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全共斗已经几乎不受普通学生的支持，陷入孤立状态。

某经济学部学生表示，「许多学部都通过决议解除封锁，而他们根本没有代表东大的资格。我认为他们才是反动的。如果这样出社会，谁也不会理睬他们吧。」安田讲堂内同情派学生人数也大幅减少，东大全共斗学生说道，「因为士兵人数很少，所以最高领导层也一同打造街垒，干着与二等兵同样的工作。」[377]

新闻界对东大全共斗也变得冷淡，连对他们抱持善意的《朝日Journal》也写道，「东大纷争走到了三派系与民青争夺运动领导权的阶段，改变了原本性质。为了什么，要做什么，这个关键已然模煳」，「从政治力学来看，那么做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结果，他们应该懂这个道理。三派系被迫陷入孤立。」[378]

许多表示某种程度能理解东大全共斗主张的教授，也认为全共斗逃不掉把暴力带入校内的责任。文学部教授堀米庸三在当时如此写道[379]：

「共斗派诸君把给他们的制度和秩序都当作是欺瞒，对此进行批判，打算进行改革，这些都很好。」但「批判是他们的选择，甚至改革的手法也是如此。」「选择使用暴力手段是他们的自由，不过他们也必须对后果负起全责。」「然而共斗派的诸君急着追究这个社会的责任，认为是社会把他们逼入这些选择，却拒绝为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明显是逻辑错置，是自欺欺人。」

在四面楚歌的状况下，许多东大全共斗的学生都透露出不安。当时的报导记录了他们的心声[380]：

「我的心境是：已经不行了。原本普通学生也都为了守护安田讲堂而奋起，但随着形势逐渐不利，他们也选择离去。我们已经失去继续死守的意义了。虽然打算与同伴一起干到最后一刻，接下来机动队进入，出现最后的激烈冲突后，这一章节也就结束了吧……。」

「大概是因为现在形势非常不利，干部也开始把重点转向保卫战，东大斗争的宗旨不断变得模煳。对现状感到不安，或者该说即便脱离困境，也无法取回已获得的工作聘用，干脆就一路蛮干到底，就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啊。家里人也不断来唠叨，说一点也不后悔那是在骗自己。但就算想脱离，周围还有伙伴，心中实在非常混乱啊。」

「现在正好我老妈的身体微恙，如果继续让家人操心，往后就回不了家了。原本的就业没了倒是无所谓，但遭大学退学，说出去可不好听。大家都吃不下饭，身体变差，希望早点做个了结。老实说，我累了。」

没有金援的安田讲堂全共斗学生，一餐只能分配到一片面包、一个鸡蛋、一颗橘子，不少人出现类似营养不良的状态。早在十月二十一日新宿事件的隔天，日经联即宣布取消雇用学生运动者，日经联的雇用学生部长表示「到了这个阶段，企业里已有拒绝雇用参与纷争的大学毕业生的打算，经营者都是慎重主义者，所以完全不打算聘请站在企业对立面任性胡搞的人。」[381]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中也有人表示「大学啥的去吃屎吧，我要挺起胸膛殉身于革命」，「对我们来说，败北或胜利啥的，都不是问题。」对于社会上评价东大斗争是「革命扮演游戏」，也有人表示「都赌上了自己的人生了，还能说是在玩『革命扮演游戏』吗？至少这一点，希望社会能理解啊。不管谁说了什么，我们都会永久持续战斗下去。」[382]但看在外界眼中，那只是在「逞强」罢了。

另外也有关怀全共斗的声音，但都只是悲观的同情。某新闻记者表示，「因为他们是菁英集团，本来应该踏在平顺的道路上，各自走上社会的领导地位，他们的将来会如何，与其说担心，不如说遗憾吧。可惜青春化为残烬啊……。」法学部某教授吐露，「很遗憾，与代代木派相较，他们缺乏组织这种东西。被赶出大学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人生迟早变得七零八落吧。考量到每个人的才华，实在很可惜，最终不但会遭大学驱逐，还会澈底沦为社会孤儿吧。」[383]

很明显地，东大全共斗与支援部队气势已竭。如前所述，一月十五日「东大斗争胜利劳学总誓师集会」上动员了各新左翼党派的部队，但根据报导，实际的状况是聚集的人数「大约三千。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东大、日大斗争胜利总誓师集会』的动员相较，人数不到一半，而且脸上写满疲劳的神色。」[384]

一月十三日，东大正门两旁的门柱被写上「帝大解体」与「造反有理」的大字，还挂着毛泽东的大照片。这是东大全共斗内的新左翼党派之一，支持毛泽东思想的ML同盟旗下学生组织「学生解放战线」所为[385]。

「造反有理」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而在东大斗争的最末期，一个新左翼党派涂鸦写下了这一词。不过这个口号宛如整个东大斗争的象徵，在之后的全共斗运动中被广为传颂和模仿。

为了防止机动队进入，封锁的各建筑物中以各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为主配置防卫队。法学部研究室为中核派及第四国际约一百五十人，工学部列品馆以学生解放战线为主约四十人，法文二号馆以革马派为核心约四十人，医学部图书馆由社青同解放派约四十人负责，安田讲堂由数个新左翼党派的混合部队加上东大全共斗、全斗联的部分人手，共计约四百人死守[386]。山本义隆与川岛宏等东大全共斗的干部为继续今后的斗争迁往校外，校内剩余的东大学生为一百零七人。

东大干部中，今井澄留下担任安田讲堂防卫队长。今井日后如此叙述[387]：「山本义隆当然说『我也留下』，不过大家认为『斗争不该就此结束。应该益发扩散到全国，所以让山本出逃，不要被捕，指挥整体时不能没有他』，硬把他赶出去了。除了他自己以外，全体意见一致，都要他离开。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似乎对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啊。」

根据川岛宏的说法，「决定留下或离开，各新左翼党派与各斗争委员会进行过充分的讨论，考量今后的斗争方针与个人的情况，在互相同意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但「东大全共斗在安田讲堂失去了主力部分。」[388]被分配为坚守组的学生或研究生，有的人透过同班同学联系指导教授，说「因为生病所以得暂时休息」，也有人告知家教的学生「有段时间不能见面」且帮着到处找家教接替自己[389]。

然而，留下的人选不可能如川岛所言般那么容易决定。以自由参加为原则的全共斗，参加者几乎是以不告而别的形式逃亡，就此消失身影的人不在少数。安田讲堂的防卫队长为今井澄，东大的大学部学生队长为理学部的罢课实行委员长岛泰三。岛如此回忆安田讲堂攻防战前一天的模样[390]：

……安田讲堂中原本到处可见的全共斗派学生明显减少。大讲堂下的二楼各学部斗争委员会房间毫无人烟，空空荡荡，看起来格外空旷。话说，举行医学部学生大会的理学部二号馆解除封锁时，愤怒地冲进玄关的数学科男子也不见踪影。与日本共产党派学生交锋的全共斗派物理学科男子也不在。生物学科里有各式各样的善变之士，心想大概会留下个一、两个人吧，但却不见任何人影。……

「不管哪个家伙，平日说着豪言壮语，一遇事就一熘烟跑啰」，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来集合的守备队成员聊着。

再怎么说，东大全共斗在本乡号称有五千人，守备队却不足百人，实在有点令人讶异。

大学部的学生若就此离去，便可回到就业路线上。此外，坚守战作为斗争战术毫无意义，仅是一种表达战斗意志的「表现行为」，而且这个方针是基于新左翼党派的想法，大概有人会觉得这样被捕根本没有意义。

神水理一郎记道，「以『战斗者』为主体聚集而成的运动形体，这就是全共斗。所以运动高昂时期相当强大，当运动开始低迷时，没了『战斗者』，瞬间就瓦解了。」[391]「进攻的时候非常强大，但防守时则弱点百出」的全共斗特徵，也表现在东大斗争中。

在公开场合选择留守者时，志愿留守的人都觉悟即将被逮捕。工学部都市工学科的自治会委员长石井重信于二○○五年过世时的追悼文集上，某位非留守的成员回忆石井决定留守时的会议情况[392]：

「情况益发紧急时，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控制了一切。大家都知道必须有人留守，却一直下不了决心自己留下。我自己也感受到或许无法活着走出这里的恐惧，家中只有母亲跟我过活，想到高龄的母亲，只能低头无语。经过一小段时间，石井君说出『那，我留下吧』，老实说，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不过，留守安田讲堂的学生似乎不见得都是士气高昂的人。根据第十七章后述的田中美津称，她曾与在安田讲堂抗争的男性同居，当田中问他「为何要留守安田」时，该男性回答[393]：「那时候无论干什么都遭遇挫折，所以笼罩着一股要把一切做个了结的气氛。」这类学生中有些在遭逮捕后便感到「了结」，有些人便不再回头参与运动。

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中，也有些人嘲笑东大全共斗大部分的无党派激进派都选择离开。社青同解放派的小岚九八郎日后如此写道[394]：「打开盖子一看，城中坚守者以全国的党派学生占压倒性的多数。东大的无党派激进派几乎没人留下，这从战斗的质量也看得出来。无党派的这种『夹尾而逃』……对当时身在党派中的我们而言，就是『不过就是这种货色』，引人讪笑的行径。」

如前所述，新左翼党派的目的早已不是在东大斗争中获胜，而追求的是宣传与诉求自家派系。安田讲堂挂着写上「中核」、「社学同」等党派名大字的巨幅横向布条，在安田讲堂攻防战的电视直播中也相当抢眼。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四方田犬彦回忆道，「见到垂挂『中核』、『社学同』什么的旗帜，让我想起棒球场墙壁上挂满企业宣传的模样。」[395]

负责哪栋建筑，党派也有自己的算盘。一九六八年十月，刚由社学同ML派改组而来的学生解放战线负责工学部列品馆的防卫，明治大学的ML同盟干部泷泽征宏日后这么解释选择列品馆的理由[396]：「因为在〔东大正门的〕正面，最显眼，这就是我的想法。因为我的党派属于小派阀，老实说就是被电视拍到时很上相，选择了透过大众传媒的採访可以进行全国宣传的场所，这纯粹是凭直觉的判断。」

而各党派针对负责哪个建筑也发生过武装内斗。根据社学同支援部队长荒岱介的说法，社学同被分配到防守理学部一号馆，但因理学部的研究生告知，如果建筑物内的放射性同位素爆炸，将会飞向附近区域，所以率领着约两百人移防安田讲堂。就在此时，负责安田讲堂的社青同解放派说「你们干什么？安田讲堂不是你们的防卫区域吧」，接着双方就展开互殴。最终决定，面对安田讲堂左边是社学同，右边是社青同解放派[397]。

神水理一郎如此记述攻防战前一晚安田讲堂内的状态[398]：「既空虚又充斥着谎言。七彩纷呈的头盔布满安田讲堂，看似大团结的象徵，实际上却七零八落。因为，即便大家在对抗国家暴力上立场一致，但这场决战一结束，大家又会直奔武装内斗。」

据负责报导东大斗争的《朝日新闻》记者宇佐美承称，面对新左翼各党派为了争面子抢建筑，「该如何分配让全斗联相当苦恼」。另外，宇佐美对剩下一百零七名东大学生一事的评价，与社会上的看法相反，他与同事「窃窃私语道『人真不少啊』。」[399]

ML同盟的泷泽征宏回忆，「〔从校外〕动员来的学生感到非常不安。党派性格坚定的学生大概有明确留下的理由，但对单纯遭动员的学生而言，突然被告知『你要以会被逮捕的前提进去』，大概很难坚守吧。」但NHK採访班于一九九五年记下，「从地方被动员来的学生中，据说买来回票的人很多。还有初次来首都的大一、大二学生。他们抱着像参加游行的轻松心态前来参与，党派的干部中也有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就算没办法真的被逮捕，也很少遭到起诉吧』。」[400]

支援部队的学生之中也有人持同样乐观的看法。前中大全共斗的天野惠一如此回忆[401]：「我隔壁社团的普罗学生同盟某成员，真的以为〔一月〕二十三日可以回来，豪爽地答应参加澈底抗战〔安田讲堂攻防战〕。因为他判断大概不至于搞到会遭起诉的状况。当然，他出狱回到社会根本不是经过几个月，而是将近一年。」

根据新左翼党派的不同，有些派系也通知成员必须带着被逮捕与遭长期拘留的觉悟。学生解放战线的领导者于一月十六日告知大家：「若被逮捕，没有半年走不出来。希望留守的人有这层觉悟。」听闻此言，有数名学生就离开了列品馆[402]。

不过某位高四生认为「进入这种协助越战、变成资本家培训人力机构的大学，也没什么意义。这场为了改革的战役，我率先参加。」「在这里被击败的话，成不了革命家」，因此留下[403]。不过，就算是学生解放战线，也为了自家派系的宣传而选择了更容易上电视的防卫场地。

根据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来自京都被派遣至安田讲堂内担任「小队长」的学生说法，他们一月初起开始构建街垒，「置物柜也被用来搭建街垒，不过里头都还放着滑雪橇或衣服之类的私人物品。」即便是放着私人物品或研究资料的置物柜，支援部队也毫不犹豫拿来做街垒[404]。

支援部队也毫不迟疑地破坏建筑。当时的报导称，「支援部队煽动地吼着『没破坏东西不可能造出街垒，太天真！太天真啦！』就开始破坏〔安田〕讲堂。目的是强化街垒，准备投石用的子弹。楼梯与扶手等昂贵的大理石逐一被拆下、打碎，讲堂里镇日都响着匡噹匡噹的拆解声。」「安田讲堂里完全变了样。『不准动私人物品』、『小心火烛』、『烟头不要扔在洗手间』等，一直以来都被遵守的『革命军纪律』，在决战前夕似乎已被忽视。」[405]

根据当时的报导，一月九日校方引入机动队，让东大全共斗的支援部队意识到全面引入机动队已经迫在眉睫，他们也全面着手建筑堡垒[406]：「在那之后，钟楼被正式加固为要塞，十五日之后，法学部研究室与对面的工学部列品馆也被破坏，以构筑街垒。在此之前，法学部研究室既未被使用也没遭破坏，法学部的教授也承认这点。例如十三日解除封锁的医学部本馆中，墙上没有任何涂鸦，『保持整洁』、『小心用火』等标语相当醒目，研究室的门都贴上封条保持原样，并未对研究机构出手。」

但十五日以后，原本封锁法学部研究室之际私下约定妥善保管文献与资料，此时已形同具文。内藤国夫称，「各新左翼党派让几百名的武斗支援部队长期驻扎，抢走棉被、烧毁重要文件、为了打造街垒澈底破坏建筑物和设备，学生们在校园内已经没有任何干不出来的事，全都放手干到底。」[407]

《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如此描写这一时期[408]：

一月十五日夜间，当日共派与反日共派在本乡校区正一边酝酿着一触即发的危机一边对峙时，反日共派的示威队伍出现异样的光景。站在最前列的学生，随着哨声与齐唿的口号做出整齐划一的身形动作，很接近舞蹈。均质（uniform）──［战中派的］我脑海中划过一个最厌恶的词汇。见到挂在正门的毛泽东肖像时也给我同样的印象。认为毛泽东思想正确，这当然属于个人自由，但挂上肖像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下判断，与所有的矛盾之处澈底对抗到底──这不是共斗会议的特徵吗？对均质性的需求，应该完全限定在战术层面上，不是吗？

实际上，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需要均质性的时候。超越了逻辑对逻辑的处理本质阶段，进入到物理性的战争阶段。规则在暴力主义下不再通用。法学部研究室里见到的漫无目的的破坏，昭示了这个阶段的开始。

不过，支援部队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根据荒岱介的说法，中核派的书记局员对被动员的学生进行鼓动演说：「在这里努力干，劳工必定会跟随而来，你们先锋性的战斗，劳工们必然会跟上。」[409]当然，这种党派的干部只会拼命鼓动学生，在引入机动队前便会撤离。被留下来的支援部队学生，成了为新左翼党派的诉求战斗而可被捨弃的弃卒。

根据今井的回忆，「党派从地方动员而来的学生中……不习惯斗争的人不在少数。当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投掷过汽油弹。」[410]可以推测，各新左翼党派切割出可抛弃的成员，以地方大学低年级生的底层运动者来充当弃卒，藉此保护老手运动者。

天野惠一如此写下中大某新左翼党派在东大招募志愿坚守城池者的情况[411]：「领导者问聚集的组织成员：有意愿参加东大澈底抗战的人举手。……面对这种应加以反抗的伦理胁迫，全体参加者却都顺从地举起手来。之后领导者们在众人面前宣布早就已经选拔好的几位获选者（这不是要求他们志愿成为神风特攻队吗！）。」

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特攻队员，即便名义上是志愿，但大部分都是预科飞行练习生的少年飞行兵或是学徒动员的预备士官，并由高层选出「C级飞行员」担任，此于前作《「民主」与「爱国」》中已说明过。上述新左翼党派的行为，与此大同小异。

这些被选中的、不习惯斗争的支援部队学生，被逮捕后也有人在法官面前道歉。关于这点，宇佐美承如此写道[412]：「审判时立刻服软说『真的对不起』的学生，或许遭到社会的讪笑，但硬套在这些学生身上的『战术』，纯真的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堡垒攻防战随着电视的电波，吸引众多共鸣，使之后全国的斗争更加炽热。对他们〔新左翼党派干部〕而言，大获成功呀！但，这种操弄人们的表演，却再也不想见到。」

为了保存组织力量，也有新左翼党派选择撤退。革马派虽被指派负责法文二号馆的防卫，但当十八日机动队终于进入校园时，他们便撤退离去。

在东大全共斗内，属于理论派又能言善辩，却不进行街头斗争的革马派，同样遭无党派或其他新左翼党派厌恶。而原本在东大全共斗内拥有最强发言权的革马派，十一月底后遭无党派激进派的大量批评并被剥夺主导权后，可以想像他们开始放弃东大全共斗。对这样的革马派而言，可推测他们认为没必要冒着组织成员可能大量被捕的风险去效忠东大全共斗。

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的东大全共斗学生座谈会上，革马派遭到如下批评[413]：

「在机动队到来之前站在最前头耍帅与鼓动，最重要的时刻突然发现，竟然一个人也没留下。」「就算轮到把风的时刻，时间到了不去叫他们就不来。总是嘴上说着一些了不起的话，干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虽说如此，武装内斗时革马派可强大到不行啊。这样讲他们坏话，怎么说呢，我还有点害怕呢。」当他们从安田讲堂「逃亡」之后，革马派遭各新左翼党派的共斗驱逐，最后朝着特别针对中核派的激烈武装内斗发展。

然而，命令自家派系撤退的，不只有革马派。根据荒岱介的说法，革马派的撤退方针早在十六日即传达给共产同政治局。接着十六日晚间，荒等人接到政治局来的指令，说「革马派捎来联系，说他们将从法文二号馆撤退。社学同也撤吧。」[414]这大概是共产同干部们想要保护包含社学同委员长荒在内的老手运动者而做出的决定。

但社学同的支援部队愤慨地表示，「开什么玩笑。撤退是在搞什么。学生大家都拼了命在干啊。竟叫我们阵前逃亡」，最终违背命令留下。荒回忆道[415]：「与现场的运动者毫无干系地……〔新左翼党派高层〕透过派阀的逻辑与人脉在做政治活动。这种方针让人觉得跟自民党没两样，实在让人感到束手无策。」然而荒等人也为了保存组织实力，「遵从各大学的指挥部与学对提出的方针」，荒也留下坚守部队，自己离去了（荒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因其他事件而遭逮捕）。

梅本克己如此写下针对一九六九年初东大斗争的评论[416]：「即便只是让斗争平顺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终究会败给普通学生的厌战心情。」「面对这种败北，他们的计画就是玉碎主义，但实际上这个玉碎主义又不是真的玉碎，这里就有问题。玉碎的话大概可以留下某种余韵，但只让大目标玉碎，各新左翼党派却着眼将来企图扩大自家派系势力的『目的意识』，只有这点不断膨胀，这究竟算什么？存在主义式的玉碎之后的虚脱感，在那种废墟中留下黯淡悲惨、充满敌意的派阀主义。」「说那是拒绝伪善妥协的存在主义式真诚，但我可从未听说过被新左翼党派俘获利用的存在主义。」

也有一些东大全共斗的成员对新左翼党派的这种做法感到违和。今井澄在他遭逮捕出狱后的一九七○年手记中批评「几个党派」，「我认为在东大一月决战中逃亡的组织，只求保存与扩大自身实力，犹如把运动者当作为了政治曝光、宣传的消耗品来利用。」[417]川岛宏也在二○○五年如此叙述：「〔新左翼党派〕就是在利用这次行动。所以看安田讲堂〔攻防战时〕的照片便可了解，中核派的旗帜挂在正中央，共产同的旗帜则在一旁悬挂。」「因中核派之后力图把运动扩散到全国，所以澈底利用了安田讲堂。」某东大全共斗运动者在日后的访谈中表示，「安田讲堂〔攻防战〕仅仅是党派的宣传活动。」[418]

全斗联的成员铃木优一于一九九五年如此表示[419]：

我自己打算留下，但因在外头需要组织化的核心，所以被告知「你，离开」。那大概是十八日清晨五点左右。……还是该让全体人员留在建筑内。虽然留下也可能迅速被驱离，但十八、十九日的战斗看来仅仅犹如党派宣传，此事非常的糟糕。或许，全共斗与全斗联像样地下决定，抱着将被逮捕的觉悟说出「我留下」，即便彼时也仍可留下数千人。

如前所述，即便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问卷调查中，「参加」与「支持」全共斗的人合计仍维持在三成左右，大野道夫概算「参加」全共斗者约有三千人。如此考虑的话，如果东大全共斗宣布全体留下与机动队作战，即便数千人稍嫌困难，但或许至少能留下数百名东大学生。然而，歷史没有「如果」。

另一方面，在教育学部的民青于一月十五日撤走行动队。根据川上彻的回忆，宫本显治下令要求澈底打扫，在不留下武斗棒与头盔的状况下撤退[420]。

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的议长三浦聪雄在一九九五年如此说道[421]：「如果我们与机动队直接冲突，当然会被逮捕，他们会以此为藉口拿走资料和物资。所谓的警察带有镇压民主化运动与劳工运动的面向，与之冲突不过就是给他们镇压的机会。即便了解箇中道理仍要犯险给社会看，这就是全共斗的路线，但我们并不採用那种战术。我想只要稍微理解政治、具备社会和政治常识的人，都会这样思考。全共斗，特别在故意与警方冲撞这点上，相当英雄主义，而且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指责当墙头草，从成人的角度来看，这非常奇怪可笑。」

就在机动队进场前，安田讲堂与其他建筑的墙上被写上「寻求连带而不畏惧孤立，不惜力竭倒下，也拒绝未尽全力而失败」的东大全共斗流行语。柏崎千枝子在一月十一日企图阻止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而负伤后也写道[422]：「至少我能这么说，我们不是『未尽全力而失败』，而是『力竭倒下』，澈底努力摆脱投机思想。我从未有过地深刻感受到那股充实感。」

不过佐藤诚三郎如此评价这段口号[423]：「这段句子是无党派激进派的人最爱用的一段。不过，在政治上如此公然表明他们的不负责任态度，这种例子也确实罕见。政治的领导者，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遭孤立之危险与蒙受毁灭性的打击，负责任的领导者不会容许『力竭倒下』这种事情。」然而，对厌恶「政治」，透过武装内斗尝到「深刻充实感」的东大全共斗学生与研究生而言，佐藤的批评不过是「旁观者」的思维。

根据当时的报导，十项确认书中有原则上不引入警方的事项，因此即便到十七日晚间，安田讲堂内的学生仍有以下对话[424]：「引入警方什么的，说不定会在政治判断的层次上被当作交易的条件吧。」「不是吧，警察终究会来啦。」「是吗？我还是半信半疑。」「不管如何，加藤与日共联手引入机动队把我们粉碎，这也太漫画风格了吧。」「剥下东大现代主义者的假面具。」「那只是幻想啦。什么现代主义、民主主义、进步派……良知学者啥的，全都是骗人的！」

一月十七日，加藤代理校长与坂田文部大臣于文部省进行会谈。加藤表示：（一）希望恢复办理入学考；（二）面对以武力妨碍教育、研究的状况，决心透过警力将之排除；（三）即便实施入学考也会相当程度地缩减录取人数。加藤已在记者会上发言表示「如果中止入学考，就会被认定缺乏管理大学的能力。」另外，文部省官僚、自民党的干事长田中角荣，以及在野党均赞成恢复入学考[425]。

然而，在首相官邸的大学问题恳谈会却出现严厉的意见。特别是不满民青主导十项确认书的自民党文教族、国家公安委员会等，要求加藤代理校长承诺让确认书附属在政府中教审的答辩之下，以及今后引入警力时尊重警方的方针等[426]。最终无法达成结论，加藤代理校长被迫只能接受导入警力，维持恢复入学考的渺茫希望。

如此一来，十八日机动队必然进入校园。十七日晚间，加藤代理校长与今井澄做最后的电话联系，加藤要今井撤离，今井则郑重地拒绝。担任加藤助教的坂本义和教授日后如此评价今井：「他啊，是个男子汉。不说谎，心胸宽广，或许是因为他父亲是军人，他宛如一名武士。」坂本也在电话中「以拜托的心情说，『今井君，会造成大量学生受伤，所以，出来吧』，他则回答『不，我们留在这里战斗』。」[427]

今井则在日后表示[428]：「在武力斗争的层面上来看，不管怎么做都赢不了。敌人是专业集团，拥有强大权力。我们不过是大学生、研究生的集团。说是武装，也就是头盔、棍棒与石块，以及若干汽油弹这种程度啊。综观日本战后的歷史，没有任何一种尝试能靠这种装备获胜。我们肯定会遭驱离，但直到驱离为止，我们的主张能传达给多少国民？又能否让这次斗争发展成无止境的日后斗争？以及，在此过程中，在组织内如何能以最少的牺牲达成目标。这才是我们思考的事情。」

当时在驹场校区的最首悟于一九九八年如此叙述[429]：「〔警方说〕全共斗在战力上太弱，这是当然的吧。全共斗是对自身的问题进行斗争，又不是在跟机动队斗争。」东大全共斗是在与「内心的东大」做斗争，街垒封锁是表现「自我否定」的行为，所以并非与机动队做实质性战斗的集团。

一月十七日夜晚，在成为半废墟状态的安田讲堂内，据说川岛宏与山本义隆等全斗联的研究生们互看着彼此的脸庞说：「在这里相识的我们，今后还会继续交往超过十年吧。」[430]不论是被进入校园的机动队逮捕，或是在校外继续斗争最终遭逮捕，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漫长的法庭斗争。这天夜里，支援部队的女学生弹奏钢琴的琴音流淌在寂静的安田讲堂内，此事也成为人们的话题。

在安田讲堂中的支援部队学生在手记上如此写道[431]：「大概是恋人吧，四下零星可见与学长手拉着手交谈的女学生。（真好，我也想要那样的女学生同志当女朋友啊）这么一想，就有点飘飘然的心情。」

根据当时《朝日Journal》的报导，东大全共斗与支援部队的学生们怀抱着「如果就此退下，七○年代的阶级斗争将严重缺乏前景，所以必须在六九年全力战斗，也得赢得与劳工的连带关系……」的「悲壮『使命感』」[432]。在全斗联一月六日的〈斗争宣言〉中，指出击垮东大全共斗「对筹备七○年安保的他们〔国家权力〕而言，完全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以此强调东大斗争的意义[433]。在东大全共斗的官方见解上，这是他们的动机。

然而实际上，东大全共斗也是摸着石子过河，摸索着如何推进斗争，而如前所述，提出「七○年安保斗争」等事项，都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以后的事情。不过，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一月十八日早上，机动队进入本乡校区。东大教授们对学生与行人散发加藤代理校长书写的手册[434]：

「我想对东大的共斗会议诸君们说，借助警力将诸君从建筑中驱离一事，我实在很不忍心，但我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与诸君对话以解除当前事态。诸君应正视自己的行动已失去大多数学生支持的现实，诸君当捨弃角材与头盔回归校园，衷心希冀早日与我们一同肩负学问研究与大学改革的课题。」

某全共斗同情派的东大学生抓住教授抗议道[435]：

「加藤代理校长口头上说着现代、民主云云，也承诺了十项要求，但那十项要求中有写下引入多达一万人的机动队，驱离我们以守护『自治』吗？没有吧。全共斗的诸君认为十项确认只是谎言，东大当局要以这种行动证实他们的说法吗？怎么样？无法回答吗？你这样也算是教授吗？」

然而，教授们没有接受抗议的心情。据内藤国夫表示，「当局判断东大斗争已非『东大的斗争』，而是『借东大这个场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或党派斗争』，在这种认知下，大学当局不可能『忍受』，理所当然会以机动队驱离，这样的想法也逐渐在校内教授间扩散与加强。」[436]

许多的普通学生也如是想。一九六九年二月的NHK东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对引入机动队是「为了从部分过激学生的暴力中保护大学自治而不得已为之」表示赞成者占四十五．七％，对「不容许击溃大学斗争」与「无法认可自行破坏大学自治」表示反对者占三十八．五％[437]。

十八日上午七点五分过后，约八千五百名机动队员进入本乡校区，安田讲堂的钟楼广播局播送了以下声音[438]：「这里是钟楼防卫司令部。告知所有学生，现在，机动队已全数出动。请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我们的任务，是歷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任务。」

无论新左翼党派的意图如何，学生们都是认真且纯真的。专攻社会思想史并想进入研究所深造的无党派东大学生，在安田讲堂攻防战爆发前的手记中如此写道[439]：

「全共斗以不断自我否定为媒介，每天都在自我变革，打算夺回完整的人性。」「东大作为当今日本统治机构的顶点，汇聚了优秀的头脑──那不是为了人类的发展，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持续压迫人性的手段，我对于把头脑和肉身都委托给统治者感到愤怒。为了夺回自己，获得自由，必须对统治机构发动攻势。」

另一方面，支援部队学生并未共享东大全共斗的思想，而是基于「全国校园斗争的最大据点」而参加战斗。ML同盟的学生们在十七日夜间提出诉求[440]：「全国的劳工、学生诸君！现在，东大斗争很明显具有全人民普遍性，我们确信这是七○年斗争成为重大阶级斗争的重要一环，我们的敢死队将坚决战斗到底，确认开拓出一．二一全国总罢工的突破口，最初的报告完毕！」

位于安田讲堂的支援部队女学生在被逮捕后的手记中如此写道[441]：

可能是因为整晚未睡的缘故，从安田讲堂看见的日出，如此的炫目。上午七点四分，钟楼上的探子大喊「是机动队！」

清晨微雾笼罩的银杏行道树下，排列着队伍井然、令人畏惧的机动队，不断从龙冈门进入校园。我们从已无玻璃的窗户看着他们的身影，瞬间身体僵直。就像小学运动会时，站在起跑线上的感觉。……

社学同的人们为了对街垒入口进行最后确认而下楼。我带着蓝色头盔［社青同解放派的颜色］，把从报纸推销员宿舍拿来的毛巾穿过头盔的系带，挂在下巴上，之后还是把从租房处拿来的三颗柠檬塞进外套的口袋里，然后钻进瞭望台底下的房间。我的任务是从这个房间投掷石块。各个房间的任务分配，在三天前就经各党派通知完了。我一到负责的岗位，立刻把被敲成婴儿脑袋大小的石块放上木板，搬到窗边。

上午八点三十分，催泪弹轰隆作响地从三四郎池方向一齐发射。……我驻守的房间非常接近催泪弹落点，带有独特气味的瓦斯随风飘荡而来。眼睛很痛。喉咙也开始痛。我一口咬下带来的柠檬。柠檬可以防止体力的消耗，还对催泪瓦斯相当有效。……

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为了发放饭糰，女生下到二楼，各小队负责伙食者报告小队的人数。数三个饭糰、三个橘子，交给负责伙食者。法政的反帝学评的L君说了句「甘温！[xi]」这一句，在伙食分配所引起一阵哄笑。好久没听过笑声了。……

就在那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骏河台下的那条学生街。秋天澄澈的天空，以及刺眼阳光下行走往来的学生们。神田的旧书店一间连着一间地看过去，大楼之间有挽着手欢笑前行的情侣学生，学生……。全都是充满欢欣，明晃灿烂的风景。

但是我无法成为那道风景。学习英语，与同班好友讨论外国电影的评论，出席宗教学的课程，享受知名教授的讲课风格，还有，偷偷地怀抱着「恋爱」的梦想。……

而现在的我，在全国校园斗争的最大据点，在这个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里，遵从自己的良心与坚定意志，而身处于此。

我，是幸福的。

机动队从医学部、工学部的建筑群中驱离学生，占领法文一号馆，笔直地瞄准学生发射瓦斯弹。ML同盟坚守的工学部列品馆中，学生投下十二公斤的石块，在薪柴上浇淋汽油放火抵抗，下午一点有学生遭瓦斯弹直击颜面而受重伤，学生方告知机动队「基于日内瓦条约要求停战协定」后，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要求「请立刻帮忙叫救护车」[442]。

身为警视厅警备第一课课长而在现场的佐佐淳行回忆道，「日内瓦公约什么的，他们真的当作在战争，让我吓了一跳。」[443]机动队员中也有人表示「太天真了吧，这群家伙。」之后，对抵抗感到愤怒的机动队员拿警棒与硬铝盾牌痛殴了投降的学生[444]。

中核派与第四国际所在的法学部研究室也在十八日下午三点遭机动队攻克。根据松尾康二的说法，「被追至屋顶一隅的中核派外人部队只是双手抱头跪在地上，对机动队员的乱殴也放弃抵抗默默承受。其中一个队员还像足球踢自由球一般，朝着戴头盔的头就踢了下去。」[445]

不过，机动队被严格命令不准闹出人命。六○年安保斗争中桦美智子的死亡造成舆论反弹，让警方备尝苦果，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下达该命令。学生也心知肚明这个潜规则，因此在安田讲堂被逮捕的支援部队学生也在日后回忆道，「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不会就此被杀……。」[446]

据编辑小林良一称，某计程车司机曾说「学生们也太过天真，既然要干的话，不如多赔上几条命硬是干下去。」[447]自称「心境上的三派」的作家野坂昭如也写道，他认为「干到这种程度，不如搭进两、三条人命」，「他们在搞革命，难道有人受伤为了给他治疗就得停止战斗吗？」「结果还是大学校内的茶壶风暴，搞出那么大的骚动，却一个人都没死，等于还是在玩些什么模仿游戏罢了。」[448]

四方田犬彦也抱持同样的感想。四方田回忆，「我一直盯着电视画面，心想某个时候大概会有人跳楼自杀吧，不过终究没发生」，日后他根据自己与韩国学生运动家交流的经验，于二○○三年写道，「安田讲堂的事件如果发生在首尔，必定会有人从钟楼上跳下去吧。」[449]

另一方面，川岛宏听到传闻说，某个教授表示「搞啥，结束得太潦草了吧。至少最后关头来个五个人左右，从钟楼上跳楼自杀，不挺好的」，听后他写下「一定要想办法杀死这个王八蛋。现在我不能就这样没价值地死去。」川岛感受到的是，有的人身处安全地带却把斗争现场当作看热闹，还要求学生去死的态度，根本就是毫无责任又卑鄙胆怯[450]。

还留有学生的只剩安田讲堂。下午一点二十分，机动队开始攻击安田讲堂。学生们除了投石之外，还使用一升瓶的汽油弹、巨大铺地石，铝制的桌椅向下投掷，而机动队则用催泪瓦斯弹加上直升机喷洒催泪液进行攻击。在安田讲堂内的大桥宪三回忆道，「当时很可怕吶。我能做到的只有不说话。为了忍住不说害怕，花了好大力气憋住不开口。」[451]

下午三点多，机动队攻入安田讲堂一楼，但讲堂内部也以街垒保护，推进并不容易。对机动队而言，幸运的是学生方常识不足，给楼梯加固的水泥未放入砂粒，很容易被敲碎[452]。但电动切割机对金属制置物柜堆起的街垒效果不大，因此推进困难[453]。

冬天日落早，因此攻击暂时中止。据佐佐称，「如果下定决心要一天攻克，肯定可以办到」，「但警视厅的首脑判断，天色变暗后进攻可能造成人员受伤，没搞好还会弄出人命。」今井澄表示，「我觉得一天大概攻不下来。如果是这样，既然已经撑了一天，趁机赶紧发出胜利宣言。」[454]根据先前引用的学生手记，学生们认为「只要死守到十八日的十二点，就算成功了。」[455]

从十八日到十九日，神田的学生街上出现了支援安田讲堂的口号，号称「神田拉丁区斗争」的学生与反战青年委员会举行了游行。不过，虽然神田学生街一带短暂成为「解放区」，却因机动队的管制而遭阻止，最终未能前往本乡校区支援。最终，来自校外且抵达东大校区的，是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多出现于本乡约四百人的越平联游行队伍，其中仅约二十人突破机动队的警戒线，但旋即也遭机动队驱散[456]。

另外，大众传媒并未报导机动队的暴行。作家中野重治记道，「不管新闻或广播根本比不上六○年那时，媒体都自我审查规避残忍的场面。」[457]在神田遭机动队施暴的青年劳工如此叙述[458]：「我吼道：NTV的摄影师，快拍我们被揍的画面！但对方没有拍摄。当时内心冒出『你这个王八蛋』的咒骂。」

一月十九日，校外的东大全共斗同志散发标题为〈我们为何战斗！向市民大众的诉求〉的传单[459]。调阅现存的文宣品确认后，这是东大全共斗首次对校外的市民发出诉求，也是唯一的一次。然而，这样的诉求为时已晚。

大原纪美子因东大全共斗内部要求「女性与受伤的人离开〔校园〕」而事先被赶出校外。把同伴留在安田讲堂而离开的罪恶感，让她「以难以忍受的心情一直透过映像管关注十八和十九日两天的激烈战斗」。大原按捺不住参加了神田拉丁区斗争，但只能「在催泪瓦斯攻击下流着眼泪狼狈地四处奔走于神田的街道上」，「不禁深深感到在钟楼战斗的他们与我之间，有一个无法填平的巨大深渊正在扩大。」[460]

今井澄如此回忆十八日夜间的情况[461]：「留下换班把风的成员，我们稍微睡了一下，除了衣服，连棉被也被掺入催泪液的喷水浸湿。不仅如此，还彻夜持续在喷水。让我心想『越南人民的战斗，也是如此湿漉漉的状态吗？』饭糰等食品被掺入催泪液的喷水泡湿，又呛又辣根本无法入口，实在是败给他们了。」

当时的某周刊杂志如此描述这场攻防战[462]：「这场行动，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炽烈燃烧的火焰照亮飘扬的『毛泽东万岁』、『越南解放战线』旗帜。这种做法，真的能达成大学改革的目的吗？守护着荒废母校的非政治学生哀痛表示，『即便在这个瞬间，还是有许多东大学生、教授只在自家电视机前冷眼旁观啊。』甚至不能与同桌上课的好友对话，这算什么改革？」

十九日上午六点半，机动队再度展开攻击。这天的攻击进展得相当顺利，正午机动队进入二楼。当时的广播录音中留下了机动队员对遭逮捕学生的言词[463]：「怎么突然变乖啦。」「还写着什么毫不犹豫要杀了我们，试试看啊，怎样。」「刚才还那么嚣张的气焰去哪儿啦。」

街垒被逐层攻克，下午五点多，学生们被逼上屋顶。钟楼广播传出的「我们，要明确宣告拒绝身为东大学生」，成为着名的、最后播出的讯息[464]。「我们的战斗胜利了。全国学生、市民、劳工们，我们的战斗绝对没有结束，在接替我们继续战斗的同志重新解放讲堂，再度播送钟楼广播之日之前，暂时停止广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所有的学生被逮捕，安田讲堂的红旗被降下，改升上日章旗。

学生的反应不一。今井澄回忆，「我全然不觉畏惧，也不感到紧张，维持一贯的冷静。」「心中想着必须尽可能把受伤的人送出去，如果他们能平安被捕就好了之类的。」另一方面，大桥宪三表示，「老实说我觉得很开心。有股啊，终于结束了的喜悦。或许我看不太开，每天都胃痛。总是烦恼这场斗争将会走向何方，该怎么办才好。强烈感觉到：总之在权力的庇护下，暂时让这件事结束了。」[465]

但机动队员逮捕学生后施加暴行的状况，也发生在安田讲堂。据今井澄称，「遭逮捕后，要求我们整队把手举到头上，许多学生的脸部接连遭到殴打，或以脚踢踹。特别是戴某个特定的党派头盔的学生，被骂『这是为三里冢报仇』且遭到激烈殴打。」[466]

这场攻防战中遭逮捕者共九百八十三人，学生负伤者达三百六十九人[467]。某中核派支援部队的女学生如此记下安田讲堂屋顶上被逮捕的模样[468]：

机动队来到我所在的安田讲堂八楼，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吧。从窗户看出去，遭到逮捕的学生陆续走至广场。……加藤一郎的声音空虚地响起：「继续做出无谓的抵抗会有危险。请尽速出来。」我们彷彿要消除加藤一郎的声音般唱起了《国际歌》。我们剩下唯一的抵抗，就只有唱《国际歌》，让钟楼广播继续播放。……

鞋子因喷水而湿透，寒冷让身体不断打颤。我与M同学同坐一把椅子，身体蜷曲着：「畜生，心烦啊。机动队能不能早点来啊。」不知是谁低语道。时间竟然如此漫长。

楼下传来破坏街垒，犹如电锯的嘎吱声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每一张脸都是筋疲力竭的模样。已经什么都无法思考了。

「钟楼广播报告，在此与各位约定一定会重新开始广播，现在钟楼广播打算暂时中断。」我急忙在墙壁上写下「除了抗争我们没有其他道路」。为何手竟在发抖。……

──机动队闯入。「停止唱歌，把手举起来！」

我们不加抵抗地举起手。「呀──」、「不要」，耳边传来女生的悲痛哭喊，回头一看的瞬间，我的手被冰冷的手铐铐住。……我被拖出，机动队朝腰部与大腿随意勐踢。因为委屈与恐惧，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除了忍耐挺住别无他法。……

……走下昏暗楼梯的途中，机动队发出「女人耶」的声音，几个人伸手触碰我的胸部与腰部。我回瞪脸上带着贼笑的机动队，实在太过分让我连声音都发不出，心中只有不断骂道欺人太甚，胸中燃起熊熊的怒火。……

走出外头，天色已全暗了。……［报导班的］相机闪光灯不断闪烁。机动队如此过分的私刑作为，为何报导人员一件都没揭发呢。

女学生也遭辱骂「这个老女人」、「这个贱人」。报导班也毫不留情。某学生记道[469]：「我们在讲堂前的银杏行道树前整队排列，报社闪光灯暴风般袭来。我不禁低下头。」机动队员中也有人一边说，「快看，摄影师想拍照吶。快说『我是女英雄』啊。你不是女英雄吗？快，别藏起脸来」一边以手抓住女学生的脸强迫对方抬头[470]。

不过新闻记者中亦有同情学生的人。内藤国夫见到被逮捕的学生后如此陈述感想[471]：「见到认识的学生，不知为何想出声叫对方。『为什么你也参加了？你确实已获得聘雇了不是吗？这下全没了吧。』某位激烈争论东大斗争具备何种社会意义的研究生也被捕，如果没有这件骚动事件，或许可以继续走在菁英路线上吧。看着对方上手铐的背影，心中如是想着。」

吉野源三郎如此写下在电视上看到安田讲堂攻防战的感想[472]：

占领东大的工学部列品馆、法学部研究室、安田讲堂的学生陆续被机动队驱离，实际情况相当悲惨。见到受伤的、被铐上手铐带走的学生身影，内心十分伤痛。让我心痛的是，无论是攻击他们的机动队青年，或者投掷石块的学生，都是日本的青年。机动队的年轻人，从出身阶级来看，自然无法与东大学生相比，属于底层阶级。从学歷来看，恐怕连短大毕业的人都不多吧。从日本官僚机构来看，光是这个条件就已经限制了他们升迁的可能性。……与此相对，东大的学生们，许多人成长时都不知生活疾苦，毕业后选择内务官僚的人生道路，年纪轻轻却可从高级公务员做起，升迁也不受限。……而讽刺的是，这种特权，恰恰是这种围绕着东大的特权，也是困守安田讲堂的学生们自行拒绝，并誓言从根基破坏的东西。这些学生们，现在投掷石块和汽油弹，伤害底层宿命的年轻人，年轻人也挥舞着棍棒攻击学生。学生们意图要对决的权力，却丝毫未损。电视的实况，让人看见痛心的讽刺。

安田讲堂被攻陷后，立花隆在安田讲堂与列品馆等处寻找涂鸦[473]。立花表示，「无论是他们的逻各斯（Logos，逻辑）〔此指政治性的语言表现〕或与他们对立的逻各斯，都已经听厌了。」不过他埋首抄写那些涂鸦，很快地写满了两册，并表示「逻各斯看来如此单调无味的他们，情感（pathos）却惊人地充满丰富的色彩。」

涂鸦大多是新左翼党派的口号或「民青笨蛋机动队蠢货」、「干掉民青」、「杀死革马」、「踏出世界革命的一步」等内容，此外也混着如下的内容：

「我的遗书／别了／心爱的女性呀／暂别那夜的欢愉」

「给女友／我坚持到最后没有犹疑／虽然妳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眷恋／但为了革命我得献出生命」

「昨天的东大／明天的日大／为接连的武装内斗拼命／与可爱的那个女孩诀别／男人的命运是革命」

「我们渴望生存，所以革命」

「劳工诸君／学生只能干到这里／之后轮到你们登场」

「自己为何投身学生运动？／革命，那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呀！／马上就要去拘留所了／不想再有第二次！！」

「想成为人的人／为何最不被当作人」

「没人理解我的灵魂！／拜托！／给我诗！」

「绝望吧！更加地绝望吧！」

「全都去死。全都是游戏……」

「全狂头[xii]大笨蛋」

接着立花提及，「就算抄下也暂时无法别开目光」的是「总是要（一字不明）／妈妈／爸爸／一直以来谢谢你们／MT」。对于这段涂鸦，立花如此叙述：

「拿绿色的粉笔，似乎是匆匆写在墙上的东西。署名看似MT，也可能是MJ。位于ML派坚守的列品馆二楼。大概是机动队即将攻入之际，写下这段话后逃往屋顶，并在楼梯放火吧。奉毛泽东主义为思想核心的ML派涂鸦，几乎都是『毛泽东万岁』、『造反有理』或是引用《毛语录》。……MT写下这段话，肯定感到相当羞耻。父母完全没有机会见到这行涂鸦。即便如此，危机迫近之时，MT仍忍不住拿粉笔疾书。与其说是为了父母，不如说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