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罢课的长期化，早大斗争也如庆大斗争般，面临毕业与就业的大四生的态度首先动摇了。

对此，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的对策是由无党派运动者成立「四年级生联络协议会」（四联协），组织大四生支持罢考。比起由自治会与合作社联合而成的全学共斗会议，由志同道合者参与的四联协更能视为日后全共斗的先驱。

在考试举办失败后，校方改要求提交报告，若不提出就无法升级、毕业，藉此逼迫个别学生进行选择，以此分化学生。四联协提出的对策是收集大家的报告进行自主管理，但仍难以对抗校方的分化战术。宫崎学回忆当时大四生如何应对[73]：

这一年求职很困难，许多人都觉得好不容易才获得採用。光是这点，大四生就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

法学部近半数的大四生拒绝提交报告。虽说如此，当然大部分人仍旧希望能毕业，而这些人也担心如果自己提交报告是否会导致斗争败北，因为我曾担任群众运动负责人，所以大四生经常来找我谈话。

「对不起你们，不过我会提交报告。我既没有钱可供留级，也想要就业。当然，我很清楚提交报告对学生一方而言，可能破坏团结导致斗争败北。即便如此我仍要毕业。只是我不想偷偷提交，随便你们叫我脱队者、背叛者，什么都行，我都接受，不会有怨言。」

……站在我的立场，只能说「请不用介意。斗争由剩下来的学弟妹坚持下去，把斗争交给我们，放心毕业吧。接下来就由我们后辈来努力看看。」

……也有人觉得不甘心而哭泣，承受多重苦闷的大四生举行了多次只有大四生参加的集会，许多人都怀着惭愧的心情选择毕业。

就这样，罢课从内部发生了分裂。不过，我认为当时的大四生很了不起，因为没有人为了就业而要求停止罢课。

在此状况下，二月四日，大滨校长首次对学生方举行公开「说明会」（学生方视为「团交」），早大纪念会堂内聚集了一万五千名学生。学生方的想法是，已经进行了这么大的抗议，就看校长会提出什么妥协方案。

然而，坚定认为反对运动是由部分左翼运动者所煽动的校长，断然表示「无论反对运动多浩大，都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大滨校长继而表明，「在〔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学费大幅调涨中入学的诸位，难道就是放浪的败家子吗？」「早稻田被称为群众大学，这是指学问的群众性，不是只属于穷人的大学」等等[74]。

大滨至今摆出的强硬态度，除了他认定「运动是部分学生的煽动」外，似乎还顾虑「如果就此对学生的主张服输，影响将旋即波及全体私立大学。」以前一年的庆大斗争为始，各地相继发生反对学费调涨及其他议题的大学斗争，根据当时的杂志报导，支持大滨的日本化药社长原安三郎主张「如果就此击溃早稻田，六十多所大学的纷争便会一举崩溃」，表示绝对不可让步[75]。

许多学生对校长的回答倍感愤怒。这个时代尚有许多缺乏家长经济支持，白天工作晚上在夜间部上课的学生。夜间部第二法学部大三的某学生如此叙述[76]：「我的朋友和我，许多人的学费都是自己筹措的。大滨校长说『穷人不来也罢』，但我自觉自己是穷人而来到早稻田，早稻田就是如此符合我们的心境，可是类似这次〔学费〕上涨，自己赚钱付学费的人会感到很困扰，大家都从心底感到愤怒啊。」

然而，尽管许多学生都对校长的回答感到失望，但也不再期待运动能打开局面。据宫崎学回忆，学生听闻校长的坚决主张后，彼此耳语着「没救了。就算把大学毁了也没效」，「完全撤销学费调涨什么的，根本不可能」等等，借用宫崎的表现，说明会后的抗议集会上「参加学生甚至未达千人，想到才几天前还有两万人参加集会，实在是让人想哭的萧条集会。」[77]

不过，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之所以在二月四日的校长说明会上遭遇失败，原因出在共斗会议方的战术有问题。当时的杂志报导称，见面当日共斗会议一方在会场的最前方安排了约两百个共斗会议学生，因此大滨校长发言时因共斗会议学生的起闹而听不清楚，大滨表示「在这种状态下无法进行详细说明」，之后退场。某位普通学生表示，「纯粹想听听校长怎么说而聚集的学生超过一万人，即便想抵抗共斗会议的过激派，因为缺乏组织，变成一对两百〔指单一个别学生得对抗两百人的前列共斗会议成员〕的状态。」[78]

当时的《朝日Journal》如此报导：「这次的纷争，许多学生都批评共斗会议的蛮干做法。例如一月十八日前后，各学部分别举行是否赞成罢课投票，但议题中又混入日韩〔条约〕与国铁运费调升等五个项目，在反对的项目上标记○，而标记○的项目又自动算入作为本次目标的赞成罢课票数中。」[79]

从文学部的某某班级讨论日志中也可看出，普通学生批评共斗会议起于斗争高昂期的一月二十日前后。根据该日志，一月十九日「班上针对文自治会执行部（革马派）的斗争方针产生意见冲突」，二十四日则「因自治会执行部蛮干的管理方式，不满声浪高涨」[80]。

班会讨论本身也发生问题。根据当时的报导，各学部都由约六十人的班级选出二人担任委员，再由他们组成自治会，但「班级委员几乎都是〔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完全凌驾于班级。」而且斗争中期以后，普通学生感到「他们既有班级委员的大义名分，在他们的集会发言只会被呛声……」「说是班级讨论，只不过是语言课之后的十分钟左右而已，而且尽是运动者们骚动的气氛，大家感到厌烦，留下参加的人大概只有一半」，而沦为被运动者任意摆佈的状态[81]。

尽管似乎与宫崎的回忆录有所出入，但大四生也有反对罢课的行动。全校进入罢课的一周后，一月二十八日晚间，意识到毕业危机的约二千名大四生聚集在共通讲堂，其中「反对成为共斗会议下级组织」的声浪占绝大多数，因此决议与共斗会议切割，另行筹立与校方交涉的组织。接着二月三日于大隈讲堂邀请政经学部的部长及其下教授们进行静肃的对谈，之后决议「为了维持罢课的街垒已经没有意义，应加以拆除。」[82]

此集会的隔日便是二月四日的校长说明会。参加此政经学部集会的学生叙述道[83]：

原本以为，隔天四日早上的说明会也会在相同的气氛下进行。但前往会场纪念会堂一看，却成了共斗会议主办，共斗的人们早早进场正举行抗议集会。……不过，普通学生见到共斗的标语牌与旗帜后嚷嚷着撤掉、撤掉，之后才被收起。但校长谈话的内容太糟，不但了无新意，而且对学生讲话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我们见状后，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不再抱有期待。大三以下的考试延迟到四月以后，四年级的考试改为提交报告，所以大家都不去学校了。

最终，二月四日的校长说明会导致了共斗会议与校长双方皆失去学生支持的结果。据当时报导称，「那天〔校长说明会〕后的两、三天内，电车售出了超过一万张的学生票，老家在乡下的学生都返乡了。预期能顺利毕业的大四生们，也不再举行集会。」[84]宫崎回忆中的「没有人……要求停止罢课」，或许该理解成「与其说当时早大四年级生很了不起，不如说他们只要默默提交报告即可，故无需跳出来要求停止罢课」会更妥适。

前述文学部某班级日志也显示，一月十一日开始班级讨论后，到三十一日「进入春假，出席率逐渐恶化」，到二月二日「因出席率逐渐降低，故把五人作为一『组』，今后只要每『组』决定至少一名负责出席者即可。」四日的校长说明会几乎全员出席，但说明会后因大家深感失望，六日的班级讨论便休会[85]。

即便如此，学生直到校长会议为止仍支持共斗会议的一个原因，在于教授们的无能。一月二十一日，商学部举行教授团与学生的对话，聚集了约六千名学生。此时「最前列的共斗会议不断喧哗，试图阻止学生与教授们接触，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吼着，让我们对话、让我们对话，最后让共斗会议归于沉默。」但教授们却不断重复「考试将照原定计画实施，请大家务必出席」，几乎没有双向交流。报导此状况的杂志写道，「校方的这种态度，把众多学生都推向共斗会议。」[86]不过即便这样的学生，在二月四日校长说明会后也不再到校。

无计可施的共斗会议，打出只要校长不再度举行团交，便封锁大学本部的方针。二月十日，理事会与共斗会议的二度团交破裂，共斗会议动员约四百名学生强行封锁校本部。

根据当时公安调查厅的资料，社青同解放派主张「将不到校的同学再度卷入，作为更有效的战术，封锁产学合作体制中枢机构的大学本部。」革马派最初表示反对，认为「这只是靠力量维持之前的放弃上课、考试、交报告斗争，没有什么改变」，最终他们把此事视为可从一直领导斗争的社青同解放派手中夺取主动权的机会，故转而赞成[87]。

同时，早大教职员工会认为「封锁校本部就是剥夺教职员的职场」，非难共斗会议的方针[88]。而民青认为，即便封锁校本部，在早已失去普通学生支持的状况下根本无法胜利，而且也会与有良知的教授与职员为敌，因此加以反对，并趁此机会退出共斗会议。民青及共产党当时的路线是，与有良知的、进步的教授与职员工会合作，组织统一战线，「透过地区民主势力的集结组成统一战线，藉以孤立理事会」，因为站在这种立场，故反对封锁校本部[89]。

即便出现这些状况，仍旧实施了校本部封锁。十二日，体育会学生在校方的授意下殴打封锁学生，暂时夺回校本部，但下午又被共斗会议方夺回。

根据当时的报导，二月十二日前来殴打的体育会学生们手持棍棒头戴头盔，共斗会议方为了抵抗也由革马派为主准备头盔[90]。从此处可见到，一般认为武斗棒与头盔是由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起成为固定模式，但此时期在校园内的斗争已经出现棍棒与头盔。

当右翼学生前来殴打，或者预测将有机动队介入时，聚集在大学周边同情共斗会议的学生们便会加入抵抗。宫崎学如此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活[91]：

以我为例，当时我刚搬到位于神乐坂二房一厅的公寓，总是有几个人，最多时有十个人在我房子白住。他们自由进出，简直把房子当作自己的住处。当外出招募而深夜归宅时，几个人分配少数几床棉被就这么睡下。在一旁还有两、三人喝着酒议论。旁边还有人在读思想书籍或漫画。我束手无策，或者睡到壁橱里，或者找个空隙盖着报纸就寝，这种状况屡屡发生。……

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气氛不容许一个人窝在住处读书，因此大学附近的租屋处都有大量的学生聚集。这是众人因应机动队可能介入，或者右翼学生来揍人之类的消息时，聚在各处租屋处的学生们可旋即赶往大学。

身边总是有其他人，生活根本没有隐私。金钱也是共享状态，说着「你这家伙，又变成蝼蛄（没钱）啦，真拿你没办法」，还有钱的人就出手付钱。某个层面来说是充满麻烦、痛苦至极的生活，但也存在学生之间的浓厚情谊。此外，也存在一股浓厚的，「与大人世界不同，形成我们自己年轻人集团」的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大量保留前现代的「若众宿」（年轻人聚居处）的元素，这成为斗争的庞大原动力，也成为「大人的世界？那又如何。那种东西现在就全部摧毁」这种桀傲不逊想法的源泉。

这种同情派的学生，一旦发生状况时就会赶往现场，但因封锁大学本部的行为过于激进，因此普通学生大多不予支持。共斗会议的动员人数部分，虽然传来右翼学生或机动队介入的情报时，可以聚集数千人的同情者，但除此状况之外，平时聚集人数仅数百人之谱。

前述第一文学部三年级生的某班，在二月九日也出现「反对共斗会议『封锁校园』的声音」，执行占据校本部的十日则呈现「大量意见认为占领这种手段不妥，因此出席率很差（二十人），班会无法得出决议」的状态。到了十二日，虽有十五人到校开会讨论，然而绝大多数的意见都是「已经没有手段可以将我们的声音反映给共斗会议。大家也不出席了，不如解散今后以班级为单位的运动吧。」[92]

当时某位普通学生如此叙述[93]：「我认为支持占领校本部的学生实际上很少」，但「最终还是胜不过专业〔的运动者〕啊。没有形成我们的组织，就什么都办不成。」此时，普通学生仅在远处围观由新左翼党派执牛耳的共斗会议。

如果是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恐怕此时就会与大学言和，结束斗争。但早大并非如此。如后所述，因为革马派与社青同解放派为了争夺主导权，造成共斗会议难以团结一致，无法进行高层交涉。当时的杂志写着，「庆大的场合，运动是由下而上推出领导的形式，与此相对，早稻田则强烈带有学生运动的『运动者』强力领导普通学生的印象。」[94]比起庆大，早大的运动者甚多，而这样的特徵也由此表现出来。

至此，因学生不到校所以无法召开学生大会，过往的罢课决议也就惰性地维持下去。因没课所以不到校的学生以在家睡懒觉的方式「参加」罢课，他们也被通称为「睡罢课派」。

73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五四—一五六页。引用时因改行而略有缩减。↺

74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五七页，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五五页。↺

75 〈早大〝トロツキスト〞の家庭〉（《周刊新潮》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号）三五页。〈ＯＢはこう思う〉（收录于前揭〈全调査　早稲田大学〉）二七页。↺

76 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四页。↺

77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五七页。↺

78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五—一○六页。↺

79 〈早大事件に动かぬ人たち〉（《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号）六—七页。↺

80 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页。↺

81 前揭〈早大事件に动かぬ人たち〉六，七页。↺

82 同前报导七页。↺

83 同前报导七页。↺

84 同前报导七页。↺

85 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页。↺

86 以上一月二十一日商学部的会面状况引自前揭〈早大事件に动かぬ人たち〉七页。↺

87 前揭公安调査庁〈早大纷争〉六一，六二页。↺

88 前揭北小路〈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一二七页。↺

89 前揭公安调査庁〈早大纷争〉六二页。↺

90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九页。↺

91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五九—一六○页。↺

92 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一页。↺

93 前揭〈早大事件に动かぬ人たち〉六页。↺

94 前揭〈学生はどう动いたか〉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