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升学考试中过关斩将，但上大学后并无明确目标的大学生们，许多都陷入空虚感中。一九六七年进入东大的某位学生，曾在日记中写道「除语言的课之外，都是在大教室使用麦克风的典型量产授课。托此之福，我的内心如此空虚。」[112]

一九六六年的《法政大学新闻》中，介绍了学生之间大量传出「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学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大学的上课很无聊」、「无法抓住未来的目标」等意见[113]。同年九月八日的《名古屋大学新闻》中则刊登了如下报导：「大学，不过是一个词汇，却寄托了梦想与希望，促人犹如拉车之马般地冒进。从幼稚园到大学，突破无数考试难关而伤痕累累的胜利者们，被放入『自由之园』的大学后，暂时感到一片茫然。据说也有人持续这种状态超过一年[114]。」

如第一章所述，「三无气质」这个词汇是在一九六七年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媒体称，此词流行于东大的驹场校区，指入学后呈现的无力状态。从六○年代中起，便以「五月病」这个词来形容大学新鲜人的这种状态。以理解与同情东大全共斗而闻名的东大教养学部助教授折原浩，于东大斗争正式展开前的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评论中如此叙述[115]：

……入学之际充满欢愉的解放感，但通过这个阶段后，便被拖入无以名状的空虚感、无力感深渊，完全无计可施。在被升学考试束缚的时期，即便是抱持远大抱负，想着「进入大学获得自由之后」这个也想尝试，那个也想尝试的人，一旦尝试后，也完全感受不到当初的那种欲求。最终这种空虚感逐渐转变成焦躁感，让人感觉「不能这么下去」、「必须做点什么」、「但应该做什么」、「必须有主体、要主动，但究竟该如何才能形成主体？」至此，他们才认知到这种沉滞与迷惘的状态就是「五月危机」。

某庆应大学的学生一方面持续批评教授，一方面如此陈述学生的状况[116]：「对那些真切对大学感到失望的认真学生而言，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会冒出自己为何上大学、为何学习大学课程的疑惑。……许多罹患精神病的学生，都是因为老师选择对这样的疑惑视而不见。」

调查大学生实际状况的教育学者铃木博雄，在一九六八年的着作中如此叙述[117]：「近来出现不少对大学生活感到不适应症状的学生。罹患精神疾患或者退学的人数增加……自杀的学生也变多。原因之一，就是不适应在大型量产大学中的人际关系。」

铃木指出，脱离这种不适应状态的方法之一，就是与教师交谈，另一则为参加社团活动。然而，教师因被要求接受大量的学生，工作极其繁忙，极难期待与他们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社团活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当时大学因学生人数激增，对社团活动时所需的设备、空间并无法对应处理。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法政大学新闻》指出，食堂、小卖部等设施的现状，仅达「福利厚生生活面积基准值」的一成，「至于学生会馆、文化性社团、学生共同设施等，根本连建设蓝图都没有。」[118]

即便已有学生会馆的大学，面对学生人数增加时，也来不及确保充足的空间。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冈山大学新闻》中如此叙述[119]：

「关于学生会馆的利用状况，每天大概有八场集会，集会设施都处于满员状态，使用率已达百分之百。食堂设施可容纳八百人，即便如此，使用者却超过一千四百人。餐桌使用的翻桌率超过七次，远高于基准值的三次。如此一来，午餐时间就得在食堂大排长龙等待，放学后各集会室全数满员，而且还得两到三周之前就预约，否则根本无法使用。」

有许多学生即便加入社团，也只是暂时克服孤独感，依旧无法满足与他人交流的欲望。一九六六年六月的《横滨国大新闻》中如此叙述[120]：

社团活动被喻为大学生活的精华，但概括来说，就仅是学生们在沙龙般的气氛中不断闲聊而已，这个所谓的共同体，其意义不过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罢了。……社团活动变成这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案可以从加入社团时的个人动机找到。为了逃避孤独，或者说个人因孤独难耐而寻求排解，而尝试将自己与某些组织连结，这便是主要的个人动机。因为他们刚从真正孤独的〔升学考试〕战斗中解放出来进入大学，然而过了一阵子便发现大学生活依旧孤单，而［升学］战斗这种强烈的目的意识却被剥夺了，这反而造成内心无所凭依的泥沼式悲剧。置身于其他同样孤独的学生们当中，又更加深了这种孤独感。大教室中众多不认识的脸庞形成无言的压迫，一个人伫立在嘈杂的食堂中时，内心浮现难以言喻的焦虑。这些孤独的学生为了逃避孤单而转向组织，亦即社团寻求救赎。……面对下课后的自由时间，茫然一人度过的不安，此时他们匆忙迈步前往社团室，在那里人们终于会以笑脸相迎，那里是与他们一样孤独的人们用来忘却孤独的场所。但觉得能逃离孤独的想法不过是暂时的，当再度返回一个人的住宿处时，袭来的却是比之前更为强烈的孤独感。

上述一九六七年的京都大学留级生调查中，八．六％的一年级留级生，与二十三．三％二年级以上的留级生，留级原因都是「精神疾病」[121]。六○年代中期起各大学设置了学生辅导室，也配置了心理谘询员或辅导员。

然而，学生辅导室的谘询内容也反映着时代而有所变化。一九六四年中央大学前往学生辅导室的学生中，谘询内容最多者为「转系、转科」，占三十一％，「精神卫生」则占十三％，排第三名。但到一九六五年时，「精神卫生」已占三十九％，跃升第一名，第二位的「转系、转科」则跌至十九％。到辅导室的学生中，不少学生提出诸如「所有的女性都爱上我了（看她们的脸就知道）」、「与朋友的关系恶化，感觉快抓狂」之类的问题，辅导员不禁诧异道：「连这种程度的事情都没有朋友可以商量吗？」[122]

也有一些学生无法承受内心的空虚，为了确实感受活着而选择自残。曾是立命馆大学学生的高野悦子，其手记《二十岁的原点》中频繁出现在住处以剃刀割手的场面。高野如此书写那些自残行为的场面[123]：「剃刀压在肌肤上，心一横便划了下去。转眼间红色的血便滴落下来。」「有句话说『就算是我，也是有血有泪的。』我的肉体中流淌通红的鲜活血液。站在巨大怪物的眼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无法信任自己，说着『我是这个房间的国王』的家伙，身体里也正流着鲜红的血液。」

此外，还有人出现进食障碍的症状。知名的女性解放运动者田中美津提到，在参加学生运动前每天都「没有生存的实际感受，彷若陷入黑暗洞穴当中」，而有厌食症的倾向。「我不再进食。变得无法吃东西。」「心中变得空洞后，也停止了营养的补给。」「潜意识的部分对我下令：像妳这样没有价值的家伙，不吃东西也无妨。」据说某段时期，田中有四个月几乎都没进食，甚至产生视力障碍[124]。

这个时代还不存在「割腕」、「厌食症」等词汇。但在逐渐转型为大众消费社会的日本，却不断发生这种现象。

此外，也有靠消费或休闲来填补内心空虚的人，但其中仍有不少人无法因此填补心灵的空缺。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运动者大原纪美子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如此书写进入斗争前的心情[125]：

即便前往百货公司，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却越来越感到什么都不想要。我非常喜欢漂亮的东西。我虽然也喜欢欣赏绘画，不过也同样喜好看时装表演与百货橱窗。我喜欢看树木与眺望天空，也喜欢有美丽室内装潢的咖啡馆。就算试着去思考这些不过是表面上的装饰，但还是喜欢漂亮的东西。……然而就在购买想要的商品的瞬间，那股吸引我的魅力便刷地一声消逝。真正想要的东西并非那个。

「真正想要的东西并非那个」这点，他们自己也清楚，但若询问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回答。

无法抓住活着的真实感受，应称为「现实感丧失」。自残行为与厌食症，乃是为了确认现实感丧失的自我存在与肉身而必须採取的行为。如前所述，藤原新也藉由前往印度见到尸体才首次感受到活着的感觉，他于一九九三年如此描绘六○年代后半[126]：

以那个时代为界，现实的存在样貌逐渐改变。

我认为，从那个时代起到九○年代为止，一路贯穿的主题是现实的稀薄化问题。如果垂下铅锤，便会发觉此矿脉从六○年代便已萌芽，并持续壮大，一直通往今日的虚拟现实世界。我的旅程反映着这种生理性的生存感觉。

那个时代人们经常喊着「肉体」一词，进入七○年代后变成「身体」此一警醒人们的词汇。肉体与前现代的风土和一级产业的结构结合，并随着时代的推进而逐渐被抹除。

对他而言，拍摄尸体照片的行为，可说是为了确保活着这个「真实」。同时，也有人是透过「学生运动」来确保「真实」。

虽说如此，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如第II部所介绍，各地持续发起大学斗争，但此时期却是学生运动的停滞期。京大教育学部在一九六五年汇整了「关于大学生社会地位的生活意识调查」。据此，对「感到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的回答，「社团等团体活动」占二十七％，「个人交友」占十七％，「个人的兴趣教养」占十八％，之后为「学习、读书」占十一％，「麻将、电影等娱乐」占七％，「恋爱」占六％，「什么都没有」占六％，接着是「学生运动」，占一％[127]。

而《明治大学新闻》在一九六六年对明大学生的政党支持进行调查，「无支持政党」占四十三％为第一名，其次为支持自民党占二十四％，支持社会党占七．二％，支持共产党占三％，支持公明党占一．三％[128]。如第一章所述，学生对议会制民主主义失去期待，导致「无支持政党」的无党派群体持续增加，而此调查也反映此种现象。

至于马克思主义，因一九五六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苏联与中国侵害人权的状况不断被揭露，加上经济高度成长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现实有所脱节，因此除部分的学生运动者外，在日本社会已经失去过往的威信。甚至曾为共产党派运动者的大洼一志因听到苏联、中国、北韩、南斯拉夫等地状况，过了六○年代中期后便带有「现存的社会主义无论在何处都失败了」的认知，表示「我们对社会主义各国几乎不抱幻想。」[129]

毋宁说，当时获得部分瞩目的，是因难耐心灵空虚而加入新兴宗教的学生[130]。根据一九六七年的一篇报导，访谈了加入标举反共思想的统一教教会学生，接受访谈的信众学生几乎全体皆为「『升学学校』的毕业生」，度过「全部为了考试」的国、高中时代，对大学感到失望后入教。也有之前虽加入左翼运动，但因失望而加入统一教会者。这篇报导如此描述这些学生们：

诸君们的经验谈使人感受到许多事情。首先，在这个功能社会中价值竟如此多元化，意识形态不断走向消亡，值得信仰的事物似乎正在消逝。过往曾作为众多学生存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与近年世界情势相对照后失去其神通之力，教养主义则埋没于大量消费洪流中，〔一般的基督〕教会不仅丧失原本的「救赎」功能，连作为附属特徵的西洋风情，也变得不再有魅力。

其次是学生们对学问不具热情。不只太田君〔接受採访的一位学生〕提及大学上课相当无聊。这个责任一方面在大学方面，但另一方面，从小学以来一路只习得如何获取高分的学生们，其大脑结构也不适应必须自行学习的大学学问。

面对追寻价值失败，缺乏用自己头脑思考的能力等状况，寻求某种解决之道的学生，便以追求参与社会〔统一教会〕作为出口。

此报导也指出，「一部分的左翼学生与最近兴起的右翼学生」也企图逃离空虚感，这点与加入统一教会的学生「在根本上似乎相同」。虽说如此，这篇报导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九月，撰写这篇稿子的记者，大概没能预测到一个月后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以第一次羽田斗争为契机，新左翼运动又重新高举原本已然失势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之后的全共斗运动承接并继续发扬。

然而，这些学生们的「空虚」，看在战争体验世代的教授们眼中，只不过是在和平时期既不知饥饿也不懂贫困的「现代之子」们所抱持的奢侈烦恼。在一篇提到有许多学生因精神疾病前往辅导室的报导中，如此表达辅导员的说法[131]：

「理由很简单啊。二战后经过二十余年，大家丰衣足食后终于可以知书达礼、关注往后的人生。证据就是，谘询的内容并不见倾诉生活困苦或烦恼失业的『物质性』问题，反而许多是『精神性』的东西。这类烦恼的种子，其实相当奢侈啊。人生谘询能够形成风潮，也是因为社会和平之故。」

上面谈到的六○年代大学生的不关心政治与缺乏气力，对那些先入为主地认为六○年代乃「政治的季节」的读者而言，或许会感到意外。但正如之后的章节将说明的，全共斗运动其实也是学生们为摆脱这种状态而进行的斗争。

有一些教授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学生们的这种心态。前述撰写〈现代学生气质〉的法政大学助教授北川隆吉，在一九六六年如此叙述[132]：

「那些紧抱道学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当今学生心中的那种『寂寞』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谈挫折、疏离，大部分人都是放弃、忍耐。他们的这种状态使其形象显得如此脆弱，外人看来幼稚，有时甚至认为这就是大学生。」「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至大学为止的教育，以及在大学中是否存在真的教育，得以让他们脱离这种状态？关于这些问题，社会又有将其视为真正的问题吗？」

前东大全共斗的铃木贞美在一九九三年如此回忆道[133]：「由于国民所得增加与二战后的婴儿潮步入上大学的年纪，大学生的人数增加。高中生、大学生们在高学歷社会的学力竞争激化，与社会分类系统持续被建构的状况下成长起来，当时社会们给他们贴上了『无气力』、『无关心』、『无感动』的『三无主义』标籤。在他们的面孔下，却隐藏着在相对安定期中对社会的闭塞感，以及对大学生活的不满。」

一九六七年一月，蒐罗年轻人心声的杂志报导中，以〈我们快被「和平」所窒息〉为题[134]，新闻工作者筑紫哲也在一九八四年写道[135]：「表面上看来，全共斗是『政治的季节』，之后便脱离政治，开始进入冷漠世代的时代，但可以说，这些时代变化的准备期，或者已经包含所有要素的，就是全共斗运动。」

此时代青年的「闭塞感」、「空虚感」、「欠缺真实感」，与过往支撑政治运动、劳工运动、和平运动的那种脱离饥饿与贫困、对战争的恐惧等情绪，恐怕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只知道贫困与战争等「近代的不幸」的大人看来，那些都只是无法理解的，奢侈的烦恼，也是因经济高度成长而持续进入大众消费社会的日本社会所出现的新型态「现代的不幸」。而这种新型态的「生活困难」，则成为「那个时代」反叛的背景。

112 NHK取材班编前揭〈东大全共闘〉二二八页。↺

113 吉田幸男〈苦悩から现実视を〉（《法政大学新闻》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号）。↺

114 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三八页再引用。↺

115 折原前揭〈现代学生の基础経験〉二八三页。↺

116 铃木前揭《学生运动》六八页再引用。↺

117 同前书七一页。↺

118 同前书六三页再引用。↺

119 〈遮断される学生〉（《冈山大学新闻》一九六七年十月一五日号）。↺

120 铃木前揭《学生运动》七九—八○页再引用。↺

121 前揭〈大学生の大量留年はなぜおこる？〉二三页。↺

122 池田信一〈悩みさまざま、学生相谈室〉（《现代の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号）一五八，一五九，一五七页。↺

123 高野前揭（第一章）《二十歳の原点》三九—四○页。关注高野自残行为的论文有土井隆义〈生きづらさの系谱学——高野悦子と南条あや〉（亀山佳明．富永茂树．清水学编《文化社会学への招待》世界思想社，二○○二年）。对于高野为了逃避集体压力而秘密在大学笔记中书写日记，土井举一九九九年自杀的南条彩（音译，南条あや）为逃离孤独而在网路上公开发表日记，对照高野的自残行为，藉以说明六○年代与九○年代「生活困难度」的差异。笔者赞同六○年代与九○年代确实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两者皆是同质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下发生的「生活困难」，高野是早期的例子。笔者与土井相异之处在于，是着眼于高野与南条（及她生活的年代）的同质性，抑或者是异质性，而这种不同并无何者才是「正确」的问题。↺

124 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二三五，一七○—一七一页。↺

125 大原纪美子《时计台は高かった》（三一书房，一九六九年）四○页。↺

126 藤原新也〈猿が森を渡る音〉（《海燕》一九九三年八月号）六○页。但藤原指出，「这种〔丧失真实感的〕怨念是以次文化的形式在该时代迅速绽放，而非学生运动的形式」，他认为「丧失真实感」与次文化兴起相关，而非与学生运动连结。这样的结论确实很符合背弃学生运动踏上印度之旅的藤原风格，不过此处引用并非是要证明其论点，而是作为「丧失真实感」的佐证。↺

127 村松前揭《大学は揺れる》四四页。↺

128 同前书四五页。↺

129 大洼前揭〈パラノイドの青春が蹉跌するまで〉一七八页。↺

130 以下引自宇佐美承〈原理运动の学生たち〉（《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四日号）一○五，一○六—一○七，一○八页。↺

131 池田前揭〈悩みさまざま、学生相谈室〉一五六—一五七页。↺

132 北川隆吉〈现代学生気质　その３〉（《教育评论》一九六六年五月号）五六页。↺

133 铃木贞美〈四半世纪ののちに…〉（《海燕》一九九三年八月号）九九页。↺

134 〈ぼくらは「平和」に窒息しそうだ〉（《现代の眼》一九六七年一月号）。↺

135 筑紫哲也〈ポスト全共闘としてのいま〉（收录于筑紫编着前揭《全共闘——それ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