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概述日本大学斗争，即全共斗运动中，与东京大学斗争并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的前成员座谈会上，东大全共斗的前成员说，当时他们考虑「以日大全共斗为范例打造东大全共斗」[1]。在这层意义上，日大斗争可说是「全共斗运动」的先驱。

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中，也有「全学共斗会议」，但那是自治会或社团的联合体。然而日大、东大的「全共斗」并非自治会，而是另外组成的志同道合的集团。

这起因于当时日大与东大的特殊情况。在日大，因校方的管制非常严厉，「学生会」成为大学的御用组织。而在东大，所有的自治会几乎都被民青所掌控，行动受到制约。因此跳过自治会框架，组成了志同道合集团的全共斗。

但两者的特性相当不同。从结论而言，东大斗争是在追究大学应有的形式，产生出「自我否定」与「大学解体」等词汇，成为日后全共斗运动的典型。与此相对，日大斗争的诉求和目的明确，具有浓厚的大学民主化斗争色彩，与第II部中论及的前全共斗时期的大学斗争有所类似，亦即拥有前全共斗时期与全共斗期间的过渡期特性。而全共斗运动中，在知名度上鲜少比得上日大斗争。本章将描写日大斗争的特徵。

在讲述日大斗争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当时日大的状况。

日大斗争中喊出了「打倒古田体制」，这位古田指的是日大会长古田重二良，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就任。古田拥有柔道八段资格，出身事务官僚，思想极其保守。

古田就任会长后，重新检讨了大学纲领。战败后的民主化浪潮同样波及日大，并拟定了「日本大学乃基于日本国宪法之精神，发挥私立大学的本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纲领。但古田则把纲领修改为「日本大学乃基于日本精神，尊崇道统……」[2]。

与此同时，日大首脑层于一九五八年完成「日本大学改善方案」。其内容是基于营利主义强化经营基础，以「大家族主义」的教育体制作为支柱。

在古田的经营之下，日本大学急速膨胀，一九五九年日大的预算为三十六亿七千六百八十三万日圆，一九六三年为一百零七亿四千六百七十日圆，一九六七年为二百六十五亿七千五百五十九万日圆，亦即在九年间达成了七倍的增长率[3]。一九六六年度日大的预算约为二百五十亿日圆，然而占全国国立大学总预算一成的东京大学，预算也才一百亿，日大轻松甩开东大位居全国第一[4]。在私大中，早稻田大学号称为仅次于日大的「巨型大学」，但其预算只有日大的五分之一[5]。

作为学校法人，其规模也相当巨大。一九六八年，日大有日间部十一个学部，夜间部五个学部，函授教育四个学部，合计约有十万名学生，占日本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约一成。此外尚有附属高中十二所、附属中学二所、医院四家、研究单位二十一处等，学生与教职员总数超过十五万人[6]。

一九六六年，日大的总资产增加到二百七十七亿日圆，以盈余累计的积存透过购买「校地」名义投机买入各地土地，被通称为「日大不动产股份公司」或「日大康採恩（德语Konzern，英语Concern，或译企业集团）」。此外，例如把东京神田的校地当作每坪三百五十日圆的低评估额资产，藉此逃脱固定资产税[7]。

古田还加强与政界、财界的关系。一九五九年他倡导的「总调和」的「日本会」成立，古田担任会长，佐藤荣作担任总裁[8]。一九六二年聚集了财界有力人士打造日大教育事业后援会，试图筹备为财界提供所需人才的教育体制[9]。但日大是大众大学，所以实际上仍持续培养中级技术者或中层事务员──以当时学生的说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廉价上班族」。

在这种方针下，日大首脑层通过「日本大学改善方案」，提倡「以最小限度的经费获取最大限度的效果」、「禁止校内出现政治运动」等，并发扬在法学部培养司法考试合格者，在文理学部培养教师，在理工科系培养中级技术者等，培育「国策需要之人才」的理念[10]。

在营利优先的大学经营理念下，日大的教育状况相当恶劣。为了获取入学款、学费、捐款等，日大收取了超出定额数倍的学生，一九六六年艺术学部的入学员额为四百五十人，但实际入学者达一千四百八十三人。为了降低成本还减少专任教师，如艺术学部七百到八百名学生仅分配到二到三名专任教师[11]。

一九六八年度日大全校的招生人数为一万零一百五十人，实际入学者则约为两倍。每个学生的入学款为五千至一万日圆、授课费为十万至二十万日圆，设备扩充费为三万至三十万日圆，对候补生则收取二十至三十万的捐款。医学部据说还有支付五百万日圆即入学的学生[12]。

大量的学生入学却缺少教师，因此大多数课程都是五百至两千人的量产授课。即便如此，授课费却是日本各大学中最高[13]。古田会长在当时的访谈表示，「我们呢，〔在大学的〕激增期回应社会的需求，所以才收了大量的学生啊。」「以日大为志愿的人变多，就可以轻松增加月薪，也可获得捐款，这种做法，让大学可以变得更了不起，这就是经营者的精髓啊。」[14]

一九六六年春天，日大巨幅调涨学费。同时期早大发生了反对学费调涨斗争，但在日大抗议古田会长的学生，却在古田强调的「总调和」、「日本精神」、「母校爱」说教下被驱离。当时的报导写道「从其他私立大学的经营者角度来看，今日肯定对古田会长禁止学生参加全学联、不承认学生自治的『先见之明』，由衷感到佩服。」[15]

一九六六年三月，无法继续忍受量产教育的日大学生会（自治会的代替品，获得大学当局承认之学生团体）对学部长恳谈会提出「维持学生总数，不要再增加了。」但翌年四月，入学生仍大幅增加，并打出把一天的节数从五堂变成六堂，每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缩短为五分钟，午休时间缩短成二十分钟的对应方针[16]。学生强烈反对，之后虽然校方以「教授体力无法负荷」为由撤销此方针[17]，但量产教育的状况仍旧没有丝毫改善。

一九六八年五月爆发日大斗争时，在法学部学生、教授的「意见交流会」上，学生方如此主张[18]：「与十年前相较，学生人数增加三倍多，授课费也增加九倍，但老师却只增加两倍，校舍只增加二．五倍。」

大部分的授课内容也相当恶劣。当时艺术学部一年级生如此写道[19]：

教授强制要求学生购买自己的着作当成教科书，上课只是逐字逐句照着读。不想上这样的课。学生当然会感到不满。此外是逃课问题。教授们为了防止学生逃课，使用「出席卡」这种方便的东西，在上课前发给学生写上姓名，下课时回收。学生的对策是拿到卡后写上姓名，交给旁边的人代为提出，然后迅速离开教室。对此，教授又改为上课前发两种不同颜色的「出席卡」。

如前所述，日大採取配合产业界要求的方针，因此不注重通识科目，偏重在应用技术教学。工学部一年级写下「课程缺乏一般课程，多以技术性内容为主。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竟然连负责授课的老师本身也若无其事地说『背下这种东西，出社会也派不上用场』。」「这种状况下，无论老师或学生都有气无力，根本无法期待会有认认真真的交流谈话。」[20]

即便通识科目也是内容贫乏的量产授课。哲学部的某学生如此写道：「〔教授〕就是拿着陈旧的笔记读，推测内容不知多少年都没改过。在学生看来就是无能的表现。」「想说什么就让老师说吧，反正，这种教授只能在日大存活。」数百人的大教室中充斥「因为体育活动太累而在后面打瞌睡的体育会学生、热中出游计画一直交谈的男女朋友、摊开体育报专心阅读的学生。」[21]

入学之初教室座位不足的问题，竟也因学生人数太多而自然获得解决。艺术学部的学生回忆[22]：「教务处学生课带着自嘲口吻地对我们说『到时候自然会有空位啦』。实际上，四月起的新学期，一过五月学生就开始跷课，教室变得空荡荡，很轻松就能找到座位。」

为此，日大学生因素质低下的量产教育而程度低落，被戏称为「笨大学生」（谐音日「本」大学的「大学生」）。所以在准考生中，日大的地位完全就是「以防万一的选项」，日大学生自己也说「不参加其他大学的考试，专只报考日大的人，十人中不到一人。」[23]

用来发洩上课空虚感的社团活动，也遭校方澈底管理，社会科学类社团之类根本不被校方承认，约十万名学生中参加文化类社团者约八千人，平均一个社团约有两百名参加者。某日大学生在一九六八年提到[24]，「日大是号称学生十万人的巨型大学，获得承认的文化类社团却仅有三十五个。」「人数达到两百人，这已经很难说是大学社团了。大家都想参加些什么社团，但大半的学生见状后都感到失望，逐渐退出，最后沦落到仅在住宿处与巨型教室间，往复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学生的福利状况也相当恶劣。许多学部除了系馆之外，在校园中几乎没有可用空间，这让一九六八年爆发日大斗争之际，学生只能在马路上举行集会。

大约有九千名学生的经济学部，图书馆的椅子只有二百五十人份，食堂能接纳的人数只有五十人。一、二年级生在学的文理学部大约有一万七千名学生，但提供饮水机的场所只有两处。据称文理学部的某学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如此表示：「我从来没在学校食堂坐下来吃顿咖哩饭。」[25]

学生高度希望成立合作社，但大学担忧合作社的政治色彩浓厚，所以由理事与学部长担任股东的「樱门事业部」设立採买部。社团教室也不多，就算分配到教室，也是长三公尺、宽一公尺的狭小空间。图书馆也不开放给普通学生借阅[26]。

即便大学的实际状况如此恶劣，但在招生简介上仍对希望入学者写着鼓励、煽动他们入学的资讯。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日大学生座谈会上，艺术学部的学生如此陈述[27]：「招生简介上写着各式各样的宣传字句，例如摄影科刊登了拍摄酷炫汽车的介绍，但那竟然是要等到摄影棚建好后才能实施的课程，现阶段根本不存在。戏剧科介绍戏剧创作实习的照片，根本是五、六年前的东西，却塑造出一股这是日常的、定期举行的印象。」

为降低成本，校方也裁减事务员，并为了压低薪水而不雇用大学学歷者，平均一位教务事务员得面对超过一千名学生。文理学部学生课长在一九六八年如此表示[28]：

「梦想着能充分支援文化活动，抱持改善求学条件的热诚而到学生课上班，但我的希望无一获得实现。」「社团教室是狭小且得共用的空间。那种寒酸的模样，连古田会长来到文理学部时，见状都对学部长怒吼：这种地方见不得人。」「观察申请日本育英会奖学金的学生可发现，他们的家庭收入多属低所得阶层。」「来借个一千、两千日圆生活费的学生；商量是否办理休学去赚取学费的学生；还有，来办理退学的学生……。」「课长一人、课员两人，男工读生一人，女工读生两人，就这些人光处理奖学金与介绍打工就已经忙不过来。因此协调打工的部分只能被动接受申请。虽然知道学生课的工作大致包含研究、开发、调查、统计、提出报告等业务，但根本没有余裕处理。」

与此同时，校方澈底压制学生的自治活动与社会运动。

一九五七年十月，经济学部第二部的学生大会决议，要求校园民主化，成立合作社、建设学生休憩大厅、让自治会加盟全学联等。隔年十月，举行了反对警察法修正的限期罢课。但校方的回应则是将自治会干部七人退学，并唤来机动队，打出「澈底强化学生指导」、「禁止校内政治运动」的方针[29]。之后，校内的集会、散发传单、发行学生报、举行连署或捐款活动、邀请演讲、在公告栏上张贴等行为，皆改为需通过大学事前审查与检阅的许可制[30]。这些规定在校规三十一条中明文化，无事前申请的集会或未经检阅的传单，都成为职员处理对象，可要求立即解散或收回传单。

一九六○年安保斗争时，为了欢迎美国总统艾森豪，日方预定动员右翼团体与学生夹道欢迎，古田也计画动员约两万名日大学生。同时，约二千名日大学生前往国会前参加六月十五日的反对安保修订游行。这天参加游行的某日大学生表示，「真的非常高兴。与其说身为日大学生前来参与，不如说能与其他大学并肩行动，更让人感到自豪。」[31]但六月二十日，日大当局旋即公告长篇训示，不仅在校内禁止，也不许学生参与校外的政治活动[32]。

为此，日大被称为学生运动的不毛之地。古田会长自豪吹嘘：（一）日大乃「日本第一的综合大学」、（二）「学生没有加盟全学联」、（三）不存在「教职员工会这种没用的冗余组织」。古田主张由理事、教职员、学生等组成的「大家族主义」，断言不需要工会[33]。

教师的活动也在校方压制之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校方称文理学部的两位助教授与两位专任讲师「不符日大思想」，强制要求对方辞职，此外尚有多名助教与兼任讲师遭解聘。志同道合的文理学部教师与日本学术会议对日大提出抗议，全国数学部研究生高达八成连署拒绝协助日大数学部，即便如此，日大当局仍旧不改态度[34]。此时被迫辞职的助教授福富节男，日后则成为越平联的核心成员。

在日大，教师的地位原本就相当低落。在古田会长底下由古田人脉垄断的理事会，几乎决定了所有的大学经营业务。教授会既无自治权也无人事权。

重视经营的日大对各学部採取经费独立核算制[35]。但法学部的某教授表示：「虽说是独立核算，但学部的收入并非全数由该学部使用。根据学生人数，收入中的几成必须缴纳给校本部，并要求绝对不准出现赤字。就算肩负经营责任，但实际上教授会对预算、决算原本就无决定权，也未被赋予审议权。」

大学本部就靠着各学部上缴的经费与投机性的土地投资来营运。上缴金如何被使用，各学部教授一无所知。而各学部的预算，由学部长与事务局长对校本部制作、提出预算草案，经理事会审查后加以承认。

学部长、大学校长、理事会总长名义上皆由教授会选举而出，但某日大教授一九六八年说明[36]：「我也出席了代表教授会，记得有对理事的提案鼓掌，但不记得有投过票。」一九六六年的报导写道，古田会长的「犹如旗本大名、谱代大名坚实组成的日本大学经营团，掌控会计、人事，光是这样的做法就让在大学内被当成『外样大名[ii]』的教授、职员理所当然抱持不满，甚至高层现在也有许多不满古田体制的人。」[37]

在这种独裁体制下，对校方存疑的教职员在薪资上会被削减，而选择靠拢、协助的学部长或理事则会领到超规格的高薪。一九六八年时，大学毕业的平均薪资近三万日圆，而根据日大相关人事座谈会上的说法，五十二岁的教授月薪为八万日圆，与此相对，理事年收超过两千万日圆者有三人，学部长与其他理事等级人士，年收入在五百万至六百万日圆之谱[38]。

这种状况下，教授的质量也趋于恶劣。在日大斗争爆发后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座谈会上，日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如此叙述[39]：

「简单来说，对教授的评价就只有无能二字。」「日大也有能干的教授，那只是有名的教授。那是用于招揽大量学生，让他们缴交高额学费的霓虹灯招牌教授。但他们是早就从国立大学届龄退休的人，许多人依旧照着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相同内容在授课。」「而且，他们的授课日很少，但真正在学问上有能力的教授一周却得负担十五个小时的授课，承受着严酷过劳的工作状态。」「日大有许多教授是从事务工作升上来的，法学部有两名教授在司法考试落榜过八、九次。在日本大学想担任教授，如果不懂行政事务与镇压学生，根本不行。」「某助教授说『我已经放弃了。早过了反抗的阶段。现在这种态度比较容易生存。』但实际上，教授与助教授必须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面对过重的工作，没有时间作研究。同时，好教授则被放在镇压的机构下监管，让他们逐渐变得无能。如果不愿顺从，就会像数学部事件般遭到放逐。」

优秀的教授厌恶这样的状况而离去，导致教师的质量与授课内容日益低下。

一九六六年九月，累积大量不满的日大教职员组成工会。日本宪法保障组织工会的权利，因此古田也无法直接表示反对，但仍表示「我深感遗憾，但没说不能成立」，「工会这种东西，社会上不都强烈认为这是种造成对立抗争的工具，所以名称上最好不要冠上工会。」[40]

工会组成之际，也遭到校方阴险的阻挠与镇压。组织工会的十二名志同道合的成员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展开活动，但就在成立前，在工会方不知情的状况下，职员突然收到一封假邮件，声称因为要举办成立大会，赞成者请在指定日期与时间集合。这是校方为了事先掌握赞成工会的人而实施的战术[41]。

而且在隔年工会成立的一九六七年，教职员收到修订过的教职员服务规则，其中提出新的就业规定，内容开出大量优惠条件，包括取消教职员原本也必须遵守的发配印刷品、张贴公告、进行演说的限制，并可自由异动职务[42]。这使工会的抵抗暂被搁置，但日大斗争白热化后的一九六九年二月，日大工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总务长仍被解雇[43]。

也有大学生不满现状，尝试自主活动与改革大学。但日大当局优待体育会与应援团学生，利用他们充当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部队。

针对日大如何利用体育会学生，一九六八年底的杂志有如下报导[44]：

体育会作为一个「常备暴力装置」，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首先，体育会本部的经理或教练周游全国蒐罗体育选手，当然他们的入学考只是做个形式，入学的选手分为几个等级，例如A级当然免除授课费，还能领取相当额度的奖学金。此外个别的柔道部、空手道部、应援团等，自不待言大学都个别分配大量的预算。据说若因大学生发生武装内斗而被动员时，每天可领到一千至两千日圆的日薪。

……此外体育会的主将或经理，能力杰出者可被採用为教师，编入「暴力装置」的下士官，最终还提供他们升迁为大学评议员或理事的门道。古田会长本身就出身柔道部，被雇用为日大高等工学校的柔道部教师兼保镖，一路踏上理事、会长的出人头地路途。……

现在，日大体育会约有两千名部员，若加上关东圈的毕业生可以动员到五千人。

体育会或应援团的学生在成绩上获得优待。据某学生称，从二年级升上三年级的考试时，自己努力作答，但隔壁的男学生却只在空白答案纸的最后写上「本部体育会应援团」。最终的结果是，努力填写答案的学生获得「良」，而该应援团员则获得「优」[45]。

体育会学生或应援团员做出的暴行，光从表面上来看就数量庞大。一九六四年，法学部自治会（因学部不同而有异，或称「学生会」）委员遭应援团员动粗施暴，隔年的一九六五年，商学部学生委员长也遭应援团员施暴，因此各学部的学生总会决议要求解散应援团。一九六六年春，在东都大学棒球赛中，亚细亚大学应援团与日大应援团发生乱斗，藉此机会商学部学生会引用学生大会的决议要求解散商学部应援团。但大学当局却无视此决议，至多只废除学部应援团，并将其併入本部应援团[46]。

体育会学生被以各种形式利用。位于郡山的日大工学部，全部四千名学生中有八百三十人隶属运动部，「〔有效人数〕八百名即可举行的学生大会，一直以来〔指日大斗争爆发前〕只要运动部所属学生参与，便足以进行。」[47]

在六○年代中期，大学承认的学生会等组织，几乎都成为大学的御用机构，被学生揶揄是「办活动的」，因为这些组织仅负责办理校庆等活动。文学部哲学科的某学生如此写道[48]：「我的学部有名为学部学生会的组织。乍看之下与其他自治会没有不同，但并不怎么举办活动。成员可能把自治活动与一般活动搞混了。虽然会对许可的总会提出报告，但都是些几月几日举行学生敦睦餐会，或者敦睦郊游，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包含日后成为日大全共斗议长的秋田明大曾经加入的经济学部学生会在内，一部分学生会也尝试办理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活动，但只要在校庆企划、校内杂志上讨论时事或批评日大现状，立刻会遭禁止，或者因检阅而被删除。

例如一九六六年十月，经济学部的大学祭上尝试邀请发表论文讨论大学问题的法政大学助教授芝田进午，但被日大当局以「不符日大教育方针」为由禁止。一九六七年七月，农兽医学部学生会打算以「量产化大学中的自己」、「学生该如何生存下去」、「大学中的学生自治应当如何」等主题进行主题讨论会，但又被大学当局以（一）不符本校教育方针、（二）现阶段从各方面而言都太过危险、（三）讨论主题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等为由，遭禁止举办[49]。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经济学部学生会举行新生、转学生的欢迎会，企划邀请歷史学家羽仁五郎来演讲[50]。然而，当这位以左派歷史家闻名的羽仁上台演说时，数十个应援团和体育会的学生便大骂「红色！」、「老头快滚」，并对学生会执行部人员施暴动粗。而且，校方事先将体育会的学生送到演讲会场，散发印上学生会执行部名称的假传单，内容写着「加盟〔新左翼党派的〕全学联吧！」

更有甚者，应援团与体育会的学生们在经济学部学生会教室中对执行部成员施加私刑，强迫他们签署「解散学生会」的文件，并破坏学生会教室与掠夺值钱物品。对此，日大当局公告禁止学生集会与团体活动，事件隔日，又发布学生会执行部八人全部处以无限期停学的集体处罚，并命令学生会执行部解散与「解散经济学部一部分的应援团」，但体育会的学生没有一人遭到惩处。

一九六八年四月，经济学部学生会再度企划邀请进步知识分子日高六郎来演讲。日高知悉前一年体育会学生的暴行，但仍表示「只要是学生诸君的请求，拼上性命我都会去」，接受了邀请。但演讲当日，经济学部的学生副指导委员长偕数十个体育会学生包围议长团，使「集会瞬间陷入噤声的状态。」[51]

一九六八年春，农兽医系的学生报《青楼》第二十一号中，因校方检阅，造成了七处空白。遭删除的文章内容为指出「检阅制度违宪」，指导委员长的教授表示，「说本校的许可制违宪是错误的，所以该部分无法通过审查。」[52]

对集会与公布栏实施许可制及检阅，难道没有侵害宪法保障的言论、表现自由吗？针对学生的这项提问，挂名经济学部学生指导委员长的手册上如此解释[53]：「有关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规定，是宣言国家权力不侵害个人基本人权，从而，在大学这种属于个人的团体进行属于内部规范的许可制，完全不牴触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此外，日大当局的监视更及于社团活动与学生个人，制作了「所谓『进步的、民主的』学生黑名单」[54]。入校时检查学生证，藉此防止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或校外人士进入。被列入黑名单的法学部学生如此描述日大斗争爆发前的校园状态[55]：

法学部的学生，全都必须先通过文理学部的通识课程才能回到法学部上课。而在文理学部上课的时期，我参与过〔废止〕应援团的斗争，结果等我回到法学部时，发现点名簿上自己名字的栏位遭註记「必须注意」的圆印。回到法学部时理当分班，分班时每个班级都会编入御用学生，也就是数名右翼学生。形式上也举行班级委员的选举，但自治会委员长由选举管理委员长任命，又由委员长指名管理委员。选举也只有公布投票结果，因此如果自治会委员长属于右翼，那就可以完全照其意志走完整个过程。如果对检阅或校庆之类的提出问题，意见将由下而上传至指导委员长（教授）处，接着委员长会表示所有的问题都会在自治会商量，之后就遭忽视。

一九六八年一月，校方惩处两位参加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的法学部学生，令其退学。一九六八年二月，学生联合会议长与艺术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等四人遭体育会学生质问「你是共产党吧」、「剁了你手指喔」并施加暴行[56]。

校方的「厌红」程度相当极端。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新生欢迎会上，TBS（东京电视台）主播田英夫做演讲时，讲台上挂着红字的「学生会主办」，却遭指责「红色就是共产党」而改为黑字[57]。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报导，文理学部的女学生表示[58]：「学生指导部对报纸、信件进行检阅，连女学生穿红色毛衣也遭警告，非常啰唆，而且校内甚至有告密制度。」

建立这种掌控体制的日大当局显得自信满满。一九六八年二月，当中大反学费调涨斗争获胜时，其他私大经营者表示「对这次中大的澈底败北感到震惊」，但日大的宣传课长接受杂志採访时则说道[59]，「日本大学？绝对没问题啦。」「我校能顺利营运，都归功于良好的学生指导制度。」「面对麻烦，我们有事先将其扼杀于摇篮里的组织，所以没问题。」

在此状况下，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报纸刊登「都内某私大的知名教授称：走后门入学要三千万日圆，谢礼收入自己口袋」的报导。此教授为日大理工学部教授小野竹之助，兼任日大教务部长、评议员、国土综合开发研究次长。因恶劣的教育条件与高昂学费感到不满的日大学生们，见此新闻更为群情激愤。同年五月爆发日大斗争后，学生在占领的各学部建筑中「找出大量明显专供走后门〔入学〕的名牌，上面写着准考证号码与姓名，因此让学生更感愤怒。」[60]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东京国税局公布日大的会计，从一九六三年到六七年约有二十亿日圆流向不明。五月五日，又公布另有十亿多日圆也流向不明，如此加总后，日大被公布共有三十四亿日圆流向不明，而且在预扣税上有逃税的情况。正当东京国税局进行预扣税监察之际，三月二十五日经济学部的会计课长离奇失踪，三月二十八日理工学部会计课徵收主任自杀[61]。

又针对日大十一所学部、两所高中的调查指出，入学费、授课费、捐款等的一成左右，都缴交给大学校本部作为「综合费」，因此被发现日大透过此法隐匿收入。之后逐渐查清，该些流向不明款项被用在：给教职员的脱法津贴、给校本部董事的三节礼金、给财界政界的捐款与对外打理费、以学生对策费为名目交给体育会学生等等[62]。

会出现金额如此庞大的流向不明款项，大致与日本大学崇尚「家族主义」式的中小企业经营体制，但显然已无法应对经济高度成长下庞大化的实际状况有关。设法在艺术学部发起自治会执行部的高桥博回忆道，一九六八年初为了确认自治会费的总额，向学生课询问艺术学部的学生数，事务职员回答他「因有消除学籍者与转部生，人数是流动的，无法立刻算出，大概有两千到三千五百人吧。」接着他前往会计课询问，「得到低于两千人的数字」。高桥对「大学质素的低落程度感到哑然」，他「观察学部上的学生，概算自己学部的学生人数，察觉人数绝非二千人或三千人之谱，因此与校方交涉，打算领出相应于实际人数的自治会费，但体联〔体育会联盟〕的家伙说『这次的执行部不会是红的吧』，在路上遭胁持并被痛殴。」[63]

旧体制的会计赶不上巨型化的状况，与庆大等当时的私立大学相同。但日大的状况还多出了减少事务职员导致事务与会计管理不周、理事会的独裁体制导致无从掌握理事会对金钱的用途，因此更进一步导致会计状态不明。但四月二十三日，古田会长却宣布「完全不存在流向不明款项，也不考虑全部理事都辞职。」[64]

尽管处在经济高度成长中，但那个时代仍有许多出身贫困家庭与白天工作、晚上就读夜间部的学生。日大学生们对大学校方的态度深感震怒，日大夜间部学生对周刊杂志《朝日Journal》以「希望匿名」的方式提出如下投书[65]：

日大二十亿日圆的预扣税逃税报导，对我们日大学生是巨大的震撼。自三月小野理工学部长发生逃税事件以来，纷扰就连日不断，但这也太超过了。

逃税事实尚待今后的调查，但这次的问题已非可原谅或不可原谅的问题。那是父母给我们的钱，或者我们自己打工赚来缴纳的费用。我的情况是，该费用占据我白天工作的大半。所以，我压抑着想要流泪的心情，以文字进行控诉。

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缺乏不靠武器的暴力可直接向学校当局表达抗议与控诉的手段。……即便现代化的校舍，却没张贴任何一张传单，这就是证明。……现在，日间部的各团体因为学校当局的分裂工作，从去年起就无法组织执行部，这次大概也是，将在不起涟漪的状况下落幕。

但与这位学生的预测相反，问题并未「在不起涟漪的状况下落幕」。各学部中潜在寻求改革之道的学生们并未放过此问题。而日大斗争就在此情绪下一举爆发。

日大分布在各校区的各学部中，首先由文理学部与经济学部展开抗议活动。

位于世田谷区的文理学部，学生执行部于四月二十三日对教授会提出公开质询状。但得到的回覆仅有「教授会对会计不具直接权能，因此无法具体回应。」[66]文理学部学生会是校方的傀儡组织，无法寄望其后续对大学提出抗议。在此状况下，志同道合的学生们在学生会外另组独立组织，开始以班级与学部为单位制作讨论资料。其中之一提出如下诉求[67]：

我们这些学生，究竟是为了追求日本大学的什么而入学？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探求真理的场域才入学的吗？但大学当局是否把日大当作一个探究真理的场域来经营呢？他们透过量产教育让我们放弃人性，把我们大量生产成整齐划一的、服从成性的人，把大学打造成培训产业后备军的场所。日大当局思考过学问的场域究竟是什么吗？寡廉鲜耻的他们，取走我父母流血流汗拼命赚来的心血结晶，而且不以学问的形式归还到我身上，只为了他们的私欲私利夺取钱财。为何他们可以这样强取豪夺？因为理事掌握一切经营权，而我们学生根本无法参与任何会计相关事宜。……我们学生为了取回探究真理的权利与思想、表现、行动上的自由，为了确保强健的学生自治，难道不应该更加强班级讨论，更广泛与同学们交换意见，并挺身而出、振臂而起吗？

当时的文理学部的传单还有如下控诉[68]：

我们入学时缴交近二十万日圆的费用，而这个文理学部的现状，看得出那笔费用被用在何处吗？体育课时男生连个储物柜都没有，另外图书馆配得上学生人数吗？学生食堂更是窄到不用再说。我们支付的金钱能说已经投注到我们身上了吗？在这种状况下，现在竟有三十亿日圆流向不明的款项浮上台面。……这个问题起因于理事不把日大当作学府，只是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场所。大学与股份公司不同，不是追求利益的场所，这点大家都能同意。……真正爱着日大的同学诸君，必须冷静、正确把握这种状况，为了改革日大，今天必须採取断然的行动。

而文理学部学生们制作的讨论资料与传单中，有如下诉求[69]：

「三十四亿日圆的问题，不过是存在于当局与学生之间的是否遵守民主主义、是否保护自治权的矛盾之一。」「宪法保障了思想和信仰自由、学术和言论自由，却被战后急速发展的本大学经营第一主义，以学校法人的名义，以学校当局教育方针的名义，大加限制。」「我们学生当守护学术自由，守护民主主义，也为了打造真正和平且富饶的社会，必须亲身参与解决当下这种矛盾现状，并致力加以改革。」「我们不是为了成为『分割零售知识的消费者』而进入大学。为了确立『对事物的看法、想法、思想、人生观』，为了熟习专门领域的学术成果，为了打造我们和平且自由的社会，这才是我们学生存在的意义。」「如果全体学生统一团结，即便在检阅制度下仍努力改变此一反动制度，那才能建立真正民主的校园。全校同学诸君，让我们提出单纯的疑问、不满、要求，把经营主义者完全赶出日大，把日大打造成真正的学府！！」

六月经济学部举行的学生演讲也有如下的表述[70]：

我们来大学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追求将来的安乐吗？为了依照经营者的意志成为廉价上班族吗？……绝非如此。我们身而为人，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才在大学研习学问。为了研究真正的学问就必须保障言论、思想的自由。然而，我们日大却连宪法保障的学术自由、言论表现自由都没有。我们只能支付高额学费，在量产授课中单方面接受偏颇的教育。我们身为学生感到被疏离。

我们是人。不是对古田会长言听计从的猴子。我们要破坏耗费十几年打造出来的反动体制，为了建设光明且民主的校园而战。如果这场抗争以失败告终，那么我们将失去身而为人的存在价值。我们必须获得绝对的胜利。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取回真正的学问。

从这些传单或演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学生们感到自童年起一直被教导的民主教育理念遭经济高度成长下的「经营第一主义」所践踏，因而诉求「民主化」。第二，学生们具有「保守的」大学观，认为大学必须是「追求真理的场域」、「学府」，不可成为「追求利益」或「培训产业后备军」的场所。

第三，学生们厌恶如「输送带」上的工业制品般，「完全依照经营者的意志」被培训成「廉价的上班族」。此外，日大是排名靠后的大学，当时被说「从日大毕业进到一流企业工作的上班族，不到一成。」[71]某种不藉此机会发起抗争，就只能一辈子抬不起头成为「廉价上班族」的情感，也在背后驱使他们推动斗争。

第四，他们在经济高度成长下面对社会剧变，恼于认同上的焦虑。这明显可由上述传单与演说中「我们来大学是为了什么？」「我们身为学生感到被疏离」等语句频出的状况中看出。他们意识到，斗争正如「我们是人。不是对古田会长言听计从的猴子。」这个句子所象徵的，是一种脱离「现代的不幸」的行为。而屡屡被提及的「疏离感」，正是「现代的不幸」的象徵。

因为校方的压抑人权与非法、脱法行为昭然皆知，因此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日大斗争始于学生们对这点发起抗议。确实这也是重要原因，但观察上述学生们的文章与发言，可知日大斗争与一九六五年庆大斗争以来的一连串大学斗争分享共同的心情，亦即都希望脱离因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剧变所造成的隔阂与「现代的不幸」。

对于学生的这种行动，校方选择以压制作为对应。文理学部教授会在五月三日声明，「我们校园中不可能有流向不明款项与私相授受的薪资」，「对于破坏和平与秩序的行动，将以坚决的态度加以处理」[72]。到了五月七日，文理学部学生指导委员长给级任教师发配极机密文件，要求「请不要让思想偏差的学生有任何行动」，「希望积极指导学生，以整个班级的共识排除特定的学生。」[73]

未经检阅的传单立刻被回收，散发传单的学生屡屡遭体育会或应援团学生暴力相向。即便获得大学张贴许可的社会学部学生会宣传海报，也因「尺寸太大」而被通知最多只能使用「两张B5大小的白报纸」。对此社会学部学生提出抗议文，表达「我们切实地怒吼：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学生，在此坚持反对缩小宣传用纸。」[74]

当时在文理学部活动的学生，在一九六八年底的手记上有如此叙述[75]：「在五月的阶段，就是我们在文理学部的运动成为地下活动的时期。把原稿运进校园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割〔胶版印刷的传单〕时，得把教室面向走廊一边的窗户贴上报纸，印刷完成后就在教室内将其烧毁。传单无法在校园内直接发给学生，只能偷偷地放在教室课桌的抽屉或厕所。」「我们制作的立牌看板遭学生课破坏，还有同学在制作中被泼了满身墨汁。我们只能拿小型的手持麦克风向同学们诉苦。」「在文理举行全校总誓师集会时，也是在光天化日下对在校门口静坐的我们拳打脚踢，暴力相向，最终出现了三名轻、重伤者。」

同时，位于神田三崎町的经济学部学生开始採取更加直接的行动。日后成为日大全共斗议长的秋田明大当时担任委员长，在他的经济学部学生会上制作抗议文件，表达「流向不明款项来自我们的家长，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血汗赚来的，那是我们的钱」，藉此确立基调。五月十八日，经济学部学生会执行部向教授会请愿，希望遵循正规的许可制举行讨论流向不明资金的学生委员会[76]。

日大许多学部的学生会或自治会都成了御用组织，只有经济学部学生会例外，尚还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如前所述，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大学祭企划邀请芝田进午、一九六七年四月新生欢迎会上企划邀请羽仁五郎、一九六八年新生欢迎会上企划邀请日高六郎前来演讲，这些皆为由经济学部学生会所为。

据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日大学生座谈会称，经济学部学生会拥有长时间的斗争歷史。根据这场座谈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在校方禁止芝田进午的演讲之后，经济学部发起反对大学当局介入的运动。但虽然一时集合了约一千名学生举行抗议集会，但大学祭后便自然而然回归平静。不过以这个被通称为「芝田斗争」的事件为契机，有抗争意识的学生开始聚集于学生会，并形成了学生会执行部[77]。

如前所述，一九六七年四月的羽仁五郎演讲会上，经济学部学生会执行部成员遭体育会与应援团学生处以私刑。当时受到私刑处置的执行部成员之一，就是一九六八年成为经济学部学生会委员长，之后也成为日大全共斗议长的秋田明大。

秋田在一九六八年底与羽仁五郎的对谈上，提及一九六七年四月羽仁演讲时他领教了体育会与应援团的暴力，以及校方的「极端卑劣」的镇压，他感到「根本还没到讨论思想的程度，连最低限度的、自己身而为人这件事情，都遭到完全否定」，而这种感受也成了他参加日大斗争的动机[78]。他的手记中也叙述道，「当天〔羽仁演讲会那天〕回到公寓后，一股落入无间地狱般的绝望感袭来，全身上下都感受到对日大当局的愤怒。此时我下定决心要投入战斗。」[79]

秋田在中学、高中时代是个极其平凡的学生，连级任老师都未对他留下印象，他进入日大后因为对量产型授课感到失望，而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们在该处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日大算是个半非法的社团[80]。

但秋田并非埋首于马克思理论的类型。日后日大斗争在学生筑起的街垒内举办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讲座，秋田曾说「你们读了也搞不懂，我也搞不懂。与其唸那个，不如讨论一下身边正在发生的状况」，接着把读书会改为斗争的战术会议[81]。

有多则传闻都展现秋田的「资质鲁钝」。当大家决定不继续在街垒内阅读漫画，改读学习用的书本，并集中扔掉漫画时，一位伙伴正要丢掉剩下的漫画，秋田却说：「啊，那个别扔，我还没看呢。」或者邀请羽仁五郎来进行学习会时秋田却在打瞌睡，羽仁对他说：「秋田，多少听听我讲了什么吧」，他则回答：「老师说话让人听了很安心，所以我就睡着了。」[82]

有传闻说秋田隶属社学同ML派，但实际上他似乎是无党派学生[83]。在一九六九年初的对谈中，秋田表示「我只能凭感觉理解事物」，对于马克思的着作，他则回应「我讨厌那东西。况且马克思、列宁根本没提到日大斗争（笑）。」被问及新左翼党派是否有邀请他加入时，他回答：「有被问『要不要加入？』，不过最近就是开玩笑般地说说罢了。」[84]

秋田隶属社会科学研究会，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不过比起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似乎更愿意与伙伴在住宿处边喝酒边讨论人生、社会，重视身为一个人如何获得成长的想法[85]。

秋田等经济学部学生会的集会，全都在校外的咖啡馆进行。在校内批评大学可能会遭体育会学生施暴，而且日大校内也没有让学生休憩的大厅或校园区域。担任日大全共斗经济学部斗争委员长的鸟越敏郎，在一九六八年秋记下「『咖啡馆战术会议』是日大的特殊产物。」鸟越「因为日大敷衍了事的上课让人充满空虚感，所以加入了基督教研究会，当作是参加社团」，之后遇到秋田等人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开始对大学有所质疑，之后便与他们在咖啡馆展开讨论[86]。

一九六八年五月，由秋田担任委员长的经济学部学生会，如前述遵照正规的许可制度向教授会请愿，欲举行学生委员会讨论流向不明资金的问题，但教授会回覆：流向不明款项问题，在学部公告声明之前不予受理[87]。遵照规定的对话因此无法实现，学生们便像文理学部一样，自行举行未经申请的集会。

但在经济学部，并没有能让学生举行集会的学生大厅。地上九层、地下二层的经济学部本馆中虽集中有学部长室与学生课等办公室，但地下一楼只有「樱门事业部」经营，卖牛奶、面包的小卖部空间。

无计可施的学生会只能使用地下大厅，于五月二十一日聚集约三百人举行抗议集会。学生方诉求「我们想以真正的学生的身分，以及真正身而为人的身分活下去。但大学当局不仅封锁我们的意志表达，甚至拒绝我们身而为人的权利。例如，以学生会机关报《建学之基》的封面是红色的，或者使用太大的字体等理由〔禁止派发〕，压迫我们的言论表现自由。」[88]

隔天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学生再度于经济学部地下大厅举行未经申请的抗议集会。

秋田委员长对聚集而来的学生们说明学生会至今受到的镇压，另也针对公开举行学生委员会遭拒一事进行抗议。学校当局透过校内广播唿吁解散集会，结果，反而让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学生都前往参加集会[89]。

抗议集会上，学生们纷纷提出不满[90]：「诸君！我们之前抗议成那样子，大学当局却全都不回应。不仅如此，还想压制我们的行动，用广播要求我们解散。希望大家想起四．二○〔羽仁五郎演讲会上发生的私刑事件〕。以前我们或许屈服于暴力，但这次，绝对不向暴力屈服。」「经济学部全体学生们！在这栋巨大的建筑物中，我们一直抱着不满的情绪。首先，馆中既没有福利社也没有食堂。即便去其他学部的食堂，供应的也只有咖哩饭，面类则只有『狸荞麦面』与『狐狸面』[iii]。各位不觉得这就是日大的象徵吗？」

地下大厅的讨论持续到下午五点半为止，学生们一齐喊口号：「我们要追查二十亿日圆！」「让我们举行学生委员大会！」之后部分学生唱起《国际歌》，但在学生运动不发达的日大，普通学生大多不知道歌词，因此无法合唱。为此，「学生执行部因学生不太知道《国际歌》，日后改为唱校歌。」[91]

五月二十三日，同样在地下大厅举行了抗议集会。校方以昨天的集会混入了其他学部学生为由，在经济学部本馆入口检查学生证，而听闻集会传闻而赶来的他系学生则主张「这是我们的大学，为何我们不能进去？」「有这种某个学部学生无法进入其他学部系馆的综合大学吗？」与职员发生小争执后最终仍旧进入会场。同时，体育会学生却畅行无阻地进入馆内。集会在体育会学生激烈的唱反调中举行，接近两千人参加，会上决定：（一）要求立刻停止检查学生证；（二）要求学生的言论、集会自由；（三）要求举行学生、教授、职员的三方讨论会等。[92]

经济学部的指导副委员长最终赶到集会场地应对学生，副委员长一味主张「有关流向不明资金问题，只要阅读大学发布的声明便可理解」，「这个集会是未经申请的集会，断然不能承认。」校方以集会未经申请要求立刻解散，并提议由学生会执行部与指导委员长进行对话，但学生方经过讨论后，认为只要不公开让大家参与对话便无法接受，拒绝校方提议。秋田在学生们的掌声中将大学的通告文烧毁[93]。

之后学生们为了「让其他学部的学生平安离开系馆」而肩并肩组成阵形，合唱着校歌想走出系馆建筑，但体育会学生对他们暴力相向，职员也开始放下铁门。愤怒的学生们举行了他们的首次示威游行。日大新闻研究会编辑的纪录中提到，「许多参与游行的学生连如何列阵都不知道，仅呈现出互相紧靠的状态」，但「这种笨拙的行动中带着根深柢固的『愤怒』。」[94]

这天经济学部发出「紧急通告」，提议由学部指挥部与学生会执行部进行恳谈，但校方面对学生要求接受三项诉求，对谈没有交集。体育会学生开始针对集会学生动粗施暴，许多学生负伤，学部一方公告「如果不解散就解散学生会」。约一千名学生改到附近公园游行顺便避难，高唿「绝不容许暴力集团」、「绝不屈服于大学的镇压」等口号并继续讨论[95]。

当然讨论火花四射，学生接连提出意见：「我们的血汗钱被一部分理事私吞自肥，当我们想追究这件事时，就拿体育会学生这种暴力集团来对付我们，胡乱施行拳打脚踢的暴行。这真的是大学吗？」「我们绝不会因此屈服。直到大学真的民主化为止，都必须坚定战斗。」「只要理事不全数退职，我们的战斗就不会结束。打倒古田，除非学生的自治权不再被剥夺，否则我们的战斗就不会结束。」[96]

之后学生们决定对经济学部本部发起抗议游行，朝约有两百名体育会学生护卫的系馆大楼行进。游行队伍避免与体育会学生发生冲突，在隔壁法学部二号馆前进行集会，许多法学部的学生也加入，让集会学生人数上升到约两千人。这次游行仅有两百公尺，被称为「两百公尺示威游行」，是标志着日大学生觉醒的事件，成为日后斗争中充满象徵性的一段故事[97]。

二十三日傍晚时分，与经济学部比邻的法学部学生们举行集会，选举自治委员。相对于活跃举办活动的经济学部学生会，学生们批评法学部自治会执行部是「至今为止没有举办任何活动的御用执行部」。但法学部自治会执行部仍依惯例，以委员长权限选出选举管理委员，投票结果出来果然连任了。学生们譁然表示「选举不公正」，并把集会主题改为对自治会的抗议，以及追究检阅制度与流向不明资金问题的讨论会[98]。

隔天二十四日，经济学部继续举行未申请的集会。而这天也是秋田明大获得学生们绝对信任的一天。鸟越敏郎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写道[99]：

战斗的步调非常快速。隔天二十四日，体育会学生急着冲进静坐抗议的学生中揍人，集结在议长团周边的学生组成了坚固的阵形。就在此时，秋田飘然跳上桌子，突然叫喊「口号！」这声唿喊瞬间逆转了敌我间的气势。这一刻不仅让我感动，也让当时聚集的经济学部所有同学都终身难忘。就在日大当局凶残暴力装置的最中央，秋田展现出惊人的胆识。如果是这个男人，应当可以带领斗争走到最后。感动变成确信，在同学间如同海啸般唤起了一股连带感。

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版的着作《日大全共斗》，如此记录学生们叙述当时秋田的行动[100]：「时至今日已经变成微不足道的一段轶事，但在当时的状况，这绝不是比喻，而真的是拼上性命的行为。这就是日大。」

确实在当时日大镇压体制之下，秋田的行动真的是「拼命」。日后学生们以街垒封锁经济学部本馆，当一九六九年二月街垒解除时，据说在本馆中留下如下涂鸦[101]：「爸爸、妈妈，别了。我现在就要投入战斗。决死后一日，昭和四三．六．一三」。

就这样，秋田被推选为日大全共斗议长。而秋田自己也表示，他被选为议长的理由只是「自己像蠢蛋般毫无畏惧地战斗吧。」[102]

如前所述，秋田是个乍看之下并不起眼，仪态端正的学生。直到日大斗争开始前，从未参加过游行[103]。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的桥本克彦写下对秋田的第一印象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令人振奋之处，看起来很健康的男子。」「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极其普通的学生。」[104]经济学部的某助教授也表示，「秋田君啊，在入学的时候，是个非常老实，一点也不起眼的孩子。所以这次纷争中被选为议长，让人相当吃惊。这个孩子担得起这份重责吗？」[105]

秋田住宿处的欧巴桑（当时许多住处都有包餐）如此评价他[106]：

「很会照顾人，他会带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来吃饭，还让他们住宿。不管提供什么饭菜都不会摆出难吃的表情。房间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碎碎念说自己脑袋不好，就算学习也没效果，但依旧很认真学习。」「这个孩子太好啦，好到跟其他孩子一比，总想让他多吃点东西。真的。这个孩子不爱说话，在别人面前说不出话来，所以成为运动的领导者真的很奇怪，一定是人太好，被别人一劝不好拒绝吧。」

不过，秋田从年少时就比其他人更加认真，是个直性子的人。传闻提及，在秋田孩提时代，其他孩子会随意去摘走他祖父家的枇杷或柿子，大家都去的时候只有秋田表示「不去摘」，大家便抛下他自行去吃了。又或者，他给双亲写信时总写担心家中生意、担心家人的内容，连他父母都觉得不好意思等等[107]。

秋田出生在濑户内海的岛上，家中做修理渔船生意的铁工厂，他是家中的老么，自小看着海长大，一九六五年考上日大。日后採访秋田的立花隆写道，秋田的父亲大概教导了他孩子「在海上讨生活的男子汉应具备的仁义」。根据立花的说法，「下定决心要干的事情，就一定会干到底，绝不背叛好友。」[108]

日大当局在五月二十五日对秋田做出「自宅谨慎处分（在家反省不得到校）」，而在日大全共斗组成后，秋田如此告诉新闻记者[109]：「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非干不可。就在这个当下，心中充满要让日大成为真正大学的想法。」「惩处我的校方依照他们一贯的做法，打电报给我广岛的老家，把我父母叫来。来东京的双亲听完我的说明后，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一句：奋斗到胜利为止，然后就这样回去了。」

同时秋田的父亲对立花如此说明[110]：「作为父母，孩子想要搞出这么大动静，实际上我并不赞成。我虽然说（与日大当局发生纷争）就像美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拼到底，不让自己后悔，所以之后也没再多说什么。」「这孩子只说真话，不扯谎，所以我绝对信任他所说的话。」

此外，秋田还是个拥有细腻战术能力的男子。据越平联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作家的小中阳太郎称，秋田在日大斗争时「给每个班级的每个人都写下任务，这边对体育会，这边保持中立等等，集中整顿我们的弱点。如此，帮所有的班级都制作了清楚的配置图。」[111]秋田活用他的这种能力，以日大全共斗领导者的身分带领活动。

五月二十五日，经济学部如前所述对秋田及其他十五人以「扰乱学部秩序」惩处他们在家反省，二十六日的学部长会议上，决定「严格取缔未经申请的集会，违反者将施以惩处。」[112]然而，一旦学生不满的火焰爆发出来，便无法再加以遏抑。

二十五日，文理学部举行了抗议惩处经济学部学生的未申请集会，约聚集了两千名学生，尽管遭到体育会学生的暴力攻击，他们仍前往经济学部支援。法学部也有五百人聚集举行抗议集会，同样遭受体育会学生的妨碍。经济学部也举行了抗议集会，法学部有约八百人，文理学部有约一千名学生赶来，狭窄的馆内已容纳不下约三千名的学生，一部分人满溢到道路上[113]。

一九六八年末刊行的文理学部斗争委员汇编《叛逆的街垒》中，如此描述这天文理学部的游行与经济学部的集会[114]：

这次运动如此强而有力，一口气吹散了被认为绝对无法摧毁的强权式学生管控，也吹散了由此而生的学生间的相互不信任与无力感。在校外无论举行多小的集会或抗争游行，被发现后即便不至于退学，教授也会用有色眼光看待，被贴上所有可能的标籤，还得遭到体育会右翼的暴力。在这样的日大中，举行未申请集会，甚至高举旗帜游行，要说是种带有死亡觉悟的行为，也不为过。……

见到体育会右翼学生与学生课职员动手施暴，学生内心暗涌的愤怒更加强化，集会变成抵抗暴力的游行，未加入队伍但因担心同学安危而赶到〔经济学部〕神田三崎町的学生人数，达到游行队伍的四倍。放眼经济学部馆前约三千多名学生集会的场面，除了经济学部，还有法学部、文理学部的旗帜翻飞，虽然不认识他们，但同样都是日大学生奋战的身影。那是一种在受苦中萌芽的真正连带感，伴随着一死与战斗的决心。在这个当下，学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日大的学生，那是即便死去也压抑不住的感动。

就像以往的其他大学斗争发生过同样的情况，日大斗争也让陷入孤独感的学生们产生连带意识。某位日大学生于一九六八年写道[115]，「我们日大学生一直以来完全没有这种连带感。十万个日大学生，在这个丑陋扭曲的大学中彷彿每个人的连结都悉数遭截断。我们举行游行、集会、静坐，藉此能感受到大量同学间──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此次斗争中初次见到的伙伴──的坚定友谊与强大羁绊，也能强烈感受到过往未曾感受过的畅快友情意识。」

同时间遭到在家反省处分的秋田，因无法进入校园而改在校外的咖啡馆举行会议。在此类会议上，参加者感觉有必要把志同道合的学生在各学部成立的斗争委员会统合成一个整体的斗争委员会，并独立于学生会与自治会之外。大学承认的学生会、自治会许多都成为校方的御用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另组组织是唯一的手段。

实际上，文理学部学生会在二十七日发表声明「举行非法集会与游行给整体校园造成莫大的影响，全校学生都必须深刻反省，今后必须由学生自发避免发生此等事态」，并提出「未经申请的集会扰乱校内秩序，希望大家不要参加」的告示。此外，中文学生会声明「不要破坏校园秩序」，德文学科学生会亦声明「坚持守护校园秩序」[116]。

五月二十七日在经济学部前马路上的集会，聚集了经济学部、文理学部、法学部、艺术学部、商学部、理工学部、农兽医学部、齿学部等代表，人数超过五千人，成立了全学共斗会议。会议选出秋田明大为全共斗议长、文理学部斗争委员长田村正敏担任书记长。当下要求：（一）古田会长及其下属的全数理事退职；（二）全面公开会计内容；（三）关于流向不明资金问题必须与学生对话等三个条件，而且完全不包含左翼的元素[117]。

日大全共斗成立的隔天二十八日，在全校总誓师集会上，普通学生有如下议论[118]：

学生A：流向不明资金不就是我们的钱吗？为了让一部分的理事私吞自肥才出现这些款项。身为一个人，为追究这个问题採取最初与最低限度的一些行动，不是理所当然吗？只有发起这种行动，大学才开始可以被称为大学啊。……

学生B：可是，在道路上举行集会不是违反法律的吗？多透过学联（学生会联合）进行合法集会不更好吗？

学生A：那你说说，学联到现在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们不过就是依大学意见照章行事的家伙罢了。何况我们也陪着笑脸告知学生部我们的意见了。……现在正是重新打造日大的时候。这是为了把一直以来安坐在产学合作路线的大学，重新打造为真正的大学而进行的战斗啊。

从此处可以得知，普通学生支持日大全共斗是起于对御用组织化的学生会感到不满，以及怀抱「真正的大学」之「保守」大学观。日大全共斗当初的诉求中完全没有左翼的元素，这也反映出提出诉求的学生们的意识。

由志同道合的学生在无意间联合组成的日大全共斗，与庆大斗争和早大斗争的先驱例子有部分共通，但以全校规模进行运动，却是史无前例。参加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的桥本克彦日后如此叙述[119]：

「共斗会议的形成，并不像过往学生自治会运动般通过正规程序、经班会决议程序等，累积意见而成立，而是一口气就突然竖起全学共斗会议的大旗。认同此事的人以肉身集结到这面旗帜下，这就是承认全共斗的行动。当然，如果集结旗下的学生缺乏力量，日大全共斗将瞬间被暴力所击溃，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们决定奋起抗争。」大学方面已经拍下参加集会的学生照片，调查领导者的姓名，发起镇压的举措。

在练马区江古田的艺术学部，由一直被体育会学生殴打但仍尽力重建自治会的成员组成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具体而言，先由电影、戏剧、摄影、文艺各学科组织四学科联络协议会，再转变为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根据桥本克彦的回忆，艺术学部七个学科中只有四个学科设立协议会，只是因为「放弃反应迟钝的大众传播、美术与音乐科的学生」罢了。桥本如此说明全共斗的组成原则[120]：

在这个例子中，原则很清楚。那就是想干？不想干？只有这个问题。那种不问大家意见就得不出结论的官方代表，在这里就被当成垃圾。毕竟，当时大家的意见都还没浮上表面，斗争的火势只侷限在神田三崎町的经济学部、法学部及下高井户的文理学部而已。……

大家都只是在心中感到忐忑不安。即便问对方你会怎么做，对方也闭口不言。……

比起众人均质的意见，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想法如何？你自身的主体性呢？只有有干劲的人才会心怀这样的问题，而支持这种想法的，是当时相当有力的「主体性」一词。若要配合迟钝家伙的水准，就拼不出速度，与其如此，不如让有干劲，也就是只由有主体性的人率先奔走。

这种行动引发的非日常感受汹涌而来，震撼了平常规律的协调旋律，使其随快感而崩毁。规律的协调──和昨天一样今天也这么做的无趣感──将其毁去的解放感。这预示着主体性日益辉煌的日子即将到来。

「你自身的主体性呢？」这个设问在东大斗争中也经常出现，成为全共斗运动的特徵。全共斗与全员加盟的自治会不同，由志同道合愿意战斗的人自由参加，因此没有「主体性」的人也可自由脱离全共斗。用当时的用语来说，在斗争中「日和（推诿旁观）」者被轻蔑，「不日和（不推诿旁观）」的态度则受推崇。

依据桥本的说法，日后他问日大斗争时的同学如何解释「主体性」，他们如此回答[121]：「把自己从自身中切割剖析，用自己的言语发言，自行思考的意思。所谓主体性，就是那个人在现实中的意义……大概吧。」

笔者前作《「民主」与「爱国」》中提及，「主体性」这个词在战争期间与战后带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而在全共斗运动时期则被学生当作「自己的语言」来使用，意味着个人的「干劲」，甚至表达对斗争的「不推诿旁观」的坚定意志。

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一直以来许多人感到既存的组织与共同体无法为「自己」的意志代言。农村因脱离农事而分解，大型工会与政党成了只会高举加薪这个最大公约数要求的团体，关于表现个人意志部分，则陷入功能不健全的状态。在此状况下的青年，对如何确定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感到焦虑，并渴望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沟通。

可以说，「那个时代」反叛中的「主体性」一词获得广泛使用，其实反映的就是经济高度成长下个人脱离了共同体，产生了认同危机。其中的年轻人透过参加斗争与他人、社会产生连结，藉此感受「生」之真实，确认自身的存在，并以「主体性」一词来表现。

如第二章所述，在六○年代的日本，「认同」一词尚被视为自美国输入的用语，仅被自美归国的评论家或学者以「自我同一性」等稚拙翻译加以使用。「认同」或「寻找自我」等词汇在日本的普及，则是七○年代起至八○年代的事情。因此在六○年代末时，「主体性」才是流通的词汇。

许多参加日大斗争的人都重视这种「主体性」的发言。秋田明大于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座谈会上表示，日大斗争中「获得的东西，简要来说就是确立了主体性」。某位日大学生则写道，日大斗争不仅是大学民主化斗争，也是「人生中最初进行自我变革的一个过程，想要真挚、确实地面对这件事情。」[122]

日大斗争，至少在初期是高举着「校园民主化」在推动。某学生在手记中写下「日大斗争以民主化＝确立主体性为目标」[123]。所谓「民主化」是依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藉此获得自由。若由透过这种行动确认自身定位的意义来看，确实可以同意「民主化＝确立主体性」。

当时的日大学生发言中经常出现「这次斗争是确认自身的场域，是为了恢复基本人权──夺回当然权利的校内民主化运动」，「首次与同学组成阵形，融入游行队伍时毫无悬念的解放感，只有这种感觉，绝对不愿失去」等说法[124]。这些学生提出的，大致是透过自己的决定参加「民主化」斗争，掌握「自我确认」及与他人的连带感，进而得以脱离「现代的不幸」的感受。

当时阐述同样感想的日大学生文章，大量见于当时的座谈与文集中[125]：「我的心中产生一种笃定的想法，就是什么都尝试看看，只要愿意尝试就能成功。」「自我发现吧。『可以去抗争游行』的切身感受，那个时候，感动到流泪呀。」「接连不断的，难以置信的每一天。」「原本这场斗争就再正确不过，是任谁都想参与的运动，所以自己也努力从后追上。然后，感觉越是参与就越能体会到那种滋味，让人开心不已。」

一位对量产授课感到无尽厌烦，流连于麻将间并寻思「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的日大理工学部四年级生，目击日大学生游行后如此陈述自己的印象[126]：

那天，在毕研的研究室中与三个好友一边闲聊一边工作。谈到这种无趣的工作，连小学生也能胜任，四个人就这样嘴碎地抱怨。心想这种状态只要再过十个月，就能告别大学了。……

那时还以为看到了中大的游行队伍。想着在那个地方真的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打开窗户俯瞰底下的马路，觉得今天人是真还不少啊。

瞄了一下白色旗帜上的字，让我慌忙又重读了一次。第二次镇静下来再次读过，而且多次确认，那上头确实只写着「日大」。日大学生──这个一波接着一波流过的游行浪潮──脑袋中迴旋着自己也不知道的言词，那些看不到终点的学生彷若河流，让我的眼、耳甚至全身都看得入迷。

有人正在招手，对我喊：来加入日大的游行队伍。我想飞身而下，想要立刻飞进学生的河流中，啊，仔细看看，那种有如开玩笑的行径，一股舒畅感在内心骚动，管他的，先去看看状况也好，如此下定决心后便飞快跑向队伍。

在九号馆建设预定地。学生们肩并肩组阵唱着校歌。有人开始演讲，很难听懂。……说话的方式实在不怎么高明。只是热中地说着、阐述着。我这边也拼命想听他说些什么。……从见到那场游行后，我觉得自己开始了崭新的学生生活。

这样的日大斗争中，既包含「民主化斗争」的对抗日大压抑人权之「近代的不幸」的面向，也包含取得「主体性」脱离「现代的不幸」的面向，两者并存。

因为重视这样的「主体性」，比起运动经歷，有「干劲」的人更能成为全共斗干部。例如，艺术学部一直害怕体育会与职员而在深夜分发传单，但到了五月下旬，已经有学生开始在白天拿着手持麦克风展开指责大学的演讲。虽然只是由毫无名气的学生，突然发表自己不习惯的鼓动演说，但在日大这已经属于充满勇气的行动。电影科大二生的真武善行，受到山崎博昭之死的刺激，曾参加过校外的运动，最后也被选为艺术学部斗争委员长[127]。

质问「主体性」的风潮，也促成了女学生的自决运动。根据五月二十九日由「志同道合的文理女性」散发的「向女学生诉求！」传单，有如下内容[128]：

全校的女学生们，妳们有思考过自己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地位吗？……可爱、贴心、温柔。如果有困难一定有人伸出援手。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谈起政治的事情，就会说「在讲大道理」、「不知天高地厚」等等。

但，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去思考。……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大学生，就必须自行思考、做出表达、採取行动。既非盲从别人，也不是等人对我们提出问题。而是站在阵前做出行动，自行提出问题。

这段发言中可读到：确认「民主化斗争」与「主体性」，以及重建「真正的大学」之间依旧密不可分。更进一步而言，其中的元素也与日后的女性解放、女性主义浑然一体。

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各学部纷纷举行未申请的集会与成立斗争委员会，五月三十一日，日大全共斗对文理学部的世田谷校区提出大众团交的要求。但大学当局表示「全共斗会议是非法团体，大学不予承认」，加以拒绝[129]。

此回应让各学部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抗议集会。但十二点三十分，体育会约八十名学生开始对在文理学部正门前静坐的学生施暴动粗，造成超过二十名的伤者，有四人被救护车送走。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听闻事态紧急的其他学部学生们，纷纷乘坐电车，在前方举着日大全共斗的旗帜赶往文理学部，学生人数上升到超过六千人，其中遭手持棍棒的体育会学生殴打而跌倒损伤者超过十人[130]。

另一方面，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在神田三崎町的经济学部前方，约两千名学生手持「日大学生集结起来要求大众团交、全部理事退职、全面公开会计内容、校园民主化」等大型横幅或字牌举行集会。于此发生了一个事件。位于江古田的艺术学部来了约一百人，但他们举着红旗，因此遭到普通学生的反弹，发出「为什么举红旗！」「我们不需要红旗」的声浪，之后还发生群唿「降下来！降下来！」口号的状况[131]。

这段轶事象徵着日大斗争的初期状态。日大的学生运动极不发达，新左翼党派或民青运动者人数也很少，自治会亦没加盟全学联。五月二十七日组成日大全共斗时，也在多数学生的赞同下决定「不隶属于全学联任何派别」的方针，这自然包含既有的新左翼党派与民青等[132]。

如前所述，日大全共斗成立时提出三项诉求，多数学生要求「全部理事退职、公开会计内容、校园民主化、言论表现自由」等，而且全无左翼的元素。六月一日日大全共斗发出的传单中，抗议了体育会学生的暴行，主张「赶走暴力学生！」「校园是民主学生们的！」等标语[133]。当时日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大概作梦也没想到，数个月后他们将被人们称为「暴力学生」。

其实，五月三十一日带来红旗的艺术学部学生也没什么左翼意识。根据桥本克彦的回忆，持红旗参加「并非仔细思考后的决定」。此前的集会多使用日大的校色，也就是粉红或淡蓝的旗帜，但成为艺术学部斗争委员长的真武认为「粉红色的话，缺乏力道」，边说「旗帜的话还是红色最好，呵呵呵」边制作了红旗，不过，实际上在场的寥寥几位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曾提过「突然使用红旗，〔学生们〕会很诧异啊。」[134]

包含秋田明大在内，在日大研读过左翼文献的学生不多。在深夜的艺术学部散发传单的某团体成员如此回忆道[135]：「真的是很开朗，几乎没有紧张感。因为就像社团活动的延伸。」「要说马克思，就是两、三个人千辛万苦读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而在日大的少数几位新左翼党派运动者也没有搞内斗的余裕。根据桥本的回忆，在日大以外都形同水火的「中核派与革马派〔运动者〕，在校园内也会『唷』地互打招唿」，在艺术学部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中「革马派的同情者也与民青的同盟成员并存」，此外，初期的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中「几乎没有正式进行所谓的党派组织行动，也没有接受组织行动的学生。」[136]

将于第十章后述的东大斗争中，民青掌控了大半自治会，与不参与自治会自行组成团体的东大全共斗处于对立状态。但在日大，民青不过是在日大当局镇压下的一个弱小集团，某民青同盟成员如此叙述日大全共斗的运动者[137]：「日大全共斗如果打倒古田体制，那我们也能自由活动。所以，我们躲在暗处祈求，能够努力获得胜利。」日大的民青也承认，在全共斗中「民青的成员也与无党派学生混在一起。」[138]

六月四日，经济学部前方聚集了各学部一万多名学生。大学本部则在靖国神社集合了右翼分子与体育会等约一千人，但因学生人数太多而放弃发动集团恐攻。全共斗指挥部约二十人进入大学本部要求进行大众团交，但学生部长依旧保持「全共斗并非正式代表，跟你们无话可说」的态度[139]。对话没有交集，全共斗代表留下十一日举行大众团交的要求后撤退，但一部分学生认为太过「温和」，所以边唱着校歌边涌向学生部长室[140]。

六月四日的集会上，聆听诉求「校园民主化」演说的一位学生记下「一字一句，都是感动的连锁。我的心中涨满了活着的实在感。」[141]其他的日大学生在五月到六月整个事态的变动中，表示「参加游行是让人不禁落泪，难以置信的事情，那种愉悦，即便死了也值得。」[142]

报导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日大斗争的《朝日Journal》有如下记述[143]：「不只日大学生，学生团体罕见地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参加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带入丑恶的党派斗争，是这个团体的特色。」「即便游行的怒火是针对古田重二良会长而来，却非充满怨念的团体，看起来反而像是欢欣雀跃的一群人。」

五月二十四日，教职员工会也提出「全数理事退职要求书」。此外，大学承认的学生会联合也要求与校方交涉。但六月六日，古田会长对学生会联合提出的回答却是「绝对没有流向不明的资金」，「克服眼前难局，为校园发展尽力」，拒绝退职。对废除集会许可制与检阅，则提出「完全的自由，才是问题」，仅有在六日解除了对秋田明大等人在家反省的惩处[144]。

到了全共斗预定进行大众团交的六月十一日，共有约二千五百名学生（另一说法为五千人）聚集，对大学拒绝团交举行抗议集会。此时体育会学生持角材与灭火器来袭，从校舍顶楼向下方集会的众人投掷桌椅、垃圾箱、置物柜等物品[145]。以体育会学生为核心的「日本大学学生会议」，自行定调「共斗会议的一连串运动是在三派联合民青同指挥下的运动」，发布声明称「全共斗领导者的意图所在，乃是以校园民主化的美名伪装，欲将校园赤化。」[146]

支持日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喊着「危险！住手！」「杀人犯！你们也算是日大的学生吗」并纷纷避难。之后日大全共斗派出首次戴上头盔的行动队约五十人打头阵，打算重新进入校舍，但体育会学生手持木刀、棍棒、田径用的铅球，甚至挥舞日本刀将学生驱离[147]。

学生们四处吼叫「右翼暴力集团滚回去」、「把古田的『走狗』赶出校园」。也有人喊着「我看到了。在那里面的不只有学生，也有毕业生。校本部的职员也混在里头。」[148]

下午四点因应大学的要求，约两百名机动队终于赶到。学生们拍手迎接机动队，纷纷控诉「巡逻员警们，他们拿着日本刀」，「他们想杀了我们啊」。但机动队却丝毫不管体育会学生，而强制处置支持全共斗的学生，并以妨害公务为由逮捕了六名学生[149]。

这天，共有四十多名学生受伤住院，负伤者达到两百多人。同时校方在记者会上表示「体育会的心情，就是本大学的精神」[150]。当天施暴的体育会学生可领到大学分发的便当，据说也有人领到日薪[151]。

据《朝日新闻》记者高木正幸称，经济学部长面对奋起向大学抗议的学生，指责他们「这些家伙，比小偷更恶劣」，「所幸只是一部分学生，很快就能镇压下去」，结果学部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收到学生群聚抗议的消息[152]。据说此时手握听筒的事务局长很干脆地指示「那就立刻联络机动队吧。」东大等大学重视「大学自治」，对请来机动队态度慎重，但在日大完全不见此种考量。

六月十一日的事件，决定性地在学生心中种下对大学与警察的不信任感，并让他们认知到温和的抗议有其极限。某学生表示，「一个女学生就在我眼前被右翼投掷的玻璃碎片划破脸颊，一片殷红，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明确认清敌人。」[153]

相反地，也有女学生表示，「不管抗争是赢是输，我都打算回乡下去。我害怕成为大学帮凶的右翼暴力学生来报复啊。」根据某周刊杂志，六月十一日事件后受访的二十余名日大学生，他们都恐惧体育会学生的报复，说「会被消失啊」、「会变成河里浮尸唷」，而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匿名刊登[154]。

不过有某男学生对该女学生如此说道[155]：「不该说这种示弱的话呀。妳也亲眼见到了吧。他们是校本部理事雇用的『走狗』啊。疯狂的饲主最终一定会被剥下面具露出真相。别再被他们欺骗。绝对不可以退让！」

另外日大全共斗的学生说，「我从十一日的事件以来，每天腰部都缠着白布保护。为什么？因为啊，刺啦一声〔短刀〕就会捅过来唷。」[156]日后，日大全共斗的学生们表示，「机动队并非以杀死我们为目的，但体育会的暴力却是真实的，让人感到生命有危险。你不知道他们会干出啥事来。」[157]

十一日傍晚，法学部约三百名学生宣言确定罢课，占领法学部三号馆并筑起街垒。隔天十二日，日大全共斗主张「把恐怖分子赶出经济学部，靠我们的手夺回。而且必须坚持声讨下达指令的学部当局」，之后约五百人头上戴着头盔或水桶，冲入体育会学生守在里头的经济学部校舍，占据本馆筑起街垒，展开无限期的罢课。[158]

占据的校舍为学生们所用。罢课后，学生们在法学部举行讨论集会，司仪的问候致词表示[159]：「各位，这栋被解放的建筑向所有日大学生开放。过去如果在此处举行批评学校的演说，就会被拍照、列入黑名单，但当时在场的那些间谍，现在一个也不在这里。所以请放心，自己想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无妨，请都说出来。」之后，学生们开始把积累已久，例如对量产型授课或对大学压抑体制的不满，一同宣洩出来。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体育会学生伤害，学生于六月十一日戴上头盔，之后日大全共斗的集会上即可见到头戴天蓝、淡绿、银等颜色的头盔（非属任何新左翼党派的颜色）、手持武斗棒的学生身影。而媒体人士认为，他们因为与新左翼党派无关所以「大概是模仿三派系全学联学生，加点稍微修饰的『武装』。」[160]根据六月的报导，设立日大全共斗本部的经济学部本馆，「校舍的窗户飘扬着橘色或蓝色旗帜，虽然进入校园纷争，但不见大型立牌看板，也少见充斥意识形态字句的海报。」[161]

日大相关人士也承认这点。六月的报导中指出，「学校当局也承认，全共斗会议的领导者并非所谓的职业学生运动者，从他们领导集会与游行时那种令人不敢恭维的稚拙方式，即可清楚理解。」[162]以保守立场闻名的日大教授三浦朱门也写道，「这个时期他们的鼓动演说绝称不上高明。在东大驹场兼课的年轻钟点教师们也焦急地表示『实在太嫩了。要不要从驹场带些老手过来啊？』」[163]

日大相关人士在六月的座谈会上如此表示[164]：「可以说，日大几乎没有思想性的东西。当然在人数众多的学生中，可能有三派系全学联或民青的联络人。不过，从整体学生而言，看不出有接受他们指令的气氛，领导斗争的学生看似也与校外势力没有瓜葛，只是自行努力。」根据六月的报导，也有一些教授表示，「从学生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人权斗争。我能理解学生们的心情。」[165]

即便在体育会学生中，也有人表示能理解斗争。斗争初期的五月，艺术学部体育会的空手道部主将造访散发批判大学传单的文学俱乐部教室，留下一句：「我懂你们想说的，但不要用错误的方法」，便转身离去。[166]

秋田明大在六月的周刊杂志採访时如此表示：「他们〔体育会〕之中也有理解我们运动的人。但如果轻易参加可能会遭〔前辈或毕业学长的〕惩罚，所以无法参与。在经济学部有一名体育会的学生参加过游行，但第二天突然剃了个大光头。」据说，在文理学部也有体育会学生为了隐藏真实身分而戴面具参加游行的个案[167]。

继法学部与经济学部罢课后，六月十五日文理学部、十六日商学部、十九日艺术学部、二十二日农兽医学部与文理学部三岛校舍，接连展开无限期罢课，并筑起街垒。六月十四日，学生在经济学部举行了自主讲座，十七日学生组成课程委员会，开始尝试建设「原本的大学」[168]。

此时期一则轶事成为话题，即与体育会学生乱斗之中，日大全共斗「领导者们声嘶力竭吼着『不要使用暴力，不要使用』，试图制止对方，而且站在最前方穿过右翼分子，承受他们的施暴。」[169]领导者们如此的态度，即便厌恶暴力的普通学生也能产生共鸣。

为免遭到体育会学生的伤害，普通学生也支持戴头盔。七月，法学部大三生如此叙述[170]：「最终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体育会不分青红皂白就使用暴力。……现在戴头盔参加游行的学生们，也不是一向如此，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如前所述，在日大很少有具备学生运动经验的学生。就算实施罢课，也非全共斗指挥部刻意为之，而是为了因应普通学生的不满而加以推动。

根据桥本克彦的回忆，十九日艺术学部开始罢课时的状况如下[171]。这天大学承认的自治会举办说明会，学生们群聚到讲堂，在叨叨絮絮的问答环节时，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突然宣布「从现在开始，这个说明会将由艺斗委接手，成为追究学部当局的集会」，学生们旋即报以热烈掌声欢迎。

但艺术学部斗争委员长真武自己也不熟悉运动，在众多学生面前只能发表稚拙的鼓动演说，演说时有前辈察觉兴奋嘈杂的学生气氛有异，立刻低声提醒真武「可以了，快说罢课的事。」

真武闻言便宣布罢课，约三千名学生欢声雷动，在校园中庭雀跃不已，边喊「打倒古田」边展开示威游行。过往勤勤恳恳推动运动的人纷纷表示「真惊人」，「以往怎么讨论都不行动的大家竟然……」，「时至今日，就是这样吧……」，感到既惊讶又感动。

大学承认的学生会或自治会与全共斗旗下的斗争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因学部有所不同。经济学部是由学生会发展成全共斗，文理学部、商学部的学生会则与斗争委员会对立，农兽医学部则由学生会确立无限期罢课，情况各不相同。作为学生会总会的学生会联合，因打算承认全共斗的各学部学生会而与认定全共斗为非法团体的各学部学生会间发生意见冲突，陷入瘫痪的状态，六月十三日中央委员长宣布解散学生会联合[172]。至此，代表全校的学生组织只剩下日大全共斗。

大学当局因事态的迅速发展而显得狼狈。首先，各学部教授召开与学生的意见交流会，试图劝服学生，但与早大和中大的情况一样，教授们无力说服学生。

例如五月三十一日，经济学部的学生指导委员长与学生代表面谈。但对于流向不明资金，指导委员长只是不断重复「这不在今天讨论范围内，请向大学经营者询问。」据说学生方如此回应：「是这样嘛，那你们不过是『上班族教授』啊。经营者不在什么都无法回答。日大根本不是大学，是『股份公司』呀。我们呢，就是为了打破这种现状才愤而起身的。」[173]

六月十五日，法学部三位教授及学生课长与学生召开「意见交流会」。现场学生们纷纷开口诉求，「四年间就是不断从大讲堂走到下一间大讲堂听课，根本无法与教授对话」，「不承认言论、思想自由的日大，称不上研究的场所。现在的日大没法研究真正的学问。教授会不是应该与我们站在一起，改革积弊已久的大学吗？」「想被当成人来对待」等等[174]。

然而如前所述，日大的教授会几乎没有什么权限，面对学生的声音，教授们既无法承诺加以改善，也无法善加回应。最后学生方对教授们的态度感到不耐，怒道「这个会究竟是为何而开？一点也没交换到意见。老师们只是听我们的说词，然后不断找藉口而已。」[175]

这类讨论追求的，同样是「自己打算怎么做」的「主体性」。艺术学部斗争委员会书记长栗原幸夫在与教授讨论时，提出「在这个逃税二十亿日圆的机构中，我们进行自我批评，基于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提出质疑，所以，老师们也请这么做」逼问教授，但他们却一味找藉口推托。被惹恼的栗原质问「老师的主体性究竟怎么了」，据说教授回答「我们也有生活要过啊。」[176]

日大新闻研究会编纂的《日大纷争的真相》如此评论教授们[177]：「最初全校总誓师集会时，〔某位教授〕说『我们是上班族』，我们认为这段发言是把学生商品化，当作为了赚取薪资的对象物。」「学生团结毫无畏惧，心怀恐惧的教授即便不断诉求『不可使用暴力，依照民主方式解决』，也只是从表面认知斗争，根本不站到学生面前。」

当时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还保有权威，如同学生们希望让大学重生为「真正的学府」，他们也期待教授身为学问上、人格上占据优位的知识分子能做出相应的行动。如前所述，经济学部学生会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新生欢迎会委请日高六郎来演讲，日高即便知悉体育会压制学生的恶行，仍承诺「只要是学生诸君的请求，拼上性命我都会去」，此举让经济学部学生会执行部的学生感动不已，奔相走告「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态度。」[178]

即便对包含古田在内的理事们感到失望，学生仍旧对教授们抱持上述的期待感。法学部的意见交流会上之所以有学生表示「根本无法与教授对话」，反映的是他们仍旧希望与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有所接触。但与教授对话后，学生们对教授萌生失望，乃至抱持愤怒与轻蔑之情。他们见到教授对学生说，自己也要维持生活，所以只考虑如何赚钱的反应，感觉自己的期待遭到背叛。

这种对教授的失望，也可见于早大斗争或中大斗争中。学生方逐渐涌现「现在日大古田体制造成的腐败与堕落已蔓延到各学部的末端，这不如说是安居其上的教授们一手打造的状况」，「他们已经称不上是大学教授了」，「能让大学民主化的，就只有我们学生了」等声浪[179]。

同时，教授们将不满指向不赋予教授会权限的理事会。六月十四日，文理学部教授会对理事会提出劝告书，要求：（一）同意与学生对话；（二）对学生的诉求尽速提出具体对策；（三）校园经营方式透明化[180]。

接着商学部教授会也提出请愿书，「眼下希望理事会清楚展现出事后处理的责任与态度。对各学部教授会，具体明示事态演变及相关指导方针。」商学部的某教授说，「这是〔对理事们〕表达，希望他们清楚表明究竟是去是留的态度，也意味着我们在现场已不替他们扛责。」教职员工会更是三度提出理事会退职的要求[181]。

在这些声浪的推动下，学生局负责理事终于同意于六月十九日与全共斗代表会谈。但之后校方又以见解有异为由，单方面破坏会谈约定，当天只由法学部学生指导委员长等人前来向学生们说明状况。破坏约定一事让全共斗方深感愤怒，认为「感受不到大学方面的任何诚意」，除要求二十五日进行大众团交外，也依照多数学生的意见封锁法学部本部，筑起街垒[182]。

日大的街垒并非斗争的象徵，而是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存在着体育会学生和右翼的攻击。六月十九日，一群头戴黑头盔的团伙冲向全共斗占领的文理学部校舍，发生投掷汽油弹的骚乱事件[183]。

因此，日大的街垒被称为「校园斗争史上最强的」街垒。过去大学斗争中的街垒，只是堆起桌子堵住校舍入口等处。但日大的街垒则是，「一楼、二楼只要可以被当作窗户、入口的地方，全都拿桌、椅、置物柜整齐堆叠，或是杂乱多层堆放，而且还拿粗铁丝綑绑加固。」通道特意留得狭窄，只容一人勉强通过，被形容「别说是老鼠，连蚂蚁钻过去的空间都没有。」[184]

但校方再度拒绝大众团交，六月二十四日在记者会上宣布十九项的大学改革方案，藉此诉求今后将实施会计公开与追求大学现代化。但全共斗认为「缺乏具体性，解释角度不同可得出各种可能性」，拒绝接受。教职员工会也不赞成此改革方案，此案公布后的二十九日，日大首次出现教职员的抗议游行[185]。

此改革方案连教授会也不满意。七月二日，艺术学部、理工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教授会共同决议，建言校方推动大学民主化，劝告理事、评议员在八月底之前退职。对此齿学部与生产工学部的教授会也态度一致，隔天三日，文理学部教授会亦决议要求全体理事即刻退职[186]。

对此，校方公告把一贯从七月十日开始的暑假提早到七月一日。校方打的算盘相当明确，因暑假学生不到校，如此斗争自然可烟消云散。但这仍无法停止斗争的势头，七月四日习志野理工学部、八日骏河台理工学部开始罢课，东京都内的重要学部全部进入罢课状态[187]。

此时校方向学生家长邮寄大量传单与手册，又在全国举办校友会、毕业生会等，企图从外部动员维稳事态[188]。

但七月十日，日本国税厅发布新的调查结果，指出至一九六七年为止的三年期间，日大约五千名职员中的二千零一十二人获得未事前扣税的非法薪资，总额达十九亿三千万日圆。而非法薪资总额中，约八亿日圆支付给二十一名大学干部，个人非法薪资所得最高额达一亿五千万日圆[189]。

日大教职员工会之前已公布一份调查结果，指出「〔昭和〕四十二年度（一九六七）申报所得额，包含古田会长的二千五百一十二万日圆在内，佐佐木副会长、永田校长约二千多万日圆，常务等级约一千五百万日圆，普通理事等级约五百万日圆，俸禄水准乃日本最高级别。与之相较，一般教职员平均本俸为四万八千日圆（月额）。」[190]将此资料中的薪俸加上非法薪资，古田会长及其下大学干部，确实都领到超乎常规的收入。

对于国税厅的调查结果，日大当局辩解「只是没有事前扣税，并无会计上的问题。」此外，古田会长在国税厅公布调查结果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原本不希望国税厅公布。这只会给学生运动火上加油。」[191]

而古田在此记者会上，针对流向不明资金中的「涉外费」名目，提出如下主张：「有些来打探大学内部消息，故意要报导出去的记者，不可能让他们空手回去，也有部分钱是给他们的。不过这是为了治理校园维持和平，不让学生接触到那些恶作剧而心烦意乱，所以说，这也算间接教育费用啦。」[192]无论是谁都可清楚看出，古田心中没有任何反省之意。

古田等人的态度与逃税事实震惊了社会，对日大当局的批评力度更为高涨，日大当局寄信说服家长，希望藉此稳定事态的做法几乎全无效果。七月十五日，校方终于向日大全共斗提出要针对大众团交进行初步磋商。初步磋商预定于十八日与二十日实施，并承认日大全共斗为学生方唯一的代表组织[193]。

然而，出席二十日初步磋商的古田会长因厌恶「大众团交」这个名称，坚持要把名称改为「全校集会」。充作会场的法学部本馆被约一千五百名学生包围，约五十名学生代表与校方对峙的情况，都透过麦克风放送给会场外的学生听。

秋田全共斗议长追问「你们理事们的安全，由我们做完全的保证。为何不能使用大众团交这个名称？」古田回答，「有右翼团体拿着大众团交的名称来本大学谈判。」学生方怒道，「坚决斥退右翼团体的威胁，不是你们理事的责任吗」，之后约定八月四日进行「大众团交」[194]。场所选在日大校内最大的建筑，法学部一号馆大讲堂[195]。

之后日大全共斗展开游行，一部分学生包围古田会长乘坐的计程车，大叫「打倒古田！」等等[196]。当天的游行已取得警方许可，但校园外仍有机动队待命。桥本克彦思考道「日大当局假装同意团交，一方面又要求警方出动机动队？难道大学当局要背叛我们？」[197]

游行队伍见到机动队后想要回到大学校园，却遭袭击而来的机动队阻止与殴打，有二十一名学生遭逮捕。针对通过申请的游行竟遭到阻止，学生举行了抗议集会，日大全共斗以不当逮捕为由发起向神田警察署抗议的游行，但遭到等候多时的机动队包抄攻击，秋田议长等干部虽免于被逮捕，但仍有六十五人被抓。被逮捕的学生受尽警方暴行，也有部分学生迅速获得释放[198]。

当天因机动队的暴行，导致学生轻重伤者超过五十余人[199]。关于对警察发起抗议游行，习惯斗争的其他大学新左翼党派运动者愕然表示，「现在这种时候竟去警察署抗议，是该说太嫩呢，还是太傻了……」[200]

日大斗争之前参加过校外游行的文理学部运动者如此描述[201]：「外行人真可怕。不懂政治抗争游行的日大学生，遭出动的机动队控制方向，领导者认为在这里起纠纷只是无谓的消耗，冲刺两、三次后就打算掉头，但底下突然出现『为何掉头？直线冲撞有什么不好？不要逃避推诿！』等意见，最终堂而皇之从正面发生冲突，实在是败给他们了。」

然而，「外行人」日大生这种质朴的正义感，却是日大斗争初期的能量来源。对警察署的抗议游行也表现出「不要背叛伙伴」的纯朴连带感。某运动者表示，「为了保存自家党派势力，即便看到对立的党派〔与机动队〕陷入苦战，也会仓促决定撤退的党派领导者们，在窃笑不习惯游行的日大学生幼稚之前，先学学人家的精神比较合适。」[202]

日大全共斗对请来机动队的古田提出「应为学府的大学，不容许尽拿权力来解决所有事情」的抗议书。另一方面，古田以计程车遭包围的事件为由，认为大众团交缺乏安全保证，因此通知学生方将无限延期[203]。

在交涉场合彼此交换约定，但之后若无其事破坏约定，这是日大当局的常用手法。日大教职员工会表示[204]：「校方对工会也是，交换协议书后又若无其事地打破约定。为了度过那个场面做足全套，文件什么的都先交换，之后再轻松毁约就好，就是这种卑劣的干法。老这么干的校方只把入学时的誓约书等当作表面功夫，一直以来都毫不介意地惩处学生。」

大众团交的无限延期，让学生之间的不满更加扩散，大家认为「遵守约定不是身为教育者最基础的道德吗？」八月四日，约一千五百人（另一说法是五千人）聚集到约定的团交场所──法学部本部，举行抗议游行[205]。此次抗议集会决定了五大标语，「一、全部理事退职；二、废止检阅制度；三、全面公开会计；四、承认集会自由；五、完全撤销不当惩处」。所有诉求都不带左翼色彩，属于「大学民主化」的诉求[206]。

这个时期的舆论大致上是同情日大全共斗的。因为流向不明的资金遭起底，日大恶劣的量产教育与言论打压也遭媒体报导。学生们主张的「我们的授课费，是父母血汗的结晶」一席话，获得大人们的一致好评[207]。

此时期日大全共斗的募款队只要站到街头，都能募到不少金额，许多时候还会附上一句「加油」的鼓励。募款队如此记道：「各斗争委员会都派出一名募款要员进行募款活动。」最初「以戴着头盔的模样站在涩谷站前时，实在害羞不已」，但「拿着扩音器在街头唿吁捐款，经歷多次后每个同学也都拿起麦克风，积极进行募款。对日大民主化的热情，日大学生追求解放人们的喜悦，就在其中。」[208]

六月三十日的《朝日Journal》上刊登了羽野重吉与埴谷雄高等人署名，支持日大斗争的声明。文中有「我们这些毕业于日本大学的同志，支持你们的战斗，并做出如下声明」，要求追究流向不明资金，反对体育会或右翼施行的暴力，主张通过「校园民主化」让「大学成为真正的教育场所」[209]。

甚至警察之间也存在这种同情论。警视厅警备第一课长，日后指挥过安田讲堂攻防战与浅间山庄事件的佐佐淳行如此回忆道[210]：「警视厅最初认为，『这种状况下日大学生们的愤怒并非毫无理由』，内心其实能理解日大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率领的校园民主化运动。当任性又没责任感的大学当局要求出动机动队时，其实心中是带着不快去应付的。」

佐佐这样的回忆，或许对受到机动队制止与施加暴行的日大学生而言，有点难以置信。佐佐的回忆录有许多错误的事实关系与主观陈述，作为资料谈不上具有高度可信度。虽说如此，警视厅在六月十一日首次对日大出动机动队后，对大学当局提出了非比寻常的要求：「（一）不可把体育会学生当作解决纷争的手段来使用；（二）希望当局负起责任与学生对话，圆满解决纷争」，也是不争的事实[211]。

一九六九年发行的一本专书如此形容、描述日大斗争初期的状况[212]：

全共斗要求公开会计、理事全数退职、废除不承认学生自治的校规，这些学生们被认为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是日大全共斗，没有接受全学联的指示，我们完全没有政治立场。」

「校方似乎想以暴力击垮我们，但我们提出大众团交，透过对话路线贯彻要求。我们不会以暴制暴。」

「所谓的大众团交，是冀望让『笨大股份公司』成为了不起的大学，为了打造让所有学生自由发言的场所而想出来的。」

这些领导者们的发言，紧紧抓住了学生们的心。

一直以来，日大出现走后门入学、非法薪资、大学御用机构的学生会执行部与当局私下勾结交易，内幕重重，不透明的地方太多。全共斗希望将这些事情一口气清算，打造一个能自由学习的大学，因此学生们当然会予以支持。

连一面红旗都没有的集会。唱校歌的游行。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公民革命，或者该说是人权斗争，明白向群众打出这些理念，让全共斗的声势快速增长。他们的游行也好，集会也好，全都是未经申请的「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警察也睁只眼闭只眼。与其他大学纷争不同，在日大的例子中，「舆论」认为「校方是恶的」。所以即便占领校舍筑起街垒，也承认那是为了防止学校雇用的暴力团体以暴力侵犯，是不得不为的自卫措施。当警方想管制游行队伍时，每个学生都极力辩驳「为什么日大学生不能一边唱校歌一边走路。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啊。」

全共斗的领导者并非经由选举这种民主程序被选出。然而，此前通过选举，理论上是民主选出的学生会代表们，不知何时大多数都成为顺从大学指令的人。正是如此，学生们对选举带有潜在性的不信任感，因此不经选举仍透过行动吼出反对量产型授课的全共斗领导者，被学生们视为自身意见的代表，被当作好伙伴来信任。

本书是商业出版物，因此混入了一些加油添醋的成分。日大全共斗的游行并不是全都是非法的，警方也不可能全都「睁只眼闭只眼」。尽管如此，这仍可佐证初期的日大斗争与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同是基于「爱校心」推动，加上民主化运动的性质，所以能被社会所接受。

舆论的支持给了日大学生信心。某学生如此说道[213]：「原本被瞧不起戏称为笨大学生，除了体育会的学生以外，大家都隐去自己学校的名字。不过，从这次斗争以来，大家都能抬头挺胸，说自己是日大学生。」当时的日大全共斗游行，附近「商店街的人们全都出来看热闹，与其说是看热闹，不如说态度上表现出『默默支持』对抗大学非法行径的学生，其中也有鼓掌的人。」[214]

舆论的支持，其认知前提是日大斗争乃质朴的「校园民主化运动」。但当日大全共斗面对大学当局屡次缺乏诚意的回应与遭受机动队管制后，变得愈趋激进。很快地，六月十一日在首次与机动队发生冲突以及占据法学部及经济学部后，日大全共斗发表以下声明[215]：

这个斗争要粉碎一切既存的机构，而且必须从粉碎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种千篇一律的平板民主化要求，绝对无法平息这次我们充满压倒性魄力的奋起。战斗的本质，不可能只要求古田退职，更换高层人士，让既存机构保持原状，也不会只颠覆那些被要求遵守「中道精神」的学生活动机构执行部。……我们必须澈底釐清这次战斗的重要性质，究竟是要在日大体制内进行，或者要扩散到外部，……我们必须回应大学内外所有对我们投以关注的歷史性眼光。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日大斗争从质朴的民主化运动转变成「粉碎」日大这个机构的运动，而且他们也开始意识到校外学生运动人士们的眼光。七月十八日，全共斗占据的日大校本部竖起红旗。原本的情况是，日大全共斗的学生表示「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理解红旗的强烈意涵」，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运动已经出现质的变化[216]。

在这种情况下，见到日大斗争如此兴盛，新左翼党派也开始前来「支援」。对新左翼党派而言，不以打倒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大学斗争，不过是单纯的「校园改良主义」。新左翼党派打的如意算盘，是把大学当作革命的立足处，从中收割可以成为自家派系运动者的学生，并将其转变为七○年安保斗争的预备据点。

此外对新左翼党派而言，在日大建构立足点还有经济上的好处。一九六八年六月的座谈会上，日大相关人士如此陈述[217]：「日大学生人数达十万名，据称自治会费有一亿数千万日圆之谱。所以，『征服日大本身就是征服全学联』，全学联各派系为了成功获取权力，似乎皆把日大当作目标。」

同时间，日大全共斗对教授的态度也逐渐产生转变。斗争初期全共斗或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发出的传单尚包含「各位有良心的同学暨有良知的教职员！」「文理学部教授会中各位有良知的教授！」等唿吁[218]。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九月初，但面对教授们僵化的态度与摆烂的做法，这种唿吁也逐渐不复得见。

普通学生支持日大全共斗的前提，也是因其与新左翼党派无关。五月二十八日全学总誓师集会上，普通学生有以下的议论[219]：

学生C：我完全不关心全共斗的秋田究竟是ML或是中核。只觉得他把日大学生带到此处很了不起。所以我也打算追随他干到最后。

学生B：力挺到最后很不错，不过把政治运动带进校园还是有危险性。校园民主化很好，就算是我也不反对。可是啊，只有在大学中发起实际的政治运动这点，我坚决反对。

学生A：虽然我也觉得进行政治运动不妥，但政治运动与新左翼党派争端本身就有所不同。

从结论而言，日大全共斗受到新左翼党派影响而逐渐变质，随之也失去舆论与普通学生的支持。接下来将述其原委。

校方将暑假提前至七月一日，日大全共斗则唿吁学生自主到校。在此之前的大学斗争，几乎没有经过暑假还能维持能量的案例。加上如果到校学生人数减少，占据的校舍也有被体育会学生夺回之虞。实际上，立正大学的街垒便是在约四十天后遭体育会攻克[220]。

尝试在街垒内聚集学生则始于自主讲座的举办。桥本克彦如此说明[221]：「与过往空洞的课程不同，日大学生自主举办、企划内容充实的授课。这不是单纯为了聚集学生的拉人企画，而是打从心底追求有意义的课程。毕竟，无论哪个学部在五大口号之外追加的各项诉求中，都提出『赶走无能的教授』。」

各学部的斗争委员会写信拜托文化人士前来演讲，也举办电影放映会。据桥本称，艺术学部的初期自主讲座状况如下[222]：「六月二十七日《压制之森》放映与演讲；六月二十九日讲师三上治谈『大学教育的问题点』；六月三十日电视导播今野勉；七月一日藤原岭雄；七月三日石子顺造；七月四日丸山邦男；七月八日石堂淑郎」。总结而言，左派评论家的演讲甚多，但桥本回忆到「无论哪场演讲，都是澈底开放的自由空间，我脑海中仍留着那种热烈的记忆。」

文理学部的学生也在一九六八年底的手记中如此写道[223]：「每天都有自主演讲。我们可以听到以前从未向其学习过的一流讲师演讲，也能看到许多优秀的电影。这段时期，我第一次感觉在大学上课，实在是讽刺至极。我们不顾身体的极限，每天都举行集会，参与讨论与学习会。夜宿的同学带来讨论，我能够从中得到许多收获。」

街垒内举行大量的学习会。据新闻工作者丸山邦男称，「神田的书店一开始为了卖书还叫我们『回归校园吧』，没想到不回归反而让他们卖得更多，所以现在也不再这样对我们说了。」[224]某理工学部学生表示，「原本零零落落的学生今天竟能如此团结奋战，这种信任感存在每个人心中。直到现在我们才第一次有『我们成为大学生了』的自豪感。」[225]据说街垒内的一个涂鸦还写着「我们现在，成为学生了。」[226]

类似的手记数量甚多。某理工学部的学生如此说道[227]：「自动自发以全身心去冲撞疑问，在行动中确认理论，逐渐建立的活的学问，这种精彩程度，才是大学的学问与实践。以前的学习，主要都是由上而下赋予，我们只是被动地狼吞虎咽，鲜少有这种主动式的，伴随欢欣与劳苦的学习。」

另外还举办了次文化系列的阅读与企画。某学生说，「从斗争开始后，我开始阅读大量的漫画。」此外，也有学生说「参加了〔高仓健主演的〕《网走番外地》的电影放映会。那就是疏离的人啊。」[228]众所周知，当时学生非常喜欢高仓健主演的黑道电影与白土三平等人的漫画。

在街垒内夜宿，进行自主讲座或读书会，与朋友一同讨论，这种生活带给学生们脱离「现代的不幸」的喜悦。此前面对量产型授课、孤独而感到不满时，只能藉由麻将或消费行动来发洩。某位日大学生写下「当时街垒中的生活，与其说是抗战，不如说给人社团集训的感觉。」[229]

在街垒中也容许意见的多元性。某日大学生于一九六八年如此叙述[230]：「我们有近乎无限的充裕时间，讨论也非常自由，所以也出现了有趣的家伙。有个人就说，『我绝对赞成安保。但对于日大，因为这是个澈底腐败的大学，所以我一定抗争到最后。安保与日大两者没有关联。』我本身也是，从斗争开始后才成为运动者，理论之类的也还没学习那么多，都是靠着自己的实际感受表达，而这些澈底且尽兴的谈话，就显得特别珍贵。」

而在斗争初期，街垒内的规范相当严格。如第二章所述，会让女学生于夜晚十点前回家，如果在校内夜宿，则另外提供房间让她们从内上锁休寝。

这种做法不能单纯归结于规范意识。鸟越敏郎在当时的手记中写道，「从街垒中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朋友，能彼此讨论，如果缺钱，也会互相帮忙。同时也发生了激烈的相互批判。例如，在执行部担任〔为防止体育会袭击的〕守卫的人如果迟到，就会被严厉追究。」「自主禁止酒、小钢珠和麻将。在街垒内很不可思议地，竟感觉不到那些娱乐的有趣之处。」[231]亦即，与街垒生活的充实感相较，消费社会的娱乐就不具丝毫魅力。

街垒生活能够改变人。前日大全共斗的三桥俊明如此回忆[232]：「那些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家伙，第一次能全面敞开心扉。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正确，也符合世上的道理。」「为他者着想，与他者连结，街垒生活教导大家这些事情的真正意义。」「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了。真的。」「最初用鼻孔瞧人，不跟人交谈的家伙，现在都睁圆双眼认真参与。」「因为别人对我敞开心胸，我也对别人敞开心胸。」

一九六八年底出版，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编的《叛逆的街垒》卷首刊登了以下诗歌，讴歌街垒内「活着」的充实感：

活着 活着 活着

在街垒的肚子中

活着

每天吸收自主讲座的营养

喝着「与朋友交谈」的清凉饮料

每天充满精力地活着

活着 活着 活着

一直到昨天 都还被恶魔掌控

营养遭到剥夺

今天喝下「解放」这种药剂

现在已经 完全重生了

而现在 在街垒的肚子中

活着

活着 活着 活着

现在正活在青春之中

日大斗争的相关出版物几乎都在一九六九年前半出版。许多日大学生都如这首诗的象徵般，歌颂斗争与街垒内的解放感、充实感。叙述透过斗争得以「恢复自我丧失的主体性」的手记不在少数[233]。在日大街垒内有一段涂鸦称「把至今为止的日大击垮！！把这当作毕业礼物。这是一路活了二十几年的我，唯一能做的，有生产性的事情」，日后全共斗运动扩及全国时被广为知悉[234]。

然而实际状况不必然是理想的。赤裸裸描写街垒内生活的纪录很少，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桥本克彦《吹过街垒的风》，便相当率直地叙述了他所属之艺术学部的街垒内情。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由本书去推测所有的街垒生活，不过以下仍将根据他的回忆来描述。

根据桥本的说法，筑起街垒之初，艺术学部约有两百名学生夜宿，纪律相当严格。桥本如此记述[235]：

最初的时候，街垒内的生活纪律相当严谨。

上午八点起床、打扫，十点过后举行各种集会与讨论、自主课程、派遣纠察队等，分工合作进行活动，晚上八点全员参加运动者会议，十点过后是扩大执行部会议，结束之后，深夜两点、三点多，包含艺斗委书记局在内，各学部书记局、情宣局撰写传单原稿，彻夜笔耕，成为第二天早晨的崭新文宣炸弹。

街垒的〔防止右翼与体育会〕守卫从晚上八点起每三小时换班一次，共换四班，早上八点由白天的守卫接手，进入昼间守卫。

校舍本部地下的学生食堂由艺斗委管理，制作味噌汤搭配一样菜餚的套餐。从早餐到晚餐，再到宵夜的饭糰，「人民食堂」全天候作业。所有人都奉献自我，在这段短暂期间自我伦理的要求水准极高。

原本不断打工、长期泡在麻将间，过着散漫日常生活的家伙进入街垒后，透过肉体劳动感受到充实的时光，在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的空间中，连唿吸的气息都改变了。

大家确立在街垒内禁止饮酒、夜晚十点之后无特殊理由禁止外出等基本行动原则。大学的器材与设备由自主管理委员会进行严格的管理。虽然也有些不检点的人挪用募款，偷熘外出到江古田站附近的寿司店喝一顿才回来，但此时这些人尚属少数，大多数人心理上都没有那种余裕可以去买醉。

这种纪律的背后也有恐惧体育会与暴力团来袭的紧张感。新闻工作者石田郁夫引用学生的回忆：「六月，在首次占领的法学部街垒内度过的每一天，都像恶梦一样。」「有一个人梦到右翼来袭出声大吼，大家都误以为是紧急集合，所有人刷的一声全爬起来了。」「甚至听到幼猫进来发出的声音都会发布紧急集合警报。面对右翼暴力的恐惧感，就是如此深刻地渗透人心。」[236]能够理解学生们处于这种状态，大概也就能同意桥本所说的「大多数人心理上都没有那种余裕可以去买醉」。

然而当街垒生活延长之后，纪律也变得松弛。体育会的学生没来袭击，更加速纪律的松弛。此外，不对大学设备与教授私人物品出手的纪律，也遭参加学生质疑「这不是道德管制吗」，更逐渐有人拿古巴与越南游击队的战术是夺取敌人物资来战斗为例，正当化偷窃的违法行为[237]。

首先是搜找研究室资料时发生的状况。契机是在电影学科的研究室中被找出国外的色情杂志。对只会进行量产型授课的「无能教授」深感轻蔑的学生们个个睁大双眼说，「那些该死的家伙就是读着这些好东西，培养自己的影像感觉啊」，「一定还有各种其他的好货吧？」[238]

之后陆续发生偷取资料、图书等行为，最初还小心翼翼，后来则放胆去做。从书记局的房间中找出了数百册色彩学教科书，他们把书卖给旧书店，拿钱充作斗争基金。[239]

接下来，日大当局经营的樱门事业部的物品也被当成「物资调度」的对象。有人提倡既然高举打倒古田体制，「却谨慎守护樱门事业部的物品，这样的斗争太过天真」，试图正当化占用的行径。最终甚至有人把手伸向会计课的金库[240]。

当然，有不少学生批评这种事态发展。艺术学部斗争委员长真武在八○年代回忆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打算在斗争中获胜，并且在变得更好的日大继续学生生活。我也讨厌在墙壁上涂鸦。但前辈们却干了各式各样的事情。这么干，接下来究竟打算怎么收拾事态，一想到这里就一肚子气。」美术学科斗争委员会除了解放画室供学生们自由使用，也把图书之类置于委员会管理下，出借给学生[241]。

然而，斗争中也产生把克服「布尔乔亚式道德」当作斗争发展过程的理论。一九六九年春的座谈会上，法学部斗争委员会的学生如此叙述[242]：

「我们的斗争每一天都在发展变化。例如，最初进入罢课时，有学生认为『不可以涂鸦』，若带红旗来集会，也有学生说『会被认为是共产党，最好不要这么干。』但相对地，也有意见认为说涂鸦骯脏是种刻板印象，拿出红旗就会被定位成『共产党』也是刻板印象，就在这些问题设定中，旗帜的颜色也获得开放，也可以自由地涂鸦。」

如此，那些坚守街垒原有纪律的人逐渐变成少数派。据桥本称，在暑假也已过半的状况下，刚筑起街垒时的感动亦渐淡，「有不少学生厌恶打破封印掠夺贩卖部的做法，就此离开街垒。」[243]

有关性别的问题也浮上台面。首先，作为「食粮队」成员在「人民食堂」做饭的女学生们，提出「只因为是女性就无条件要我们做饭，艺斗委的这种感觉、做法简直是荒谬，今后我们不再做饭」，发起罢工。她们的主张获得认可，之后执行部或各委员会轮班做饭，但菜餚的「品质一落千丈。」[244]

此外，街垒内还诞生了被称为「革命浪漫」的情侣。两个人的身影频繁从街垒中消失，并在外过夜。街垒内部的房间也开始有情侣同居。甚至有男学生因沉醉于街垒的自由氛围而对身边女子出手，造成强姦未遂，并成为斗争委员会的重大问题[245]。

许多女学生讨厌这种风气，遂以强姦未遂事件为契机离开街垒。最终街垒内涂满涂鸦，打扫也趋于懈怠，飘散着骯脏与杂乱的气氛。也有人批评在校舍内同居的男女，留下「在他们卿卿我我的场所，实在没心情彻夜警备」一句话后便离开了街垒[246]。

与纪律松弛同时并行的，是「武装」变得过度激进。许多人会戴头盔，上头则涂上各自喜欢的颜色，有些还画上骷髅标志或动物脚印，这些都还尚称可以接受[247]。七月十一日流传着校方将请来机动队的谣言，此时运动者会议上决定「澈底抗战」，艺斗委执行部制造汽油弹、练习弓箭等，这些行为都造成了问题。

为了日大民主化进入街垒的人，许多都无意愿採行违法的武力斗争。在各学部代表聚集的运动者会议上，实施图书自主管理的美术学科斗争委员长如此批评艺斗委执行部[248]：「到现在有许多不满啊。汽油弹、弓箭、偷取贩卖部物资的问题、强姦暴行等。我们是为了追求民主化才聚集于此，不可能一起参与那种脱轨的行为。」

所幸此时校方并未请来机动队，这天的讨论中，美术学科、摄影学科、电影学科的斗争委员离席。之后摄影学科与电影学科的斗争委员会陷入分裂状态，不断有人离开街垒。美术学科斗争委员会不服艺斗委执行部，打出今后仅参加日大全共斗共同行动的方针[249]。

如前所述，全共斗是自由参加的志同道合团体，所以也能自由离开。因此对纪律松弛与执行部方针不满的人，陆陆续续离开街垒。如此一来，没了批评纪律松弛的人，更加速了纪律的低落。

对大学设备与贩卖部商品的掠夺也更猖狂了。桥本自身也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我把《广辞苑》辞典、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蒙太奇理论、虹吸式咖啡壶、挂钟等拿回房间，打算当作对流向不明资金的些许回收，对浪费掉的学费也以拿取现物的方式收回数十分之一。音乐学科的唱盘从街垒中消失了，文艺学科的书籍也不见踪影。」据桥本称，「也有假装是艺斗委成员，打算偷走大量物品的学生。」[250]

如第II部说明过的，大学斗争气势最高涨的时期大约一周，至多一个月，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规律，而日大斗争也不可能跳脱这个规律。当初在街垒内满怀充实感的学生们，大约一个月后也失去了那股激昂感与新鲜感。

街头募款也是如此。当人们对日大斗争的新闻感到厌烦之后，便难以募到款项，学生们只能轮流离开街垒打工，以工资充当斗争基金。且全共斗并非大学承认的自治会，因此自治会费自然也不会流到他们这方。

文理学部的某学生在手记中如此叙述暑假时期的状况[251]：「为了已经见底的斗争资金，大家必须去打工。不只是我，许多同学也都如此，即便是文斗委（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也拿不到学生会费，募款得到的金额也不比过往，在资金方面得花费很多心思。」

这位学生记道，「到周六和周日必定得回到街垒。」[252]而这也表示除了周六和周日外，其他日子都在街垒外拼命打工。如此一来学生陆续从街垒外出，这也让街垒内部益发失去整体性，各个房间逐渐变成由情侣或对彼此有意思的人住下。

暑假之初，艺术学部夜宿的学生约有两百人，但到了八月左右，在「人民食堂」吃饭的人减少至约三十人[253]。在艺术学部街垒内的学生，于一九六九年回想六八年暑假的状况表示，「地方的学生返乡，即便举行集会，出席者也不多，街垒中恢复宁静，以及酷热」，「每个人都变得孤立、虚无化，到了不做无意义的破坏就难以忍受」的状态[254]。

在其他学部的街垒似乎也有同样状况。一九六九年的座谈会上，学生人数应远多于艺术学部的文理学部日大全共斗成员谈到[255]：「暑假多少有些辛苦。街垒内平均有四十人，有些日子甚至只有二十八人。」

经济上的困苦、街垒内变粗糙的餐点，更加剧了学生们的疲劳困顿。一九六九年出版，秋田明大编辑的书籍中有如此描写：「六月以来留宿于街垒中的学生，因内部的餐点极度粗糙而呈现营养失调、过劳的状态，差不多到达体力的极限了。」因夜宿街垒的学生急速减少，不得已之下「一些学部也出现排班轮流到街垒夜宿的状况。」[256]

与此同时，大学外的新左翼党派也派出负责招募的干部造访街垒。在六月十四日的三派全学联集会上，中核派委员长秋山胜行表示「能够掌控日大的人就能取得七○年安保修订期的领导权，这次日大民主化斗争，就是安保前哨战的决胜关键点」，而这段发言的主旨也被印在传单上散发[257]。社学同ML派的机关报《赤光》则主张，「在尚无组织的日本大学打造据点，在必然来到的一九七○年安保斗争上集结日本大学全校学生的总力量，这就是日大斗争的目的。」[258]

如前所述，若能在空白地带的日大打造立足点，那么不仅能建立七○年安保斗争的据点，应该还能获得大量的学生运动者与一亿数千万日圆的自治会费。艺术学部的街垒亦同，暑假期间，中核派、社学同ML派、第四国际、革马派等运动者纷纷来访，最终甚至每个新左翼党派都组织起读书会。

漫长的暑假期间，还留在纪律松弛的街垒中的人，对斗争看不到未来感到疲惫。日大全共斗虽然要求大众团交，校方也约定于八月四日实施团交，但八月一日却又破坏约定，宣布无限期延期。即便如此，日大全共斗仍持续向校方要求大众团交，而且没有选择地只能继续坚守街垒。

日大全共斗已经厌倦研拟下一个方针。八月初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的宣传报如此表示[259]：自八月一日校方提出大众团交无限期延期的通告以来，「屡次的背叛行为让我们再也不相信校方的任何说法，也变得无法对任何人抱以期待。」

根据桥本的回忆，「每个人都希望想像之后的发展状况，然而，却没能提出接下来的方针。」不过「与此同时，能够滔滔雄辩『日后发展』的人登场。能提出令人确信的今后发展局势的人，就是那些党派的运动者。」[260]一旦接受了新左翼党派的世界观，就等于被赋予了关于世界与日本的形势；大学斗争的意义；自己应做些什么等等一整套的观念。在纪律松弛的街垒中，面对斗争不知将何去何从的日大全共斗学生们而言，这是极大的诱惑。

新左翼党派的这种影响在八月初左右突然迅速显现。八月二日，为了抗议大学取消八月四日的大众团交，日大全共斗举行全校总誓师集会。会中邀来中核派据点校的法政大学文学部自治会委员长举行演说，指出「大学中发生的矛盾不该只封闭在大学内部来看，而该视为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矛盾，而这种战斗的本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进行普遍性的反抗，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开展。」[261]

对今后方针感到迷惘的日大学生对此演说报以「压倒性的热烈掌声」，高兴地认为「能在日大斗争全国化的第一步取胜」。此集会后不久，八月四日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的文宣报《变革的感染力》主张，「面对大学的危机，我们无法在校园民主主义的改良斗争中找出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必须正面迎战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目标。」[262]

另有一则情报，因为是间接资讯所以真伪不明，八月十九日日大全共斗制作的宣传册子《日大斗争的总结与展望》也主张，「日大斗争无法从社会上所说的校园民主主义中获得胜利，不能只在当局与学生的各种关系框架内思索」，「要消除校园中的各种矛盾，就必须完全废除物质下层建筑，也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物质下层建筑支撑着精神上层建筑，如果不这么做必然无法成功。」[263]

这种主张大概也受一九六八年的时代背景所影响。桥本克彦在当年狂热已消退的一九八六年回忆录中，认为日大斗争或许有更多的可能性，「当时应当放弃那些预先为日大准备好的，『日后发展』的规画」，对日大斗争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感到懊悔[264]。

只是在该时代的热潮之下，很难抵抗新左翼党派鼓吹的看似相当有逻辑性的「革命」世界观。桥本写下后悔受当时新左翼党派影响的文章，同时也描述当时的状况是「突然察觉时，已在模仿预先给我们设下的新左翼模式来思考『日后发展』。」[265]

如前所述，一九六○年代后半青年的反叛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背景因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是日本社会因经济高度成长而急速变化，过往的制度与思想框架失去效力，青年们陷入包含认同危机在内的「现代的不幸」里。

要解决这种问题，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不上用场。但当时学生们的知识范畴中也缺乏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论。在此状况下，要放弃新左翼党派「预先备妥」的世界观并以一己之力建构超越该论述的理论，对青年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新左翼党派提供的世界观，同样不足以成为表达青年们真实感受的媒介。如第二章所述，一九六九年在日比谷高中筑起街垒的高中生们，于当时的座谈会如此表示：「当被问及你们究竟追求什么时，我们的回答是那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憧憬。」「无法以言语形容。」「所以，我们的欲求，能填满我们的，只能以诗的形式来表达啊。」

桥本在日大斗争中也感受到同样的纠葛。他于一九八六年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266]：

日大斗争的出现，必然要求重新塑造迄今为止学生运动的框架。虽然这么想，但我并不具备能建构如此理论的力量。

这股〔日大斗争的〕庞大能量，正以惊人的速度突破学生运动的上限，我坚信还需要追求一次质的转换。说是坚信，也可能只是我的妄想。

只是，再往前一步的指引或线索，似乎日本左翼完全没有准备好也无法提供这类思想。……

然而，在我的想像中，要跨越这一步至少需要超过二、三十年的理论钻研。我被不知来自何处的徬徨感所袭击，而且我也还记得那股自己孑然孤立的错觉。

承受着这般的孤独感，想要抵抗新左翼党派提供的明快世界观的诱惑，实属困难。如果加入新左翼党派，既有给予「正确」世界观与行动方针的前辈与领导者，还能与抱有相同世界观的伙伴交流。

当时的早大学生，日后获得芥川赏的三田诚广如此回忆早大斗争时让他「困扰的事情」[267]：「当时不太说认同或者未定型认同（moratorium）之类的词汇，但确实因内心缺乏可依靠之处而感到寂寞。所以才会觉得不加入哪个新左翼党派将徬徨不安。」前述引用谈及街垒生活愉快回忆的前日大全共斗三桥俊明最终也加入了社学同ML派，不过在日后的访谈中，他也说明当时的动机是「果然内心还是觉得孤独。」[268]

身为一九六九年早大全共斗前身的早大反战联合无党派运动者津村乔，于一九八○年如此写道[269]：为了创造与既存秩序和计画相异的新秩序，「必须尽可能延长与秩序深度相对的混沌状态，等待时代更深层的、完全异质的秩序发酵。无法忍耐的人大都加入党派，接受了既存的普遍性。」许多大学的无党派运动者之所以加入新左翼党派，大概也肇因于此种时代背景结构。

而桥本本身则加入第四国际。同时，真武艺斗委委员长加入中核派。且从这个时期起，此前以朴实的民主化运动支持日大全共斗的部分学生开始感到「跟不上」运动[270]。

虽说如此，在夏季阶段这种倾向尚不明显。日大全共斗仍未接受新左翼党派的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无党派运动者人数亦不少。

某位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的成员面对当时杂志採访时如此回答[271]：「我们至今仍相信武士道精神，要分类的话，应该是属于右翼吧。但是这个斗争无关左右。这是为了惩戒大恶的正义斗争。」如前所述，日大全共斗也存在一些赞成安保条约但不同意日大体制的学生。

日大全共斗的某位学生在一九六九年的手记中如此写道：「日本与美国是民主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属于非民主主义国家，我都感到厌恶。」「我并非以哪种知识体系去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顶多就是以一种感觉来接受。在自主讲座中对氾滥的毛泽东与马克思特别感到消化不良，为此还组成『人民派右翼』，在街垒的一隅插上日之丸国旗，在校内广播中大喊『天皇陛下万岁』，藉此抒发心中的郁闷。」而依旧不离开街垒的理由则是「对一同战斗的同学仍有一份义理与人情，对自己的行动也抱持着责任感与自尊心。」[272]

据桥本称，当时在学生之间流行着「情念」这个词汇。桥本表示，「在学生运动的理论，甚至社会改革的理论持续与现实脱节的当时，有许多全共斗学生都依靠自己的情感与念想作为行动依据。」而不接受新左翼党派理论的他们，把自己立足的感情称作「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情念。」[273]所谓的「情念」一词，意指无法以言语表达的心情。

因为这种「情念」或与伙伴间的「义理与人情」而留在街垒中的人并不少。而他们有许多人都喜好描绘「义理与人情」的黑道电影。据桥本称，暑假期间因讨厌街垒内情而返乡的学生，秋季回到街垒时如此说明与伙伴之间的「义理与人情」[274]：

「我希望从事理想的群众斗争。然而有这种理想的自己却干出了大量破坏大学的行径。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我觉得必须澈底思考这样的状况。」「说实话，我曾经想过就这样得过且过。但脑海中却浮现街垒中朋友们的脸庞。总之，街垒中还有为了採取正确行动而努力的朋友。所以回来了。」

日大全共斗就在这种变化与多样的疑惑中，度过了暑假。接着秋季起的斗争，转变为一种更激烈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