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八○年代成为大众消费社会文化与「新学院派」旗手的人们，未必对自己扮演促进这种变化的触媒角色感到心满意足。

例如上野千鹤子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文章中，一边写道「这是歷史上首次利己主义者的男性与利己主义者的女性对等地对峙。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一边也这么写着：[70]

「但另一方面，当我看到一群紧抓着既得权益不放的女性群体，在充分肯定自己的欲望的同时，却不愿意承担欲望的后果，不禁想问：女性主义支持的是这样的女性们吗？歷史的讽刺使我不禁停下了脚步。被称为Obatarian#18与Hanako族#19的女性们是女性主义的产物，这当然是个糟糕的笑话，但目睹了『改变了的日本女性』，我的心中又再次闪过苦涩的感慨。」

这样子的感慨并不仅限于婴儿潮世代。被视为「新学院派」旗手的浅田彰，在一九八四年这么说：[71]「被围在矮小的延缓空间内的『软弱小男孩』们，由于出现了将自己的me-ism正当化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喜欢我的书的现象。让我觉得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像这样，八○年代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们，未必会欢迎日本社会的变化。他们屡屡向世间的不正义与扭曲发起抗议。

这种抗议，往往是本书第十四章描写的「一九七○年典范」的延伸。对于少数群体歧视与战争责任的关注、对于经济扩张亚洲的批判、对于天皇制的问题化、对于污染与障碍者问题的关注、对于「管理社会」的抵抗、女性解放与其延长线上的女性主义等等，扣除九○年代出现的同志运动，现在被认知为所谓「左派」乃至「左翼」的主张，可以说比起败战初期诞生的「战后民主主义」，更接近于在一九七○年七月到十月这段期间树立起原型的「一九七○年典范」。

在此，如同「从军慰安妇」问题等对于亚洲的战争责任论，经常与日本企业对于亚洲的经济扩张一同被提出讨论一样，一系列的问题往往被归结为「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硬要简化地说，或许可以说「一九七○年典范」，是「现代化及管理社会化的经济大国日本，与因此享受着丰饶经济果实的『日本人』（多数群体），歧视并剥削着贫困的亚洲与少数群体，压迫着被排除在管理社会之外的人们（拒绝上学的小孩及障碍者等）。」

近年在日本，随着经济的停滞，「格差社会」#20、「青年雇用」的问题被提出讨论，讨论「社会问题」的风潮又再次兴起。然而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一九七○年典范」正在逐渐失去说服力。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个典范是以经济成长作为前提。如第十四章所述，在华青斗的「七．七告发」不久后出现的论述中提及，「如果从纯经济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日本提出问题的话，在日本工人阶级中，除了『部落』、『沖绳出身者』与在日朝鲜人、中国人之外，不属于『上层』的只有极少数人。」

然而，以经济成长与完全雇用状态为前提的这个论调，随着一九九二年以降日本经济的停滞，丧失了具有说服力的前提。现在，被置于不稳定雇用状态中的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年轻人们，对于「经济大国日本」的多数群体剥削着贫困弱势的少数群体与亚洲的论调，是否还能感受到说服力呢？

第二，这个典范与批判「管理社会」密不可分。当时流行的「管理社会」一词所指为何相当模煳，但将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新宿的学生所说的，「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的这种非人道的制度」解释为「管理社会」可能是适当的。

因此，在七○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不就业生活」的企划书籍，讨论了「上班族」以外的人生的可能性，如梦想在进口唱片店、二手书店工作。一直到了持续经济成长的一九九一年左右，这种风气都还残留着，这一点也可以从「自由工作者」一词中看出。众所皆知，这个词就是出现于八○年代末，打工徵人广告杂志用来指称那些不像「上班族」那样被束缚在公司，而是一面获得适宜的收入，一面自由地活着的人们的肯定性用语。

然而在九○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自由工作者」不再是指称自由的人们的肯定性词语，而是变成指称不稳定雇用者的负面用词。「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的「管理社会」，甚至并未持续到婴儿潮世代迎来退休的那一天。对于当代的不稳定雇用者来说，「管理社会」的人生道路与其说是批判的对象，倒不如说更像是值得称羡的特权处境。

「输送带」形式的大工厂，作为「管理社会」的形象而经常被论及，也与前述「过程工业」的形态相符。实际上，日本社会虽然通过经济高度成长成为先进国家，但一直到九○年代前半都还残留着发展中国家的特徵。在日本，制造业人口在一九六五年超过了农林水产业，但服务业的就业人口直到一九九四年才超越了制造业。[72]

换言之，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日本都还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虽说是先进国，但尚未达到去工业化社会。日本是从一九九○年代后半起，才正式开始面对西欧以及美国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以来所经歷的经济成长的停滞、失业的增加、青年雇用的问题化等问题。可以说，日本虽然藉由经济高度成长急剧地先进国化，但在七○到八○年代尚未达到饱和的去工业化社会，而这正是日本得以在欧美先进诸国经济停滞的情况下，获得了得以继续着被称为「Japan as Number One」的经济成长之缓冲期的原因。

换言之，这意味着在七○年代到八○年代的日本，由汽车工业所象徵的「过程工业」仍是核心，正因如此，将其视为划一的「管理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九七○年典范」也还有效。企业的组成成员固定，对所属企业抱有忠诚的「过程工业」型社会，与终身雇用制度密不可分，在这个情况还成立的期间，「会社人间」、「社畜」等从「管理社会」论发起的批判也就还有效。

但在二○○○年代，派遣劳动与短期雇用大幅增加，随时编成与解散的计画团队型雇用也增加。可以说「一九七○年典范」，因为一九九二年的经济停滞与一九九四年的去工业社会化失去了其前提。

「一九七○年典范」与二○○○年代以后情况脱节的案例，我们可以看看一九九六年新闻记者以「讨厌正社员」为题所写的短文。内容如下：[73]

……最近，遇到「讨厌正社员」的女性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位工会的干部对前来商谈劳动问题的女性派遣社员提议「试着提出成为正社员的要求」，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句「我才不想变成那种堕落的东西。」我刚好有机会採访了那名女性。当我问道「妳不想成为正社员吗？」她笑着说「正社员的稳定性和较高的薪水确实很吸引人。」但她讨厌的是……紧紧抱着公司死命工作的男性正社员的工作方式。社员旅行或宴会等等，连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娱乐都像是出卖给了公司一样卑微的生活方式，也让人感到不舒服。

对于过去想要工作的女性而言，成为正社员持续和男性平等地工作，我想大致算是正面的形象。……但是，最近就算高举起「成为正社员」的拳头，不知为什么也使不太上力。因为由男性们创造出来的「正社员」工作方式，实在让人难以感到兴趣。

这位记者在文中也提到，日经联已经开始提倡「雇用的流动化」、非正式社员正被迫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劳动条件。然而，他同时也写道，「这是不管做什么都会有饭吃的时代」，「难道只能成为必须夸耀自己是公司人的『正社员』吗？所谓的『女性的劳工运动』，是为了这样的事情而挥舞着旗帜的吗？」当然，这是继承了排斥搭乘「输送带」迈向「上班族」人生道路的全共斗心态，以及拒绝女性被以「和男性一样」的方式同化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解放运动「一九七○年典范」的逻辑构造。

然而，从二○○九年的现在来看这篇文章，不能否认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为了不造成误解，我想要先说明清楚，笔者并不是要嘲笑这位记者的文章。忍受着长时间劳动，为公司尽忠直到过劳死，这样的工作方式幸福吗？这个从「一九七○年典范」延伸提出的问题，现在仍有部分有效。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当作为这个典范之前提的经济安定已然消失时，只凭藉这个典范并不能处理现实的各种问题，而这个典范本身也容易显得已丧失了说服力。

拒绝上学的问题，是「一九七○年典范」无法处理当代日本的情况的另一个例子。设立自由学校，来提供日本的拒绝上学儿童「居所」的运动，据称开始于一九八八年《朝日新闻》晚报的头版上，刊载了一篇基于医师发言的「延长到三十多岁的拒绝上学症，如不早期治癒将成为无气力症」的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刊登出来的大约两个月后，以设立于一九八四年的「思考拒绝上学之会」为核心，拒绝上学儿童的家长们召开了紧急集会，隔年的一九八九年，自由学校「东京Shure」的代表奥地圭子，出版了着作《拒绝上学不是病》。[74]

奥地在这本着作中，强调了「从『不能去』转变成『不去』的孩子」以及「选择不去学校的孩子的存在」，主张拒绝上学不是一种病或者偏差，而是一种选择。对拒绝上学者成年后的情况做了调查的贵户理惠认为，奥地等「『居所』相关人士」提出的对抗性论述，试图透过主张「自由、自治、尊重个体」的价值观，批判学校的「管理主义、竞争主义、划一主义」。[75]如果硬是用非常简略的话来说，可以说这个主张认为，个性丰富的孩子，自觉地拒绝了以「管理社会」为代表的学校。

然而，在经济停滞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日益显着的二○○○年前后，拒绝上学的现象也无法再用「一九七○年典范」延长线上的「管理教育vs个性丰富的拒绝上学儿童」来讨论。二○○四年，教育学者佐藤学在与记者斋藤贵男的对谈中这么说：[76]

佐藤：今年秋天我在调查的时候感到相当震惊，有不少拒绝上学的小孩在暑假只以水和零食果腹。

斋藤：咦？

佐藤：也就是说，虽然有上课的那几天就吃学校供应的餐，但当〔不稳定雇用的双薪〕爸妈感情不好、奶奶身体不好的时候，大人就会给他们钱，要他们去买晚餐吃。然而，从来没看过小学生去什么定食屋对吧。孩子们都去便利商店买零食当正餐吃。

斋藤：这真的就像是第三世界一样。

佐藤：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是，除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然后自己做了决定就要自己负起责任。

佐藤更进一步在对谈中这么说：「谈到儿童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家庭的崩坏。这是先进国家共通的现象，父母变得不再照顾孩子。」「都内东部的老师说，班上晚餐能在家里吃的学生不到一半，大家都在便利商店吃。这不是说母亲去上班有什么问题。〔因为父母都是不稳定雇用〕不这么做的话就没有饭吃。」

这样的拒绝上学现象，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八○年代有效运作的「管理教育vs个性丰富的拒绝上学儿童」或者「拒绝上学是一种选择」等，由「一九七○年典范」延伸出来的对抗性论述，已经无法处理这种情况。由于「一九七○年典范」是以安定就业的父亲为中心的「现代家庭」作为前提，一旦当这个前提有了变化，这个范式也就不再通用，这可说是必然的。

而且，将拒绝上学视为孩子的一种「选择」的对抗性论述，蕴含着与「自我选择」＝「自我责任」这种新自由主义逻辑相契合的危险性。九○年代后半以降的文部科学省，已经放弃了对所有儿童施以统一教育的方针，并在「个性化」、「多样化」的名义下推进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肯定了对一部分菁英层与大部分中下层做出筛选的教育模式。在此，「自我选择」不去上学的拒绝上课者，在以「个性化」为名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里，可能被迫走向成为下层劳动者的道路。

贵户理惠提到，「『居所』相关人士」从八○年代开始主张「自由」与「尊重个体」以批判「管理主义」及「划一主义」的学校教育，从九○年代后半以降，失去了「将主张『尊重个性』却仍走向崩坏的学校的当代状况问题化的迴路。」[77]过去用以指称逃离「管理社会」的人们，被当成希望性词汇的「自由工作者」一词，与新自由主义相契合，成为了不稳定雇用劳动者的代名词。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拒绝上学的「自我选择」上。

当然，东京Shure也试着应对这样的现实，像是在东京都葛饰区开设了独立的中学校等等，进行了新的尝试。但就算是这样，只凭藉着「一九七○年典范」及其延伸出来的论调，似乎可说已经逐渐不足以成为当代的对抗性论述。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对基于「一九七○年典范」的「左派」论调的批判与违和感，正逐渐出现在年轻人当中。

其中一个例子，是二○○七年在部分论坛上受到注目的，三十一岁的男性不稳定雇用者赤木智弘的案例。他在这年发表了〈想要搧「丸山真男」一巴掌〉这篇论文以及着作《对年轻人见死不救的国家》。

在这些着作中，赤木举战前曾为特权阶级的丸山真男在军队内遭受到私刑为例，指出在战争发生的混乱期中，有可能产生阶级之间的翻转。他主张，作为不稳定雇用者，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毫无「败部复活」希望的自己，只能期待自己光荣地战死，并且，他也批判过去的「左派」。[78]

在赤木的着作中，有多处显露出其知识的不足。首先，在以高科技兵器为核心的当代先进国家的军队中，步兵的年龄顶多只到二十岁出头，没有军事特殊技能又超过三十岁的赤木，几乎不可能被雇用为前线士兵。

而自二十世纪后半以降，并没有先进国进行过造成国内秩序翻转现象的战争。赤木想像的战争，是连三十几岁的东大助教授丸山都被徵召，国内秩序因战争而全面重组的战争。那可以说是半个世纪前的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型的总体战、特别是日本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战争形象。[79]当然，这在当代是时代错误的战争观。

另外，赤木虽然批判了「左派」，但似乎并不熟悉「左派」的着作。举例来说，他在《对年轻人见死不救的国家》中写道，「女性主义者们，似乎只专注于藉由获得『工作＋』来达成男女平等」、「到头来，女性主义所担负的责任，并非达成性别差异的平等，而是收入上的平等不是吗？女性透过『和男性同等』地工作，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收入，从而达成平等。」[80]

但如在第十七章看到的，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批判变得「和男性同等」这件事，就算在后来的女性主义中，就笔者所知，也并不存在主张「和男性同等」地工作的论者。这件事显示出，赤木虽然批判女性主义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读过女性主义的着作。

然而，问题不在于赤木的无知。对于「左派」以遭受贫铀弹影响的伊拉克儿童与归国美军为例，控诉战争悲剧的批判，赤木回应表示：「几乎所有回应我的人们，说的都是『还有人比你这个年长的自由工作者不幸』」、「左派认为的『弱势』存在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地方」。他还指出，「在经济持续成长的时代」形成的稳定志向、「对于和平的执着」及「战后民主主义」，「难道不是使我们这些弱势遭到蔑视的原因吗？」并主张「安定的劳动阶层以及与其连结在一起的左派，极度轻视贫困劳动阶层」、「左派口口声声说着平等，但他们的认识却只停留在『富人与〔稳定雇用的〕劳动者』这个所谓的传统对立轴上。」[81]

当然，这里也可以很容易地指出赤木认识上的错误。战后的和平志向与「战后民主主义」，来自对于悲惨战争经验的反省，确立于一九五五年经济高度成长开始之前，与高度成长之后的「生活保守主义」是不同的东西，正如我在前着《「民主」与「爱国」》中详述过的那样。而且，赤木恐怕也不知道和「安定劳动阶层」连结的既存左派政党（社会党、共产党等）与「战后民主主义」，在经济成长最鼎盛的六○年代，曾被年轻人们的反叛所批判。

然而，再重复说一次，问题不在于赤木的无知。问题在于，赤木认为依凭着「一九七○年典范」的「左派」，一味地将亚洲、少数群体与女性等当成「弱势」，并对于他们这些不稳定雇用的日本的多数弃而不顾。赤木谴责丢下他们这些贫困劳动者不管的「左派的傲慢」，并在宣称「没有右倾化意图」的同时这么说：[82]

「和我一样沦落到这种境地的普通自由工作者们，很快就放弃左派而右倾化可说是理所当然的。」「在右派的思想中……例如那我这样『三十一岁的日本人男性』，具有比在日的人们与女性……更加受到尊敬的地位。即使是自由工作者、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只要社会右倾化，就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请不要指责说这是种卑鄙的想法。对于像我这样出社会十年以上，却总是被单方面地瞧不起的人来说，恢复尊严是我的夙愿。」

笔者某次在不稳定无产阶级集会上与年轻人交谈时，曾听过被右翼吸引的人这么说：「我讨厌左翼那些人。他们说的弱势，是那些从军慰安妇、外国人劳动者或者在日，眼中根本没有我们。那些家伙到现在还在说什么宪法第九条是世界之宝，就算有宪法第九条，我还是没有工作。这些事他们也都不理解。」

笔者在第十四章曾写道，朝向「一九七○年典范」的转移，虽然具有关注少数群体这个正面意义，但失去了用以打动「日本人」多数群体的话语。即使如此，在多数群体尚未出现太多问题的经济成长期中，这个典范还是起了作用，批判了在「管理社会」中如「过劳死」等等的问题。但当代年轻人们的上述发言，似乎显示出「一九七○年典范」将「日本人」多数群体视作「压迫民族」捨去的后果，现在正在浮现出来。

《朝日新闻》记者藤生京子，在二○○七年的论坛回顾文章中，引用了赤木说的「左派认为的『弱势』存在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将赤木的主张整理如下：[83]「〔赤木说〕两者的分歧在于，左派的逻辑与弱势的逻辑的对立，左派的逻辑认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立与自我实现，而弱势的逻辑则认为经济安定是自由的基础。」这里很清楚地梳理出以下情况：使用「自由」、「尊重个体」等词语，反弹与批判经济成长期安定社会的「一九七○年典范」，对于在「自由」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经济停滞期的年轻人来说，已然失去说服力。

再重复一次，赤木的「左派」认识称不上正确。或许有人会提出反驳，并认为左派也有投入贫富差距与不稳定雇用的问题吧。然而，一九七○年前后恣意地说着「市川房枝？她也活太久了吧。」或将丸山真男指责为「马克思教授」人们，是否真有资格嘲笑赤木的无知呢？

如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整理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得到以下这样的结论。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指责了「战后民主主义」与「进步的文化人」。然而，他们似乎并不熟悉「战后民主主义」与「进步的文化人」的着作或思想。

但是，他们在了解内容以前就先提出了指责。其根本原因似乎出在以下这个问题：面临着经济高度成长的先进国型的「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对于日本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期的「近代的不幸」所形成的战后思想，与其说在逻辑上，倒不如说在感觉上已经不再产生共鸣。正因如此，他们在连内容都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战后民主主义」与「进步的文化人」。

与此类似的事情，现在似乎也正在发生。也就是说，诞生于经济成长与稳定雇用时代的「一九七○年典范」和（被认为）以此为依据的「左翼」及其论调，对于生活在经济停滞与不稳定雇用时代的当代年轻人来说，在了解内容以前就已经在感觉上无法产生共鸣。

换言之，如同一九七○年前后「进步的文化人」的「战后民主主义」遭到指责而迎来思想寿命的终结一样，现在「左翼」的「一九七○年典范」似乎也正在遭受指责，并迎来思想寿命的终结。而就像「那个时代」反叛的年轻人们嘲笑「进步的文化人」，而且不顾年长者的不悦——正因为使其不悦所以感到反抗——的情况下，受到三岛由纪夫、北一辉等右翼思想家的吸引一样，当代的年轻人也嘲笑「左翼」，并受到歷史修正主义等等的吸引。

然而，虽说是「迎来思想寿命的终结」，但并不表示其意义将会消失。就像「战后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至今还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一样，「一九七○年典范」的正社员批判、战争责任论以及对于少数群体的关注等等，也并未丧失一定程度上的正当性。甚至可以说，少数群体的问题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同社民党与共产党维持着数％的支持率一样，其并未完全失去人们的支持。但是，可以说它具有着说服力并能引起多数人广泛共感的时代正在结束，现在大家期待着另一种不同的对抗性论述。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出了人们的意识、思想、论述的变化，会比社会实际的变化延迟约十年出现。因为即使社会发生了改变，人们却难以轻易地改变其想法。

形成于日本尚为发展中国家时代的战后思想，从伴随着「已经不再是战后了」这种话语，乃至一九五○年代后半起揭幕的经济高度成长，经过了大约十年，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开始遭到嘲笑与批判，从而发生了典范转移。而「一九七○年典范」，则在日本还是一个有经济成长空间的中等先进国家的时代中繁盛。

接着，一九九二年经济成长停止，一九九四年日本转型成去工业化的先进国。从这个时间点起，经过约十年，自二○○○年前后开始，「一九七○年典范」与「左翼」成为了嘲笑及批判的对象。而在作为支配性言论的歷史修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同时，与其对抗的一方却仍未产生新的典范。

#18.译註：「オバタリアン」，原为堀田katsuhiko（堀田かつひこ）自一九八八年开始连载的四格漫画作品名称，后来引申指称脸皮很厚的中年女性。↺

#19.译註：「Hanako」，指一九八八年创刊的以二十七岁女性为对象出版的杂志「Hanako」。其热门的程度在隔年以同名「Hanako」一词得到日本流行语大赏。↺

#20.译註：「格差社会」，指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

70.此部分的引用出自上野前揭《ミッドナイト．コール》页八五、八六。↺

71.筑紫编前揭（第四章）《若者たちの神々I》页一一—一二。↺

72.中村前揭（第一章）〈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页四○。↺

73.竹信三惠子〈正社员嫌い〉（《季刊　女子教育もんだい》第六十八号，一九九六年七月）页七三—七四、七五。引用处减少换行。↺

74.关于上述的事件经过，以及九○年代前半为止东京Shure的活动参考朝仓景树《登校拒否のエスノグラフィー》（彩流社，一九九五年）。↺

75.奥地圭子《登校拒否は病気じゃない》（教育史料出版会，一九八九年）页一一三。贵户理惠《不登校は终わらない》（新曜社，二○○四年）页六一。↺

76.以下对谈的引用内容出自佐藤学．斎藤贵男〈教育はサーヴィスか〉（《现代思想》二○○二年四月号）页八六、八五。↺

77.贵户前揭《不登校は终わらない》页六一。↺

78.赤木智弘〈『丸山真男』をひっぱたきたい〉（《论座》二○○七年一月号），以及赤木智弘《若者を见杀しにする国》（双风舎，二○○七年）。↺

79.这件事，大概与日本的战争相关教育及论述，总是在太平洋战争的形象下进行一事脱不了关系。赤木或许只不过是忠于在日本的教育和言说场合中漫天飞舞的战争形象（恐怕是在无意识之中），但对于当代的战争一无所知而已。另外，批评赤木在《论座》二○○七年四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想要搧「丸山真男」一巴掌〉的多数论者们，和赤木一样，都是以相同的战争观为前提来批判他。这似乎说明了，在日本有许多人受到这种时代错误的战争印象所束缚。↺

80.赤木前揭《若者を见杀しにする国》页一○五、一一二。↺

81.赤木智弘〈続『丸山真男』をひっぱたきたい〉（《论座》二○○七年六月号）页一一六、一一九、一一八、一一七。↺

82.同上论文页一二○、一一九。↺

83.藤生京子〈论坛　二○○七回顾〉（《朝日新闻》二○○七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