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决战」败退后，新左翼党派与全共斗的年轻人陷入了无计可施的窘境。一九七一年三月，在前日大全共斗的田村正敏与前东大全共斗的余村康隆等人的座谈会上，余村这么说：197「自从全共斗运动在大学立法以及十一月佐藤访美后遭受到权力压迫以来，我们变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早大的运动者在接受杂志访问时回答，「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七○年安保的事，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以后该怎么办。」198这样的年轻人，在一九七○年安保斗争结束以后，「变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上述的座谈会上，田村这么回答：199「所谓的入管斗争，该说是日本的革命战略？还是纲领？我认为，是最为明确地揭示出哪一方是我们的朋友，哪一方又是我们的敌人的斗争。」然而，并未有任何迹象显示日大斗争时期的田村曾对入管法斗争表示过关心。但是，随着全共斗运动的衰退与「十一月决战」的败退，以入管法斗争为代表的歧视问题，开始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其徵兆，从「十一月决战」时期就已经出现。新左翼各党派中对于歧视问题相对友善的中核派，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冲进」大村收容所之后，成立了下属团体「全国部落解放研究会联合」，并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冲进了浦和地裁，该机构当时正在进行成为被歧视部落问题焦点之一的狭山事件审判。这个全国部落解放研究会联合，在一九七○年二月刊于中核派机关报《前进》上的〈七○年代阶级斗争与革命的部落解放斗争的展望〉这篇论文中，清楚呈现出该时期中核派对于部落问题的认识。

这篇论文首先指出，「〔昭和〕四十二年十月到四十四年十一月朝向羽田的被压缩的斗争」结束了一个「循环」，「无论再怎么怀旧，过去和平的运动已经回不来了。」接着指出，明治维新以降的「日帝，重整并强化了对部落的歧视，将其与朝鲜人、沖绳人一起，用作分化支配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本队能否与持续被歧视的部落民、在日朝鲜人、贫民窟居民们的斗争合体」，将是今后的问题。「所谓的同和教育，让歧视和解并变得模煳难辨，进而煽动出对于部落的歧视性同情。使部落的学生搭建起街垒这件事，才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追求的任务」，被歧视者应该做的，「不是梦想在民主宪法底下市民的平等，而是宣示将从正面发起打倒帝国主义体制的斗争。」200

关于这个论述，前新左翼及其同情者的高泽皓司与藏田计成在一九八四年这么说：201「『七○年安保决战』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十─十一月决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在那之后，革命的左翼战线扩展至沖绳、三里冢、入管、部落、阿伊奴解放斗争。这每一个斗争都具备着这样的性质：如果没有认识到身为帝国主义本国人民的一员，他们日复一日地歧视和压迫亚洲人民、部落民、沖绳、阿伊奴人们，就无法展开斗争。」「十一月决战」的败退后，津村「民族的『原罪』」思想，逐渐得到了扩展的土壤。

一九六○年六月修订的安保条约，依循若无问题的话，每十年便自动延长的规定，因此将在一九七○年六月自动延长。横贯整个六○年代，新左翼党派以「七○年决战」为目标制定了斗争的时程表。就算在婴儿潮世代中，也有很多人是在认为到了一九七○年自己将会是大学生，将成为「决战」的主角的认知下长大的。可是，由于这个七○年安保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就结束了，所以这种「变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当然也就在反叛的年轻人之间扩散开来。

这时，一个巨大的冲击到来。一九七○年七月七日的集会上，因入管法斗争进行绝食抗议的华青斗，展开了激烈的新左翼批判。这个华青斗的批判被通称为「七．七告发」，其发生经过似乎是如下展开的。202

一九七○年六月十日左右，华青斗向语学共斗提议，希望在卢沟桥三十三周年之际举行集会，因为无法交由并不真正关心入管问题的新左翼党派处理，因此希望在语学共斗等大众团体的主办下组织集会。津村等人于六月十六日开设了准备会，集结了语学共斗、越平联、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全都活动者会议（日中都活），与粉碎入管体制东京实行委员会（东京入管斗）这四个团体，确认了集会的宗旨将为：（一）追问日本人民的民族责任、（二）这是场就连自民党左派与新学同（创价学会的学生组织）也能加入的广泛连结的集会、（三）在由至今担负了入管斗争的人们为主轴的情况下，使新左翼党派也加入。

六月二十四日，在妇人民主俱乐部，召开了以上述四个团体为召集团体的第一次实行委员会，并以这四个团体为主办团体组成了事务局。然而，「回复日中邦交」这个口号遭到了删除。在当时的新左翼党派中，有部分主张中国共产党也与日本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一样，是放弃了世界革命，安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堕落的「史达林主义」政党，因此反对等同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回复日中邦交」。因此，为了使构成全国全共斗的八个党派也愿意参加集会，只好删除了「回复日中邦交」这个口号。

接着在二十六日的实行委员会上，作为观察员的中核派提出了以下的提案。由于日中都活走的是「社民」路线，所以不承认其为主办团体。而日中都活与语学共斗，因为是东京入管斗的组成团体，因此，如果东京入管斗是主办团体的话，这两个团体就没有必要也列名主办团体。中核派排除日中都活的举动，可以说「是基于该派『从日本阶级斗争中放逐毛泽东主义者』方针的行为。」

在后来的实行委员会中，始终围绕在谁应该是主办团体的讨论上，关于集会宗旨等事项的讨论完全被抛在一边。原本应为观察员的中核派与其他新左翼党派主张，应该将日中都活、语学共斗、越平联从主办团体中移除，改列为参加团体，然后在主办团体中加入由他们自己掌握主导权的全国全共斗与全国反战，并由东京入管斗、全国全共斗与全国反战作为主办团体并组成事务局。对于新左翼党派来说，想办法利用这场集会藉此扩展自身势力，这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

尽管华青斗与四个团体争辩说，无法将主办权交由在入管斗争上没有明确方针的全国全共斗与全国反战负责，但在七月三日的实行委员会上，中核派等党派的提案仍获得通过。隔天的四日，华青斗表示抗议并退出了实行委员会，当初作为召集团体的四个团体全都辞去了事务局的职务。然而，新左翼党派对于这样的抗议毫不在意。在七月五日的实行委员会上，隶属于中核派的全国全共斗书记局成员发言称「是华青斗主动要退出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意思是，如果他们是自己要出去的，那就随便他们吧。

对这段发言感到愤怒的津村与四个团体，指责这是「歧视性发言」并要求自我批判，会议因此陷入混乱。结果，中核派当场承认这是「歧视性发言」，以实行委员会的身分向华青斗提出自我批判书，请求华青斗重回实行委员会。然而，华青斗并未重新参加实行委员会，只参加了七月七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召开的集会，并在约七千名（也有说法认为是四千名）参加者面前展开了激烈的新左翼批判。

「七．七集会」上华青斗代表的演说，在新左翼各党派机关报上记录的内容有些细部上的不同，但大致是以下的内容：203

「我们为什么要从集会实行委员会中退出呢？这是因为，日本的新左翼仍然持续抱持着排外的意识形态。对于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入管斗争，反战．全共斗一贯地放弃了对其展开支援及与之串连的斗争。他们不愿直视因一九六五年日韩斗争的败北，而带来的在日朝鲜人所面临的严酷情况，将一九六九年入管斗争消解在十、十一月决战中，是在一面暴露出对于四．一九朝鲜学生革命〔一九六○年四月，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因学生的起义遭到推翻〕的无知下，一面唿喊着世界革命。」

「我们断言，在日朝鲜人与中国人的问题，绝对未曾在新左翼之中扎根。若没有对于这种情况的根本自我批判，串连就相当于空谈。」

「诸君必须对于自己在日帝底下作为压迫民族被包裹在其中这件事有所自觉。」

「是要对作为压迫民族的自己有所自觉并从中脱离出来？还是就这样无自觉地继续下去？是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决？还是要拥护它？立场分成了两种。」

在进行完这样的告发后，华青斗代表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新左翼各党派与无党派运动者们，几乎一致深受震撼。

东京入管斗的无党派运动者，也在台上发言谴责新左翼党派的「歧视性」。集会的混乱持续到晚上，原先预定的游行被取消，八个党派的代表上台进行了自我批判。甚至最后演变成进行自我批判的新左翼党派干部遭到会场上「无党派人士的斥责，纸团、头盔纷纷朝着他们飞去」。204

这个由华青斗发起的「七．七告发」，为新左翼各党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核派在机关报《前进》上，自我批判所属于该派的全国全共斗书记局成员做出了「歧视性发言」是「发自于，对于我等同盟只要身为侵略帝国底下的日本人民，本身就是压迫民族的立场缺乏自觉」，并宣言表示「我等同盟为了澈底挤干净作为压迫民族的脓液，将毫无妥协地推行内部的斗争。」205

而共劳党也在机关报《统一》上这么说：206「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体制正是建立在排除在日亚洲人民、沖绳人民之上的东西」。「背负着对于中朝人民之血债的日本无产阶级，唯有透过不断受到亚洲人民的谴责与告发，才能真正赢得与亚洲人民的革命性团结。」津村先前的主张，以「七．七告发」为契机，一口气在新左翼党派之间扩散开来。

比上述更加激烈的，是无党派运动者们对新左翼党派的批判。津村在「七．七告发」发生后的论述中，强烈批判了对于歧视毫无自觉的「新左翼国族主义」。此外，在「七．七告发」发生后的无党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批判：「在入管体制强加于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之所有生活过程中的从属关系里，新左翼也具有一定的责任。」「新左翼国族主义，建立在因歧视性的漠不关心而形成的国族主义基础之上。在此，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这件事，一如往常地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革命』这类的语汇一口气跳过了。」207

如前所述，在「十一月决战」以前，新左翼党派与无党派运动者曾说过，入管斗争或歧视问题等与革命和「自我否定」相比，是「三流的改良斗争」。然而在「十一月决战」败退，一九七○年六月安保自动延长后，在「变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下，在一九七○年七月这个绝妙的时间点上出现了华青斗的批判。如果华青斗在一九七○年六月以前就进行了这个批判，是否还能造成同等程度的冲击并不得而知。

接着，津村在对自己嘲讽性的早大斗争感到「空虚」之际，因李智成的死而受到冲击。与此相同的现象，也出现在当时的运动者们之间。到了一九七○年，许多运动者都潜在地抱持着这样的质疑：认为在一九六九年已然变成「流行风潮」的全共斗运动，以及刻板化的街头斗争，或许真如年长者所言，是一种「革命游戏」。这时，被认为是真正赌上性命斗争的华青斗批判的出现，给了他们强烈的印象。当时明学大的女性运动者，在华青斗批判后的日记中这么写道：208「歷来的新左翼行动，或许真的只是『革命游戏』而已。」

在因为华青斗批判而激发出这种疑问的年轻人之中，有不少人认为真正的斗争就在于歧视问题。当时关西大学的女学生运动者，在一九九四年这么回忆：209「华青斗中国青年的告发相当强烈。从『各位日本人！各位歧视者！』开始，陈述了日本人在亚洲到底做了些什么……死命地读书，参加所谓集会的集会，进行讨论直到获得可以接受的答案才肯罢休的每一天。」这样的年轻人们，并非从以前就对歧视问题抱持着关心。这一点，可以从上述女学生「死命地读书」的记述中清楚地看出来。

对于「战后」与「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也因「七．七告发」进一步强化。津村写道，「关键在于，『战后』是一种虚伪意识。」当时的一名论者主张，「持有所谓『战后』这个意识本身，就是对于从『大东亚战争』以来持续处于战祸与压迫中的亚洲人民的一种特权。」210

接着，像是「『大人们』在『战后』，并未能从对于亚洲的战争责任与殖民地支配责任出发，改变民族的风格，对文化进行革命」，或者「对于从三十岁后半到四十岁以上的人，首先应该就『民族责任』、『侵略责任』的问题展开讨论」等等，认为应该追究「大人们」责任的论调也开始出现。211在这里，已经没有如安田武所主张的那种继承战争体验的空间了。

而「七．七告发」也使年轻人们构筑出了所谓「日本人」的自己。先前引用的「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这件事，一如往常地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革命』这类的语汇一口气跳过了」的这种语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津村在「七．七告发」发生不久后写下的论述中提到，「从站在南京大屠杀现场的那一刻开始，『你是日本人』的低声呢喃就一直在耳边纠缠着我。」212

接着，歷史的偶然叠加了起来。华青斗告发隔天，一九七○年七月八日，发生了沖绳出身的流浪工人，一九三○年出生的富村顺一，占领东京铁塔特别展望台的事件。富村独自一人挥舞着菜刀，威吓在展望台上的游客，大叫着「日本人不要插手沖绳的事！」、「美国从沖绳滚出去」、「将天皇裕仁处以绞刑」、「美智子也去当妓女赎罪」等等，最后遭到警察逮捕。213

这起事件也被视为由少数群体对日本的歧视与侵略发起的批判。将富村的狱中书简整理成书的富村公审对策委员会，在书的序文中有如下的叙述：214「富村先生从沖绳、朝鲜与被歧视部落人民的立场出发，燃烧着无尽的憎恶，毫无畏惧地，向默认权力歧视的我们提出谴责与告发。」

这种事件的接续发生，除了引起对歧视问题的重视，也唤起了人们对天皇制的关注。

事实上，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东大全共斗的传单里，也几乎没有提到过天皇制。在新左翼党派的斗争中，成为「突击」目标的虽然包含了防卫厅、国会与首相官邸，但并没有皇居。对于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认为天皇是重要问题的实际感受。

毋宁说，在这个时期控诉天皇制的，是在战前接受了皇国教育的压力，以富村为代表的战争体验世代。其中一个例子，是东大教授平井启之。如前述，他是向东大全共斗挑起论争的人，也是海神会的常任理事。根据至今仍在进行反天皇制运动的天野惠一所言，一九八八年平井曾这么说过：215「我不太信任『全共斗世代』的各位。因为在那个时代，就算身为教师向他们讲述了天皇制批判的重要性，他们却从来没有任何正面的反应，尽管他们会做出像是对三岛由纪夫的政治思想展现出共感那样的行为。」

引用了平井的这番言论，天野如此写道：216「为何在那个时代，还不积极地将这么重要的思想性＝运动性题目视为课题呢？」在某种意义上答案很简单，因为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几乎从未实际感受过天皇制的压力。因此，他们在一九六九年邀请了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欺瞒性的三岛由纪夫到东大进行讨论会，这正反映出全共斗派学生们的精神状态。

然而，三岛与学生们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在这个讨论会上，被视为「全共斗」系的学生们，讽刺「战后知识分子们」为「丑角」，述说了战后「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荒谬性。另一方面，三岛则主张了天皇的崇高性，并吐露出了这个「讨论」中最为着名的一句话：「在安田讲堂，全学联的各位搞笼城的时候〔这里显示出三岛对于全共斗与各派全学联仅有少许知识，因此无法区别两者〕，只要愿意说出天皇这个词语，我一定会高兴地一起笼城。」然而学生方回应，天皇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秩序总体的补完物」，「天皇问题什么的我们不怎么有兴趣，想要谈的是关于〔三岛的〕艺术作品本身的问题。」217

但在一九七○年的华青斗告发与富村顺一占领东京铁塔之后，由于与歧视与战争责任问题有所关联，讨论天皇制问题（但与过去的败战责任论等提法不同，而是对于亚洲的加害责任问题）的趋势快速扩展。

战后「首次由『学生运动』提出『天皇问题』」的，据称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反帝学评全学联第二十三届大会上所提出的，阻止九月天皇访欧行程的主张。218反帝学评是社青同解放派（一九六九年九月更名为「革命的劳动者协会」〔革劳协〕）的学生组织，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派全学联分裂成中核派全学联与反帝全学联，接着反帝全学联在分裂以后，集合了自派底下的自治会，组成了独立的「全学联」。

如前述，对于战后出生的学生们来说，天皇只不过是「不怎么有兴趣」的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与朝鲜人等，在含括歷史脉络的基础上告发「日本人」时，天皇是无法缺席的批判对象。可以说当时反叛的年轻人们，藉由这些他者投来的视线，在作为「日本人」构成自己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过去并未意识到的天皇制问题。

不只是这样，一九七○年七月以后，过去并未关注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如同在之后的第十七章将说明的，一九七○年十月出现了日本史上首次单独由女性解放运动发起的游行。另外，如同本章之后将描述的，障碍者团体「绿色草原」发表新纲领，成为障碍者运动的转捩点，这件事也发生在一九七○年十月。

就这样，一九七○年七月之后，典范转移发生了。对于「战后民主主义」与「现代」的批判，虽然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扩散了，但在安保自动延长后，在少数群体的歧视问题与战争责任问题的兴起之中，「战后民主主义」与「现代」的批判受到了强化。接着，取代了「安保」，少数群体的歧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天皇制、女性解放、障碍者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过去未受到关注的主题急速浮上台面。

这个典范转移，将形构出持续至二○○○年代的「左翼＝重视少数群体歧视问题、天皇制与战争责任问题的人们」的架构。有一部分论述认为，六○年代末年轻人们的反叛，是藉由提出少数群体歧视问题与战争责任问题超越了「战后民主主义」，但其转换并不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或全共斗运动最鼎盛的时期。而是发生于，在失去了所谓安保的目标，全共斗运动也退潮后的，一九七○年七月到十月这段「变得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期之中。

然而，由「七．七告发」等事件唤起的对于少数群体歧视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的关心，也有不同于在日外国人们的，属于日本年轻人们的独立特徵。

首先是对于歧视问题的关注，就像在津村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具有与「内在的歧视」斗争这种「寻找自我」的要素。「七．七告发」不久后写下的一篇杂志论述提到，入管斗争是与歧视构造的斗争，同时也是由歧视与侵略歷史形成的「日本人」的「自己的战斗」。219

另外，一九七一年五月发布的诉求「支援刘道昌」的传单上，一面控诉着「他的居留期限只剩下二十一天！他向在日日本人提出了什么问题？」一面这么说道：220

唯有在持续探问自己生存的意义中，才能构筑出对所有人有意义的世界，因此，这个探问是根本的革命论、是共产主义论。

当我们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支撑着支配构造的人，沉重地担负起清算日帝对于朝鲜、中国、东南亚人民那段沾满鲜血的歷史的责任时，对于我们来说的入管斗争，就是与自己相遇、夺回自己的斗争吧。我们在斗争中，唯有在使自己普遍化的过程之中，才能清算作为日帝本国内压迫者的自己，斗争也唯有在夺回「主体」的过程中才得以进化。

这种「与自己相遇、夺回自己的斗争」将「夺回『主体』」的论述方法，很明显包含着从全共斗运动以来，想要从「现代的不幸」中脱离的倾向。即使暂且不谈这为什么变成了「根本的革命论、共产主义论」，还是可以说歧视问题的斗争具有这种「寻找自我」的层面。

此外，一九七○年十月，障碍者团体「绿色草原」发表了「我们否定爱与正义」、「我们进行强烈的自我主张」、「我们不选择解决问题的道路」的纲领，也因为向造成水俣病的窒素公司展开抗议的行动日渐激烈，对于障碍者团体及水俣病的支援活动在新左翼党派和前全共斗的年轻人们之间急速扩展。221但这样的支援活动也具有「寻找自我」的层面。

在二○○三年的对谈上，前京大全共斗的上野千鹤子这么说道：222「那时候，刚好居民运动和反污染运动正在盛行，三里冢与水俣成了圣地。校园的街垒封锁被解除了以后，在丧失去处的运动者们当中，有一名去了水俣的男子。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在我内部没有问题，所以去寻找问题。』他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而津村在一九六九年入管斗争期间从新左翼党派干部那里听来的「只有学生与在日外国人能够威胁太平之世的统治者」的这种认识，也可以在华青斗批判后的歧视问题论中看到。「七．七告发」后的一篇论述这么提到：223

「如果从纯经济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日本提出问题的话，在日本工人阶级中，除了『部落』、『沖绳出身者』与在日朝鲜人、中国人之外，不属于『上层』的只有极少数人。当前的劳工运动也说明了这个情况。」

一九七○年，在经济高度成长之下，连庶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改善，这已是无论谁都能清楚观察到的现象。从一九七○年开始的「步行者天国」，以及一九七○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盛况，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繁荣氛围。

所谓经济高度成长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繁荣，受益的只有中上层，不久之后经济恐慌就将来临——这样的论述，在一九六七年前后还能通用，但到了一九七○年，几乎再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说法了。在此情况中，产生出认为左翼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不属于「上层」的被歧视少数群体的这种认识。

同样的认识，也存在于女性解放运动的运动者之间。将在后面第十七章中叙述的，以田中美津为核心的「Group．战斗的女人」，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提出的集会诉求中这么说：224

「由于劳工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也都拥有中流的生活意识，以至于形成了中间膨胀的社会构造。因此，少数在社会中落后的人就被逼到了绝境。」

如前述，在一九六六年受到越平联邀请来日的美国和平运动者们提到，在美国，工会和民众都沉浸在繁荣之中，对于越南战争不是赞成就是毫不关心，只有黑人等少数群体的工会是他们的支持来源。这在一九六六年看起来还是与日本没什么关系的问题，到了一九七○年，对日本的左翼来说也变成了切身的实际问题。对于少数群体的关心，也具有这种左翼的情况认识产物的层面。

因此，新左翼党派对于少数群体的关注，也具有利用主义的成分。

新左翼各党派对于沖绳问题的方针也各有不同。每个党派虽然都一致反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访美时日美共同声明中所提出的复归计画，但在那之后就各有不同的主张。按照身为新左翼而为人所知的高泽皓司的整理，当时新左翼党派对于沖绳问题的方针，大致上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中核派的「沖绳夺还论」，认为自民党将美军基地就这样残留下来的沖绳返还计画，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美日帝国的安保体制。因此，主张打倒这个体制，将沖绳席卷进本土的革命之中。第二种是ML同盟的「沖绳解放＝独立论」，认为沖绳人民不管盼望的是复归还是独立，那都是他们的自由。问题在于如何将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沖绳人民相互结合。第四国际的「解放＝自立论」及共劳党的「永续解放论」都与这种论调相近。第三种，是共产同诸派等的「沖绳斗争论」，共产同战旗派等组织认为日美共同声明中的沖绳返还，与其说是「日帝的侵略前线基地化」，更像是「美帝维持基地机能↓自卫队的辅助性同居」。第四种，是革马派的「反对基地合理化斗争」论，是最为重视全军劳——美军基地中劳务者的工会——的反对合理化斗争的论调。225

新左翼各党派主张的路线，如果不了解细节很难做出区别。即使如此，他们没有为了共通的目标展现出团结的态度，反而加剧了武装内斗。而这种难以理解的「理论」，也可以说多数出自于为了与其他党派做出区别，从而採取比其他党派更加激进的路线的动机。

一九二八年出生，一九四七年加入共产党后，持续关注新左翼党派动向的樋口笃三，在一九九九年这么写道：226六○年代后半，共产同的一位干部运动者总是将「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往左边跳！」挂在嘴边。以此为引，樋口这么说：

各党派「看谁比较左」的革命战略，可以说与充分投入时间对现况进行分析——世界的霸主美国帝国主义，和与其连为一体并从属其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支配的实际情形、对亚洲的经济侵略现状、作为主体势力的工人阶级的状态、工会运动的现况分析等这样的革命战略毫不相干。

我只能这么认为，在一次又一次发生的斗争中，其根本上存在着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逻辑：为了确立自家党派的立足点并超越其他党派、超越最大党派的中核派（视革马派为例外），总之先朝「左」去，理论则配合这个行动调整，交由一、两个思想家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来。

而且，新左翼党派普遍有着极度厌恶被称为「右派」的氛围。因此充满了「想成为最左的那一派」的强烈冲动，是「憧憬性左派」。

我的身边也有一堆像是这样的干部运动者，因此「往左边跳」的想法很快就进入了我的脑中。

樋口认为，在世界与社会急遽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高度成长的急速进展面前，新左翼党派的理论「活不过十年，甚至一年」、「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战略』」。如果樋口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与其说新左翼党派的理论是要回应现实，不如说更带有为了标志出与其他派系之差异的认同游戏的倾向。

这样的新左翼各党派，在少数群体的问题上也为了争逐自家派系的正当性，而致力于将少数群体的学生团体组织进自家派系势力底下。

例如，住在「本土」的沖绳出身学生们的运动，如前述在一九六八年七月成立了沖绳学生斗争委员会准备会，一九六九年七月正式成立了沖绳学生斗争委员会（沖斗委）。但是，沖斗委在「本土」党派的介入下，最终走向分裂。227

而在沖斗委之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由沖绳出身的学生组成了海邦研究会，这个组织在一九七○年二月成为沖绳青年委员会（沖青委）展开了运动。228然而，在一九七○年七月的华青斗批判后，中核派的组织者进入了沖青委，沖青委分裂成受到中核派指导的「沖绳青年委员会」与无党派的「沖绳青年委员会（海邦派）」。

根据曾是「海邦派」运动者的仲里効的回忆，因为「党派将其路线带进了沖绳出身的青年组织里。受其影响的人们组成了一个团体」，于是产生了分裂。根据仲里的说法，「在沖斗委〔的分裂〕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于党派介入的原因，仲里这么回忆：「当一个党派的路线在沖绳出身者的组织中获得贯彻，对于该党派来说，似乎就表示了其沖绳斗争路线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换言之，为了让其他党派对自家党派路线的正确性留下印象，他们试着拉拢沖绳出身者。另一方面，「海邦派」的仲里等人，认为中核派的「沖绳夺还论」，「只不过是将复归论激进化的论述而已」。之后，「海邦派」如前述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在承认沖绳返还的国会上，燃放了鞭炮进行抗议。

同时，以华丽的「冲入作战」闻名的中核派，像是为了与反帝学评全学联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提出阻止天皇访欧的行动相互抗衡似地，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作为阻止天皇访欧斗争行动的其中一环，让沖绳青年委员会会员冲入了皇居。229这个行动诉求全学联与沖绳之间的串连，由一名中核派全学联的成员与三名沖绳青年委员会的沖绳青年在「誓死声讨战犯天皇、突入皇居斗争」的口号下进行。这是新左翼党派第一次尝试冲入皇居。

但是只有四个人冲入的行动，很明显地不会有什么实质效果，他们很快就被逮捕了。从结果来说，他们等同被中核派当成政治宣传的弃子，利用沖绳青年为先锋来回应天皇制与沖绳问题。

这种新左翼党派的利用主义，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斗争开始就存在了。当时某个党派「在沖绳斗争的名义下，让沖绳的学生作先锋，冲向了机动队。」随后，在沖绳出身的学生之间对于这种新左翼党派的态度表现出反感，并在沖绳出身学生的运动中，基于与党派共斗的问题产生了分裂。230

无党派的运动者，有时候也会做出难以说是理解了少数群体立场的激进主张。时为京大助教的泷田修，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不成事者暴力宣言》，提倡破坏「战后」虚有其表的繁荣的暴力斗争，成为了武装斗争「教祖」般的存在。他在「七．七告发」后不久，便主张解散民团与朝鲜总联。

在泷田的定位中，如同共产党、社会党、总评为代表的既存政党或工会沦为了当前体制的补完物一样，民团与总联是在日朝鲜人的既存组织。根据泷田的说法，「在日朝鲜人的政治性组织型态，不，应该说他们一切的机构（秩序），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日本』势力用以支配的管道」，在日朝鲜人「对于以总联、民团为顶点的在日朝鲜人的各个相关传统机构，必须追求造反有理的解体斗争。」231

即使民团与总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我也不认为泷田熟悉在日朝鲜人的情况。泷田的民团．总联解体论，是直接将全共斗运动对于共产党与总评的解体论，套用在在日朝鲜人身上的煽动性论述。

也有论者试图将少数群体当作自己妄想性革命理论或武装斗争论的基础。日本托洛斯基主义的开拓者太田龙，一九七一年在一篇于左翼杂志《情况》的投稿「『琉球共和国』独立的檄文——开启为了使日本iv灭亡的十五年战争」中这么写道：232

「世界革命浪人，现在开启了直到一九八五年的，即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内，将日本帝国主义导向毁灭、诱使其走向失败结局的计画。」「诱使日本侵略军进入琉球列岛，并一个也不剩地歼灭。」「为什么要将最初行动的目标集中在『对于侵入琉球的日本军（以指挥官为首的）将校团的恐怖攻击』呢？……这个『恐怖攻击』，是向全世界的同伴展示歼灭日本的革命战争『已经公开宣战了』。」「藉由设定这样的目标，我主动承担这个词语的一切责任。」

这个主张从六○年代开始流行，这是使用了列宁的「从战争发展到内乱」与格瓦拉「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的词汇，将美国帝国主义拉进越战中攻击的这种论述方法的沖绳版。然而，「日本军」是否有侵略沖绳的计画？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将其「歼灭」？被迫置身战场的沖绳居民要怎么办？这些视角完全不在这个论述里头。

而且，太田虽然说着「我主动承担这个词语的一切责任」，但在沖绳于一九七二年返还以后，又把对象改成阿伊奴人重复了同样的论调，接着又在之后转往了环境保护运动。八○年代后半之后，他出版了多本关于犹太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对抗其阴谋的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就持续与犹太人战斗至今的书籍。

此外，也因为当时关于第三世界或少数群体的出版物还不是很丰富，就算口头上高喊包含第三世界在内的「世界同时革命」或重视少数群体，他们对于实际情况多半是无知的。当时为早大学生的小野民树，在二○○四年的回忆录中这么说：233「在六○年代后半，因为亲苏联的卡斯楚与永久革命者格瓦拉的对比构图，（学生与新左翼论者）对格瓦拉的支持占了压倒性多数。然而，知道格瓦拉被杀害的玻利维亚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学生，应该寥寥可数，格瓦拉死亡隔年，《格瓦拉日记》的翻译本出版了三种版本并成为畅销书，但真的从头到尾读完的，可能只占买书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就像这样，新左翼党派和无党派对于少数群体的关心，包含了在对于少数群体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党派的利用主义、轻视少数群体的情况、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上去的态度，以及毫无责任地随意更换关注对象等行为。因此，从少数群体的那一方看来，新左翼党派等的「支援」，某方面是被视为一种令人感到困扰的好意。

例如，沖绳的知识分子新川明，一如我在之前的着作《「日本人」的界限》详述过的，从一九六九年左右开始提倡「反复归论」，也在「本土」的左翼媒体上撰文，获得了新左翼与无党派运动者的支持。然而在二○○三年的对谈上，关于新左翼党派提倡的「沖绳夺还」论及「沖绳解放」论，新川这么回忆：234

我感觉，大和的党派，不管是新左翼还是旧左翼，都不应该说出沖绳夺还或是解放这些多余的话。如果在自己的城镇、村落或工厂好好做了该做的事，就算不大声疾唿这些事情，应该还是能翻转日本的国会，自然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他们说着这就是沖绳夺还或解放，大老远地跑来沖绳游行，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也有别种的批判。在日朝鲜人作家金城一纪在二○○一年的对谈中，如此描述「日本人」对于在日朝鲜人的关心：235「我不喜欢的是，我感觉到日本的知识分子试图拿在日、阿伊奴等少数群体的存在填补自己没有自我认同的这件事。我感觉相当被利用，被当成知识分子的玩具。」

确实「日本人」对少数群体的关心，如同津村的关心从歧视问题转移到自然饮食及太极拳上，太田从「琉球共和国」论变换到阿伊奴论、环境保护、犹太阴谋论那样，具有着可替换的「补充代位」的层面。从这样的例子来看，少数群体一方就算怀疑自己只是被当成「日本人」「寻找自我」的材料而已，也不无道理。

当然，当时年轻人们对于歧视问题的投入，很多都出自于「良心」。然而，这种「良心」之举，却也有造成问题的一面。那就是，在津村着作中的「思想的纯粹化」与严格主义，开始变得比运动本身来得更加重要。

例如，在当时的歧视问题斗争之中，与入管法等一同受到重视的，还有在日外国人的反对强制遣返运动。早在入管法斗争兴起之前，就发生了在日台湾人陈玉玺于一九六八年二月遭到强制遣返回台湾，并在一九六八年十月遭判处死刑的事件，理由是他在日本进行过台湾独立运动。236 v其后，展开了对于像是林景明或刘彩品等可能遭到强制遣返的外国人的救援运动。

但是，就算是良心的日本支援者，这些也并不是基于他们自身生活实感的运动。东大全共斗的前运动者描述，只要涉及歧视问题斗争或其他「政治斗争，就会稍微远离日常生活」，因此并没有像全共斗运动时那样，学生们将此当成自己的问题，大规模地参与其中。237

投入歧视问题的年轻人们，是基于「良心」——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如果不透过参加斗争将自己「纯粹化」，就会成为「共犯」——而参加运动。但正因为这并不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所以是一种唯有以「良心」鞭策自己才能持续参加运动的「辛苦」行为。当时的前运动者，在二○○三年以模拟对话的形式，如下述说了这种「辛苦」：238

A：在日中国人○○先生看来就要被收容了所以过来支援，或是要求参加XX先生正在进行的诉讼斗争等等，这样的动员唿吁一直涌来，于是我们四处奔走。持续、反覆、不放弃地坚持……。

B：真正让事情变得困难的，是作为全共斗运动遗产的自我变革、自我否定、要进行改变自身的反体制运动的这种想法，变成了奇妙的形状而束缚起我们自己。我们日本人因为一直以来歧视、压迫了在日中、朝人民，因此不能不对这样的立场有所自觉并献身式地参加这个斗争。支援○○先生是当然的，我们应闭嘴照办，这样的风潮开始吞噬了整体环境，我们被逼入了什么也不能说的困境当中。

A：就像是说着「稍微等一下」，但接下来的话语却出不来的感觉。……

B：……接着是障碍者问题、部落歧视的问题等等，歧视问题接踵而至。我甚至也听说在大党派中展开了哪个群体更被歧视的讨论……我并不是要嘲笑这件事。这些问题不管哪一个都是沉重而艰难的。可是啊，这些事情让我们动弹不得。……我们被逼入了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中。

在年长的资深运动者中，也有能够冷静应对的人。一九三七年出生，从六○年安保斗争开始就是运动者的长崎浩，在一九八○年时这么写道：239

「如你所知，我对于『反对歧视运动』没有兴趣。」在「津村先生与他那个世代的人们竭力投入的『守护刘彩品』运动」中，「有一次，刘彩品一个个质问了运动内部的人。她问的不是考虑她自身利益的条件斗争，而是这场斗争到头来对于对抗日本政府『是否具有意义』。我与和我同辈的人回答：『没有意义』，说这只是朋友们有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的人之常情。」

如果是像长崎这样，已经约莫三十岁中段，拥有丰富歷练的人，或许有可能冷静应对。然而就像他写的那样，能够做出这种应对的只有他与他的「同辈」。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们在受到质问时，或许只能在苦恼中以「良心」鞭策自己，做出持续斗争下去的承诺。

但是，也有忍受不了「辛苦」而离开运动的人。因「七．七告发」而怀疑「歷来的新左翼行动，或许只是『革命游戏』而已」，投入歧视问题的前述明学大女学生的手记中，如此记述了一九七一年初的情况：240二月八日的「刘彩品支援全都集会」只有不到一百人参加，他们组织的「明学入管行动委看来将会变成五个人（K子、R、T君、S、我）。情况↓『为了不要从入管战线上脱队而死命地攀附着的人、离开的人』，正是这样的情况。」

随着越来越多人离开，剩下的人变得更为「良心」，认为唯有靠自己持续努力下去的这种严格主义越加扩大。天野惠一如此描述这种伦理主义在运动中的扩张机制：241「当斗争将要被击溃时，试图在最后的边缘线上使运动得以持续下去的意志，产生了伦理主义式的决心主义作风。这使运动退后〔成为沉重的东西〕，随着孤立的深化，留下来的人的伦理主义（决心主义）又被进一步强化。面对产生这个恶性循环的病态情况，我只能束手无策地呆立原地。」

庆大斗争与日大斗争，以及各地全共斗运动发生的时候，参与运动是很愉快的事情。就算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支持着行动。可是，这个时期的歧视问题斗争，既没有全共斗运动初期的乐趣，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成了只能倚赖「良心」与「原罪」意识支撑下去的运动。

最重要的是，歧视问题斗争，并不是如全共斗运动那样，是关乎年轻人自身的问题。前东大全共斗的船曳建夫这么回忆：242

当时，我对于去参加各式各样斗争的这种思考方式抱持着疑问，并称之为宫泽贤治主义或者「不怕风、不怕雨主义」。也就是如果今天东边有人遇到困难就过去帮助他，如果西边有人感到疲惫，也跑去给予援助……这样下去，只要世界上有斗争就得要跑遍全世界才行。但这真的是自己的斗争吗？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不只是我，我的朋友们也用别种词汇开始思考同样的事情。

就这样，以伦理意识维持的一九七○年以后的运动，在其内部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它在受到如第十六章描述的联合赤军事件冲击时，将一口气瓦解。

这样的严格主义，还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它导致了一种风气蔓延，也就是以「良心」的立场谴责从运动中离开的人、即将离开的人与漠不关心的人。当运动变得越来越孤立，以及自己越发在「辛苦」中还持续参与运动的坚持，这样的倾向就更加强烈。另外，这种严格主义也被模仿当作攻击对手的方法。

一九七一年，当时的越平联事务局长吉川勇一这么说：「当我听到年轻人的批判时，发现他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在只说了一句『自己也做过了自我批判』以后，就好像（使人觉得）自己已站在在日朝鲜人或被歧视部落民的立场，开始谴责或告发其他人。」研究在日本的台湾人问题的森宣雄也写道，在「七．七告发」以后，「自认从歧视构造觉醒而站在被歧视者的一方，并将此置换成伦理上的优位性，对他人展开纠正或要求服从的观念性伦理主义的权力行使在蔓延。」243

多次进出「偶蹄之会」的中野正夫回忆，「所谓『歧视』是一个方便的词汇，能使人噤声、让善意的运动者退缩。这个词语也反映出使用该词的一方思考停滞。」例如发出类似「你这是歧视！」的谴责，让自己处于不容质疑的正义位置，进而攻击他人。244

于是，将「我们」设定为「日本人」来进行的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变成了将「日本人」整体视为「加害者」谴责的风潮。当小田实在一九六六年的日美市民会议上提出「被害者＝加害者」论时，加害者与被害者是一体的。小田的逻辑是，士兵因为被国家动员，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而先是成为被害者，之后在侵略的现场又成了加害者。对于在战争中遭受过大坂大空袭的小田而言，被害经验是不可欠缺的要素。

然而，在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后，出现了与此不同的倾向。没有战争被害经验的年轻人们，在书本上学习歷史，往往倾向于抱持「日本人」整体是加害者的认识。

其中一个象徵性的变化，是对于原爆被爆者态度的变化。被爆者，象徵着军国领导者发动的鲁莽战争下的日本的被害者。日本是「唯一的被爆国」这样的说法，也在一九五○年后的和平运动中被频繁地使用。

然而，一九七一年二月的杂志投稿〈对于朝鲜人被爆者的责任〉一文指出，一九七○年末，十四名朝鲜人被爆者主张「因为是身为日本人遭受原爆，因此治疗、补偿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而来到了日本，但日本政府将他们视为「非法入境者」逮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包含『新左翼』在内，许多人过去说的『国际主义』」很明显地沦为空谈。「我们日本大众，对于长崎、广岛的原爆．被爆者问题，在『迈向和平的原点』、『不要再有下一个广岛』式的，屈服于帝国主义与一国社会主义特权官僚权力的核威胁的基调上，草草了结在『对于和平的祈愿』的层次中」，对此，朝鲜人被爆者「不只是对于日本政府，也对于我们日本大众的每一个人都尖锐地提出告发」。245

在这种论调的兴起中，认为广岛与长崎也是作为军需工厂与军港而兴盛，在该地被爆的日本居民也是助长了战争的「加害者」，「唯一的被爆国」这样的说法也是将日本特权化的国族主义，这样的批判逐渐扩散。像小田那样有过战争被害经验的世代，对于全称式地将「日本人」单方面当成「加害者」的论调不能不感到违和。小田在二○○四年，对自己的「被害者＝加害者」论的流行如此写道：246

这虽然是件好事，可是一旦事情开始流行，就会扬起尘埃。有的年轻人不顾我当成立论前提的被害者体验，性急且自以为是地追究着加害者责任。在广岛的和平集会上，年轻人出声打断了终于开了口、结结巴巴地说起自己的被爆经验的年迈女性，盛气凌人地说，「妳的体验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比起这样的事情，问题更在于妳对自己也身为加害者的事实有多少认识」。我感觉就像是自己被他斥责一样，无法直视这个场景。

相较于一九六六年左右在越平联周遭的，期待透过对于「战后民主主义」的检讨使「战后民主主义」得以批判性地再生的过程，一九六九年以后全共斗派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被简化成了单方面的全盘否定。而上述这种被简化的加害者论的扩散，也与其相似。

此外，在年轻人当中也有误读了小田着作的人。一九四八年生的中野正夫，有从社学同参加赤军派的经验，在加入新左翼党派之前时常出入越平联的办公室。他在读了小田的着作后，误以为其论点「是将『加害者』观念性地放大，以凸显『被害者』的自虐式和平论的延续」，于是「马上就放弃阅读了」。中野在二○○八年的着作中，将小田定位成「建立起被害者与加害者的二元论展开论述的和平主义者」的始祖。247在该时代中，以同等程度理解着小田的年轻人似乎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日本人＝加害者」逻辑里，「日本人」要不是批判的对象，就是只能进行「自我否定」并参加歧视问题斗争。一部分认为已经无法再倚赖工人阶级的运动者们，也开始认为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日本人＝加害者」，是敌人。

结合这样的想法与前述的「现代」批判，以及后述的一九七○年以降高涨的武装斗争论而现身的是——东亚反日武装战线。248这个团体在一九七四年为了批判日本企业向亚洲扩张与军需承包，爆破了三菱重工和三井物产等公司大楼，将包含工人阶级在内的「日本人」定位成剥削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的寄生虫」。而且，他们还认为「日本人」侵略了从记纪神话时代开始就已形成「原始共同体」的阿伊奴、沖绳、熊袭、朝鲜、中国等地，而「否定『日本』的反日思想，是原始共产制在崭新次元上革命性复权的思想」，这与「现代」批判的想法相互重合。

这个团体发布于一九七四年的文件《腹腹时计》中这么表述：

1　日帝以长达三十六年的侵略和殖民支配朝鲜为代表，也侵略且支配了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并将阿伊奴．茅斯利、沖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同化与吸收。我们是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子孙，是容许及默认了败战后开始的日帝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与支配，并使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官僚与资本家们再次甦生的帝国主义本国人。……

2　日帝将其「繁荣与成长」的主要来源，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与累累尸骸之上，并且迫使他们遭受更多的掠夺与牺牲。正因如此，帝国主义本国人的我们，才得以安稳地过着「和平、安全且富饶的小市民生活」。……日帝本国的劳动者、市民，是与殖民地人民日常性地持续敌对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出全共斗运动的、或说津村的立论背景的，对于在经济高度成长中出现的「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反感。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团体也源自于全共斗运动的系谱。

然而，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日本的多数人就只能成为敌对的一方或是被批判的对象。可以说，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有其正面的意义，即提出了「战后民主主义」一直以来忽视的少数群体与战争责任问题，但也有其负面的一面，即失去了唿吁日本多数人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