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运动的契机，每个学生各有不同。不过，铃木与高桥的调查也指出，这些学生大多是进入大学后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他们的阅读倾向皆偏向人文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这点双方报告的内容一致。

高桥指出，他们到高中为止爱读的有《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居里夫人》、《蒂博一家》或托尔斯泰等作品，并如此说明：「他们注意到自己与无论哪个时代都有的『正义派』反抗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如此。虽说多少有些早熟，他们的本质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主动的虚无主义者。」[82]奥浩平也有相同的阅读倾向。

关于是否受正规教育的影响，根据高桥的调查回答「不受影响」者有四十％，受到「来自教师的人格影响」者有三十一％，「枯燥无味的中学、高中教育内容反而植入了反抗心理」者有十一％[83]。虽然回答如奥一般受中学教师影响的比例仅止于三成，但恐怕他们自觉记忆的中学、高中教育，也在潜意识层次内化了初等教育时接受的民主教育影响。

高桥调查了他们首次感到社会矛盾的经验[84]，并区分、举出了三大类：「（一）亲眼见到贫困与歧视（四十二％）；（二）来自文学或思想世界的感召与影响（二十一％）；（三）自身生活的贫困与不得志（十九％）」。第二类关于喜欢阅读的书籍已如前所述，而关于第一类的学生，高桥举出如下事例：

「在小学的学生会帮忙朋友时，得知有缴不出家长教师联谊会（PTA）费的朋友，不过当时只觉得对方的爸妈真没用，大概就这种程度的同情而已。关于这点，随着由小学六年级升上中学，逐渐意识到现实中围绕我们的社会有所异常。直接的原因是看见正参加勤评斗争的老师。」（构改派学生）

「在高二左右，见到过乞丐。见到成人的乞丐只觉得对方应该有什么苦衷，但见到孩童乞丐却很于心不忍啊。亲身感受到社会哪里出错了。」（社学同学生）

另外，高桥针对第三类也举出学生如下发言：

「我家是做买卖的，所以从中学一年级起就被叫去帮着工作。其他的同学啥都不用做也有饭吃。这么一想，就对有钱的家伙感到一股怒火……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社会充满反抗意识吧。」（革马派学生）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双亲是中产阶级的下层，而我们却居住在高级住宅区。所以，或许是我自己有点被害妄想症吧，总觉得抬不起头来。这种情感与社会整体问题连结起来，大概是高一左右。」（民青学生）

如第一章所述，虽说正值经济高度成长期，但仍有许多缴不出营养午餐费的贫苦家庭孩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得知，类似重信房子般贫苦孩子出身之后成为运动者，或者如永田洋子般因同情同学而重新审视社会者，都以此为契机接触社会运动。

这些学生感受到社会的矛盾，到高中为止阅读过人文主义文学，进入大学后加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党派。高桥举出日本新左翼党派的特徵是：即便不断批评共产党与苏联，仍视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革命思想。他如此说明[85]：

「欧美几个战斗性质的学生运动，或公然或隐密地脱离该思想〔马克思主义〕，并主张该思想已不适合今日〔已开发国家社会〕，这种〔日本新左翼党派的〕不退让反而让人感到了不起。此外，当许多学生受到『意识形态终结』思想的影响，或者倾心科学主义，或者倾向现实主义时，我国的这种思想上不转向的状况，反而给人一种回归古典的感觉。」

这种马克思主义根深柢固的理由之一，在于日本与法国、美国之类先进诸国相异，到五○年代为止仍等同于发展中国家，在六○年代则变成经济快速成长国家，因此一部分仍保留着五○年代发展中国家型的思想典范。到五○年代为止的贫困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可以说，其中的一部分也被带进了六○年代。

此外，如第一章也说明过般，他们在经济高度成长下漠然抱持的「现代的不幸」，此前在日本并无普遍流通的语汇可以表现，而他们选择的词汇，便是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马克思思想中以「异化」论为核心的人的面向，理所当然地也备受他们青睐。关于这个问题将于结论中再次讨论。

更进一步而言，马克思主义会在新左翼各党派中深入扎根的另一理由，在于运动者往往在理论学习上不够充分。当时的日本包含翻译在内的出版品、书店尚不充足，书本价格亦高。许多党派运动者只能抽出活动之间的时段阅读些许的原典，或者阅读党派机关报刊登的自家党派论文，仅仅如此就已耗尽他们心神。

曾为共产同同盟成员的府川充男在二○○四年的座谈与二○○二年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86]：「当时的运动者没有人具备充分的基础素养。」「当时运动者眼前可见的文献量，在今日看来简直是令人无法置信的稀少。」「『六八年革命』当时，原本资料就缺乏，而那些带资料来、被称为〔干部〕党派运动者的人又极其忙碌，大家多少都得採取『单斗』（「单纯武斗」的简称，指不管理论只进行斗争）的干法。大概就是撷取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斯基、宇野经济学，看状况再纳入些主体性相关理论，之外就是依靠党派文件之类的东西了。」

府川也如此回忆[87]：「例如，〔现在〕研究伊斯兰歷史的东大教授山内昌之，在北大社学同时以渡边数马为笔名在《理论战线》上撰写对社青同解放派的批评，仅是完全照抄门松晓钟〔广松涉〕刊登于《共产主义》第九号中的〈异化革命批判序说〉。」「如此，无论对身为行动者的领导层或干部而言，都只能身陷承继自五○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泥淖中无法自拔。这种状况下，无论是马克思或列宁，都不被定位成各特定时代、社会脉络下的『古典』，进而与当今进行对比与相对化，做出多样的解读或解释，而是将其当作『圣典』乃至『经文』来祭祀崇拜。」

日本的新左翼各党派与其他先进诸国相较，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其背景原因也与上述情状有关。简要而言，即便日本正因经济高度成长从发展中国家蜕变为已开发国家，但当时日本国内流通书籍甚少，运动者也普遍贫穷。

而经济高度成长与越战等前所未有的事态，也让各新左翼党派在理论上追赶不及。加入共产同的三上治在二○○二年如此叙述[88]：「当时的新左翼真的相当混乱，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具备明确主张之类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不相干的地方拿着可以说是空谈的理念戏耍着做文章而已。」

那么，当时的运动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何种思想？高桥引用了三派全学联委员长、中核派秋山胜行的着作《全学联思考什么》[89]：「打破既定的权威，追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无政府主义与存在主义中拼命找出对革命思想有帮助的东西。」「部分最进步的学生所抱持的思想，并非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枯燥无味的伪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为史达林主义），而是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

换言之，学生追求的并非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既存的「枯燥无味」马克思主义（史达林主义），而是纳入无政府主义与存在主义等要素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高桥针对各新左翼党派如何认知马克思主义，将其分为三类[90]。第一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基于歷史唯物论的科学认知，将其视为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某种意义上这属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根据高桥的说法，「这种常识性的概念化，多见于『民青派』的运动者。」

第二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性的现状分析理论，也同时参照列宁或葛兰西的思想。高桥指出，「这类型的主要推手是『构革派』，从该新左翼党派也被称为『现状分析派』即可轻易推知。」

第三类，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可让遭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人恢复主体性的思想，高桥说明「平时就严厉批评史达林主义欠缺存在主义契机的『三派系』与『革马派』多属之。」特别是革共同系的中核派与革马派非常重视「主体性的形成」，这点已于第三章说明。

据高桥的说法，只要是从主体性理论出发阅读马克思，「理所当然会喜欢阅读马克思青年期」重视异化论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认识论上的断裂』（路易．阿图塞语）期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则带着哲学人类学的观点来加以阅读，此点饶富深意。」

如前所述，法国的阿图塞认为，马克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之后抛弃了异化论，改走上科学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述是为了对抗法国共产党的官方见解。然而在日本，如笔者前作《「民主」与「爱国」》所述，自二战战败后起，日本共产党与主体性理论（与六○年代性质不同）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因此强调马克思是科学式的社会主义。而日本大部分的新左翼党派都与共产党处于对抗关系，故以异化论与主体性理论为主轴来阅读马克思。

顺带一提，在日本解读马克思时，被评为从异化论转换至物象化论的广松涉研究，因可从异化论驳倒重视「主体性形成」的革共同（中核、革马派），所以成为共产同的理论支柱，而广松也支持共产同。

但根据共产同同盟成员府川充男的说法，共产同机关杂志《共产主义》在一九六六年刊登广松的〈异化革命论批判序说〉时，「共产同内部完全没因该论文的出现而欢欣沸腾」，「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知道究竟写了什么。」[91]这是一段可反映出当时运动者理论程度低落的轶事，而广松的马克思解读是从七○年代起才广被熟知，因此可说六○年代的新左翼各党派仍以异化论、主体性理论为主流在解读马克思。

透过这样的分析，高桥指出「他们心中描绘的马克思主义，多少是投射各自理想与价值观的一种理想型」，对他们各自而言「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皆因人而异。因此，无论是否为日本或苏联共产党认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运动者们仍各自摸索着「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表现不满与认知的语言，他们只能挪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这点当时的运动者也说明过。前述府川提及因「『六八年』当时左翼的论述匮乏」，「即便现实中持续出现变化，但左翼在理论语言的层次上一点也无法加以表达。」[92]

共产同是各种理论混杂的组织，其中「马战派」依据的是岩田弘的经济学说。结构改革派重视葛兰西等、社青同解放派重视罗莎．卢森堡并以其作为理论根据。

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连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感到怀疑。经济学者岩田弘把日本定位成「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弱的一环」，因为他提倡日本革命将连结到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在共产同与马战派中大受欢迎。然而，岩田面对新左翼各党派的「特殊的遣词造句与不成熟的措辞」时，也认为那只是种为了对现有革新组织表达「我们与你们有所区别的记号罢了」，这点已于前章提及。

奥浩平是在充分理解某个新左翼党派的理论后才选择加入，但比起奥浩平的这种方法，恐怕大多数的运动者只是依靠各派的风格是否与自己「合得来」，来决定是否加入该党派。比如，喜欢街头斗争的人选择中核派，喜欢人生论或抽象议论的人选择革马派，大致呈现这种倾向。关于这点将于本章稍后说明。

此外，根据高桥的说法，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大多是进入大学后的事情，但四十五％的调查对象「自白道，首次接触后便完全沉迷于其魅力，之后贪婪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高桥举出构改派学生的例子如下[93]：

从高中时代起便对人性、社会矛盾等问题抱持强烈关心。而且也有潜在的反叛心理。然而，人性也好，社会矛盾也罢，因为都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加以掌握，因此反叛心理也总处于混沌状态。不过，进入大学后，当初黑白色调的升学考试经验也起到帮助，带着一种不服输的气势阅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结果感觉一举眼界大开。原本我心中的人文主义式朴素情感，终于找到了跨入科学认知的途径。

虽然如此，运动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并非全无批判。高桥也将其分为三类[94]。

第一类，由于自己学习尚不充分，因此节制自身的批判。据高桥称，此类型多属于顺从中央的下层党员，而且以民青派运动者居多（五十％），不过应该与民青站在相对立场的三派系中也有不少（三十％）。然而，两者的动机却截然不同。高桥举出民青与社学同运动者的言论如下：

「见到卖弄一、二年级学到的一知半解知识，吵吵闹闹发表意见的托洛斯基分子，特别让人感到可怜。为批评马克思主义而欲提出一种总结式、统一式的理论，我们学生根本办不到。」（民青学生）

「运动忙到不可开交，完全没时间做批判之类的事情。谁能帮我们做做这种事情呢？」（社学同学生）

换言之，民青「想节制批判」，起因于认知到自身的知识不足。与此相对，三派系的「想节制批判」，则来自比起理论更关心直接行动。

第二类，认为自家派系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才是正统，对他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进行批判。在各派中都有不少这种类型的人，其中公开宣称要以自身优越理论解体其他派系的革马派尤为众多。高桥调查的学生运动者中，採取这种立场的民青占二十一％，三派系占十二％，构改派占三十六％，革马派占六十四％。

第三类，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本身抱持怀疑，欲对其进行总体性重构，或对马克思主义抱持不信任感者。据高桥称，民青或构改派中此类约占二成，革马派约占一成，三派系人数尤多，占三十九％。

高桥上述的调查结果显示了两点见解。其一，类似存在主义般，三派系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倾向，其看法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与既存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性的相异结构。」

不过高桥的另一点见解认为，因三派系许多人较诸理论更关心直接行动，故他们「基于存在式的筹画（entwerfen）进行活动，当直接面对权力高墙与大众的漠不关心而失去初衷时，遂切断认知活动採取直接行动，产生倒果为因的状况。这已经不属于批判而是虚无主义。」换言之，他们不相信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理论，只採取直接行动来寻找「存在意义」。

82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三页。↺

83 同前论文一八三页。↺

84 以下引用与访谈同前论文一八三、一八四页。↺

85 前揭高桥〈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七一页。↺

86 絓秀実．高桥顺一．府川充男〈「六八年」问题をめぐって〉（首见于《情况》二○○四年七月号）及府川充男〈「六八年革命」遶る断章〉（首见于さらぎ徳二编着《革命ロシアの挫折と崩壊の根因を问う》筑地电子活版，二○○二年）。皆重新收录于府川充男编着《ザ．一九六八》（白顺社，二○○六年），引用自七三，二二，二八页。↺

87 前揭府川〈『六八年革命』を巡る断章〉二八，二九页。↺

88 前揭三上（序章）《一九六○年代论Ⅱ》五七页。↺

89 前揭高桥〈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七一页。↺

90 以下三种分类及对其评论引自同前论文二七二页。但根据高桥调查，虽说三种马克思主义观各以民青、构改派、革马派及三派系居多，但各派中採取该种马克思主义观者大约五十％左右，各派中採取其他两种马克思主义观者大约二成左右。无论如何，各新左翼党派干部中有五成左右共享这三种马克思主义观，可说仍是饶富深意的观察与想法。↺

91 前揭絓．高桥．府川〈「六八年」问题をめぐって〉七二页。↺

92 同前座谈会四七页。↺

93 前揭高桥〈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七三页。↺

94 以下三种类型及其评论出自同前论文二七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