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庆大不同，早大的学生运动相当兴盛。早大原本是革马派的据点，但六○年代前半，民青的势力进入，之后与一九六五年成立的社青同解放派成为三虎相争的局面。一九六六年一月，革马派掌控第一、第二文学部与商学部，社青同解放派掌控第一、第二政经学部，民青掌控第一法学部与教育学部的自治会。加上各有数十人的社学同与中核派运动者在学，被通称为「学生运动的百货公司」[1]。

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公安调查厅资料，一九六六年当时的早大运动者中，革马派约有二百五十人，社青同解放派约有一百五十人，民青约两百人，加上其他派系合计超过七百人。而斗争最兴盛的时期中，与新左翼党派无关而参与斗争的无党派「运动者」也增加到约二千五百人，约占全体学生的七％[2]。

不同于突发且自发兴起的庆大斗争，早大斗争属于过往运动的延伸。一九六一年，校方为了处理大学生社团教室不足问题，宣布第二学生会馆的建设计画。学生方主张全面自主管理此第二学生会馆，但校方认为学校拥有管理权，为了学生方便只提供部分管理权，双方因而产生对立。校方会如此决定，是担心学生会馆会遭新左翼党派掌控，进而成为他们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五月，学生方针对此问题组成第一次全学共斗会议。之后为众人所知的「全学共斗会议」（全共斗）名称，即以此为开端。

不过，此次「全共斗」与日后有志之士参加的全共斗不同，是各学部自治会、社团协议会、合作社、早稻田祭实行委员会等的联合体。早大过往有各学部自治会联合而成的中央委员会，但于一九五○年反对赤色整肃斗争后遭解散，之后便无中央组织，因此才组成这样的联合组织[3]。

然而，这个一九六三年第一次全共斗会议自然消失，一九六四年五月又重新成立了第二次全学共斗会议。一九六五年二月起第二学馆建设开工，自秋天起共斗会议与校方开始交涉，十一月的团体交涉要求遭校方拒绝，双方讨论始终没有交集。

但在学馆问题上，学生的反应相当迟钝。一位普通学生在日后表示，「学馆有社团教室与共用大厅，在管理上除一部分的学生外，与其他学生并无直接关联。所以关于学馆问题，就像搞不太清楚越战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因此大家并不关心，实际上连参与的方法也不知道。」[4]对学馆问题有所坚持的，大概是如第四章所述，想以学馆为据点并取得权力的各新左翼党派为主。

十二月一日，校本部前出现部分学生静坐，十二月八日举行了说明会（共斗会议被定位成大众团交），大约聚集了三百名学生，校方以「这不是可以冷静对话的气氛」而拒绝出席，气恼的学生在校长室前静坐，三个代表展开了绝食抗议。

校本部前静坐的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十二月九日约有一千人在本部前举行集会，十一日校方与学生代表的团交决裂。约三百个学生要求大众团交，并在凌晨两点半左右冲入大学本部，但三十五分钟后的凌晨三点五分，在校长的判断下请来机动队驱逐学生，并逮捕共斗会议议长大口昭彦[5]。

不过，此时斗争尚无蔓延到全校的气氛。学馆问题不仅无法吸引普通学生的关注，许多报纸更把约三百名学生提出的团交要求，报导为「违法监禁理事」，因此请来机动队是「为了救人而不得已採取的手段」[6]。

然而，十二月二十日，校方在临时评议会上单方面决定调涨学费。在授课费上，文、法科系由五万日圆涨到八万日圆，理工科系由八万日圆涨到十二万日圆，如此一来，法律、文学科系涨幅达六成，理工科系达五成。各学部的入学金全都由三万日圆涨至五万日圆，还要加上设备费，法律、文学科系徵收五万日圆，理工科系徵收七万日圆[7]。

此次学费调涨宣布后，引起各派运动者的激愤。根据民青运动者宫崎学的说法，「三周前刚被机动队殴打的各派运动者们，听到此项通知后，齐声怒吼『该死，大滨〔校长〕这个混蛋，被他小看了！』。」[8]

一九六六年时的早大校长为大滨信泉，以一手总揽权力的保守立场而闻名。还在美军占领期的一九四七年，当时吉田茂内阁尝试制定加强管理私立大学的私学法，在野党与私立大学一致表达反对。但接受国会质询的证人大滨却说「关东私立大学协会虽表示反对，但那只是一部分大学的极少数教授们的意见」，表明支持法案。而反对赤色整肃斗争刚结束不久，公布「新自治会规定」命令早大中央委员会解散的，也是大滨[9]。

早大的大部分教授也反对私学法，因此大滨面临反弹。但一九五四年就任校长的大滨与下属的两位理事垄断会计业务，将反大滨派的理事与有势力的教授赶出大学。此外，出身石垣岛的大滨于一九六五年随行佐藤荣作首相访问沖绳，回到本土后他发表演说指出「沖绳人满足于现状，并不希望回归日本」，结果遭到日本本土的沖绳出身者批评[10]。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全共斗会议改名「全学学馆．学费共斗会议」，推出从二十日起发动全校罢课为目标的方针。但据当时教育学部的运动者称，尽管在学馆斗争受挫下发起了反对学费调涨的罢课，但「预测一月二十四日起许多学生将忙着准备期末考。『运动者』们谁也没预料到，自己提出的罢课竟能突破期末考的障壁，达成如此大规模且长期的斗争。」[11]

校方一开始只把反对学费调涨斗争当作「一部分学生运动者的煽动」。但事态却与此观点大相迳庭，迅速且一发不可收拾地扩大，其中有几项理由。

首先，早大的经营基本上有盈余。一九六五年末，早大的资产一年大约增加十九亿七千万日圆，而借款约二亿六千万日圆。且理事会完全不理会学生或教授公开会计内容的要求，于埼玉县购入约四十万坪的土地[12]。

但有盈余，指的是早大整体的收支。早大文学部的某位教授接受杂志採访时说道[13]：「文化科系的话，现在的五万日圆授课费也仍有盈余呀。」「可是理工收八万日圆就出现严重赤字。」需要实验设备的理工科系的学部，必须灌注大量投资。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周刊杂志指出[14]：「池田内阁的时候，大滨校长也曾积极参与内阁的『打造人才』招牌政策，确实，这几年早稻田的态度有一个特色。废止政经学部的自治行政学科与新闻学科，新设立管理学部，对理工学部进行划时代的扩充……。特别投注心力在耗费资金的理工学部，可说是本次经营困难——授课费调涨的导火线。」

为了经济高度成长而充实理科系，如第一章所述乃当时日本国策，经济界也有迫切期望。废止与实业不太相关的科系，扩充理工学部，依循经济高度成长与政界和财界的需求成为提供人才的大学，乃是早稻田改变编制政策的一环，所以实施本次的学费调涨。

与庆大相同，早大也是片面地公告学费调涨。宣布的时机也与庆大一样，都特意选在寒假学生返乡，以及期末考前夕大家正繁忙的时节。校方之前宣布废止新闻学科，就选在七月没有学生上课的暑假，当时便无事前通知单方面地宣布[15]。校方也未通知教授们学费调涨或会计内容，只有在教授会做说明与散发说明书[16]。

当时私大的理事会由一人专揽经营，早大并非孤例。根据一九六七年二月日本学术会议的「私大教育研究相关调查」，指出许多私大都有如下现象：（一）教师的任免、晋升等由学部长、事务部长、理事等决定，教授会不能做实质的审议；（二）校长、学部长由理事会或校长任命，并无选举制度；（三）关于入学员额、学费等行政问题，既无负担责任也不具备相关知识[17]。

这么多大学都採一人经营，是因经济高度成长下，即便大学巨型化，依旧未能改良小规模「塾」时代的经营体质。庆大的会计也是如此，经济高度成长下急速膨胀的大学，体制改组追不上实际变化。而在早大更麻烦的是，前一年大滨校长还承诺过下一年度的学费不会上涨[18]。

校长打破承诺单方面宣布调涨学费，导致学生大为反弹。早大斗争激化之后，前去造访早大街垒的诗人关根弘写道，「〔即便数度要求团交，〕校长仍旧不愿见学生，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也是让从小学便接受民主主义教育的学生大为不满的原因。」[19]年长的理事会与校长，与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学生之间存在感觉的落差，从此处即可明显看出。

此外，当时还有许多家境清贫的学生，学费调涨直接冲击到他们的生活。某学生接受杂志採访时如此叙述[20]（一九六六年大学刚毕业的平均起薪为二万四千九百日圆）：

我的状况是，四张半榻榻米附两餐的住宿费共一万两千日圆，加上书籍费、零用钱、交通费后共两万日圆。不过新生就辛苦了。法律、文学科系入学时需十七万五千日圆，理工科系过去是二十一万日圆，现在涨到二十七万。而且还有授课费八万日圆（理工科系十二万）对吧。实际上我弟弟今年考上早稻田，如果入学了，每个月最少开销三万日圆。老爸薪水的三分之一都因此花在教育费上。……虽说私立学校学费高，但心中还是会想，这样真的好吗？想读书的人几乎掏光口袋才能学习，现在还想把这样的门缩得更小。我不禁感到愤怒。

根据宫崎学的说法，「连『普通学生』的反应大半也是『如此大幅调升实在太过分了。学弟妹们很可怜。』『别开玩笑了，突然自行决定。』与今天不同，当时早大生中贫困家庭的孩子还不少，对他们而言这是胡乱涨价，决定调涨的程序也显得专断。」[21]一月十八日起，各学部自治会支持全学罢课，二十一日，几乎没有运动者的理工学部也表示赞同，早大启动首次的全校罢课。

他们大多以维护早稻田作为「在野的大学」、「庶民的大学」的传统为诉求，反对普通学生学费调涨。一月二十二日，约三千人聚集于大学本部前举行全学中央总誓师集会，会上某第一政经学部某班级委员的大四生表示[22]：

「我们将在三月毕业，大部分人的工作也都确定了。但这次大学当局片面大幅调涨学费，使早稻田精神濒临危机，我们无法袖手旁观。我们级会讨论的结果，决定毅然进行罢课。我们不愿将来的后辈们净是些有钱的笨蛋或是富家子之流！」

据当时的报导称，全校罢课之所以获得普通学生的支持，是因「体现出学生生活的真实困顿感受，以及对『仅有布尔乔亚子弟能入学』一事的单纯反感。此外，也有些不愿输给去年庆大罢课的心情。」[23]如前所述，普通学生支持罢课方针的原因，牵扯到前述接受民主教育的学生心中感受，及后述对量产型教育的不满，上述报导也反映出这种状况。

在一月二十二日的集会上，骏台预备校的考生代表也演说表达「我们全国六十万考生也衷心祈求早大生斗争的成功」，早大的在学生也拍手欢声道「我们会加油！」「交给我们吧！」加以回应。集会中普通学生提议「为了斗争的胜利，让我们唱《都之西北》吧」，场面于是演变成校歌的大合唱[24]。

以班级为单位的标语牌，也多採用当时漫画与流行歌的谐拟，鲜少左翼色彩[25]。「政经2 J 的诸君，眼下不是旁观的时候。立刻从麻将间、茶店滚出来」、「呀——很贵啊。不只贵内容也很粗糙。#1」（教育2G I）、「学费上涨太惊人／校长错了啊。由衷感到遗憾。#2」（一政2 T）、「一直相信你／结果变成罢课／你的变心让我难过／心中高涨的思慕派出纠察队／学生与平常人一样／发动罢课有什么错。#3」（文化团体联合）。

这些日后被称为「无党派」的普通学生发挥的创意，比起那些总是写左翼用语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更具新鲜感。民青运动者高野孟在一九八四年回忆看到无党派学生所写看板时的感想[26]：

「无党派啊，那些普通学生的自主行动不断出现。当时我看了很激动的，是一个署名『愤怒的豆丁太（或译矮子太）』的立牌看板。那块看板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内容大致是类似早稻田爱校主义之类的，但内容完全没使用『〔左翼〕用语』，以自己的言词，直截地表现愤怒。……那时有两个共产同的家伙双手抱胸站在看板前，苦笑地说『败给他了，这家伙最厉害啊。』」

引发学生行动的更重要原因，便是前述立牌看板形容的「不只贵内容也很粗糙」，对量产型授课为代表的大学的不满。

#1 译註：谐拟漫画《阿松》（或译《小松君》）。↺

#2 译註：谐拟植木等的歌词《遗憾に存じます》。↺

#3 译註：谐拟バーブ佐竹的歌词《女心の呗》。↺

1 前揭大野（第一章）《全学连》一四九页。依笔者管见，目前并无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的研究。↺

2 公安调査庁〈早大纷争〉（收录于前揭〔第五章〕《学园纷争白书（上）》）六○，六六页。另，吉良常男〈戦后最大の大学纷争〉（《自由世界》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一五页中，认为早大的「革马派二百二十名」，二月民青脱离后的「共斗会议运动者约有五百名，核心为社青同、社学同、马学同。」「马学同」同时指革马派与中核派，但在革马派势力强大的早大，中核派人数甚少。虽与公安调查厅的数字有若干差异，但上记数字仍可视为大致正确的数目。↺

3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五一页。↺

4 前揭徳山（第四章）〈私が动けば世の中が一人分动くという実感〉八三页。↺

5 以上经过出自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五二页。↺

6 〈早大闘争の记録〉编集委员会编《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现代书房，一九六六年）一三页。↺

7 〈早大事件にみる教育の不在〉（《世界》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一六六页。↺

8 前揭宫崎（第一章）《突破者》上卷一四二页。↺

9 松浦総三〈大浜総长の黒い周辺〉（《现代の眼》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一三三，一三四页。↺

10 同前报导一三四，一三五页。↺

11 稲垣恵美子〈「一五○日スト」の提起したもの（上）〉（《现代の理论》一九六六年八月号）一一○页。↺

12 〈孝ならんと欲すればストならず〉（《女性自身》一九六六年二月一四日号）三六，三七页。↺

13 〈早大騒动を里で操る意外な主役〉（《周刊现代》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号）一六页。↺

14 同前报导一六页。↺

15 安井俊雄．佐藤観次郎．稲野治兵卫．山野胜．高山武生〈早大騒动とマスコミ〉（《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五九页。↺

16 前揭稲垣〈「一五○日スト」の提起したもの（上）〉一一○页。↺

17 铃木博雄〈何が学生运动に駆り立てるか〉（《自由》一九六八年二月号）五四页。↺

18 前揭〈早大事件にみる教育の不在〉一六六页。↺

19 前揭関根（第二章）〈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一○五页。↺

20 前揭〈孝ならんと欲すればストならず〉三二—三三页。↺

21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二页。↺

22 〈〝庶民の大学〞ワセダの森に〉（《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号）二三页。↺

23 〈早大纷争の教えるもの〉（《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号）五二页。↺

24 前揭〈〝庶民の大学〞ワセダの森に〉二二，二三页。↺

25 同前报导二四页。↺

26 安东仁兵卫．上原俊介．冈留安则．高野孟．宫崎彻．筑紫哲也〈いまだ総括されず〉（收录于筑紫哲也编前揭〔第二章〕《全共闘——それ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九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