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新左翼党派而言，大学的定位究竟如何？先说结论，新左翼党派一方面招募大学新鲜人，一方面则以掌控自治会为最优先课题。

最大的原因在于可以运用自治会经费[198]。当时大学的惯例，是由大学当局向全体学生收取学费与代理徵收自治会费。自治会费因大学而异，贵的如神奈川大学一个人收取一千四百日圆，便宜的如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一个人收三百日圆、北海道大学与东京大学等一个人收一百日圆等等。

当某新左翼党派掌控自治会后，即可管理这笔自治会费。在一九六八年的阶段，据称，全国大学约七百五十个自治会中，民青派约掌控三百个；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的三派约七十个；革马派约二十五个，构改派约二十个（其他的自治会或者各派势力在伯仲之间，或者处于中立状态）。当时的报导指出，将隶属学生人数换算成这些自治会的会费，则民青派一年可取得一亿八千万日圆，三派系约一亿日圆，革马派约二千五百万日圆，构改派约三千万日圆。正因如此，各派皆磨刀霍霍要掌控自治会。

这类自治会费似乎也被挪用于各派干部们的生活费。一九六八年七月，某大学教授表示[199]：「我知道几个案例。位于全学联组织中枢的学生们，完全不需烦恼生活。一个月挪三万至五万日圆的自治会费当作自己的个人费用。这是贪污。」

一九六八年大学刚毕业学生的起薪，平均是二万九千日圆。如果一个人可以挪用三万至五万日圆的自治会费，大概就无需烦恼生活。

掌控自治会之后，大学当局会与新左翼党派的干部进行「高层交涉」，有时可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这个作法对双方都有好处。

首先，校方代为徵收自治会费并对自治费被挪用睁只眼闭只眼，作为交换，就把大学内的一些纷争委托特定的新左翼党派处理。新左翼党派方则努力不让校内发生纷争与摩擦，等于接下了大学内部的监视工作。社学同据点的中央大学某学生，在一九六八年的採访中说道[200]：「简单来说，即便是与学生运动完全无关的争吵，社学同干部的朋友之类的学生也会前来排解，大概就是这样。」

也有大学因学校理事长讨厌共产党，为了排斥民青派学生而把自治会交给反日共派新左翼党派。还有些例子是，只要私底下与校方友好的新左翼党派掌控自治会，高层交涉便更容易商定，因此不承认该新左翼党派以外的学生掌管自治会。某前运动者于二○○三年如此回忆道[201]：「发生过无党派的学生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执行部，但大学当局却不愿承认的事情。校方好像说『哪儿冒出的来路不明的家伙，竟然胜选……。』」

早稻田大学曾是革马派的据点校。评论家津村乔如此描述六○年代末早大的状况[202]：

「说起早稻田，众所周知由革马派与民青（＝日本共产党）将『自治会』一分为二，与大学当局勾结来管理学生。校内存在〔大学当局与新左翼党派的〕双重管理体制，特别是党派的权力，带有比校方更赤裸裸的暴力，管束所有自发性活动。学生们经常互相开玩笑说：『变成社会主义后日子大概就是这么难过吧。』大概是憎恶学生具有自发性这点，党派对学生进行澈底管理。无论是多小的行动也会立刻赶来，问是否为『官许』（官方许可，此指革马派许可的活动），否则就要立刻停止。」

在新左翼党派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那些藉「高层交涉」与大学当局勾结，拿自治会费当作个人生活费的干部。早大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在一九九六年评论由社学同掌控自治会的明治大学与中央大学运动者们时，如此回忆道：「明治、中大的学生官僚，根本无需打工……而恐怕是挪用自治费当作生活费，只要存在这种恶质官僚，就会如自民党般与大学当局勾结，一直进行高层交涉。」[203]

对此，中央大学的社学同运动者神津阳在二○○七年的着作中提及，把自治会费「给自治会委员个人补助活动费的说法并非事实」，声称「从自治会来的献金分配给了〔社学同上层组织的〕共产同机构的官僚层充作活动费。」认为荒的指摘有所错误[204]。但，即便神津的主张正确，那只是挪用给中大社学同的运动者或上层组织的共产同运动者之别，新左翼党派挪用自治会费仍是事实。

因此，对新左翼党派而言，掌控自治会乃攸关生死的问题，而为了在选举中胜出似乎也存在一些违法的状况。曾为社学同据点校的中央大学学生天野惠一于一九九四年的着作中如此叙述[205]：

我在一九六六年进入都内（神田）的巨型私立大学（中央大学）。那里日间部的自治会由六○年代共产同派的领导者们居于执牛耳的地位。……

……算得上冒冒失失行动派的我，因为几个班上朋友的邀约，入学后就去窥看首次的「联合自治委员会总会」，该会一直开到深夜。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自治委员中「共产党派」的人数变多，如果照一般状况来举办选举，自治会的势力版图极有可能从「共产同派」优势转为「共产党派」优势（即从委员长到委员等全都由共产党派人员担任，夜间部由「共产党＝代代木」所掌控）。……

深夜，就在人事选举开始之前，数十个挥舞着角材的人袭击守在房间外的团体。同时，房间内执行部派的人们也把几个我不认识的人追打出房间。我本来还在状况外，但见到双方互相叫骂与持续乱斗（当然由靠武装袭击的集团获得完全胜利），我也意识到这是自治会的执行部（共产同）派在以暴力驱逐「代代木」派。武装突袭的似乎是早稻田大学或明治大学等外部人（因遭袭击的集团人们口口声声如此叫喊）。……就在血腥驱逐后，选举开始了（这部分我没亲眼目睹），最终由共产同派大获全胜（理所当然的结果）。

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天野听到殴打民青的共产同派运动者叫喊「有胆就总结六○年安保」时，脑中只浮现「到底是为了总结什么斗争，竟可把这种愚蠢行为正当化」的想法。接着他表示，「这种干法和街头混混打群架没两样。所谓的大学生，除了立志向学，也该与政治、黑道保持距离，我是决心远离政治和黑道，而在东京上大学，这个场面让我很震惊。」

接着，到了隔天早上「发生了更令人惊奇的事态」。社学同的运动者们拿着麦克风散发传单，搞起「『代代木＝民青』为了破坏学生自治而使用暴力。把这些家伙全部赶出校园。」的宣传活动。民青方也展开对抗的活动，但看在普通学生的眼中，这不过是党派之间的争斗，而且社学同一方的活动更有组织。后来自治会终究仍由社学同继续掌控。

天野如此回忆：「果然，大学生与小混混集团有所不同。只有大学生能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从事寡廉鲜耻的政治作为。」「这算是我亲身接触到所谓的新左翼党派，也是我的初次体验，这种实际情况让我感到十分幻灭。」「亲眼、亲耳见证他们领导者的主张——诸如必须打倒等同于特权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乃『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专政』、透过『公社』（commune）确立学生自治权——等等之后，我打从心底觉得『可怕』。他们的脑袋究竟是什么迴路？他们说的话根本无法取信于人，这点他们自己应该最清楚吧。」

不过，进一步让天野幻灭的是民青的态度。最初天野同情民青，但「见到在身边转的『代代木』派人们，发现他们对『托洛斯基分子』的憎恶之深，到了只要自身力量够大也会使用暴力将对方粉碎的地步，这种态度也让我感到诧异。」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长期累积下来的憎恶，性质是相同的。而将这种共产党传统体质外在化的，就是共产同。」

即便新左翼党派干部们发起反学费调涨的大学斗争，但实际上似乎也存在事先早与具诚意的大学当局进行过「高层交涉」的案例。天野如此写道[206]：

……对于面不改色施行诈术的新左翼党派领导层而言，在大众团体交涉（编註：日文简称为「大众团交」）之前先与当局高层进行「高层交涉」，再把此先行交易当作之后团体交涉的结论，这样的政治操作简直是轻而易举（有些人物甚至让人觉得他陶醉于这种诈欺名人的状态）。由于大学里的教授会、职员中有许多共产党派的人，惧怕共产党可能控制全校的理事会高层人士产生袒护「反代代木」的心情——当然也只能袒护到某种程度——这也被共产同领导层巧妙利用于与「代代木」的竞争上。即便主流派党派对学生会馆里的「代代木派」或少数派「反代代木党派」成员进行恐攻，大学也都倾向睁只眼闭只眼（也有那种一听到恐攻就双眼放光的家伙）。

另一方面，前述中央大学社学同的神津阳在一九九五年反驳天野，主张天野所说的社学同进行非法选举一事，并无真实凭据。他表示[207]：「身为遭天野侮辱的前中大共产同成员之一，我打算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如果是在以前，就要对他武斗了。」

关于大学内的党派争斗，当时人们的证词或回忆出入的不少，许多仍旧真相不明。然而，即便无法判断天野目击的中大非法选举是否为事实，但从上述神津的言词亦可看出：当时在中央大学内，只要有人表现出违逆社学同意志的言语、行动，立刻就会被当作「武斗」的对象。可以说，神津在无意间吐露了这种实际状况。

除了这类暴力手段之外，为了掌控自治会也用上其他各式各样的方式。当时许多大学在选修外语课程上将学生分班，由这些班级选出班级委员，再由他们选出代议员，接着在代议员大会上选出自治会委员长等职。

据一九六六年身在革马派据点校早大的学生所言，革马派使用了如下手段[208]：「当革马派得知哪个班级不打算选自家派系的人成为委员时，就不会〔从自治会〕派出选管〔选举管理委员〕。对于这些自主选出委员的班级，便以『没有我们选管监选故不予承认』为由，继续由前一年的委员担任。如此便可维持自身权力，独裁式地掌控自治会。」

根据小坂修平的回忆，认真思考「革命」，「认为承担革命者非党派莫属的人会加入党派」，在这层意义上，加入新左翼党派的人应大多是比常人更认真的人。然而「现在的党派一旦夺得权力，就会变得比现在［当时的日本］更可怕，即便未深入党派，这也变成了一种普通常识。」[209]

新左翼党派在大学中的权利，除了自治会费之外，还有学园祭与合作社。

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在二○○八年的着作中指出[210]：「每年（春秋）两次的大学祭资金，筹备费用大约以一千万日圆为单位，此资金与办理演讲会、活动的门票收入，以及大量店铺等的收益分别计算。在早稻田或庆应等有名私立大学，光是发行学园祭传单，就可从毕业学长姊与附近商店街获得大量广告费。光是以传单代替入场费让到场者购入，据说就能获得数千万日圆的利润。」这些利益也可能被掌控自治会与学园祭执行委员会的党派挪用。

此外荒岱介还如此说明：「大学合作社是由学生自由出资而成立。出资金额不过一个人数千日圆，但每年春天整体都可增资数千万日圆。」「而且合作社还有一项好处，就是在学生生活上必须的学生食堂、教科书、大学品牌商品等部分，在经营、贩售上几乎都享垄断状态。」「即便只由五十人左右经营的合作社，每年的销售额都不低于数十亿吧。」如第七章后述，一九六七年明治大学爆发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时，共产同的学生会（自治会）常在高层交涉中向校方妥协，其原因是「此时期一部分的共产同领导者们正任职明治大学合作社的理事或职员。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权。」[211]

而正如在本书后段也将说明的，学生会馆的管理权是由校方或学生（自治会）掌控，屡屡成为大学斗争的焦点。这一点严重关系到新左翼党派是否能把学生会馆当作据点来使用，这是个重大的好处，但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理由，荒指出[212]：

一般而言，在自治会处于执牛耳地位的党派，会优先分配学生会馆的隔间（房间）给自家派系的社团，而在分配学生会馆房间给普通学生经营的社团时，就会提出某些条件。……

从结论而言，那是一种互相勾结（give and take）的利益供给，〔新左翼党派与大学勾结一气时〕将大学当局也卷入其中的利权结构。只要协助自治会（选出代议员、自治委员），作为交换，就能保证给予社团补助款。此外，对于自治会制定方针的政治斗争，社团成员若能接受动员，作为交换也能保障在学生会馆拥有社团用教室。在学园祭如协助销售传单，作为交换便可以举办活动，或在设置摊位时获得场地上的优待。新左翼也这么搞，自民党也这么干，如此一来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一九九○年停刊的某周刊杂志曾报导，「每年到了五月，没什么干劲的学生运动者就会出现在三里冢〔成田机场反对运动之地〕」，对此有读者坦承，仅仅为了取得社团补助款与续用社团教室，新生们就被派去参加新左翼党派的列队，这样的实情，大家知道吗？

到了二○○○年左右，由大学代理徵收自治会费的习惯，以及以方便行事的方式提供合作社建筑物空间等做法，终于告终。荒岱介指出，因此「明治大学的学生运动与合作社运动走向毁灭。早稻田的自治会不受承认与早稻田祭的中止，法政大学自治会不受承认等状况，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荒指出「最末期的学生自治会运动，说是变成金钱（自治会费）、场地（学生会馆）、垄断式权益（学园祭）与让自己获得空降职位（大学合作社）等利权的场域也无妨。」[213]

荒的证词或许有过于片面之嫌，不过作为当时新左翼党派干部等级运动者的证词，仍有一听的价值。近年来，法政等大学不再便宜行事地提供新左翼党派资源，也有无党派的运动者提出批评，指出大学当局对他们的压抑乃侵害人权，但这个问题与本章主旨无关，此处暂不讨论。

在六○年代时，荒所描述的利权结构尚在持续形成的过程中。在此状态下的新左翼党派财政，除了自治会费与合作社等等之外，也从街头及知识分子处募集款项。许多运动新鲜人都会上街头去募款。

日后以成为全共斗世代的代表性和歌作家而闻名的道浦母都子，其和歌集《无援的抒情》中收录了一首和歌[214]：「也曾消失在／领导的酒钱里／即便知晓／仍扯嗓募款」。如这首和歌所表达般，底层运动者收集而来的募捐款项，成为干部们酒钱或娱乐费的状况并不少见。而如前所述，此时许多底层运动者日常只能以「长形软面包与葱」充饥。

在民青的场合，比起自治会费与募款，活动费更多来自机关报《赤旗》的销售与党员的上缴款项，但交给中央与交给地方的活动费存在金额上的差异。一九六七年时担任东京民青本部中央常任委员的川上彻，回忆宗邦洋这位自九州来东京的运动者造访民青本部的模样[215]：

民青的发展获得全国性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底层的〕工会专职工作者们，由他们流血流汗的奋斗所支持。县与地区被称为「活动费」的薪资极低，而且经常无法正常发放。

开门而入的宗邦洋表情有点僵硬。

「搞什么，这是！你们正在喝酒啊！」

满口九州腔。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让我们「胸口一紧」。甚至有人无意识地站了起来。

当晚包含常任委员在内，十几位本部的勤务员正开办「宴会」。因为达成全国性的扩张目标，所以举行了「慰劳会」。这个时期只要有什么藉口，偶尔就举行这种「宴会」。……

稍微被炒热的气氛因为一位男子突然出现而重归安静。那位男子究竟为何发怒，我瞬间理解箇中意义。

「一路以来底层（组织）多么辛苦地在干，你们这些家伙懂吗！」……

「『中央』就如此腐败吗？眼下尚未成功的地方同志都还在拼命干啊！」

「竟然吃着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男人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在现场的我多少有些后知后觉，但确实如此想着。

所谓的新左翼党派，也是大学这种小型场域的「自民党」。他们在校内政治与自治会选举上拼了命与其他新左翼党派展开争夺，其实不只是单纯面子上的问题而已。

198 以下自治会费的状况引自前揭毎日新闻社编《ゲバ棒と青春》二○七，二○八页。↺

199 宗左近〈腐食しやすい木材〉（《周刊読书人》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号）。↺

200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七页。↺

201 前揭茜．柴田（第一章）《全共闘》七○页。↺

202 津村乔〈全共闘経験における『身体性の政治』〉（前揭〔第三章〕《全共闘．解体と现在》）五九页。↺

203 荒岱介〈正义の実现をめざしてきた〉（荒ほか前揭〔第三章〕《全共闘三○年》）一七页。↺

204 神津阳《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彩流社，二○○七年）二二四页。↺

205 以下天野的引用出自前揭天野（第二章）《「无ノンセクト党派」という党派性》八一—八三页。↺

206 同前书八七—八八页。↺

207 神津阳〈戦后五○年．今こそ反体制运动を问う〉（前揭《全共闘三○年》）七六页。↺

208 徳山晴子〈私が动けば世の中が一人分动くという実感〉（前揭《全共闘からリブへ》）八四页。↺

209 前揭小坂《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八七—八八页。↺

210 前揭荒（第三章）《新左翼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一一九—一二○页。↺

211 同前书一二一页。↺

212 同前书一二七—一二九页。↺

213 同前书一三一—一三二页。↺

214 道浦母都子《无援の抒情》（初版雁书馆，一九八○年。岩波现代文库版，二○○○年）文库版六页。以下此书引用出自文库版。↺

215 川上彻〈民青本部における新日和见事件〉（川上．大洼前揭〔第二章〕《素描．一九六○年代》）三○三—三○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