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确认自我存在的欲求是全共斗运动的其中一项原因，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要以政治（性）运动的形态进行不可呢？
实际上，参与全共斗运动的人只占同世代的约百分之五左右，如在第一章说过的，多数的年轻人都藉由娱乐与爱好来转移注意力。然而，尽管全共斗运动者不是多数派，在经济成长最鼎盛的时期中，仍有许多人在主张着马克思主义的奇妙政治（性）运动里，寻求自我的确认，这也是事实。
对三派全学联的内部实情感到失望，抛下中核派干部的位子，创刊杂志《去到远方》的小野田襄二，在一九七八年的论文中如此表示：[11]「我对全共斗世代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非得是政治不可？这个政治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全共斗世代，在这十年之间持续逃避着这个问题。」
作为对此的一种回应，前东大全共斗的参与者、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在二○○三年的着作《「心」是否存在》的后记中如此表述：[12]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心」的问题并不被太当一回事，大家都喜欢讨论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矛盾。越南战争或者美日安保条约、经济效率优先的大企业与污染、核子实验……。有很多糟蹋这个世界，让我们难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事情。当时，大家普遍相信只要依序思考这些问题，持续进行抗议与反对运动，自己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观点，「心」不过只是被经济下层结构决定的上层结构的一部分，只要发起革命，「心」的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单独思考「心」的问题并没有意义。就算不遵照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心」的问题也与阶级差异与贫困密不可分。
因此，在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并没有将「心」的问题与政治或经济问题分开来讨论的习惯，即使存在，也被视为有条件这么做的富裕青年的「奢侈的烦恼」。当时就算走进书店，也不会像现在一样看到一大堆关于心理健康的书，更多是与社会科学和时事问题相关的书籍。在这样的典范与话语资源中，如果要思考「心」或者自我认同的问题，似乎无论如何都只能採取以「政治」性话语发起运动的形式。
但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从发展中国家，藉由经济高度成长变成大众消费社会先进国的时期。年轻人与学生的意识也正在变化。桥爪虽然参加了东大全共斗，但也在上述文章中继续写道：[13]「说起来，我是更多关注自己的那种人，总是面对着麻烦的自我意识。虽然不喜欢这样，所以尝试去思考社会的问题，但总觉得那并不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因此并未认真地思考它们。」
就连参加过东大全共斗的桥爪也是如此。尽管有许多人在党派等组织讲述的「政治性话语」中并未感受到真实感，但也没有将「心」或自我认同问题与政治切开来思考的习惯或话语资源。这种过渡期的社会情况，或许可以说造成了在第十一章提过的，感叹「找不到话语」的无党派激进派的兴起。年轻时期的桥爪如果成长于今日，或许就能立刻在书店入手心理健康相关的书籍，并浸淫在那种述说方式之中吧。
这也是一时失去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在六○年代末迎来复兴的其中一项原因。如同第四章高桥彻所述，与法国等地不同，在日本，以异化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式马克思读解相当受到欢迎，诉求「主体的形成」的中核派与革马派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可以说，当时缺乏处理「心」的问题的话语资源，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表现以「异化」为代表的「心」的问题的媒介而复兴了。
一九六九年早大斗争时为右翼学生的铃木邦男（之后组成了右翼团体「一水会」），在二○○一年如此回忆：[14]
〔全学共斗会议的运动者们〕在煽动演说上偶尔也会说出一些好话。「我们正在被异化。不被当成人对待。产业只要求我们作为『零件』而非作为『人』」、「所以我们反对产学合作路线。守护学术自由！」……。这让我感动。这也是马克思说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读一读。
就连站在对抗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右翼学生，都对「异化」这个关键词有所反应。在此清楚地展示出，当时在经济高度成长下受到认同危机困扰而感到「异化」的学生，与「守护学术自由」这种「保守的」道德经济产生共鸣，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当然，在参加全共斗运动的学生中，很多人并未好好读过马克思的原典，有些也只是将其当成流行知识阅读，即使如此，上述的情况还是存在。
第十七章中讨论的女性解放运动的运动者们，反对认为只要改变下层结构就能解决女性生活困境与「并未活着」之实感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然而，一直要等到后来女性主义的兴起，才得以产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资源。在此之前，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们，还是在如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寻求自我表现的空间。
反过来，或许可以说当代日本的政治运动之所以无法聚集年轻人，是因为太过习惯于将「心」、「并未活着的实感」、「自我认同」等问题与社会和政治分开来讨论所致。就算被当成社会问题讨论，多半也都是以既存社会体制为前提，讨论在其框架中如何加以调适与爬升的言论，或者如何部分地改良当代社会的言论居多。这样的言论，很难热切地激起年轻人想望乌托邦的动力。
更进一步说，由于「那个时代」的反叛只在留下了联合赤军、恐怖行动与武装内斗等悲惨的记忆之后就消失了，因此以「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话语谈论「并未活着的实感」的问题，并鼓动年轻人参与社会改革运动被视为是危险的。可以说因为留下了这种负面的遗产，所以招致了之后的话语情况。近年来，关于贫富差距与青年就业问题的讨论急速增加，为这种状态带来了变化，关于这一点将于之后详述。
另外，还可以指出以下几个层面。如同在第四章看到的，当时的运动者认为自我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相互连系，抱持着两者一体的实际感受。这与他们的童年时期还处于经济高度成长以前，还存在着地域社群的连带感，记忆中还埋藏着与社会之间的一体感有关。正因如此，「自我否定」等自我内在变革的「寻找自我」乃至「心理」要素，与社会整体的变革是被连结在一起讨论的。另一方面，在生长于因为资本主义的渗透而朝向个人化（原子化）发展的时期的当代年轻人中，似乎没有太多人会觉得自己个人的烦恼与社会、政治结构不可分割，或怀着只要自己产生变化、社会也将随之改变的这种一体感。
当时的年轻人与当代年轻人的另一个差异是身体感觉。婴儿潮世代在发展中国家的日本长大，家庭七人同住在六叠大榻榻米房间的生活并不罕见，能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青少年不多。就算在儿童的游戏中，像是相扑或挤馒头游戏等伴随着肉体接触的游戏也较多。因此，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从小就熟悉肉体接触，在青年时期发起的运动中，也倾向于透过组织阵形展开游行等与他者之间的肉体接触行为来获得「活着的实感」。
三田诚广讽刺地描绘「那个时代」学生运动的小说《我是什么》（这个书名本身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反叛性格），如此描述了主角首次参加党派示威游行的模样。[15]顺便一提，故事的设定是主角从乡下上京到东京的大学，「〔入学以来的〕这半个月，几乎没有和别人做过像样的对话。独自一人居住的公寓，不习惯的东京生活，大学里也没有认识的人」，他在思考着「居于此处的我究竟是什么」的状态下，只是单单收到邀约就参加了游行。
我几乎忍不住要落泪。对于B派的理论，我一无所知。关于政治、关于社会的动向，我也无知到令人羞愧。但就这样牢牢地勾住彼此的手臂，身体与身体紧贴到足以感受彼此皮肤的温暖，满身汗水地持续重复高喊着同一个口号……我被彷彿融为一体的感觉打动。还有从前后左右传来的肉体压力的舒适感——。
这样子的肉体接触感，在都市大学的「异化」状况中，为他们带来了得以回忆起从小熟悉的那种令人怀念的感动。获得了这种身体接触的场所，体会到从「异化」感之中脱离出来，这是当时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寻求解决「心」的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是男女交往还不像现在一样自由的时代，能与女性手勾手，似乎也是另一种参加游行的原因。）
然而， 现在的年轻人是大多数从小就在独立房间中长大的世代，对于在游行中满身是汗地与陌生的他者肉体接触应该没有什么好感。实际上，即使观察参加了伊拉克反战或不稳定无产阶级运动等「政治」运动的年轻人们，也会发现在他们的游行中不会出现阵形，而是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身体距离。
无论如何，担负了全共斗运动的婴儿潮世代，是日本现代史上首个集体面对「现代的不幸」的世代。这种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心」的问题的现象，是「那个时代」反叛的其中一面。可以说，全共斗运动虽然是对于经济高度成长的集体摩擦现象，但也是日本史上首次集体面对「现代的不幸」的世代所展开的大规模「寻找自我」运动。
11.小野田前揭（第三章）〈全共闘世代への违和と共感〉页一八四。↺
12.桥爪大三郎《「心」はあるのか》（ちくま新书，二○○三年）页一八六。↺
13.同上书页一八七。↺
14.铃木邦男〈マルクスはステータスだった〉（收录于今村仁司编《思想読本二 マルクス》作品社，二○○一年）页一五四。↺
15.以下的引用内容出自三田诚広《仆って何》（初版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七年。文库版角川书店，一九八八年）文库版三，页一六—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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