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那个时代」的反叛应该要如何展开才比较理想呢？
如果纯粹「政治性」地思考，以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的实力来说，社会整体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新左翼党派由于是以革命为目标的政治党派，所以暂且不论，就全共斗来说，他们能做到的极限是进行一定程度的校内改革。
再重复一次，直到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大斗争以前，或者就算包含初期日大斗争与东大斗争在内，学生方的诉求都只停留在校内改革。大家共享着「即使在大学内展开斗争也不会引起革命」的某种不辩自明的前提。这种情况，在东大斗争后期研究生们开始主张「自我否定」，以及新左翼党派开始让校园斗争「泥沼化」，试图将其变成革命基地以后发生了变化。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研究生主导了东大全共斗、重视东大的各党派投入了支援部队等等在东大情况下的特殊条件。尽管如此，这成为了「全共斗运动」风行的典范。如果不是以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而是以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中大斗争作为典范风行的话，或许不少大学斗争将得以成功地改革不符经济高度成长后社会的大学制度，从而取得「胜利」。
如此一来，后来日本的社会运动的形象或许也会有所改变。虽说如此，累积在当时年轻人们身上对于「现代的不幸」的不满，或许并不会满足于这种「明智」的方式，最后还是会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爆发。
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全共斗运动的「流行」，许多是对东大斗争的模仿，是将原为斗争副产品的街垒所带来的祭典式兴奋感自我目的化的举动。又或者是新左翼党派为了确保「○．○决战」的据点，而强行要求各大学支部进行的行动。这些行动当然无法获得舆论与一般学生的支持，最终自我瓦解。
一九七○年以后，失去大学与高中基地的新左翼党派和小型团体走向了武装斗争，这是个鲁莽的挣扎。那些大部分都只是在嘴上说说，就算是付诸实行的也都相当拙劣。而无意义的武装内斗的升级，更逐渐失去了舆论与一般学生的支持，使他们后来对社会运动整体留下了糟糕的印象。
现在看来，从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到一九七二年的联合赤军事件，日本的「一九六八年」有几个转捩点。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是其中之一，这应该不管是谁都同意的。但从笔者的观点来看，还有两个转捩点。一个是东大全共斗拒绝了大学校方在实际上同意了七项诉求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另一个是形成「一九七○年典范」的一九七○年七月到十月。
以一九六八年末的转捩点来说，可以说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日本的大学斗争就不再是「政治运动」，而改以「表现行为」、「确立主体性的运动」以及「存在式的自我确认运动」（先不论是好是坏）作为主要的特徵。如果将这类型的「运动」称为全共斗运动的话，笔者认为诉求目标明确的日大斗争等，似乎就不能算在狭义的「全共斗运动」之内。如果没有佐藤首相的介入，日大斗争应该就会在九月三十日团体交涉的胜利之下，以类似一九六八年二月中大斗争的方式结束。
关于「一九七○年典范」的形成，在关注过去被忽视的少数群体及战争责任问题这一点上应该予以肯定。然而其反面是，这个典范以经济高度成长为前提，并且失去了用以打动多数群体的「日本人」的话语。而当时的反歧视斗争，加强了过去以来在运动中的严格主义，这成为了运动在联合赤军事件的冲击下瓦解的背景。
一名参与了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和障碍者歧视运动的运动者，在一九九六年如此回忆：[120]「不从每个人的内部改变的话，就无法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在当时的运动里，似乎将重点放在其『内部』上。宛如自己就是斗争的场所。」「我自己强烈到甚至可以说是自虐地面向着内在。」
如前述，当时的运动比起法律等制度性的改变，有着更为重视自我「主体」的倾向。伴随着这般「自虐」性严格主义的「一九七○年典范」，在九○年代后半日本社会进入不景气时期后，失去了成立的前提，并被蔑称为「自虐史观」。「一九七○年典范」也可以说带有这样的弱点。
更进一步来说，「一九七○年典范」将视线从原本应为他们发起反叛的动机，也是他们自身问题的「现代的不幸」上移开，并发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替代品的少数群体，从而回归到旧有模式上。这么说似乎也不能说是错的。
六○年代后半以降变成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清水几太郎，在一九七七年的演讲中说道，在经济高度成长几乎解决了贫困问题，过去的无产阶级消失以后，左派知识分子们「必须从某处找出无产阶级的替代品。他们四面八方地寻找，终于找到的是底层的人们、到海外打工的女性、阿伊奴、环境污染受害者、以色列难民#22……等等。」[121]这个评价或许有些过于简单，但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见，泷田修确实提过在寻找「无产阶级」的「替代」。
因此，像是第十四章引用的船曳建夫那样，抱持着「这真的是自己的斗争吗？」的疑问而离开运动的人并不少。在一九七○年以降的反歧视斗争中，以最为充实的形态被继承下来的，是既是反歧视斗争同时也是「自我的斗争」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这也可说是必然的。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失去所谓安保这个共同目标的一九七○年六月，是一个机会。那时，他们或许本来可以暂时脱离旧有的政治性言语框架，投入于自己正在面对的「现代的不幸」与「找不到话语」的问题，并努力将其言语化。他们面对的「现代的不幸」，即使在经济停滞期的今日依然日益严重。如果他们当时能致力于这样的问题，并留下成果或试错过程的话，或许就不会被当代的年轻人们（虽然不是所有人）嘲笑了吧。
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并没有充分做出这样的努力。结果，过去的思想构造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找到了「无产阶级（乃至越南人民）的替代品」，停滞在某种意义上最为简单的展开方式上。这样的评价是否会太过苛刻呢？
那么，为了应对当代日本、乃至当代先进社会共通问题的「现代的不幸」，需要什么样的典范呢？笔者并没有能够充分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与准备。而就笔者所知，目前还没有论者能够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单纯地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的失败一笑置之。他们虽然模煳地察觉了问题，但却没有能力将之言语化。为了取代言语化而进行的街垒封锁或街头斗争、武装斗争等等，大多也都十分稚拙。如果将其视为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政治行动」来看，除了前全共斗时期的几场斗争，以及有「政治运动」自觉的「大人」们领导的越平联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遗产。最终，多数人通过「两阶段转向」顺应了大众消费社会，并支撑起随后的经济成长。
然而，他们尝试过了。不管多么稚拙，至少他们试着挣扎过了。那些没有准备好想出更明智的方法的人，没有嘲笑他们的资格。
相反地，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首先应该学到的是，在还未充分了解过去的思想与经验之前就急着埋葬它，是徒劳无益的。在「那个时代」的反叛中，年轻人们并未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的内容就埋葬了它。尽管战后的思想与运动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失败、教训及遗产，他们却未曾学习就将其视为过去的事物。
而「一九七○年典范」逐渐失去效力的现在，我们被要求构筑出得以取代它的东西。这时候，了解在日本首次集体性地面对了「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做出了什么反应、试图表现了什么、如何展开摸索与行动，并且又是怎么失败的，这件事相当重要。而我们有必要理解「一九七○年典范」是从何种状况中生成、具有什么样的侷限性，并进而把握应该继承或修正的部分。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这句话之下，抛弃了许多遗产。然而，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就算是为了不再重复同样的失败，理解「那个时代」反叛的特徵，并且从其中掌握我们当前的位置至关重要，这并非只是出于对回顾的兴趣，而是检证「那个时代」的反叛的当代意义，可以说就在于此。
有一部公开上映于一九七五年的美国电影，叫做《飞越杜鹃窝》（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这部电影描写了封闭精神病院中的压迫状态。在对于行使着绝对权力的医师与护士而显得畏缩的患者们面前，主角麦克墨菲（Randle McMurphy）试图拔起固定在水泥地板上的抽水马桶#23。他这么做是为了用马桶砸破窗户，以打开得以逃跑的洞口。当然光凭一个人的力量，马桶一动也不动。面对看似幻灭而笑的患者们，放弃举起马桶的麦克墨菲说，「我办到了」。
和试图以人力举起马桶一样，在大学构筑街垒，对着机动队挥舞武斗棒、投掷石块是稚拙的行为。即使如此，他们至少有说出「我办到了」的资格。
《飞越杜鹃窝》的结尾，屡屡反抗的麦克墨菲被施以脑白质切除术而成为废人。他的朋友——一名北美原住民巨汉的患者——看到麦克墨菲变成了这般模样，于是在夜晚独自尝试拔起马桶。接着就像奇迹一般，马桶被拔离了地板，原住民患者用马桶在窗户上砸出了一个洞，成功从那个洞口逃脱了。电影就在他奔向荒野的画面中结束。
然而，对于永无止境地为「现代的不幸」所困的我们来说，并没有被安排好这个奇迹似的最后一幕。「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梦想的「革命」，最终成为了幻想。我们只能从包围着自己的现况中，一个个地将线索寻找出来。
于是，本书依照序章的约定，重新回到一开始的那句话。「可是我内心一片空虚，什么都没有。这样我就不能参与斗争了吗？」四十多年前的一位少女说出了这句话，我们被要求从那里再次重新出发。
#22.编註：清水几太郎原文。可能意指以色列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
#23.译註：此为作者原文，但实际在电影中麦克墨菲试图拔起的是水疗控制台（hydrotherapy consoles）。↺
120.米津前揭〈変わったことと変わらないこと〉页二六○。↺
121.清水前揭〈安保后の知识人〉页三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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