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个时代」反叛的原因，第一是大学生的大众化、第二是由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变动，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战后教育的基础。
如第一章所述，从败战后直到一九五八年勤评斗争前后，实行了依循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的教育。这段时期，家长与教师们的战争体验还很鲜明，他们讲述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以真诚的愿望传达给了学生们。在败战不久后的社会混乱期中，甚至可以为了决定学生会宪章而暂停三天的课程来讨论。一直到贫富差距巨大的一九六○年前后，「不要变成自私自利的人」、「众人一步，胜过一人百步」这些教师们的耳提面命，也确实地传达给了学生们。
然而，在前方等待内化了这种初等教育价值观的婴儿潮世代的，是在经济高度成长期迎来的升学竞争。升学竞争本身虽然从战前就存在了，但那是仅限于一部分上层阶级的现象。然而，在高中升学率突破五成的一九六○年前后，婴儿潮世代成为了首个几乎全体都被卷入升学竞争的世代。
当然，他们并不习惯升学竞争这种事。在初等教育被教导「不要变成自私自利的人」的他们，对于踹下别人的升学竞争抱有罪恶感。在东大斗争中，出现了「自我否定」这样的话语，想要对过去二十年埋头于升学考试的人生有所忏悔，或者认为即使退学，也无法消除曾经身为东大生的烙印等等，这些从现在的角度看来甚至显得自我意识过剩的话语，正是来自这样的背景。
像战后初期那样，为了学生会宪章花费三天进行讨论的情况已经难以想像。在勤评斗争中败北的教师们，往往转而採取息事宁人的消极主义，禁止在学园祭等场合讨论越南战争等议题。
教师们一方面採取这种姿态，一方面在道德与社会的课堂上讲述民主主义的理念，同时推崇升学竞争。教师或许会认为，利用可自行运用的道德与社会的课堂时间讲述民主主义的理念，是有良心的行为。但是一边讲述民主主义、一边推崇升学竞争的教师们的姿态，对于已内化了初等教育教导的价值观的学生们来说，显得十分虚伪欺瞒。这件事成了在全共斗运动中「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一词流行的基础。
然而，这个世代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并不是这么单纯地出现的想法。如本书所检证的，日大斗争初期提出的主张是「大学民主化」，东大斗争初期也有同样的倾向。东大全共斗之所以开始提倡「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是基于要对抗打着「和平与民主主义」旗帜的日本共产党及民青。而且，如第十四章所检证的，以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话语表现这种反感的行为，始于一九六九年一月。然而，这种批判的定型句，很快就被觉得中等教育教师们很虚伪欺瞒的全国各地大学生所接受了。
但即使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战后民主教育的基础也并未消失。如各章所述，许多大学斗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大学校方以非民主的决定方式宣布调涨学费、课堂上存在着可说是「封建的」师徒关系，这些与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学生们的价值观并不相符。女性解放运动，也被认为如果没有战后民主主义教育教导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就不可能发生。他们在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依循着其价值观前进。
这也表现在斗争的微观层面上。全共斗运动中，学生之间，或者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讨论进行的相当频繁。这与后面将描述的当时青年们的孤独感及对于沟通的渴望也有关联。然而如第一章所述，一位前全共斗的运动者在二○○三年表示，「我小学、中学的时候，全身浸淫在民主主义教育中成长」，「年轻的老师们」教导他们要「带有问题意识，用言语表达出来，进行深入讨论」。
在某种意义下，可以说全共斗运动的学生们，直接实践了在初等教育中被教导的行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全共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试着想要找回因为经济高度成长而消失的——为了讨论学生会宪章而停课三天的——他们童年状态的文艺复兴式行为。
当在高中与大学直接实践「带有问题意识，用言语表达出来，进行深入讨论」的价值观时，多数的高中教师禁止了学园祭的「政治性」展示，而多数的大学教师则仅仅只是做出敷衍的回应。这对学生们而言，是背叛了他们童年时期形成的道德经济的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正因为是他们否定了曾经一度内化的价值，所以伴随着一种或可称为近亲憎恶的激烈性质。他们自己在升学竞争中背叛了「不要变成自私自利的人」价值观的罪恶感，或许也成了他们加速攻击诉说着这种道德的（他们所认为的）「进步的文化人」的原因。
接着，如果要在（一）学生的大众化、（二）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变化、（三）战后民主教育之外，举出第四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当时年轻人的认同危机与想要摆脱「现代的不幸」的愿望。如本书第二章等处所见，经济高度成长导致的社会剧变，为年轻人们带来巨大的认同危机。
他们的体验如下。童年时期熟悉的田园与巷弄风景消失了，上京后在都会令人不快的混凝土建筑校舍里听着量产型的课堂，和教师及朋友也几乎没有互动。他们在初等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众人一步，胜过一人百步」的价值观，遭到在升学竞争中踹落他人的自己所背叛。他们被丢进和自己成长的社会完全迥异的环境中，陷入认同危机也并非毫无道理。
如同与自然环境的消失并行发生似地，现实感的稀薄化也开始发生。困扰于认同危机与现实感的稀薄化、没有「活着」的实感、自残行为或进食障碍、拒绝上学等，后来在八○年代到九○年代间开始受到注目的问题也已初现端倪，这点已于第一、第二章提及。
此外，又加上六○年安保的「败北」与学生运动的低迷，社会党、共产党与工会等既存革新组织的保守化及形式化等因素。他们对量产型课堂感到无趣、对社会运动也没有期待，被迫过着孤独的学生生活，在这种情况中，因精神官能症而前往学生相谈室寻求协助的学生急速增加，「三无气质」在一九六七年成为了流行语，这些已在第二章描述过。
他们可以说是，第一个集体性地面对与父母亲世代所面对的贫困、饥饿、战争等容易理解的「近代的不幸」不同的，难以言语化（他们最终也未能将之言语化）的「现代的不幸」的世代。这一点，是本书整体的主题。日本从经济高度成长以前的发展中国家型社会，藉由高度成长而急速变化成高度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型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面对了异于过去的苦恼。
因空虚感而感到苦恼，寻求着真实反馈感的不只是大学生，从地方上京的青年劳动者也是如此。这样的劳动者们聚集到了反战青年委员会等组织中，这已于第四章描述。
而如第二章所述，某大学文化祭的号召文写道，「我们这些现代的学生们，什么事都可以自由去干。可以说我们拥有一切的自由。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放弃当学生的自由』！」这种封闭感，虽然对他们自己来说很深刻，但对于只了解「近代的不幸」的年长者来说，却只是种奢侈的烦恼。
对他们而言，投身学生运动、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在街垒中和友人谈话交流，从事这些事情不仅能获得连带感与朋友，也得以确认自己的自我认同，因此具有巨大的魅力。自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以来，街垒内的学生们彷彿在量产型大学中找到了「绿洲」般洋溢着活力、第一次羽田斗争中出现了「在机动队面前展现我们的存在」的煽动演说、这个世代的代表性和歌歌人道浦母都子咏唱着「压迫而来的〔机动队〕盾牌／不断畏惧／在不断畏惧中确认／我的存在」的短歌等等，这些已在第五章和第八章中记述。
在《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七月号的座谈会上，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如此说道：[9]
当代的先进资本主义诸国，变成了具有能够完美吸收抵抗与反抗的构造的社会，变成了人们就算组成反体制政党展开抵抗，也无关痛痒的管理社会。像是用手推门帘一样，难以言喻又总是解决不了的不满集中地出现在学生运动之中。关于这件事，我的假设是：社会化的过程——从小孩变成大人的过程——在柔性构造的社会中，将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所谓的「青春期的消失」。换言之，在硬性构造社会里的青春期，有着像是父亲、教师或年长者这样的抵抗对象（岩盘），人们藉由抵抗这些权威确立自我。……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父母和教师都失去了权威。再加上消费水准在年龄层上的下降，青少年成为了巨大的市场，「经济」和「政治」都处心积虑于讨好他们并从中榨取利益。随着欺凌孩童并透过权威施加压迫的抵抗对象的消失，反而失去了得以确立安定自我存在证明的青春期。所以，他们必须自行创造出抵抗的对象物，确立自身的存在证明。因此，他们飙车、从事示威游行、进行挑衅。如此一来，国家权力就会向他们展开攻击。此时，他们才初次品尝到生命的充实感、爽快的肉体解放感、朋友之间的连带感，以及生而为人的实感。
由于这种意向，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全共斗学生将只会随意草率地回答问题的「进步的文化人」，澈底地视为对抗对象，而贯彻了保守意见的林健太郎等人，反而更受到他们的欢迎。比起政治倾向上的左右之别，能否成为满足学生们想要沟通的心愿的对话对象、能否成为像是机动队的盾牌一样坚固的墙壁，成为用以确认自我的冲撞对手，这才是更重要的。
八○年代末《东京大学新闻》的记者，曾採访东大斗争的北野隆一这么写道：[10]「我感觉当时的学生所寻求的，到最后似乎只是『值得对决的对手』。例如，就算与己方的主张完全相反，只要能站出来对话，坦坦荡荡不转移话题地陈述自己意见，这样的教师就会得到学生的肯定。」这是无需多做解释的评论。
9.饭田（Iida）、菊池、高桥、永井、萩原前揭（第二章）〈〝学生の反逆〞と现代社会の构造変动〉页五三。↺
10.北野前揭（第十章）《プレイバック「东大纷争」》页一二三。原本，当事者林健太郎本人，似乎对这样的事并没有自觉。在北野的访谈中，林这么回答：「学生运动中存在着两股潮流。一个是后进国家现代化初期阶段出现的类似国族主义的风气。另一个是在先进国家中出现的，反抗管理式社会，一方面又因欲望被解放，需求在观念上逐渐扩大而形成『毫无理由的反抗』。在日本，这两种要素相互混杂交错。」接着，他认为「学生们批判的内容，例如『反对产学合作』之类，尽是一些远离文学部实态的事」，为了伸张这件事才陪着学生整晚进行团体交涉（同上书页一三○、一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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