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一些资料记录了与上述内容相反的事例。例如与前述的J．A．凯撒的叙述相反，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时，有不少「疯癫族」参与新宿等地发生的骚乱事件。

如当天在日本防卫厅前与社学同（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学生一起投掷石块的「疯癫族」少女事例，当时的报导指出[183]：「她从地方的高中毕业，想要成为演员而前往东京，居住在廉价公寓里。根据她的说法，在东京的国分寺有一处『嬉皮村』，她在该处听闻国际反战日的事情，当天她外出闲逛，晃到了防卫厅附近，中途就混入了游行队伍中，开始丢掷石块，然后就在现场遭到逮捕了。」

一九五○年代担任东大教养学部自治委员会长，以熟悉六○年代学生运动而闻名的批评家大野明男，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座谈会上表示[184]：「我知道那位女性，经常丢石头啊。根据她的说法，归根结柢是为了释放自己扭曲的感性，所以只要见到机动队就丢石块。她的做法完全不讲求效果或战术，她说无论是胜是败，全都无所谓。这么说着便拿起石头丢，只不过，她丢完就跑去GoGo Bar玩耍了。」

曾是共产同运动者的三上治，回忆一九六七年末学生们拿着武斗棒，戴着头盔跟机动队发生冲突的时期[185]：「那个时候，抗争游行的前一天或者前几天，都会被女学生缠着，要我带她们去阿哥哥喫茶。……她们大概是想藉此缓解斗争前的紧张吧。」

在京大全共斗的主办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举办了「垒祭」（街垒庆典），其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节目。演讲方面有小田实、松田政男、寺山修司、若松孝二等。此外还有由「THE MUSTANG、THE MUSTAPHA、裸体集会」等乐团演奏背景音乐的阿哥哥派对，以及前卫剧团「炎」的公演等[186]。

在日大全共斗编纂的《叛逆的街垒》中，也随处可见「对我们来说，今天〔占据的〕校舍是〔嬉皮的〕温室，马克思是『解药』，只是把国际歌换成现代爵士乐、节奏乐、蓝调、阿哥哥舞罢了」，「在马克思与可口可乐的氾滥中展开斗争」等文章[187]。一九六九年初的周刊杂志上报导，日大文理学部的斗争委员会在占据的校舍中举办圣诞节阿哥哥大会，田村正敏委员长亲自跳阿哥哥舞[188]。

从这些乍看矛盾的资料，可以读出以下两点。

第一，今日看来不过是很普通的文化与政治运动接轨，在当时仍被视为新鲜的事物，而大众传媒与学生有过度推崇这种事物的倾向。特别是对只知拒绝「小布尔乔亚资本主义文化」、左翼运动的年长者们看来，这些都是「现代之子」的运动形式，相当的新奇。如前述大宅壮一的文章，大众传媒有过度放大这类现象的倾向。

上述日大全共斗的阿哥哥派对，也被放在强调「如果他们把头盔脱掉，那么他们也就全然像是现代之子」的脉络下报导。尽管只要通读日大全共斗编纂的《叛逆的街垒》，便可见到大部分文章都诉说了正当的问题意识与斗争始末，但大众传媒上却只有「在马克思与可口可乐的氾滥中展开斗争」一节变得知名。而当时的年轻人也对年长的运动者心怀抗拒，似乎对自己将文化与斗争接轨感到相当自负。

第二，对政治运动与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存在问题。如前所述，学生运动的核心运动者，无论在时间上或经济上皆无余裕从事文化运动。同时，如J．A．凯撒或久保田麻琴般热中于剧团或音乐创作活动者，特别是以其为职业维生的人，则无时间或经济上的余裕去参与政治运动。简单来说，没有人可以同时既是东大全共斗的议长又是剧团「天井栈敷」主角，而且在时间、物理上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

不过，也有不少人像上述的「疯癫族」少女和抗争游行前到「阿哥哥喫茶」的女学生一样，偶尔参加游行，偶尔也进出街垒，立志当演员或前往「阿哥哥喫茶」，同时边缘性、部分性地参与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从绝对数字而言，比起当一个核心运动者、真正的剧团演员或音乐家，各个领域都有部分参与的人占据了多数。

连带说明，自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出生的世代虽有「团块世代」、「婴儿潮世代」、「全共斗世代」等称唿，但其中的「全共斗世代」则与实际状况有所出入。这主要是因为，一九六五年的大学升学率为十七．○％，一九七○年为二十三．七％，此世代的人们大约有八成都未升上大学，也与全共斗运动无缘。

而且，大学生也不是全数都参加全共斗运动。京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上野千鹤子在二○○六年表示，「〔大学内〕全共斗派如果加上周边的赞同者大约有两成，反全共斗的人大约有两成，剩余的六成大学生是所谓的不关心政治者。」[189]这虽然是上野的推测，但应与实际状况颇为相符。

在前述《世界》杂志对东大学生的调查中，即便因时期有些变动，不过大致仍得出「参加」、「支持」全共斗者大约从三十一％到三十八％，採取与全共斗「对抗」立场者从十％到二十八％，剩下的是「中立」或「不关心」的大学生。此外，「参加」东大全共斗人数最多的时间点（一九六九年一月）也只有十六．九％[190]。

包含京都大学在内，不像东大斗争那么热烈的各地大学斗争中，参与全共斗运动者不过百分之几，可推估大半的学生都属「不关心政治」者。这些「不关心政治者」当大学被街垒封锁而无法上课时，要么回老家，要么外出旅行，要么在家读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类似桥本治这种热中参加社团活动者甚多。

一九四七年生的越平联运动者山口文宪，在二○○六年如此叙述[191]：

想当然耳，即便在学的大学爆发热烈的全共斗，也不可能全体学生都参与。那些不关心的人，在未参与政治的意义上当时称为「不关心政治（学生）」（或者「普通学生」），无论在哪一所大学，都是此类学生占多数，这也是事实。

例如开创优衣裤（UNIQLO）的柳井正会长（一九四九年生，大概因生于二月，所以与一九四八年生的人一同入学）当时也是早稻田政经学部的学生，他的大学生活如何呢？

「虽然上了大学，但恰逢学生运动炽烈的时候，几乎不曾去学校。罢课很多，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学处于封锁状态。对于那些偏向暴力倾向的学生运动，我无论如何都无法适应，最后就在看电影、打小钢珠或麻将中，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大学四年。」（《一胜九败》，新潮社）

团块的大学生中，这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样态。

那么，在真实的状况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参与全共斗的体验，对此事该如何认定？假设当时全日本的大学生中，有二十五％（这是高估的数字）与全共斗发生关联好了，在那个大学升学率十六％的时代，有二十五％大学生参与，那么占整个世代的比率，至多为四到五％。换言之，只有这么多人亲自参与体验过全共斗。……那，这种体验的质量又如何？

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即便总体称之为全共斗体验，但实际状况仍因人而异，相差甚远。一方面，那些戴头盔的同学来强行招募（当时的用语称org，取自组织、组织化的英文organize），在既害怕又感兴趣的状况下参加了两、三次抗争游行，类似这种参与程度的人也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多次被逮捕最终被实际判刑入狱，遭退学的人。……因此，那些基于自身一点体验就自吹自擂「我是前全共斗成员」的家伙，恐怕不过是在吹牛。

在同世代中即便加以高估，也仅有四到五％的人具备「全共斗体验」，因此「全共斗世代」的称唿当然并不适当。此称唿会普及，可推测是因体验过全共斗运动的人皆为大学毕业菁英，日后有较多在大众传媒上发言的机会，因此才出现此一词汇。

顺带一提，一九八五年东京生活文化局在《关于刚满三十岁者的生活意识调查》中（当时此世代届龄三十），询问如何称唿自身世代，「全共斗世代」排在最后，而且四十四．五％的男性与五十二．五％的女性都回答「感觉很不好」。排斥这个词汇的理由有「此印象仅代表极少数人」、「我在学生时代反对全共斗」等[192]。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代没有上大学的八成左右人们，加上即便上了大学也未参加全共斗的人们，对于自己被称为「全共斗世代」会感到意外吧。

此外，山口所举的「体验的质量」也相当重要。如前所述，一九六九年二月《世界》杂志对东大学生的调查中，回答「参加」全共斗者，一九六九年一月为十六．九％。当时东大大学部学生约一万三千人，研究所学生大约四千人，其中的十六．九％代表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约有三千人「参加」全共斗。

但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中，坚守抵抗后遭逮捕的东大学生为一百零七人。为了持续抗争，部分参与者如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便在全共斗的决议下事前出逃，即便如此其余超过两千数百人自称「参加」全共斗者，大概绝大多数只是发发传单、参加过几次抗争游行的程度。

这类部分参与者与核心运动者不同，大概有充裕的时间与金钱可以去看电影或跳阿哥哥。对这样的人而言，说记忆中的六○年代末是「抗争游行与阿哥哥的时代」，其实也不为过。在日后，当全共斗被以夸张的形式叙述，六○年代末才呈现出一种「政治与文化革命的时代」这种表象。

作为这种表象的例子，可举批评家四方田犬彦在二○○三年回顾他高中时代的作品《革命青春：高校1968》[193]。他在书中谈到自己又去鉴赏法国新浪潮电影，又听摇滚乐，又阅读现代诗，还在高中斗争中参加了街垒封锁等丰富多彩的体验。

然而，阅读后冷静思考，对于这些电影或音乐，他不过是以消费者的身分观看乃至购入商品。他在文化层面的创造性作为，仅停留在与友人录制前卫音乐风的录音带。况且在他的高中，主导斗争者为共产同系统的高中生组织，即高安斗委的运动者，四方田则几乎没有担负到这类角色。

换言之，四方田本身，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没有进行创造性的、积极性的活动。但当他大量举出当时的电影片名与事件名称，藉此高谈阔论自己的高中时代时，遂给人一种他宛如在那股巨大的文化、政治动盪中一路走来的印象。

顺带一提，当时四方田所居住的家宅有中央空调系统，搭配玫瑰雕饰拱门，属于豪宅等级，而且位居东京都中心，在东京教育大学附属驹场高中通学，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皆为相当富足的阶层。当他陈述自己得以鉴赏大量电影、购买高价的唱盘与录音带时，也不能无视背后的这种阶级背景。

关于这种出身阶级的问题，美国的新左派（New Left）与日本的新左翼也有所不同。如第四章将介绍的一般，社会学家高桥彻受到美国新左派运动者的研究刺激，自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初也对日本的学生运动者进行调查。结果判明，美国的新左派运动者多出身中上阶层，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也倾心于新的文化，与此相对，日本的学生运动者多出身中下阶层，平均生活费也低于一般的大学生，因此并无时间、经济上的余裕参与文化活动。

笔者并无批评四方田的意图。如果二十岁前后的年轻人能够从事创造性的文化、政治活动，那足堪称为天才，同时也是颇受命运眷顾之人。且恐怕不仅四方田，当时大多数边缘的参加者们实际上应该也只参与了部分、周边的活动，即便如此，应该不少人感觉自己从当时的文化与政治运动中受到重大影响，这点自然不难想像。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期，就算客观上与某事仅发生些许的关联，对当事人却留下重大的影响，这种状况屡见不鲜。四方田的《革命青春：高校1968》也只是率真地写下自己高中时代的回忆，最后成为上述的叙述而已。

关于产生「政治与文化革命」神话的第三个理由，是每一年的变化都颇为巨大。如学生的衣着、发型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出现急遽变化，随着经济高度成长，大众文化的渗透也在仅仅几年间改变了学生运动的氛围。阅读现存的资料纪录，一九六六至六八年学生们施行的自主企画，与一九七○至七一年左右的企画相较，可以看出微妙的变化。理所当然地，随着时代的推演，出现越来越亲近包含摇滚在内的大众文化的形式。

而总体而言，年长的运动者对「小布尔乔亚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抗更为剧烈，与此相对，年轻几岁的运动者对大众消费文化抱有亲近感的例子并不少。一九五○年生、当时的年轻运动者高桥源一郎在二○○三年如此叙述[194]：

比我们高差不多两个年级的人，差不多都是无可救药的率直左翼，低一个年级则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已经变成消费社会化的左翼了。

现在也还记得，当时的运动者戴着头盔呀。那是一个记号，用来区别，红色〔共产同〕又是左翼的颜色，还有白色〔中核派、革马派〕、黑色〔无政府主义支派乃至无党派（Non-sect）〕等。不过，我的学校存在黑、银双色的团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把资生堂的「MG5」化妆品瓶子直接图案化而已。

在前面曾引用宫崎学说运动者们「略显脏乱的打扮」的文章，是对一九六六年的描写，而在三年后的一九六九年二月周刊杂志上，他则如此提到[195]：「说到以前的运动者，风格大多是略显脏污不修边幅。当然现在的激进派搞斗争时也是略显脏乱的模样，毕竟笔挺的打扮也不能做抗争运动，要把自己弄得有点脏才是帅气的运动者。……因为，套上飒爽的皮夹克，穿着紧身的牛仔裤，让头发长得像披头四一样长，才是同世代的年轻人公认的帅气。」

因为上述的报导都以强调当时运动者是「现代之子」的笔调来撰写，因此内容必须打折扣来阅读。即便如此，数年间经济高度成长的果实，亦即大众消费文化渗透到运动者之中，某种程度上属真实状态。因此，年龄越小的运动者，就越有把「那个时代」回忆成文化与政治紧密连结的状态。但这与「高差不多两个年级」的运动家的回忆大相迳庭。同样的，根据参与活动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八年，抑或一九七一年也会有所不同。

以上，我们分析完了「那个时代」反叛的世代政治背景及教育体验，以及「一九六八年」乃「文化革命」的「神话」实际状态。下一章将说明这个世代的真实文化背景，也就是他们的童年经验，以及背负这种文化背景的他们在经济高度成长下激烈变化的社会中直接面对的认同危机，还有亦属本书主题之一的「现代的不幸」。

183 〈全学连女性闘士二五人の爱情报告〉（《周刊サンケイ》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八日号）二○页。↺

184 大宅壮一．大野明男．草柳大蔵．いいだもも〈全学连一○．二一付近総まくり〉（《现代之日本》一九六八年一一、十二月合併号）三四页。↺

185 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II》一○二—一○三页。↺

186 〈バリケードは呗い始める〉（高沢浩司编着《全共闘グラフィティ》新泉社，一九八四年）三二—三三页。↺

187 无署名〈A．Y．M〉及藤代诚〈マルクスとコカコーラ〉（皆收录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闘争委员会书记局编《反逆のバリケード》三一书房，初版一九六八年，复刻版一九九一年）复刻版一八六、一八二页。以下对本书的引用皆出自复刻版。↺

188 〈大学のニューラジカルズ〉（《サンデー毎日増刊》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号）七九页。↺

189 上野千鹤子〈楽天性もつ「原っぱ世代」—しぶとく生きのびてやる〉（《朝日新闻》二○○六年二月二○日）。↺

190 前揭《世界》编集部〈东大闘争と学生の意识〉六四页。↺

191 山口文宪《団块ひとりぼっち》（文春新书，二○○六年）一○一—一○三页。↺

192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一三六—一三七页。↺

193 前揭四方田《ハイスクール一九六八》↺

194 高桥源一郎．大冢英志〈「歴史」と「ファンタジー」〉（《トリッパー》二○○三年夏季号）七页。↺

195 前揭《大学のニューラジズ》七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