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全学联的活动处于低迷状态，不过国际情势与状况最终出现了变化。

首先，一九五三年史达林（Joseph Stalin）过世，韩战进入休战。史达林之后继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提倡「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使冷战转趋缓和。

当「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时，日本共产党也在一九五五年七月的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六全协）放弃武装斗争路线，并公布所感派领导人德田球一亡命中国，并已于一九五三年死亡，而武装斗争路线错误的责任，除去若干的自我批判外，几乎都推给了德田球一。

这种方针转变，也让宫本显治等国际派党员获得复权。一九五二年遭解散的反战学生同盟（反战学同）也被重建[29]。而今后的学生运动则被要求依照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中央主张的，改为关注学生切身的要求，採取对校内外民主势力进行统一战线的路线。

在此路线之下，认为学生党员应当透过被称为「歌声运动」（うたごえ运动）的合唱队活动，拉近与普通学生的关系。「学生们回到教室，自治会是照顾学生日常生活的服务机构，连给厕所准备肥皂也是任务之一」，自治会活动也出现了设置垃圾箱运动等。由于此方针是一九五五年九月的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故俗称「七中委主义」[30]。

然而，一直以来投注心力採取武装斗争路线的学生党员们却对此路线转变感到震惊，许多人都在此时脱党。根据曾为东大共产党员的森田实的说法，森田向东大基层组织党员报告党的方针转换时，岛成郎「扯开嗓子异常大声地怒吼」，「那我这五年之间做的事情究竟算什么？要求支派进行自我批判，那也是错误的吗？什么才是正确的？」[31]

岛如此回忆当时东大党员基层组织者会议的情景[32]：

九月举行了东大基层组织者总会，超过百人出席，那时见到的地区领导人模样，实在很悲惨。之前说这是党的指令，威风八面地发号施令的他们，不只态度一百八十度改变进行自我批判，甚至抱怨「我们也是受害者」，而大学生们则不顾羞耻地大哭嚎叫「党剥夺了我的青春」之类。见到此景，不禁震惊于难道这就是党的真相吗？还对一九五二年以来屈服于「党的统一」名义下，为了成为「优良共产党员」而将内心感性压碎的自己，感到一股不可抑制的愤怒。

到了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雪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演说，批判史达林为独裁者。同年八月，匈牙利发生工人的反共产党起义，苏联军队为镇压而入侵匈牙利。这一连串的事态，使苏联及日本共产党的权威更形低落。

全学联活动也被迫趋于停滞，不过岛与森田联系起全学联书记局与反战学同等单位，集结处于崩解状态的学生党员，重建起活动。他们依据的就是一九五○年武井昭夫提出的「学生作为一个阶层」的思想[33]。

共产党中央把学生视为小资产阶级，把学生运动当作培养候补干部的过程，或者致力于服务普通学生的「生活需求」藉以扩大党势力的工具，岛等人对此已感到不满足。对他们而言，「学生作为一个阶层」的想法充满魅力。武井的战争体验与对前世代的违和感，使他提出「学生作为一个阶层」，然而此时期这个思想已脱离战争体验，转变成学生在革命中具有独自存在意义的理论。

一九五六年六月，反战学同提出「先驱性论」。这是指「到普罗大众真正提高政治地位为止，学生必须总是劳农市民的先驱，为他们指明战斗方向，或者持续为友方阵营敲响警钟」。这种即便劳工运动处于低潮，学生运动仍必须作为革命导火线为劳工战斗点火的思想，给日后的新左翼运动带来重大影响。在此思想之下，反战学同于一九五八年五月改组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社学同）[34]。

一九五六年六月的第九届全学联大会上，批判要求满足学生生活需求的「七中委主义」，直接打出和平拥护斗争理念，把「作为阶层的学生运动」定位成阶级斗争的一部分[35]。接着一九五六至五七年，全学联便倾注力量于砂川斗争。

所谓的砂川斗争，是指位于东京都立川市的美军基地为了扩建而计画徵收砂川区的土地，当地居民与工会为反对徵收，发起阻止履勘的斗争。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学联动员约一千五百名学生，与工会会员一同对抗警队阻止土地履勘。隔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约四千名劳工及学生与警队进行对峙，成功阻止履勘[36]。

全学联的砂川斗争能够获胜，媒体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立川位于首都圈近郊，砂川斗争现场涌入了大量新闻记者与摄影师，当时的全学联既不带武斗棒也不带头盔，肩并肩组队面向警队，单纯以肉身承受警棒的挥击。当时的运动者说「大家都抱持着有如宗教家般的心情。」[37]这种以非暴力方式一味向前的姿态，透过报纸、新闻影片和刚开始普及的电视传播给大众，获得舆论同情，迫使鸠山内阁不得不中止履勘。

政治学者大岳秀夫于二○○七年饶富深意地指出，因为在砂川一味与警队发生冲突，「把自己的肉体暴露于危险的极限状态进行抗争」，这种态度大奏其功，所以六○年安保斗争之际，「共产同与全学联首脑可能有一种天真的期待，认为在安保斗争中也採取相同战术，政府就会放弃安保修订。」[38]无论如何，全学联在砂川斗争中取得胜利，使他们干劲大增。

如此，全学联恢复了活力，根据岛的说法，「这些运动中，我们已经未完全遵照党的指导。不，应该说，如果没有去反抗党企图控制我们的这种来自中央的妨碍，我们的运动也无法推展。」[39]共产党中央并不喜欢全学联这种「激进」的斗争。

针对砂川斗争的评估，全学联内部发生龃龉。站在「学生作为阶层」立场的岛与全学联委员长香山健一等人，主张砂川斗争是在学生主导之下进行的斗争。与此相对，批判派则主张，砂川斗争的成果来自社会主义势力的优势与舆论高涨之故，学生只起到辅助的角色[40]。

不过根据岛的说法，「政治对立这种东西，『场面话』总是绕着理论或政策来讲，但『真心话』或起因则由极细微的人情先行」，此次论争也是一例。领导砂川斗争的是森田实、香山健一、岛等东大生团体，他们的组织管理略显强硬，激起早大出身的全学联书记长等人的反弹，正是这次论争的「真心话」，这是岛的见解[41]。

岛这种对论争的定位究竟有多符合事实，我们并不清楚。但学生运动中东京大学学生处于优势的状况，则一直持续到日后。日后成立的共产同及其他新左翼党派，也有同样倾向，即东大生或东大出身者占据中央，加上早稻田大学或京都大学出身者担任指挥部，而法政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等学生则组成在第一线与警察战斗的士兵阶级。

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全学联第十一届大会时，全学联内部的对立进入到决定性的阶段。大会上肯定了「先驱性论」，即「学生作为阶层」是无产阶级的盟军，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驱[42]。但批判派则透过妨碍议事进程扰乱大会，两派发生小型冲突。

看不下去的党中央在大会隔天的六月一日，召集两派党员前来共产党本部，举行小组会议。但党中央不承认先驱性论，而且对批判派抱持同情的态度，为此，从六全协以来一直积累不满情绪的香山与森田等人「经年的愤懑爆发」，决议不信任党中央委员会，并演变成与党本部人员互殴的局面[43]。

共产党中央批评此事乃「结党以来首次的反党暴行」，将森田与香山等人开除党籍，同情他们的学生党员也被以「分裂活动」为由开除党籍。

这些被开除党籍及脱党的学生党员，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岛为书记长，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成立时宣言「公认的共产主义领导部（史达林官僚主义）已经堕落为背叛世界革命的机会主义组织，在单一国家内强制推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和平共处政策。本同盟在理论上、组织上与他们做出明确区隔，对他们进行绝不妥协的斗争，为把新的共产国际建设成世界性组织而努力，为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奋斗。」[44]这个共产同，成为日本新左翼各党派的源流。

在这段宣言中，将苏联与日本共产党批评为透过「和平共处政策」与资本主义妥协，是种以「一国社会主义」背叛「世界革命」的「史达林主义」。此处的「史达林主义」与「史达林主义官僚」等词汇，也被日后组成的新左翼党派所持续使用。

此时，日本的新左翼经常标榜自己是国际主义。而在过往，日本共产党认为反对战争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反美军基地斗争也打着「反美爱国」的名义。只有左翼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之见解，在共产党发起反抗活动的法国、苏联、中国等地，也经常可见。

但新左翼却在此与日本及苏联共产党做出切割，高举「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根据日后成为共产同运动者的荒岱介二○○八年的着作，「对与日本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新左翼而言，批评史达林主义是一国主义，已变成惯用的词句」，「自採用一国和平主义路线的六全协之后，共产党不再讴歌『共产国际』，但新左翼的政治集会，或者过往的学生自治会大会，抑或反战劳工集会等，则高声提倡。」[45]六○年代末的反叛运动，厌恶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的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喜爱高唱「共产国际」，其源头即出于此处。

此外，这个论述方法也受到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批评史达林论述的影响。在俄国革命中肩负重任的托洛斯基，批评苏联与史达林安逸于一国社会主义，提倡应进行世界革命，最终在流亡墨西哥时遭史达林派出的刺客所暗杀。对各国共产党而言，「托洛斯基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同义词。但随着苏联及日本共产党威信低落，五○年代后半起对托洛斯基的重新评价也再度兴起。

根据岛成郎的说法，从砂川斗争时期起，共产党内视为禁书的托洛斯基着作，在批评共产党中央的学生党员们之间「秘密流通且贪婪地阅读」。岛也表示，「托洛斯基告发史达林的庞大革命理论，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46]

其他方面也出现了对托洛斯基的再评价。一九五七年一月，写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着作且举办「辩证法学习会」的黑田宽一、共产党员太田龙、曾任共产党京都府委员的西京司等人组成「日本托洛斯基联盟」。此联盟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改名「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共同），成为日后中核派与革马派的源头[47]。

然而，革共同与共产同并未能结成一体。首先，革共同的组织过小，创立成员仅五人，一九五八年七月自称纯粹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太田，与主张必须批判性地吸收托洛斯基思想的黑田分裂，太田组成「关东托洛斯基联盟」，此团体日后改称「日本托洛斯基同志会」，之后再改名「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作为托洛斯基提倡的第四国际日本支部，成为一个新左翼党派，通称「四托洛」[48]。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黑田宽一与西京司也分道扬镳，黑田组成「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西组成「革共同关西派」。分裂接连不断，根据当时身处革共同全国委的星宫焕生回忆，革共同全国委「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人，是个类似研究会的组织」，关西派包含西京司在内，也仅有两位定期参与的运动者[49]。

当时的运动者藏田计成认为，学生不参加革共同的理由除了该组织不断分裂之外，也因为「当时的学生党员屡屡指出『革共同从理论出发，我们则从群众斗争出发』。」[50]

革共同宛如围绕着黑田的学习社团，具有理论先行的倾向，因此追求积极展开运动的学生们对此团体并不感兴趣。

岛成郎还举出两个讨厌革共同的理由。第一，就像盲从苏联的日本共产党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把第四国际与托洛斯基视为绝对权威的国际权威主义。」其二则是「採用『打入主义』这种假他人之功，成一己之事的下流本性。」[51]

各个继承托洛斯基思想的第四国际团体，特徵就是採取「打入主义」。这是指加入已经存在的革新派组织，进而在内部扩大自身影响力，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组织。忠实继承托洛斯基思想的第四国际日本委员会等团体，皆採取派遣自身成员进入社会党组织的战术。

根据岛的回忆，革共同也在共产同使用打入主义，「因为共产同是大众性的中间主义团体，所以加入他们展开新左翼党派活动，企图藉此扩大自己派系的势力」，面对这种做法，他觉得「胡搞也得有个限度」[52]。但前述的星宫焕生指出，革共同全国委讨论打入主义大约是在六○年安保斗争结束后的六○年秋季，因此岛的见解有错误[53]。无论如何，岛对革共同相当反感。

不过共产同在创立之初，是只有二十个左右的前学生党员聚集起来的弱小组织，但不满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学生运动者、各大学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支部〕员等不断聚集，之后更将社学同纳入管理下，共产同扩大了在全学联内部的势力。留在共产党一方的仅剩大坂府学联与兵库县学联[54]。共产同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创立机关杂志《共产主义》，作为与共产党有所区别的先锋组织，获得学生们的支持。

然而，共产同虽然在学生组织中获得成功，却几乎没有掌握劳工。例外的状况是共产党港区地区委员会整个组织都加入了共产同。共产同在中央有政治局，政治局发行机关报《战旗》与机关杂志《共产主义》，政治局下还有负责学生的学对部与负责劳工的劳对部。但劳对部实力不强，仅在全递、全电通、都教组、长崎造船等拥有微薄的局部影响力[55]。

根据岛的说法，即便在共产同势力最强的六○年初，也只有同盟成员约一千八百人，其中学生占八成，劳工占两成，然而这也仅是推测，藏田日后回忆道，「共产同的全国大会约一百人，因此最兴盛的时期也只有四、五百人。」藏田也承认共产同无法掌握劳工，劳对部「顶多介入地区中小企业劳工争议，施以指导并获取同盟成员而已」，就算在六○年安保斗争中也是「只要有点接触的劳工便加以动员，让他们拿着旗帜，跟随在学生游行队伍后面的程度罢了。」[56]

结果，共产同终究以学生为核心，共产同与全学联宛如一张双重曝光的照片。具体而言，共产同学对部就是全学联书记局的成员，都学联（东京都学生自治会联合）书记局则与全学联书记局连成一气，这些运动者负责指挥抗争游行与指导各地大学运动[57]。各地大学的共产同运动者在班级讨论等场合唤起普通学生的关注，肩负动员抗争游行与集会的角色。

即便如此，共产同作为一个组织仍不成熟。连书记长的岛也无法正确掌握自身的成员人数，上述的同盟成员人数也只是透过记者採访做出回答。此外，作为革命组织不可或缺的纲领，也因为共产同成立后立刻卷入六○年安保斗争，最终只有成立一个草案[58]。

共产同下聚集的学生们中，即便最年长的岛也只有二十七岁，大多数人几乎都是二十岁左右，虽说其中也有优秀人才如日后成为知名理论经济学者的青木昌彦（以笔名「姬冈玲治」从事写作），但并没有经验丰富的运动者。曾是共产同成员的西部迈如此回忆道[59]：

「简而言之，共产同对所有的根本问题都是一无所知。例如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应取而代之的政治体制，与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等等。从马克思主义中撷取符合自己情感的部分加以拼凑，这就是共产同的作风。」「所谓共产同的『革命』，仅是纯粹或者澈底表达理念的语词。因此，他们可以异常诚挚地说出『革命』一词，但几乎没有人能把这个词汇付诸实行，也没人打算这么做。」「老实说，共产同根本没有正确的认知，既无人才也无余裕。总之，不过就是愚蠢年轻人的团体。」

岛也在回忆录中如此说明[60]：「组织的实际状态是，反史达林主义各派的繁杂分子聚集，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皆未成熟，不具备将其汇整成纲领的能力，实话就是，开始发生纲领论争之类的事情后便陷入无法收拾的状态。」前东大法学部绿会（自治会）委员长且常任京滨南部地区委员会的叶山岳夫，日后甚至说共产同「是否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值得存疑。」[61]

有不少成员都提及共产同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全学联书记次长东原吉伸指出[62]：「当时学生运动的主力诸君，年龄从二十岁到二十二岁，岛是二十五、六岁。主力的诸君即便精通革命理论（世界同时武装革命论）的歷史与理论结构，但对于应打倒对象的日本权力与实际状态，却几乎一无所知。」

虽然东原表示共产同的领导者精通理论，但曾任机关报《战旗》总编辑的大濑振却如此回想[63]：「我们除了学习列宁，也检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但尚未讨论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而且，完全没有讨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观点。」

虽说如此，共产同对这种状况却採取一笑置之的、学生社团般的开朗态度。东原回忆当时位于金助町的全学联书记局气氛[64]：「『夸大妄想』、『珍奇』成为一种暗语大受欢迎。『这不是有点夸大妄想吗？』这个意思就等同『把这个当作斗争方针很有意思。就这么决定了。』」「一般来说理论都是粗枝大叶，气氛多是愉快的，包含女子大学的同志诸君在内，存在许多『妄想男』与『妄想女』。」身为书记长的岛也回忆道[65]，共产同「不需要〔共产党般〕晦暗的组织策略，而是开朗且充满活力，毫不造作的团体。」

可以见到，青年们对革命梦想充满夸大妄想的气息，享受着某种乐观的氛围。因为财政困难，全学联书记局中只有一台电话，而且似乎也半年未缴费而被电话局断线。但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表示，「对于成为革命发祥地的全学联事务所，电信当局不是理所当然该捐赠一台电话吗？」面对催促缴费的电话局员则骂对方是「反革命分子，保守反动」[66]。

然而，他们太过急于批判共产党中央的年长世代，却未自觉到自身的力量不足。前述的中冈哲郎于一九六○年出版的着作中如此叙述[67]：

我曾经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两、三名典型的现代政治青年交谈过。无论怎么谈，我从他们口中听到的主张只有：当今所有的左翼指挥部都不行；今天的日本需要新的左翼指挥部；能形塑新的左翼指挥部的，只有他们自己。简单而言，他们的论述中仅能听出过往的一切都不中用，是种一刀两断式的评价。根据这个评价，他们产生出只有自己才是未来创造者的自负心态。

曾是武装斗争期共产党员的中冈曾谈起自己的经验，表示共产同的成员们只是不断在重复「〔共产党的〕指挥部是错误的。」中冈指出，「他们对其澈底否定，而且他们的思考全被这种否定的冲动带着走。」[68]这种倾向与日后新左翼各党派及全共斗也有共通之处。

共产同的青年们即便有「自负心」，仍缺乏智慧与财力。东原回忆当时全学联书记局营房（barracks）的气氛[69]：「虽然缺钱但却意气昂扬，即便不清楚革命究竟是什么，仍旧充斥着革命前夕可能降临的气氛，从小事到整体，都处于粗糙简陋的状况。」

因此，各大学的前学生党员也未全体加入共产同。西部迈回忆道[70]，共产同成立时「东大教养学部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等同解体，但共产同也未因此气势高涨，因为许多人都开始脱离战线。对大学中的伙伴而言，并不认为共产同是个有思想、有组织的地方，不值得赌上自己的人生。」根据曾任前全学联组织部长的林纮义回忆，「共产党驹场基层组织在〔昭和〕三十四年二月一日的基层组织会议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加入共产同，三分之一留在〔共产〕党，三分之一放弃政治活动」[71]。

然而，共产同机关杂志《共产主义》第一号上针对共产同尚无纲领一事，有如下说明[72]：「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式团体提出的在组织之前得先有纲领，在行动之前得先有纲领的说法，我们持续关注每天发生的阶级斗争课题，只有在实践烈火中的试炼，才能诞生出无产阶级解放的纲领。」比起思想，更追求直接行动。共产同凭此想法往前突进。

他们最初的课题便是与共产党以及革共同竞争并取胜，掌控全学联指挥部。共产同控制下的全学联与都学联中枢部门也开始有人脱队，并加入被认为在理论层面优于共产同的革共同全国委。共产同成立后不久召开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学联第十三届大会上，革共同属于多数派，掌控着全学联执行部。为此，共产同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共产同全国基层组织（支部）代表会议上开除革共同派系的成员，六月的第二届共产同大会也排除了革共同的团体[73]。一九五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学联第十四届大会，成为共产同、共产党、革共同三方竞争的场域。

此次大会最终由共产同取得全学联执行部的多数，包含委员长唐牛健太郎、书记长清水丈夫在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一岁，成为全学联史上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唐牛出身北海道，性格爽朗，甚至被说成「比石原裕次郎更加帅气」。清水擅长演说，据说是个「肤色白晰的帅哥，全国女学生都憧憬着他。」[74]日后，唐牛以身为六○年安保斗争中的全学联委员长，清水在担任全学联委员长之后成为革共同中核派而为人熟知。此新执行部在首次的记者会上「天真烂漫地表示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让大家一阵目瞪口呆。」[75]

如此，共产同掌控了全学联，成为全学联主流派。遭排斥的共产党派自治会，于一九六○年四月组成「东京都学生自治会联络会议」（都自联），通称全学联反主流派。同时，革共同还在一九六○年四月组成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马学同）。至此，由单一全学联统一的学生运动，开始分裂出不同派系。

29 前揭时事问题研究所编《全学连　その意识と行动》九八页。↺

30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三七页。↺

31 西部迈《六○年安保》（文艺春秋，一九八六年）一三三页再引用。↺

32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三五—三六页。↺

33 同前书三九页。↺

34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四一，二七页。此书中将社学同成立大会设定于全学联第十一届大会前一天的五月二十七日，但根据前揭藏田《安保全学连》三九页，社学同组成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虽然时间差异不大，此处仍把社学同成立记为五月的成立大会前。↺

35 高沢皓司．蔵田计成编《新左翼理论全史》（新泉社，一九八四年）一二页。↺

36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一九○—一九一页。↺

37 《清水几太郎着作集》（讲谈社，一九九二—九三年）第一四卷四三八页。↺

38 前揭大岳《新左翼の遗産》一一六，一一七页。↺

39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四○页。↺

40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全学连各派》二六页。↺

41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四二页。↺

42 前揭高沢．蔵田编《新左翼理论全史》一三页。↺

43 同前书五○页、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七页。↺

44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七页。↺

45 荒岱介《新左翼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幻冬社新书，二○○八年）一四八页。↺

46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四七，四八页。↺

47 立花隆《中核VS革マル》（初版一九七五年，讲谈社。讲谈社文库版一九八三年）文库版上卷五八页。以下本书引用皆出自文库版。↺

48 同前书五八—五九页。↺

49 星宫焕生〈全学连．六○年安保．そして岛成郎〉（收录于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七○页。↺

50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三九页。↺

51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七九页。↺

52 同前书八○页。↺

53 前揭星宫〈全学连．六○年安保．そして岛成郎〉六九页。↺

54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七四，四○页。↺

55 同前书一五八页。↺

56 前揭立花《中核VS革マル》上卷六五页。大歳成行《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讲谈社，一九八○年）二一七页。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七页。↺

57 前揭蔵田《安保全学连》一五八页。↺

58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八七页。↺

59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二○，二一，二五页。↺

60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八六页。↺

61 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一五三页。↺

62 东原吉伸《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收录于岛成郎记念论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二六页。↺

63 大瀬振〈さよなら岛、さよならブント〉（收录于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前揭《六○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五五页。↺

64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二三页。↺

65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一三四—一三五页再引用。↺

66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二二，二三页。↺

67 前揭中冈《现代における思想と行动》一七三页。↺

68 同前书一七四页。↺

69 前揭东原《追想の中の「二人の改革者」》二三页。↺

70 前揭西部《六○年安保》三三页。↺

71 前揭大歳《安保世代一○○○人の歳月》二一一页。↺

72 共産主义者同盟〈全世界を获得するために〉（初出《共産主义》第一号，一九五九年一月。收录于前揭高沢．蔵田编《新左翼理论全史》）五○页。根据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六二页，此论文乃岛生田浩二共同执笔。↺

73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五八页。↺

74 前揭大岳《新左翼の遗産》四九页。小川登〈京都から见つめた六○年安保とブント〉（前揭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六○ 年安保とブントを読む》）一七四页。↺

75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八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