的民青与其他学部代表的勐烈批评，于隔天早上的记者会上撤销了前晚的意见。但歷经一月九日惨状，校方强烈主张在校外举行集会，经济学部代表表示赞同。最终为了避免代表团分裂，敲定选在秩父宫橄榄球场举行集会，但只作为一种过场举行约两小时，之后再找时间进行代表谈判[349]。

一月十日下午一点，于机动队警戒下的秩父宫橄榄球场举行了全校集会，聚集了约千名教授与七千名学生。坂本义和日后如此叙述[350]：

「比我们的预期来了更多的学生。原本以为被称为非政治学生、普通学生的人会反弹前晚引入机动队而不来参加，令人意外地竟来了大量的学生。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鼓舞。」「我想普通学生已经感到『疲于纷争』。因为全共斗的无止境斗争，使斗争变成了主要目的。其他学生自然难以追随，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吧。」

约有二百五十名全共斗派的学生前来妨碍此次集会，但由机动队驱离且逮捕了一百四十九人。虽然部分学生对机动队喊出「滚回去，滚回去」的口号，也有学生叫道「由机动队保护的集会简直是胡闹」，但大多数人都表示引入机动队是为了收拾事态，实属「不得已而为之」[351]。

全校集会仅是短时间的仪式性做法，因此迅速走完流程。虽然同情全共斗的学生叫嚣「这算什么大众团交」，但也仅是零星发声，集会旋即结束[352]。

之后代表团与大学展开磋商。最终，七项诉求中除了文学部完全撤销惩处之外几乎都获得承认，「东大手册」与「八．一○告示」被废止，而民青的设置协议会诉求则遭搁置。总体而言，与十二月二日校方的让步提议，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对于这样的「十项确认书」，反应不一。即便设置协议会遭否定，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仍将其定位成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班级联合的某学生回忆道，「难以让人满意，老实说有种输了的心情。」[353]

普通学生的反应也很复杂。根据NHK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实施的东大学生舆论抽样调查，认为十项确认书「充分反映学生的要求」者为五％，认为「虽有不满意之处，但已朝改革踏出第一步」者为四十一．六％。而认为「内容模煳，不知是否回应学生的要求」者有二十一．五％，认为「没有反映学生要求，仅为单方面的收拾事态策略」者有二十．四％，认为「对学生的过度要求让步太多」者有四．六％[354]。

之后罢课陆续解除。集会隔天的十一日有教育学部、理学部、农学部、教养学部解除罢课，十三日药学部解除罢课，十四日工学部解除罢课。经济学部与法学部已于十二月解除罢课，继续罢课的仅有斗争引爆点的医学部，以及革马掌控自治会的文学部[355]。当时的杂志报导「学生如雪崩般地解除罢课，超乎加藤执行部的预期，入学考中止派〔的教授〕也失去发言的依据。」[356]

一月十二日，NHK电视台播送〈大学纷争──政治当局该如何应对〉的讨论节目[357]。自民党的田中角荣、社会党的江田三郎、公民党的矢野绚也、民社党的春日一幸、共产党的宫本显治参加的这个节目中，宫本显治主张因为自民党与政府执行针对民青的战术，意图「指使」与民青对立的全共斗，才让「全共斗一派」能跋扈至今。各政党干部也批评东大全共斗。

之后，加藤代理校长虽在十项确认书中约定不让警察进入校内，但仍在一月十四日的学部长会议与评议会上表明不惜借助警力解除封锁，以利实施入学考。此主张很明显与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坂田文部大臣会谈时，加藤代理校长提出如「一月十五日以后解除罢课」的话，将尽力实施入学考的时限有关，眼下已在时限内举行全校集会，在此基础上只需再驱逐全共斗即可达成。

内藤国夫眼见事态在转瞬之间化解，表示「说什么『大学革命』，什么『自我否定』的东大斗争，最终不过是这种程度而已吗？」[358]当升级或就业遭遇危机就潮涌般前去投票解除罢课的「睡罢课」学生、没有原则地妥协的民青、不顾确认书的约定打算借重警力实施入学考的大学当局、毫无前途地使用暴力的东大全共斗等模样，内藤描述道「夸言『大学革命』的东大纷争也一举堕落，露出马脚。堕落成一场余味非常不佳的大学纷争。」[359]

东大斗争的抵抗依旧持续着。一月十日晚间，全共斗攻击教育学部，共产党的行动队袭击安田讲堂。但很明显大势已定，十一日法学部、工学部、农学部的各校舍，十三日第八本馆以外的驹场各校舍以及医学部本馆皆解除了封锁[360]。

教养学部为了解除罢课而于十一日举行代议员大会，担任社学同支援部队而在驹场的荒岱介为阻止该大会，于前晚与民青行动队对峙，他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况[361]：

我是社学同的委员长所以担任现场的最高负责人，但连日的武装内斗让人相当疲累。集合部队，做鼓舞演讲，一起唿喊「嘿！嘿！吼！」振作人心，完成部队整队，但我实在不认为这样的状态可以粉碎民青的代议员大会。我们尝试闯入〔会场的〕明寮，但屋顶上投下数量惊人的石块，同伴就在我的眼前一个一个倒下。日共民青竟然拿来投球机，用那东西朝着全共斗的学生发射。

我打电话给政治局询问方针［因为社学同是共产同的学生组织，故受政治局的指挥］。方针是「在现场自行处理」。这天的攻防从深夜持续到隔天早上，全共斗以［支援部队的］日大全共斗为主，拷问掳获的民青。痛揍一顿之后，拿麻袋套头，绑上绳索后就这么拉着四处走。夜间很冷，所以拆毁桌子或椅子在四处升起营火，看到有人想把俘虏拉入火中，瞬时感到一股震惊。我还记得与米田及山内的谈话，说那简直就像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干的事情一样。

十一日双方交换俘虏，民青那边有几个人伤重到不得不拿门板把他们抬走。民青似乎把［俘虏到的］全共斗学生衣服剥光，也看到几个只穿内裤的人。

当时作为支援部队的一员而身在驹场的中野正夫也记道，遭俘虏的民青同盟成员遭殴打踹踢等私刑，被青医联的医师和新左翼党派干部说「受了重伤会演变成大问题啊」，才终于停止私刑[362]。

一月十一日的「俘虏交换」，因民青与东大全共斗彼此不信任而无法传话，幸赖学生部负责人西村秀夫助教授斡旋才得以实现。驹场的某职员评论道，「如果只靠学生，什么都解决不了，这就是最好的范例。」[363]

这场「俘虏交换」相当讲究。报导称，带着红十字标章的女学生宣布「请退到一百公尺以外」，教授告知媒体团「因为两派之间有协定，请绝对不要拍照」，之后「俘虏」垂头丧气又羞耻地接受交换。

见到这场「俘虏交换」的普通学生表示：「完全没有什么生还『俘虏的耻辱』感，只有一副我失败了，该怎么负责的态度，实在滑稽啊。如果这是真正战争中的俘虏交换，大概还能被称赞是战场上绽放的人道主义吧，可这仅是试着模仿那种形式罢了。东大纷争也开始带有搞笑剧的气息了呀。」

根据当时的报导，隔天一月十二日夜间，东大全共斗占领了驹场合作社并抢夺食品。据合作社称，约一千二百人份的料理准备材料、稻米五十公斤、味噌三十公斤、生菜五公斤、鸡蛋八盒、香菸约五百盒、大量的巧克力、加糖炼乳与砂糖都遭洗劫，食堂的玻璃制品也遭砸破[364]。

根据报导，合作社常任理事表示，「之前发生过盗走牛奶瓶当作投石材料的事情，万万没想到这次竟会做得这么无耻，第一次知道全共斗的人口中说的武力行动本质就是这样。」而据报导，全共斗用扩音器表示：「合作社是民青（代代木派）的私有物。摧毁加强严苛劳动的合作社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俘虏施加私刑与抢劫合作社等事件，有传言指出犯人不是东大学生，而是日本大学的「外人部队」所为。某教授表示，对俘虏施加私刑「听说是日大学生干的。我们大学的学生是不会干那种事情的啦。」某普通学生也说，「据说合作社食堂的袭击班是由日大学生担任的啊。」[365]

另一方面，日大全共斗的学生对此谣言感到愤怒，对合作社抢劫事件表示「开什么玩笑。以日大的名誉发誓，绝对不干那种事情，我可以断言。」真相照例无从考证，然而，此处可以看出东大学生对日大学生的潜在歧视意识，如同某学生声称「身为东大的学生，实在不愿相信是东大生干下那种事情〔合作社抢劫〕。我想是日大学生干的」，歧视背后还有「东大自己人的意识」在作用[366]。

第九章也提过，日大全共斗因出动支援东大全共斗，导致在校内失去支持。而东大全共斗并未组织性地造访日大斗争与提供支援。日大全共斗只被当作东大武装内斗的重要角色应召前来，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蒙上抢劫合作社与施加私刑的污名。根据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报导指出，日大全共斗的学生们纷纷表示「在东大真是被整惨了。」[367]

一月十五日，对合作社袭击感到愤怒的民青与无党派学生约三百人，闯入驹场全共斗据点的第八本馆，切断电源与供水[368]。当时约有两百名全共斗派的学生与研究生进驻第八本馆，但当时只有五十人的「特别行动队」留守，其余学生都因外部活动而不在馆中[369]。

根据全共斗的说法，之后民青包围第八本馆实施「切断补给线」战术，为了让寒风吹入馆内而打破所有玻璃，妨碍全共斗同情派输送饮食。根据全共斗学生的手记──虽然真伪不明──民青叫嚣道「革命的时候啊，砍死一两个托洛斯基分子也没关系啦」，「你们可别妄想能毫发无伤地走出那栋楼」，「机动队不会来救你们啦。我们可不像机动队那么好对付喔。」[370]

一九六九年三月公开发表此手记的全共斗派学生如此叙述[371]：

「东大斗争绝不是一场『民主化斗争』。相反地，是要澈底破坏『民主』、『大学自治』等词汇产生出来的幻想。」「在『班级讨论』这种闲聊之中，我们不可能不察觉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与矛盾关系，由此产生的甜美幻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靠着一张学生证获得『东大生』身分的保证，这样的自己，与吸纳自己的幻想式秩序体系，我们要追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即便先验上是好的，但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却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荒废，所以必须将其破坏，特别是名为『东京大学』的这个大学，必须从根『破坏』殆尽，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最需要的就是『武装内斗的季节』。」「遭『普通学生』孤立，与同样追求秩序体系的『民青』敌对，最终受到国家权力的镇压，要说理所当然，也确实是理所当然。」

说东大斗争最初不是「民主化斗争」，这点违背了事实。但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的东大全共斗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菁英培训机构，东大的秩序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荒废」，这正是他们面对的「现代的不幸」的源头，一路对此展开斗争。东大全共斗确实具有这种真挚的情怀。

但他们没有把这种愿望转化为语言的能力，只能主张以武装内斗把「幻想的秩序体系」东大「『破坏』殆尽」，最终发展到批评「民主主义」，也不再参加班级讨论。这样的他们遭普通学生疏离是「理所当然」的。而关于那种内省，很遗憾并无法在上述手记中见到。

七月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也是如此，他们不认为那是战术性的行为，根据上述学生的手记，是为了「表达我们意志」的表现行为，据此做出继续坚守第八本馆这种从政治上来看毫无意义的行为[372]。在十九日安田讲堂「陷落」的两天后，他们放弃走出第八本馆，被等候在驹场校区外的机动队运输车载走。东大全共斗，在驹场就此失去根据地。一月十日的全共斗派诉求中疾唿「我们必须格杀教育本身。对我们而言，不存在民主的教育，也不存在民主的教授。」「杀死教育！」[373]东大全共斗已经徒留这类言词，不断重复武装内斗与街垒封锁的战术。一月十二日，本乡的全共斗发动反击，从民青手中夺回法文一、二号馆，法学部研究室以及工学部列品馆，并筑起街垒[374]。

一月十五日，新左翼党派、反战青年委员会、三里冢的农民代表被从全国各地动员，举行「东大斗争胜利劳学总誓师集会」。集会上有标题为「从个别东大斗争到全国校园斗争一起携手战斗，粉碎国大协自律路线」、「粉碎入学考，解体东京帝国主义大学」的鼓动演说[375]。东大全共斗已丧失东大学生的支持，持续成为提供校外新左翼运动活动据点的团体。

但东大全共斗对此并无反省，只是一味憎恨收拾事态的民青与普通学生。据《每日新闻》编辑部称，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前不久，掉落在本乡校区银杏行道树的东大全共斗机关报《进击》上，有如下的主张[376]：

「与日共＝民青武装部队的炽烈斗争。染红讲堂前广场的鲜血。我满溢着狂喜。自称人道主义的家伙虚脱而铁青的脸。我们在其中欢欣舞蹈。……如果你们站在街垒的那一边，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格杀敌人』──这句话就是权力的逻辑，是我们的逻辑。」

《每日新闻》对此评价道，「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反叛者且自我陶醉于其中。有股乳臭未干玩『打仗游戏』的味道。」「不知为何，觉得他们的行动中带着任性撒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