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末青年们的反叛,也被说成给性道德带来重大变化。然而调查当时的纪录,此论述大多是日后被神话的部分。
美国等地的青年反叛,多与摇滚乐、毒品、性解放运动连成一气,由此推测日本也相同,这种假设也引发了当时年长者的好奇心。例如一九六八年的座谈会上,将「疯癫族」与「全学联」皆评为一种社会风潮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与熟知学生运动实际状况的大野明男有如下的对话[46]:
大宅:前阵子听从美国回来的永井道雄说,美国大学生有很多滥交什么的。这方面怎么样?全学联在性方面如何?
大野:这个嘛,没有这种状况。虽然不再认为性是个禁忌,但还没到实践的地步(笑)。
大宅:不过呀,在学校占领的地方,暂时拿个棉被,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了吗?
大野:所以说,日大这边是男女分房睡的。
这种现象的背后,与一九五○年代起发展成「富裕社会」的美国不同,五○年代到六○年代初期,日本仍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性道德规范尚属严格。举其中一例,以下为内田雅敏小学时期的一段经验[47]:
那是小学六年级时的事情。在远足的时候,前往邻镇海岸目的地的途中下起了大雨,大家飞奔躲入附近的电影院。……全学年大约两百五十个学生突然涌入电影院。……我们进入电影院时正在上映名为《滂沱大雨》的电影,电影中的帅哥演员佐田启二与女演员冈田茉莉子互飙演技。不过总之,那不是给小学生、孩子们看的电影。进电影院不久,很快就出现那种怪怪的场景。……西方电影或许无所谓,但日本电影中出现亲吻等画面,还是让人心跳加速。我感觉自己状况逐渐不太对了,烦恼该怎么面对周遭的同学们。就在这个时候,画面突然中断,电影院内变亮,接着学年主任的老师突然广播说:「很抱歉正放映到一半,不过因为时间不够,接下来将切换到另一部电影。」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突然放心了。……大概是领队的老师们大感慌张,赶紧说服电影院的人员吧。
老师们在性规范上要求严格,而因电影中断而感到「放心」的内田等学生们,也自然把这种规范内化。内田接着又叙述中学时的一段往事[48]:「那是中学三年级运动会的预演。一年级的学生跳民俗舞蹈。……我对男女牵着手跳舞感到吃惊。二、三年级的学生大声叫嚷,多少带着些竟然不让我们也干同样事情的嫉妒感。因为我们的叫嚷导致一年级学生们都停了下来。而正式运动会时则取消了一年级学生的民俗舞蹈。」
如此度过少年期的他们,长大后在异性面前感到紧张,无法自然地与对方交往的人并不在少数。山口文宪如此回忆自己的「初次约会」[49]:
那是我高中一年级时的事情。入学后不久,我就喜欢上了同班的某女同学。为此,我参加了只有在午休时间练习的民俗舞之类的活动(其实根本没兴趣),其实就是不断图个有接近她的时光。
在这种情况下,偶然某个交响乐团来到本市。我只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邀约那个女孩一起去市民会馆听演奏会。
不过我们住的是个小城市,如果出双入对前往那种场所肯定会被谁看到。考虑到这种风险,对我这个成绩与评价都不怎么样的人也就罢了,对品学兼优的她而言,愿意出席这次约会显然鼓足了勇气。
接着果然一如预期,担心的事情变成了事实。她答应后我很开心,结果太早抵达会场,这也是一个失败,加上我穿着制服去,也让事情更不顺利(原本打算穿制服去是为了表现会遵守校规,不会做坏事,想增添一点保障)。开演之前两个人并排坐在空荡荡的会场中,那模样实在非常显眼。等待期间认识的人陆续进场,例如与家长和兄弟一同前来的同学、学长,最后连老师也来了。不过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说话。男生以偷笑的鬼脸走过我们身旁,女生则摆出好像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般的困扰表情,尽快地走向座位。
看演出的期间她不再沉着,开始坐立不安。好像心情不好地低着头,两手紧握卷起的节目单。……大概已经忍受不了这种如坐针毡的状态了吧。邻座的少女抬起脸来,以斥责般的眼神看着我们这边。之后她板起脸孔摆出优等生的表情,似乎要向我确认一般说:
「山口君……我们没做坏事对吧。」
或许地方城市与东京有所差异,但这种性规范并不容易改变。根据一九七二年以女性解放运动者而闻名的田中美津所撰文章,在东京也有「仅是男性来访〔不论有无要发生性行为〕,就把对方赶出公寓的女性」,这是当时一般的风潮[50]。
而大众传媒与年长者则对街垒内的年轻人们投以好奇的眼光,揣测他们是否在里头搞起「自由的性行为」。一九七二年的周刊杂志陈述,「社会上广为流传,说在校园中搭盖起的街垒内,许多男女热中于『解放的性』。」[51]
但青年们却反对这样的叙述,且反而有许多例子强调大家都遵守着性规范。一九六八年,为了参加「如何成为社会运动者」的讲习而入住大学街垒内的女高中生,在当时的手记中写道[52]:「女孩晚上就寝时一定在女孩的团体,气氛上完全不可能出现大人们带着情色本位想像的光景。」
即便如此,大人们的好奇心依旧未曾停止。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周刊Playboy》刊登了一篇名为〈全学联「固守街垒的男女学生」在里头都干些什么?〉的文章,正反映出这种好奇心。文章中访谈了东京都内街垒封锁中的四名大学生,调查在街垒内的学生们从事何种性行为[53]。
但调查结果却不符「大人们」的好奇心。睡在东大安田讲堂的大约一百名学生中有三十名左右的女性,但男学生们说道:「这里的气氛不会让人想要恋爱和做爱啊。〔女性〕要么煮泡面,要么泡咖啡,要么弹钢琴之类的,其他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而约一百五十人占据的日大理工学部中,学生则表示:「原则上女学生晚上十点回去,但也有因讨论较久而留下的状况。遇到这种状况就让她们睡在讲师室,从里面上锁。这么做并无夸张的成分,即便有人认为这是布尔乔亚式的思维方式,但因为这是我们首次进行斗争,所以不想留给任何人可以攻击我们的口实。」
在大约三十人长时间占据的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学生也说,「也有女学生留宿的状况,不过并没有把她们当作性对象。直到现在都没发生特别的问题。」庆应大学日吉校舍内大约有男性三十人、女性十人坚守,男学生答道:「虽然也有把她们当作女人的时候,但同为斗争同志,所以并无逾矩的想法。」调查结果违背了编辑部的期待,报导的最后写道「在他们的『斗争病例表』中并无性交的选项。虽然可能只是在强忍着。」
一九六九年二月《Sunday每日》报导中,把全共斗学生们强调成「现代之子」,并写道他们对于性採取压抑的态度,并且举日大全共斗为例[54]:
街垒中也存在着恋情。但大多数的情况是「一来是女学生属于绝对少数,二来我们把她们称为『全恐龙联』,属于素质上的问题。」(某日大学生表示)街垒中不会产生出恋情,只能在街垒中对在外头的恋人或女友做柏拉图式的思念。但是这些男生相当受欢迎,实际上斗争的女学生也很有魅力。在斗争现场,可以见到她们穿着牛仔裤与微脏的连帽夹克四处奔走的模样。包含斗争同情派的女性在内,平时街垒中也出入一些穿牛仔裤、靴子等衣物,相当帅气的女孩。而街垒中难以发生恋情的真正原因,第一大概是「革命军的纪律」问题吧。在他们封锁的街垒中留宿的场合,一定会给女孩子分配一间禁止男性进入的专用房间。因非常时期的大量动员而必须留宿时,也会出现男女和衣混杂而睡的状况,但并不会发生犯错的事。日本学生的街垒中并无自由性爱。
但此事并不意味这些现代之子是旧定义中的道德家,也不是柏拉图式爱情的信奉者。……说实话,他们是对被称为斗争的这种新体验感到万分着迷。获得自由的他们取得属于自己的城堡、心灵相通的伙伴,加上与机动队对决时神晕目眩的兴奋感——还有比这更刺激的体验吗?异性的事情当然不会萦绕于心。街垒中的男女都以平常朋友的方式交往。
虽说如此,但在斗争中产生情侣,发生性行为的事情似乎也不少见。如第九章提到的,日大艺术学部中也有在街垒中同居的情侣。且上述《周刊Playboy》报导中,东大有人回答「有需要的话外出就行了」,庆大也有人说「在附近的森林就可以与女友见面了」。如果想发生性行为,出街垒去就行,没有必要在众目睽睽的街垒中进行。
法政大学的某女性运动者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杂志採访中表示,「的确,四月的时候我只有回家三天左右。平时都在学校的自治会室或走廊铺上棉被众人混杂着睡。不过这种时候一定穿妥连帽外套与裤子,甚至穿着衬裤才睡。」不过她也承认「大家睡着的时候,有些情侣也会中途消失身影。大概是去校外的旅馆了吧。」[55]
即便如此,警察或「大人们」仍对街垒内的性行为充满臆测。一九六八年四月,警察搜索过法政大学经济学部自治会室后,警视厅公安部某刑警对周刊杂志的採访回应[56]:「女战士似乎相当『自由性爱』啊。毕竟,不久前『现场搜捕』时,法政大学的自治会室铺着几套被褥,据说某套之中睡着男、女学生战士。唉呀,那好像真的是相当『刺激的风景』啊。特别是女学生呢。」
然而,当该周刊杂志记者访问实际前往现场的刑警时,真实状态则是如此[57]:「那天的事情,好像被加油添醋了一番四处流传啊。那天自治会室内确实铺着两套被褥。我进入室内的时候有一位女学生出来。当然房间中不可能有男学生。……伸手一探铺着的棉被,两床都还是温暖的,代表除了刚出去的女生之外还有另一个人曾睡在另一床吧。除此之外都是想像了。」
这类偏见似乎引发众多女学生的抗议。法政大学的某女子运动者在一九六八年的杂志採访中回答,「大人们好像立刻就把我们当成『自由性爱』的人。实在很愚蠢啊。」东京学艺大学的女学生也回答,「警察这种人,实在是很下流啊。既然把我们当成孩子来对待,那就不要来窥探我们混杂着睡下的模样。而且,机动队对我们的那些叫嚣又算什么?喊出的话实在非常猥亵。……下流到我都觉得羞耻,说不出口啊。」[58]
一九六九年秋,参与日比谷高中街垒封锁的高中生座谈会中,也出现「街垒中并未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性行为」的叙述,似乎随着时间演进,街垒中的性行为也未广泛发生[59]。性行为的大量频发,大概是街垒被拆解后,仍感到挫折的学生们走上恋爱或同居而带来的结果。
根据参加弘前大全共斗的植垣康博的说法,街垒拆除后,「同居在全共斗运动者之间迅速流行起来」[60]。曾参与千叶大全共斗的女大学生也记载「本部建筑〔的街垒〕也被撤除,没事可做的时候,在街垒中认识的男女涌现一股风潮,就是即便在租屋处或宿舍发生性解放也无妨,在这样的风潮下发生肉体关系。我也不例外,一次性关系后便怀孕了,之后做了堕胎。」[61]
如同这位女大学生一样,此时期不断有人怀孕与堕胎。运动衰退的七○年代初期,据说一年之中有多达两百万件的堕胎[62]。
此状况的背后,与她们未具备充分避孕常识有关。与学生运动者们有交流的评论家竹中劳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的杂志访谈中,如此评论女性学生运动者[63]:「她们对于性,可以说无知到可怜的程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她们的少年期成长于性道德严厉的时期,并未接受过适当的性教育。因联合赤军事件而声名大噪的永田洋子如此回忆道[64]:
在学校,老师告知我们有关生理期的事,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只把女学生集中起来,说明女性有生理期,初潮来时甚至会以红豆糯米饭加以庆祝,强调绝非该厌恶的事情。之后说明在生理期该如何处理,应该在不让任何人知道的状况下带妥生理用品,俨然带着应当隐藏生理期的态度。至于生理期的机能、生理期与性的关系,则只字未提。中学一年级时也是,生理期被当作是特别的话题,只有在黑板上画生理解剖图说些不着边际的说明,至于生理期与性的关系,或者关于性爱,则一概不提。
仅接受过这般程度性教育的女性运动者如果发生性行为,会不断有人怀孕与堕胎也就不难预期。加上当时能获得正确性知识的书籍也未普遍流通,购买避孕工具也不如今日方便,也没有可泰然购入避孕工具的氛围。上野千鹤子在一九八七年的对谈中如此表述[65]:「全共斗结束,政治的季节过后迎来了性交的季节。结果,无论男女都成双成对,坠入这类的关系中。成双成对后,因为大家都不擅长避孕,所以很快就怀孕了。」
但即便进入性行为日益频繁的七○年代,这个世代的许多人,心中的性道德依旧保守地令人意外。一九七二年三月的《周刊读卖》中刊载的报导,针对四位女性运动者的性意识进行採访,充分展现出她们的「保守性」。
受访的女性运动者承认有主张「通过性来变革自身」的人,也有「在斗争中因深爱的男朋友被女性同志『夺爱』因此离开斗争,或转移派别的人,此外也有仅因发现了很棒的男朋友就『放弃理论』而奔赴对方党派」的案例。但大致上她们的回答都是,「我这个人,在性事上有非常保守的部分」,「想穿着白色嫁衣举办婚礼」云云。最终报导下结论,表示「採访中遇到的这四位,在性事上不过是小女孩罢了。」[66]
这个世代在七○年代成为一夫一妻制「现代家庭」的形塑者,并不令人意外。与文化层面的意识相同,婴儿潮世代从童年内化形成的性意识是「保守」的,因此日本并未如美国的学生运动发生「性解放」直接与学运结合的状况。
然而,就像文化和衣着一样,性意识似乎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根据一九七三年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日本人意识」调查,回答「只要有婚约或相爱,即便发生婚前性行为也无妨」者,多过了回答「不该发生婚前性行为」者,这些女性的受访者多生于一九五○年[67]。
换言之,即便是全共斗运动的参加者,一九六八年是大四生的人(一九四五至四六年生,二十二岁),与是大一生的人(一九四九至五○年生,十八岁),在性意识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是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一九四一年生)等人,则差距便更大。同居的现象从全共斗衰退期开始流行,也与越年轻,性规范就越宽容有关。
这种差距也给青年团体内部带来矛盾。例如联合赤军事件中,山岳基地内的男女里最年长的永田洋子与森垣夫生于一九四五年,二十七岁;最年少者生于一九五五年,十六岁,两者间存在相当的年龄差距。
如第十六章后述,联合赤军中的核心运动者,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大槻节子因为与脱逃成员发生性关系而被永田嫌恶,因此遭到批斗。永田与大槻年龄仅差三岁,但此时期三年的差别就如第一章所述,相当于学生时代是穿立领学生服度过,或者穿牛仔裤度过的差异。此事有可能也反映出永田与大槻在性规范上的落差[68]。
但总而言之,无论在文化上或性事上,这一世代在表面上代表「崭新」,但内心深层却很大部分继承了保守的「传统日本」。即便外表穿着牛仔裤或迷你裙,却很大地保留了光头或妹妹头的少年时代被教导的意识。套用第一章引用的龟和田武的词语,他们绝大多数并非「彻头彻尾的披头四世代」,而是被「桥幸夫与舟木一夫培育的世代」。
46 前揭大宅.大野.草柳.いいだ(第一章)〈全学连一○.二一付近総まくり〉三五页。↺
47 前揭《败戦の年に生まれて》四五—四六页。↺
48 同前书五八页。↺
49 前揭山口《団块ひとりぼっち》一五二—一五三页。↺
50 田中美津《いのちの女たちへ》(初版,田畑书店,一九七二年。新装版现代书馆,二○○一年)新装版二六四页。以下引用自新装版,原文内容与初版无异。↺
51 〈〝革命家のセックスも爱情の结果よ〞〉(《周刊読売》一九七二年年三月一八日号)六一页。↺
52 前揭白川(第一章)〈私は〝闘う全高连〞の少女リーダー〉八九页。↺
53 以下引自〈全学连〝笼城男女学生〞は中で何をしている?〉《周刊プレイボー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号)二六、二七、二八、二九页。↺
54 前揭(第一章)〈大学のニューラジカルズ〉七九—八○页。↺
55 〈暁の手入れと八人の女子学生〉(《周刊新潮》一九六八年五月一一日号)三七页。↺
56 同前报导三六页。↺
57 同前报导三六页。↺
58 同前报导三七、四○页。↺
59 〈高校生座谈会 纷争はぼくらの〝お祭り〞だ〉(《文艺春秋》一九七○年二月号)一九九页。↺
60 植垣康博《兵士たちの连合赤军》(彩流社,初版一九八四年,新装版二○○一年)新装版九七页。以下引用自新装版。↺
61 町野美和〈性解放の名のもとに〉(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一二四页。↺
62 首藤久美子〈优生保护法改悪阻止运动と「中ピ连」〉(收录于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二六六页。↺
63 前揭〈全学连女性闘士二五人の爱情报告〉二○页。↺
64 前揭永田(第一章)《十六の墓标》上卷六六页。↺
65 田中美津.上野千鹤子《美津と千鹤子のこんとんとんからり》(木犀社,一九八七年。増补新版二○○三年)增补新版五八页。以下引用自增补新装版。↺
66 前揭〈〝革命家のセックスも爱情の结果よ〞〉六一、六○、六三页。↺
67 前揭三浦《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二八页。↺
68 上野千鹤子〈女性革命兵士という问题系〉(《现代思想》二○○四年六月号)五七页中提及「永田的性爱观是道德的、保守的……与当时持续发展的性革命状况,可说是时代错误地格格不入。」然而,一九四八年生的上野以自己的观点判断一九四五年生的永田(生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因此比上野大四岁)性爱观,有点忽略年代上的制约。笔者认为,永田的性爱观并非特别保守,至少与她世代的平均值相差不大。而上野所谓的「性革命」应该是指全共斗运动衰退后,亦即一九六九年后半以后的现象。永田在一九七○年以后因非法活动而过着流离于各地下基地的生活,这与全共斗运动衰退后无事可干而透过恋爱与性爱消磨时间的上野不同,永田在物理上、时间上并无享受「性革命」的余裕。例如田中美津回忆,在忙于参与女性解放运动时期(从一九七○年她开始女性解放运动至一九七五年她前往墨西哥为止)「〔除了运动之外]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心情上没有余裕,当时变得很瘦啊。唉,根本不是谈恋爱的时机」,这段话也可作为旁证。(田中美津.加纳穂子.小川てつオ.西池恵美子.神长恒一.小仓虫太郎.ぺぺ长谷川〈だめ连は二一世纪のあたりまえ〉、だめ连编《だめ连宣言!》作品社,一九九九年所収,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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