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设立在立命馆大学的「海神像」，被立命馆大全共斗拉倒，用绳索套着脖子四处拖行。从二月二十六日以来，约两百名受到安田讲堂攻防战刺激的学生们占领了校内的恒心馆，对校方的劝告不为所动。因此，五月二十日，校方要求京都府警驱离。机动队与便衣警察约四百人开始驱离行动时，一部分的学生破坏了铜像。

由日本战殁学徒手记编辑委员会编篡的，包含特攻队员在内的战殁学徒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于一九四九年十月由东大合作社出版部刊行。这本书，至一九五○年十二月为止共卖出了约三十万本，其后也持续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段。一九五○年六月，同名电影上映，吸引了约一千万名观众。战殁学徒的遗稿作为怀抱着和平与反战心愿的文本，书与电影都获得了大众的欢迎。77

由于反应热烈，一九五○年四月，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成立，俗称「海神会」。海神会计画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日美开战日之前，设立一座追悼战殁学徒的铜像，于是委托了没有战争协力经歷的雕刻家本乡新担当制作。

当初，这个「海神像」预定要设立在东大的综合图书馆旁边，也已获得了校长南原繁的同意。然而，本乡的「海神像」是稍嫌前卫的男性裸体像，在海神会内部也引发了正反两派不同的意见，东大评议会最终驳回了校内设立的提案。根据当时海神会干部的说法，那时候被东大的事务负责人叫去告知，「东大里也有女学生就读。这个〔裸体像〕在教育上对于女学生并不恰当。」78

相关人士召开了向东大当局抗议的集会，并以东大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为中心组成了海神像设立委员会，但最终「海神像」被暂时搁置在本乡的工作室里一段时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才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被设立起来。

立命馆大学，虽然战前是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大学，但战后却成了最为民主化的大学之一，也设有将学生的意见反映进大学管理的协议会制度。这个协议会制度也被通称为「立命馆方式」，如第十章所述，当时为东大民青同盟员的大洼一志为了研拟设置协议会而参访的大学，其中一所就是立命馆。而立命馆的校长末川博，是曾悼念被送往战场而战死的学徒们的和平主义者，他用了自己的钱将「海神像」从东京运送到了京都。79

在战争记忆还相当鲜明的当时，京都的大学生们热烈欢迎了「海神像」。铜像在约五百名学生的守护下，和以京大生为首的京都府学联的游行队会合，在近四千名市民的簇拥下被运往立命馆。揭幕式上聚集了约三千名全国的大学生与高中生，末川校长说：「海神像是诸君们所有学生的东西。我们不能遗忘战殁学徒的悲伤、悔恨与愤怒。」80

海神会还发行了机关报《海神的声音》，在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年轻世代中也有许多读者。在「海神像」被建立起来的五○年代前半，高中生的读者明显增加。当时是韩战与倒退的时代，从被解除追放的保守政治家那里也出现了恢复徵兵制的声音，海神会以二十五万人为目标，进行了反对徵兵的连署运动。阅读了机关报的高中生读者们积极参加了这个连署。81

在高中生与大学生中，作为和平运动的一环而阅读《听海神的声音》的社团也在全国广泛扩散。五○年代前半，根据时任海神会事务局组织部长的吉川勇一（后来成为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回忆，「我们在全国近两百所的高中里成立了支部，并持续扩大着规模。反对徵兵的连署运动就是强而有力的手段。」82

此外，有不少教师曾是学徒兵世代的一员，他们也向学生推广了《听海神的声音》。一九三九年生的纪实作家保坂正康，在一九九九年这么记述了自己对中学、高中时代（一九五二至五七年）的回忆：83

「我身为这个世代的其中一人，非常清楚中学、高中时期的教师们是如何抱着热情赞扬这本书，并将《听海神的声音》与《原爆之子》当成辅助读本使用的情况。我现在也还记得，中学时期的教师，在向我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当唸起书里其中一节时，他瞬间声泪俱下。」「我认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人性教育，可以说不就正存在于《听海神的声音》之中吗？」

海神会自创立以来，每年都召开大会，随着时间推进，参加的高中生与大学生人数开始多于学徒兵世代。一九五五年七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大会的讨论与大会宣言上，出现了像是这样的声音：「让海神会成为学生共通的广场」、「明亮的和平世界并不在遥远的彼方，而是正在我们年轻人朝向明日的行动中萌生。」84

然而，由于财务困难，海神会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九届大会上决定解散。因为当初从前学徒兵们那里募集到的基金和摄制电影的企划费等资金已见底，并且也未能达成会员数三千人与机关报订阅人数九千人的目标。85至此的海神会，通称为「第一次海神会」。

也有人认为第一次海神会解散的其中一项原因，在于共产党的影响力过于强大。蒐集遗稿的前学徒兵们并没有政治信仰，其行动纪念战殁同学的性质相当强烈。但是海神会发起人会的代表是共产党议员、作家中野重治，理事长与理事中也包含柳田谦十郎与平野义太郎等共产党系的知识分子。「海神像」制作者本乡新也隶属于共产党系的文化团体，而在东大拒绝「海神像」的抗议集会上，宫本显治的妻子宫本百合子也发表了演说。86

此外，海神会的事务局营运虽然由学生义工负责，但其中很多是当时和平运动中心的共产党的学生党员。吉川勇一也回忆道，他在东大主导罢课而遭到退学后，在共产党的指令下负责了海神会的任务。87他们编辑的海神会机关报，在一九五一年强烈主张全面讲和，选举时的号外也有隐晦地建议投票给共产党的倾向。88

使海神会内部陷入混乱的，是第三章提到的一九五○年共产党的分裂斗争。与其他共产党系文化团体一样，海神会也被卷进了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对立之中。根据一九五二年到五五年间的事务局长的回忆，海神会所苦恼的「另一个隐藏的困难，是共产党方针的谬误与不负责任的烦人干涉。这在长谷川（笔名中村）事务局长被审问与除名时达到最高峰，党试图动员会员加入武装革命与汽油弹斗争，为了反对这件事让人费尽了心力。」89

可是，海神会的前学生党员们指出，因为学生运动是国际派，所以东大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一九五三年曾一度遭到解散，又因为海神会并未受到共产党重视，所以第一次海神会解散的主因并非共产党的干涉。90虽然真相不明，但第一次海神会因为共产党的介入而陷入混乱这件事是事实。

然而，有许多知识分子与前学徒兵认为，拥有许多读者且留下了战争悲剧记忆的《听海神的声音》随着海神会的解散而绝版实在太可惜。因此，一九五九年六月，海神会发布了再建宣言并重新成立。

根据为了重组倾注心力的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回忆，因为自己当时是共产党员，所以这次为了找共产党员以外的人担任会长而去拜托了作家阿部知二。然而阿部却以「我讨厌再被共产党利用」而试图拒绝。小田切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算拼了命也会站出来阻止。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和你一起辞职」说服了阿部。91重新成立的「海神会」，通称「第二次海神会」。

前学徒兵的批判家安田武，也为了让下一代能继承学徒兵的体验，独立开设了《听海神的声音》读书会。安田的团体与第二次海神会合併，并以安田为核心蒐集更多遗稿并发行了《听海神的声音》第二集。安田成为第二次海神会的常任理事。原来的《听海神的声音》由光文社再版，在战争记忆还鲜活的六○年代得到了读者支持。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间，再版的《听海神的声音》卖出了大约二十万本。92

另外，在六○安保斗争中，当时的学生是出生于战前到战中，还存留着战争记忆的世代，因此《听海神的声音》获得了学生们的好评。根据当时为京都的大学生的保坂正康说，「我的周围有很多朋友志在革命，当他们说出『赌上性命坚决斗争』之类的口号时，也有人会说『如果想像战殁学徒的心情，革命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93

在第三章也提过，六○年安保斗争是战争体验世代参与的最后的斗争。以一九三七年出生的桦美智子为首的学生们，也是属于战争体验世代的末尾。

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当时参加革共同的小野田襄二在回忆录中这么描述：94「不管是本多先生、陶山先生还是白井先生〔他们都是当时革共同的成员〕，或者共产同的岛成郎，都是在小学时期亲身经歷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的世代。」「六○年安保斗争的参加者，光是东京就高达数十万人，其中九成是亲身感受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的人们。」「六○年安保斗争，宣告了正是因为体验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才得以成立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旗帜』这一运动基础的终结。」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听海神的声音》是能产生共鸣的书。

然而，即使进入了年轻世代不了解战争的时代，《听海神的声音》还是在六○年代持续热销。第二次海神会的常任理事，之后成为越平联核心人物的古山洋三，他在一九七○年这么说：《听海神的声音》在六○年代平均一年卖出两万本，「六○年安保，以及六五年『北爆』［美军向北越进行的轰炸〕开始后越战升温，在日本的反战运动也迎来新的高峰期，这时的销量也呈现飞跃性的成长，一九六九年，在即将迎来七○年安保的情况下又再次出现成长的趋势。」也就是说，「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时，无疑出现了很多新的读者。」95

年长世代认为，从六○年安保到越南反战运动的高涨中，年轻人们重新评价了《听海神的声音》。对他们来说，立命馆大共斗的「海神像」破坏事件是一次巨大的震撼。

大众媒体齐声指责了这个行动。《朝日新闻》以「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象徵『海神像』很可憎！？」的标题报导了这个事件，并写道「立命馆大学是战后最早由末川校长为核心，施行了被称为『立命馆方式』的民主式大学管理的学校，然而全共斗派的学生批判其为虚有其表的民主主义，并高喊着将其解体。」96

而该报的社论如此批判立命馆大全共斗：97「他们的心情只能说是无法理解的。最近，在早大的学校创始人的雕像，以及北大的克拉克博士的雕像，都被喷漆涂污毁损。这些行为还可以被当成想要反抗所有权威的年轻人特有的心态，因此不至于无法理解。然而，『海神像』到底哪里有什么权威？冒渎战殁学生这个行为，到底与越南反战等主张有什么关联？」

许多知识分子们也批判了立命馆大全共斗。特别是对第一次海神会有影响力的共产党系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本来就对全共斗运动本身有所批判，因此批判的语调相当强烈。铜像的作者本乡新在报纸上评论，「那是我倾注心力打造的，期盼反战与和平的铜像，破坏它的青年们没有资格从事和平运动。」98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刊载了第一次海神会的理事长柳田谦十郎关于「『全共斗』的学生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破坏这座铜像的呢？」的评论，以及战殁学徒遗族「一边阅读着『海神像』遭到了暴力学生破坏的报纸记事，一边哭泣」的声音。99

立命馆大学在铜像遭破坏的三天后，便宣布了将重建铜像的方针。那时也公开发表了「海神像是反战．和平的象徵，破坏它就是践踏反对战争以及对于和平的心愿」的评论。最后，「海神像」在一九七一年七月重建，随后被移至中央图书馆的防弹玻璃柜里头。100

保坂正康在一九九九年指出，「全共斗派的学生站在质疑『和平与民主主义』欺瞒性的立场上，对于『战后民主主义式的东西』的批判甚至否定，以露骨的形式展现出来。『海神像』的破坏中也有这样子的意义。」101然而，战争体验世代与战后世代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一九六九年突然出现的。

一九三八年生的保坂正康，和写下战后民主主义「对于战前世代来说是终于得来的恩赐，但对于战后世代而言，却是值得怀疑、甚至应该被打破的空话」的西部迈差不多同一世代。而保坂一面回想起中学教师读着《听海神的声音》的其中一节而哭泣的样子，一面这么写道：102「我对这种教师的眼泪，反而感觉到不信任。」

他们虽说出生于战前战中，但对战争的记忆并不强烈。这样的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学徒兵世代的心情，从而感到违和与「不信任」。前述一九三八年生的小野田襄二，在二○○三年的回忆录中提到，「六○年安保斗争，宣告了正是因为体验过战前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才得以成立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旗帜』这一运动基础的终结。」另一方面，他也在以他为核心的，从六○年代末开始发刊的杂志《去到远方》上所刊载的文章中这么说：103

「对于〔战败时〕小学一年级的我，战败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成为我的精神形成的核心。我想我是首批完全感受不到战败作为精神上的事件，也就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体验过战争的世代。当我懂事时，就已经身处战后了。」

说起来参加了六○年安保斗争的学生们，不但是战争体验世代的末尾，同时也是首批战后出生的世代，对于《听海神的声音》的情感也具有双重性。

而对于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就更不用说了。早在一九五六年，婴儿潮世代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日高六郎就如此记录下了从教师那边听来的话：104「大家都在谈论和平教育，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了。战后出生的小孩都已经四、五年级了。」「有时候我在教室里讲述我自己过去〔的战争体验〕的那些痛苦、悲伤与愤怒时，许多学生的眼中浮现的不是同样的感动，而是对珍奇事物的好奇心，或者只是单纯的笑意。」

接着，小野田在二○○三年的回忆录中，比较了六○年安保斗争，与以婴儿潮世代为核心的一九六七年之后的三派全学联，他这么说：105

「〔六○年〕安保全学联的斗争，是少数的运动者（包含共产同）鞭策着相信『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旗帜』的稳健派学生而实现的斗争。而三派全学联的斗争，则是在一脚踢开那令人厌倦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旗帜』上成立的运动。因此，比起群众运动（自治会运动），这更像是想搞事的人就去搞的运动，其自身更接近于运动者运动。他们在高中时代以前，从没想过什么革命还是学生运动之类的事情，虽说入学时就加入了社团，却也只是刚好接触到那些在学校里引发骚动的略嫌骯脏的团体，从而被那充满人性臭味的魅力虏获，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运动。」

「比起群众运动（自治会运动），这更像是想搞事的人就去搞的运动」的这种特性，可以说在全共斗运动中也是共通的。对于这样的世代，由《听海神的声音》象徵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讯息显得「令人厌倦」。

就算在第二次海神会内部，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对立。从因为共产党的介入而感到困扰的第一次海神会的经验出发，第二次海神会中许多由前学徒兵为首的战争体验世代认为，海神会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而是应该努力传承战争体验，其中也有一些大型企业的干部。理事长的阿部知二，也在接任理事长的那一刻起，就认为海神会不应该涉足政治运动。106

然而，大学生等年轻的海神会成员受到第一次羽田斗争刺激，对年长者的这种姿态感到不满。根据安田武的说法，这种倾向在一九六八年七月，海神会为纪念学徒出阵二十五周年举办夏季合宿，约四十名左右的学生与鹤见俊辅、日高六郎等讲师留宿进行讨论时，清楚地表露出来。

安田写道，藉由合宿进行澈底讨论的企划出自于以下的动机：107「我们谈论民主主义、讨论和对话，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丢失了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有很强烈的不满。透过一整天一起吃饭睡觉的合宿讨论，应该能藉由讨论共同关切的主题，某种程度消解年轻人们的不满。」这是想使年轻世代继承战争体验的安田，试着将年轻人们潜在的不满与自己的意图接合在一起的提案，正如安田的期待，讨论相当激烈。

然而，第二天晚上在鹤见俊辅的提案下进行了名为「Lead-in」的企划。这是大家各自带来自己喜欢的书，并朗读其中一个段落的企划。据安田所言，学生们「朗读的文章多种多样，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某种方式尖锐批判『权力』之不公正的文章。」此外，鹤见的演讲引发了许多学生的共鸣，安田在此事上也看到同样的倾向。

根据安田的摘要，鹤见的话大致如下：国家，如同美国建国时存在着奴隶制一样，在其形成时就带有「原犯罪」。而日本国民也因为所属于国家而参与了这个「原犯罪」，如果对此状态视而不见的话，就成了「原犯罪」的共犯。因此，为了不要参与这个犯罪，以「Counter-crime」（反犯罪）进行抗议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不同情「反犯罪」的非法示威游行的合法主义者，就已经参与了权力的「原犯罪」。

以鹤见为发起人的越平联，曾在国会与美国大使馆前，进行过静坐抗议这种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非法」行动。因此，不难推测这段话根据的是鹤见的实际体验。

以上是安田的摘要，但鹤见在投稿于《朝日Journal》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号上的演讲〈战争与日本人〉中也提出几乎相同的主张，看来安田的摘要应该不是被曲解后的内容。而学生们也对鹤见的这番话表示出强烈的共感。

然而，鹤见是个非暴力直接行动主义者。但他对于「反犯罪」的肯定，以及对于批判它的「合法主义者」的批判，也可以解释成对于暴力斗争的肯定，以及对于指责它的大众媒体与知识分子的批判。以此逻辑，将活动限定在传承战争体验上，不参与越南反战运动的海神会的年长者们，也是应该被批判的对象。

安田观察对这席话有所共鸣的学生们后指出，「没有生活经验为根据的」学生会被这种激烈思想吸引是可以理解的，但指出了其中的危险性，「他们某种意义上的纯真无邪，以『政治的话语』笼罩了这段发言，从其发想的根源上来说，是过度的政治主义。」

果然，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脱离海神会的学生会员增加了。根据保坂正康所言，「我询问了这时候退会的学生会员的想法，结果，很多人说他们不满海神会并没有为了行动的论点，或者说其只不过是一个继承战殁学徒遗志的团体罢了。」他们将海神会干部的知识分子批判为「在战后民主主义的空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知性压迫者」，在大众媒体上甚至还将此揶揄成海神会的「武装内斗」。108

然而，年长世代的干部，在「海神会并不是从事政治行动的团体」这点上坚决不让步。最为强力主张此事的，是属于学徒兵世代的理事——东大教授平井启之。海神会一度出现「分裂」、「解体」、「冻结活动一年」三种方案，直到一九七○年春天，事件才以激进的学生们离开海神会的形式告终。109

如第十一章所述，平井曾将自己的研究室提供给东大全共斗使用，因此他相当了解当时年轻人运动的特性与侷限。另外，平井也是在东大斗争风暴中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学教师集会上，在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因为东大全共斗派学生们的闯入而离场的情况下，以「在戴着头盔的学生面前一屁股盘腿坐下」的姿态澈底地进行了讨论的人物。110平井在对东大全共斗表示出一定共感的同时，也对全共斗的学生们欣赏赞美天皇制的三岛由纪夫一事抱持批判。

东大全共斗批判「进步的」东大教授们，在学生提出挑战要求讨论的时候选择了逃避。然而，平井在一九八九年时这么说：111「在全共斗的歷史中存在着错误。我主动〔向全共斗派的学生〕拿着手持麦克风说，殊死一战也没关系，我们来场讨论会吧，但学生听到以后却显得很困扰。那时候，他们在我面前的建筑物里与三岛由纪夫不知道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样不行。」「这边都说了要无条件无限制地展开讨论，但全共斗的学生却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想到他们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诚实的年长世代知识分子们痛切地思考着，为什么自己的体验与理念无法让年轻人继承下去，甚至导致了「海神像」的破坏事件。

例如鹤见俊辅在「海神像」被破坏后的座谈会上说，自己「并不是支持破坏的那一方」。然而，就算在年长世代之中，战争体验实际上也已经风化了，「虽然早就已经被消化并排出体外了，但还是装作抱有战争体验一样地对待战后的人们，这种情况非常多。」他们「在自己身体之外，以一种形式制作了那样的海神像，藉此作为某种代偿而感到满足。这样的外在形式被年轻学生们打碎了的感觉，我自己也有。」112

如第二章所述，战败后过了约莫二十年，随着生活变得富裕，战争体验世代也遗忘了战争的痛苦，开始有怀念起战争的倾向。各地成立了战友会，将自己的「年少往事」当成青春时光谈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出现。

第二次海神会常任理事田中仁彦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这么写道：113「『海神像』不是神像也不是佛像，而应该是『民主主义与和平』的象徵才是。能否使它不仅仅只是一块青铜，全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然而，由于忘却了战争体验，使得「和平与民主主义这个词」空洞化，「在五月二十日的更早以前，我们就已经使『海神像』偶像化并将其杀害了，不是吗？」

另外，在年长世代的知识分子中之所以产生这种论调，也有以下的背景。根据鹤见俊辅所言，因为《赤旗》批判破坏铜像的立命馆大全共斗为「暴力学生」的缘故，「在论坛上有人指出，批判破坏铜像的全共斗就是偏向共产党的立场。」因此，并未说出像是在批判全共斗的话语。114

可是，一九五○年代在「海神会」中担任过全职工作的越平联事务局长吉川勇一，几年后这么描述「海神像」的破坏事件：115「越平联的年长者们，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并共感年轻人们的心情，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保留，我想，大家都认为採取那样的战术是不行的。」

进一步提出了更为严厉意见的是安田武。他说，「与热中于追女生的学生们比起来，敢出手破坏铜像的学生至少还有在思考战争、和平、反战之类的。」接着，他也承认「亲歷过战争的人们似乎已经完完全全忘记了战争的痛苦」，同时说道，战后民主教育遭到了扭曲，因为「『新教育』的三大要点——自主性、理性、积极性，完全没有充分发展。」「大致上来说，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升学考试体制完全剥夺了孩子们的自主学习管理与规划能力。」而且，安田总结说，「包含『海神』像的破坏在内，大学纷争的最根本问题是……战后教育的初心在各个方面上都已崩坏。」116

接着，安田在这时期的文章中这么表示：117年轻人们认为，年长者的战争经验谈全都是早就已经众所皆知的事情。这些年轻人「卖弄着小聪明批判道，老是执着在战争体验上没有意义，那只是战中派的怨念罢了，是非『生产性的』。」可是，「他们真的知道吗？」「『知道』自己『不知道』，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两种情况即使同样无知，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连结上谦虚的美德，而后者只会产生出傲慢。最近的青年多数都属于后者。」

另外，安田也针对铜像的破坏这么说：118「在策划破坏『铜像』的他们的内心里，是否有确认过对自己的『生涯』到底有着何种程度的决心与誓言呢？换言之，不是要问破坏『铜像』的行为作为斗争过程中的事件（不论是偶发还是有计划的）具有何种意义，而是在质疑，在行为者的内心，这个行为从此以后将成为多么沉重的问题留在心底？他们是否有所觉悟？是否是在愿意承担责任的决心下从事这个行动的？」「破坏『铜像』的共斗派学生诸君，应该用他们的『生涯』来证明这个行为的正当性。」「对于戴着头盔的学生，比起在『暴力』层面上的指责，我对于他们的行动实在过于偏向对现状的『直接』愤怒一事感到担心。……他们的愤怒会持续吗？他们的不满会持续吗？我对此感到担心。」

然而，学生方面对于安田提出的问题的反应，完全文不对题。一九七○年二月的《朝日Journal》上，刊载了参与破坏铜像的学生的主张。119

根据他们的说法，日本共产党从战败不久后，开始採取两阶段革命论，「战后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革命无缘的「拟制『和平与民主主义』路线缓慢的腐败过程」。所以，「战后」不过只是拟制的期间。因此，「『海神像』的破坏，是我们朝着空白的战后、或者领导者、知识分子们放出的反叛的狼烟。」「藉由制作出『海神像』这种玩具来美化与消费战后空间的人们！贪图睡懒觉的人们！不要只因为玩具被弄坏了就慌慌张张的……『像』只不过是一件青铜的作品罢了。只是，它被涂抹上了超出一件作品所能担负的东西而变得不洁。我们对此感到不快，无法忍受这种不洁，于是破坏了它。」

接着，立命馆大学讲师，支持全共斗的「造反教官」师冈佑行，在刊载于《情况》一九六九年七月号上的演讲中这么主张：120立命馆大学，被认为是拥有协议会的民主的大学，是拥有「海神像」的重视和平的大学。然而，实际上，协议会不过只是大学校方收编学生的装置，大学遭到共产党系的教授们支配，「反革命部队」的民青掌握着自治会。而且，立命馆大学对于当权者宣称在第一次羽田斗争中，碾杀了山崎博昭的是立命馆大学学生这个捏造的假消息并未提出抗议。

因此，依照师冈的说法，重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立命馆大学，只不过是高举「虚伪的和平」的「欺瞒的学府」。「全共斗的学生们，藉由无情地粉碎这座铜像，清楚地揭露了虚伪的反战与和平。」「『海神像』被从底座上拉下来，拖拽到大地上破坏的事实，是立命馆大学的现实，而对于日本的大学现况来说，是最为相称的事件。」高举「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立命馆，随后引入机动队排除了封锁，证明了「战后民主主义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追认权力行为」的欺瞒。这个演讲，与学生们的拍手喝采及「没有异议」的反应，一同被刊登出来。

就像这样，讨论完全错位，事态在师冈那样的主张获得了学生们的满堂喝采中继续发展。然而，如同安田担心的，破坏铜像的学生，是否如师冈描述的那样，是在深刻思考下採取行动的呢？仍然还有些疑问未解。

实际上，天野惠一在后来见到了参与破坏铜像的女学生并询问她时，女学生这么说：121「在反抗大学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发生了破坏铜像的事情，但直到大众媒体开始吵这件事之前，我几乎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座铜像一下子就坏掉了。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懂。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这么做了。」

天野虽然对师冈的演讲表示「当时一读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鸣」，但同时也听到这个女学生的说法，认为「我想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天野接着说，「对于多数的全共斗派学生来说，思想上的意义也应该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吧。拥有如此『高度』目的意识的人应该很少。」122

而在第二次海神会中，遭受到年轻学生会员批判的年长会员如此回忆：123「在全共斗派的学生中，的确有一些脑袋很好，像是秀才一样的人。但是对我这个曾经的特攻队员来说，一边听着他们的话，我就一边觉得，就是这些家伙，他们如果活在那个时代里，肯定会最先写出像是『八纮一宇』等那个时代的标准用语吧。」不管是什么时代，都有激进地操演着那个时代的「标准用语」，并对此感到兴奋与自我陶醉的人存在。这个会员眼中的激进学生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天野遇见的那位女学生所说的，就是破坏铜像的学生们的实际情况，那么想要诚恳地回应他们破坏铜像的行为以及「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的知识分子，或者声援他们的「造反教官」，可以说都白费了心力。如同安田所担心的，他们当中多数人的「愤怒」都未能「持续」，几乎没有人愿意用其「生涯」来承担自身行动的责任，并持续主张行动的正当性。

以破坏「海神像」为象徵的年轻人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与其说是逻辑性的，倒不如说是感性的。在战败的废墟与失序的社会情势中建立出来的战后理念，以及在年所得甚至不到一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时代的日本形成的战后思想，在因高度经济成长而晋升先进国家的日本，对于面对的是「现代的不幸」而非「近代的不幸」的年轻人们而言，在感性上已不再合适，这可以说是想当然耳的事情。

当他们试图藉由话语，来表达这种感性上的违和感，而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等等，可以说不过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挪用罢了。试图对其进行逻辑性回应的年长知识分子们的言论，可说只会以独角戏告终。

就这样，「战后民主主义」被当成批判与冷笑的对象，六○年代末思想的典范转移持续进行。其中，还有一个要素也加了进来。那就是，认为「战后民主主义」忽视了亚洲、在日韩国．朝鲜人、沖绳与被歧视部落等群体的批判。

认为在所谓「战后民主主义」之中，「在日」或沖绳的问题遭到了忽视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例如，作为战后知识分子和平运动的源流而为人所知的，丸山真男也参加的和平问题谈和会（一九四八年成立），因为主张全面讲和而受到注目，会长安倍能成在《世界》杂志的讲和问题特辑号上，写下了「希望美国的驻军与军事基地能设置在琉球与其他四个岛以外的地方。」124

相对之下，战败后曾有一段时间，最为热心关注在日朝鲜人问题的是日本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获释的共产党狱中非转向干部之中，也有朝鲜人的金天海。金后来成为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再版的机关报《前卫》第一号中，有篇由在日朝鲜人党员所写的，题为〈在日本的朝鲜人问题〉的论文，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为了与政府的日本国宪法抗衡所提出的共产党版宪法案中，禁止在参政权为首的各项权利上，存在「人种、民族、性别、身分」的歧视。125

然而，曾在《前卫》复刊第一号上写了上述文章的朝鲜人党员，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前卫》上这么写道：126「究竟谁会为了朝鲜民族的利益进行斗争并拥护它呢？不用说，那就是日本的人民，正确地说是日本的无产阶级，以及其政党的我党〔日本共产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可是，在当时成立的朝鲜人联盟等在日朝鲜人组织中，也具有朝鲜人的老大掌握着利益与权力的面向。如果日本整体不发生革命，那在日朝鲜人的待遇问题也无法获得根本解决。因此，对于日本共产党的朝鲜人党员来说，「站在朝鲜人的立场上看待日本的革命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向，与共产主义互不相容」。

这篇论文指出「与此相反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人同志」，主张如果日本党员採取「朝鲜人的事与日本人的问题已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向」。另外，这篇文章中也写道，在日朝鲜人的「民族特殊性」也是无可动摇的事实，追求其利益的运动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的组织「大力推行」。然而，一旦成为了日本共产党党员，优先考虑朝鲜人的立场就是「民族主义的偏向」，这一点必然导致朝鲜人党员必须听从日本共产党命令的结论。

在随后的日本共产党武装斗争时期中，在日朝鲜人成了相当有力的一环。然而韩战休战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下，各国党员改为交由各国共产党管辖。一九五五年一月，在日朝鲜人党员与在日朝鲜人运动被要求应脱离日本共产党，改依循朝鲜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指导行事。这与六全协的放弃武装斗争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

这个处置随后招来了日本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在日朝鲜人党员，利用完后就抛下他们不管的批判。虽然在那之后日本共产党对在日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关心，但无法否定的是，与之前相比，关注程度确实有所下降。

就这样看来，从一九五五年前后开始，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系的进步知识分子等，对于以在日或沖绳为代表的少数群体较为缺乏关注是事实。然而，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也不能说是从一开始就热切关心这些问题。

例如，一位东京大学助教授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评论中表示，「一般来说，朝鲜问题比较少出现在学生的传单中」，并评论道「如果不充分思考日本的将来与中国、朝鲜的关系，以及在『明治百年』期间内的日中、日朝关系，就算再怎么样凭着感觉高喊『反对侵略越南！』，其终将只能成为徒劳的斗争。」127

另外，现在在国立国会图书馆里，收藏着一共有二十三卷的《东大斗争资料集》，其中蒐集了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初，约五千件在东大斗争中发放的传单与小册子。但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有提到在日问题的，仅仅只有一张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传单，在自主讲座企划案所列举的其中一项上，提到了「在日朝鲜人问题」。128而且也只是当成将来「研究会可能的主题」，与「明治自由民权通史」、「义大利当代史」、「德国革命史」等题目并列，被以小小的文字写下来而已。

一九六五年的反对《日韩基本条约》斗争是由各党派进行的。然而，主要的着眼点放在，防止正在逐渐复活的日本垄断资本与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共国家韩国组成同盟朝向亚洲扩张。根据《日韩基本条约》，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以放弃赔偿请求权作为交换，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了三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延续了自身政权。然而，在日韩国．朝鲜人却只有获得在他们转换成韩国籍后将被给予特别永住权的待遇而已，朴曾说「在日的六十万同胞要为本国的三千万人牺牲」。129对此，各党派对于在日问题几乎毫不关心。

当时为民青运动者的宫崎学这么回忆：「日本的反对运动方对于在日的关注相当少。尽管在口号上高唿着『与在日朝鲜人的串连』，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活动。」京都出身的宫崎有很多在日友人，他在与其中一人通电话时问道，「在京都，日韩斗争也造成了大骚动吗？」那名友人回应道，「是啊，造成了骚动。虽然是这样，但那终究是那些高等人无谓的骚动。我们将因此被自己的国家二度抛弃。这一点，他们根本不懂。」130

在新左翼党派中，也有着几乎完全不了解在日与韩国情况的倾向。例如，当时由革马派掌握的全学联书记局，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发出的通知中，认为反对日韩会谈的「韩国学生游行」被侷限在「韩国民族主义」里，因此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主张韩国学生运动有必要「批判韩国民族主义」。131

曾为共产同运动者的三上治回忆，在当时日本的党派中，「完全看不到对于支撑着韩国学生们投入阻止日韩会谈斗争的民族情感的理解」、「相对于一味地作为被害者思考战争，虽然也确实产生了像是『我们难道不是加害者吗？』这种反省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一点也没有被进一步思考。」132对于在日的问题，应该也是相同的情况。

而在东大全共斗的传单里，几乎没有提及在日、沖绳与殖民地支配的问题。此外，如前述，在破坏「海神像」的学生于一九七○年二月投稿在《朝日Journal》上的文章中，虽然强调了「战后」和平主义的欺瞒性，但并未批判包含学徒兵在内的日本军侵略了亚洲的这件事。也就是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年初，日本的殖民地问题与在日问题，并没有成为主要的议题。

沖绳返还因为直接与安保有关，获得的关注度比在日问题要高。然而，在一九六八年这个时间点上，不能说新左翼党派与各大学全共斗对于沖绳问题有很高的关注。

本土的沖绳出身学生的非日共派斗争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开始的「与那原君斗争」。133当时的沖绳处在美军的军政统治下，如果要去日本「本土」「留学」，需要美军民政府发行的渡航证明书（被通称为「护照」），以及在活动限制等条件下许可「留学」的契约。

然而，一位名为「与那原」的学生在参加了羽田斗争及佐世保斗争后，其契约遭到了解除。于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在广岛大学组成了「守护与那原君会」，集结了各大学沖绳问题研究会的学生与沖绳出身的学生。一九六八年七月，沖绳学生斗争委员会准备会（沖斗委）成立。一九六八年八月，抗议渡航限制的沖绳出身的学生们也进行了烧毁「护照」的抗议行动。

但根据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沖绳问题的书籍，当时「『本土』学生对于沖绳问题的认识极为浅薄，而『沖斗委』也还在摸索阶段」。而且，当时的新左翼党派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否定民族主义，从这个立场延伸，有「将中国、越南、朝鲜的解放势力，视为民族主义并强烈批判」的倾向，沖绳的学生运动也受到了影响。134

在新左翼党派的斗争中也一样。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沖绳日」之前，并未进行过以沖绳问题为主题的大规模斗争。从出版情况来看，沖绳相关的书籍也是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才如狂潮一般相继出版。

一九六八年以前，对于在日问题等投以关注的，与关于「战后民主主义」的讨论一样，不是新左翼党派或全共斗，而是越平联周围的知识分子们。

一九六五年八月，韩国陆军兵长金东希拒绝前往越南，希望到日本接受政治庇护而逃到了对马。135但是，日本警察将他视为偷渡入境者逮捕，以违反出入国管理令为由使其服刑一年后，一九六七年二月将他送往了长崎县的大村收容所，作为强制遣返回韩国之前的临时措施。如果遭到强制遣返的话，他将被当成逃兵求处极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越平联将四名从美军航空母舰无畏号上逃脱的海军士兵送往瑞典，一时之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金东希事件却是在那之前发生的。越平联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放了反对将金东希送回韩国与要求将他从大村收容所释放出来的传单，并向法务大臣提出了由文化人共同连署的，希望允许政治庇护的请愿书。最后，金东希在一九六八年一月被送往北韩。

大村收容所，是暂时收容包含在日韩国．朝鲜人在内的在日外国人，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国之前的场所，于在日社群中被视为恐怖的场所。鹤见俊辅写道，「我发现我连大村在哪里都不知道，让我知道大村的是金东希。」「越想越觉得，大村收容所是违反日本国家理想的场所。」越平联诉求撤废大村收容所，一九六九年三月，虽然只有鹤见与小田实等五十九人到了大村收容所展开游行，但还是与警备部长见了面并提出抗议。136

一九六八年一月，发生了在日朝鲜人金嬉老持来福枪「笼城」的事件。日高六郎等人参与了救援活动。而一九六八年七月，鹤见俊辅在海神会上，举行了前述主张「国家的原犯罪」的演讲，同年八月公开了名为「战争与日本」的演讲录。

鹤见的这篇演讲，开场说道，「进一步思考在日朝鲜人的问题，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日本国民的状态，不是吗？」接着，他主张如同美国的黑人奴隶化一样，日本对于「日中战争里的屠杀」与「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人的屠杀」具有「原犯罪」。「所到之处都有将这种国家的原犯罪呈现在国民面前的存在」，对日本来说，那就是「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存留在《听海神的声音》中战殁学徒兵的遗书，缺少了这种对于「国家的原犯罪」的观点，以及对例如选择逃走等「反犯罪」的考察。旁观「国家的原犯罪」，是缺少了对于自己作为日本国民参与其中的这种「自他的犯罪性的自觉」，欠缺「追究国民犯罪性」的「战争体验的重构，无法成为促使和平的力量。」137

也因为在一九六五年越平联发迹后不久，就成立了沖绳越平联，所以越平联比新左翼党派还要早投入沖绳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从本土来的越平联成员在美军嘉手纳基地大门前进行非暴力的静坐抗议，当时与越平联关系亲近的高石友也与中川五郎演唱了反战民歌。138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名再次从本土前往沖绳嘉手纳基地前静坐的越平联成员遭到美军逮捕，并强制遣返回本土。139

鹤见的演讲，与第一章提到的，在一九六六年的日美市民会议上，小田实指出日本的和平运动有必要从「被害者意识」转换成「加害者自觉」的主张有所重叠。然而，一九六六年小田的演讲是要指出，日本应该对自己藉由特需等方式参与了越战一事有所自觉，而鹤见则是提出了「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等少数群体问题，以及殖民地支配与侵略歷史。

但是，如同越平联在「战后民主主义」上的讨论，虽然说着从「被害者意识」到「加害者意识」的转换，但那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如第一章提过的，小田的意图是指出根植于被害者意识的和平运动，在不了解战争的世代兴起后已显露出其侷限，因此试图藉由主张日本站在加害者立场的观点，使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们得以继承和平运动。小田主张的，是作为加害者与作为被害者的一体性。这也如同在第一章提过的，小田在一九六六年的日美市民会议上表示，虽然在日本从属于美国的这个意义上是「被害者」，「但同时面对越南时，日本则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小田在这场会议上强调，一般的市民也「由于国家的命令」成为了士兵，开枪射击敌人而「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但同时「自己也是国家的被害者」。140换言之，他提出的是，人正是因为作为被害者而成为了加害者，这是一体两面的状态。

也就是说，越平联周围对于少数群体与亚洲的关注，以及「加害者意识」的提议，与他们关于「战后民主主义」的讨论一样，并非全盘否定过去根植于「被害者意识」的和平运动，而是关于如何发展性地将其继承下来的问题。然而，在一九六九年初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兴起的同时，认为「战后民主主义」是无视少数群体的「被害者意识」的产物的这种批判也开始出现。这种论调，全面否定了「战后民主主义」。

这样的主张，也出现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第五回「八．一五纪念国民集会」上。这场集会与政党或政治团体无关，是在「无声之声会」、「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海神会）」、「妇人民主俱乐部」、「日本山妙法寺」、「国民文化会议」、「越平联」、「家永诉讼支援会」等市民团体的共同主办下举行。这年的专题讨论，为了回应在年轻人中快速兴起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因此题目被定为「我与战后民主主义」。

但这并不是「战后民主主义」第一次成为这个会议讨论的焦点。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一回集会上，身为其中一位与会发言人的丸山真男就曾提过，「在战前，人们无法讨论例如大日本帝国宪法或天皇的虚妄，但至少在战后，人们可以公然主张战后民主主义是虚妄的，或者和平宪法毫无价值，这难道不是显示出战后民主主义相对于大日本帝国所具有的道德优越性吗？」而在日韩会谈斗争隔年的一九六六年召开的第二回集会上，会场上的在日朝鲜人青年提出了「如果略过沖绳问题与美军基地的问题、日本与中国、日本与朝鲜之间关系的问题不谈，就无法对越南反战展开讨论」的发言。141但正式直接将重新检讨「战后民主主义」定为主题，这次会议的确是第一次，

在这个讨论的与会发言人中，除了一直以来的参加者大江健三郎等人以外，还有隶属部落解放同盟的作家土方铁、沖绳问题的研究者新崎盛晖、在九州组织致力于独立的创作活动的森崎和江、日大全共斗的馆野利治等意识到了新的潮流的成员们。因此在讨论中，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如漩涡般展开。

从讨论的一开始，新崎就主张沖绳一直在战后和平宪法的框架之外。土方也主张被歧视部落被置于战后民主化的范围之外。森崎则发言指出「在战后民主主义中，严重缺少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长崎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铃木达夫，以自己参与的大村收容所解体斗争为例，认为在「战后民主主义」中并未考虑在日问题，并说「所谓的战后宪法，其实是另一方的，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支配以最为巧妙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东西」。他的发言获得了来自会场上年轻人们的满堂喝采。142在这样的情况中，日大全共斗的馆野做出以下发言：143

包含我在内，所有生活在战后日本的人们，都有必要回过头再次检视战后民主主义。例如，战后日本的确是和平、有秩序、繁荣的，在物质上也很富足。然而在这一切背后我们的所作所为，亦即日本人在国内的和平、在我们自身家庭的和平状态中所做的，是将沖绳的一百万人卖给了美军政府，以及将我们应该担负的战后的一切责任，全部都交给了在日朝鲜人、中国人，还有像是部落的人们——那些被虐待的人们承担不是吗？

在这样的状态中，如果日本战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这种东西确实成立的话，那么我们难道没有必要去破坏这个以最为卑劣的形式维持下来的战后民主主义本身吗？这是我在思考的事情。

但是与东大全共斗一样，在日大全共斗中，就目前可以确认的传单类资料来看，在一九六九年初以前并没有谈论到在日或沖绳等问题的东西。沖绳或在日的问题以极具存在感的方式进入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的视野里，我想可以说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以及后述的一九六九年三月的反对「出入国管理法」运动以后。

而如果检视馆野的主张，可以发现几个特徵。第一，他视「战后」为「物质上富足」且「有秩序」的时代，无视了经济高度成长以前的贫困时代——那同时是「战后民主主义」辉煌的时代。第二，他的论调与「日本『虚伪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越南特需与越南人的牺牲上」，这种一九六八年以前的新左翼的论调几乎有相同的构造，可以说只是把「越南人」换成了「沖绳」、「在日」与「部落」，把「虚伪的和平与繁荣」换成了「战后民主主义」而已。

不同于新崎与土方这种出生在沖绳，或长期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在一九六九年突然开始对沖绳与在日产生关心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其实际情形。根据之后在做出「沖绳返还决议」的国会上燃放鞭炮抗议的，沖绳出身的沖绳青年同盟的运动者仲里効在二○○三年的对谈，当他在六○年代末进入东京的大学就读时，被本土的学生问到「你能说英语不是吗？」144在当时的本土，不少人以为在美军统治下的沖绳，英语是官方语言。

如前述，关于沖绳的解说书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相继出版。虽说如此，由于有着美军的渡航限制，因此要实际前往当地相当困难。在上述的对谈中也这么提到：145「当时本土的运动者，几乎不太了解沖绳的情况。听一位全共斗的前运动者说，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他们虽然针对沖绳发表了很多言论，但实际上对当地的事态几乎完全不了解。」也可以说，对于二十岁左右忙于运动的年轻人，要期待他们精通沖绳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场一九六九年的「八．一五纪念国民集会」上，挤满了厌恶民青与共产党，并对「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感到兴奋的年轻人。馆野等人只要开始批判「战后民主主义」，会场就会响起「大江健三郎，出来回答！」的叫嚣声。资深劳工运动家野崎健美向会场提问，既然大家这么轻易地批判着和平宪法，那「你们知道宪法有几条吗？」时，遭到了「形式主义者！」的叫嚣声回击。当野崎发言指出，恶作剧般的暴力斗争可能成为政府强化治安的藉口时，出现了「这种说法与《赤旗》一样！」的叫嚣声，野崎不得不以「我与《赤旗》不一样，也不是共产党员」来自我澄清。146

然而，具有良心的年长知识分子们，确实不得不承认「战后民主主义」缺少了对少数群体的观点。一九六九年九月，一群大坂的高中教师志愿者，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陈述了对于「现代的、理性的」「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忽略了「朝鲜人问题」和「沖绳．部落」一事的反省。147

就这样，年轻人们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某种意义下成为了有力的武器。然而，真正对于少数群体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尚未来临。其如后述所言，直到一九七○年七月才到来。

一九六九年三月，「出入国管理法」提交国会，企图使一九四七年被提出的出入国管理令这个「最后的诏敕」成为正式法条。在出入国管理法案中，纳入了对于在日外国人从事政治活动的限制，因此在日韩国．朝鲜人与在日华侨发起了反对运动。此法虽然在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都曾提交国会，但因受到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最终删除对政治活动的限制，于一九八二年立法。

同样于一九六九年，对外国人学校设限的外国人学校法案也被提交国会。这些都是对于在日外国人来说深刻的问题，因此他们发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

例如，大韩民国居留民团，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在东京举行了约五千人的游行，十六日在大坂则举办了约一万两千人的游行。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日中国人．台湾人等华侨青年的团体「华青斗」成立，并于七月一日起加入将于第十五章后述的，由越平联主办的新宿西口民谣游击集会现场的绝食行动。学习中文、朝鲜语的日本学生们，也以日中学院的学生为中心，组成了「语学共斗」，并与串连起在日朝鲜人的「偶蹄之会」iii等团体一起，和「粉碎入管体制东京实行委员会」（东京入管斗）共同加入了反对运动的行列。六月八日，在大村收容所约有八百名学生举行了游行。148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机动队为了驱离进行绝食的华青斗青年们，推开了阻挡的越平联年轻人们，将华侨青年们拖出来并施以私刑，造成两人重伤。当时，据称机动队员以「你在违逆天皇陛下的机动队吗！」「如果再这么做的话就强制遣返」等言词加以威胁。然而绝食行动还是持续进行，这样的暴行在十二日与十九日也再度发生。149这些事件成为日本的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派学生关注在日外国人问题的契机，也开始组织起入管法反对运动。

然而，新左翼党派对于入管法反对运动称不上热切。他们主要的关心，是一年后即将到来的安保修订、是预定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举行的阻止佐藤访美斗争，以及以此为槓桿的日本革命。相对于此，改善外国人处境等等，则被视为与革命一点关联也没有的问题。因此，根据参与入管法反对斗争的学生的说法，新左翼各党派将入管法反对斗争视为「三流的改良斗争」。150

而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们，往往倾向採用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的下层结构决定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公式化的解释，形构社会的是经济的生产模式，人类的意识或歧视、环境污染问题等等不过只是被下层结构规定的上层结构。因此，与革命相比，歧视或环境污染问题等，只不过是远远不如革命重要的渺小问题。

当致力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东大助教宇井纯，与革马派干部讨论环境污染问题时，该名干部完全没有展现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心，并说「一旦取得国家权力，那些问题全部都会解决」。151他们认为环境污染等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所显现的其中一种矛盾，在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良，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延长资本主义体制的寿命。相对于此，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发起革命打倒资本主义，并改变下层结构的话，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自动解决。

根据参与入管法反对斗争、早大的无党派运动者津村乔所言，一九六九年七月召开了总誓师集会，设置了各大学的运动联络机构的事务局。然而，就算在该场合上，ML同盟的一位干部说「歧视问题之类的很荒谬，笨蛋激进派也都太过分了」，中核派的一位干部也只是表示「那也没关系吧。也是需要从人道角度参加的人」。152

在新左翼党派中，还有另一个对入管法斗争关切热度不高的原因。当时的韩国是处于反共军事独裁政权的支配之下，在日本的左翼中，不承认「韩国」而称之为「南朝鲜」是很普遍的情况。因此，入管法斗争主要团体之一的大韩民国居留民团与新左翼党派格格不入。另外，朝鲜总联因为内部因素，虽然发起了一定的抗议活动，但并未真正投入入管法反对斗争。不只是这样，指导着总联的朝鲜劳动党还是日本共产党的友党。所以，敌视日本共产党的新左翼党派，也并未採取从总联方的立场支援入管法反对斗争的姿态。153

此外，还有新左翼党派之间的政治考量。以广泛投入各种问题并展开华丽夸张的行动而为人所知的中核派，将入管法定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治安立法，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日冲进大村收容所，中核派机关报《前进》更以「中核旗飘扬」作为大标题。另一方面，社青同解放派在七月二十四日突然申请加盟入管法反对斗争实行委员会，但之后一次也没有出席会议。津村推测，解放派的目的，是为了与聚集在入管法反对斗争委员会上的其他党派建立关系，以便潜入隔天二十五日的全都全共斗（全国全共斗的前身，当时刚刚成立）。154

此外，当时的无党派运动者也更重视同时期提交国会的大学立法。因此，根据津村的说法，虽然七月二十五日在明治公园举行了反对入管法的「第三次全国统一行动」，但因从当天下午开始，将在同一场地召开全都全共斗的反对大学立法集会，反对入管法集会的「参加者大多没有听过什么入管法，几乎都是为了『反对大学立法』的目的而来」。集会上新左翼党派的煽动演说中，「从粉碎大学法迈向十一月决战！」这种主旨的内容也占多数。155

再者，全共斗运动探问自身「主体性」与「存在」的内在性因素很强烈。因为这个原因，在无党派运动者中，也存在着主动选择不关注在日等问题的人。

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中旬，一位全共斗派的学生写道，自己在面对「自我否定」的问题，「在担负斗争的人正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下吵朝鲜人问题，一下又吵越南问题，这无疑愚蠢至极。这种情况下，东大斗争尖锐地开拓出的思想土壤将会遭到封闭。」156东大全共斗的传单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在日问题与其他议题，或许这种倾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结果，这个一九六九年的入管法，在自民党也选择优先通过大学立法的情况下遭到废案。然而，很明显地这个法案将会被再度提出，华青斗与语学共斗等组织的紧张感并未松懈。

在这种情况中，在入管法及在日外国人问题上得到注目的，是早大反战联合的津村乔。在津村出版于一九七○年二月的着作《我们内在的歧视》——「内在的XX」这种词语，如「内在的东大」、「内在的越南」等，是当时常常被使用的「寻找自我」用语——中，津村如此描述了投入这个问题的经过。

如在第十三章记述的，早大反战联合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受到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的刺激而成立。早大反战联合虽然占领了第二学馆及本馆，成了早大全共斗的前身，但占领并无明确的理由或诉求，而是行动先行的行为。

当时的早大是革马派的据点学校，由大学校方代为徵收自治会费，但作为交换，当学生中出现不顺应革马派意向的运动时，革马派就会予以打压。因此，依据津村的描述，唯有打破大学当局与革马派的「二重支配」，全共斗运动才有可能展开。于是，早大全共斗由津村等无党派运动者，以及革马派、民青以外的新左翼党派学生们组成。

然而他们虽然占领了大学本馆，但不像日大那样有着切实的校内问题，在没有任何诉求的情况下所占领的街垒里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开始笼罩在闲到发慌的状态中。根据津村的回忆，在这样的街垒里面，大家试图正当化占领行动，于是「从各种各样立场出发的『理』被以话语进行了组织」。157

但是，不管在话语上使用当时流行的哪一种「理」，都无法表现他们模煳的不满，「空虚」并未消失。津村这么回忆：158「无论如何先建立十一月〔阻止佐藤访美斗争〕的据点？不，其实只是想看到革马派流血而已？教育的终结？自我否定？大学公社？——斗争表面上似乎有趣地扩展开来，但其中的『理』看起来却是相当空虚的东西。就像是无声地快速退去的潮水，将我们手中握着的沙从指缝中夺走一样。」最终，「一面嚷嚷着空虚，一面在街垒中看电视」的空虚状态开始蔓延。

毫无任何诉求或论点就展开了街垒占领的他们，讽刺地指称着自己。他们模仿无党派激进派的谐音，自称为「荒谬笨蛋激进派」，高举「无思想、无展望、无节操的三无主义」，仿效当时流行的黑道电影《网走番外地》，将处于自主管理状态下的第二学馆称为「早稻田番外地」，在本部前用喇叭播送由高仓健演唱的歌曲《网走番外地》。159

在他们制作的传单中，戏嚯的成分也不少。报导了五月十九日革马派与早大反战联合之间武装内斗事件的传单上，有「我们办到了，反战联合！」「可惜！让吸血鬼小山、科学怪人高岛逃走了，硬汉齐藤吐血苦闷到昏倒！」等小标题，加上了模仿摔角报导的文字，「五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大隈讲堂的铜锣响彻在户冢一带」、「逃向角落的革马，追上去的反战，革马危险，冲啊反战」、「革马不要哭，还有明天」。160

然而，这种自我嘲讽并未能消除他们的「空虚」。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时为华青斗运动者的台湾籍二十二岁华侨青年李智成，在留下「抱着满腔的愤怒向佐藤反动政府的『出入国管理法案』、『外国人学校法案』提出抗议」的简短遗书后服毒自杀。161津村乔于一九七○年如此回忆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印象：162

这真的相当羞愧，但我实在不懂。我想的是，人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死吗？如果要为了抗议法案而死的话，那不是应该要在反对该法案的斗争中，或者就算那个法条真的被制定了，也要在破坏它的行动中死去比较好吗？

这恐怕作为一般的论述是成立的吧。然而，即使我们试图用话语来推测，李智成还是死了。这么一来，促使他走向死亡的，显然是无法化为话语的东西。

如在第十三章所述，早大反战联合的成员们，一面说着「每当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些地方像是蒙混过去了一样」、「话语是否真的具有沟通的作用呢？这实在让人怀疑」，一面拒绝以话语提出诉求或论点。在第十章曾经描述过，在东大斗争中有人表达了「找不到话语」的苦恼，而对于凭藉「话语」来寻找「理」的这件事，津村已经感到了厌倦。此时，传来了死者留下了仅使用最低限「话语」写成的遗书的消息。津村如此描述在街垒中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印象：163

即使我们痴迷于为了杀掉革马派而死也不足惜的仇恨之中，我们还是在这里活着，一面嚷嚷着空虚，一面在街垒中看电视，在会议室隔壁搭建出的烹饪区墙上写着「一切的起因都不明朗」，但李智成却死了。

有什么东西缓慢地转动了。数分钟前，满脑子只有关于早稻田的事情的自己就像是另一个人一样。……

……我们的斗争，从某方面来说，是对政治主义者〔党派〕总是忽视的自发性，以及伴随自发性而来的情感和游戏的复权。……这并不是坏事。但是，我们的话语，除了在努力试图变得讽刺的时刻外总是背叛我们，并将我们推向资产阶级式满足的那一方。我们真的「超越」了「和平与民主主义」吗？在社会的、现实性的最浅薄的表层上，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不得已地使用「少数者集团」、「内在价值」、「『私』的复权」、「感性的解放」或「喷发的自我表现」等理念，使用话语作为补充代位，由此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什么吗？

但李智成死了。为什么？仅四十字的遗书，就比针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超克」写下的无数册「全共斗文本」还要雄辩地对我们的战后提出了总结，不是吗？任何一个生活在话语的世界、话语的民主主义的世界的人都未能拯救他。

如在第十章描述的，一九六八年末社会学者见田宗介写下了〈追寻失去的话语〉这篇论文。164文中，见田针对以东大全共斗为代表的当代年轻人这么写道：「他们只能活在现代文明的词语空隙之间。当他们试图用话语表达自我时，瞬间感到『错了，不是这样』。」

他们严正拒绝落入「大人们」正在使用的「和平」、「民主主义」、「民主化要求」或「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任性的革命游戏」等陈腐既存话语的网中，拒绝被回应「你想说的我都已经知道了」。然而，自己也未能找到表达自己所追求事物的适切话语。就算拼接起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使用「大学公社」、「自我否定」等用语也无法填补这个空缺。

就连津村这种敏感的感性青年，也无法创造出自身的话语。如果是平凡的学生，或许能满足于新左翼党派的革命用语，但津村做不到这件事。

津村等人自称「荒谬笨蛋激进派」、「无思想、无展望、无节操的三无主义」，也是对于既存言语网络的拒绝。这与东大全共斗只有在提出「不」的时候才充满生气的情况相似。然而，就算获得了从既存网络（「体制」）中逃脱的快感，还是无法找到表现自己所追求事物的话语。

不得已之下，年轻人试着使用武斗棒与头盔、街垒等「话语」以外的方式或行动来「表现」。津村在全共斗运动衰退后的八○年代，开始书写自然饮食与太极拳的书籍，这或许既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经济高度成长以前的农村社会的怀旧，同时也是从对于「话语」的不信任转往对于「肉体」的执着的结果。众所皆知，从六○年代末到七○年代初，是「肉体」一词不时被使用在艺术、文学批判等等的时代，也是不倚赖言语表现的暗黑舞踏及地下戏剧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时代。

然而，当津村对街垒的无聊感到厌倦，对「话语」抱持不信任感的时候，一名外国青年的自杀对他造成了冲击。当他自称「荒谬笨蛋激进派」时，遇见了一个赌上生命行动的人，这使他感到震惊。

以此为契机，津村认为自己无法以「话语」填补的地方就在这里，因而开始投入以入管法反对斗争为代表的在日外国人问题与第三世界革命论。这就如同第一次羽田斗争中山崎博昭的死，点燃了许多怀有潜在的不满与不安，却过着无聊大学生活的年轻人的心一样。

然而，津村之所以因李智成的死受到冲击，是因为他过去的经歷。

实际上，津村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六月集合了早大的十四个团体，提出「七．七（卢沟桥『事件』）三十一周年早大宣言」（以下称「七．七早大宣言」）。这十四个团体中，有「亚洲经济史研究会有志」、「中国文学研究会有志」等从事亚洲研究的学生们，也有早大文学部与教育学部的越平联志愿者等加入，但核心是「早大海神会」与「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早大教职员与学生的支部。165关于这两个团体，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善邻会馆事件」中，由日中友好协会分裂形成的。日本共产党从战败后到六○年代中期，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党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处于有一半接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的立场。但在一九六六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日本共产党就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採取「自主独立」的路线。日中友好协会，分裂成追随日本共产党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一方，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方，后者自称为「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日中友好协会设置于在日中国学生居住的善邻学生会馆的一楼。然而，住在二楼以上的中国学生，许多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也试图当「红卫兵」採取文化大革命路线。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到三月之间，发生了「善邻会馆事件」。日本共产党派出动员部队，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学生从善邻学生会馆里赶了出去，过程中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重伤。166

津村在当时的文章中热烈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如此描述善邻会馆事件：167「这起事件映照出了什么是战后民主主义」。「这清楚展现出，与要求在『和平』中经济成长的经济自由主义一样，〔日本共产党提倡的〕守护和平与民主主义，现在只不过是日韩〔条约〕以来日帝新的侵略与压迫方向的补完物而已。」津村与这个「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早大支部成员共同写下了「七．七早大宣言」。168

另一个是早大海神会，他们是自五○年代以来出现在全国各地高中与大学里的《听海神的声音》读书社团。然而，如前述，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各地大学的「海神会」成员也对只是想要继承战争经验悲剧的海神会年长者们感到不满，处于支持鹤见俊辅所提出之主张的氛围中。意即，重视映照出「国家的原犯罪」的「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的存在，认为有必要「追究自身协助了日本国家战争的犯罪性」、「追究国民的犯罪性」。

如前述，在海神会的夏季合宿上，鹤见上述主旨的演讲在学生间获得好评，这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比津村等人提出「七．七宣言」的六月要晚。因此，不能断言早大海神会受到了鹤见的影响，但从结果来说，「七．七早大宣言」的内容比鹤见的演讲更为激进。

「七．七早大宣言」强调自卢沟桥事件之后的侵略中国歷史，批判日本与日本国民无视「歷史『原罪』」。该篇文章的内容如下：169

败战后，日本的统治阶级还来不及洗净沾满鲜血的双手，就在美国帝国主义一定的「保护」底下，继续推行着反中国、反人民的侵略政策。日本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至今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这个断绝的二十三年也是「和平与民主主义」的二十三年。战后革新势力安稳地居于被上层赋予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温暖之中，到了只会唿吁要「守护」它的地步，推卸了过去未能在国内阻止侵略中国的责任，容许了这个断裂、这种侵略政策的执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并「参与」其中。……作为战后革新的「先锋」，自恃能积极建立日中友好的日本共产党，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守护民主运动」的名义袭击了善邻学生会馆的中国学生，造成了多人受伤，形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全面性的总结。这不单单只是关于日本共产党体质的问题，也是关于日本战后革新运动里，过往的日中友好运动的体质的问题，更是容许了这些发生的我们的问题，不是吗？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一部分文化人的「战争体验论」上，不好好检视「我们自己内部的希特勒」，放弃了从内部支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民的责任，一味地将战争责任扩散成被害者意识。

过去容许了权力犯下「卢沟桥事件」，被所谓国家＝天皇制的民族共同体的幻想迷惑，把枪口对向中国弟兄们的我们的祖父、父亲们，以及那一代的人。我们生长在背负着他们终究未能解决的「意义」的「战后」，在沖绳核武装化、日帝参与侵略越南的现实之中，我们到底还能厚颜无耻地扮演被害者到什么程度？还能继续高喊着机会主义的、极度幼稚的「国际串连」、「支援」与「友好」吗？

津村在一九七○年的着作中，如此描述这篇激昂宣言中的主张。第一，过去的战争责任论「只诉诸军国主义政府的责任，缺乏正是日本人民容许了此行为的观点。」第二，「就算是完全不了解战争的我们也有战争责任，也有民族的责任。」「在韩战、越战，以及在透过对亚洲各国输出资本而肥大的日本资本主义中安逸地生活着的我们，还是对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负有政治性的责任。」第三，「战后民主主义是『由上而下的民主主义』，是只有表面的、歧视性的民主主义。」170

第三点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由于如前述，使用「战后民主主义」一词的批判是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的，因此可以视为津村在一九七○年的着作中进行总结时才加上去的。但就算这么说，在上述的宣言里也可以看到批判「被上层赋予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二十三年」的内容，因此在旨趣上还是具有这个要素。

「我们的祖父、父亲们」，亦即追究「民众的战争责任」的论调，实际上在六○年代就已经慢慢出现。在一九六一年的《思想的科学》上，出现了关于岩波新书《战殁农民士兵的信》的论争，其中，野添宪治如此写道：171

「几乎所有农民士兵的归还者至今仍在赞美战争，对于在战地所犯下的种种残忍的虐杀行为感到自豪。他们抓着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说，如果不从军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鹤见之所以做出前述的演讲，或许是因为知道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上的这场论争。

年轻人们在看着这种大肆宣扬战争体验的「大人们」的姿态下长大。越平联的运动者山口文宪，在回忆录中这么描述：172

……一位干叔父出身海军机关学校，另一名叔父则在中国战线从军多年，每年一、两次的亲戚访问，成了听取他们故事的贵重机会。

对小孩说的话，虽说都有些夸大与不精准，但确实曾赴中国战线的叔父，或许也曾经一剑刺死过突然从沟渠土堤里跳出来的支那兵吧（我的香港朋友陈君与张君，对不起）。

因为有这样的消息来源，「八路军」和「便衣队」这些词汇，我从小就有所耳闻。……团块世代（的男孩子），大家多少都在记忆中留有「亲耳听到的战场故事」。

但是，身为复员兵的小孩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是想要装成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朋友，但如果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简单来说就是「杀人犯」的小孩。

而当年轻人们被「大人」批判的时候，最简单的反驳方法就是，回骂他们是侵略亚洲的「杀人犯」。早在一九六七年，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永岛慎二的漫画《疯癫》（フーテン）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名公司社长嘲笑喜好迷幻药派对的年轻人，遭年轻人驳斥：173

「我现在在这里明白地说，你是杀人犯。」

「什，什么？」

「看吧，你自己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我说的是，包含你在内的日本四十岁以上的人，大家都是杀人犯……。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的风暴中，直接或间接地杀死了许多人。」

「我们这一代的人，自己的手还没有沾染上人类的鲜血！」

「在我们这些人面前，你有什么好笑的！」

社长肃然的反驳，「确实我们让许多人……失去了尊贵的生命……。也正因为这样，你们现在才能悠闲地坐在这里不是吗？你们应该不会忘记了，自己是生活在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伙伴的尸体上的吧？如果忘了的话，那岂不可笑吗？」这番对话，似乎预示了拉倒「海神像」的学生们与安田武之间的争论，这个社长的反驳，或许在年轻人看来仍然未能摆脱「被害者意识」。

不过，这也是年轻人心中情结的反射。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的报纸上，这么报导了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嘴上说着反战，说着和平，但你们根本不了解战争不是吗？你们懂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吗？』在家里，连爸爸妈妈都这么说。虽然还是会反驳『你说什么！』，但不知为何气势总被压了下来。」当记者在年轻人的集会上问道「〔你们〕没有战争体验，这样还有资格从事反战运动吗？」时，不仅「没有立刻回应清楚明确的『当然』」，还异口同声地说「确实是这样，我就是想谈这个」。174

对于这样的他们来说，能够以「民众的战争责任」来反驳年长者是很有魅力的事。而津村等人在「七．七早大宣言」中也认为，战后出生的自己这一代人，只要活在因为韩战与越战而繁荣的日本，就具有战争责任。这与上述「我们这一代的人，自己的手还没有沾染上人类的鲜血！」的论述方法虽然不同，但都连接着这样的逻辑：如果自己也有战争责任的话，就有从事反战运动的资格。

可是，「七．七早大宣言」出现的太早了。同时期发生的东大、日大斗争也好，新左翼党派也好，都尚未将战争责任与少数群体的歧视当成问题。根据津村的说法，这个宣言「虽然提出了战争责任与歧视意识的问题，但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回应」。175

如前述，当时的新左翼党派对歧视问题十分冷淡。奉行毛泽东思想的ML同盟，虽然以善邻会馆事件为契机，于一九六九年三月组成了日中青学共斗会议，但ML同盟干部说的「歧视问题之类的很荒谬，笨蛋激进派也都太过分了」才是他们实际的想法。支援华青斗绝食斗争的是语学共斗与偶蹄之会，以及中野及新宿的越平联等团体。新左翼党派虽然参加了一些关键的集会等行动，但根据当时为运动者的评论家絓秀实所言，对于新左翼党派来说，「入管斗争只被定位成挑选党派重要人员的宣传性运动」。 176

就算检视当时运动周边的传单或机关报，其中提及战争责任问题的也不多。京都越平联机关报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号上，有一篇由年轻运动者所写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的父亲，在朝鲜、在中国、在印度支那所做的行为，现在我们绝不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在心里造成的创伤就实在太深了。」这种在当时还属于特例。177

而津村自身也受到安田讲堂攻防战的刺激，成立了早大反战联合，占领了大学。津村在提出「七．七早大宣言」之后，从一九六八年秋天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写下了许多如「在全国创造无数个日大！」「串连东大、日大斗争，在早稻田建立叛逆的街垒！」的传单，但这些传单中都没有提及战争责任问题或歧视问题。178

然而，津村等人占领的街垒里头，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前都被无聊与空虚所支配。当李智成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在津村内心中，战争责任问题与歧视问题又再次快速地浮现出来。津村在听到李智成死亡的消息后，「从此之后我就不再『热中』于早大斗争了。」179他后来便开始专注于反对入管法、歧视问题与战争责任问题。

根据津村后来的着作，日本沉浸在「由和平与繁荣的幻想构成的窒息式支配秩序」中，其繁荣奠基于从过去到现在对于亚洲人民的剥削与歧视之上。支撑着「和平与繁荣」的「所谓的和平宪法，可以说是沾满鲜血的和平与歧视体系的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徵。」180

而「李智成的死，是对于我们日本人的告发」，作为「日本人」的自己背负着「民族的『原罪』」与「民族的责任」。只要是「日本人」，「无论是否意识到，无论那个人直接做了什么，只要生活在帝国主义内部，就必须负起杀害被压迫国人民的责任」，「只要享受着其丑恶的『繁荣』与『和平』，只要由姑且算是以『民主主义』选出的政府还在进行侵略，就无法逃离这个『原罪』。」181

津村接着说，「如果提到民族的责任或者『原罪』，首先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马上愤怒地认为那种东西是人道主义吧。」然而，「在这个反问中，只能感受到道德主义式的牢骚的人——实际上，我从新左翼各派那里接收到这样的反应——已经被现代主义侵蚀入骨了。」依照津村的说法，「问题在于深深触及到日本民族的情感，或说触及到形成了日本现代的伏流的某种黏稠状物体的东西」，「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处理这个问题。182

依津村所言，「李智成的死，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运动与全共斗运动的告发」，「日本资产阶级七○年代总路线的关键在于入管问题。」不仅如此，「此刻，唯有入管斗争能够推动我们的『现代』的实际解体……超越日本国家垄断资本的水准。」183

由此，津村将战争责任问题与歧视问题定位为超越「战后民主主义」与「现代」的东西，是突破了缺乏少数群体视角的「战后民主主义」盲点的东西。然而，在其中牵涉了几个情况因素与问题。

首先，津村写下一系列文章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到七月初这段时间，是全共斗运动空虚化与衰退、新左翼党派的街头斗争因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决战的「败退」而全面遭遇瓶颈的时期。这是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在寻找突破口的时期。

就算是津村也一样。他在这个时期的歧视问题论中，批判学生运动「失去了在东大、日大斗争中生气勃勃地与生活连结在一起的斗争目标」，随着全共斗运动的衰退，当全共斗的无党派激进派的「一部分人开始寻求反现实情况的『自立』时，更多人则与新左翼各派一起走向了『七○年安保─沖绳』斗争，走向了老旧的、只有形式上增幅的街头斗争。」184津村所说的「自立」，指的是吉本隆明在六○年安保后断绝与政治活动的关联，提倡从党派中「自立」出来，甚至写到如果要去政治集会的话「倒不如睡午觉」。

换言之，依照津村的说法，东大、日大斗争时期的全共斗运动「生气勃勃」，但在全共斗运动的衰退之中，一部分无党派运动者从政治斗争中抽离出来，转向内在世界，其余大部分则走向了新左翼党派高唿的「十一月决战」等「老旧的」街头斗争。恐怕津村所感受到的，是全共斗运动应当开拓出的新的地平线正逐渐被封闭起来。他在当时的评论中，主张「以入管斗争来注入灵魂，以遏止校园斗争的退潮」。由此可知，他之所以关注战争责任与歧视问题，是有意识地希望遏止全共斗运动退潮所提出的方法。185

津村对于情况的认知，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决战」完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在「十一月决战」后的论述中说道，「『新』左翼八派联合的决战主义的破产，现在不管从谁的角度看都已经相当明显了。」此外，ML同盟的机关报以「羽田决战胜利．压制京滨工业地带．一六─一七持续贯彻斗争」为标题。对此，津村批判「『胜利』、『压制』是指在蒲田周围一次又一次被机动队驱散的事实，『持续』指的是持续到早上的只有ML派。应该有必要加上这样的註释吧？」，并形容这样的党派根本就像是「恶质不动产业者」。186接着，他主张在街头斗争的僵局已然明显的当下，能够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主题就只有歧视问题。

而对津村来说，还有一个对于现实情况的认知。他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写道，「一位党派的干部在早稻田的集会上表示，能够威胁太平之世统治者的，只有学生与在日外国人。」187因为经济高度成长，工人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富裕，由学生作为先锋激发他们站出来的理论已经不再通用，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太平之世」的「秩序」与「体制」的人，只有学生与在日外国人，这样的认知在逐渐形成。

津村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与歧视问题的关切，是以这种情况认知为基础。他对于歧视问题的投入，也包含了相当多探寻认同的要素，这也是年轻人反叛的特徵。

津村在这段时期的文章中写道，当他听到李智成死亡的消息时，他感觉到被问了「你究竟是谁？从哪里来的？又要前往哪里？」这样的问题。188当自己在「太平之世」中一面深陷于消费社会里，一面自称着「荒谬笨蛋激进派」进行毫无意义的街垒斗争的时候，一名外国青年为了抗议入管法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迫使津村自我反省「你究竟是谁」。

事实上，津村在这时期的文章中，能让人感觉到这些要素的内容相当多。津村写道，在华青斗的青年们在新宿西口展开绝食抗议时，他感觉到被要求面对了「『我们在此赌上性命，你们呢？』的质问」。他又说，「事情的本质在于我们日本人的内在歧视意识，在于『内部的希特勒』」，「我将与我内部的『日本』，以及与所有李智成的杀害者展开斗争」，大量使用了「内在的XX」这个字句。而他也将李智成的死描述为，「正是他的死，逼迫我面对个人的生命意义与民族的生命意义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连结。」189

津村虽然批判了「现代」，但根据他的说法，「如果将不断质疑自己的根据的这件事称为无产阶级式的，那么在日本并不存在无产阶级式的马克思主义，只存在着『现代』马克思主义。」190这种对于「现代」一词的用法，完全称不上是普遍的用法。换言之，他所说的「现代」，指的是感受不到「生气勃勃」的现实性，无法重新质问自己的根据并确认自己的存在证据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津村语」。

津村反覆批判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名义下繁荣的「太平之世」消费社会，是建立于在日外国人与亚洲人民的鲜血之上的东西，并描述他感受到了「『我们在此赌上性命，你们呢？』的质问」。然而，这与在六○年代后半年轻人们的反叛中频繁使用的，批判建立在越南人民鲜血上的「欺瞒的繁荣」，以及东大全共斗主张的「要参加斗争还是敌视斗争」的强迫性选边站的论述方法几乎是相同的类型。硬要说的话，也可以说这只是将「越南人民」置换成「在日朝鲜人」与「对亚洲人民的战争责任」而已。

津村在当时的文章中写道「我本来对歧视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民族的原罪』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完全被阐明」。191他本身既不是在日朝鲜人，对歧视问题也并未有过长时间的关注。尽管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提出了「七．七早大宣言」，但在东大、日大斗争中感受到「生气勃勃」的那段时间，歧视问题也并未出现在他的文章中。而八○年代以后，他也开始远离歧视问题，转向关心自然饮食与太极拳。

如前述，津村提到为了超越「战后民主主义」的「和平与民主主义」，「『少数者集团』、『内在价值』、『私的复权』」被当成「补充代位」而「藉由话语」提了出来。然而，如果观察他的论点与对于歧视问题的关切，就会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疑问：他所寻求的是，从大众消费社会中无法感受到「生气勃勃」的现实性与认同的「现代的不幸」中解脱，而歧视问题与战争责任问题，或许只是这个时期的他的「补充代位」而已。如同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在早大反战联合于一九六九年二月成立时的传单上，也展现出了「对这个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憎恶」。

另外，在津村于此时期的论述中，还包含了别种问题。

首先，津村将「日本人」与「民族」当成同义词使用，完全处在单一民族国家论的框架中。日本国籍的朝鲜人，或者「混血」的人们并不在他的视野里。以他提倡「民族的『原罪』」的思想来说，可以说能够明确区分「日本人」、「朝鲜人」与「中国人」的立场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而且津村在当时的论述中，一边主张对于「国族主义更为全面性的批判」，同时也一边採取了这种建构集体性「日本人」的逻辑。192

例如津村提及了这样的故事。在入管法反对斗争的集会上，当一名报告绝食经过的中国青年说出「我要告发日本人……」时，「自认为毛派团体〔应该是ML同盟〕的妇人」对其大喊「不是日本人，应该是日本的反动派。」对此，津村这么写道，「她用一副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口吻提出了指责」，「台上的报告者暂时停下了发言，用一种怜悯，却莫名像是火焰般的目光望向『我们』。那时候的羞耻感，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3

津村的这种反应是诚实的。从他的「民族的『原罪』」观点来说，不管是反动派还是革新派，是领导者还是民众，只要是「日本人」，都应该无法逃脱「民族的『原罪』」才是。但他也因此在他者目光的投射中，构筑出了所谓「日本人」的「我们」。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在津村这个时期的论述中，包含了思想与生活态度的「纯洁化」要素。也就是说，一直以来他所具有的「对这个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憎恶」，在歧视问题论中又进一步地加深。

津村写道，由于自身的繁荣建立在亚洲人民的鲜血之上，「如果不能够证明正在推动自身资产阶级生活领域的解体，就不会有与处于艰困状态中的在日外国人真正的结合与串连。」接着，他也写道「必须『严厉地指出蔑视朝鲜人的思想，将自己的思想纯洁化』。」194如果扩大解释这个说法的话，以下的行为就有可能被正当化：对于过着消费社会生活的人，以及被认为「思想」不「纯洁」的人，就算集中地谴责，甚至动用私刑也要加以矫正。

将不参与斗争的人从封锁的大学里驱离出去，从东大斗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严格主义。津村的论述方法，包含了可能将这种严格主义扩大至日常生活态度与内在思想的要素。

然而，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初，津村这样的思想还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根据絓秀实的回忆，津村的《我们内在的歧视》虽然受到「以入管斗争中的无党派为主的新运动者们」的热爱，津村因此成为左翼论坛年轻「明星般的存在」，但也「遭受了既存运动者的排斥」。这些既存的运动者们认为津村的文章并非理论性的，而是「极度道德主义的」。195

关于入管法反对斗争，据津村的说法，在九月十九日的讨论集会之后，「没有任何一次集会或游行是以入管斗争为主题进行的」。196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当时，全共斗运动尚未被一扫而尽，新左翼党派的焦点也集中在「十一月决战」上。

就算在「十一月决战」败退之后，直到一九七○年六月安保得到自然通过之前，年轻人们的关心仍在安保问题上。然而，在过了一九七○年六月以后，典范转移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