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青掌控的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从四月起即批评医学部全学斗「完全站在校园民主化的对立面」[287]。之后民青也用「校园民主化」批评东大全共斗，因此全共斗为反击，最终也倾向批评「自治会民主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

不过从东大斗争前期的文宣品来看，可以见到支持全学斗或全共斗的学生、研究生们也把此斗争当作大学民主化的抗争。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会六月十八日的声明即批评「校方一直拒绝任何形式的对话，并且维持封建、不民主的医学部与医局体制」。[288]七月三日，工学研究所斗争委员会提出的诉求也主张，在斗争中的自我变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原则」[289]。

东大斗争也举行自主讲座，七月十日全学斗自主讲座局的「第一回自主讲座」的介绍上，以「社会经济中的大学」为企画主题，一方面批评「产学合作路线」，一方面主张「应保障学生学习的自由，作为自身权利，有必要参与大学经营。」[290]这就是一种「大学民主化」的要求。

这种倾向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尚可见到。八月五日的东大医学部基础与医院联合实行委员会之手册上如此叙述[291]：「我们必须认识到，今日我国的大学已经来到必须从明治时代官僚机构蜕变为民主式经营机构的歷史转换期。那是因为一路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学生、年轻官僚中已积蓄了民主化的能量，而且已接近引爆点了。」

此外，构改派系的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于九月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也主张他们「正在思考东大整体能如何转变为民主主义的国民性格。」[292]九月十二日，国文学科研究生同志的手册上也提及「课程编排时让大学生参加」、「有关新聘教授的人事，应听取研究生的意见」，揭示学生参与的更具体民主化要求[293]。

一九六八年秋季之后的东大全共斗，因民青主张设置让学生、研究生、职员等参与大学经营的协议会，全共斗为与之对抗，反对设置协议会或参与大学经营等，拒绝被嵌入大学的管理体制内。但如上述言论，从七月到九月，东大全共斗也存在要求「参与大学经营」的部分。

普通学生希望参与的倾向则更明显。法学部也于六月二十日举行约五百名法学部学生参加的抗议引入机动队游行，六月二十六日的学生大会上，决议展开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三日的限时罢课。当决定罢课后，法学部的某学生如此谈论道[294]：

「罢课之所以能够通过，在于这不仅是单纯抗议引入机动队的罢课，也包含了我们深切希望民主化的要求。上课是用麦克风的量产型授课，学生无法全数都进入小组讨论课。即便进去了，也是数十人为单位，很难有机会与教授对话。法学部五年制〔因两年的专业课程并不足够所以检讨要延长〕的问题也对我们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当事者却被放在最偏远的地方，仅凭教授会操控一切……。」

此处对大学经营「要求民主化」相当明显。他们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天之骄子」，初期的东大全共斗可见的「大学民主化」主张，可说也反映出他们世代的普遍感性。

同时，一些新左翼党派认为，若要使东大斗争不侷限在东大内部的「个别改良主义」，就必须把高度提升至打倒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这类的主张此时已然出现。六月二十八日校长会见，隔天二十九日社学同东大支部散发内容为「确认大众团交路线破产、无限期罢课↓重新占领钟楼并与帝国主义权力对决吧！！」的传单[295]。

传单中主张，「大众团交路线是在个别大学框架内解决＝改良主义、经济主义挂帅＝败北路线」，「大众团交路线＝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其引入警方、以惩处作为攻击，是在隐蔽日帝对东南亚的侵略与反革命制约下国内重整的一环。」而「我们必须以废除充当劳动力商品生产工厂的帝国主义大学为目标，将斗争朝此方向发展。同时必须意识到，这必须透过废除以资本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模式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来实现。」

此传单又批评社青同解放派与革马派採取的「大众团交路线」，「我们倡议，需持续全面展开对这种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党派的抗争，把重新占领钟楼当作与帝国主义国家权力的对决。」如此，新左翼党派与普通学生意识脱节的过激化倾向与党派斗争，此时早已出现。最终东大全共斗就在新左翼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激进。

七月十六日，东大全共斗举行代表会议，确认并公告「七项诉求」[296]：

一、完全撤销医学部的不当惩处。

二、对引入机动队进行自我批评，撤销引入声明。

三、承认青医联为协约团体。

四、完全撤销文学部的不当惩处。

五、停止一切对调查的协助。

六、不可惩处自一月二十九日以来本次事件的相关人事物。

七、以上内容须于大众团交场合以文字确认，并要求负责人引咎辞职。

其中第四项的「完全撤销文学部的不当惩处」，是指一九六七年十月与教授对话时某学生抓住教授领带，之后该学生遭停学惩处的事件[297]。可推测此项应採纳自掌控文学部自治会的革马派主张。至于社学同反对的「大众团交」，大概也因其他新左翼党派的要求而加以採纳。

然而，所有的诉求都是针对大学内的具体问题，并未纳入「革命」或「七○年安保」。而东大全共斗在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提倡之「自我否定」、「大学解体」、「现代理性主义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批判」等诉求，在这七项中当然也不存在，而在七月至八月的东大全共斗的传单中也几乎难以见到。

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本克己在东大全共斗激进化的一九六八年底如此写道[298]：「学生们在原初起点提出之要求……与革命并无什么关联。一切都起于其诉求遭拒。」东大工学部都市工学科助教授川上秀光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之后如此叙述[299]：

「确认七月十六日全共斗代表会议开出的七项诉求后，并未见到此会议的会议记录，也未见到显示『七项诉求的革命意义』的理论建构过程资料。我不得不如此判断：七项诉求是此时期学生方对Event的要求，通过共斗会议派的各学部、各新左翼党派，企图寻求一个平衡，并做一种偶发式的汇整。」

川上亦认为当时全共斗提出的传单中，七项诉求是「在当前局面下的具体目标」，「共斗会议本身并未预料到七项诉求的『斗争』会跨过年底，变成长期性的事件。」若占领安田讲堂仅预设进行到「暑假结束」，那么川上的想法确实相当精准。

学生的反应也几乎相仿。身为教养学部的学生且参加全共斗的船曳建夫，如此回忆得知七项诉求时的印象[300]：「详细阅读的话，这全都是大学内的问题，勉强都可以谈判。」「完全撤销文学部惩处一项，原本就是画蛇添足，我认为有可能遭到搁置。」「我认为，这是把文学部的惩处趁机一起打包加入，企图同时解决。」

简要而言，「七项诉求」罗列了与校方有交涉可能的大学内部要求。想法歧异的各新左翼党派与无党派杂牌军组成之全共斗，难以系统性地提出诉求，只能停留在罗列诉求的程度。

虽说如此，前文引用的传单中可见「不能把『斗争』限定在完全撤销惩处等等」、「无以名状的」欲求等，并无法在这些诉求中获得表现。如后所述，一九六八年秋天以降的东大全共斗，企图将这些欲求以七项诉求中没有的「自我否定」、「大学解体」等词汇加以表现，并苦于此时状态与七项诉求之间的落差。

另一方面，民青派的自治会中央委员会于六月二十三日的大会上，暂且先决定了诉求方针。其内容为：（一）声讨引入机动队；（二）撤销医学部惩处；（三）当局应回应大众团交；（四）医学部教授会须回应大众团交撤销惩处，承认学生实习医师的要求；（五）丰川、上田辞职；（六）反对占领钟楼[301]。

之后的八月三十日，民青派自治会中央委员会提出「四项诉求」[302]：

一、校长、评议会针对引入机动队进行自我批评。釐清事实经过与责任所在。保证绝不再引入机动队。

二、撤销医学部的不当惩处，对一月以降的斗争不进行惩处。

三、校长、评议会须回应大众团交，回应后必须辞职。

四、成立反映全校意见的协议机构。

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民青与东大全共斗针对「七项诉求」与「四项诉求」孰优孰劣进行争执。民青方指责七项诉求全都是实际要求，而包含设置协议会进行组织性改革的四项诉求才更优越。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方则反驳，协议会等只是把学生嵌入大学的管理中。

只是，在七月时说七项诉求是罗列实际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事实。且在七月时，全共斗内部一部分人也要求参与大学经营。另一方面，民青在六月时也未要求设置协议会，而且四项诉求的内容也屡屡更改。在民青方编纂的《迈向东大变革的战斗》中，指出这种更改是因「各团体间的调整与经过斗争发展之后，逐渐变得丰富。」[303]

然而，无论民青或全共斗，在要求大学进行民主经营这点上，最初是共通的。在这层意义上，东大斗争也是始于民主化斗争。然而，在民青与全共斗对立逐渐激化之中，东大全共斗也渐渐朝向批评「民主主义」的方向。

七月十一日，东大进入暑假。为了打破放假时学生不到校导致斗争冷却的惯例，东大全共斗把每周二设定为「返校日」，在安田讲堂内外举行集会[304]。

一部分的学生移居安田讲堂，在讲堂也邀请新左翼党派的理论领导者，以及受学生与新左翼党派欢迎的讲师举行演讲。七月底，利用讲堂屋顶的扩音器开设了「钟楼广播局」[305]。安田讲堂内的会议室成为各新左翼党派与全学斗等的讨论室。校长室与事务局长室等「高级房间」，则成为各派据点。各学部与学科的斗争委员会也都分配到房间[306]。在那个少有空调设备的年代，拥有完整冷气设施的安田讲堂，称得上是个舒适的场地。

山本义隆日后如此叙述[307]：「封锁讲堂后才第一次知道，那地方实在是非常方便啊。在此之前，各学部的自治会室分散于各学部的校舍，光是要联络就大费周章。不过，当我们在安田讲堂中给各学部分配〔斗争委员会的〕房间后，随时都可刷地一声集合开会，实在非常有效率。」

长期以来，安田讲堂一直是东大权威的象徵。大河内校长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安田讲堂，过往每个学生都脱帽通过，更没想过在讲堂前举行集会。在东大原本是神圣的场所。」但全共斗则宣言，「我们否定权威的象徵，为了使其归属全体学生，我们解放了安田讲堂。钟楼成为由街垒守护的解放区，重生为所有战斗同学的据点」，并将名称改为「一九六八年解放讲堂」[308]。

安田讲堂也被用于东大以外人士的集会场所。八月六日「全都高中生反战集会」、八月十三日「反战反安保劳工、市民、学生连带集会」、九月七日「医学联大会」等都将讲堂作为活动会场[309]。而在街垒内的生活，则与其他大学斗争相同，获得解放感与对话的机会。内藤国夫如此记录道[310]：

东大本乡校区有件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至今为止没有学生会馆。因为学生们并未要求一个能自由聚集、闲聊、加深连带感的场所。在如此前提下，一旦占领、封锁安田讲堂，开始自主管理后，随时可以使用豪华的会议室，举行唱片欣赏会、瞎聊天、各处学生都跑来合宿集训。在大厅接连举办电影欣赏会、演讲、讨论会。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也无须盖章。只要空间空着，皆可任意、随时使用。……

此外还建立了支援讲堂封锁，用以监视机动队是否前来的帐棚村。由工学部都市工学科研究生为核心的团队，借用刚好长在讲堂前广场的大树，搭起了十二顶登山用帐棚。因为是普通学生聚集的场所，所以命名为「无党派帐棚村」。一匹迷路而来的红毛小狗成为这里的主人，学生们轮班夜宿，他们或者弹吉他，或者读书，或者发起激烈讨论。学生们开始「享受」东大斗争。超越学部、学科，忘记年龄，在互相讨论中，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说起来，进大学之后，我们有经歷过如此充实又紧张，而且又欢乐的日子吗？」

此时也有原本靠各种休闲娱乐来散心的学生，从斗争中找到真正喜悦的例子[311]。原本每天过着打麻将、泡咖啡馆与开车兜风日子的某「花花公子」医学部无党派运动者即有如此叙述：「与游戏人间的驹场时代相较，现在的生活远远更加充实。我已不再与过去玩伴往来，也没打麻将的兴致。」「现在我是以殉教者的心情参加东大斗争。」

根据当时的报导，「无党派帐棚村」最初肇始于占领安田讲堂翌日有人搭起两座帐棚，以此为契机发展而来。据八月上旬的报导称，帐棚村的立牌看板上写着「从帐棚村开始打造新大学」，还伴随「我们热烈支持在遵守和平与民主主义原则下，清白正确地解放钟楼与封锁本部」的口号[312]。由此可知，此时的东大斗争果然带着民主化斗争的特性。

东大全共斗的组织型态，也是另一种独特之处。全斗联成立时起，便承认有意战斗的团体或个人可自由参加，东大全共斗也继承了此做法。

因此东大全共斗既无规约也无纲领，也没有会员登记。依照农学部助教也是助教共斗成员的村尾行一说法，「各人参加『共斗会议』的资格，就在于下定决心『战斗吧！』」「因为是没有纲领与规约的组织，本人『认为』『我是全共斗』，就是『加入』的唯一条件。」[313]

而行动的参加型态也是如此，为了实现七项诉求，每个人以自己想干的方式去做即可。因此根据村尾的说法，「只做『发传单』、『写立牌看板』的参加方式，或者不参加集会仅参与之后的游行，类似这样的行动模式经常可见。」[314]这也可说是继承全斗联七月一日发出的传单，即「只要方向一致，行动多样也无妨」的内容[315]。

又，东大全共斗没有执行部，仅有「代表会议」与「事务局会议」[316]。学科与学部的斗争委员会、各新左翼党派、同志团体的「代表」都可自由参加「代表会议」。会议不设议长，也不採取多数决原则，而採用讨论至全体意见一致的做法。

代表会议并无参加资格的规定，无论几名代表出席都没关系。换言之，「只要认为『我是代表』，谁都可参加，进而一个组织不论有几个『代表』，也都可以参加。」据说在此处，新左翼党派的代表也有控制减少党派式发言的惯例。

同时，「事务局会议」是在后述八月十一日校方发出告示以后，为因应事态而立即编成的组织。代表会议上，决议的形成无论如何都很迟缓。因此在事务局会议上改为集合各新左翼党派与青医联、全共斗的代表，针对紧急的实务方针做出合议。

对于东大全共斗的这种形式，村尾如此叙述：「这样的东西究竟称得上组织吗？与其说是组织，不如说是运动形体，或者说就是运动本身，来得更恰当。」根据村尾的说法，全共斗是「课题追求型的运动形体」，「抱有必须达成课题的人组成共斗组织，就是全共斗。」而且「他们恐怕是这个国家诞生的第一批独立自我觉醒、追求极限理性的自觉个体所聚集而成的集团。」[317]

实际上这种存在方式，与一九六五年组成的越平联几乎相同。因此村尾把东大全共斗形容为「这个国家诞生的第一批」的运动形体，多少有些不正确，但与有纲领、有本部、有党员资格，党员遵从上级指令的共产党和新左翼党派形成对照，则是不争的事实。

全共斗派学生的桥爪大三郎日后如此叙述[318]：

要说全共斗的思考方法，可说只要把共产党的组织型态全部颠覆过来，打造出来的就是全共斗思想。共产党或新左翼的组织型态，就是有〔最下层的〕基层组织，有委员会，接着有中央委员会，把高层决定的事传达给下层。……全共斗则相反，几乎没有由中央决定传达给下层的事情。

如果以为有共产党、先锋什么的，只要自己为此尽力就能做出点成绩，其实根本没这回事，有的只是背叛与分裂的歷史。新先锋的「革马」、「中核」什么的组织又如何？大家都认为他们大同小异。

那么这里有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即便败给现实也无妨吗？但，我们不可能败给现实。我们心中既有我们的价值观也有信念，所以更该透过某种形式，以社会运动实现。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自我负责，尽可能地干，我认为以这种信念组织起来的团体，就是全共斗。这是完全自由的个人，个别、零散地聚集一起，什么时候不干了回家，也无妨。感觉就是，只要说出「我是全共斗」，就成了全共斗。

桥爪的这段话诉说了当时的学生厌恶共产党或新左翼党派的组织型态，进而摸索能担保个人自由的运动模式。可说此处也反映出绝对服从上层命令的组织型态，并不适用于战后出生的新世代。

如前所述，七月二十九日仿效研究生全斗联的全学助教共斗会议（助教共斗）成立[319]。助教共斗的原则也类似东大全共斗。前全学联委员长且为助教共斗成员的盐川喜信如此叙述[320]：「助教共斗当然没有明文规定的规约，成立当时的共识有如下几点：第一，仅依靠个人自主的意志参加。第二，不设立指挥部，所有的问题都付诸全员讨论。第三，当自主参加的意愿低落，无法聚集人数，也不会反过来把继续维持组织当作目标。」

这样的全共斗，因也能反映由下而上的意志、想法，故被视为一个双向沟通的场域。前述的记者座谈会上，对于东大全共斗提出的传单或立牌看板被评价成对抗大众传媒的微媒体，有如下叙述[321]：「我认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可说就是一种反媒体，或者该说是对抗式的媒体，换言之，他们在既存的媒体，特别是大众传媒的网络中，主张非法的自我。因此没有必要成为组织，或许可说成为『全共斗』有其必然性。」

尽管如此，东大全共斗并非从最初便採用这种原则。助教共斗的盐川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的论文中提及，「全共斗组织的『不定型性』，在六月十七日以降致力于全校罢课的斗争中，起到支持斗争扩大的作用，这点不容忽视」，「这并非事先根据『组织论』打造出来的团体，而是全校的这种状况，打造出这样的运动。」[322]换言之，引入机动队后，因运动情势上升而聚集了许多学生，即便不筹设固定的组织，而容许多样的参加型态，运动仍旧可以成立。当斗争后期东大全共斗的支持趋于低落后，便难以维持此种状态。这点将于后文说明。

而又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的原则在全斗联成立时即已萌芽。如盐川也提及的，那并非组成东大全共斗时刻意为之，而是当以全斗联为核心组成全共斗时自然继受，而其结果又符合当时学生们的志向与想法，因此说它是半自动定型下来的，应颇为适切。

更进一步来说，东大全共斗的特徵，也包含东大独特条件而形成的部分。第一，东大是民青的重要据点，在七月时几乎所有的自治会都被民青掌控。因此才会打造忽略自治会，团体或个人能任意加盟组织的全共斗。

第二，东大新左翼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东大的新左翼党派有革马派、社学同、社学同ML派（之后改名学生解放战线）、社青同解放派、构改派等，而且各新左翼党派也加入全共斗。指挥游行时，他们的知识经常派上用场，东大全共斗也带有新左翼党派联盟再加上无党派运动者的色彩。

如第十三章所述，一九六九年各地大学组成的全共斗即便诉求参加全凭个人自由，但不少场合仍是由特定新左翼党派掌控指挥部。然而在东大并无占绝对优势的新左翼党派，这也让无党派运动者获得发言权，能进行更有弹性的学生运动。

助教共斗的盐川，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表示，「可以说，并没有任何一个新左翼党派可将东大整体置于自身掌控之下，加上新左翼党派之间相互牵制，所以造成『无党派激进派』可以挤进运动核心的结果。」[323]此外，暑假期间各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忙于自家派系的全学联大会而不在安田讲堂，这也有助无党派运动者掌握主导权[324]。

无党派运动者进入核心位置，造成一种把讨厌新左翼党派的学生拉进东大全共斗的效果。文学部革马派运动者铃木贞美如此叙述[325]：

「全共斗运动至少在前半部，那种由反管理、反权力的心情引导的学生反叛，我认为是最适合的形式。在那里集合、行动的大量学生们，在政治思想上并非左翼分子，再怎么说，直到之前，他们还是被新闻工作者视为『无气力、无关心、无感动』的学生们。」「反日共派各派反覆着拮抗、复杂对立、合作共斗。因此，为了把校内统整成一个斗争机构，让无党派激进派的学生、研究生〔山本义隆〕成为『议长』乃是必要的，因此减缓了对新左翼党派的反感，而成为集结大量学生的要因。」

第三，东大全共斗以研究生为核心。东大全共斗就是由研究生的全斗联发展组织而成，围绕着安田讲堂的无党派帐棚村主力，也是都市工学科等的研究生。根据当时的报导，暑假时「无党派的研究生成为核心，轮流担任『讲堂看守人』，代替那些去休闲、旅行、四处游玩的大学生，或忙于『全学联』大会的各新左翼党派运动者。」[326]

无党派研究生成为核心一事，在前述东大全共斗的特徵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说是无党派，但全斗联与助教共斗的研究生和助教中，也有参加六○年安保斗争或大管法斗争者，也有投入新左翼党派运动经验者，无论斗争经验或理论素养皆相当丰富，因此才能阻止新左翼党派掌控东大全共斗。

在许多大学斗争中，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具备超过普通学生的理论与斗争经验，因此才能掌握主导权。但经验丰富的东大全共斗研究生和助教在议论时甚至可以胜过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东大全共斗不具固定的指挥部，根据代表会议採取合议制等，讨论这些特徵时，若不提及无党派核心的研究生与助教，将无从谈起。

所谓的东大全共斗，是偶然的形势，加上东大特殊条件，形成的独特的运动形体。因此，东大全共斗的形式，不能说是所有全共斗运动的特徵，而且不具东大般条件的大学也不可能实现。

在日大，因自治会变成仅是「举办活动的单位」，使得日大有志之士与东大相同，聚集组成全共斗。但日大几乎没有老手运动者这点，与东大有所不同。因此，日大全共斗有作为实务指挥部的议长与书记长，无法形成东大全共斗那般无定型的运动形体。

此外，日大全共斗在斗争后期遭到新左翼党派侵蚀，但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运动者核心集团，较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更有经验，因此能够避免新左翼党派的影响。

第十五章说明的越平联也是自由参加的不定型运动形体，其核心成员是前共产党员等拥有丰富经验者，因此不容许新左翼党派的侵蚀。无论东大全共斗或越平联，之所以能呈现这种特徵，其干部班底皆非运动外行人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但盐川指出，这种无党派激进派为主的组织原理，当运动进入低潮期时将有难以为继的倾向，在医学部全学斗处于孤立状态的六月十七日之前，「政治党派能恒常举行活动、对持续斗争的强大决心、对组织活动的经验与技术，都是支持斗争的主要因素，这不容置疑。」据他称，「因新闻界对无党派激进派的宣传，导致全共斗运动中无党派扮演的角色有遭夸大之嫌。」[327]

如桥爪大三郎所述，若全共斗是「完全自由的个人，个别、零散地聚集一起，什么时候不干了回家也无妨」的运动形体，那么虽然在运动高昂期可聚集人潮，但在低潮期则显然比不上有组织的新左翼党派持久。如第九章所述，日大全共斗的桥本克彦回忆说「全共斗方式的组织法」是「进攻的时候非常强大，但防守时则弱点百出」，在东大全共斗上也发生同样的状况，此部分将于后文说明。

此外，东大全共斗并非整个时期都由无党派激进派领导。表面上，在群众讨论的代表会议上决定方针，由新左翼党派及其他代表聚集的事务局会议决定将该方针具体化的战术，但至斗争中期为止，许多时候事务局会议都会变更斗争方针[328]。

原因之一是东大全共斗不得不借助新左翼党派的力量。东大全共斗于八月六日封锁学生部位于山上会议所的暂时办公室[329]。接着秋天以后，打出全校封锁方针，渐次进行占领，而彼时的实际执行部队便是新左翼党派。因此，没有实际执行部队的无党派，发言权也必然低落。

在这层意义上，东大全共斗组成后，与其说暂时是不定型的运动形体，不如说带有新左翼党派联合加上无党派调停的色彩。一九六八年底以后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点将于第十一章后述。而被推举为此东大全共斗「议长」的，便是物理学部博士班课程三年级生的无党派运动者山本义隆。

据内藤国夫称，他在十月初询问学生们，东大全共斗有无代表人？得到如下回答：「因为是新左翼党派的杂牌军，所以一直没能决定代表啊。因为如果是个已参加某新左翼党派的家伙，他就不会听其他党派所说的话。」「这么说来，若改来个无党派的，那又变成这个人没有背景，所以无力压制新左翼党派的朋党。」「大致来说，我们不需要代表。原本我们的抗争就是在挑战阶级制度，所以在运动中还打造出新的阶级秩序，不是很奇怪嘛。」内藤接着问，那么有任何人担任汇整意见的角色吗？学生们便介绍了山本[330]。

关于山本义隆有各式各样的传说。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山本，六○年安保斗争时为大一新生，有传言说，安保斗争后在共产同分裂的六○年代前半，山本是小支派之一「Sect No.6」的运动者[331]。不过，实际上他以无党派运动者的身分参加各种运动，一九六二年反对大学管理法案斗争时，他在安田讲堂前搭起帐棚，抗议惩处参与斗争的学生，六○年代后半作为「东大反越战会议」成员，参加越平联的集会等[332]。

虽说如此，山本并非与他人拉帮结派的类型。因此，根据最首悟的说法，「大管法斗争时，山本义隆被视为有如无政府主义者般的一匹孤狼，偶尔现身，写下措辞激烈的传单。只是，他撰写的次数太少，赶不上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们很火大地给他下了『这人缺乏恒定性』的评价。」[333]山本在物理学部的专业是粒子理论，前往京都大学基础物理学研究所做「国内留学」，并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教授手下钻研研究，但当他听到六月十七日机动队进入安田讲堂的新闻后，即返回东大[334]。

之后山本连日投入到运动，过着每晚在安田讲堂留宿的生活。他热心活动的模样，瘦长身躯让人联想到青年修行僧的斯多葛式外貌，加上明晰且激烈的鼓动演说为他带来周围的人望，接着以全斗联代表的身分成为事务局会议的成员。而且，他本人表示「为什么我得做这种事情呢？因为没新左翼党派出来做，党派发生争执的时候，我才变得重要啊。」这段发言也展现出他对地位无欲无求的程度[335]。

《世界》杂志的总编辑吉野源三郎与山本私交甚笃。吉野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在〈山本君想说的事情〉一文中，如此书写山本的性格[336]：

山本君与我的家人成为朋友，已经超过三年。三年前，当我为高中生的女儿寻找能教导她数学的人时，在中村诚太郎教授的介绍下，接受这份打工的人，正是在研究所学习物理的山本君。……

身为家教的山本君，完全不会去做一些投机取巧的行为，让我们觉得他有多热心、多努力。偶尔我稍加窥探，或者妻子送红茶过去，经常看到山本君让女儿拼命做算数，自己却躺在沙发上午睡。……虽然是这种教学态度，但等他醒来进行教学后，女儿总是惊叹于这位老师解题方式的卓越，以及讲解的明晰。他称不上沉默寡言，但也绝不多话，没有社会上要求的那种和蔼可亲，多少给人一些怪人的印象，但稍加接触后，即可知道是个率直、不加矫饰的人。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非常俊美的笑颜。「这是个无垢的人啊」，我经常如此对妻子说。

人格无垢，不过身上穿着却远非如此。鞋子骯脏到让人觉得到底几年没擦过的程度，而且都踩烂了。穿着陈旧的衬衫与西装外套，就像挂在他瘦高的身子上似的。自去年大学斗争变忙之后，好像连鬍子也没时间刮。不过在我看来，与在银座见到的身穿高级西装的中年男人们，那种屡屡可见的人类贪婪与不纯洁相较，山本君反而让我感到一股洁净感。妻子与孩子们也能理解山本君的好，大家都对他抱有好感。

山本的这种性格，与教授们的权威姿态或新左翼党派运动者野心毕露的态度相较，不难想像给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们留下良好印象。而且，身为优秀的研究生且将来教授地位也获得保障的山本竟参加斗争，让人们非常感动。日后最首悟如此描述山本[337]：

「那家伙总而言之就是个非常能干的男人，大家都相当尊敬他，对他另眼相待。如果继续求学，应该可以撑起东大理论物理研究的一片天，对于这个男人，不只是我们，连教授们也这么认为。这样的人投身斗争，等同于放弃自己的将来。这给大家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山本挺身而出，所以才能说『这不是〔新左翼党派等〕职业革命家领导的学生运动。』」

为何山本会参加东大斗争？山本在商业杂志上撰写斗争相关论文，是在一九六八年秋天以后。彼时「自我否定」、「大学解体」、「民主主义批判」等已成为东大全共斗内的成套用语，山本也依着这些用语书写文章。然而截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左右的东大全共斗传单中，几乎找不到这类主张。因此，很难在山本的着作中看出一九六八年六月他加入斗争的动机。

根据吉野源三郎的说法，在「东大纷争的初期左右」，山本曾有过如下表示：「在战后保守政权下发展起来的教育官僚管理体系，依序把小学、中学、高中纳入管理下，时至今日更致力于把大学也纳入控制下。」「文部省官僚的这种意图，具体化为所谓的大学管理法的草案后，赤裸裸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虽然很幸运地他们此举遭到阻止，但作为代价，国立大学的校长们必须与文部省约定『自行约束』。」而「东大医学部的学生惩处，与大河内校长面对学生要求时的态度，就是这种『自行约束』。」[338]

这样的山本，不难想像会把医学部惩处问题与引入机动队视为文部省与保守政权不断把大学纳入管理下的徵兆。而他应该也能预料到，自己继续自身研究的话，他本身也会站到管理学生的教授立场上。

又如前述，反对大管法斗争时，软禁当时茅诚司校长进行团交的学生们（今井澄也在其中）遭到惩处，对此山本即在安田讲堂前搭起帐棚抗议。而他与今井也有些缘分，参加过医学部社学同派运动者的毕业典礼及入学典礼斗争，山本在其自述中提及，见到发布春见事件惩处告示那天，还是让他想起学生遭惩处的「六年前大管法斗争的最终阶段」。此外，听闻六月十五日医学部全学斗的安田讲堂占领与引入机动队的新闻而由京大返回东大时，他为自己埋首研究，对毕业典礼、入学典礼斗争中一同战斗的「医学部全学斗诸君不加理睬，让他们孤军奋战的罪行深感羞愧。」[339]

从上述资料推测，山本之所以参加东大斗争，大概是因为把斗争视为大管法抗议活动的延长，加上对医学部全学斗运动者们的伙伴意识。而身为研究者却放弃将来而参与斗争，他的态度也象徵着东大全共斗的口号「自我否定」。如此，山本也成为东大全共斗的象徵符号。

同时，面对大学斗争频发而感到棘手不已的文部省，开始检讨设立特别法。据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朝日新闻》称，其内容为：（一）当大学混乱超过一定基准时，将「停止」教育机能；（二）「停止」期间，将视学生为休学，影响升级、毕业；（三）「重启」授课时，必须统一大学当局、教职员、学生的意见；学生的意见统合採全校投票等多数决方式[340]。此构想于隔年大学立法时获得实现。

此方案明显打算从对升级、毕业感到不安的学生着手。当时纷争中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共斗会议议长即担忧「该法案若通过，学生大概就无法保持镇静了。即便通过罢课权，也会有人不遵守，罢课拉长时间后也会出现『已经够了，停止吧』的声音。」[341]

东大全共斗也对此抱持危机意识。暑假期间许多学生返乡，留守安田讲堂者不过三十人左右，集会也只能出席四十到五十人。「无党派帐棚村」由大约二十个人以三天轮班一次夜宿的方式，勉强维持[342]。

据八月造访安田讲堂的记者称，留守「无党派帐棚村」的人共有八名，记者由在安田讲堂边读漫画和杂志边负责看门的学生带入讲堂内，但因白天许多学生外出打工，讲堂内几乎没有人[343]。日大街垒在暑假期间人数骤减，东大也呈现同样状态。

然而，东大的普通学生对事态仍抱着乐观的态度。某文学部大二生在杂志採访中表示「不知道占领钟楼是好是坏」，接着如此说道[344]：「关于文部省考量的法律，其看待学生的方式相当低劣，他们从『运动者只不过是自我中心式地拖住其他学生伙伴求学的脚步』的观点出发，大多数的学生都对这种愚蠢的见解很反弹。」

在此状况下，八月十日校方公布收拾事态的「告示」[345]。其内容包括将撤回医学部惩处并重新审查，而且承认引入机动队「反而导致事态更为升级，造成混乱」。且公布告示的同时，丰川医学部长与上田院长皆提出辞呈。

此外，此告示也诉求解除占领安田讲堂与罢课，指责全共斗「使用非法暴力」是「不适合校园的、非理性的行径。」这份告示也邮寄至返乡中的学生老家，通告「如上所述，校方已决定最终方针。」

此告示被称为「八．一○告示」，对校方而言乃最大限度的让步。六月二十八日的校长会见上，虽已表示关于医学部惩处若有人申请重审，即受理重新审查，而此告示则宣布即便未提出申请也将进行二度调查。在学部长会议上，医学部、理学部、文学部长认为应当守住校长会见时宣布的底线，不该让步，对此告示提出激烈反对[346]。

此外，医科研、生产技研、宇宙航空研等研究所提倡「不可向学生暴力屈服」的强硬论调，但暑假结束后旋即得面临考试的教养学部则希望能尽早解决，其他如经济学部、教育学部、药学部等也有同样状况，对校方让步展现积极态度，加上中间派的法学部、农学部、工学部后，决定公布这份告示[347]。

评论家大野明男如此叙述[348]：「社会上对八．一○告示的评价是『校方的重大让步』。除了对问题核心的医学部惩处提出『重新审查』，还更换了惩处负责人的丰川、上田二人，『大致而言学生已经获胜，在此状况下收拾事态应属合理』，这是良心派的想法，也是大众传媒的论调。」若就此宣布「胜利宣言」结束斗争，大概也是一种处理方法。

然而，东大全共斗、民青与大多数的普通学生皆对此告示表示不满。因为内容不但无视东大全共斗的七项诉求、忽略民青派中央委员会决议，而且也在未与学生方沟通的状况下，校方单方面地决定「最终方针」还邮寄给学生，这种手法，引起学生反弹。此种告示方法，也展现出大学高层首脑完全不理解学生究竟对大学哪方面的态度感到愤怒。

某同情民青的研究生针对八．一○告示表示，「不让我们参与，在别的地方决定『最终方针』并打算『重新调查』，显示大学的体质没有丝毫改善。」[349]助教共斗对八．一○告示更是严厉批评，认为「混合着卑屈与傲慢，企图分裂学生，这是丝毫没有道德感的大学当局展现出来的统治者意识。见不到可称得上实质性让步的部分，这种态度，只是欺瞒式的让步罢了。」[350]

而根据当时的《读卖新闻》记者座谈会，告示的草案阶段时，原本有对六月十五日引入机动队表示「大学方面深自反省」的文字，但在大河内校长的反对下删除[351]。大概是因为引入机动队乃大河内的个人决定，如果告示中提及「深自反省」，他的自尊不允许之故。

许多普通学生则认为大学反应迟缓。某一年级学生在十一月的座谈会上如此表示[352]：「如果三月毕业典礼期间就举行六月时的大众会见，在会见后就发出八月的告示，罢课早就已经完全结束了呀。」

东大全共斗立即制作〈我们对大学当局「最终方针」的态度〉并邮寄给全校学生。文中阐述，八．一○告示是「对我们一直以来一贯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大众团交，清楚拒绝的回答」，并企图「把『普通学生』与『部分过激学生』切开，使后者孤立」，因此唿吁全校学生「立刻回京！」「罢考九月的考试，为全校筑起街垒、罢课而奋起！」[353]

站在东大全共斗的角度，拒绝大众团交的校方强行打出「最终决定」，就是在展现权威主义，而全共斗希望避免被「普通学生」孤立。而「全校筑起街垒、罢课」一事，早在七月二日二度占领安田讲堂时即有部分参与者提出[354]，这份唿吁则显示此时成为东大全共斗的全体方针。

全校总誓师集会预定于九月三日举行，不过，在此之前先于八月二十二日于驹场举行了全校集会。即便暑假结束，全校人数最多的教养学部仍继续无限期罢课，因为他们认为是否罢考关系到斗争的胜负。据内藤国夫称，「驻守在安田讲堂的研究生与助教大举前往驹场，进行招募，积极参加讨论集会，尽全力散发传单，本乡校区一时间几乎成为空城。」[355]

同时，校方依照「八．一○告示」这条底线开始收拾事态。在医学部，丰川部长与上田院长辞职，小林隆继任医学部长。小林部长表现愿与学生团交的态度，发言中也暗示将完全撤销惩处[356]。

学生也出现唿应的举动。八月二十二日，医学部一百一十八名学生独立宣言罢课终结。医师国家考试将于十月举行，这段期间中，他们必须在九月通过毕业考才能应考。小林学部长公告，希望参加毕业考的人可于九月二日之前进行申请[357]。因为担心延毕或留级，以四年级为首的学生的立场先动摇了，这是大学斗争的固定法则，十二月以后此现象扩散到东大全校，而首先发生于医学部。

不过此时对东大全共斗的支持并未减弱太多。医学部学生全部共有五百二十人，宣言罢课终结一派仅占全体的两成左右。即便立场理应明显动摇的大四生，申请接受毕业考的人，在预定毕业的一百零七人中也只有四十五人提出申请[358]。

九月九日举行的毕业考试呈现出某种异常的状态。害怕全共斗妨碍考试的医学部教授会，将参加考试的四十五人以六至七人分为一组，分别在秘密会场接受考试。且为了不使秘密洩漏，也不告诉受试者场地，在前一天才以电话联系翌日集合地点，之后以计程车将考生载往会场。某受试者透露，「那是场令人厌恶的考试啊。……我虽然是接受考试的那一派，但至今仍对教授会的态度感到不满。」[359]

参加考试的学生心情相当复杂。据当时报导称，参加毕业考试者，也有觉得自己配合不了全共斗方针者，也有因经济状况不允许而不得已参加考试者[360]。某位受试学生接受周刊杂志採访时表示：「不可能总是啃老啊。想早些毕业，获取医师资格。家境不富裕的人，这种心情特别强烈。」

对此，接受同一周刊採访的今井澄如此说道：「那是自我中心、明哲保身啦。说经济上有困难，受试派中许多人的家境都比罢课派来得富裕呀。」

某位受试生也在同一杂志的採访中如此说道：「无论是继续罢课派或受试派，大约都有十个核心人物。他们确实有不同想法，但我不认为其他人的想法有太大差异。要么家中有状况，要么希望贯彻当初意志直到最后的感情，就以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把双方分类。然而分类之后，彼此间却出现重大鸿沟。」这样的说法应该相当贴近当时的现实。

理所当然地，东大全共斗对医学部的行动发出反弹。八月二十四日，医学部全学斗与小林学部长接触，约定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针对重新举行毕业考进行对话。不过当晚医学部发出公告，接受希望参加毕业考的人提出受试申请[361]。

东大全共斗对这样的做法感到震怒。且三天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四三青医联举行班会，对于希望参加毕业考的决议以四十五对三十票加以否决，对此感到不满的希望参加考试派因而退场[362]。四三青医联就此分裂，留下的强硬派中，社学同的影响力颇大，这也造成民青派运动者离开青医联。

预定与小林医学部长会见的二十八日当天，由全共斗举办的「全校总誓师集会」在安田讲堂前集合，下午一点戴头盔的约二百名全共斗学生前往医学部本馆，在大讲堂静坐等候小林学部长。然而到了下午五点多仍不见学部长现身，学生们遂封锁医学部本馆。当天，据说小林学部长原本打算遵守约定，但其他学部长认为一旦「大众团交」常例化，将给日后行政带来困扰，因而制止小林学部长[363]。

当天傍晚六点半，小林学部长举行记者会，表示「今天我表现的优柔寡断，实在非常不妥。我自我反省后，觉得当时还是应当依照约定前往与学生见面。」此时一百多名全共斗的学生现身，将学部长带往讲堂软禁，强迫展开团交[364]。

根据此次团交的录音带记录，学生们批评：在对话之前就通告重启毕业考乃违反约定。医学部斗争的领导者今井澄更进一步做出如下发言，强迫学部长停办毕业考[365]：

老师呀，你知道老师们干的事情在学生之间造成了多大的鸿沟吗？而且，你知道那道鸿沟是什么吗？

那〔宣布停止罢课的〕一百一十八人，最后就是图个自己能早日拿到医师执照，尽可能在像东大医院这种设备好、有好医师的地方实习，自己想早日成为赚大钱的医师，或者成为有名望的医师，他们那一票就是这种人啊。在这之前，我们〔交流谈话〕也搞到晚上十点了对吧，他们说的话，就都是那种内容啊。至于什么人民的医疗啊，为了国民的医疗啊，或者健保之类的，一句话也没提到呀。老师您想录用那样的人吗？

此一设问的出现，成为东大斗争的一个转捩点。今井澄在一九九五年如此说明[366]：「不好的，不仅是对方。大学存在的方式本身有问题，但在里头悠然学习、毕业的我们本身，大概也有问题。这样的想法逐渐深入心中之际，实际上，我们渐渐开始思考『今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研究、上课，若能暂时停止这些事情，大家停下脚步思索一下，又会如何？』」

产生如此设问的背景因素，是因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们当暑假留宿在安田讲堂时，针对「所谓的大学是什么」，「所谓的学问、研究是什么」，「自己也成为大学教授后，也会变得跟那群教授们一样吗」等等做过热烈的讨论。例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在无党派帐棚村的工学部研究生，以个人名义发出的通信即有如下内容[367]：

「所谓的大学，究竟是什么地方？……被强制压入『为国家奉献』这个伟大名义的铸造模型中，再被倾倒出来……在这之中我们被强求成为拥有专业知识的白痴，身为专业白痴越是认真努力，体制就越是肥大，我们也变身为加害者迫害国民（看看公害问题吧）。难道这就是大学的理念？我们是为了这种事情而来大学的吗？」

工学部研究生大桥宪三如此回忆道[368]：

当斗争逐渐拉长，搞斗争的一方终究还是会疲劳，最终仍是由掌握权力的人获胜。我们被质疑「到底在做什么啊？」总之，不是只要待在安田讲堂就好（笑）。我们也开始自我质疑：「为何我们会在这里？」

东京大学这个类似帝国主义大学的地方，终究还是为了打造国家枢要人才的学校。透过输出人才，东京大学一直在打造我们认为是「恶」的社会。学者虽然相对倾向于批评政府，但最终还是与官僚、大企业人才一同担任这个社会的枢要体制。我们就是在冲撞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我们之前虽说「大河内先生很奇怪。大学的研究者的思想稍嫌不足啊」，不过自此翻转，改问「我们该怎么做呢？」回到质疑生存方式的思考。我认为这种思考支持着斗争的后半部。

以毕业、升级来质问自己人生的现象，此前的大学斗争中也出现过，不过这算是运动的障碍，并非主题。然而东大斗争中，该运动的副产品，即「主体性的确立」，却似乎成了目的，「质问自身生存方式」成为主题而浮现，致使运动的开展呈现特异的状况。这与认同危机同属「现代的不幸」的问题，同时或许也可说是东大这所最高学府衍生出来的现象，而此现象又源自将学问与自己人生紧密相连的医学部学生、研究生成为运动核心所带来的特殊性。

学生们在团交的场合把这样的疑问丢给教授们，但教授方却没有回答的能力。八月二十八日的医学部团交上，被一百多位学生包围的小林学部长说出「已经开始头痛，无法思考了」，在午夜零时过后才获得释放[369]。释放学部长后，全共斗旋即以街垒封锁医学部本馆。

九月十六日，医学部举行教授与学生的对话集会，实际上这即是「大众团交」。此时粒本良彦批评即便撤销对自己的惩处却仍不认错的大学当局，疾唿「不承认无罪就是无罪的大学，干脆关门好了。」[370]日后粒本表示，「我对自己抱持即便腐败仍是东大，只有真实才应当是崇高的『幻想』，感到很可耻。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愚蠢与权力的丑陋。」[371]

这场九月十六日的团交由下午两点开始，被大量学生的意见驱策的小林医学部长，在晚间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声明「将朝延后毕业考，延迟重启授课的方向努力。」然而，这项医学部长的承诺虽于十八日暂时在医学部教授总会上通过，但翌日的教授大会上，认为为了赶上国家考试时程必须尽速办理毕业考的意见占据多数，从而否决该项承诺。到了二十日即片面通告学生将举行毕业考[372]。

对医学部长的「背叛」感到愤怒的全共斗派学生，与医学部新执行部进行「对话」的「幻想」已然破灭，自九月底至十月初封锁了医学部的大部分建筑[373]。全校的街垒封锁，从医学部开始实现了。

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期，教授的回应依旧缓慢。东大全共斗于九月二十日向工学部教授大会提出希望进行大众团交，但教授会因害怕来自学生的集体批判，故显得相当迟疑。

工学部职员工会于九月十八日发行一份传单，名为〈对工学部教授的诉求〉[374]：「我们期待教授对校内斗争能积极地、建设性与具体性地参与，然而教授们要不是站在教授会这座城池之上，要不是在此非常事态中依旧热中于自身研究，总之相当遗憾地，我们终究没见到我们希望的状况。教授们的这种态度，也是让校内斗争延长的重大原因。」九月二十五日农学部的教授与学生集会，也出现「学部长始终採取『如答覆国会质询般的』闪躲式回答。」[375]

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后述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东大执行部更迭为止。青地晨于一九六八年的评论中如此说道[376]：「一、两个月前，我听了两、三位东大教授的说法。当时教授们口径一致，说学生们有多蠢，事态总是收拾不了。说学生们是『令人畏惧的孩子们』。又力陈，要说服这些愚蠢的学生们根本是在浪费时间，不如埋头于自身的研究，不要浪费时间才是聪明的做法。东大纷争对这些教授们而言不过是他人瓦上霜，根本没有切身的危机感。进入学生圈中谈判的要么是执行部，要么是好事又极度想成名的俗气教授。所以教授们的态度就是，这种事情交给他们去干就好。」

然而，成为东大特徵的「主体性的确立」、「质疑自身的生存方式」、「学问、研究是什么」等讨论，在暑假期间还仅限于留守安田讲堂的研究生与助教。如前所述，助教共斗的最首悟指出，「斗争初期，思考学问、思想、研究自由是否为绝对之善的人，仅限于一小部分。要等到九月之后，才成为全校思潮。」[377]

根据最首的说法，转变的契机在于暑假结束时，教授们为了重启授课与研究，来到校内各处说服学生中止罢课。随之发展成学生与教授的讨论，产生「大学是什么」、「学问、研究是什么」的讨论。根据最首的说法，其中学生们「瞭解到所谓的教授会自治，早已沦为形式；所谓的政治中立，也不过是面对社会、国家权力时的明哲保身之术。」[378]

工学部硕士二年级的大桥宪三如此回忆与指导教授的讨论[379]：

我问道：「老师是为了探究真理而做研究的人，那您觉得怎么样？那个〔医学部的〕惩处应该撤回吗？」教授回答：「如果是医学部的教授所言，那么我还是觉得那是正确的。」我又问：「这只是您的信念而已吧」，教授回答「或许不尽然正确，但我认定是正确的。」我变得激动地问：「那你所谓的探究真理，又该怎么说？」教授答：「我没有去调查的时间，也不可能一一确认。」我质问道：「那，您根本没有探究真理，不是吗？」教授最后说：「大桥君啊，我也得生活呀」……。所以我原谅了他。若是如此，一开始就这样说，不就好了。如果一开始就坦言「大家都得过生活，所以都很辛苦啊」，「身为大学教授为了生活，所以摆出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那我也不打算如此澈底追究他的人格。不过，我那时寻思「因事态发展到这样才这么说，所以无法原谅。」

这种讨论出现在东大校内各处，九月十七日的教养学部罢课实行委员会提出的传单中，对于教授有这样的描述[380]：「为了微薄的薪水、满足布尔乔亚式的自我意识，为了拥抱『公民权』、『地位』的胆小知识分子！你们没有勇气放弃一切虚伪与明哲保身，加入我们的列队一同奋斗吗？你们说『没办法……。』没错，这就是你们毫无矫饰的『走狗』态度。」

助教共斗的村尾行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写道，东大斗争并非一开始就提倡「大学是什么」、「学问是什么」等疑问，「然而，当教授们摆出人们不认为是学者该展现的态度──有时是『诡辩』的，有时是压迫的──让众人感到吃惊后，便开始了。」[381]学生与研究生震惊于教授们明哲保身的对应方式，「这份震惊，让人产生质疑：他们真的是学者、教育者吗？他们进行的研究真的对得起学问之名吗？……重新回头看东京大学时，发现社会上赋予的、而且我们从未怀疑过的耀眼光辉形象，已然消失殆尽。此际，我们对学问是什么、大学是什么的质疑，也不得不反身回来自我质疑。」

由大桥与村尾的这些证词可见，与其他大学的斗争一样，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信「保守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形象，亦即大学乃「探究真理的学府」、研究发展将对人类有助益、教授乃立于顶点等价值观。因研究生与助教总在教授身边，即便人数比例上较大学部学生少，但终究怀抱着「保守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形象。而在与教授讨论之中，这种观念崩解，所以他们才感到激烈的幻灭与愤怒。

又如第二章所述，他们一路以来是信仰以「原子小金刚」为代表的，科学与学术的进步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世代。大桥如此回忆。自己从童年起，「接受研究成果将贡献全体人类福祉的教育而长大」，但「自己加入研究，却未与人类生活相连，反而首先注重企业利益，剩余的部分才会落到人们的生活上」，当自己知道此等现实状况时，感到巨大的幻灭与「愤怒」[382]。

理所当然，最深刻感受到这种幻灭与愤怒者，便是选择研究者之路的助教与研究生们。他们心中对讲座制度的不满，也与这种情绪叠合。当医学部本馆被封锁，最初表达「严重抗议封锁，那是一种暴力手段，难以让人认同」的助教汤浅胜，在当时的诉求中如此写道[383]：

……八月二十八日，出乎意料地，我们的医学部研究室被当作全校街垒封锁的第一步，全共斗学生突然实行了封锁。封锁研究室，使得基础医学研究者被迫面临严厉的选边站问题。在苦于研究中断的强烈禁断症状中，我们必须判断共斗会议的学生主张与行动究竟是否正确，为此必须进行连续五天，长达数十小时的紧迫讨论。……

面对署名反对医学部惩处的研究生，某位比经团联更恶质的教授阴险地提出中止聘任助教的程序，更进一步表示「你们是反体制的吗？如果是，我将不会聘任属于三派系的助教。」……简单而言，我们的教室就像「魑魅魍魉」的住处。……研究室遭封锁时，心中充斥着愤怒，但，我们真正要抗争的对手，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不消花太多时间，我们便已明瞭。……经歷数度漫长忍耐的痛苦后，浮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身处街垒中的巨大自由感。

此处提及的「被迫选边站」，是指参加全共斗的斗争，或者遵循菁英道路迈向统治者之途，自身必须做出选择之意。封锁研究室，迫使旁观斗争且埋首研究的教授与研究生必须做出选择。这种强迫选边站的发想，始于七月二日重新占领安田讲堂，不过思想上也加上了自行拒绝菁英路线的对「生存方式」的质疑。

但此时的封锁，其实没有那么暴力。根据当时全共斗派的小册子，八月二十八日的医学部本馆封锁中，「透过与『青年研究者之会』的对话，互相取得不妨碍实验的共识。」[384]据《每日新闻》记者松尾康二称，当时山本义隆表示，「我们也没有说不使用暴力，但那份暴力得有理论根据。我们不使用毫无道理的暴力。」九月二十二日，医学部外科的研究室遭到封锁，但并未出现毫无目的的破坏行为，「在封锁内科研究楼时，亢奋着打算反抗的有薪医局人员遭到其他有薪医师的责骂。封锁方与被封锁方，双方甚至达成了协定。」[385]

如前所述，九月十六日的医学部全校集会后，大部分的医学部建筑群遭到封锁。而面对封锁，苦恼于讲座制度的青年研究员反而採取协助的态度[386]。评论家宇野裕写道，他们内心深处大概有股「经由封锁医局这种展示性的行为，把资本社会中自己的劳动过程凸显为主体的冲动」[387]。九月二十七日，医学部精神科的建筑由医局人员进行封锁，而非学生[388]。

与封锁安田讲堂相同，封锁研究室与其说是运动的战术，不如说是确立认同的表现行为。某全共斗派的学生在当时的座谈会上表示，「全校封锁，是对现行所有统治体系表达拒绝，也是我们在恢复自身的主体性。」[389]

然而，这种东大全共斗的封锁战术却遭到舆论的反弹。日大街垒时，为了从体育会与右翼分子手中自保，因此舆论容许学生採取非常手段，但东大全共斗为求「表现行为」与「确立主体」进行封锁，却令人难以理解，在社会上看来，此举只反映出东大学生的任性。医学部本馆遭封锁的隔天八月二十九日，《每日新闻》在一则标题为〈威胁到许多人命的癌症诊断中断 本部封锁──愤怒的教授与研究员〉的报导中，如此叙述道[390]：

「〔在医学部本馆，〕每日都必须进行必要的组织培养与解剖的标本制作等实验、观察。除此之外，还有都内各医院与邻近各县送来做癌症诊断的组织与血清检查的样本，这些检查、研究、诊断皆因学部本馆封锁而停摆。站在大学的立场来看，此前〔占据安田讲堂〕仅是瘫痪了『行政机能』，但大学更关注学生此举剥夺了大学原本『研究自由』的任务，加上此举有关乎患者性命的危险，故状态更为严峻。」

此外，医学部建筑群的封锁是与医局成员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下进行的，但这种封锁形式只到九月医学部封锁为止。

九月十三日，全共斗二度举行「全校总誓师集会」，向校长及大学当局提出团交要求，并附加条件，若未能于十六日前获得答覆，将封锁教养学学部办公室。大河内校长未回应团交，教养学部一号馆遭封锁，而因这场封锁被逐出办公室的职员则起而反弹[391]。教养学部教职员工会委员长，在封锁的两天前向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今村俊一提出公开质问书[392]：

「我们也是人。为了菁英的教育、菁英的研究提供协助，甚至伤害了自己的健康，但最终却成了菁英斗争战术下的牺牲品，我们无法容许这样的状况。六月二十八日的校长会见上，各位甚至脱口说出『事务职员之类的，算得上什么』，这种说法，并不能正确表达我们在大学中的地位。我们心中充满深深的自嘲与悲伤，以及无处发洩的遗憾。」「剥夺他人职场的人，还自称是与劳工站在一起的伙伴，我们实在万难认同。」对此，助教共斗驹场支部的诉求中如此回应[393]：

我们知道，有不少教授毫不忌惮地公开宣称：学生的无限期罢课，就像章鱼吃自己的脚一般，对我们而言根本不痛不痒，因此我们毫不推诿地承认，必须祭出封锁学部办公室的战术。但我们心中终究深切希望，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战术。但当我们自问是否有与封锁办公室相等的有效战术时，我们却想不出来。〔如民青主张那般〕全校学生拉拢进步的教授，团结力量，这可以是未来长期的漂亮方针，但非眼下有效的战术，此事不言自明。此外，面对一部分反动势力，如果大学中大多数都是进步的教授，根本就不会发生现在的状况。

我们对自己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引以为耻。对于如此无力，无法提出替代封锁办公室的方针，对自己的努力不足，只深切感到自责。

教养学部的今村自治委员会长也回应：「虽然暂时将各位职员赶出原本的工作场所，但如同封锁医学部本馆使年轻研究者深化讨论，一些人发出宣言支持封锁，我也衷心期待，各位的讨论更加深刻，理解这次斗争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394]

但这样的回应并不能使职员们感到满意。希望在职员身上获取与质疑大学现状的医学部年轻研究员同等的支持，这种期待近乎缘木求鱼。最终，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教养学部办公室遭全共斗封锁，办公职员被驱离至各处的临时办公室。职员们提出抗议书，表示「面对这种不适当的做法，我们所有办公室职员都感到强烈的愤怒与绝望的情绪。我们终究无法容许如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395]

对此，以东大教养学部罢课实行委员长名义发出的传单上，则有如下主张[396]：「我们认为，此办公室封锁斗争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追求与各位职员的连带感。」「我们希望，办公室封锁斗争由事务劳工与学生共同罢工来实现。」但面对「无法实现的现实状况」，学生才独自进行封锁，「各位职员若对我们的行动採取敌对意识，就是扼住了自己的喉咙。」且「对于沦为统治者忠实走狗的教授，以及热中于镇压学生的以学生部为核心的职员，我们感到强烈的愤怒，想声讨这些人。」只是，赞成这种主张的职员恐怕为数不多。

而全共斗的封锁战术造成与民青之间的对立越演越烈。如后所述，民青自九月七日起採取对东大投入校外的武斗部队等手段，摆出与东大全共斗全面对决的态势。东大教职员工会也是共产党派的有力组织之一。

根据民青派的全学联行动委员会九月十八日的传单，全共斗未经代议员大会或自治会决议即封锁办公室，此乃「破坏自治会民主主义、斗争内民主主义的重大挑衅行为」，给予「政府＝文部省反动当局分裂与介入斗争」的藉口，妨碍「校内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并诉求「遵守自治会民主主义」。在全共斗封锁办公室的隔天，民青派学生于九月十七日驱逐全共斗派学生，解除了封锁，但全共斗逆袭并再度实施封锁。根据民青派的传单，此次冲突有数人负伤[397]。

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也批评民青。九月二十日，四三青医联（准）执行委员会的传单指出，自粉碎毕业典礼、入学典礼斗争起，民青就把青医联学生称为「托洛斯基分子」，这是种「不可饶恕的侮辱」行为，之后更引入校外武斗部队，「他们更加明确地展现自己是东大斗争的敌对分子。」此外，「『民青批判』必然会导致『日共批判』」，「他们〔民青〕表现出来的错误，根源就在日本共产党作为先锋政党时，基础上就存在根源性的错误」，批评共产党的态度也相当鲜明。[398]

而全共斗的封锁战术也变得更加强硬。工学部在九月十八日由职员工会为核心举行反对办公楼封锁集会，在工学部学生大会上否决了封锁办公楼的方针[399]。不过，九月二十六日文学部的办公室遭封锁，职员们提出声明，抗议由「部分暴力学生」做出的「反民主主义暴力」[400]。

柏崎千枝子在文学学部办公室甫遭封锁后前往观看教授会用的房间，并写下如下叙述[401]：

中午过后，我前往昨天被筑起的街垒所封锁的文学学部办公室一探，见后大为吃惊。因为里面的用品实在太过奢华。教授会使用的房间，地板上铺着英国制的地毯，大沙发的乘坐感比起安田讲堂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个空间一个月不过使用两次。学部长办公室也带有小套间，以柚木打造，带有整套打造的别緻家具，但柜子中却什么也没放。而且，顶多用来烧开水的厨房，却装设了豪华瓦斯炉与全自动瓦斯热水器，此外甚至还有自动洗碗机。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愤怒。拥有这么多高级品却鲜少使用，浪费也得有个限度。教师们指责学生占领讲堂是「在浪费国民的税金、财产，未获允许任意使用公众设备」等，说些小家子气的话指责学生，可他们这种浪费的行径，又算什么！……钻研的研究或教育尽是如何巧妙搾取、统治人民，这些教授们不也是「税金小偷」吗？

全共斗践行的「封锁」思想，正是要制止这种反人民的朋党夺取人民财产，只协助国家统治权力一方，是为了把这些财产都夺回还给人民。

当时学生们的租屋处大多是一个房间，大小只有三张或四张半榻榻米，因此柏崎会惊讶于学部长办公室的豪华，也不无道理。但，东大全共斗既未把学部长办公室开放招待一般「人民」，上述说法恐怕也无法说服职员们全共斗的封锁具有正当性。

最后，全共斗这项封锁战术扩展到全校。这迫使所有东大的研究者、研究生、学生选边站，是要走上菁英路线成为维持现有体制的统治者，或者参加全共斗的斗争。助教共斗九月二十七日的诉求中，关于封锁研究室有如下叙述[402]：

「现在藉由学生诸君之手，连续果敢地封锁研究室，迫使包含助教在内的我们，以及全校教授都得面临抉择。」「一方面参与教授会『自治』这种腐败的校内统治机构，又对自己不断犯下的罪行缺乏自觉，打算在缺乏责任的体制中继续享受神圣的研究自由，这种研究自由获得既存统治秩序的保障，反过来又再生产该秩序，对于打算继续这么干下去的教授会成员，我们必须断然提出抗议，并以武力支撑我们的抗议主张。」「是要伪装成有『良知』的成人，嘲笑学生诸君的抗争，透过批判学生把自己卖身给体制，或者把自己转变成来自体制内的反叛者，使自己成为创生战斗大学的主体？研究室封锁，迫使大多数时候被沉默和无为掩盖的助教得做出极限的选择。」

在此状况下出现的词汇，就是「自我否定」。一如未来教授职位已获保障的山本义隆参加斗争所象徵的一般，故意捨弃自己的特权，表现出要在运动中改变自我的决心。

山本义隆在一九六九年的着作《知性的叛乱》中如此写道[403]：「对作为既存权力机构的一所既存大学」的「根本性批判，同时也是针对身为这所大学的其中一员，接受教育或自主投入研究的自己的告发。在一所当今的大学接受教育并自行植入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我们，作为被声讨对象，只要抱着能荣登企业的管理职位的期望，那么就必须以实践去否定这样的自我。」

如前所述，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工学部研究生公开表达「身为专业白痴越是认真努力，体制就越是肥大，我们也变身为加害者迫害国民（看看公害问题吧）。」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东大的传单中流露出参与研究工作可能成为加害者的意识。这也符合「思考学问、思想、研究自由」「要等到九月之后，才成为全校思潮」这段最初的证词。

此外，这也是对想要得到荣华富贵的自己所做出的斗争。九月九日文学部学生发出的传单中有如此诉求[404]：「东大斗争，在变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之前，不是其他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存在的斗争。」十月下旬理学部构改派的小册子上也有如下主张[405]：

「请看看今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日本，科学技术体制如何被持续建构，而大多数的东大理学部学生，又如何以进入研究所、成为研究者为志愿，不断投入这样的体制中。所以，我们应当回头自省，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何谓『教育』、何谓『研究者』。」现行体制下所谓的「学术自由」，「是被资本所许可的『自由』」，「驱除学术至上主义，打倒学院主义、权威，拒绝闭锁在专门领域之中。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拒绝高级技术分子的统治方把我们编入研究官僚或管理者的体制中。」并且，「若不拒绝这种体制给我们的『教育』，不去追求新的教育，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变革自我。」

一九六八年十月，因各地举发日本的大学研究室在越战中接受美军提供的资金，四三青医联提出如下主张[406]：「将医学者（其他领域也相同）的成果占为己有的统治者、资本家们，只会将这些成果用来统治、压榨劳工，甚至更进一步用于海外侵略。在此例中，看看生化武器研究所获得美军资金，或者公害问题中政府调查团宛如犯罪的结论，应该能立即理解吧。特别是，东大讲座制的有力人士经常性地充当共犯，包含无薪医局人员在内的讲座成员，也在无意识中助其一臂之力。」

至此，原本应是被害者的无薪医局成员也被迫自我否定，审视自己身为加害者的身分。十月二十五日的〈医学部共斗会议成立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斗争，若以医局封建制度的被害者自居，在这种认知之下进行抗争，大概会在对方的攻击下被粉碎而失败。」[407]亦即，若仅靠「被害者」意识做斗争，只要医局承诺改善制度，打出怀柔政策，应该就能使斗争结束。

十一月十二日的都市工学研究所罢课实行委员会的传单表达得更直接：研究者并非圣职者（神职人员），而是寄生于工人阶级、维持现行体制的统治菁英，因此唿吁「把『圣职者意识』转化为『加害者意识』吧！」[408]

山本义隆在十一月的座谈会上如此表示[409]：「什么好的研究、为了和平的研究，以及为了战争的研究，我们不能这样分类。」「在物理学会开展拒绝美军资金斗争之际，老闆等人却表示，因为有美军的资金所以科学才得以进步，而且那也不是军事研究。」「说是为了和平的研究，但同时也支撑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这点上我们主张，即便只是让研究暂时中断，我们至少要保有能够放弃的权力。」

身为理学部无党派运动者的大原纪美子如此记述[410]：「共斗会议明确提出全校封锁的方针。此斗争中也使原本平稳持续的一切日常活动以及研究、行政事务中断，让冷眼旁观斗争、贪恋平静美梦的教授们，以及全东大的人都感受到基础遭到撼动，迫使他们必须主动与斗争发生关联。」「随着斗争更加强化，强迫每个人都要选择做出决断。我们已经不再容许任何人做客观主义式的斗争批判。」

强迫人们选边站的全共斗，不允许「客观主义式」的、「评论家式」的态度。医学部某班级的罢课实行委员会在九月发出的传单上如此叙述[411]：「我们面临〔毕业〕考试这个重大的试炼。我们已经无法站在评论家的立场。赌上自己的生活，要么向当局屈服，要么继续战斗，只能选一边站。」

这种「自我否定」的背后存在着越战这个因素。他们认为，自己拒绝以领导者或高级技术人士的身分协助日本资本主义体制，这才是态度最诚实的反越战方式。

九月十六日，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罢课实行委员会传单中如此诉求：我们并非「只想偶尔参加一次游行，即想从遥远的越南取得赎罪券」，而是「把东大斗争持续当作我们『内心的越南』」，若非透过这种贯彻到底的战斗，「我们又如何能让自身取得正当性？」[412]

此处他们也批评形同是「教授会自治」的「大学自治」。根据十月十一日全共斗派传单，大管法的内容已经通过国大协的自律路线得到实现，在此状况下，「『大学自治』这种意识形态，现在只是在遮掩此等自治空洞化的现象。彷彿高唿『大学自治』，大学就从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呈现出大学是自由的幻想」，他们主张「剥除幻想的共同体意识吧！！」[413]

前述的理学部构改派十月二日小册子也如此描述「大学自治」[414]：「国大协路线（＝把学生当成被管理者、被教育者，不让他们参与大学各项决定，当学生为了实现要求而展开运动时，若该运动超出校方所设定的范围，便使用国家权力的暴力装置──机动队──之力，实行镇压，透过这样的逻辑管理大学，此体制即称国大协路线），是以『教授会（学部）自治』为媒介进行学生管理的逻辑型态，同时，採取政治中立（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以换取『研究自由』，而研究实践与政府、垄断企业勾结。另一方面，校长、评议会、各种专门委员会、行政事务机构掌控管理实权的情况下，形成管理学生的意识形态。」「这种大学的自治结构，很符合把大学定位成政府＝垄断的高级技术官僚之培训机构。」

由「幻想的共同体意识」一词，也可看出受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的影响。但更必须留意的是，他们之所以强烈批评「研究至上主义」或「大学自治」，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信仰「探究真理的学府」、「大学自治」此等「保守的」大学形象，但由于在研究所生活与斗争过程中幻灭，所以才产生这样的反动。

最首悟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杂志投稿中对东大斗争抛出提问，「身为东大学生的意义是什么？」「对研究生与助教而言，研究者的意义是什么？」「对青医联而言，当上医师代表着什么？」虽与之前的运动性质相异，但「暂且不论结果，几乎所有参与大学斗争的人，都希望成为好学生、好医师、好研究者。」[415]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的斗争一方面否定现在的大学状况与研究者，又希望成为「好研究者」，这与希望藉由学生自己的力量让大学以「真正的学府」重生而实施自主讲座的横滨国大类似，这种行为可说是该路线的延伸。只不过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自我否定」，这种形式的自我质问，可说是东大斗争的异质之处。

这种「自我否定」一部分也根植于身为东大研究生、助教的「原罪」意识。助教共斗的村尾行一表示[416]，自己这样的学生之所以能够从事研究，是因为「许多人的整体存在和全部行为都被物化、手段化，在这种现行体制下，明显是种『特权』。从物质的次元而言，只有『支付』我们剩余价值的『残余』才可能办到。」而「这个部分，存在着我们的『原罪』。」

柏崎千枝子也在手记中表示，「从人民的角度看来，我身为东大学生，本身就是构成东大体制的一员，而这是重大的犯罪。」[417]为了消除这种「原罪」，所以提倡「自我否定」。

在这层意义上，研究室的封锁，与其说是运动的战术，不如说是否定自我以探寻新的自我而做出的表现行为。柏崎千枝子如此评价医局成员们主动执行街垒封锁[418]：「封锁，是医局成员们对大学当局和医学部当局抗议的象徵，同时，也是对一直以来只听从上司交代、专注研究的自己进行自我否定，作为自我变革的第一步。」「所谓的封锁，是为了让自我重生的一种契机，而只有在街垒中才能做到『与自我的真正对决』。」

在此状况下，以「民主的研究者」为目标的学生也改变了意识。理学部四年级生（当时东大理学部学生大多会继续就读研究所）的大原纪美子在手记中写道[419]：

「现在我才首次察觉：人透过各行各业组成社会，所以应该以此为基础推动和平运动或社会革新运动，这种主张根本是谎言。这种主张等于默默要求眼下只需努力学习，以期日后成为一流的科学家，但长此以往，这种主张只会不断束缚着我。」「『想想看吧，你们对越战感到愤慨，感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今日这样的情绪又变得如何？你们不过是不敢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的胆小鬼。身体又孱弱，脑袋也空虚。何必着急？你以为明天就会发生革命吗？首先，要先当上科学家，之后再来思考能从事何种运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论述来说服自己了。过往我就恪守这样的逻辑而考上了东大。先撑到考上为止，这句话彷彿咒语一般不断盘旋脑海。到了今天，难道还得继续遵从这样的逻辑吗？」

最终到了十一月，此主张发展成「大学解体」。十一月十四日的学生解放战线（前社学同ML派）的传单中如此叙述[420]：「解体东京『帝国主义』大学吧！」「大学成立以来，一直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的核心，不断服侍权力体制的东京『帝国』大学，让它解体吧！挖出盘踞我们心中的菁英意识吧！然后以街垒封锁全校来保证成果！」

但工学部助教授川上秀光评价这份传单「完全就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才会提出的口号。」[421]所谓的「自我否定」，只是由菁英提出，为了菁英而表达的口号。此外，「研究是什么」、「大学是什么」等质问，在东大中更是被精挑细选出的菁英研究生或助教才能提出的问题。

内藤国夫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指出，「更加热烈倾尽全力进行『大学革命』的，并非『通过群体』的大学部学生，而是『学者预备役』的研究生与助教们，这点不足为奇。」[422]与四年后就离开大学与研究无缘的大学生不同，研究生与助教们有相当高的可能性将一辈子都在东大里度过研究生涯与工作，故他们热中于「大学革命」、「自我否定」、「大学是什么」、「研究是什么」等主题，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自我否定」一词，以及「大学是什么」、「学问是什么」等质疑，皆出自东大这种菁英大学，以及更为菁英的研究生与助教斗争。一九六九年以全斗联名义撰写的文章中写道，东大斗争首先「是以破坏既存研究（体制）为目标的研究者运动。」[423]

换言之，所谓「自我否定」，是适合类似山本义隆那种已经确保东大物理学部教授职位的人，由他们这类菁英「研究者」提倡的词汇。东大的研究生与助教大概也未预料到这个词汇将渗透到大学部学生，甚至连「否定」的特权都没有之东大以外的学生也流行起来。

再次强调的是，过往的大学斗争中也出现过对生存方式与「主体性」的质疑，但那仅是斗争副产品而非主题。斗争主题至多仅是要求撤销学费调涨等，为了达成政治目标的内容。东大斗争较之政治目标，主题更转移到探索认同的方向，在此意义上可说是场特异的斗争。

然而，此「自我否定」的词汇，瞬时便成为东大大学部学生的流行用语。

如本章开头所述，东大学生抱持着踢落他人而考上的罪恶感。而「大学是什么」、「自己该怎么做」等质疑虽与研究生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也是他们从考生时代起即抱持的疑问。如第一章所述，担任驹场谘询室教授的西村秀夫，在东大斗争爆发前不久如此写道：

「高中时代，许多青年都有把自我客体化的能力，思考『为何而学、为何而活』。但在升学考试制度下不容许这样的思索。只能把这样的问题意识束之高阁，心心念念『先考上大学再说』，以突破入学考为目标拼命学习，之后考上大学。抱持这种前途光明的期待，进入大学后却遭遇量产型教育，让这些新鲜人感到幻灭。最终学生们开始认为，当今大学也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为了发展该体制的人才培训机构之一，而进入大学后，自己也已经一半被嵌入体制，变得有如机械般的状态，被放置在培训机构的输送带上。」

如此，东大大学部的学生们遇到「自我否定」一词时，立即感觉这似乎就是自己长年抱持的疑问与认同危机，甚至对「现代的不幸」的一个突破口。又因为在未来获得保障的菁英路线这点，东大比其他大学更具优势，因而不少东大大学部学生对此同样抱有质疑与罪恶感。

而「自我否定」则透过否定给资本主义提供高阶劳工的东大，使学生得以参与社会变革。助教共斗的村尾如此叙述[424]：「东京大学的机能，就是体制性菁英的『集货』、『配送』机能＝『市场』机能。」「身为东大的教授，不过就是种将商品分类，施予若干加工，染上『东大色彩』的服务，亦即把商品交给顾客的市场员工罢了。」因此，必须对身在东大的自己做出自我否定的声音，也从大学部学生之间传出。

「自我否定」带有经由自行放弃东大学生的特权、否定保障东大特权的社会制度、否定一路让他们受苦的升学竞争，藉此达成自我变革这种「寻找自我」的特质。某法学部学生如此定义「永续性的自我否定」[425]：「把自己的生活、思想以及规范当作『内在之物』加以重新审视，在否定之下浮现的连续轨迹，即可寻出自我的肯定。」

柏崎千枝子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记述[426]：「在与国家权力对决中，必须与所有自己内在盘踞的权力进行澈底斗争。为了喊出『东大解体』，就必须把自己内在的『东大』澈底分解。」之后，「内在的东大」、「内在的越战」、「内在的歧视」、「内在的女性意识」等等「内在的XX」，遂成为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的流行用语。可说无论何者都包含着某种「寻找自我」的面向。

九月十六日，今村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提出的声明也有如下叙述[427]：「我们的斗争，包含了拒绝我们自身及作为东大特权菁英地位的内涵。」「现行大学乃站在如何合理生产、配置优质劳动力的观点而形成，我们必须将其转换成立基于学习权自主化（恢复学习者自主权）的大学。」此处可见到，「拒绝东大特权菁英地位」的「自我否定」，以及「恢复主体性」的「寻找自我」，两者密不可分。

类似的传单数量众多。教养学部罢课实行委员会十七日的传单上指责「东大当局只教我们如何成为更高级的金钱奴隶」，东大斗争「是从旧的自我、旧的幻想（＝未意识到自己为了卖身给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而大加自我粉饰的知识分子、学生），对于自己的『人性』进行『限制』与『攻击』活动，从中发现新的自我。就是这样的斗争。」[428]十月份下旬理学部构改派的小册子也陈述「我们身为高级技术人员，拒绝被统治方收编，作为科学家或与体制对立的人，获取自己身而为人的整体性。」[429]

这些传单虽然採纳了马克思主义用词，但仍是经济高度成长下迷惘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学生们，「寻找自我」的表现。「确立主体」、「夺回自我」等词汇虽在六月至七月也可见到，但否定充当「人才培训工厂」的大学、否定一直走在菁英路线上的「自我」，这些要素则是从秋天之后才加入的。

东大教养学部的助教授、社会学者见田宗介于一九六九年初论及「自我否定」[430]：「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那么青年就只能透过否定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拒绝』或『粉碎』，都是透过否定自我的存在来确认与证明。」

在大学部学生的场合，量产型授课与「大学是什么」这个质疑，以及「确立主体」的愿望相连结。在电视节目讨论上，评论家宇野裕如此评论东大学生的发言[431]：

十月初的电视上，面对羽仁五郎递出的麦克风，某东大学生以确切的表达加以回应：

「我们虽然还在低年级的教养学部，但教养课程的某堂课，每次就有五百人左右的学生。……」此时这位学生想询问教师，为何老师现在选择教学、研究这门学问。……

这个乍看之下很微妙的，恐怕大多数老师都想避开的问题，其实反映出学生们对学问的热情，想要透过选择、探求学问以确立主体性的愿望。学生们无法忍受这样的大学输送带系统，亦即只是茫然选择学部或学科，不加思索地接受老师和讲座，随随便便在四年内取得一百二十八个学分然后去就业；他们不满的欲求，化为「你为何选择这门学问」等疑问去向老师发问。……

学生希望形成有志于学的个人主体。原本大学应是实现此愿望的场域，但现今存在一百多万的大学生，在现代以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完全只是因应社会、国家的需求而被生产出来，所以不再是确立主体形成的场域。

从这则报导中可以读到，难以忍受量产教育与「输送带系统」的闭塞感的学生，企图质问为了「形成、确立主体」而存在的教师们的模样。尽管大学的实际状态就是不断变成「就业预备学校」，但所谓的大学乃「探求真理的学府」，因此不仅研究生，连大学生也都发出「研究是什么」、「学问是什么」的疑惑，这自然与「保守的」大学形象相互连动。

同时，最首悟指出[432]：「总的来看，全共斗并未提出改善授课内容、改革学程、扩充小班讲习讨论课等要求。上课『无聊』、『无趣』等想法，成为大学斗争爆发的主要能量，打造全共斗的诸君大概也确实分享着这样的能量。但这股能量并不会因授课或学程变得『充实』、『有趣』就能解决。为何会『无聊』、『无趣』，这必须向教师与自己，亦即在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关系中来尝试思考。」

即使改为小班授课，内容也变得「有趣」，但只要「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关系没有改变，就无法「确立主体的形成」。若不能在某些场合质问教授，打造出双向讨论的关系，问题便无法解决。

在这种状态下，东大的暑假结束，除了由全共斗实施街垒封锁之外，同时受此刺激，全校各处都有学生彼此讨论，或者学生围着教授讨论的状况。根据学生的回忆，「如果有人发传单，就能见到不认识的人说『我反对这传单上的内容』，双方便展开热烈讨论，而且陆续有三人、五人、十人加入讨论。如此围成一圈的讨论，在驹场校区四处可见。」[433]

校方为了解决问题，也倾向鼓励讨论。暑假结束后，教养学部部长野上茂吉郎教授为准备实现全学部集会，唿吁学生开班会讨论[434]。结果教养学部的驹场校区连日塞满超过百次的班会讨论，每一场大约三个小时，不断重复[435]。但教养学部代议员会否决了校方要求的学部集会，学部长的计画终告失败。

当时的某位学生如此回忆[436]：

打破既存的秩序，打造新的大学，老实说很愉快啊。……

法国的学生力量（Student Power，或称学生权力、学生之力）传单中有「你将成为社会的齿轮吗？」「成人之后，将变成社会的小齿轮吗？」等问题意识。我在进入大学之前，也抱持着当上班族驰骋于世界各地的梦想呀。可是，当开始思考「这样的事情好吗」的时候，就见到传单上写着「你打算就这样毕业成为社会上的一颗齿轮吗」，以及「要成为东大毕业统治阶层的帮凶吗」，「今天的社会没问题吗」等等内容。……

在校内针对这点讨论时，却被反驳「你会把这样的思索贯彻终身吗？如果你打算这么做，我由衷感到尊敬，但那终究是办不到的事情。不过是空谈。」即便如此，透过自己的思考，真的可以更接近自我。在二十岁时，感受到什么都办得到的充实感，还有「今后什么都做得到，而且什么都愿意干」的解放感。

当时的杂志如此介绍暑假结束时驹场校区的样子[437]：「现在的驹场，宛如重现两个月前第一次占领钟楼时的模样。九月二日起，连续几天教养学部的校区出现超过一百场大家围成一圈的班会讨论。在草坪上，在教室里，在道路旁的树丛间，以三至四小时为单位，转换着讨论。三日下午，占据派的学生潜入，于正门之前举行『学生集会』，除了十几面驹场的蓝色班旗，还有红旗、黑旗一同迎风叱咤飘扬。」

如第一章所述，这个世代接受「带有问题意识，用言语表达出来，进行深入讨论」的民主教育。与过往的大学斗争相同，东大的学生们也希望有机会交流沟通，同时也实践他们在初等教育时被教导的行动模式，可说重现了他们心中想望的「大学应有的姿态」。

一部分的教授接受讨论是「大学应有的姿态」。当时某助教授如此回忆该时期[438]：「曾被一百多名学生包围，聊这聊那，一直讨论到十一点左右啊。有种大学回到原本应有的姿态，一时回到大学原点的时期呀。」

大野明男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的对谈中，表示「从九月底到十月为止，那场发生于全校的大讨论，我认为那正是东大斗争的实质性内容。」「自我否定」、「大学解体」等思想于其中养成，「于此东大首次迈开脚步，踏上无法回头的变革之道。」[439]

不只讨论，东大也仿效其他大学斗争，透过自主讲座追求「大学应有的姿态」。十月一日开始宣传预定的驹场校区公开自主讲座，以〈由我们的手打造新的大学〉为题的宣传中，有如下叙述[440]：

「所谓的教育就是讨论希望。所谓的学习就是把诚实刻划于心。」这是燃起抵抗运动之火的法国阿拉贡（Louis Aragon）大力提倡之「大学」形象。

我们的东大斗争，首先由直视事实开始。我们所见的事实──体制结构原封不动地贯彻大学之中，从而驱逐具有反体制思想者，剩余的我们就像小羊羔，被灌入人造的铸模中，打造成犹如拉车之马般的劳工，之后又从铸模中被倒出──这就是所见的事实。

此时我们带着震惊目睹着这个事实，即失去理念的大学即便如此丑陋，仍有人们、教授们想要在黝黑的伤口上粉饰太平。「他们根本不谈希望」。无论过了多少年，仍旧一字一句重复着相同的上课内容。既无希望也无愤怒亦无不安的，长满青苔的例行公事般教学。他们的教育，只是体制精心设计的，用来打造他们复制品的东西。此时，我们的惊讶变成恐惧。……我们既不是为了变成那样的人（或者该称为物？）而来大学，大学也不该是这样的场所。

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之所以倾全力于东大斗争，完全就是要追求真实、把诚实刻划于心。……这样的清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类宣言。因为，小羊羔们拒绝成为肥猪。

……讨论着希望的人、把诚实刻划于心的人，在此产生对话，并将对话的圆圈扩散出去，培养相互批判的精神……从中创造出新的大学……。我们，出神地如此想像着。

此传单中陈述「大家都不擅长编制学程」，虽然邀请了「校内助教、研究生、校外研究者」，却没写具体的讲课计画。他们的企划能力究竟到达什么程度虽有疑问，不过根据一九六九年编纂的《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学程有『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现代国家与教育』、『安保问题研究』、『大学论』等，多采多姿。」[441]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持续批判「布尔乔亚新闻」扭曲关于东大斗争的报导，也举行「（新闻）自律的真实状态」、「东大斗争与报纸」等与斗争密切相关的自主讲座[442]。

十月下旬，理学部构改派的小册子也陈述「对抗学程」的必要性[443]：斗争的「战略性口号就是『解体讲座制』、『校园自主管理』、『以自主学程打造新研究集团』。」而「对抗学程」的「形式多样，拥有丰富的独创性。必须贯穿整体的精神，便是得採取一种形式，以保障学生作为自我教育实施者能发挥其主体性。」「我们最基本的课题……是实践性地恢复已疏离的自我统治、自我管理能力，亦即透过实现直接民主主义，确立……作为学问研究主体的变革。」

这些「自主讲座」、「对抗学程」，是「抗争姿态」鲜明的「主体确立」，是「恢复人性」、是「恢复自我统治、自我管理」，是他们的「寻找自我」。当时文宣品上可确认的自主讲座中，有明显就是新左翼党派招募会的黑田宽一（革马派最高干部）录音带演讲会，还有不少一般的「安保问题」、「早期马克思」等「对抗研究讨论课」，可说他们在当时的状况下仍努力摸索与企划[444]。

法学部宪法研究会于十月初发出开设自主讲座的传单，有如下主张[445]：「在现行教育体系下，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产学合作路线将学生打造成高级技术人士，如此便可当作更高价的劳动力商品并大量生产」，而自主讲座便「是恢复全体大学生人性的运动」，「我们做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主体性、拒绝现行的整个教育系统。」而「东大斗争的真正胜利」就是「透过主动参与来创造对抗讲座，藉此形塑以『人』为核心的原则及实体。」

自主讲座也强调「确立主体性」、「恢复人性」、「战斗的姿态」等表现，这点与东大斗争之前的大学斗争略有不同。在此之前，即便包含部分这样的要素，但自主讲座也是在尝试恢复「保守的」大学型态与聚集学生的战术。东大斗争的目标在具备理念性的同时，中途也抛弃了作为具体政治目标的七项诉求。

「主体性的确立」、「恢复人性」现在成了斗争的主要目的，也频繁出现在全共斗派的传单上。法学部罢课实行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月初的传单中如此叙述[446]：「我们在医学部斗争，以及更进一步到全东大斗争时提起的课题，是恢复我们自身对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全面拒绝被当作高级劳动力商品遭大量生产，身而为人确立全人格的统一。」「透过主动参加恢复人性的战斗，在法学部罢课上真正团结起来吧。」

四三青医联十月的传单也有类似主张[447]：「拒绝成为《白色巨塔》中服从命令执行医疗行为的机器人。追求把人当人的医学建设，成为有血有肉的医师。」全斗联十一月十九日的传单中，主张藉由全学联的封锁，「我们粉碎国大协路线的意识获得武装，形成封锁的主体。」[448]

这些传单中，学生「拒绝」在「产学合作路线」下「被当成售价更高的劳动力商品并被大量生产」，此外「反对产学合作」也被视为一种「人性的恢复」。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教养学部某罢课实行委员会发出的传单中有如下叙述[449]：

我们的斗争，现在正朝向新的局面。现阶段的斗争与以医学部斗争为主轴、反对引入警方、实事求是地反对的七月阶段的斗争，性质上已有所不同。现阶段拥有更高层次的内容，必须当作歷史性的斗争来加以掌握。所谓更高层次的内容，即与「作为人的自我」有关，乃对自己的人性加以质疑。

我们透过与产学合作路线的对决，一路以来建构起我们的团结。……像今日这种产业结构的社会，「资本强大化」所带来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的压抑，也就是一般常说的对「人性的否定」，以各种型态盘踞在我们之上。我们与「产学合作」对决的内容，正是对这种「人性的否定」的否定，为此而团结。

……发现产学合作的本质（与人性的对立），团结一致地抗争，只有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作为人的自我」。……我们的斗争，是全日本，不，是全世界人民夺回「作为人的自我」之斗争的开端，藉由我们一点突破，往后全面开展，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双肩上正扛着全世界人民的命运。

东大斗争肩负「世界人民的命运」，从这种自负中可以见到青年过剩的自我意识及东大学生的菁英意识。不过此处的「产学合作」、「资本的强大化」等以左翼用语表现的，是当时许多大学生抱持的，不愿被置于「输送带」送往「微不足道的上班族」未来的一种闭塞感。而为了填补自己的心境与左翼用语之间的错位，上述传单的末尾即引用了吉本隆明的诗。

在街垒之内，学生们打造了停止「输送带」、从「现代的不幸」中逃脱的空间。十月上旬，理学部化学科无党派学生发出的传单中如此叙述[450]：「我们已经不再是现代社会中的齿轮，侷限于限定的范围中转动。或许我们运动是局部的，是暂时性的，但我们不再毫无前提地认可现行体制。我们站在否定的立场上，开始新的创造。我们创生的『局面』，绝对不会是一片空白。」「我们不再安逸于教科书风格的意识形态，也不会使用借来的词语来述说，我们要靠亲眼所见，以我们的心脏去感受，用自己的头脑澈底思考，我们才刚开始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么美好。」

这种「追寻自我」的态度，在与校方交涉时展现出来。东大全共斗与大学当局交涉之际，除了屡屡质问是否认可全共斗方的七项诉求，也质问教授们是否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自我批判，亦即追究他们的「生存方式」。

秋天后东大斗争高峰期的传单中，出现许多如〈现在你被要求什么〉、〈你今天做什么，又为何而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诸君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等标题[451]。其中许多内容皆强力批评斗争中「旁观者的」、「第三者的」、「评论家式的」态度。与教授团交时也提出这些质问。

教授方对全共斗方的态度感到困扰，并察觉到东大斗争已非权利要求运动。从九月到十月举行的讨论之后，教授们表示「学生指责大学即便犯错，也不承认，也不负责，一味追究道义论与责任问题。」「这种态度与过往的学生运动截然不同」。某年长的教授表示，「到了我们的年纪，很明显不轻易向人道歉。希望大家考虑到年纪的差异。」[452]

在此状况下，大学内陆续通过无限期罢课的决议。九月十八日教养学部代议员大会上，否决了结束罢课的提案，七月的无限期罢课决议自动延长。在经济学部与工学部，因学生大会不信任民青派自治会执行部而诞生了反民青派暂时执行部，工学部于九月十九日，经济学部于二十七日，揭示七项诉求并通过无限期罢课[453]。

九月二十八日，民青派重镇的教育学部，提出民青的四项诉求并展开无限期罢课。十月一日理学部、四日农学部与药学部，发表支持全共斗的七项诉求并进入无限期罢课。最终剩下的法学部，民青派与反民青派也于十二日黎明达成妥协，除了七项诉求中的「完全撤销文学部不当惩处」一项外，支持剩下六项并通过无限期罢课[454]。如此一来，东大迎来史上第一次全校无限期罢课。

法学部罢课在校内外引皆起关注。东大法学部出身的学生在大藏省、通产省、自治省等政府部门中课长官职以上者占约五到七成，在国公立大学的法科教授、助教授中占约五成，在最高法院事务总局中课长以上职位者约占八成，自民党国会议员中约占三成，二战后首相中约八成来自东大法学部，乃日本统治阶层的生产母体。而在学生多支持革新政党的当时，法学部属于支持共产党者不到三％的保守型学部，而法学部通过无限期罢课更是前所未闻[455]。

不过，法学部也受到「自我否定」浪潮的影响。法学部罢课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罢课宣言中，先举东大法学部生产近代日本的统治阶层，接着主张「我们正因知悉前辈们一路走来的污秽歷史，所以发动无限期罢课。」[456]

今井澄回忆道[457]：「这些罢课决议并非通过既有的自治会，而是由新成立的斗争委员会执行，此点与过往学生运动呈现完全不同的型态与歷程。」「他们并非由合法选出的执行部决定方针，在合法的学生大会（许多都得凑足出席委任状方能达到合法开会人数，并形成常态）上议决的方式，而是採取所谓的直接民主式的，集结大量的学生，透过澈底讨论后决定，是在此前未曾见过的热烈状态下决议事情。」

实际上，各学部都通过正式的学生大会通过罢课决议，因此今井的说法有所夸大。不过能跨越民青掌控的各学部自治会执行部阻挠，通过无限期罢课，在这层意义上仍符合今井的叙述。

年轻教授们也开始投身大学改革。十月十八日，医学部神经内科医局提出改革医局讲座制，二十五日起无薪资医师决议拒绝诊疗。十月十七日，志同道合的一百零一名教授，对校长提出批评八．一○告示的见解[458]。

但校方的反应依旧迟缓。高层首脑全部换人的医学部，同意完全撤销惩处暨公开承认青医联，但遭其他学部教授们的反对，因为该些教授一直以来都向学生说明不可能完全撤销惩处。

大河内校长依旧拒绝出席大众团交。在胶着之中，十月二十八日大河内在评议会上提出新的告示草案，各学部的教授会则加以否决，学部长会议上也完全否决了此草案[459]。

更进一步，大河内出身的经济学部也提出新告示草案废止论。根据当时的记者座谈会，经济学部「与医学部一样，仍维持封建式的学徒制度」，「每个讲座上，都暗中决定教授的后继者，导致年轻一辈强烈不满」，此为反对背后的隐含因素[460]。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状态下，十一月一日大河内校长辞职。各学部长、评议员也在十一月二日至三日辞职。同时，作为纷争引爆点的医学部惩处，基于再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获得撤销[461]。另外，从医学部长与院长座位退下的丰川教授及上田教授，也于十月三十一日向新学部长表达退休意向[462]。

原本在七月时，经济学部教授会已决议「大学当局发表收拾事态最终方针时，校长至少也得表明辞意」，获得许多学部长的赞同。大河内也在七月底表示自己「希望尽早辞职。」[463]

对于大河内的辞职，无论学生或教授的反应都相当冷淡。学生之间大都表示「也太慢了」、「就算辞职也解决不了纷争」、「就算高层换人也不算负起责任。要求校长与评议员在学生面前『自我批评』」、「在没提出收拾事态计画的状况下辞职，完全不负责任」等[464]。全共斗的封锁战术亦未停止，大河内辞职的十一月一日封锁了工学部八号馆与学部办公室，三日封锁经济学部的部长办公室与研究室[465]。

原本大河内的优柔寡断已招致教授们的不满，他辞职前教授们也表示，「如果现在的校长不是大河内而是矢内原（忠雄）先生，校长肯定会介入医学部教授会，严厉表达『为了平复异常事态，希望你们这样做，那样做』，并把事态导向他所规划的方向吧。」[466]也有不少教授认为，「说着太可怕、太恐怖而逃避学生，身为校长至少要有被学生包围的觉悟，如果在纷争发生的初期就与学生会面，大概事情早就解决了。」[467]

另一方面，大河内于五月十六日的《产经新闻》中发表对东大教授的批评，指出「优秀的研究者往往不热中于教育」，「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就越容易在授课与学生指导上摆烂，为了综合杂志上的投稿可以熬夜撰写，面对学生却不甚亲切。」对此，教授们表示「竟然有这种在作战途中，突然向外说自家士兵坏话的将军」，「这么说来，校长为何放下手边工作，而花时间在商业报社上投稿那样的文章呢？」[468]

内藤国夫如此评价大河内[469]：「日本的学者，特别是东大教授中有许多除了东大以外完全欠缺在一般社会、组织的经歷，可称为『东大音痴』。因此，这些大学毕业后一次也没接受过管理者、统治者教育与训练的人，突然要求他们拿出统治能力和管理能力，大概也是缘木求鱼。」

而大河内在辞职的信上陈述「我原本希望直接对学生诸君说明我的决心与辞职感言，如果健康状况许可，我期许能与诸君交换意见。」但内藤国夫记录道，「主治医师诊断『校长撑过大众团交，身体已恢复』，对于我们这些了解内幕的人〔指负责报导东大斗争的记者们〕而言，其实他就是闹别扭『我不要出去面对学生』，因此他那套漂亮的说词，根本毫无说服力。」[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