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将针对学生运动者们的日常生活与加入动机等，透过手记、调查、回忆录等尝试进行描绘。首先，一九六六年当时身为早大民青派运动者的宫崎学，在一九九六年的着作中如此回忆运动者的日常[50]：
运动者的工作很多。制作街头散发的传单，制作集会、研究会等资料，都很辛苦。要以数千件为单位制作好几种传单、资料，在那个没有复印之类手段的时代，全部都通过誊写版来印刷。字写得好看的家伙负责在誊写版上蜡的纸张上刻字，每天从早到晚拿着铁笔在置于雕刻版上的蜡纸上拼命刻字。
我负责的是招募活动。这是由运动者招募被称为「普通学生」的无党派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或集会，把有能力的家伙拉入民青或共产党之类的活动。
说是招募活动，其实也不可能做什么特别的事情。理所当然地与大量的学生碰面，不过就是口头说明参加示威的意义、成为同盟成员的意义等等。……说是碰面，也不是在咖啡馆或酒馆之类舒适的场所见面，当时的学生多数贫穷，许多人根本没钱上咖啡馆。所以，在空教室或校园长凳上拼命跟对方攀谈。如果遇到对我的说明感兴趣的人，就前往住处拜访，进一步说服对方。
大部分的人都住在三张或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当然没有人拥有电视、电冰箱等电器产品。在那些漏风的房间中，一边啜饮粗茶一边不断进行谈话。
偶尔也会拿出三多利红标（Suntory Whisky RED）或托利斯威士忌（Suntory TORYS Whisky）等，对当时学生而言最高级的酒类来招待对方，大家两手紧紧捧着杯子，很仔细很慎重地品尝。酒在当时就是如此贵重，不久前学生之间流行的「一口气干了」之类的作法，在当年根本不可能。
……带这些学生去参加示威游行也很麻烦。过程大概是先在车站之类的地方集合，接着带他们前往示威会场，为了让这些学生能一眼认出，得带着学友会的大旗等他们。如果遇到没来的家伙，就得打电话到对方住处，要求对方参加。简要来说，就是干着类似团体旅行中陪同领队的工作。……
所谓学生运动者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这种朴实又土气的事情。……而且不只是在早大，也经常前往静冈大学、信州大学、京都大学等地方大学进行招募。
当时的誊写版印刷，是拿铁笔在蜡纸上写字，接着在誊写版上做印刷。在雕刻版上放上厚蜡纸，再以铁笔刻字的作业过程称为「cutting」，之后拿厚蜡纸来印刷的作业过程则称为「sting」。
这些运动者在繁忙的时期，许多时候一个月仅能回家几次。一九六八年左右的学生运动者的一天，今日仍留有当时教育学者的调查纪录[51]：
早上刚过八点就起床。八点半起在校门口发传单大约一个小时。过了九点，用早饭。
十点开始参加学校内的同盟会议，检讨本周的活动方针，决定今日的计画。
午休时间参加自己派别的学生集会，进行鼓动演说。之后立刻前往自治会室出席中执会议。在下午第二节的一年级语言教室，利用开始上课前的十分钟左右，说明羽田斗争的意义，并鼓动演讲唿吁参加二十一日反战游行。
放学后，对一年级K进行招募活动，大约花费一个小时。
晚上八点起再度于自治会室检讨反战游行的实施计画。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左右。
深夜，在自治会室制作唿吁参加示威游行的传单草案，刻誊写版，这段期间不断有来自校外的电话。
凌晨三点半，在自治会室和衣而睡。
熟知当时学生运动状况的评论家，五○年代初期曾为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的大野明男，如此描写六○年代学生运动家的生活[52]：
「成为学生运动者之后，忙碌程度超乎想像。有组织的会议，还得把结论写至直立看板上直到深夜、靠誊写版制作传单。从早上开始发传单，到各班级去唿吁『同学』们参与。在校园内的『群众』集会必须一直坐在最前排。去参加游行时，就算被驱散、遭踢打，也得坚持到最后。接着，结束后还得检讨成果，并开很长的会议准备下次的斗争。回到住处仍须学习『革命』理论。——当然，不太去上课，也无法打工。成绩下滑，经济上也发生困难。进食之类也不定时，所以营养不良。洗澡之类也是次数极少。睡眠不足。总之就是失去健康。……一直过着一点也不潇洒的学生生活。」
条件比新左翼党派学生好，住在自家的民青派前原水协运动者日记中，有如下纪录[53]。顺带一提，共产党认为民青同盟成员未来将成为干部候补生，因此指导他们必须努力学习：
九月十六日，昨天太过忙碌，工作结束不了，最终只好睡在办公室。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在办公室办公，从办公室回来后去派送《平和新闻》。在家吃完午餐，下午一点到四点参加多摩原水协世界大会总结会议的前置会议。四点前往立川公民馆，准备会场。五点半起开始总结会议，到晚上十点半结束。十一点吃晚餐，十一点半从立川站坐电车，到新宿的「曙印刷」送原稿。再从新宿坐往立川的末班电车回到国立市，在办公室准备基地相关事宜。早上九点从国立站前出发，结束后回到办公室是傍晚六点半。回到家中是晚上七点半，之后吃完晚餐，洗澡，现在是晚上九点半。实在是累坏了，没办法读书。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位记者问中核派运动者「有看电影之类的吗？」回答则是「没有空去看」，这在第一章已然提及。过着这种生活，理所当然无法看电影。何况是中层以上的运动者，自不待言几乎没有余裕从事文化性的创造活动。
如第一章所述，运动者大多数不重视穿着，在时间和金钱上都缺乏余裕也是原因之一。住处的房租、给所属新左翼党派的捐款、前往斗争现场的车资、思想学习的书籍费等，只会让活动费不断上升。如果参与活动被双亲得知，从而切断经济支援，那么经济上的余裕就几乎等于零。
一九六八年奈良女子大学四年级生的革马派女学生，接受当时杂志採访时表示[54]：她父亲是前县议员、前商工会议所会长，「以前我是优等生型的女学生」，参与活动被父亲知道后，「虽然逃过断绝父女关系，但因违背父亲的意思，所以每个月不再给生活费。」之后她过的生活就是「与朋友两个人在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共同生活，房租四千日圆每人各付一半。一天的餐费只有两百日圆，化妆品只有用一百日圆的化妆水，一瓶用三个月。从事英文翻译赚到一万五千日圆，扣除生活费后，剩下的全部都充作书籍费。」
50 前揭宫崎（第一章）《突破者》上卷一一九—一二二页。↺
51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七九—二八○页。↺
52 前揭大野（第二章）《全学连》二六八页。↺
53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八○页。↺
54 〈佐世保に行った社长令嬢篠田礼子さんの场合〉（《女性自身》一九六八年一月二九日号）二九，二七，二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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