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革命左派变质的状况非常激烈。十月时川岛等人取得炸药，命令在各地的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然而，据永田的回想，川岛故意教大家不会爆炸的定时装置配线方式，所以没有任何炸弹爆炸。永田推测这是对革命左派成员的「胆量测试」。[179]

接着他命令「军」的委员长石田优（假名），在十一月六日阻止佐藤访美斗争时，抢夺报社的直升机，飞到羽田机场对首相搭乘的飞机投掷炸弹。但报社没有直升机，石田改而在十七日时将定时炸弹放在横滨的美国大使馆，但在爆炸前就被发现，以未遂作结。[180]

像这类的川岛武装斗争命令，都是一些随便想到、鲁莽且没有计画的点子。事前既没有调查报社有没有直升机，石田等人的成员里也没有会开直升机的人。石田在川岛的命令下不断地消耗精力，川岛又在十二月时下令，要石田用游击战斗争的方式阻止美军运送弹药的列车。石田在计画实行当天，故意穿上显眼的白色雨衣而遭到逮捕，被逮捕一年后，石田表明反对炸药斗争，退出革命左派[181]。

在革命左派渐渐朝着鲁莽的武装斗争组织变质的过程中，原本有联系的劳工接二连三地与革命左派断绝关系。据永田的回想，一九六九年秋天，坂口原本工作的工厂的劳工便不再来参加集会，石田以前的工作地点的工厂劳工也断了音讯，「接连与工厂劳工失去联系。」[182]

革命左派也开始被公安警察特别盯上。比起革命左派这个称唿，当时的媒体偏好使用京滨安保共斗这个名称，一九七一年的周刊杂志上如此报导：[183]「警察建立了随时取缔的体制，只要京滨安保共斗一开始抗议游行，便衣（刑警）集团就马上紧跟在后，就算只是游行结束后十五、六人的总结集会，也有五、六十名便衣在附近绕、围着他们，简直就像『便衣集会』似的。」

但是据永田所说，剩下的成员「没有思考事态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国家权力的镇压很强烈，这表示这场斗争是革命斗争、是先锋的斗争。」[184]

然而，组织的变质与崩坏不断进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创立者河北三男因为反对武装斗争，与革命左派断绝关系。据坂口的回忆，河北撑着病体，在一九七○年春天送了书简给革命左派，批判极左路线的同时，表示这是「作为被正式除名者的行动」，衷心希望「各位同志」能重新思考路线。坂口回想：「我想他当时已经明确地预测到我们的破灭。」[185]十二月八日，川岛豪遭到逮捕，转眼间就失去了所有组织创立者。

坂口原本就对武斗路线感到不安。一九六九年秋天，坂口在狱中读到送进来的报纸和机关报，心想：「这种危险的斗争，组织打算持续下去吗？」而「感到背嵴发凉」。他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保释，听到川岛已被逮捕，许多成员从工厂劳工转而参与非法斗争，新闻没有报导的从直升机丢炸弹计画的始末等，对于自己入狱四个月期间，组织的性质竟有这么激烈的转变感到十分惊讶。[186]

而且狱中的川岛，是前述入狱运动者的第二种类型的典型：「太闲，所以一直写过激夸大妄想的文章寄给救援对策组织的类型。」川岛把顺从自己的永田当作联络人叫来会面，下指令要求维持武斗路线，受赤军派劫机的刺激，要求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把自己从监狱中弄出去等，却又为了保护自身而假装转向，让组织成员感到混乱。据坂口所说，负责联络的永田，对于一直被川岛牵着鼻子走，「对我说了好几次『真是受够了，受够了！』」[187]

但革命左派的路线没有改变，朝着「夺回川岛」的武装斗争方向前进。川岛被逮捕，应该是革命左派修正路线的好机会，但据永田所说：「我们没有做到。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只在党派政治底下从事运动，没办法脱离。」[188]

而且永田对于河北在组织发生危机时退出感到愤怒，她回想：「当时出于对河北行为的反弹，更加紧抓着极左路线的党派政治。」坂口也说：「我有诚实守信的一面，对组织的忠诚心比别人强上一倍」的关系，「出狱后过了几天」，「当初对于炸弹作战的强烈违和感」也变淡，并赞同武斗路线。[189]

在川岛被逮捕后，永田与坂口成为实质上的领导人，他们很快地也将过去感到违和的制裁，施加在成员身上。

一九七○年五月，在永田与坂口的决定下，金子与吉野受到停权处分。坂口举了几个理由：金子在「十二月末吉野保释出狱后，失去紧张感，在参与活动时显得散漫」，让组织的钱二十万日圆被扒走，两人越来越少出席会议等。永田除了以同样理由施以处分之外，推测两人可能是「知道川岛伪装转向，因此失去参与活动的动力。」[190]

金子对永田和坂口感到非常愤怒，向吉野哭诉：「羽田入侵斗争之后，完全没有任何救援对策的方针，现在有什么资格批评作为救援对策一环的我们的行动？」「我的行动不止二十万日圆才对，如果那么坚持那二十万日圆，我去酒店或酒吧工作，把二十万日圆丢在他们脸上退出组织。退出组织后，我们两人在哪开个咖啡店吧。」然而吉野说服金子：「他们对我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该照指挥部说的去做。」[191]

当时的金子对于武斗路线採批判态度、支持「警钟」以来的群众斗争路线。吉野在不二窗框、金子在固力果和三菱自动车工作，但在秋天可能是被发现参与组织活动，遭三菱自动车解雇后，发动撤回解雇斗争。但是这场斗争也发展成朝三菱自动车丢火焰瓶的武斗路线，金子对此非常生气。[192]

而且吉野在这段时间让金子堕了第二次胎。十一月底，吉野在组织的指令下，与金子分手，和永田等人与指挥部转移到栃木县的藏身处。他们两人的同居生活维持了约八个月之后结束，一直到两人在金子因私刑而死的山岳基地碰面为止，没有再一起生活。[193]

此外在一九七○年秋天，为了寻找诱拐美国大使馆重要人士的可能性，吉野被命令前往神户「出差」，并与在那偶然遇见的女性发生关系。后来在山岳基地知道这件事的金子说：「如果是认真的那可以原谅，如果是出轨就不能原谅。」[194]

大槻节子也受到残酷的要求。[195]大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底获释后回到老家，她声明：「我决定停止活动。这是和母亲的约定。母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我不能破坏这个约定。」永田和坂口等人，为了把她拉回组织，让此前因制裁而禁止会面的恋人渡部义则去说服她。大槻被渡部说服，于一九七○年二月回归革命左派。

回归后，一封一九七○年五月（未寄出）的信中，大槻写着：「『九月』的事（自白），让我自己变得非常绝望。我一直深切地责怪自己做了无可挽回的事，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我已经不能继续做（活动）下去，没有资格继续做，只能悄悄地闭嘴……当时是那样的心情。」这被认为她可能是基于把渡部「出卖给国家权力」的罪恶感，才同意回到革命左派。

然而当时的大槻，对于武斗路线存疑。回归后不久，一九七○年三月一日的日记中，记录着这样的语句：「恐怕自己与组织之间确实有矛盾……」「对路线缺乏信心，对武装，以及以武装进行的行动感到不确定or恐惧。」「我感觉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感觉到愤怒。为什么不认同我的做法？要不选择这个做法，要不就退出，只有这种选项。」

接着永田等人命令大槻与柴野春彦以夫妇名义共同生活，柴野春彦因偷窃炸药而遭到通缉。大槻在工厂工作支撑柴野的生活，但永田后来写着：「和不是恋人的柴野同居，对大槻来说，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负担。」大槻也在日记写下「想拒绝」，而在与柴野生活的期间，也写下：「希望可以尽早解除任务」的句子。

一九七○年九月，革命左派召开五名常任委员会议，会中将决议选出在救回川岛之前的革命左派最高领导人（常任委员会代表）。选举的结果，永田获得三票，坂口获得两票，永田成为最高领导者。当时的永田与坂口以「夫妇」名义同居，坂口成为永田的后盾。[196]

永田成为最高领导人一事，对于包括永田在内的常任委员们而言，似乎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后来坂口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197]

一九七二年三月，联合赤军事件曝光后，人在狱中的川岛，对于永田在两年前就已经成为革命左派最高领导人一事感到非常惊讶。且当我们的公审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时，年轻一代的律师经常满脸困惑地来问我：「为什么永田变成最高领导人啊？」无论什么理由，只要是稍微知道她的人，都没办法轻易把她和最高领导人的形象连在一起吧。

如前所述，永田是在革命左派成立的时候，由河北急就章提拔为党员的人，当时的评价绝对不算高，就算与同性的若本相比，论人格、理论能力、政治感觉等，若本都优秀许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再看看公开审判时的态度，她常常在被告位置上哭，说太多话，一点都没有毅然决然的态度，对她那种小孩子般的态度感到哑然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当然会有「这种人是怎么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的疑问。

坂口接着在回忆录中写到永田健康状况的问题：[198]「她常喊着头痛，但是去看医生也找不出原因。会议结束后，她一直说头非常痛，没办法走下地铁的楼梯，接着就当场倒下，这种事发生了两、三次，每次都骂她或哄她要让她继续走下去，但每次都说意识不清，身体就软下来完全不肯走。拿她没办法，只好背着她搭电车，却又没办法坐在椅子上，一直滑落到地板。……回到家后终于稍微回复意识，在家里就能一个人走，从柜子的抽屉里拿出针筒和药（药名不明），准备好就朝自己手臂打。」

永田有甲状腺异常的葛瑞夫兹氏病#1，脖子上有手术痕迹。在联合赤军事件后发现脑瘤，所以也有一说是在事件之前就有脑瘤。要求这样的人承担最高领导人繁忙的工作是太勉强。

此外，关于永田气质的问题，坂口这么写：[199]「自我相当强大的人，对于无法接受的事，会一直坚持下去，也经常表达自己的看法。认识永田的人，对她有缺乏协调性或爱管闲事的评价，这只要是革命左派的人，应该没有人会否定吧。」「永田说的话，很多都有加上她自己的色彩，很难看作是反映了客观的事实。她经常把别人对她或组织的好意，说得好像对方是毫无保留地称赞似的，但实际上那些话语或话语背后带有批判性的意见，她也常常把一部分的好评说得很夸张。」

永田也有情绪化地让那些与自己信念不同的人闭嘴的倾向，组织内因此给了她「鬼婆婆」的绰号。这个气质也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人。

然而永田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权力慾。在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投票时，据说永田投给坂口，而坂口则投给永田。[200]永田也回想，自己「在想都没想到的时候当上了委员长。」[201]

坂口列举了三项永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原因。[202]第一，假释中等待审判的自己，没有率领武斗路线的自信，因为「自己不想做」。第二，常任委员五人当中，有两人经验尚浅，剩下的坂口、永田、若本三人，在投票之前，永田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澈底批斗若本，因此比起若本，永田一时之间处于优势。接着第三，「永田是五人当中最努力的人。」

永田只要决定了，就不会提出任何疑问，不断的突进，坂口回想，因此对武装斗争抱持怀疑态度的成员看起来，她是「对『政治游击斗争』是必要的这点拥有最强烈认同的人。」她在机关报《解放之旗》担任主笔长达半年以上，据坂口所说：「这不是因为她在理论性上比若本或柴野等人优秀，而是因为她比谁都强烈主张组织的重点斗争：『政治游击斗争』。」

另一方面，永田如此回想：「在受到川岛的暴力性行为以后，带着一种不能输给这件事的『女人的决心』，拼命地从事各种活动，而这个行为被人们评为很努力，我想这是我被选为委员长最主要的理由。」但是据坂口所说：「坦白说她的缺点太多。」而据永田所说，被选为最高领导人这件事，她「对于路线没有正确的自觉，因而为了武装斗争被要求得更加拼命。」[203]

此外，据永田的回忆录所述，她被选为最高领导人的两个月前，一九七○年七月，永田拿掉坂口的小孩。[204]永田在堕胎后对这件事经常感到痛苦，同居的坂口在殴打「哭哭啼啼」的永田后，道歉说道：「啊啊，我动手打了女人。理解女性解放的话，男人是不会殴打女人的！今后，绝对不会动手！」坂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堕胎的事，但在选最高领导人时把票投给永田，说不定是基于对她的愧疚感。

永田在联合赤军事件后，得到以田中美津为首的女性解放运动者的支援，在经歷过那些之后的回忆录中，对于那次堕胎，她是这么说的：「警钟以来，有党员不生小孩的潜规则。」她对这个规则没说什么，只是遵守，「不得不感觉到那样的自己的守旧与软弱。生不生小孩，是女性的权利，而当时甚至对此没有自觉。我缺乏主体性的部分，在这种地方显露无遗。正因为如此，我把一切都赌在极左斗争上，为此奋斗。」

无论如何，在永田的领导下，革命左派朝着不可质疑的武装斗争迈进。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赤军派在森恒夫的指导下，准备武装斗争。在能力和气质上都被认为有问题的两位领导人率领下，这两个组织朝着更为激烈的斗争前进。

#1.译註：葛瑞夫兹氏病（Graves' disease）为瀰漫性毒性甲状腺肿（Toxic diffuse goiter），是甲状腺亢进最常见的原因，好发于二十到四十岁的年轻女性，患者会出现甲状腺肿大、眼球凸出的症状。而甲状腺亢进会导致代谢加快、心悸、胸闷、怕热、腹泻、脾气暴躁易怒、情绪不稳定、紧张、失眠等症状。↺

179.同上书九○页。↺

180.同上书一○○页。↺

181.同上书一○一—一○四页。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一八五页。↺

182.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八八页。↺

183.前掲〈赤军派よりラジカル！　京浜安保共闘〉一二二页。↺

184.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八八页。↺

185.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七页。↺

186.同上书五九、一八二—一八三页。↺

187.同上书二四九页。↺

188.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一一页。↺

189.同上书一一一页、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四四页。↺

190.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一五—二一六页、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二五页。↺

191.大泉前掲《あさま山荘铳撃戦の深层》二七九、二八○页。↺

192.同上书三二九—三三○页。↺

193.同上书三三○页。↺

194.同上书二八○—二八一页。↺

195.以下对大槻的处理参见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七、一二六页。大槻的引用来自大槻前掲《优しさをください》一四一、一一三、一一五、一一四、一四六、一五一页。 ↺

196.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五九页。↺

197.同上书二五九—二六○页。↺

198.同上书二三○—二三一页。↺

199.同上书二三一、二三二页。↺

200.同上书二五九页。↺

201.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四四页。↺

202.以下、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六○、二六一、二三三页。↺

203.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四四页。坂口前掲《あさま山荘一九七二』》上卷二六一页。↺

204.以下关于永田的堕胎，参见永田前掲《十六の墓标》上卷一六二、一六○、一六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