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序章也描述过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的反叛是什么，至今尚未有明确的定位。阅读完本书的读者们，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预想好答案了吧。那场反叛，可以说是对于高度经济成长的集体性摩擦反应。这里，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从第一章开始描述至此的，造成年轻人们反叛的原因。

第一是，大学生人数的激增与大众化。六○年代前半，大学入学率急速上升，在一九六三年超过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指标的百分之十五。六○年代后半，入学率的上升幅度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数众多，大学生人数急速增加。

其结果是，量产型教育的普遍化、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变得稀薄。设施不足、食堂爆满没有位子可坐、图书馆的设施也很贫乏。尽管教育内容与设备恶劣，但却因扩充设施与新建校舍而频频调涨学费，从而招致了那些来自不富裕家庭的学生以及半工半读学生的愤怒。

而大学生的激增，也使得被称为「最后不是成为博士就是大臣」的大学毕业生出路变得平庸，带来了「最后只能变成上班族」的封闭感。「上班族」对于当时的年轻人而言，象徵着对于未来的封闭感。

如同于第二章中叙述的，大野明男在一九六八年曾提及「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毕业就是以上班族的形式被嵌入社会中，而这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身而为人的主体性。」高畠通敏也在一九六九年写道，「今日的学生运动同时对『资本制社会』，以及或者该说更多是对『管理社会』燃起熊熊敌意……大概是因为阶级晋升的出人头地之途遭封闭，是种阶级性的怨恨。」「这点可从学生诸君们的传单、演说中频繁出现『我们这一辈子早就注定是底层上班族，只能成为下士阶级的人』看出。」。

在学生这边也有一样的意见。前东大全共斗的社会学者桥爪大三郎，二○○○年在论及斗争动机时说道，「驱使我们行动的，难道不就是不想成为上班族的这种想法吗？」这清楚地说出了他们斗争的其中一项原因。[3]

第二是，由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剧变。这其中交织了多个层次的现象。

其中之一，是在第二章也提过的，这个世代的价值观跟不上生活文化急速富裕化的变动。婴儿潮世代小时候在乡下的自然与城镇的巷弄中长大，穿着像是「小鲣鱼」、「小海带」#16的服装及发型，但到了大学生时期，则是在都会中改穿上了牛仔裤和迷你裙。他们一方面迎接这种生活文化的变化，一方面却抱持着强烈的违和感与罪恶感。

已于第二章中描述过，从地方来到东京的东大全共斗成员小坂修平等人，在看到混凝土建筑时感受到了强烈的违和感。在当时流行的「混凝土丛林」一词中，也表现出了对于剧变社会的反感。如今正逐渐迎来退休的这个世代，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诉说着想在退休后从都会移居到乡下种田的梦想，这显示出他们小时候对于「人应该过的生活」所烙印下的形象。并不难想像对于这样的他们来说，一九六八年当时日本的街道，看起来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而是「资本主义体制」以及「管理社会」。

当时的大学生们，残留着童年时贫困的时代记忆，也认识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升学的朋友，对于踩着其他人进入大学一事抱持罪恶感。这种罪恶感，连结上了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与「管理社会」的憎恶，以及反对「产学合作」的口号。

而从这种罪恶感中，他们产生了在自己享受着的繁荣背后，一定存在着牺牲者的思考。由此，日本透过协助越南战争而达成高度经济成长的这一点被提出来强调，自己也是越南人的加害者的这种意识扩散开来，从而连结上了反越战运动。接着，在第十四章描述过的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之后，在日朝鲜人、水俣病患者、被歧视部落出身者等取代了「越南人」而获得关注。

韩战特需占了当时日本贸易的六成左右，而越战特需则为一成到两成之间。然而，韩战当时，并未发生基于日本是韩战加害者的这种自觉的运动。之所以在对特需依存度较低的越南战争中，加害者意识反而更为强烈地扩散，其原因或许有一部分单纯只是因为生活上开始有了可以思考这些事情的余裕，然而，对于自己因为经济高度成长而迅速变得富裕一事的困惑与罪恶感，早已于事前作为基底而存在，这也是相当关键的因素。

另外，学生们对于大学的想像，还停留在入学率较低时代的旧制高中、旧帝大那样的状态中，从而对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剧烈改变的大学现实感到失望，这也成了斗争发生的因素之一。学生们认为，「真正的大学」是为了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人才养成与产业发展这种世俗的目的而存在。

如在第七章所见，一九六七年的横滨国大斗争，就是起因于学生们将学艺学部被更名为教育学部一事，解释成大学从广泛的学习场所沦为教师人才的培训机关。从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到一九六八年的日大斗争等，学生们一贯地抱怨着大学不再是「探究真理的场所」，而堕落成为了经济高速成长服务的人才培训机关。他们在对于量产型的课堂感到失望之际，藉由在街垒中开设自主讲座，试着恢复「真正的大学」。

「反对产学合作」的口号，可以说以批判资本主义的语汇，表现出了学生们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世俗场所的感觉。他们基于过去大学的印象，对于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变了样的大学现况展开批判，但由于东大斗争中出现了主张过去对大学的印象都是幻想的说法，并且这个说法受到新左翼党派的推波助澜而广为流传，导致这个因素在一九六九年之后减弱了，然而，在一九六五至六八年间仍然是重要的因素。

接着，社会结构与大人们的感知也未能跟上因经济高度成长形成的社会剧变。庆大斗争与日大斗争的背景是，这些私立大学过去以人数少的私塾般经营，即使因为经济高度成长而变成巨型化，一人校长还是执掌着独裁般的权力，管理与营运也都并未现代化。

开启东大斗争的医学部斗争，也是起因于虽然医学部毕业生已经与经济高度成长之前不同，毕业后难以直接开业，但还是引进了近似于无偿劳动的研修医生制度。此外，虽然为了高度成长下的人才供给而以理科为中心大幅增加了学生名额，但大学还是一样是在战争体验世代的教授们的想法下营运，研究生被要求在俗称为「相扑部屋」与「徒弟修业」的课堂上无偿劳动，巨型化的大学已经不适合由教授会自治等等事态，也连带导致了斗争的长期化。

另外，经济高度成长导致青壮年男性急速往都市集中，因为来不及做出相应的整备，导致恶劣的居住环境与娱乐设施不足等社会性条件，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涌进学生与机动队的冲突现场看热闹。在第八章与第十三章中提过，这些群众，有时会朝警队丢掷石块，在王子斗争或新宿事件中甚至成为了实际上的主角。越平联的新宿西口民谣游击集会，人数最多曾聚集了约五千人，这也与相当多青年劳动者在周六晚上没有娱乐活动可去脱不了关系。

越平联事务局长吉川勇一在二○○九年的访谈中，如此叙述了为何虽然处于经济成长最为鼎盛的时期，还是发生了年轻人们的反叛的原因：[4]

「虽然确实是景气很好的时期，但我认为还是有一种极强的封闭感。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社会又将走向何方？这种封闭感相当强烈。」

吉川的这段话可以这么解释，前半部的「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是由于大学生的大众化而产生的所谓「最后只能变成上班族」的封闭感，后半部「社会又将走向何方？」则是对于因经济高度成长而产生剧变的社会结构的不安与困惑。这么一来，就可以大致上理解当时年轻人的封闭感。

当时虽然是景气很好的时期，但人们的不满并不单单只由经济情况决定。在经济高度成长期，在大人们当中，对于因高度成长而产生剧变的社会抱持违和感的人、因为离开故乡而在都市感到孤独的人，或者是对于都市恶劣的居住环境与污染感到不满的人并不少。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回答对当前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数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了一九七一年增加为百分之四十点八。三浦展指出，「对于生活的不满并未因经济成长而消解，反而可以说在经济变动明显的时期扩大了。」[5]

三浦的观点有部分与歷史学上所谓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相通。在这里「经济」的意义与「秩序」或「规范」相近，所谓的道德经济，是指民众具有的秩序意识与规范意识。英国的民众史学家们调查了十八世纪的暴动与叛乱，注意到它们并不是发生在粮食问题极度困顿的情况下，而是盛行于因资本主义的渗透而产生社会变动的地区。

也就是说，在这些变动当中，产生了对民众具有的「应然秩序」的规范意识的破坏行为（商人的投机或期待价格上涨而囤货等行为），而比起生活困顿，民众更多时候是在认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民众的道德经济时，才发动起义。[6]三浦指出的「对于生活的不满并未因经济成长而消解，反而可以说在经济变动明显的时期扩大了」，可以说是因为经济变动的激烈程度，导致违背过去民众抱持的道德经济的现象频繁发生。

在这种因为道德经济而形成的民众起义中，会发生针对被认为是破坏了秩序的对象的羞辱行为（例如集体发出噪杂声音揭露不吉之物的喧闹〔Charivari〕等），藉此在民众意识内进行「秩序的恢复」。比起社会结构的变革，这些更多是以在意识层面上恢复秩序为目的的「运动」。

日本的民众史学家安丸良夫认为，日本近世的起义与暴动，或者明治时期的秩父事件等民众起义中，都可以见到这种特徵。据安丸所言，在这种起义的过程中，参加者们进入了异质于日常生活的时空中，感受到「全面解放的想像」，形成了「确信代表该社会之正义的权威与力量，仅体现于起义集团中的情况」。研究西欧民众文化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也认为，在起义的过程中，「民众暂时性地进入了全体性、自由、平等、丰饶的乌托邦中。」[7]

如果应用这个理论，则可以将全共斗运动（把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也看作全共斗运动的先驱）视为，因为当时的社会与大学背叛了婴儿潮世代的「应然社会形象」与「应然大众形象」的道德经济而产生的起义。批斗大学校长等人的「大众团交」作为一种「喧闹」，是比起制度的变革，更重视意识层面上的秩序恢复与变革的行为，而起义者也摆出了认为正义只存在于自己一方，甚至可说是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可以说这个理论能够有效地进一步说明全共斗运动的特徵。

此外，如同本书描述的，进入街垒的人们，全都抱持着彷彿逃离了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感受到「全面解放的想像」，「进入了全体性、自由、平等、丰饶的乌托邦中」的印象。当时为早大学生的津村乔，在描写作为全共斗运动的一环、发生于一九六九年的第二次早大斗争的初期情景时，将进入到与日常异质时空中的乌托邦状态称为「那个」，并如此描述[8]：

……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被抛进了莫名其妙的情况中。「那个」看似就像地震一样从地下涌出。那其中有着近似于地震时会有的恐惧与解放感。不，那或许是更为轻快的情绪。好比某个早上醒来，发现外头一片银白的世界，熟悉的校园变得陌生，昨日还不能做的很多事情一瞬间突然都能做了。我们可以像是打雪仗、堆雪人一样地发放传单、搞搞小游行、与不认识的人搭话，尽情地嬉戏。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不是「党派」或「运动者」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要这么做，也都可以实际执行自己的想法。

在这个第二次早大斗争时期，在街垒中获得的乌托邦梦想已然自我目的化，如前述那种凭藉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真正的大学」的动机已经变得薄弱。说起来，或许可以如此概括全共斗运动：一九六五年到六八年是如前述那样，起因于婴儿潮世代们的道德经济被打破，而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则是为了将街垒内的乌托邦自我目的化。

但以街垒为代表，也可以称之为祭典的起义的兴奋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九六五年在庆大斗争中虽出现了「全校性」的热烈氛围，但根据铃木博雄的分析，那也只维持了几天就消沉了。正如本书已经论述过，就算是在之后的各个斗争中，祭典式的热烈氛围大部分都只维持了一周或最多一个月左右。

例如东大斗争，短期来说是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引入机动队到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长期来看则从一九六八年一月的医学部展开罢课开始，持续到妨碍课堂行动频繁发生的一九六九年五月左右。然而，如第十章所述，真正全校性的盛行发生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引入机动队起的一周左右，以及暑假刚结束的一到两周之间。剩下的期间全都由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民青等运动者们的党派斗争所独揽，七成以上的学生已不再到大学来了。

看到安田讲堂攻防战的新闻报导而开始随之仿效，并在街垒里做着乌托邦美梦的各地学生们，并不知道这样的祭典性时期并不会持续太久。如同在第十三章看到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其他大学的街垒如何运作，具体来说，甚至连在街垒内男女是不是睡在同一间房间这种事也并不清楚。这样的斗争，可说是理所当然的在各地最后都只成为了短暂的烟火。比起大学，反而在一部分的专门学校或其他学校中展开了更为认真的斗争，然而，整体倾向就如上述。

补充说明，全共斗运动往往被认为是从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日大全共斗成立开始，持续了大约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末的高中斗争，但这并不正确。

东大与日大的斗争，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二月之间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于此前后，京大的斗争相继而起，同志社大与立命馆大等关西各地的大学斗争也接连发生，一九六九年九月随着京大的钟楼被「攻陷」，运动告终。接着过了一阵子之后，运动扩展到了弘前大等地方大学，在弘前大，一九六九年六月到九月底为街垒占领的时期。十月到十一月，由于新左翼党派为了「秋季决战」从各地大学抽调走了主要的成员，因此几乎所有大学的街垒封锁都终止了。而大学斗争结束的一九六九年底，高中斗争接续爆发，但其与受「大学自治」保护的大学斗争不同，绝大多数都在短期间内遭到镇压。

可以说全共斗运动的期间虽然合计约两年，但并非全国的大学在这两年里都处于烽火之中。在东大的斗争结束后开始了京大等关西的斗争，当这些逐渐平息后又开始了地方大学的斗争，大学斗争结束之际，高中斗争又相继而起，就像是鞭炮一样，一个爆炸结束后下一个爆炸又接续着开始，这个过程花费了两年才全部结束。

#16.译註：长谷川町子的漫画《わかめちゃんとかつおくん》的角色。↺

3.桥爪大三郎〈生活感に基づく一票〉（《朝日新闻》二○○○年六月三日）。↺

4.吉川前揭（第四章）〈国境をこえた『个人原理』〉页二五四—二五五。↺

5.三浦前揭（第一章）《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页五二、五四。↺

6.关于道德经济论，参考近藤和彦〈モラル．エコノミーとシャリバリ〉（收录于《民衆文化》、《シリーズ 世界史への问い六》岩波书店，一九九○年）。↺

7.同上论文页二九、三○。↺

8.津村前揭（第四章）〈全共闘経験における『身体性の政治』〉页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