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生们都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东京都立江东商业高中报纸有如下描述：「想用这对耳朵、这张嘴、整个身体，去感受青春。什么都好，想对某一件事物倾注自己的热情。想拼尽全力奋战。这种熊熊燃烧的热情，如此满溢的青春，想全部用在某一件事物上。希望他日回首，不会感到后悔；他日回首，不会流下眼泪。」然而实际状况却是每天「看漫画，接着是电视，然后就是深夜广播，只能不断消磨时间，才有救赎。」[76]

一九六九年，爱知县立瑞陵高中学生会志上刊载了如下的文章[77]：

在某个时间地点，根据某种能力在纸上的表现（一个人能依照教科书背下多少东西），对该人（进行甄选、分出差别）进行教育。这样的做法令人感到惊惧。……然而，今日的教育却把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当作理所当然。学生与老师之间除了教学之外几乎断绝交流，同学之间也止于表面性的交往。

在这种学校生活中，说要致力于形成人格不啻是个笑话。今日的状态就是「不管和平与否都只当作是危机四伏社会的一部分，面对真理与正义闭上双眼，觉得个人价值之类很可笑根本不加以尊重，只为了让自己有口饭吃才重视勤劳与责任，其他的都可马虎带过而活下去；只以能过上富足生活为目标时才充满自主精神，不断培育出身心皆不健康的国民」。

新闻工作者日置彻如此描述这种高中的现状[78]：

「综合从学生那里听来的不信任教育的声音后，从中体现出对经营高中的印象，那就是自动化工厂的管理方式。学生只是接连送出输送带的成品，学校当局尽量避免制造出不符规格的成品，平顺地进行机械式的推进——换言之，即是仅仅想着不要出麻烦地大量让学生毕业，使其参加大学升学考试罢了。」

而因为升学率提高了，即便大学毕业，也不如低升学率时代般可以期待出人头地。新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别中，「事务职」（办公室工作）从一九五三年的四十三．○％，下滑至一九六七年的三十一．二％；相对地，「贩卖职」（业务员）工作者从三．五％上升到十九．三％。

「事务职」的地位也较往昔更为降低。一九五○年前后，「上班族」几乎被当作「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属于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79]。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社会学者见田宗介针对高中生进行职业观调查时，高中生对「上班族」的印象有如下形容：「低月薪」、「无梦想」、「反覆相同的工作」、「对人不断低头」、「工作没有热情」、「退休，这是最悲惨的」。

见田在调查中指出[80]，让高中生举出自己期望的职业时，「因为内在和外在的制约，很少人期望以上班族为职，在回归现实面思考职业的栏位，才出现大量的人。从而屡屡伴随着『平凡』、『一般』、『不过是』、『普通』等形容词或『像这样一般』之类的接尾词。——『觉得最差就是当个上班族过着普通的生活也行。』」

高中生已经是升学竞争「输送带」上的胜利者，但即便上了大学也只能期许「当个上班族过普通的生活也行」。参加一九六九年东京麻布高中的街垒封锁的三年级男性这样表示[81]：

「整个小学和中学时期，都不知不觉地相信，只要拼命努力，长大后就能『吃香喝辣』。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总之大人都这样说。然而，那些大人们，现在真的『吃香喝辣』吗？我们已经可以看穿这些事情啦。」

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学生都陷入了无力状态。一九六七年，报刊杂志上出现了「三无气质」、「三无主义」这些词汇[82]。其内容可以是「无力、无思想、无节操」、「无力、无关心、无责任感」等多元意涵，但指出高中生或大学生处于无力状态这点，却彼此共通。

一九六九年，爱知县立冈崎高中报刊登了女高中生的文章[83]：

我逐渐变得无力。早上起床，仅仅是看到下雨了，就不想去学校。这种时刻，我深刻体认到学校对我是多么缺乏魅力。——现在跟我有关的只有测验的分数。讨厌「朋友」、「好友」什么的这种词汇。就算是交谈，也只是堆出虚假的笑容。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讨厌，已经厌烦透了——。

随着这类学生人数的增加，六○年代后半「拒绝上学」的情况开始受到关注。一九六八年六月号的东京都立墨田川高中报的报导中如此记载[84]：

「高中生的拒绝上学现在已经成为问题。最近被广为讨论。询问该学生时，对方回答『高中这种场所，就像长不出任何草木的沙漠，我只感到自己枯燥无味。』这种状况的起因究竟为何？其中之一，便是现在的高中已经变成考大学的补习班。中学时代起的虚无状态，到了高中变得更剧烈，应该是为了脱离这种状态，才走到以拒绝上学为抵制手段。」

教师中也有尝试抵抗这种状况的人，但在大环境下也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前述的室谦二举在上课时说明自身战争体验的「H老师」为例。「H老师」的授课颇受学生好评，但室谦二提到「我毕业之后不久，因为那个新指导要领的缘故，这种授课方式就停止了。」[85]

此外，前述的七字英辅也记录那位讲授在广岛的朝鲜人们举动的老师，站在升学竞争的现实面前也倍感无力[86]。该位教师在班上组织「生活班」，试图透过让大家打扫、制作报纸、记录生活等活动，产生强烈伙伴意识。

七字当时担任这个「生活班」的班长，根据他的说法，老师的这项举措在「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学都要升学的情势下，不知何时会互相欺骗，不得不成为敌人互斗，这种做法未免太过信赖那种简单的伙伴意识」，而且「该老师的作法中，过度一味强调朋友、友情什么的有多重要，但对那些较早熟，深谙处事之道的升学生而言，这种作法无力解决他们对测验学习抱持的任何疑问。」

在此情况下，高中生们的意识被沖入经济高度成长的现实洪流中。在某高中报纸上刊登的报导有如下叙述[87]：

如同「昭和元禄」#5、「My Home」主义#6等词语象徵的一般，除了一部分人以外，当下社会的实际状况就是：泰半的人们都浸淫在太平盛世的情绪中。许多原本应具备强悍批判力的高中生，却转而追求休闲娱乐、尽力追求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小市民生活并安逸其中，这让人不得不感到担忧。……

不久前总理府青少年局对高中生的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该问卷的结果，澈底呈现出现代高中生的思考方式。举一部分例子来看，首先是生活目标……以自我中心式的，所谓小市民的生活为目标者达五十六．一％，占全体的半数以上。对社会的正义感或社会贡献具有强烈意识者大约二十六％，出人头地型仅有十％以下。从这个结果来看，彷彿是让四、五十岁的成人穿上了立领学生制服一样。

这种状况，让那些花费三小时长时间讨论「我们为何学习国语」，以及为了决定学生会宪章，学校特意停课四天让学生充分讨论的战败初期做法，成为一种难得的奢望。对败战初期旧制中学教师们的身姿感激不已，一九五八年任职高中老师的大河原礼三于一九七○年说明，他任教时，「教育委员改为任命制，教科书审定恶化，实施勤务评定，升学考试体制复活，高中开始成为补习班。」他表示「六○年代左右，教育现场的年轻教师们感到『最近一切都让人感到变得狭隘了。』」[88]

据大河原称，「反覆不断的学力测验与升学考试体制的强化，抑制了学生的成长茁壮，妨碍了个人性格的建立。多元化导致学生的经验与思考范围窄化，造就了一小群菁英。『教育妈妈』以小市民的幸福为基准教育孩子。道德教育使他们仅关注身边的小事，没有培养自治或者观察越南状况等的视野。」「教育行政当局把教师考核纳入框架，对教科书进行思想统制……教师团体中把异议者排除，画地自限的现象，在教育职场上随处可见。」[89]

根据大河原的说法，六○年代中期教师的「职场共通话题，就是『如何给学生们打气促使他们用功』、『明年哪里的大学能够考入多少我们的学生』之类。」而学生们的反应则是：「讲课都是为了考试的感觉，让人提不起兴趣唸书」，「现在的学校教育，无法让人忠于自己的好奇与关切来唸书」，「感到自己随波逐流，不禁觉得焦虑。」[90]

与这种现象同时出现的，是学生会活动与级会的停滞。战败后不久。在学生会与级会上可以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由学生们决定校规、学校管理方式等等。但到了六○年代，学生会逐渐成为校方的御用机构，级会上也变得只讨论不会有争议的身边道德问题。在学园祭上学生如果提出对越战或《日韩基本条约》的企画，校方便会禁止，这种事态层出不穷。

一九六八年二月，《朝日Journal》刊登了如下的中学生匿名投书[91]：

……昨天我朋友贴出越战照片与反对越战的标语时，老师却告诫把「反对」二字拿掉。我认为反战是人类的义务，绝不是坏事，那为何不能写「反对战争」呢？社会科教科书上写着「防止战争是世界人民的责任」。中学生算不算是人民呢？……身为教育者，希望老师说明「不妥」的根据。……如果在投书中写下住址、姓名，可能会给我招致危险，所以略去不写。我彷彿置身在军国主义的国家之中。

许多学生在这样的气氛下，失去参加学生会的兴趣。于是，随处可见学生缺席学生会、在级会上偷偷做考题的「副业」。

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生不愿接受这种沉闷的气氛。他们属于初等教育时受过民主教育的世代，亦即「战后民主的天之骄子」。他们从初等教育习得「战后民主主义」理念，面对经济高度成长下的升学竞争现实时，自然会有人深感矛盾。

大河原如此回忆这类学生的状况[92]：

他们提的重大问题有「自治」与「教育」（具体而言指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两项。

关于「自治」，觉醒的学生以「自治的停滞」为议题，企图唤醒普通学生们的关心。一九六二年的学生们，在学校报刊上对自治与社会动向的关联进行考察，并明确指出自治的停滞是高中升学补习班化的徵候。他们也把「自治活动即确立我们主体性的行为」这个命题张贴在走廊上。

一九六四年学生在学生会杂志上以〈不安的事情〉为题，写道「……高中生活的余裕遭到削减，我们逐渐忙于学业。这样的学习是为了升学考试，连老师也承认这点。总之以考上大学为先决条件，这个观念先行，就大致不会感到抗拒了。如此一来，脑中遂不可能浮现学生自治等想法，一路以来过着这种生活的我们，即便上了大学、出了社会，必定也只能在被决定的框架中思考和活动。」

一九六六年当一群学生想逃避学生大会离校，某位学生就在他们面前贴出「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失去自我，成为某种奴隶」的标语。那个时候，志同道合的三年级生每天都在一起讨论，说等十二月要举办「关于自治的恳谈会」，向学弟妹们传达自己的意志。……而几乎每年的大会上都会有人提出解散学生会的论调。也有学生诉求，「一直如此停滞的自治，已经没有存续的价值。用我们的手亲自结束学生会，将会是我们留下的唯一政治行为」（一九六五年前后）。如此，学生在自治停滞的状况下察觉到自身所处的危机。

虽然他们努力尝试，但学生会依旧停滞。他们……认为学生会是「学校赏给学生的」特别教育活动，这个原因导致了活动的停滞。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解散学生会，不再经由学校允许，而是靠自己的意志打造自治会，只有靠着这样的作法，才能打造充满活力的自治会。

然而，有这种想法的学生，一个班级中不过寥寥数人。不过根据大河原的说法，这些进入大学后觉醒的学生们「许多都在大学参与了全共斗运动」。而如之后的章节将解说的一般，全共斗运动也是一种否定大学认可的自治会，由具备战斗意识的有志之士自行创立运动团体的行为。

上述的六○年代教育状况，在两种意义上成为了全共斗运动的背景要素。

第一，老师们口头上说着「友情」或「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学生却承受升学竞争的压力，因而认为初等教育中习得的「战后民主主义」不过是种场面话，而且有这种感受者越来越多。参加过全共斗运动的某位前运动家回忆，虽然「全身浸淫在民主主义教育这种东西中成长」，但「大约从中学生起」，便逐渐强烈感受到「大人们说的事情与做的事情不一样，都在扯谎，不能相信。」[93]

当他们越是把「战后民主主义」的理念内化，就越是看到眼前的升学竞争、学校的管理方式、现实的政治都在背叛这种理念，这使「战后民主主义」看似一种「欺瞒」。这种情感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天之骄子」世代中，成为把「战后民主主义」视为一种「欺瞒」而加以批判，进而展开全共斗运动的基底。

虽说如此，他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中包含着矛盾性。因为不得不说，他们自行欺骗了自身最为内化的价值观。当时一位运动者日后如此陈述[94]：「我认为〔战后民主主义〕被说虚妄，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但被说虚妄却又感到怒火中烧。」「〔我们的〕父母亲正好是一半同意『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这种说法的世代，但与此同时，就是对此说法一半感到愤怒。我觉得与这种情况很类似。」

第二，对于「教师」与「学校」所象徵的「体制」，升学竞争给学生们植入了反感。一九六八年以后，各地大学引发全共斗的原因不一，例如有学费调涨、学生会馆的管理权问题等等，某种意义上这些理由不过是一些触发的契机。

例如一九六八年的日大斗争，因日大会计出现流向不明的款项，产生逃税嫌疑，结果便以此为引爆点。然而，日大全共斗的某运动者在一九六九年表示[95]：

回头想想，我加入斗争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学、高中、重考补习班、大学等过程中饱尝升学考试至上主义，被考试追着跑的疏离感和重压感——即便有所反抗，顶多就是逃学去咖啡馆度过漫无目的的日子，毕竟越反抗成绩就越下降，困扰的还是自己。手上宛如被铐上了手铐，越想狂暴抵抗便越被锁紧。我一路以来敌视、憎恨老师与学校，他们藉由我无法反抗的权威束缚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四年期间一直忍耐，但想到即便毕业，日大这种程度的大学也无法保证我出人头地。

就在这么想的时候，二十亿日圆流向不明的款项成为契机，让我看到了斗争的兆头。我下定决心，要以过去多年的屈辱、疏离的恨意，对掌权者（理事）与教师进行斗争，藉此让这些家伙也感到困扰、郁愤，藉此复仇。我想把多年来束缚我的教室、桌椅全都破坏。在这种心情下，我非常简单地决定要参加斗争。

吐露出这种心境的不只这位学生。一九六九年一月，东大全共斗在他们占领的安田讲堂与机动队发生攻防战，十九日下午一点半被攻陷前，安田讲堂屋顶上的扩音器播放着全共斗一方的「钟楼广播」，断断续续地发出如下嘶喊[96]：「发生镇压这种事情……所有的人民……都知道。在我们的教育中……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为止，究竟承受了多少，希望你们想想。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对年轻人而言，参加斗争一事，一部分就如东京都立江东商业高中报的报导，他们内心充满着「什么都好，想对某一件事物倾注自己的热情。想拼尽全力奋战」的愿望。因此有不少的学生早有自觉，认知到自己批评的「体制」，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美日安保条约》。参加早大全共斗的学生在一九六九年给杂志的投稿中有如下叙述[97]：

我用厌恶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体制，这不必然是今日安保条约下美日间的军事体制，或者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支配那种严肃的事情。……那种在心情上可称之为反感的东西，是在学校生活中萌芽，并逐渐被培养出来的。

我是从中学开始对学校感到痛苦的。在中学，我们被规训得整齐划一，教师镇日怒吼，强迫我们穿相同的服装、鞋子，剃相同的发型，穿同一颜色的袜子，甚至指定该读的书本。……我们被警告、被斥责，对各种事情都战战兢兢。校规管控着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此第一次理解了权力的暴力。我们习惯、顺服于这种状况，当我们在学校差不多能自由思考时，立刻就被考试追着跑，根本无暇思考。……学生自治会很低调，挺身而出的人反而会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我们不知道该对什么表示关心，我藉由上课偷懒或迟到稍微确认自身存在，在精神上成了一个傲慢的虚无主义者。……

［进入早稻田大学后］心情上的反感依旧高涨无法平息。从升学考试中解放出来后得以看清社会，了解到各式各样迫切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或者根本没有打算解决并就此被搁置。而我却在表面上平和、平凡无奇的日常性中度过每一天。在这种生活中充满某种类似焦虑的不满，想做点什么，而且应该要做点什么，但却什么都不能做，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闷闷不乐的心情令人无力。……

我不愿搭上［从有名大学毕业就进入大企业当上班族的］货柜船。不想变成从摇篮到坟场都有如吊车搬运的一个浅绿色货柜。不想变成电脑操控的一颗棋子。绝不要变成在群众中分不出脸庞的人，不要这样的未来。不能让我们的将来成为当下的延长。为了守护未来，必须要破坏当前的体制。

在升学考试中奋战，从有名大学毕业成为大企业的上班族，在「My Home主义」的「日常」中不断埋没自身。他们厌恶的，是自己的这种未来。东大全共斗的某学生说：「大学不可以变成社会的补习班，即便真的变成这样，也不能让这种事态入侵到自己的意识中。」[98]他们认为应该拒绝「输送带」般的人生轨道，故投身于反叛。

#5 译註：日本政治家，前首相福田赳夫于一九六四年说出的词汇。意指经济高度成长期天下太平，乃奢侈安逸的时代。↺

#6 译註：指在社会上工作、待人处事时，凡事皆以自身家庭为优先考量的思考方式。↺

76 〈グラビア．高校生その心〈一九〉　自慰〉（《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号）↺

77 〈グラビア．高校生その心〈一八〉　差别〉（《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五月一八日号）↺

78 日置彻〈造反する高校生と教师の亀裂〉（《现代の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二○五页。↺

79 小熊英二《〈民主〉と〈爱国〉》（新曜社，二○○二年）二四四页。↺

80 此处前后从见田调查的引用，参照见田宗牟〈高校生の现代职业観〉（《中央公论》一九六九年四月号）二○三—二○四，二○五页。↺

81 豊田充〈上昇志向の丧失〉（《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七○年三月二二日号）一一五页。↺

82 村松乔《大学は揺れる》（シリーズ《教育の森》第八卷，每日新闻社，一九六七年）八一页中记有「东大里好像有个『三无气质』的词」。依作者管见，这是新闻媒体上最初出现相当于「三无主义」的词汇。一九六七年连新闻媒体也使用东大此词汇，一九六○年代前半已经在学生之间广为流传。↺

83 〈グラビア．高校生その心〈九〉　无気力〉（《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号）↺

84 〈反抗による自己の発见　自分の世界を〉（初次见于《东京都立隅田川高校新闻》一九六八年六月号，收录于前揭平栗《高校生は反逆する》）九○页。↺

85 前揭室〈戦争を否定の心情〉七九页。↺

86 以下引自前揭七字〈ぼくの教师像〉八一页。↺

87 铃木博雄《高校生运动》（福村出版，一九六九年）五五—五六页再引用。↺

88 前揭大河原〈六○年代を生きた教师の痛苦〉一四○页。↺

89 同前论文一四○页。↺

90 同前论文一三七、一三八页。↺

91 匿名〈何が正しく何が悪いのか〉（《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二月二五日号）一二一页。↺

92 前揭大河原〈六○年代を生きた教师の痛苦〉一三九页。↺

93 前揭茜．柴田《全共闘》四六—四七页。↺

94 同前书四八页。↺

95 大冢彰〈「人民派右翼」の闘い〉（收录于日本大学全学共闘会议．石田郁夫共编《日大全共闘　强権に确执をかもす志》しらい书房，一九六九年）一五二—一五三页。↺

96 杉冈昭〈东京大学—一．一八—一九〉（《中央公论》一九六九年三月号）一八六页。↺

97 松隈章一〈変革への眩晕〉（《展望》一九六九年一月号）七四—七五页。↺

98 上床邦夫〈东大闘争のなかから〉（《展望》一九六九年一月号）八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