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日本学生运动史上最初的自主管理，便在摸索中前进。竹村于斗争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25]：

最初的出发点是自主发起的读书会。《教育与教育政策》、《我的教育宣言》（宗像诚也，岩波新书）、《塑人论》（长州一二，三一新书）、《战后教师故事》（三一书房）、《教育白皮书》等教育相关书籍，随斗争委员会分发的资料一起被阅读、讨论。高年级学生开始进行专门研究。这些计画逐渐被自主学程委员会汇整，决定制作日程表时，规划当天何时用于斗争、何时用于学习。最终这个委员会中，学生认真讨论并提出了自主学程的方针。

在自主管理中，很重视直接民主主义。竹村叙述，「重要的斗争单位由班级、研究室组成，由各班级、研究室的代表即斗争委员决定的方针，也全数在每天召开的全体会议中在获得全员同意的基础上实施。特别重要的事，会举行学生大会正式决定。以此为斗争原则的话，看起来便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处。」[26]

根据第四章提及的调查当时学生运动的教育学者铃木博雄称，在持续约一个月的自主管理中，全校大约四成的学生到街垒封锁的校园参加自主学程[27]。被延聘为讲师的东大研究生说，「让人惊讶的是学生明明是在罢课，却每天带着募款到校。」[28]

这次运动根植于对现存大学教育的不满。竹村如此说明[29]：

学生在大学里总是被动的。上课——出席与做笔记——的形象束缚了自我，而非自主满足求知慾的人。学生追求更有逻辑的、更为合理的、更具人性性质的学问，但却被出席卡、做笔记，以及贫瘠的设备与脑袋孱弱的教授所切断。疏离并不只存在上课方面。变更名称改变了学生身分，但此事至决定为止皆未告知学生。何况学生们根本不愿认可这些决定的内容。此处呈现的，是对决定自身命运的完全疏离，站在与自己无关之处，被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客体感爆发为对教授会的激愤能量，之后为了尝试加以克服而转化为运动。

这种自主管理满足了学生们的期待。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的《图书新闻》刊登了「中村君」的体验记，叙述道[30]：「中村君」到高中为止一直是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带有方言情结所以只有两个同乡的朋友，一直过着蜗居租屋处的生活。但，一九六五年的学园祭打出「从被饲育的思想中脱离吧！」的主题后，他被触动而参加班级讨论，最终也出席反对学程修订斗争的校内教学讨论课。接着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被选为自治委员，他也在迷惘之中接下此职。

然而在寒假返乡后，教授会决定更改学部名称。愤怒的他身为自治会执行部员加入团交。接着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当三户部斗争委员长提出自主管理战术后，「中村君」旋即有如下感受并採取行动：

三户部君的发言，宛如给疲惫不堪的中村君脑袋照下一片日光，带给他轻盈的感觉。学生再度生气勃勃。即便无人特意提出「清水之丘〔当时横滨国大所在地〕公社」这个词语，大家仍开始如此耳语。为了达成校园的自主管理，中村君也起而行动。自主学程检讨委员会活动起来，制作时程表、选择教材、轮流阅读、进行报告、做讨论……每个人、每间教室都展开多元的自主学习。排除校内的教授，从外部延请讲师。

学生自主管理学校，并非「聊天小屋」，而是以自己的规则来决定自身的命运，由自己来执行的自立行动团体，这正是公社。

铃木引用上述文章后如此叙述[31]：「在此状况下，N君切身感受到与真正的同学结为一体。他这么想，这才是真正的『大学』。」由此可见，当时的大学斗争在建构他们想像的「真正大学」的同时，也是一种为了逃离「现代的不幸」恢复自身「主体性」（identity）的行为。

能够一路执行这种形态的斗争，中央斗争委员会留心经营也是原因之一。当时的横滨国大斗争委员会执行部中存在着中核派、社青同解放派、社学同ML派、无党派等各式各样的运动者，学艺学部自治会以社学同ML派势力最强（一般认为横滨国大是中核派的据点）。因为有这种混合状态，所以能遵守「经讨论、统一后才提出执行部方针；各派自身的行动与这个层次区别开来」等原则[32]。

同时，民青遵照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路线，主张不与有良知的教授为敌，而应与他们合作共同对抗国家权力，唿吁避免与教授对决。但因前一年反对日韩条约斗争中，民青并未积极参与武力行动，不受新左翼党派欢迎，在学艺学部与工学部的自治会选举中落败，仅掌控了经济学部自治会。且在学艺学部更名斗争中，学生们群起支持自主管理，二月一日经济学部也决议通过罢课，因此在执行部的方针下，民青也不得不参与斗争[33]。

竹村在斗争后表示，各班级与研究室的讨论透过斗争委员上达给执行部，藉此贯彻「正统」直接民主主义的方式，是「引领数种学生运动潮流，甚至民青也被纳入，使运动一直到最后都未面临分裂的最大原因」[34]。斗争委员长三户部贵士也记道，「学生自治会的战斗，恐怕谁都没料想到会以如此民主的方式展开作战。」[35]《图书新闻》的报导也提及「支撑此长期斗争的是澈底的民主主义。无论多么小的战术决定，学生们都透过群众讨论来决定。因为只有群众讨论决定的方针，所以执行部与新左翼党派之间并无对立。」[36]

实际上，前述教育学者铃木博雄是当时横滨国大的助教授，因本次斗争的机会，他开启对学生运动的调查。他将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以后的大学纷争调查结果，整理为着作《学生运动》，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正好是东大斗争与日大斗争正式展开前——出版，其序文写道[37]：

「由于我经歷过〔昭和〕四十一年的横滨国大纷争，同时身为大学教授也为了理解今日大学教育应有的形式，所以认为有必要努力理解学生运动。」「在与浑身满是激愤、张牙舞爪而来的学生交涉中，我发现了与我学生时代的学生运动者截然不同的类型。我意识到若依过往的经验，不仅无法理解他们的主张或战术，甚至不懂他们的理论与心情。面对这种未知类型的学生，教授们不知如何是好。看着教授们回答问题时，大为偏离学生们的真正想法而引来学生讪笑，被赶出街垒后，方知『自主管理』这个词汇的严重性，并体会到我们大学教授对学生运动太过无知，为此感到羞耻。」

一九二九年生的铃木，将一九六六年横滨国大的学生们视为某种「未知的类型」。而一九三○年生的评论家中岛诚，在体认到一九六○年代中期以降的学生运动与自己参与的一九五○年代初期学生运动性质完全相异后，写下了他的「震惊」感想。

中岛是在观看记录一九六五年发生高崎经济大学罢课的纪录片《压制之森》（小川绅介导演）时，感受到那股「震惊」。高崎经济大学因优先接受当地有力人士或企业家子弟入学，导致参加正规考试入学的学生批评前者为「非法入学」，进而发起罢课斗争。而即便自治会相关人员已遭逮捕，暑假期间仍有十多名学生占领、固守学生会馆。

中岛看过纪录片后，描述自己受到的冲击[38]：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十几名学生在盛夏固守学馆时的言行。他们在该处举行中央委员会，讨论今后该怎么办，如何进行斗争。……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但最终他们都会回到自己身而为人的这个主旨。他们从事学生运动，是为了抵抗权力，贯彻维护生而为人的权利。坚守期间有学生打算去尾濑沼游玩，经过劝说后该学生又返回。他们强硬说服这位友人道，「你现在离开这里，就等于向权力屈服，向权力屈服就等于放弃活着。人是否活着，就是能否贯彻存在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必定会追究到人的问题、存在的问题，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与他们年龄大概相差快二十岁，我的世代，也就是战后不久的学生运动中，皆未提及存在与否，或者身为人的权利之类的问题。

在我的学生时代，先锋党〔共产党〕是唯一的，我的理解是，社会革命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在先锋党的领导下进行。……从而，所谓的学生运动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即尽可能向学生灌输先锋党的革命理论使其理解，并吸收、组织他们为行动的援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们有种自觉，认为自己是一种触媒，具有非常禁慾式的伦理观与正义感，而且与「普通学生」间存在着隔阂，有容易落入自己在革命过程中不惜牺牲性命的悲壮感与自以为是的倾向。为了自己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学习、研究，为就业而考试、结婚、娱乐等一切「为了自己」的问题都被忽略了。学生运动者并非为了自己而活而参与学生运动，而是自我认知为革命的辅助手段。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战后数年间的学生运动中，我们最敌视的战争中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精神结构，尚留存于行动深处。这就变成了二十四小时行动主义、极端禁慾主义，甚至当紧绷的神经因外界冲击而放松时，又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然而，今天的学生运动，特别是仅看过《压制之森》后，发现运动完全是为了自己。

如中岛所叙述的，五○年代初期的学生运动，由日本战败时正值十多岁的世代承担，在皇国教育被注入的「灭私奉公」伦理尚被大量保留下来。加上当时大学升学率低，大学生是少数的菁英，在此状况下，学生运动者应牺牲自身菁英地位为革命奋力迈进，所以在中央委员会上不可能讨论自我认同等私人问题。

但一九六○年中期以降的学生则有所不同。他们接受民主教育，主张自己的权利，认为只有自己能决定自身命运。加上经济高度成长导致的生活与文化变化，大学升学率的急速上升，使学生的存在意义产生改变，因此他们陷入包含认同危机在内的「现代的不幸」中。为此，透过斗争确认自身认同，借用中岛的表现就是「运动就是为了自己」，他们展现出前一世代运动者与教授想像不到的运动形态。

此外，六○年代中期的学生们因不像前一世代对战争拥有强烈的共同体验，而怀有一种自卑感，他们想要透过自身的斗争经验去解除这种自卑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的《横滨国大新闻》如此叙述[39]：

我们的世代几乎没有战争体验、安保体验等横向扩散的均质体验。我们逐渐地个人化。硬要说的话，就是大学问题。对我们的世代而言，形成自我的思想，将其打磨、锉平的大锉刀，大概就是大学问题。参加后是否化为自身思想发展的一部分，并不清楚，因为这部分的责任其实在个人本身。我们不能把这个统合运动单纯视为物质活动，它形成了我们自身的思想。这不就是自己负起自身的责任吗？

若从这个理论出发，运动当然希望能阻止学费上涨与更改学部名称，但在参加此运动时，更重要的是学生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与「自身思想」。横滨国大新闻会的竹村弘在斗争后的文章写道，自主管理「作为对抗权力的主体，必定需要进行自我确认的作业。」[40]

我们在第四章介绍了高桥彻针对学生运动者的调查，对于中核派学生吐露「人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想到这里，我似乎是为了追求答案而参加运动的」，高桥彻如此评论[41]：「如果在运动中自我充实支撑存在价值，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修辞，那么我们从中见到的，便是过往社会运动未曾见过的新运动观的扎根。」

如铃木所记录的，面对这种「未知类型的学生」时「教授们完全不知所措。」据一九六六年四月的《图书新闻》称，厌倦了无趣授课的学生在自主学程中也会努力学习。因此「在团交的场合，教授们不用功的状态被学生们暴露出来，屡屡还引学生发笑。」《图书新闻》举出一个如下的例子：「学生对着教授怒喝，『你们这些家伙，知道课程这个词吗？知道的人举手！』结果竟无一名教授举手，引得学生们讪笑。」[42]

当然，学艺学部的教授们不可能不知道「课程」这个词在文法上的意义。但学生们质问的并非那种形式上的意义，而是究竟基于何种理念将教育组织成「课程」。习惯遵从文部省指示组织学程的教授们，或者无法回答，或者一如铃木所言般「教授们回答问题时，大为偏离学生们的真正想法而引来学生讪笑。」

25 同前论文六五页。↺

26 同前论文六五页。↺

27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四○页。↺

28 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五页。↺

29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六六页。↺

30 以下「中村君」的事例及引用出自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31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八五页。↺

32 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五—一二六页。各新左翼党派与无党派运动者重视平等与自由的说法，出自中核派干部北小路的文章，因此有中核派自吹自擂之嫌，但观看横滨国大斗争相关资料也有佐证，因此次处仍加以採用。又，学艺学部自治会中ML派强势的叙述，出自前揭公安调査庁〈横浜国立大纷争〉八三页。斗争委员长三户部如第十六章所述，乃社学同ML派。↺

33 前揭北小路〈甦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六页。前揭公安调査庁〈横浜国立大纷争〉八二页。↺

34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六七页。↺

35 三戸部贵士〈学园闘争．残された课题〉（《二○世纪》一九六八年二月号）九七页。↺

36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

37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ⅰ—ⅱ页。↺

38 前揭中岛编着（第三章）《全学连》八—一○页。↺

39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八三页再引用。↺

40 前揭竹村〈学园自主管理の思想〉九六页。↺

41 前揭高桥（第四章）〈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八五页。↺

42 前揭〈学园コンミューン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