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仅计入引起大众传媒关注的学生运动，就有一九六五年底至六六年的中大学馆斗争、一九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初的明大反对学费调涨斗争、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大反对学费调涨斗争等。为了比较斗争在何种状况属于成功，何种状况属于失败，此小节中将透过观察中大学费调涨斗争，进而概观另外两个斗争。

中大学馆斗争的起因在于一九六二年学馆建设计画决定后，学生方与校方围绕着管理经营权产生了对立[73]。中大是社学同的据点，长期备有约两百名的运动者，还掌控了名为「白门祭」的校庆实行委员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学生方向校方提出「学生统一案」，并展开了罢课斗争。

但当时，中大社学同中没有人有执行罢课的经验。在此状况下，从一九六○年安保斗争起便一直参与行动的三上治，即以具备罢课经验的身分造访中大[74]。三上抵达当时还位于御茶水的中大时感到相当震惊，因为学生们以桌椅筑起街垒，封锁了大学。

三上「对筑起街垒的学生说，这不是罢课，而是封锁大学」，但「学生们笑着说，不管是封锁或者占据，都无所谓啊。」三上还写道，学生间「突如其来地提起波隆纳大学，说起关于大学自治的新解释。」

横滨国大邀来演讲的羽仁五郎，在一九六六年二月讲述波隆纳大学的学生自治并获得喝采，但自一九六五年底开始，学生之间便把波隆纳大学当作「由学生进行的大学自治」先例来谈论。

根据三上的说法，此地的「学生们透过街垒封锁大学的斗争，体会到过往学生们未曾经歷的快感。」三上也与教授们对谈，据说教授们也察觉到这个新世代的运动与过往性质不同。

三上在与教授们谈话中感受到了以下的印象。学生们的不满包含了「大学设备恶劣，或者觉得量产型授课无趣。」但引发斗争的更大根源在于经济高度成长使社会结构变质，当大学升学率也上升时，对「规范知识分子或大学生的大框架（共通的印象或认知）遭破坏之处」产生了「不安意识、否定意识」，以及「经济高度成长的富饶却换来渗透内心的空虚感」。

此时的街垒也为一定人数的学生带来解放感。中大社学同的运动者神津阳在此学馆斗争时尚为普通学生，他于一九七八年如此回忆[75]：

政治意识与常人差不多，偶尔参加示威游行，无论对哪个党派的鼓动演说或体质都感到格格不入，身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普通学生，偶然去了趟许久未去的大学，却看到了「街垒」。半感兴趣地进入校园，战斗、论争、成立班斗（班级斗争委员会），接着又更扩大参与，最终卷入漩涡的中心……。这些与学问、［被机动队包夹殴打的］三明治示威、约会等，都有所不同的「共同」体验，是种让人感到如此有趣、竟然有如此充满跃动感的世界般的身心「解放」体验。

如同横滨国大斗争般，与旧世代运动者相较，他们也是「迥然不同」的运动者。神津于二○○七年如此回忆：「一九六五年左右，还有许多保有安保斗争记忆的留级运动者前辈，他们边搞一百人规模的示威，边谈着让六○年安保规模的斗争再度降临的梦想。在这类运动者看来，校园斗争只是扩大政治斗争的阶段，我从学馆街垒罢课中则产生一种感慨：那是全然不同的社会斗争。」根据神津的说法，在大学筑起街垒的斗争型态，受到许多前辈运动者们的批评[76]。

此次街垒从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七日与校方达成协议为止，持续了五天便结束，不过仍与庆大、横滨国大相同，被称为「中大公社」。此时的全校罢课实行委员长久保井祐三，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给《中央大学新闻》（七三一号）投稿的评论〈中大公社的五天〉中，举出「波隆纳大学」的例子阐述「此际整个中大的机构完全由学生掌控，再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拥有完全自治与直接民主主义。」[77]

不过，这场斗争能如此高昂，大概也与只持续五天这种正好适合庆典长短的天数有关。此外，神津虽强调无党派普通学生的热烈参与，但他本身也成了社学同的运动者，而且无可否认，实际上斗争是在以社学同为领导者的状态下进行。顺带一提，据神津称，反对激进斗争的民青「从街垒阵前逃亡」[78]。

此处必须注意的是，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等将教授视为与学生共同打造「真正学府」的同盟者，但此时则将他们视为敌人。上述久保井祐三的评论中如此叙述[79]：

「现行体制下不存在『大学自治』等想法。如果存在的话，就一定是『公社』的形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要实现这点就必须倚靠武力。」「大学自治的唯一核心成员就是学生，所谓的大学就是学生的。」「日本学生运动的『校园民主』斗争过程中诞生的与『进步的教授』的统一战线，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教授会是公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

民青主张，不应将教授视为敌人，而应与「进步的教授」和职员打造「统一战线」，对抗文部省和政府。但神津表示，「民青诸君坚持不与教授会为敌的主张是不合理的。」[80]在东大斗争以后的全共斗运动中，将教授和教授会当成敌人是普遍现象，而其萌芽则出现在一九六五年末的中大学馆斗争。

不过，当时也可见与此相反的报导。一九六七年三月号的《世界》杂志刊出的中大学馆斗争报导中，社学同成员的日间部自治委员长前田祐一如此主张[81]：

「在大学失去了学府的状态，被定位在国家体制内的现状下，为大学创造新秩序是学生的义务。我们的目标是教授、职员、学生三方组成共同体统一战线，实现大学自治，但在不可行的状态下，只能且必须由学生追求这个目标。学生会馆必须满足今天对量产型教育感到不满的学生。因此，对现实不满的学生在会馆筹组自主学程，冀望藉此达成学生的思想生产，计画以变革授课内容与打破对课外活动的压抑为目标。为了达成此目标，无论如何都需要学生独立管理。」

这段发言中，以大学由「教授、职员、学生三方」组成统一战线为「目标」。此外，也可见到其思想是：大学应为「学府」，透过斗争恢复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不断变质的大学。自不待言，这与庆大斗争、早大斗争、横滨国大斗争中的学生的心理很类似。

《世界》杂志引用的前田发言并未标明出处，因此准确性并不明朗，而且使用「统一战线」这种民青用语也多少有些不自然。不过后述的一九六八年初反对中大学费调涨斗争中，仍有信任教授的现象。若上述报导有一定程度的正确，只能说对教授产生明确敌意的倾向，此时尚处于萌芽阶段。

校方担忧罢课长期化，故採取较柔软的对应方式，设立由教授与学生组成，为审议学生统一案的准备会[82]。但，校方对于在罢课前擅自闯入校长室的事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底仍开除了三名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馆建筑竣工后，七月发生了学生方强行入馆的事件，十月共惩处十四名学生，其中也包括退学处罚。对此，学生方除要求撤销惩处，尚要求：（一）由学生独自管理经营学馆、（二）会馆职员任免权、（三）从整体授课费中挪○．五％作为会馆预算（约九百万日圆）等。

之后于「准备会」进行的交涉未能达成共识，学生方由自治会、社团联合六团体组成全校中央斗争委员会，在联合自治委员总会通过罢课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第三届准备会于大礼堂召开，校方由准备委员会全体、五位学部长与三位理事出席，学生方由委员全体出席，约有四千人旁听，成为所谓的「大众团交」。然而双方针锋相对超过八小时，教授们最终受不了而离席。当夜，学生方宣布进入罢课，重新筑起街垒。

见到重新展开街垒、罢课，焦急的校方连日彻夜进行交涉，十二月二十五日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对学生方大幅让步：（一）由学生的管理经营委员会管理会馆、（二）承认学生自行雇用会馆职员，利用者限定中大的学生、（三）学馆预算不从整体授课费中按一定比例拨付，但首年度支付七百万日圆，之后不下调。

关于校方会让步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当时的学生部长如此说明[83]：

「只要没有具体解决罢课的策略，罢课便可能延长，如此便无法实施入学考试，将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教授会倾向即便让步也要解决事态，导致制定这样的内容，而身为教授，这种态度只能说是放弃自身责任。普通学生几乎都不关心罢课，自治会干部则根本没想过要通过合理推动讨论以得出可接受的结论。况且只要学生会馆被学生独自管理，可能会出现只有一部分的学生与外部团体〔新左翼党派〕方能使用，普通学生反而无法利用的状况，这点令人担忧。」

同时，社学同方面对挪拨一定比例的预算遭拒，以及如果被认定把学馆当作自家据点将被停止自主雇用职员权的条件，也出现反弹的声音。但全学中央斗争委员会因斗争资金枯竭，与进入寒假后学生人数将减少等理由，决定接受上述协议[84]。

如此，由社学同掌握管理权的学生会馆中，迅速开始举办自主讲座。由校方支付的七百万日圆学生会馆管理费中，约三百万被用于自主讲座。一九六七年四月至十二月举办的自主讲座，邀请了三浦勉、正木宏、竹本信弘（如第十四章后述，日后以「泷田修」为笔名主张武装斗争）、藤本进治、吉本隆明等当时非共产党派的左派知识分子。社学同的运动者们似乎思考「想要形成新的左翼运动思想潮流。」[85]

不过，此自主讲座也如高桥彻所评价的一般，仅停留在「成为罢课时吸引学生群众的『暂时性活动』而告终」的程度。这些演讲会分别在下午举行两场，夜晚举行一场，不过一场讲座的参加学生大约四十人，参加总人数仅停留在四百人左右。这些数字反映出，普通学生并未热烈参与学馆斗争的实际状况。

如此，中大学馆斗争虽未将普通学生卷入，不过与庆大斗争相同，以新左翼党派为主的交涉仍获得一定成果。但在一九六七年初的明大斗争中，新左翼党派的高层交涉却遭遇失败。

73 以下关于中大学馆斗争的原委，出自〈中大学生会馆问题の教训〉（《世界》一九六七年三月号）一六八页。↺

74 以下三上在明大学馆罢课中的回忆，出自《一九六○年代论Ⅱ》二七—三二页。但三上在学馆斗争中强行进入大学评议会的会场，导致一九六四年初遭中大以退学惩处，因此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自学生运动中抽身」（八页）。↺

75 神津阳〈退路なき起点〉（前揭田中吉六及其他〔第三章〕，最初收录于《全共闘．解体と现在》）一○七页。↺

76 前揭神津（第四章）《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七六，八七页。↺

77 同前书九一—九二页再引用。↺

78 同前书九三页。神津日后表示「与我相关的社学同是统一社学同，六六年九月第二次共产同统一后，也没有高层指导。」（同前书八二页），强调即便加入社学同，仍旧于新左翼党派之外独立行动。但如在第十一章可见，东大斗争中社学同的支援部队明显位于共产同政治局的指导之下，故共产同不可能不指挥社学同。即便神津的证词属实，推估那也只有中大社学同，即便在社学同内部也能独立行动，亦即中大的特殊情况。↺

79 同前书九二，九三页再引用。↺

80 同前书九○—九一页。↺

81 前揭〈中大学生会馆问题の教训〉一六九页再引用。前田隶属社学同一事，出自前揭神津《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一二○页。↺

82 以下的原委出自前揭〈中大学生会馆问题の教训〉一六八—一六九页。↺

83 同前论文一六九—一七○页。↺

84 〈「自主管理」の中大学生会馆〉（《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号）一○四—一○五页。↺

85 中大学馆的自主讲座之趣旨与内容，出自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三七—一三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