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时代」的感慨因人而异。就像在笔者前着《「民主」与「爱国」》中描写的那样，即使是战争经验，也会因为年龄、阶层、所在地与其他因素而大相迳庭。对于「那个时代」可以说也是如此。

发生第一次早大斗争的一九六六年、全共斗运动发生期的一九六八年、全共斗运动成为定型化流行的一九六九年、炸弹恐怖行动与武装内斗相继发生的一九七一年，在这些时间点，时代及斗争的氛围、学生的风气也都有剧烈的变化。哪一年进入了哪一间大学？是基层运动者还是干部？那间大学是由哪个党派所支配等等，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体验也都有所不同。虽然因此难以一概而论，但是我认为大致上可以描述如下。

在全共斗运动等等当中受伤最深的，恐怕是站在无党派立场上成为全共斗的领导者，之后还不得不面对与党派之间的争执，以及和大学校方之间的高层交涉等等，最后又遭到逮捕或长期拘留，并且还无法好好就业的人们吧。其中一例，就是曾为日大全共斗议长的秋田明大。

秋田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全共斗白皮书》登载的问卷上这么回答。首先，对于「如果重回『那个时代』，还会从事运动吗？」这题，他回答「不会／那太愚蠢了」。「有运动造成的伤害吗？」他回答「变得有名」。关于「现在的收入」，则是作为汽车整备工，年收入约两百万元。「如果小孩参加了学生运动会怎么做？」，他回答「反对」。[84]这的确很像是一九六九年三月遭到逮捕时，身心都变得「支离破碎」的秋田会做出的回答。

相反地，对「那个时代」有着最美好回忆的，恐怕是以下这种人。如果有中核派的游行就戴着中核派的头盔加入队伍，尽情地闹事，一旦情况危急就脱下头盔逃进人行道上的群众里头。偶尔到大学的街垒里露个脸，虽然会对人生的意义争论一番，但最后引入机动队的时候不会在现场。或者像是假学生一样，出入斗争中的大学或越平联的游行，用扩音器发表煽动演说，一旦情况看似有可能遭到逮捕时就逃跑。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应该会留下「那时候很愉快」的印象。

上述是两种极端，基层运动者及党派运动者中应该也有许多抱有痛苦回忆的人，特别是那些不得不参加武装内斗的人更是如此。可以说由于每个人都将各自不同的体验当成「全共斗体验」来诉说，因此过去一直无法看到整体的全貌。

近年来，在部分人当中存在着所谓「一九六八年革命」的论调。[85]这似乎是源自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写下的「一九六八年是与世界体系的内容与本质相关的革命」。[86]根据他的说法，「世界革命」只发生过两次，分别在一八四八年与一九六八年。

华勒斯坦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点上，将其视为「作为歷史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他直言「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实际上哪里都不存在的」「当代的神话」。[87]这样的他，之所以将一九六八年评价为「世界革命」的理由之一，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经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直接面对了校园纷争，并深入探究这个问题，甚至写了一本关于大学改革案的着作。顺便一提，这本是华勒斯坦的着作中最早被翻成日文出版（一九六九年）的着作。[88]

华勒斯坦将一九六八年视为「对于美国霸权各式各样的抵抗运动」，将巴黎的五月革命和捷克事件并列而论，并对于其作为有别于内化体制的「既存左翼」的「反系统运动」，产生出「新社会运动」的这一点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对于文化层面上的变革评价并不怎么高）。[89]然而，先不论对于这个评价的见解，在此，我将从本书的脉络出发，试着应用华勒斯坦的理论进行不同的评价。

从华勒斯坦的理论来说，对于「作为歷史体系的资本主义」而言，全部的生活都倚赖薪水收入的全薪劳动者，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成本过高。因此，在从体系的「中心」推进发展全薪劳动者化的同时，资本主义也为了寻求「周边」的非薪资劳动者以及半薪劳动者而扩张，并从其中获取利益。原本是非洲研究者的华勒斯坦认为，如果考虑到包含第三世界在内的世界劳动人口，全薪劳动者的比例其实远比许多先进国家的论者所想像的还要低。

接着，华勒斯坦指出，「现在的歷史体系，由于过去其逻辑仅有得到部分的贯彻，所以才得以繁荣至今。如果它的逻辑完全开花结果的话，就将会加速系统的崩坏。」[90]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持续发展，全世界的劳动人口都成为全薪劳动者的话，那么「作为歷史体系的资本主义」将会迎来终结。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的「一九六八年」可以说是一场「胜利」。这是因为它排除了构成经济高度成长之阻碍的战后思想逻辑，通过「两阶段转向」促进了朝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又再加上同时并行的农业和自营业的衰退，大幅增加了日本社会的全薪劳动者。

全共斗运动和新左翼运动反抗资本主义和经济高度成长，结果却实现了推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并藉由实现这个任务，带来了华勒斯坦所说的「加速系统崩坏」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一九六八年革命」可以说是一场「胜利」。然而，在法国、美国、西德等各国是否也可以同样地这么说？这还是需要对各个国家的具体研究。

但是，本书并非是对「一九六八年」的评价提出绝对性的回答，而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观点而已。笔者不但不否定有不赞同本书的读者，也欢迎来自别的观点的检证。

作为参考，以笔者所见为限，在此列举出八○年前后以降关于「那个时代」所被论及的各种定位。对于通读本书的读者来说，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些评价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说中了「那个时代」的其中一个层面。（职称皆为「那个时代」以及发言当时的职称）

虽然它什么都没留下来，就这么一下子消散了，但那不仅可以说是冷战崩坏的序曲，可能也与现在的孩子们开始不想读理科有关系，拒绝上学也是一样。在那个时代应该发生了某种文明史上的转变才是。[91]（最首悟，前东大助教共斗，东大助教，一九九五年）

拒绝上学是对压迫孩子的教育的抵抗，可以说是一种「罢工」。就像全共斗一样，绝对不会成为条件式的斗争，当父母或老师权威性地催促他们去上学时，孩子们会在房间或厕所里建立「街垒」展开抵抗。如果强行「解除封锁」，往往最后会引发家庭暴力。我深切地认为，两者之间共通的是，站在弱势立场向巨大权威和权力提出异议的这种模式。[92]（内田良子，前东大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勤务，拒绝上学谘商师，一九九五年）

那个时候，我认为在年轻人中有真正想让日本变得更好的人。他们至少不是利己的。从事那样愚蠢的事情一定会对就业不利。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参与了反对战争等等的行动，这一定是有着为了超越自身利益的事物而行动的意欲。……如果不去搞那些愚蠢的事情，而是进行体制内的改革该有多好。投掷汽油弹也无济于事。因为没有培养后继的人，在八○年代之后，大家都变成利己主义者了。[93]（佐佐淳行，前警视厅警备第一课长，文字工作者，一九九五年）

现在撇开党派的主张而冷静地思考的话，校园斗争并非革命运动，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校园内部，没有道理可以构筑出革命的状态。除了在斗争激化中一时之间的无权力状态以外，校园斗争能获得的是在法律规范内的最大限度改良＝民主化的澈底实现。然而……〔相对于教授会自治，主张学生自治的全共斗也〕直到最后一刻都并未考虑过作为另一个支柱的职员自治。[94]（神津阳，前中大社学同，文字工作者，二○○七年）

由于全共斗有着不具现实基础的特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注定只会失败。……没有未来的展望。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搞的只不过是这样的运动，这让我十分愕然。[95]（桥爪大三郎，前东大全共斗，东工大教授，二○○○年）

虽然大学被称为权力的一方而遭受攻击，但大学并不具有什么权力。因为无法直接对抗国家权力，因此才将其附属组织中势力最弱的大学当作目标。在这点上，我认为学生似乎有点怯懦。让人不禁想说，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直接去跟政府说啊。[96]（加藤一郎，前东大代理校长，东大名誉教授．成城学园长，一九九一年）

结果上来说，他们的目标并未实现，所以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当初的运动只是徒劳，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那样的行动，〔福利制度和污染对策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整备的〕今天这样的社会才得以形成。基于反省那些行动，才制定出了非得这么做不可的措施，并且国民也接受了这些措施。[97]（后藤田正晴，前警察厅长官，自民党国会议员，一九九五年）

我的感觉是，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或许一半是在无意识中，但似乎还是预测到了某种现今社会的变动。现今的社会虽然被称为富裕社会，但还是有着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不好听地说，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我认为，他们虽然或许一半是在无意识中，但对这样的社会即将到来而感到不安。……如果说得漂亮一点，可以说这让人感觉是一种没落的古老理想主义的最后挣扎。在那之后，日本社会已然成为现实主义的社会了。我感觉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他们虽然未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但他们在无意识中害怕的事物确实出现了。[98]（上柳克郎，前京大法学部长．学生部长，京大名誉教授，一九九一年）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九六八年不是『革命的前阶段』，而是战后社会的转型期，世界性地来说，很显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转型期。打个比喻来说，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时，由于板块的扭曲带来的小地震，就是世界性的一九六八年运动。这么说相当简洁清楚。」

「所谓的全共斗只是一种风格。至于为何採取了这种风格？只能说那是因为当时认为这么做是不辩自明的。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意义为何。」[99]（小坂修平，前东大全共斗，评论家，二○○六年与二○○○年）

所谓的「全共斗」，我认为是后知后觉的人们对于在六○年代几乎已经完成的高度技术社会，所表达出来的本能性拒绝意志。在产业界老早就察觉到并推进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年轻人在其最终阶段发起了反叛（这也是如同旅鼠的集体自杀一样的生物学行为）。因为其整体是无体制的，因此就算找了也无法发现。对此，看出其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各党试图从外部施加影响，但最终并未成功。[100]（匿名，前关西大学全共斗，公司职员，一九九四年）

党派的逻辑和我们模煳感受到的不满虽然有些差距，可是只要事情发生过，之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又会再次发生……〔东大全共斗的崛起〕真的很突然。虽然早有耳闻医学部不当处分的问题，但当引入机动队时，之前与党派毫无瓜葛的大家突然一下子加入了党派，之后又很快地退出了。党派的人们应该不知道当时大家为何会如此追随他们，而后却又都离开了吧。最后，简单来说就是孤军奋战。党派的人们只能变得更加激进地斗争。[101]（馆昭，前东大教养学部全共斗派学生，放送教育开发中心助教授，一九九一年）

那个时代的全共斗运动，就算是「○○主义学生同盟」，我也不认为他们信奉着社会主义。他们一定在某个地方说过「我才不懂什么马克思呢——」。[102]（波冈晴彦，前中央大学学生，公司职员，一九九四年）

日本不同于〔一样在六○年代发生过学生反叛的美国及法国等〕成熟民主主义的国家，存在着「古老革命理论的诅咒与束缚」。剥削、串连、扬弃、上层结构、铁锁、唯物、压迫、掠夺、异化、实存、自我否定——这些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误译术语，是将欧语翻译成奇怪汉字惯用语的左翼官僚用语，是应当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具有内在实质的，「已然死灭的言语」。

然而，我们当时无意识地使用了这样的言语。即使如此，在进行包含东大斗争这种大众也加入其中的抗争时，也并未招致破绽。然而，在一般学生从斗争离开后的后退战中，当新左翼各派的「虚张声势」愈演愈烈时，过去使用了被诅咒与束缚的言语而产生的破缝就开始显现出来。……

我们必须使那场六○年代的斗争软着陆，以连结下一场对于权力提出异议的斗争。不应该让赤军派之类的极左幻想践踏六○年代为了深化民主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成果。[103]（三上治，前共产同运动者，评论家，二○○三年）

现在可以确信地说的是，当时的全共斗运动实际上是「思想表达运动」和「Performance」。就连新左翼也都喊着「歼灭！」或「杀掉！」等口号，然而他们并未学习过军事知识、接受过格斗技训练，也没有制作或获取真正的武器。当然也没有任何训练。那些只是喊话和气势，纯粹是精神论。如果是在内部活动的人，很快就能明白这一点。结果，全共斗运动既未攻击军事势力或警察势力的实体，也令人哀伤地未能看清楚真正的敌人，最后只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告终。存在于这之中的，只有在最后关头战场上的娇惯天真而已。[104]（中野正夫，前赤军派成员，出版社退休员工，二○○八年）

为什么那时候学生们如此骚动，现在却变得彷彿被驯服了一样呢？……学生从当事者意识变成了顾客意识。我认为昭和四○年代的纷争，可能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还拥有当事者意识、生产者意识的纷争。那之后，学生完全变成了顾客，由于不是当事者，因此逐渐失去了自己承担起责任并参与其中的态度，变成了只想用最小的努力获取好成绩的消费者。[105]（喜多村和之，前早大生，放送教育开发中心教授，一九九一年）

当我看着〔东大斗争结束后从驹场的教养学部升级进入本乡的学生〕，心想：「啊，东大完全变了。」变得像孩子了。过去全都是些大叔。

……在研究室的会议上，小小声地谈论着摇滚乐的时候，坐在对面的女生说：「我也可以加入这个话题吗？」在东大谈论摇滚乐，这在以前是不会有的。[106]（桥本治，前东京大学非政治性学生，作家，一九八八年）

普通的学生明明没有想要好好唸书的意思，但却突然意识到大学的存在方式有问题。他们批评教授们是靠着学费安逸过活的当权者，是只懂自身专业领域的专业笨蛋，应该要更认真地讲课才对。然而，由于说着这些话的学生们也在尚未了解学习方法的情况下，就沉迷进了初级革命讲座那样的事情中，所以这个世代并没有培育出称得上专业笨蛋的高级学者或学生，而只是出现了相当少数的单纯的专家，与大量没有自己想法的鲁莽之人。他们蔑视通过努力获得知识，而以临机应变的方式生活，加速了大学教育的大众化趋势。[107]（小野民树，前早大文学部学生，出版社主管，二○○四年）

今天，被称为大学生的人数已超过两百万，若以为其中大多数人喜欢唸书、或者认为他们在唸书这件事上特别有能力等等的想法是诡异的，相反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唸书既无兴趣也没有能力，更适合从事休闲产业，这么想比较安全，或至少，比较亲切吧。……学生们即将步入的社会，与过去大量失业的时代不同，已经迎来了完全雇用、甚至是超完全雇用的时代。这时代只要有个人样，再加上一张毕业证书，就一定可以进入某间公司就职。这是「会社全入」的时代。才刚变成这样，学生间的氛围就忽然改变了。当时，我是学习院的教师，所以对氛围的变化感受很深。我注意到氛围起变化，大部分的学生变成了闲暇阶级，大学里开始飘散着像是柏青哥店一样的气氛。我才不是柏青哥店的店员呢！我〔在六九年〕匆忙地辞去学习院的工作，有一半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自负。[108]（清水几太郎，前学习院大学教授，文字工作者，一九七七年）

也有比山本义隆还要低调的全共斗领导者，在斗争之后若无其事地转向，现在悠闲地过活的人。然而，也有一直无法从中抽离出来的人，要我说的话，我认为他们到现在还在做着没有意义的蠢事。有人自杀，也有人为了完全隐藏过去而改名换姓。这些沉重的事情，至今仍然还没有被谈论清楚。[109]（内藤国夫，前《每日新闻》记者，一九八八年）

我身边也有参加学生运动的人，像在阿佐谷也是如此，那些被称为士兵的基层参与者，运动过后一直很迷茫，无法找到固定的正职工作，但那些高层们却全都变了样，进到了好的地方工作。现在想起来，不禁让人觉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最纯粹的士兵们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他们留下的伤痕也残留在女孩们之间。也就是说，在那种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像是想把对方藏起来似地谈着恋爱，但在那之后，有的人逃跑、有的人突然就消失了。[110]（永岛慎二，漫画家，一九九五年）

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人们，我感觉那个〔吉本隆明的「对幻想」论〕也不过只是交了女朋友以后，想要退出运动时的藉口而已。什么叫做「对幻想」？什么叫做「颠倒」#21？想要退出的话，坦白说不就好了？还说出什么要「钻研」，那是在逻辑操作之前的事情。打了一炮并不会了解什么世界的啊。[111]（横山哲也，在新潟高中参加过街垒封锁，练马区役所员，一九九二年）

所谓的全共斗没有代表，每个人都只代表自己……它并非未来永远持续的党那样的东西，出入都是自由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全共斗徽章之类的东西，想来就来……如果想退出，可以自行离开，我们认为的全共斗就是这样子的运动体。……从六八年到六九年，情况对全共斗越来越不利。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还是要用现在的方式继续斗争下去，那就只剩两条路可走。意即，如果持续现在这样（一九六九年一月底）的斗争，要么成为恐怖主义的中心，採用游击战式的恐怖主义，要么创建一个名为全共斗的政党，只有这两种选择。创建全共斗党，这在组织上与我们的想法相悖。……于是我提出了驹场班级罢课委员会的解散宣言，我一个人印制了一百份「战线脱离宣言」在驹场的正门发放，接着某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去山中湖玩了一趟后就退出了运动。[112]（船曳建夫，前东大全共斗，东大教授，一九九八年）

〔全共斗运动〕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这是否意味着无法进行评价呢？虽然存在各种党派，但基本上是自然产生—自然消亡的，没有组织化的先锋或指挥部。可能一开始就是和这些东西合不来的人们为核心成立的吧，但现在回想起来，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113]（早川行雄，高中生时曾参与越平联和三里冢斗争，工会常任书记，一九九四年）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谴责丸山〔真男〕为「现代主义者」，并嘲讽他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世代中，几乎没有论者还维持着过去任何一丝丝的志向与节操。……他〔丸山〕因为战争遭受了深刻的创伤，对引发战争的原因抱持着愤怒展开省思。这种创伤的深刻，是全共斗世代在观念上自以为的那种伤痛根本无法相比的。……全共斗世代始终如一，这样的看法其实也成立。不过是在他们只顺从自己的直觉，始终「娇惯」的心态这个层面上。……我们这个世代并未出现过任何一位得以与他〔丸山〕匹敌的社会科学家。将来恐怕也不会出现。[114]（佐佐木力，前东大理学部反战行动委员会，东大教授，一九九七年）

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尽管人数众多，但在政界和财界都未能产生与其人数相符的顶尖领导者。与培养出柯林顿总统的美国和创造出「绿党」等政治运动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人数众多，他们很快就聚集成了群体。群体随波逐流，加入了多数派。遗憾的是，这个团块以身为选民和年金领取人发挥着影响力。即便当非正式劳动的年轻人增加，社会变成将人用过即丢的社会，他们还是只想要在受惠的条件下独自逃脱。[115]（金子胜，前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庆应大学教授，二○○六年）

六○年代末，我在当时的座标中被称为「右翼秩序派」，身为一般学生对抗着全共斗，并致力于大学变革。全共斗运动在沉醉于批判父辈一代与否定体制之后就终结了，我实在无法原谅他们的不成熟。……现在，团块世代的这一代人正面临退休，但我打从心里想要对他们说，「请好好面对社会的问题吧」。[116]（寺岛实郎，前早大生，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研究所所长兼早大教授，二○○六年）

全共斗式的「反叛」，同时由革命意识以及「即使稍微破坏一些些，社会也不至于完全崩溃」的感觉所支撑着。这是一种以先进国家体系的坚固当成默认的前提，并由其丰饶程度所支撑的反叛。大部分人后来都不得不进入企业等既有的职业场所，因为社会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而一旦进入了企业之后，就会拼命相互竞争，这也是团块世代的特点。……欧美的团块世代，给人即使变成大人以后，还是会在现实社会中持续追求理想的印象。他们在进入既存体系的同时也并未放弃理想，持续追求人权、和平和生态保护。让人感觉到某种成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团块世代、全共斗世代，则给人一种经歷挫折之后抛弃理想，变成大人以后澈底投身商业的强烈印象。[117]（见田宗介，前东大助教，共立女子大教授，二○○四年）

「女性主义」变成流行语、「女性学」诞生、「女性的时代」被大肆宣扬的情况下，我感觉到有些焦躁。我们当初追求的是这样的东西吗？对于一样以生产力主义和能力主义作为前提，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我投以根本性的质疑。不是要成为与男性（社会）同化而捨弃了「女性」的抽象的、一般的「人」，而是想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充满生命力地活着，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亚洲人民建立连结——这种亚洲妇人会议的精神是否多多少少实现了呢？[118]（浦岛悦子，前亚洲妇人会议成员，一九九六年）

我敬爱的上野千鹤子女士。她说「女性解放运动确实地由我们女性主义者所继承着」。真的是这样吗？继承下来的似乎只有表面上的理论。我总觉得，以不羁为命的我的女性解放运动，似乎被那些穿着紧身洋装、透明衣、画着黑脸辣妹妆的年轻女孩们以她们的激进微妙地继承了下来。她们那种从来不寻求男性认可的力量，对世人的眼光视若无睹的不羁，让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过去的身影，有点让人怀念。[119]（田中美津，前「Group．战斗的女人」成员，针灸师，二○○一年）

应该还有很多当时的人们想要表达的不同主张才是。如前述，依据入学年份、就读的大学的情况、在全共斗中的位置、当事者的人格特质与其他因素等等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一九六八年」。本书并非否定「各自的一九六八年」，而仅仅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尽可能包含这一切的观点。

#21.译註：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中的理论用语，吉本认为，自我幻想与共同幻想必然呈现「颠倒」的关系。↺

84.秋田明大〈损害は有名になったこと〉（收录于前揭《全共闘白书》）页二四八—二四九。↺

85.絓前揭（第十四章）《一九六八年》，以及絓秀実《革命的な、あまりに革命的な》（作品社，二○○三年）等等。↺

86.Immanuel Wallerstein《ポスト．アメリカ》（丸山胜译，藤原书店，一九九一年）页一一四。↺

87.Immanuel Wallerstein《新版　史的システムとしての资本主义》（川北稔译，岩波书店，一九九七年）页一五三。↺

88.Immanuel Wallerstein《大学闘争の戦略と戦术》（公文俊平译，日本评论社，一九六九年）。↺

89.Wallerstein前揭《ポスト．アメリカ》页一一四—一四三。引用为页一一八。↺

90.Wallerstein前揭《新版　史的システムとしての资本主义》页一五三。↺

91.NHK取材班前揭（第一章）〈东大全共闘〉页三七三。↺

92.同上论文页三七三—三七四。↺

93.同上论文页三八八—三八九。↺

94.神津前揭《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页一五九—一六○。↺

95.前揭（第十四章）《三岛由纪夫VS东大全共闘——一九六九—二○○○》页二○一—二○二。省略了座谈会中有穿插对话的部分。↺

96.加藤一郎〈东京大学の纷争〉（收录于大崎编着前揭〔第二章〕《「大学纷争」を语る》）页一三五。↺

97.NHK取材班前揭〈东大全共闘〉页三八七。↺

98.奥田、冈本、上柳前揭（第二章）〈京都大学の纷争〉页二二○、二二五。↺

99.小坂前揭（第一章）《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页八八。前揭《三岛由纪夫VS东大全共闘——一九六九—二○○○》页一九五。↺

100.匿名〈亜インテリ大衆の反乱〉（收录于前揭《全共闘白书》）页四九。↺

101.齐藤正〈政府．文部省の対応〉（收录于大崎编着前揭《「大学纷争」を语る》）页一六三—一六四。↺

102.波冈晴彦（笔名）〈机动队をブッ飞ばした感覚〉（收录于前揭《全共闘白书》）页一一八。↺

103.大泉前揭（第八章）《あさま山荘铳撃戦の深层》页二五○—二五一。↺

104.中野前揭（第四章）《ゲバルト时代》页一四九。↺

105.清水司、藤田幸男〈早稲田大学の纷争〉（收录于大崎编着前揭 《「大学纷争」を语る》）页六二。↺

106.北野前揭《プレイバック「东大纷争」》页一九一—一九二。↺

107.小野前揭（第十四章）《六○年代が仆たちをつくった》页一二五—一二六。↺

108.清水几太郎〈安保后の知识人〉（初出《诸君！》一九七七年六月号，收录于《清水几太郎着作集》讲谈社，一九九二—九三年，第十七卷）页三三七—三三八。↺

109.北野前揭《プレイバック「东大纷争」》页二七一。↺

110.永岛慎二〈ひのき舞台で稽古をするような仕事をする〉（收录于前揭〔第一章〕《连合赤军〝狼〞たちの时代》）页二八四。↺

111.横山前揭（第四章）〈ほんとはその程度に働けたら、みんないちばんいいわけでしょ〉页二一七—二一八。↺

112.船曳前揭（第一章）〈《东大闘争》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页四四—四五。↺

113.早川行雄〈社共＋市民派で一つの极を〉（收录于前揭《全共闘白书》）页一○九。↺

114.佐々木力〈民主主义の永久革命者〉（《大航海》第十八号，一九九七年）页九二—九三。↺

115.金子胜〈自分だけ恵まれた条件で逃げるな〉（《朝日新闻》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116.寺岛实郎〈高齢化社会の重要な転换点〉（《朝日新闻》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117.见田宗介〈『成熟した理想』追う好机〉（《朝日新闻》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118.浦岛悦子〈手つかずで残された问い〉（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页一○九。↺

119.田中前揭（第十七章）〈不埒がいのち〉页三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