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者一般都很贫穷一事，也在社会学者高桥彻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调查中获得证实。

高桥的调查是针对东京与关西的大学自治会干部等级学生运动者，及各自所属新左翼党派实施访谈，试图按党派釐清他们的出身阶层、出身地、参加运动的原委、与家人的关系、现在的烦恼、经济状况、对自己派系的批判意识、在大学的出席程度等特徵。因为是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初的调查，所以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统整为「三派」，在此时期的调查中甚为珍贵。

首先是经济状况，学生运动者的平均生活费每个月约一万九千日圆，较一九六六年度的东大本乡校区学生平均二万一千日圆为低。且他们住在自家的比例约占两成，约八成都是从地方县市前往东京求学，住在宿舍或租屋的学生。高桥最初考量到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的物价上涨、许多学生运动者得支付房租，以及许多人需支付私立大学学费，预估他们「『一天吃两餐，而且只能吃长型软面包与拉面，并兼任多份打工』，但事实却非如此阴暗，为此感到气闷。」[55]

这意味着学生运动者不见得出身于低阶层。一九六七年，教育学者铃木博雄也对学生运动者进行调查，尽管没有像高桥的调查那么有组织性。

根据其调查，「学生运动者属于较全体学生平均更高的『中上』与『中』阶层，『下』阶层学生在全体学生平均中比例极少。」根据铃木的说法，学生运动者为「中上」与「中」阶层出身者占七成以上，「上」出身者也有三至四％，他认为「此前认为都是穷人子弟在搞学生运动的常识，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不少都是一流大企业社长的孙子、教育委员会的儿子、大学教授的孩子、一流公司董事的孩子。」[56]

然而高桥彻主张，「学生运动者大约七成属于中或中下所得阶层的出身者」，「较铃木调查更属低所得阶层」。这可能是基于高桥比铃木还要晚一点进行调查，反映出大学生普遍化的结果，不过高桥指出「中」层占多数则与「〔铃木调查〕并无太大差别」[57]。

此外，铃木与高桥也都认为，出身「下」阶层的学生运动者很少。根据高桥的调查，出身劳工阶层的运动者仅占调查对象中的三％。高桥如此谈到劳工阶层出身的学生[58]：「比起学费更苦于生活费，不得不努力打工；比起去更好的处所就业，内心总抱着只要有工作就好，因此在物理上或精神上都难以从事学生运动。」

但须注意，这个状况并不意味当时的学生运动就是「中层以上学生的游戏」。高桥以美国社会学者针对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者调查作为参考，美国调查指出，学生运动家多出身「中上」到「上」层，属于「富裕社会的天之骄子」，但日本的学生运动者则出身「中」或「中下」阶层，故高桥认为「与美国新左派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根据高桥的说法，日本的学生运动者「外貌平凡，属于今日学生全体的平均长相」，「他们就是长相『普通』的人，不像美国学生运动中可见相貌出众的豪快人们。」[59]

此事也可套用第一章提及的运动与文化间的关系。在美国的状况是，出身上流阶级的新左派运动者是「社会波希米亚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的混合产物」，被评为「富裕社会的天之骄子」，与嬉皮文化等具有亲和性。

然而，日本的学生运动家来自大学普遍化的结果，属于「中」乃至「中下」阶层，而且多为来自地方县市的租屋、住宿生。大多数的学生原本是阶层低的地方出身者，没有时间、经济上的余裕，所以他们与美国的新左派不同，对文化活动并不热中，此归纳也能让人认同。

不过高桥的调查还根据新左翼党派、出身家庭的职业及就读高中进行区别。根据高桥的说法，即便出身中间阶层，也分为白领阶级的都会区新中间阶层与经营自营业和农业等的旧中间阶层，并「得出『构革派』（五十七％）来自旧中间阶层，『三派系』（七十％）与『民青派』（五十％）来自新中间阶层等别具深意的结果。」[60]

而在就读高中方面，租屋、宿舍生占八成的事实反映出「学生运动者多来自六大都市之外的高中」，但这也依各新左翼党派而有所不同，「『民青派』与『革马派』多出身大都市的高中，『三派系』多出身地方都市的高中，『构革派』多来自乡下或小都市的高中，这些高中成为领导干部的供给源头。」从附属的调查问卷也可清楚看出，革马派中多出身大都市者，构改派多出身乡镇郡部者[61]。

关于就读的大学学部，铃木的调查指出法学部、经济学部约占全体的三分之一，接着是文学部、教育学部，理工学部则属少数。高桥的调查也显示，社会科学类占四十％，人文科学类占三十九％，自然科学类占二十一％[62]。

但这同样依各新左翼党派而有所不同。根据高桥的调查，民青渗透到所有的学部，三派系则多经济学部与医学部，革马派多关东的文学部，构改派多关西的文学部，特别是革马派明显集中在文学部[63]。如后所述，当时都说革马派多是都会派与文学部，上述的调查也证实此观察。

关于家庭的文化背景环境，铃木认为「家庭过于严格或採取放任主义，无论何者都属于非教育式的家庭」，他用了比较粗糙的定义方式，而高桥的分析则稍微细緻些。根据高桥的说法，「运动者自身认定的家庭形象」中，「自由放任型占半数以上（六十二％），权威主义式父权中心型占第二位（二十六％），包含过度保护在内以母亲中心主义型则较少（十％）。」高桥如此说明[64]：

然而，若仔细检讨这种自由放任型，大致可从中发现两种亚型。一种是确立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家族规范，家长一直相当有自觉地尊重孩子个性与发展其自发性，从而双亲与孩子之间不太有冲突的家庭。我们〔的调查报告〕中，这类较多是出身相对富裕阶层的「民青派」。与此相对，另一个亚型是无论在经济或精神上皆无余裕关心孩子的教育，自然而然、不得不变成自由放任型，这是「革马派」与「社学同派」的特色。

作为对照，父权中心型在「构革派」中非常突出（五十％）。如前所述，原因出在他们原生家庭多隶属农村或小都市的旧中间阶层，因此他们与双亲发生冲突的时期，也早于「民青派」与「三派系」的高中时期，大约从小学或中学时代便已开始（五十七％）。……对这一派的运动者而言，在与社会进行斗争前，首先得反抗家庭内部父亲的权威主义，而且是「有理由的反抗」。相较于其他派系，他们更重视组织内部的民主主义，这或许与他们少年时代经歷过的创伤经验有关。

在家庭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上，高桥指出「他们的双亲比同世代的人具备高得多的政治进步性」，「除了『构革派』以外，面对双亲的政治意识形态，孩子的态度并非反抗，而是更趋近一致。」高桥参考的美国调查指出，即便双亲的立场大致上属于自由主义，运动者们「仍离开父母那进步但空洞的言论世界，诚实面对内心，赌在『现在立刻实践』的选项上」。高桥下结论道，「这点日本与美国运动者的状况是相同的。」[65]

奥浩平的例子中，其父亦属自由主义者。而作为当时受到双亲影响的学生案例，东大全共斗运动者的大原纪美子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手记中写下如下文字[66]：

「自我懂事后，一直努力成为堂堂正正的人，成为替他人着想的人。……小时候的贫穷给我内心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我的父母教导我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谁都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但我却背负着烦恼。这肯定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打造一个人们至少不受贫困所苦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经济高度成长期度过童年的世代，多数都有被「贫穷」伤害的经验，或者亲眼见过贫困人们，在此背景下又受到双亲的影响，因而对资本主义产生质疑。有别于五○年代起进入富裕社会的美国，反叛的运动者来自于厌烦这种富裕生活的上层阶级子弟，日本的学生运动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层特性，而是基于下层出身者没有搞运动的余裕，由他们之外的人来担任运动者。

但大原的双亲反对女儿加入新左翼党派。在这层意义上，学生运动者即便与双亲的政治倾向「并非反抗而是更趋近一致」，但在是否採取直接行动上，则与双亲冲突，此处则与美国类似。

高桥接着说明，「他们不单斥责父母的行径伪善，更对父母口中的『和平与民主主义』存疑」，高桥将其行为定义为，「自己选择走上不妥协的道路，透过这样毅然决然的行动，使他们不断摆盪或漂流的自我存在感（self-identity）大致获得安定。」[67]英文的「identity」在当时的日本尚未普及，高桥却特意使用这个词汇。高桥认为，学生运动者们根据「不妥协」的「毅然行动」以探寻自我的认同（identity）。

此外，当双亲属于保守立场，自然会反对持武斗棒戴头盔的直接行动，而即便双亲拥有进步思想，大致上也不赞成，但是激烈反对的并不多。根据高桥的调查，採取「武装」示威的反日共派学生中，获得双亲支持者占十二％，遭强烈反对者占十九％，六十六％的双亲则是「抱着『悲伤放弃』的念头默许」。而不从事暴力示威的民青派，获双亲支持者甚多，达到三十六％[68]。

铃木调查的问题之一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子女参加学生运动？」四十四％回答「不允许」，三十一％回答「不得不认可」，八％回答「认可」，十七％回答「不知道」。铃木评论道，回答「不得不认可」的比例意外地高[69]。

高桥将这种「默认」分为两类。一类是双亲本身即具备自由主义的思想，虽然理解孩子的政治志向，但反对暴力示威，也希望孩子「千万别受伤」的类型。另一类是，对「啃老」的学生「为了逃避学习」而参加运动一事觉得反感，但已然放弃这些走上「自己力所不及的世界」的孩子们，只希望日后「能够顺利就业」的类型[70]。

铃木介绍这些採取「默认」态度的双亲想法：「现在才被说我们偏保守右派，我们也无力反驳。」「我们既没有学歷，又不研究深奥的理论，儿子提起这样的话题，我们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只能逃避或放弃。即便聆听孩子的说法，用语也太过艰涩，难以理解。」其中虽也有一些家长给予肯定的回答，如「感觉现代社会中採取行动的只有学生」，但如上述採「默认」态度者并不少[71]。

高桥与铃木另外举出运动者也烦恼与父母关系的例子。他们介绍的学生运动者发言如下[72]：

「只有小学毕业的父亲如此自我牺牲才让我进入大学，但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却无法让父亲感到满足，这给我很大的心理负担。不过，老爹的期待当然是种错误的幻想啊。」（中核派学生）

「一想到那种事，就觉得回家痛苦得要死，最后为了自我逃避就躲到街上去度过时间。」（构改派学生）

「卷入亲情的话，一切都变得让人困扰。亲子针锋相对的结果早可预测……。不知道哪个时候，一定会面临破裂。可是，家庭的问题最终还是不能解决啊。」（社学同学生）

「为何不能认同我，这件事让人觉得很苦恼吶。这不是自己的意识形态被反对而感到烦恼，而是父母不愿理解我而产生类似绝望的感觉。」（民青学生）

「在许多学生都不愿意挺身而出的现在，会从事革命运动的学生都是原本感受性就很强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与家人出现对立时，当然苦恼也比常人更加剧烈。」（中核派学生）

「父母应该依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过活，我也只能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活。」（革马派学生）

「被叫回乡下老家而与父亲吵架。单方面地被威胁『如果干那个就让你退学。明天就去学校办手续』。对此，我把自己为何这么做全盘告诉父亲。父亲回应，站在父亲的心情，至少希望我能大学毕业，而你现在的行为绝不能容许。最后父子落得一种无可奈何的，既非妥协也非对立的状态。所以，对于学费被断绝一事让我倍感担心。」（三派系学生）

针对家庭关系，奥浩平也如此写道[73]：「类似『也不去打工，每天都晚归，尽说些大话自吹自擂，利己主义的行径』等责骂不绝于耳……对他们这些遭资产阶级伦理观毒害的人而言，毫不遮掩地选择明哲保身，遵从『学生→不知世事→快变成大人』的模式，如果反抗反而就会被说教。」这种与家长之间发生的纠葛，当时的学生们称为「家庭帝国主义」。一九六九年的周刊杂志上，如此描写某社学同的女性运动者的状况[74]：

她以认真的表情说，「家长的监视最让人感到痛苦。」学生运动者之间存在着最必须排除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至今为止有日帝（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帝（美国帝国主义）两者。

可是最近加入了第三个，那就是「家庭帝国主义」。所谓的家庭帝国主义，就是双亲流泪恳求「怎么样，你就别再干了吧。」M子说，与「日帝、美帝同样可怕。」

一九六九年占据街垒的东京女子大学全共斗学生，也提及与「家庭帝国主义」抗争的困难[75]：「将街垒生活摆在首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斗争』，同时在许多场合中，也有和家人对抗到底的态势。」

六○年代末除了运动者以外，也有大量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所以也总是能看见担心学生安危的家长身影。如第十三章后述，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斗争中，有九百六十三人被逮捕，当时的周刊杂志如此记载[76]：

「事件的翌日以来，搜查本部频频接到询问电话，『我家的孩子有没有被逮捕？』『我家的孩子被哪里的警察拘留了吗？』……在嫌疑者的照片中见到儿子脸庞的母亲哇地哭出来。束手无策的父亲说着『完全不关心政治，应该也没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女儿怎么会』……。声音哽咽的姊姊说『担心弟弟的状况而无法成眠。对不起过世的母亲。』还有从关西赶来的大学教授。」

因为如此，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新宿事件中被逮捕的女学生说，「最恐惧的是，被家人知道会非常困扰，还有被校方知道也会非常困扰。」[77]其中还有一位女学生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沖绳日被逮捕后，于十五分钟的会面时间内对双亲说：「如果觉得我是你们心爱的女儿，就连同我从事的运动一起爱吧。」据说「父母对刑警低头道歉说：『家长的力量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接着便回去了。」[78]

极少有学生能说服双亲，多数的人都表示「实在不太想说，不过〔斗争的时候〕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父母的脸庞。心想他们肯定很担心吧。」[79]有些案例中家长则说：「如果不停止搞运动，四年级之后就不帮你出学费。」

即便家长对孩子参加运动表示理解，也不能消除他们的烦恼。法政大学文学部三年级的中核派女学生，如此谈到母亲的事情[80]：「明明不理解却仍要接近我，光是看那样子就觉得可怜。她说，因为是我选择要做的事情，大概不会有错吧。我的母亲只透过我来理解斗争。」

报导中还介绍学生的意见如下：「出身地方县市的人最难说服自己的双亲。……每个人最初都会碰到这堵高墙」（社学同学生）；「〔从山形来到东京的父亲〕流着泪求我『拜托你别再搞运动了』」（革马派学生）；「如果不把家人全部招募参与进来，根本无法跨越家庭帝国主义，不是吗？」（社学同学生）。还发生过：一个家庭中长女加入民青，次女加入社学同，双方都想招募刚考上大学的三女，最后遭母亲制止的例子[81]。

55 高桥彻〈活动家学生——日本学生运动の思想と行动．第二回〉（《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六月号）一七七—一七八页。↺

56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三页。↺

57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九页。↺

58 同前论文一七八，一七九页。↺

59 同前论文一七二，一七八，一七九页。原本高桥调查的一九六七年时自治会干部的班级，至于一九六八年以降也包含末端运动者的全共斗运动状况如何则不明。根据在东大法学部隶属社青同解放派、参加过安田讲堂攻防战的江岛骏表示，「看那些东大的运动者呢，他们的老爹就是大学教授，像这种的很多呀。那种阶层的人，跟来自农村地区贫苦家庭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不知道，恐怕说个很大概的数字，就是都市中产阶级的孩子约六、七成，不是这种的可能占个三成吧。我自己呢，是属于后者的。」（江岛骏〈大衆はやっぱりアホじゃないの？　という结论しか出なかった〉〔收录于铃木泰子编着《男たちは変わったか？》第三书馆，一九九二年〕八○页）。但此处究竟是（一）「农村地区的贫苦家庭」出身的江岛在自己的主观意识看来觉得都市中产阶层人数众多，或是（二）反映出在东大较一般大学具有更多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抑或（三）高桥调查的时间点与一九六八年全共斗时代，运动者在质上发生了变化，并无法做出判断。↺

60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九页。↺

61 同前论文一七七页。↺

62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五一—二五二页。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七页。↺

63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七页。↺

64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二页。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七九，一八○页。↺

65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一七二页。↺

66 大原前揭（第二章）《时计台は高かった》八三页。↺

67 高桥彻〈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日本学生运动の思想と行动．第三回〉（《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八月号）二六九页。↺

68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一页。↺

69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七页。↺

70 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一页。↺

71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七，二三八页。↺

72 以下七个发言之中，前六者引自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一，一八二页。第七个引自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八—二三九页。↺

73 前揭奥《青春の墓标》一一四—一一五页。↺

74 〈起诉された反日共系女子学生の〝私の遍歴〞〉（《周刊サンケイ》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号）一二○页。引用时因改行而略为缩减。↺

75 长洲真知子〈父よ、母よ、わがゲバ．ヘルの青春に悔いなし〉（《潮》一九六九年十月号）二一三页。↺

76 〈女闘士は口が坚かった！〉（《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八日号）二六页。↺

77 前揭（第一章）〈全学连女性闘士二五人の爱情报告〉一七页。↺

78 前揭〈女闘士は口が坚かった！〉二九页。↺

79 前揭（第一章）〈座谈会　冷たい壁の中で彼らは何を考えたか〉三○页。↺

80 前揭〈起诉された反日共系女子学生の〝私の遍歴〞〉一二一页。↺

81 同前记事一二○，一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