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许多的学生运动者虽然抱持使命感与菁英意识，但却讨厌受到特别关注。铃木博雄在一九六七年访谈的学生运动者们这样说道[123]：「为了求学而来到大学，但现在的大学只不过单纯把学生当作产业后备军来处理。最初也参加过社团活动，但因内心感到冲突，所以走上了社会运动这条道路。从高中时期起就对社会问题感到兴趣，但与自治会产生关系，则是上大学之后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被人们套上运动者的有色眼镜。我们只是比一般人多了一些权利意识，闲暇的时候也是会打打麻将和小钢珠，也会吃串烧。没打算与普通学生有所不同。」
这类型的运动者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野明男在一九六八年初推测，「学生运动者的人数，包含拼上性命几乎是『职业革命家』等级的运动者，全国约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其中积极肯定武装内斗，也就是暴力斗争的集团，从参加行动数来说约二千五百人，若加上虽不参加行动但在心里支持的人则大约是四千人。不过，谈到消极的支持者，如包含在校园斗争中支持打造街垒的『普通学生』，则推估有相当多的人数。」[124]一九六八年初还处在全共斗运动开始之前，因此进入全共斗运动期后，「相当多的人数」这个部分理当更为增加。
然而根据铃木的调查，运动者与普通学生之间果然还是存在着隔阂。根据铃木的分类，普通学生可分为「支持者」、「不关心者」、「批判者」三群[125]。
上述中的「支持者」是指平常不参加自治会活动或新左翼各党派集会等，有时也会对过于激进的斗争方针提出异议，但仍支持学生运动的人。铃木认为，这群人「认真接受大学授课，虽觉得学生运动也很重要，但认为学生的第一要务就是研究学问，对这点并不感到怀疑。只是，与全体学生直接相关的问题〔如调涨学费〕或反越战等凭公民意识也觉得该反对的事物，他们会抱持关心，在某些场合也会参加行动。」
铃木调查一九六五年庆应大学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时，广义积极参与斗争的学生（不必然属于新左翼党派运动者），在全部年级中约占百分之十几至二十％。相对于此，「支持者」在大一生中占四十％，二到三年级中占二十多％，四年级中占十四％。这些数据展现出：对大学怀抱期待的大一新生因为对量产型教育的实际状况感到失望，所以「支持者」较多；与大一生的意识不同，大四生考量到对求职活动等不利而远离学生运动。如第五章后述，实际上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中，可以清楚看出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主力，大四生则相对消极的倾向。根据铃木的说法，仅靠运动者无法推广大学斗争，要等「支持者」加入运动后才正式转为热烈。
第二种的「不关心者」，根据铃木说法大致可区别为「（一）利己心强，对大学全体、社会、国家不表关心者。（二）因学生运动与罢课无法解决问题而感到绝望者。（三）对运动或娱乐展现更强兴趣者。」铃木在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调查中指出，与「支持者」相反，「不关心者」从大一到大三不满五％，大四则骤增至二十一％。而「这些学生在罢课中大多不去大学，即便去了大学也不参与罢课，前往图书馆读书，或者在操场、社团活动室度过时间。」
铃木也针对发生斗争的各大学中不关心者的学生进行访谈调查，他举出这类学生的发言如下：
「罢课什么的，干了也不可能有效果，最后只是无益地浪费能量。最主要的是，自治会的学生只是玩兴趣的，给普通学生造成很大的困扰。」（国立大学的大四生）
「随他们去吧，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就学习我的，玩我的，然后毕业。我对那种事情没兴趣啊。」（私立大学大二生）
「就快毕业了，竟然搞罢课，不会影响到就业吧！让人感到困扰啊。搞罢课也行，不过希望不要影响到别人。」（私立大学大四生）
第三种是「批判者」，根据铃木的分类法是指「不否定学生运动，但反对学生自治会的斗争方针，或者对学生自治会领导层独善其身的做法有所反弹的学生们，便形成批判者。这群人占全部年级的四十三到五十％，他们属于总是到大学上课的学生。」
但铃木指出，这群人并没有实际力量。主要原因大致是，「这群人鲜少採取积极形式去反对学生运动，大多仅是以不参加学生大会，不参加学生投票等形式表达对执行部的批判之意。这类学生们（一）没有组织，所以在自治会委员的选举上面临许多不利；（二）在讨论与运动理论等部分，他们输学生运动家一截；（三）虽然肯定学生运动，但其弱点在于并不实际参加。基于这些原因，他们不积极批判自治会执行部，也放弃抑制自治会的行动。」
铃木从当时的学生报中引用这类「批判者」的说词：
「学生运动脱离了普通学生。游行的场合也非真的以自身意志，而倾向以感觉、心情来进行。……应该有很多学生不赞成偏激的行动，或者感觉学生运动不贴近自己。希望那些人认清这样的事实并充分检讨。」（明治大学学生）
「原本以批判当前体制的形式而产生之反体制运动，却因权威主义或理论信仰而腐化、保守化。早先进步的变革运动，在内部老化、保守化。仅罩着理论的外衣却拒绝来自现实中的实际批判，这种态度不啻于信仰同一宗教的教徒间，对自家信仰的自恋。那些左派鹦鹉学舌般不断重复仅能在同一集团中流通的难懂词汇，搞得有如宗教上的观念。……反而是那些学生时代因意识觉醒较迟而遭到轻蔑，但仍企图自行掌握、处理问题却不得不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歷经劳苦而内心抱持怀疑的学生，才具备大众领导者的条件。」（庆应大学学生）
「对那些掌控集会的左派集团而言，并不把讨论当作学生之间对等的一个人格和另一个人格的意见沟通，总是自恃为认知进步的自己与认知迟缓的他人之间有所落差的讨论。从而，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认知把握就在信仰左派的单行道式操作中结束。这种集会往往变成他们自我满足的手段。」（庆应大学学生）
铃木如此评论这些「批判者」的学生：「即便是他们，也不是不关心大学内甚至政治上的问题。只是，与支持者不同，他们对自治会领导的解释抱持疑问，并以自己的方法去理解，这样的态度相当强烈。此外，他们也对自治会形式上的『民主式』管理有诸多不满。在班级中，个别学生的意见可以充分获得反映，但到了学生大会的阶段后，这些个别学生的意见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少数『运动者的煽动』中，被分化成『这边是关心政治派』，『另一边是不关心派』两极。换言之，自治会并非由学生的直接民主主义来管理。」
也有不少人对理论素养不足的运动者表达不信任感。法政大学的某学生如此提及[126]：「因为对方说针对社会主义写了一篇大论文，所以拿原稿来一读，却发现把社会主义的『义』全都写成了议会的『议』。这种『运动者』根本不能信任。」
在普通学生中，也对反覆使用艰涩左派用语的鼓动演说非常敬而远之。如后所述，六○年代末的年轻人反叛，虽以一九六七年十月的第一次羽田斗争为契机而启动，但一部分因为此前大多数学生已受经济高度成长之惠，被「My Home主义」所影响，所以学生运动进入停滞期。关于这种状况，一九五七年砂川斗争期间的运动者森田实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如此说明[127]：
「此时期的学生运动领导者诸君经常被指责的是，发言重复甚多，陈述内容并不明确。想起来，他们很少有对大量学生发言、一口气振奋对方的机会，有的尽是『五流十三派』的运动同志埋首于艰涩的用语进行理论斗争。特别是，许多学生因受『My Home主义』影响，即便举行学生集会也完全召集不到人。与教授之间又无法建立连结。再加上运动者自身也被升学考试所压迫，根本没有做真正的学习。」
如此对新左翼各党派运动者表示拒绝的学生，不难推测他们会成为「批判者」的一员。铃木的调查出版于一九六八年初，故并未记述之后全共斗运动期「批判者」如何变化。本书之后将于各章说明具体状况，此处先举「批判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对全共斗不再有耐心而成为「不关心者」。特别如一九六八年东大斗争般，当斗争超过半年进入长期化的状态，原本就是「不关心者」与从批判者变成「不关心者」的学生共占了六成以上。长期罢课之下，学生大会也无法达到出席的定额，此外也出现许多因斗争罢课而暂返故乡的学生。
第二种类型，是即便批判全共斗，但也不到「不关心者」的程度，而是尝试打造自己组织的人们。这种状况中，许多都是透过与大学当局商量，力图採取稳健态度解决问题的人。如第十一章所述，东大斗争中出现的「班级联合」、「同志联合」等即属于此类。
第三种类型，即便对新左翼各党派抱持违和感，但仍站在肯定全共斗的立场，成为不加入新左翼各党派的「无党派激进派」（Non-sect Radical）运动者。这群人拒绝那些在形式上採取包含多数决在内的「民主式」自治会管理，企图通过澈底讨论，在全共斗内部实现直接民主主义。包含东大斗争在内的全共斗运动中，上述三种类型分别出现，详细状况将于第III部后述。
123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三—二○四页。↺
124 前揭大野《全学连》二六三—二六四页。↺
125 以下三种类型出自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四—二一○页。↺
126 前揭毎日新闻社会部编《ゲバ棒と青春》一六一页。↺
127 〈死んだ山崎博昭君の日记〉（《周刊朝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七日号）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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