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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通称为「一九六八年」的青年人反叛时期，严格来说究竟起自何年、终于何年，其实难以断定。

广义而言，可以追溯自一九五八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组成，日本「新左翼」诞生之际起，到一九七四年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发动炸毁三菱重工大楼，或者一九七八年占领成田机场管制塔的时期为止。对当时参与运动且到现在仍持续投入社会运动的人们而言，或许会有人主张至今都尚未结束。

不过，在此按照一般（认为的）时期划分，将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联合赤军事件视为「那个时代」的结束。至于将起始点设定于何时，则众说纷纭，此处将以一九六五年庆应大学反对调涨学费的斗争为始。

若从新左翼通史等角度来思考，一九六五年应是反对《日韩基本条约》斗争的时期，笔者之所以以庆大斗争为起点，是基于前述笔者的问题意识。比起反对《日韩基本条约》的斗争，庆大斗争更能反映经济高度成长与现代的「生活困难」，更能看出该反叛发生的脉络。

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经济高度成长的社会巨变期中，青年们直接面临何种状况，他们的集体心态又是如何；作为心态的表现，他们又採取了什么样的活动，经歷了何种失败，其结果给日本社会遗留下什么。如有必要将提及大学斗争的其他细节，但对这些斗争细节的描述并非主要目的。

在检证之前，作为前提将说明六○年代安保斗争与一九六○年代中期为止新左翼各党派的动向，以及发起「那个时代」反叛的婴儿潮世代之文化和世代背景。不过所谓的「六○年代的文化革命」并非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本书中也将说明理由。

笔者在先前着作《「民主」与「爱国」》中，探究战争遗留下的集体「心态」如何影响战后思想和论述，而本书的主题设定便是在前作的延伸上，但与《「民主」与「爱国」》不同之处，体现于资料对象与处理方法两点上。

首先是，研究对象资料的差异。《「民主」与「爱国」》中採取的解释是，集体心态集中在具有出色言语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身上，并针对个别论者的战争体验与思想进行考察。但「那个时代」的反叛，或许因为参与者都很年轻，拥有出色表达能力的论者很少，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资料大部分是无名的学生或青年劳工们留下的文章、谈话、回想，以及各行动的轶闻等。

透过此方法，考察的并非他们的论述，而是釐清他们无法言喻的心态与惯习行动（habitus），在此框架中检证他们如何进行实践（pratique）。亦即本书採取的取径是探寻「那个时代」的反叛特性及其遗产。为了探寻无法明确言语化的部分，在记述细节时花费了相当笔墨，在此先请读者见谅。

第二点便是资料的处理方法。这部分将做更详细的说明。

如本书内容中所描述，当时的青年们苦于无法确切说明自身面对的不满与闭塞感，因此仰赖「异化」、「主体性」等马克思主义用语，而且多与政治状况进行连结。

试举一例。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曾获赠由前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编纂，全二十三卷、收录约五千件传单与小册的《东大斗争资料集》[6]。而前述NHK的〈採访后记〉则写道[7]，「我们当初曾计画以山本义隆编纂的《东大斗争资料集》所收录的当年传单为主轴，但触目所及者，皆充斥当时用来对外声明的生硬的新左翼用语。」

实际上如同第十、十一章的引用，该资料集中混杂着当时学生坦率记录的心情，并非尽是「生硬的新左翼用语」文章。不过这类坦率的资料毕竟属于少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新左翼各党派的机关刊物，大多是夸大宣传的报导，作为资料并无多大用处。

反过来说，全共斗中未隶属新左翼各党派的学生们，其撰写的如诗般断简残篇风格的传单、涂鸦等，则更为有用。本书中尽可能运用同时代的传单与机构刊物等，不过对于资料丰富的东大、日大斗争；「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之简称）；联合赤军（此处指回忆录）等，因为有其重要性，且老实说也具「易于使用」的特色，因此也大量当成对象资料来处理。本书中具有这一面向，在此也先行说明。

当时学生的手记、座谈会、周刊杂志与报纸的报导，作为当时学生直接发声的资料，本书也进一步活用。周刊杂志等恐有欠缺可信度之虞，不过当时学生运动的周刊杂志由「越平联」等年轻人打工撰写的文章颇多，在大多数的例子中意外地很能表达学生们的「真心」意见。

本书也运用了回忆录与日后进行的访谈资料。不过歷史研究者皆能理解，回忆录这类文本混杂着错误记忆、误解事实、自我辩护的成分，故亦有欠缺可信度的部分。

歷史学者经常採用的，接触官方资料进行史料批判的方法，在像是东大斗争中的武装内斗（译註：内ゲバ，又称内讧、内部暴力、暴力内斗）等小事件便派不上用场。此外，这些官方资料（此情况中例如公安资料）要么无法阅览，要么有粉饰事件的可能性。

本书在不得不使用回忆录时，（一）尽可能比对多部回忆录，记下笔者认为最接近的「事实」；（二）若无法办到时，加上附註併记多部回忆录；（三）连这点也无法办到时，便仅记录此回忆录如此记载。此外也会对照时代背景，订正回忆录中明显的事实错误部分。

由于回忆录与手记具有站在个人观点书写的特性，亲临该时代该场面的人之中，可能会有觉得该叙述与自身印象不符的情形，这点还请见谅。当然若是笔者有明确的事实误解并对此提出指摘，笔者必定会先检讨（因为指摘不必然保证绝对正确），之后率直地接受。只是，类似「与我听到的传言不同」这种证据薄弱的批评，则要请读者避免。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I部说明婴儿潮世代的世代及文化背景，以及新左翼各党派的状况，解说整体的背景。第II部则描写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至一九六八年年初的中大斗争，亦即对「前全共斗时期」进行记述。第III部描写日本大学、东京大学乃至各地大学的全共斗运动，以及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的羽田、佐世保、三里冢、王子、新宿、浦田等街头斗争。第IV部描写一九七○年六月阻止安保延长失败后，也就是所谓败退期出现何种思想变动，又如何影响后世，随之说明「越平联」、联合赤军、女性解放运动（Lib）等。

这样的安排，或许与日本普遍的「一九六八年」印象略有出入。「那个时代」的青年们的反叛，通常以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为起始，经过东大、日大及其他的全共斗运动，至一九七二年二月迎来最后的联合赤军事件。但对于第一次羽田斗争起至各地全共斗运动，本书仅在第III部讨论。即便读者能同意各用一章来解说「越平联」、联合赤军、女性解放运动，但对于为何还存在其他章节，大概会感到诧异。

然而，这是根据本书问题意识与主题设定而形成的结构。首先，第I部对时代、世代背景的说明，对于理解为何在如此景气的时代，青年们会发起反叛、他们的人格形成中含有什么样的心态，以及「那个时代」在社会结构上是怎样的转捩点，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关于新左翼各党派的说明，则基于掌握对日本「一九六八年」产生巨大影响的党派特性上有所必要，对于理解参加学生的社会阶层与心理状态等，也不可或缺。

此外，在第II部「前全共斗时期」从庆大斗争到中大斗争的描写，则是为了检证在东大、日大斗争，特别是东大斗争中「全共斗运动」的形式确立之前，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又面临什么样的极限。如阅读本书便可充分知晓，在新左翼各党派几乎未介入的庆大斗争等时期起，为何当时的普通学生会发起大学斗争。不仅如此，之后的全共斗运动不必然得遵照东大斗争确立下来的形式，这透过考察前全共斗时期的斗争，便可看出端倪。

第III部中，开头一章讲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起，至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王子斗争为止的「激盪的七个月」，接着一章讲述日大斗争，一章讲述高中斗争，东大斗争则分为两个章节说明；与此相对，一九六八年后期的新宿事件起，至一九六九年全国各地的全共斗运动，以及一九六九年一连串的街头斗争，则汇整为一个章节。

第III部的这种组成，一方面也是因为前述东大、日大斗争保留丰富资料，容易探究其来龙去脉，而相对地各地大学斗争在资料上受限颇多。但除此之外，笔者思考的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安田讲堂攻防战以后的全国各地全共斗运动，以及一九六九年一连串的街头斗争，在很大的面向上只不过是不断重复东大斗争与「激盪的七个月」中确立下来的模式。

这个时期一般皆视为「那个时代」最昂扬的时期，但反过来说，却忽略了「前全共斗时期」混沌状态所具备的可能性，因此成了单一模式固化的时期。为了检证出现这种模式的原因，以及确认不必然得依循这种固化模式，才将东大斗争的原委分为两章来详述。而为说明高中斗争与模式化的大学全共斗运动背景略有不同且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花费一章来描写。

第IV部是所谓「那个时代」的衰退期与终止期。此处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此衰退期形成之「一九七○年典范（paradigm）」决定了日后日本左派的基本论调，而此状况乃基于何种背景而产生，其极限又在何处？在本书的研究对象中，「越平联」算是特殊的组织，为了描写公民运动的可能性，以及年长者与年轻人既共存又对立的持续状态，故加入相关说明。

关于自联合赤军至女性解放运动的潮流，因联合赤军事件从当年到现在往往被赋予过多意义且多以略带感伤口吻阐述，而为了阐明此事件的感伤解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举女性解放运动作为其中一例，并特别审视了田中美津的论述。笔者认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歷史原本就应当由当事者的女性研究者来书写，因此本书划出一章叙述女性解放运动，仅是因为开展本书主题上所需，并无打算僭越去阐述女性解放运动的歷史。

在结论部分，针对「那个时代」青年们的反叛为何、问题点又为何、反叛给日后的日本社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等，进行国际比较并做总体概括。另也提出「那个时代」的衰退期中形成的「一九七○年典范」在当今面临什么样的侷限，并在对接下来的世代提示典范转移之处，结束本书。

此外，本书处理的时代，当时的当事者大多仍然健在，但除了偶尔有当事者赐教的场合，基本上不对当事者进行访谈。笔者过去的着述《「日本人」的界限》中处理二战后沖绳的复归运动，《「民主」与「爱国」》中处理战后思想，皆未进行访谈调查。其原因有三。

第一，基于一个单纯的事实，那便是人类的记忆是会变形的。例如笔者在《「日本人」的界限》的资料调查之际，便遇到即便日本战败后留有主张沖绳自治论的文献资料，某沖绳的复归运动领导人士仍坚持从战败便一直线连结到复归运动的说法。

这恐怕不是意图性地隐蔽事实，而是人类为了肯定当下的自我存在方式，而打造出自己的歷史（history=his story）。如同本书第九章的註释二四一，同一人物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八○年代的叙述有所出入。所谓「只要询问当事者，就可以得出无可动摇的真实」，这种想法不过是幻想。记忆是动态的。

第二，完成、修整研究时的务实问题。以本书的主题来看，若欲进行正式的访谈，恐怕不是访谈数人便可结束，而是需要进行上百人的调查。本书中採用了相当数量的回忆录，收集了大量主要当事者（除了像山本义隆般拒绝一切採访的人）的回忆，但如正文和註记中所述，多位当事者围绕同一个事件往往陈述不同的回忆，这种事例并不在少数。

本书尽可能地使用多种回忆录与当时的报导，与事实不同之处则加以註记，如果执行规模多达数百人的访谈，务实来说，肯定会陷入无法收束的状态。更何况即便同一个人，若因记忆的变形导致八○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与现在的访谈不尽然一致，最后将无法汇整出可用的叙述。笔者靠一己之力收集并阅读大量资料，并不畏劳苦，但面对原则上不可行之事，除判断确不可行之外，别无他法。

第三，笔者活用至今为止一直採用的，自身擅长的文献调查方法。文献资料虽非万能，但在某些时候仍能起到拆穿现代人为迎合自身而擅自捏造的记忆，或具备打破一般观念的功能。

例如第十四章所述，全共斗与新左翼相关人士开始把「战后民主主义」一词当作批评用语来使用，仅从文献来看始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以后，但此事即便对今日的当事者进行访谈，大概也无法釐清。有可能会得到「战后民主主义？大概是一九六五年起开始批判的吧？」这种反应。天皇制或在日朝鲜人问题直到一九七○年夏季（至少到一九六九年春季）几乎都未被当成问题；一九六八年初夏为止的东大斗争具备「经济斗争」与「民主化斗争」的特质等等，只要爬梳当时的文献资料便可釐清，但若今日访谈当事者，或许会让对方感到讶异，又或者对方可能打算否认。这是因为这几点可能否定之后的斗争发展或他们自身的存在方式。然而，文献资料在当时犹如把思维与心态「冷冻保存」下来，因此可剥除现今创造出来的「记忆掩盖」或既定观念，面对隐藏的伤口，也暗含将其撬开的力量。

笔者无意否定口述歷史的可能性，实际上去年（编註：二○○八年）发行的《在日一世的记忆》中也参与採用了访谈调查的计画。笔者也不认为文献资料万能，只是想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自一九九五年《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起，十五年来一直使用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等同于揭开当事者疮疤，因此有可能遭到抗拒。笔者并未将揭开疮疤或打破一般观念当成目的，笔者甚至认为「把伤害他人使其感到动摇当成目的」一事具有犯罪性质。只是，不透过这样的方法，有些事情就无法釐清。笔者认为，即便以特意破坏一群人安身立命的一般观念作为代价，从中获得的东西，仍具有一定意义。

另外尚有一事必须先行说明，本书并不打算将「那个时代」描写成英雄般的故事，若有读者抱持这种想像，本书可能无法回应该种期待。笔者认为，即便扣除当时青年们所处时代的侷限与制约，他们的行为仍存在着稚拙的部分。

但本书的主题绝无揶揄「那个时代」青年的稚拙之意。须反覆说明的是，本书的主题在于「那个时代」的反叛在日本现代史中该如何定位，并试图在其中找寻意义与教训。本书的描写即便带给「那个时代」的当事者们违和感，但比起细节的（当事人如此认为之）事实误解，而引发低层次的抗议与批判，笔者更期待能见到涵盖本书整个主题的议论。

6 ’六八．’六九记録する会编《东大闘争资料集》（国立国会図书馆藏，一九九四年捐赠）。关于山本义隆是东大全共斗的「议长」或「代表」，根据不同纪录有不同叙述，并无定论。如第十章后述，东大全共斗乃不设正规职位的运动形体，由任何人皆可出席的代表会议决定方针。根据从东大斗争初期起持续採访的《每日新闻》记者内藤国夫《ドキュメント　东大纷争》（文艺春秋，一九六九年）一五五页，山本「虽说是［东大全共斗的］议长，但并未经正式选举，而是在担任汇整角色时不知不觉变成全共斗代表，之后又被推为议长。」因此「代表」或「议长」的称唿都有可能，本书基于全共斗的思想（即便同样没有定论）「谁都不能为谁代言（即谁都不能代表谁）」作为解释，后文全部统一作「议长」。↺

7 船越雄一〈《东大全共闘》取材后记〉，三九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