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书的人，是出于什么兴趣而阅读呢？想藉由中文来理解日本的「一九六八」，其关注焦点究竟为何？读者们关注的焦点又是否与撰写本书的笔者一致呢？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笔者首先将阐明撰写本书的意图。当然，本书的主题已经写在内文之中，但为了避免误解，先在此再度说明，对读者也有助益。
本篇序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检讨「一九六八」这个概念；第二部分说明笔者撰写本书的意图；第三部分则是在此基础上思索以中文出版本书的意义。
一开始得先说明，对日本社会而言，「一九六八」这个概念其实是个外来概念。
根据我为撰写本书而调查的时间范围，一九六○年代日本学生运动中，经常使用「七○年安保」一词，而不会用「一九六八」。许多学生运动者见到一九六○年发生大规模抗议《美日安保条约》修订的运动时，皆意识到因美日每十年讨论一次是否延长此条约，因而有些人期待一九七○年废止条约运动将再度兴起，故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使用「七○年安保」一词。
确实，一九六八年日本大学与东京大学爆发学生针对大学当局的抗议运动，并发生街垒封锁的状况。然而一如本书所述，寄望一九六○年反对安保条约修订运动重新兴起的新左翼团体，一开始并不关心大学内的抗议活动。即便一九六八年大学爆发抗议活动，对新左翼团体来说，这些活动不过是迈向一九七○年的准备阶段而已。
「一九六八」这一年分，不仅在日本不具太大意义，在美国也是。从一九六三年华盛顿大游行的公民权运动高峰，到持续至一九七○年代初的反越战运动，许多研究都将之视为「长一九六○年代」（The Long Sixties）。
使「一九六八」这个特定年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西欧，其中特别是法国。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在巴黎则发生五月革命。因此，即便时至今日，欧洲的研究与讨论仍倾向将「一九六八」这个特定年分视为歷史的转捩点。而日本输入此概念，开始更多使用「一九六八」来讨论一九六○年代学生运动，则是从一九九○年代起的事情。
的确，一九六八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一年。前一年人类首次透过人造卫星在全世界同时现场直播电视节目，一九六八年首次公布了地球的照片。随着彩色电视的普及，全世界的人们得以同时见到越战、捷克事件（布拉格之春）、中国文化大革命与巴黎五月革命等色彩鲜明的影像。这种媒体状况的变化，让年轻世代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共同感受，并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一分子。
日本也是如此，学生运动者们意识到头盔的颜色将被彩色电视播出，这点在本书中也当成重要背景来说明。然而，笔者撰写本书的关注点，并不在叙述这种世界共通性或者运动的盛大壮丽。
那么，笔者撰写本书时的关注点究竟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一九六○年代高度经济成长给人们造成何种意识上，特别是政治意识上的变化。为了分析这点，笔者选择当时的学生运动当作素材。
日本的国内生产毛额（GDP）从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三年为止，年均增长达十％。有许多关于此经济成长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和意识的着作，但笔者想理解的，主要还是在政治意识上的变化。
有人指出，一九六○年代以后，先进国家在政治意识上发生了变化。在北美与西欧的研究中认为，一九六○年代因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裕，在意识上也转向重视非物质价值的政治。这里提到的非物质价值，像是性别与族群平等、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重视自我决定权与人权等等。这些研究认为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政治，和过往追求向劳工阶级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截然不同，这些关心的出现即体现此种意识上的变化。
然而，日本的状况却有所不同。一九七○年代以后的日本，确实也兴起了以非物质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运动，但研究指出，一九八○年代起这种运动陷入低潮，或者说人们变得对各种政治事务都不感兴趣。那么，究竟为何日本在一九六○年代以后会发生与北美及欧洲不同的转变？这，即是笔者撰写本书时的关注焦点。
此外，本书也是笔者之前撰写关于日本战争体验与战后民主化研究的延伸。该书以《「民主」与——「爱国」》为题于二○○二年出版，在日本获得了三座奖项#1。
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强烈体认到非民主的国家体制所带来的弊害。知识分子们知道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决定其实有欠思虑，但在言论镇压的恐惧面前，他们选择了沉默。统制经济造成物资流向军需，且导致许多违法行径，不仅军需企业的干部获得不当利益，只追求形式上提高产量的结果也使劣质品大增，即便有人想要检举不法，也因忌惮言论镇压而作罢。当日本战败，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因为这种非民主体制，才导致日本开启战端、战败，更造成许多亲友死亡。因此二战后的日本人企图将日本重建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也是一种爱国心，成为战后日本民主化的原动力。中国大陆较台湾更先翻译出版《「民主」与「爱国」》，或许是因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更关注这样的主题。
一九六○年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修订运动，即标志着这种战后日本爱国心与民主主义结合的高峰。修订条约的主导者是岸信介，他也是日美开战之际的大臣之一。岸信介对开启战端、造成许多日本人死亡负有责任，此时却将警队派往国会，协助过往的敌人美国，强行批准协助美国的条约。此举激起许多人的愤怒，引发日本人丧失民主主义的危机感，也让人担忧将再度回到战败后的贫困时代。许多人即便不了解条约细节，仍基于这样的危机感而参加了抗议运动。这是年轻的学生运动者们已逐渐无法理解的，根植于战争记忆的运动。
而在一九六○年代后半的日本，这种战争记忆逐渐消逝，富裕不断深化。正如本书所述，谁都未能预料到日本学生运动会在这样的时代中再度兴起。而为何会发生此种学生运动，无论是该时代的人们或者参与运动的学生们，皆无法充分理解。
笔者撰写本书时的关注焦点，即是为了釐清此一谜团。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经济高度成长这种社会剧变本身，便是当时学生运动的背景。为了得出结论，笔者活用了大量当时学生运动的纪录与资料，分析经济高度成长对当时人们的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造成何种改变。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文化是本书的素材，而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记录描述运动与年轻人本身。
本书基于这样的关注焦点而写成，引起部分当时日本学生运动者的反弹抗议。或许，这种叙述内容也无法满足部分中文版读者的期待，为了避免误解，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先阐明这一点。
那么，对阅读中文版的读者而言，本书具有何种意义？本书是针对经济高度成长期下日本人的政治意识变化进行分析，其他国家的人们阅读本书有何意义呢？
对于这点，我的想法如下。已经写就的书籍，往往会背叛作者的意图。读者会超越作者的意图从书本中汲取内容。而且，笔者本身亦然，在写完本书后也从另一个角度重新阅读了本书的内容。
笔者是在二○○九年出版本书。二○一一年东日本发生大震灾与海啸，连带发生核电厂事故。之后包含东京在内，日本各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核电运动。当时笔者带着五岁的女儿暂时前往京都避难，之后返回东京，对于出现意料之外的大型反核运动感到惊讶。二○一二年六月至七月，日本国会周边出现以十万人为单位的群众集会，笔者也前往参加运动并记录、分析，也为此撰写论文，收集运动者——们的发言，剪辑当时影像并制作了纪录片。
为何笔者会做这些事情？当然，核电厂事故的冲击与由此产生的危机感是主要原因。但不只如此，笔者藉由过往的着作熟知一九六○年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修订运动与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且对该时代未能留下充分的纪录，以及知识分子未从事纪录的工作感到不满。正因如此，当二○一一年日本爆发大型运动时，笔者才认为对其进行分析与纪录乃是学者们的任务。
之后，从二○一一年起在参加十二个年头的运动过程中，笔者屡屡想起《1968》一书中使用的资料与自己写下的叙述。当运动超乎预期的兴盛之际，此前与运动无缘的人们也加入其中，此时将出现何种创造性的尝试？在运动充满动能时，超出事先计画、预想的成果将以何种形式表现？反之，当运动陷入停滞，又能作出何种发言来维持参加者的参与欲？更重要的是，该让运动以何种形式收场？更进一步思考，当运动走向分裂与衰退时，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以上种种，在笔者书写《1968》时从大量资料中学习，自己做分析与叙述，并在二○一○年代透过自身参与再度进行了确认。
亦即，笔者于二○○九年出版本书，二○一○年代时又以与当初关注焦点不同的角度重温了本书。对于二○二○年代阅读本书中文版的读者而言，也有可能获得这样的体验。此即所谓超越笔者当初撰写本书意图的不同阅读方式，也是书籍超越了作者本身。若非如此，那便没有必要透过翻译，来让原语言（日文）圈外的读者阅读到这本书。
那么，请容笔者在此为序文做个小结。笔者希望读者们不要单纯把「一九六八」视为西欧发明、充满象徵意味的年分，而是去阅读一个社会产生运动的详细内容。笔者在本书中分析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如何带给人们政治意识上的变化，不过中文版的读者无须执着这点。只要从书中记载的运动纪录，或者年轻人们所处社会状况的描述中，汲取自身需要的养分即可。
不过，如果期待从这本书的象徵年分中读到美化年轻人文化或学生运动的内容，那就错了。本书的内容，是透过「一九六八」这个空洞的符号进行一个统整，而非提供某种预期性的公式化故事。书中描述的，是活过那个时代，一个又一个无名之人的经歷。本书是那些人们的愤怒与悲伤、暴力与愚蠢、智慧与勇气的纪录。至于从中可能汲取出什么，这个决定权就交给各位读者了。
二○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小熊英二
#1.译註：分别为第五十七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第三届大佛次郎论坛奖、第二届日本社会学会奖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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