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概述「激盪的七个月」以后一九六八年的动向、翌年一九六九年全共斗运动的全国性扩散，以及一连串的街头斗争。1

从结论来说，从一九六八年后期到一九六九年，运动虽然在量的层面上扩大，但在质的层面上却衰退了。不只是没有再次如一九六八年一月佐世保斗争那样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共感，各地的全共斗运动也变得定型化。到了一九六九年底阻止佐藤首相访美的「十一月决战」，以武斗棒及汽油弹进行的街头斗争已经完全被警察压制。

面对这样的极限，开始发生了第十四章将叙述的一九七○年的典范转移、武装斗争论的兴起与武装内斗的激进化等等现象。

在所谓「激盪的七个月」之后，新左翼各党派的街头斗争暂时停滞。

原因在于，新左翼各党派受到的损害太大。如同在第八章也描述过的，在「激盪的七个月」中，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的负伤者约三千人，遭逮捕者超过千人，遭逮捕者的保释金约一千万圆，负伤者的治疗费超过两千万圆。2特别是中核派就占了其中的近半数。

各派的资金来源，除了在他们掌控下的自治会费、机关报的销售收入以外，就是街头募款。佐世保斗争刚结束时，涩谷和新宿的街头募款一天可以收到约十万圆，但这只是暂时的。3一九六八年三月，秋山三派全学联委员长在演说中表示，「即使在中核派内部也有已感到疲倦，提议暂时休息的意见，但我认为，不间断斗争正是革命者的宿命」。4然而在王子斗争末期，中核派的势力已经衰退到只能动员约一百人的程度。5

因此，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王子斗争告一段落后，新左翼各党派发起的街头斗争有限。除了六月八日在伊东市进行的阻止ASPAC斗争（前述第十二章）之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六○年安保斗争桦美智子死亡纪念日，以越平联为核心组成的六月行动委员会主办了非暴力的游行。这一天，东大有占领安田讲堂的行动，并成了东大斗争的导火线，这在第十章曾叙述过。

就算这样，各党派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停止。在六月十五日晚上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集会上，中核派和革马派因争夺致词顺序而开始了武装内斗。前来聚会的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工人们喊出了这样的声音：「头人交涉也好、什么也好，快点给我开始会议」、「他们喊着反帝反史达林主义什么的，但在台上大吵大闹的行为不正是史达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吗」、「学生之间的争执给我去其他地方解决」，但这次集会仍以混乱收场。6

新左翼各党派也无法採取统一的行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从下午五点左右开始，当时在御茶水的中大社学同，戴头盔持武斗棒在明治大学前游行，并用桌椅搭起了街垒。口号是「让神田成为第二个拉丁区」。拉丁区，是前一个月的巴黎「五月革命」中，学生建筑街垒的大学街的名字。学生们向御茶水派出所和附近的商店投掷石块破坏窗户，当机动队出动时，他们则撤退回因「大学自治」，警察无法追进来的中央大学校内。7

然而根据中大扩大联合自治会副委员长的说法，前一天的会议上，社学同提出全体罢课并主张「把神田变成拉丁区」，革马派主张在王子举行游行，而ML派则提议发动游行支援在抗争中站稳脚步的日大。因此，实际上是由中大社学同单独进行了斗争。8

巴黎的「五月革命」与工人总罢工结合，一起将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政权逼到了绝境，然而日本学生的行动并未引发工人的任何反应。某位新闻记者评论道，「这不过是巴黎『五月革命』的山寨版」。警视厅的警备局长则评论，「这是比之前不合常理的行动还再更加不合常理的行径。躁进行为除了被孤立以外，没有别的下场。」9

六月二十六日，三派的学生在新宿举行了示威游行。如第一章所述，当时装载着越战用的美军喷射机燃料的油罐车（简称「美罐」）在新宿站进行运送，并曾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过起火燃烧的事故。而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工会等团体在新宿西口举行了「反对美军喷射机燃料及火药运输中央集会」，反对国铁计画将运输量提高五成，这是总评主办的「撤除军事基地，废除安保条约全国统一行动日」的第一波行动的首日活动。三派的游行是半强行地参加了这场行动。

三派的学生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工人一起移动到新宿东口站前广场，在六点过后召开集会，并在繁华区展开了漩涡式游行，他们在八点左右冲破剪票口，在新宿站月台上举行了集会。这次的游行与聚集而来的数千名「围观者」造成了交通堵塞，打乱了列车时刻表，但警方为了避免混乱并未严格管制。10

各派别也没有採取共同行动，而是分散地进入新宿站，但是那些「围观者」因这种混乱玩得很开心。当时的杂志这么报导：11「晚上八点，社青同解放派出现在一、二号线，社学同ML派则占领了五、六号线。到了十点左右，中核派和革马派也跑来占领了轨道。这么一来，那些『看热闹』的人，开始不负责任地说着接下来应该轮到○○派来了，或者因为XX派还没来所以还不会结束等臆测，看来玩得很开心。」这一天的情况，可以说是后述的十月二十一日的新宿事件的先驱。

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三派都避免展开激烈的行动。六月三十日，三派全学联虽然在三里冢的集会中聚集了约一千四百人，但他们并未进行暴力抗争就撤退了。12这也成为三派全学联最后的统一行动。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派全学联分裂为中核派全学联，以及作为其他党派集合体的反帝全学联。

关于分裂的过程，一如往常双方的主张不同，存在许多不明之处。根据当时的报导，似乎存在着种种传言，包含社学同的上级组织共产同对中核派的上级组织「革共同」表示，如果全学联委员长的位置不交给社学同，他们将不惜分裂。或者是对中核派的姿态不满的其他党派的中央委员们，故意挑了秋山委员长无法来得及回覆能否出席的日程，寄出将在七月五日召开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信件等等。13

不管怎么说，七月五日三派全学联召开的扩大中央委员会，是在以秋山委员长为首的中核派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并且罢免了秋山。中核派宣称他们落入了其他党派的陷阱，而其他党派则主张中核派从全学联「逃亡」了。14

然而，三派的学生相对冷静。如第八章所述，原本三派间的对立就很激烈，游行或集会也都分开进行。有一说是，由于中核派在羽田和佐世保中获得了最多注目，因此中核派有了彷彿是三派代表一样的行事作风，从而引发了其他党派的反感。

在当时的杂志上刊载了以下学生的声音：「从羽田之后，就各自举行集会、分别採取行动，这并不是让人惊讶的事」、「秋山委员长一直都在搞譁众取宠的自我表现，不代表三派全学联」等。一位新闻记者认为，第一次羽田斗争时三派就应该已经分裂了，但由于山崎博昭的死让他们暂时团结了起来，才得以在中核派主导下，直到佐世保和王子的行动都持续维持着暂时性的统一状态。15

就这样，中核派全学联和反帝全学联在七月分别开了各自的大会。但反帝全学联的各个党派之间也彼此对立，社学同在中大，而社青同解放派和社学同ML派在明大开了「反帝全学联大会」，第四国际则抵制了上述两方。16革马派全学联、民青派全学联和结构改革派的全国自治会共斗会议的集会也都分别举行。

随着这样的情况，各党派下的反战青年委员会也产生了分裂。根据当时的反战青年委员会委员藏田计成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东京地区反战组织也随之分裂，许多的地区反战组织甚至分化到每一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地区反战组织。A地区反战组织分裂成三个，B地区反战组织为两派联合对一派，C地区反战组职则为四派相争。」17

评论家中岛诚访问某位党派的学生运动者为何要进行武装内斗时，他这么回答：18

我们有一种等到明天就太迟了的确切感受。运动者……在一波波运动之间，会感受到强烈的孤立感。自己必须脱离家人、老师、同学，还有想当然地必须脱离大学当局，孤独地战斗，如此感受到的瞬间，那些应该也体会着同样孤独的其他组织的人们，就变成了最令人憎恶的发洩对象。如果是在政策理论上的对立，可以只是说声「听你在放屁」就算了，但是在每天细微的战术上，以及在人事霸权的问题上，却会涌出异常大量的憎恨。武装内斗的必然性，只有身处运动内部的人才能理解。我们最有解放感、最能一扫孤立感的瞬间，就是手持角材站上街头的时刻。

从孤立感中获得解放，确认自我的「存在」确实是街头斗争的魅力之一。然而一九六八年夏天，「应该也体会着同样孤独的其他组织的人们」变成了「最令人憎恶」的对象，与他们进行武装内斗冲突的时刻，成了最能感受到「解放感」的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这种末期的党派四分五裂状态的，是全共斗运动的崛起。无论是日大还是东大，在斗争初期都具有自发兴起的民主化斗争的色彩。然而，全共斗的学生们，对于新左翼党派来说是招募新人最理想的场所。各个党派都将运动者送进斗争中的各大学里，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全共斗运动的崛起，那么党派或许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断绝了命脉吧。

恢复势力的各新左翼党派，所展开的最大型的武力斗争，是十月二十一日的「国际反战日」。

订在这个日期，是因为在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总评主办了四十三个单一产业工会的联合行动，抗议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军开始轰炸北越。然而由于当局的处分，以及调涨工资的诉求上有所差异等原因，一九六七年参与罢工的单一产业工会降到仅有十五个，改由越平联等市民团体举行集会。19

在一九六八年，总评及社会党、共产党，还有越平联等市民团体，也各自排定了集会的计画。但根据当时的报导，各新左翼党派从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就开始唿吁在这一天发起武力行动，中核派更是喊出「百万学生武装起来，手持角材和石头起义。」20

然而，各新左翼党派并未採取统一行动，十月二十一日各派朝着各自的目标展开行动。社学同唿吁冲入作为「日本的五角大厦」的防卫厅。21社青同解放派则选择了国会。中核派与ML派高喊着阻止「美罐」，以将大众卷入运动为目标前往新宿。革马派也另行前往新宿。

各党派的分散行动造成警方左支右绌，使新宿的警备变得薄弱。这也成为被视为六○年代末最大规模的反叛——新宿事件的背景。

在二十一日之前，山崎博昭一周年忌日的十月八日，在新宿举办了游行。22这一天，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由中核派、社学同、ML派、反战青年委员会、三里冢芝山联合反对同盟等召开了一场主办方宣称约有一万人参加的集会。在明治公园，革马派、社青同解放派、反战青年委员会等约有五千人聚集，清水谷公园则以越平联为中心，有约一千五百人集会。这一天，公务员共斗会议也动员了十一个单一产业工会发起限时罢工。

在八日这天下午六点半左右，以「阻止美罐运送」为口号，革马派、社青同解放派、一部分的越平联等在新宿站的轨道上静坐抗议，并在车站内展开游行。下午九点半左右，中核派、社学同、ML派等人为了在新宿站东口召开集会而集结起来游行，新宿站周边被来凑热闹的上班族、BGi（OL）、学生、自营商店老闆等人塞满，中央线和山手线一度停驶。

机动队虽然对站内以及东口广场的学生及工人进行了管制，但看热闹的群众见到一如往常般的无差别警棍乱打，也开始丢掷石块。投石行为破坏了东口派出所，即使在各组织晚上十一点半撤退之后，群众仍持续着零星的投石与对派出所的放火行为。

便衣警察混入游行队伍和群众之中进行煽动，也助长了骚乱。根据当时的记事，「『便衣』们中，有的人喊出『丢吧丢吧』煽动投石行为，如果看到想拿起石头的人，他们就会马上两、三人一起反手将他逮捕或是对其踢踹。甚至有人目击，有些警察还会穿戴与反日共派全学联相仿的头盔与连帽外套混入游行里面，展开伺机逮捕的『钓鱼搜查』。」

在这天的新宿，光是被救护车载送的伤者就有一百零二人，被逮捕的人数为一百五十人。木村官房长官在隔天九日表示，如果二十一日再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就「不得不用骚扰罪〔骚乱罪〕处理。」骚乱罪适用于集体暴力行为，而且可以在现场进行无差别逮捕。这项罪名仅在如战前的一九○五年日比谷纵火事件、一九一八年的米骚动，以及战后一九五二年的「血腥五一」等特定的非常情况中被使用。

群众的行动也超出了新左翼各党派的预期。23共产同的三上治回想，「我仍然对与我一起行动的学生们的震惊和困惑印象深刻。我记得应该是在从那场斗争回来的路上，中大的学生问我，那些群众是谁？那时我也无法好好回答。」

如第一章的记述，当时从地方来到东京的青壮年男性非常多，没有娱乐活动的他们于是到了斗争现场看热闹，有时候为了抒发愤怒还会向警察丢石头。各党派或学生们并未理解到这个社会结构情况的变化。

十月二十日晚上九点，社学同二十六人从东京医科大学分乘卡车前往防卫厅。疏于警备的防卫厅，正门只有两名警卫，学生们挥舞着红旗从正门闯入。他们占领了通信队的办公室，破坏了房间的内部，挂起社学同的旗帜，在墙上涂鸦「社学同已经占领了防卫厅」、「七○年安保粉碎」等字样。这是预期二十一日当天的警备应会变得森严而採取的奇袭作战。24

当然，闯入的学生马上就被逮捕了。但是领导了这次斗争的社学同的荒岱介表示，「我认为这是和越南人民的串连。」25或许存在于他们脑中的，是在南越解放战线的新春攻势中，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二十名「C10」大队队员的决死突入行为。然而，从第一次羽田斗争以来，比起实际的政治效果，透过直接行动确认「存在」一事已然自我目的化，这也是事实。此外，这可能也受到了藉由採取比其他党派更激进的行动，来夸耀自家党派之作风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是周日，二十一日是周一。因此，如第十五章所述，在二十日举行了越平联非暴力的新宿游行。二十一日，总评．中立劳联等以沖绳返还、反对越战、废除安保为主张，举行了约三万人的集会和游行。共产党全学联也举行了大约一万二千人的集会和游行。新左翼各党派则各自展开行动。26

社学同认为「十．二一斗争必须成为所谓的七○年安保粉碎的实质突破口」，因此再次试图冲入防卫厅。27约八百名戴着红色头盔的社学同成员，从据点学校中央大学出发，用卡车运送角材和圆木，「武装」起来朝防卫厅前进。

由于前一天遭到突袭，防卫厅的警备明显增强不少。下午五点过后，「敢死队」攀爬上防卫厅正门，挥舞「中大日间部自治会」的旗帜。随后，投石队开始丢掷石块，「工兵部队」抱着圆木撞击铁制的正门。担心遭受损害而停业的附近店家喃喃说道：「根本就像是爆弹三勇士。」

机动队以催泪瓦斯和洒水应对，并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夹击学生。当天，学生无法破坏正门，只用圆木撞击了正门，一百九十三人遭逮捕。随后虽然在青山墓地等地持续了乱斗，吉田茂前首相的墓遭到破坏，但最终学生在晚上十一点过后解散。之后，社学同在十一月尝试展开「首相官邸占领斗争」，但由于这次大规模的逮捕使运动者人数不足，最后以失败告终。28

十月二十一日在防卫厅附近被捕的人中，也有不少是女学生。据当时的报导，目黑署的公安课长曾这样描述，29「她们没让人感觉是真正的斗士，而更像是被组织教导『被警察抓到的话，只管保持沉默』，行使着缄默权，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其中有很多是男性的『提包者』、『运输石头者』。在被机动队追捕时，男性会丢下身上的头盔和角材，逃入大众里头。然而，也有因为拿着那些男性丢下的社学同头盔而被逮捕的女性。」可以推测，新左翼党派将在全共斗运动等场合招募来的缺乏经验的运动者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学生运动者在可能被逮捕的情况下脱掉头盔混入人群中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尽管他们投入高唿「必死」的「斗争」，但仍希望避免被逮捕的风险。如果不是为了坚定的思想或想要达成的目标，而是为了想要确认自己的「存在」的欲求而参加了「斗争」的话，这样的行为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想要用比其他党派还更酷炫的战术引人注意，这个目的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当时的运动者中野正夫如此回忆二十一日举着圆木、试图闯入防卫厅未遂的行动：30

「一如预期，隔天的报纸和大众媒体都大篇幅刊登了以圆木突击的照片。如同农民起义一般，向防卫厅高唿『反战！反基地！』以圆木进行武力入侵的身姿，透过圆木来展现斗争精神的战术，是简单易懂且富有视觉感的巧妙作法。如果想冲进和平白痴化的防卫厅，真正给予打击，并在现实上以武力破坏中枢的话，那么还有游击战和歼灭战等很多的手段。但是，在那里该採用的就是这种战法。因为是共产同特有的『敢死的精神』和『革命家家酒』相结合的非理性与形式美的运动，所以就像歌舞伎一样大肆张扬地吸引目光，在遭到逮捕后就宣告落幕。」虽然中野的回忆让人感到有些加油添醋，但他确实指出了事实的一个层面。

另一方面，社青同解放派约有一千五百人试图冲入国会。晚上八点左右，学生方高唿着「在国会内举行集会」并向机动队丢掷石块，但遭洒水与催泪瓦斯阻止，并受到机动队夹击而被驱赶。只有约三十名学生翻越了警力较少的第二通用门的围墙，进到国会的区域内，但全员立刻遭到了逮捕。31

然而，这天的焦点是新宿。警视总监在十九日发表「请配合不要接近危险的场所或避免危险的时段」，各大报纸也刊出了预期在新宿将会发生骚乱的报导。32

但这样的报导反而引来好奇的群众聚集。十月二十一日中午过后，人群开始聚集在新宿，以十到二十人为一组，开始进行包括「对越南战争的加害责任」、「美军油罐车的危险性」等议题的讨论。下午四点左右，新宿东口约有五万名群众聚集。各主要车站播放着「由于学生的不法行为，今晚国铁将有可能无法运行，请尽可能早点回家」的广播，大公司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但是群众的数量却还是持续增加。许多群众认为「如果搭电车的话可能会遭到管制」，所以选择开车或者步行至新宿聚集。33

聚集而来的群众各有不同的特质。有如上述认真讨论反越战的人，也有三百多人在学生到达之前就开始了自发性的游行。34然而，也有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也有人在可以俯视东口广场的餐饮店里喝着酒等待游行开始。也有人对着警察「请回家」的麦克风广播怒吼，「蠢货，我可是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的。既然付了钱就得去看看」、「条子和媒体一直在那边说不要来新宿，这样反而像是在拉客不是吗？」35

以新宿为目的地，中核派、ML派与第四国际等等的游行队伍，约两千人在御茶水站前召开了集会。这一天虽然在预定时程上并不会有美军燃料油罐车通过，但还是发表了「让新宿成为第二个羽田」、「让新宿在人民的手上成为解放区」、「武力阻止美军油罐车」等等煽动性的演说。下午五点过后，他们在御茶水站搭上了电车。中核派在代代木站齐唿「粉碎安保」、「阻止美罐」等口号后下车，沿着铁路朝新宿奔驰。虽然机动队出动驱散了学生，但学生朝着东口广场前进，而看热闹的群众也以拍手和「机动队滚回去」的声音迎接。36

在几乎同个时间，ML派从西口陆桥下游行前来。晚上九点左右，革马派与结构改革派的自治会共斗也到了。根据报导，这些游行不仅仅只有新左翼党派的成员，「在戴头盔学生们的后面，接续着一长串没戴帽子的学生们。」37

那些是「单手拿着雨伞的学生、拿着教科书或笔记本的学生、边用手指推着快要滑落的眼镜边参加游行的学生、踩着高跟鞋搭配裙子的女学生」等等的一般学生。因为全共斗运动的高涨，出现了这样的学生参加游行的现象。接续在他们后面的，是反战青年委员会、出版反战、大众媒体反战等工人。38

各党派在游行后各自召开了集会。根据某篇报导指出，这些集会皆以「各位在此的——所有的——工人、学生、市民」作为开头，「可能是麦克风状态不好，声音破破的听不太清楚。唯一清楚迴响在周围的大楼之间的，是不管哪个集会都一定会在结束时齐唿的口号：『越南战争，反对！安保条约，粉碎！美军油罐车，坚决阻止！我们发誓！我们发誓！我们发誓！』」。该报导写道，「以同一件事为目标的同样的集会，为什么不统一举办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39

「骚乱」，就在这之后开始了。晚上九点左右，学生进入新宿站的轨道内，机动队以瓦斯弹应战，列车全面停驶。不久后，学生破坏了陆桥两侧的电影看板，打开了侵入车站设施区域的入口。学生还用混有铁芯的水泥棒信号灯，连续敲打站方在铁卷门上加装的钢板。每一次「砰！砰！」的声音响起时，兴奋的群众就会叫嚣「打开它！打开它！」，最终，开启了入口。40

不久后，学生和群众从这些入口进入车站内部。群众包括了「把书本夹在腋下的年轻人、背着手提包、打着领带的上班族、新宿的小混混、疯癫族、醉汉、职人、工人、司机」等各式各样的人，但作为「年轻人的城镇」的新宿，「大多数都是还没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其中也不乏「边说着『好可怕啊』、『没事吧？』等等边走进来的年轻女性」。41还有重考生和高中生，一个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惊讶地说：「居然有这么多高中生……。」42

虽然机动队试着管制，但由于群众和学生激烈的投石行为，他们在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撤退到了南口出口。侵入车站内部的群众，煽动着投石的学生，「搞下去吧、搞下去吧」、「没在管什么秩序啦。」43

之后就是完全的骚乱状态。当时的报导这么说：44「穿着凉鞋的男人、疯癫族们接连破坏电车的玻璃窗。用角材打破仪表类的器材。敲碎电子显示板」、「如洪水般涌进的群众用石头勐砸玻璃，穿着西装系领带的年轻人拿着角材敲击玻璃」、「学生在货车上用左手拿着粉笔潦草地写下『反对越南战争』」。「在中央口，警视厅的电视转播车被拖出来推倒并遭到烧毁。大红色的火焰烧亮了夜空，点火的是一名像是来凑热闹的男子。」

骚乱的主角，除了学生，更多的是群众。根据当时的报导，「年轻人和喝醉酒的群体已经超越了学生，开心地在新宿站内四处奔跑」、「用石头破坏电车玻璃的人、用角材敲打指示牌的人。每个人都开心地享受着『破坏』，那只能说是令人畏惧的能量」、「不管哪张脸上都充满生命力而发亮着」。45

群众中，很多人对国际反战日等并不关心，只是单纯地享受着破坏。根据报导，有说着「国铁的票价说涨就涨，但电车却也说停就停」而暴走的年轻上班族，也有向记者询问「今天是什么日子」的人。当时的记事形容，「他们之间共通的，是自己也无法意识到的欲求不满，是蜷伏在心中角落的政治不信任，是希望在突发事件中把这些宣洩出来的情绪。」46

当然，不负责任的人也不少。根据报导，一个「穿着灯笼裤的男性，一边一脸正经地碎嘴『我不是学生所以没有危险〔不会被逮捕〕』」，一边破坏车站设施。在车站内，也有人看到「似乎享受着丢石头并发出欢声的两位厨师模样的男子」，当警察来时，边说着「巡警先生辛苦了」、「请加油」边逃跑的景象。在车站内胡闹的两位上班族则有这样的对话，「你觉得怎样？快到末班车的时间了，是不是差不多该回家了」、「不，既然都变成这样了就只能豁出去。看是要走路回家还是继续闹一整晚吧。」47

群众的行动也都不一样。有高喊「机动队滚回去」声援学生的人，也有喊着「全学联滚回去」的人。48有在车站里胡闹的人，也有很多只是远远地看着的人。还有对骚动毫不关心，开心地在夜晚约会或吸食强力胶的年轻人。

在群众中，也有认真抱有问题意识的人。那天晚上来到新宿的工会组织中，反战青年委员会和大众媒体反战等组织的人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工会成员都只有在白天参加了由总评等主办的统一集会和游行。然而，根据大野明男的说法，工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在参加了高层领导的统一行动后，得知学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实在没有回家的心情所以又赶到新宿而成群地出现。在广场的各处，都能听到工会成员在讨论要不要秀出工会旗帜的声音。」49

在这样的工会成员中，也有一些人重视着反战日的意义，试图阻止破坏行为，并在新宿站周边围出了几个讨论的圈圈。可是，兴奋的群众和学生，多半无法接受制止的声音。根据报导，当时在东口广场的某位青年愤怒地说，「只是在破坏东西到底是想干嘛？这是反战吗？是和平吗？当我试着制止的时候，居然被说成战争协力者。」另外，一位新闻记者这么描述：50

「你们〔学生〕今晚到底在做什么？应该早就知道美军的油罐车〔今晚〕不会经过，那么为什么还要待在铁轨上，为什么要在月台上破坏东西，我就算都这把年纪了，还是忍不住情绪激动地质问他们。然后，我的话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让我感到非常悲伤。如果他们两万人能在车站坐得满满的，就算是一整个晚上也好，对反战与和平进行讨论的话，我也会很乐意参加的。」

乘着骚乱的势头，对通行车辆「盘检」的群众也登场了。当时的报导这么记载：51

那时候，遍布了西口陆桥周边的人潮，完全无视机械式地反覆交换着红、绿、黄的红绿灯，将车道塞得满满。每一辆想要钻过陆桥的车，都在人墙中接受了无情的盘检。特别是跑车、高级车，或是在助手席坐着女士的轿车，都遭到了充满敌意的冷漠对待。

「怎样啦？这种时候还想通过？不行啦」、「喂，你知道什么是安保吗？」、「灯号是绿的？你在说什么？没看到我们正在忙吗？」

轻型货车、三轮卡车、轻型轿车大抵上都能避开麻烦。

「让公车通过，毕竟是由工人开车的」，顿时爆出欢快的笑声。

不管怎么说，这是庶民的城镇——新宿。

《朝日Journal》的记者这么记载：52「我问自己：『有多少〔群众〕在这里呢？』『对了，六○年安保的国会前就是这样。』然而，与那时候的国会前相比，我现在有明显不同的实际感受。在这里，意志的连结很稀薄。」

教育学者铃木博雄如此形容，53「群集〔原文〕的实际状态，与此前在佐世保、成田、王子等地的群集似乎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群众〔原文〕的绝大多数是学生以及与学生相近的年轻上班族、店员、年轻工人、疯癫族等等。而且，他们多半并未跟朋友一起，而是单独参加。换言之，年轻世代占压倒性的多数，这与大众社会的情况相符，以『孤独的群众』的形式显现出来。」

根据报导，某位侵入车站的学生这么描述「年轻人的城镇．新宿」的特徵：54

「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宿给人一种做什么都可以的解放感。即使对机动队投石头，也少有像在国会周边那样的恐怖感。如果被警队追赶，只要转进那条小巷就会有常去的咖啡店，有种只要逃到那里，情况就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放心感。也许是一种有『庶民之城』作为后盾的安心感。总之可以确定的是抵抗感很少。我想市民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才是。」

据说当天新宿的咖啡店和酒吧里，直到深夜都可以看到年轻的上班族或疯癫族，开心地讨论着他们参加破坏行为的「英勇事迹」。

但学生的意识也并不一样。有享受着破坏的学生，也有出声制止的学生。当时的《朝日Journal》记载，「学生领导者『不要破坏电车』的声音，对猖狂的破坏行为一点作用也没有。」警车被放火烧掉，放火的正是群众，学生「反而是在帮忙灭火。」55

当时《中央公论》的报导这么写着：56

当天，聚集在新宿的群众人数，有人说五万，甚至也有人说是十万人。他们大部分是学生，以及以新宿作为通勤路上其中一站的下层上班族和工人。巨量暴增的「群众」在学生们开始行动时，一齐喊「行动吧，行动吧」地声援学生，并对机动队丢石头等等，赤裸展现出反权力、反机动队的姿态。

然而，这样的群众行动不能说和学生有共同的问题意识。

在阻止企业号入港斗争中，佐世保的市民和学生是以共同的问题意识连结在一起的。王子斗争时，警视厅所谓的「身分不明」的群众积极地支援了学生。但是，新宿的「群众」并不属于上述两者。可能也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清楚「美罐斗争」是怎么一回事。学生展开行动之前的群众，是期待着「某件事」的旁观者。然而，当学生的行动结束时，群众已经扮演起主角了。

一位学生这么说：「新宿的群众的能量十分惊人。我高度评价他们的反权力行动。」然而，别的学生则说，「群众的行动是突发事件。与我们的目的意识是不同的。群众的支持并不能成为今后的展望。」

也有一些人说，骚乱状态是被混进群众里头的便衣警察所煽动，目的在于制造得以适用骚乱罪的藉口。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有人在车站月台的各处纵火，在国铁工人与学生等人忙着灭火时，纵火三十分后的十二点十五分，骚乱罪被适用。关于这个纵火的犯人，有很多传言说「『那难道不是便衣警察吗』。」57

新左翼各党派在晚上十一点过后召开了总结集会并撤退。适用骚乱罪时留在车站里面的，不是群众就是来不及逃跑的一般学生。机动队无差别地逮捕在车站内的人，「只要有人稍微试图想要逃跑，就会被趁机一次又一次地拳打脚踢。」58一篇报导如此传达了适用骚乱罪后机动队的暴行：59

「几位来不及逃跑的学生被捉住了。机动队员在一瞬间将这些学生拉进机动队人墙里面，对这些被反手铐住的学生拳打脚踢。不知道是不是未能平息怒气，他们从两侧踢踹被拉进列队队员之间的学生。学生们从队伍中出来时，几乎无法站立。还看到一名被更糟糕对待的女学生。『有记者在看，不要乱来』，就算指挥官这么制止，机动队员还是说着『这家伙丢的石头让我们的三个伙伴受伤了』、『我要打死她』，从左右两边打着耳光，踹着下腹部，把哭喊着『救救我』的女孩推进几名队员之中。」

被以骚乱罪逮捕的人数高达七百六十九人。由于党派的运动者已经撤离，大部分被逮捕的人是「穿着拖鞋的人、快哭出来地向警察道歉的穿着白色罩衫的厨师、还一脸稚气地坚称『我只是个升学补习班学生』的年轻人」等等。当时的广播报导称，机动队「甚至连蹲坐在地上，双手合十地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做』的老妇人都逮捕了。」之后，直到凌晨两点左右，在新宿站东口虽然还有群众、学生和机动队的冲突，但騒乱状态几乎已告一段落。60

根据当时的报导，被某警察署逮捕的十四名女学生们「最害怕的事情是，如果被家人知道就糟了。被学校知道就糟了。」一位女学生在拘留所内哭称「我绝对不会再参与学生运动了。」61

十月二十二日，中核派的秋山全学联委员长声明，「迫使公安当局适用骚乱罪是具有意义的。巨大的民众力量加入了学生的新宿游行，清楚显示出警察的压制有其极限。」中核派随后发表了总结，宣称「虽然只是短短一天，只在新宿站这样限定的区域里，我们也以人民的力量打破了国家权力的暴力装置，高声喊出了胜利，这是日本阶级斗争史上罕见的划时代胜利。」62

ML同盟宣称，「我们将新宿变成了我们人民支配的『人民的广场』、『人民的车站』」、「十．二一新宿斗争的胜利万岁，让我们为了粉碎安保、解放沖绳、粉碎骚乱罪前进吧！」63社青同解放派则自夸，「十．二一国际反战斗争以首都东京为中心，贯彻了其字面意义上的，动摇日本的巨大斗争。」64

东大全共斗的《共斗会议新闻》也这么说：65

「为何学生运动能有如此的力量？这是因为那些围观者、被称为群众的人们，他们的数量超过学生部队的十倍以上，他们对现行社会体制的不满正要跟着学生的运动爆发。」「他们的能量，展现出日本人的变革力量正在增强的事实。」「以日本人的能量为基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就是改革社会的先驱者而斗争。」

然而，与新左翼各党派和全共斗的士气高涨完全相反，在一般社会中几乎看不到肯定的评价。

首先，自民党发表声明，「骚乱罪的适用是理所当然的，反而还适用得太晚了。」骚乱罪适用，是在晚上九点左右的骚乱开始后过了三个小时才实施的。关于延迟的原因，警察厅的警备局长说，「因为群众的表情看起来很开朗，所以我们犹豫了是否要适用骚乱罪。」66文部省在二十二日，向全体国立大学校长发出了要求配合事件调查的次官通知。67

民社党发表声明，「学生的暴力行动与暴徒无异，现状下适用骚乱罪是难以避免的。」社会党和公明党批评，适用骚乱罪是政府和自民党的右倾化行为，共产党则做出了「政府和自民党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暴行。我党在谴责托洛斯基主义分子暴力的同时，也反对政府和自民党加强压迫体制」的评语。68

各大学的民青也表示否定。东大农学部民青派团体的传单这么主张：69

「二十一日晚上，在新宿，一部分学生和托洛斯基主义者违背了全人民的统一行动，背叛了越南人民的期待，再次与机动队演了场闹剧，恣意地放火、投石和暴行，造成一般市民巨大的损害。」「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后几天的记者会上说：『让骚乱罪适用，成功揭露了政府的反动性。』我们不能对他们这种独断的机械式情势分析一笑置之。」「当日，机动队半放任暴力集团，故意让他们逃往大学。我们认为，这是让警队介入全国和全都的大学斗争，权力主义地扼杀学生自治和正在发展的斗争的布局。」

二十二日各大报的晨间报刊也指责了学生与群众。《朝日新闻》使用了「狂乱的角材学生」、「夜晚的新宿站宛若废墟」、「不负责任的群众」等标题，并写道：「投石等只是序曲，破坏、纵火，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疯狂肆虐」、「学生们眺望着铁路上熊熊燃起的火焰，面容扭曲，不断地像是发疯似地笑着。」《每日新闻》用了「疯狂的学生游行横冲直撞」、「学生占领月台并纵火」等标题，《读卖新闻》则写了「为何容许了无法无天的游行」、「对暴徒的狂乱感到沮丧」、「想一想对社会造成的困扰」等等。

各报几乎没有报导有学生试图制止破坏行动，或者有学生和群众进行了讨论与有秩序地行动的情况。佐世保斗争时曾一度对运动表现出些许好意的各报论调，似乎又回到了第一次羽田事件后的态度。

刊载在报章杂志上的专家和各种团体的评论，也大多是否定的。主妇联副会长春野响子评论：「绝对不允许这一连串学生运动的做法」、「这已经不是运动而是暴力了」、「警察当局的反应让人感觉过于宽松」。总评的岩井章事务局长也表示，尽管总评和新左翼党派所谓反对越战的「口号相同，但想法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像昨晚那样的行动只会引起一般大众的反感。」70

这里暴露出既有工会对处在新左翼党派势力下的全学联及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反感。国劳与日本教职员工会发表了对于全学联的谴责声明，岩井总评事务局长明言，「我们不会与三派共同斗争，反战也要改组。」十一月十八日的总评评议会做出了「排除三派决定」。在二十一日的春斗讨论集会上，太田前总评议长发言认为，「社会党对于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态度暧昧」、「包含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反战行动在内，我们应该清楚断绝往来。」71

即使是对共产党与社会党抱持批判，同情学生运动的左派知识分子，大抵上也都对新宿事件持批判立场。他们的批判主要有两点。

第一，就算说是学生触发了群众，但也只是招来了围观者的破坏行为，而非唤起了工人的组织性行动。曾任工会机关报编辑委员的久坂文夫指出，「回顾新宿斗争，即使有那么多的群众挤满了车站内部与周围，但我无法忽视那里存在的巨大空洞。那就是，即便斗争是在轨道上展开，但以该处为生产据点的国铁工人部队并未成为斗争的担当者参与的深刻事实。」72

国铁工人别说要成为「斗争的担当者」，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在车站内遭烟雾席卷，甚至遭到殴打。此外，负责清理被毁坏的车站、月台和轨道的国铁工人们的不满与批判非常强烈。新宿事件的隔天，国铁工会强硬地主张「应该排除学生集团。」73

左派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批判是，二十一日当天并不会有美军的油罐车通过，为什么中核派等还要选择新宿作为斗争地点呢？饭田桃说道，「对于大众来说，学生运动提出的问题有时非常容易理解，有时则不然。这次的情况就是后者。也就是说，自从〔一九六七年的〕的美罐（美军的油罐车）燃烧事件后已经过了很多天。如果在那件事之后马上就发生『新宿战争』，大众一定会一下子就跟上来。在这一点上，佐世保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74

十月二十一日的群众中，很明显有许多只是来骚动现场看热闹的围观者。在佐世保或王子，是从聚集而来的群众中长出了自然发生的市民运动。但新宿事件的群众却只是从事了一时性的破坏行为，并未从中长出任何东西。

将学生运动视为左翼运动再生希望的评论家中岛诚，对于新宿事件这么写道，「我一点也不感到雀跃。」「纵火和破坏东西一点意义也没有，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此外，中岛还这么批判中核派与ML派：75

「尽管当天美军油罐车并不会发车，却还是在车站月台与轨道上进行了激烈的示威行动，我对此感到强烈的质疑与反省。……如果是因为新宿站周围比较容易聚集群众，是适合酝酿出骚乱氛围的场所而选择该处的话，我断然反对这个选择。」人数多到淹没了车站前的万余名国民能在那里静坐，澈底讨论反战日的意义，当有人用暴力攻击静坐讨论的行为时，就坚决与之战斗。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构造，不知该有多好。」

就算在新宿引发骚乱并暂时称之为「解放区」，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招来舆论的反感。小田实在批判将学生视为「暴徒」的报纸与政党的同时，也这么说：76

此外，我也想批判「占领」车站的学生们的行动。最重要的是阻止油罐车，这是一场反越战的行动，而不是车站的「占领」，这点应该无需解释才对。如果可以藉由「占领」车站几天或几十天持续阻止油罐车的话，那或许就是场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我认为学生们就应该把目光放在遍布在车站之外的人们。比起因「占领」感到兴奋，不如好好组织在站前广场上静坐的巨大人群，不只是伙伴之间的对话，还要把单方面被警察与报纸称为「没有责任感的围观者」也拉进群众里头对话，从那里形成运动。如果能这么做，那将会有多么丰硕的成果啊。

小田在一九九五年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写下这篇文章时的心境：77「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非只是想到新宿站的『占领』景象。当时在各处的大学中看到的钟塔和校舍的『占领』景象也浮现在我眼前。学生们对『占领』确实相当兴奋。在他们的视角中，并没有大学外面无数活生生的市民的身影。」小田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提出，东大全共斗为何始终只侷限在校内的纷争，而没有诉诸于学校外面的市民。这件事已于第十一章说过。

在此补充说明，在这个时代因街头的骚动引来群众聚集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学生运动。78一九六五年，通称「原宿族」的骑乘机车的年轻人，在表参道一带进行绕圈竞赛，围观的人聚集而来，附近直到天亮都喧闹至极。

一九六八年在广岛和平公园，一九六九年在和歌山市内，一九七○年在名古屋电视塔周边以及大坂万博会场附近都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晚上，在富山市站前大通，超过百名的年轻人骑机车竞赛，吸引了约三千名群众。这些群众对着前来管制的警察发起暴动，进行丢石头与破坏商店街等行为。

如前述，当时都市地区流入了大量的年轻人口，得以消解他们的欲求与不满的娱乐设施也尚未发达。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凑热闹的对象不管是全学联还是暴走族都好，对警察丢石头也不是发自政治意识的举动。铃木博雄强烈批判了引发新宿事件的学生及群众：79

对于这般学生的躁进行动，身为直接被害者的国铁工会中也出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扬言，从今以后，全学联若要在国铁站内进行与新宿游行相同的斗争时，为了保护工会成员的安全，将要求国铁当局做出搭建街垒等措施，或将由国铁工会自行採取自卫的相关行动。总评也发表了断绝合作的言论，「只要还打算採取那样的粗暴行动，我们就无法与反日共派全学联共同进行安保斗争。」

这样一来，好不容易在佐世保斗争中成功地与民众接触的全学联，因为这次的新宿骚乱事件又再次成为反体制阵营中的孤儿。当自己作为革命运动的催化剂，促成工人阶级形成革命的自觉，进而使工人队伍加入斗争行列时，就是实现革命的时刻。如此主张的学生们，如今却因为自己的暴走导致了背叛自己革命理论的结果。今后，他们甚至不再是革命的催化剂，即使他们强行这么做，也只不过是对革命毫无影响的仙女棒罢了。

此外，当时的报纸和电视几乎没有提及事件背景的美军油罐车。因此，对一般人来说，只对学生和群众的破坏行为留下了印象。考虑到连在知悉事件背景的左派知识分子中也几乎没有肯定的意见，可以推测以新宿事件为契机，开始对学生运动抱持否定情感的人已成为多数派。

同时，造成学生运动评价下滑的武装内斗事件，也在一九六八年后半接续发生。

七月三日深夜，明大的民青与社学同之间发生武装内斗，造成了包含遭牵连的教职员在内共三十八名伤者。80如第十章所述，在随后七月下旬的第十九届全学联大会上，民青做出决议，肯定以「正当防卫」为由的暴力，并组成了行动队。行动队于九月七日在东大医院前出动，随后立刻驱赶了法政大的中核派暴力部队。

在法政大的武装内斗中率领了民青行动队的宫崎学回忆道，「因为是在数千名一般学生注视下展开的暴力驱逐，进行起来实在很不容易。」81从一九六八年后半开始，武装内斗逐渐在白天公然进行。特别是受到大众媒体注目的东大斗争中的武装内斗被广泛报导。

直到一九六八年底，各党派与学生运动反覆从事破坏行动与武装内斗的印象已广为流传。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东大召开「东大、日大斗争胜利串连集会」时，已在第十一章提过，东大校区附近的摊贩老闆曾说「这种学生，全都该杀。」接着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朝日Journal》上，刊载了以下这篇，住在北海道的六十一岁无业男性的投书：82

对于反日共派学生的行动，如佐世保企业号入港等等，虽然有许多的批判，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相当广泛且深入的支持。然而，从「十．二一」新宿事件以来，特别是东大纷争的全校封锁，以及在由学校当局计划的提案集会问题上，与日共派学生产生的武力冲突以后，原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突破陷入泥沼中的日本现况所必要的外科疗法之一，因而给予肯定与支持的人，看来似乎也全数离去了。

当然他们会说，「我们不屑理会资产阶级体制内的舆论，被谴责正是我们的光荣。」然而……现在诸君可能将全体国民大众也推向敌方的「着魔的行动」，甚至会使得连你们当前目标的「破坏」，不仅在国家体制，甚至是连在狭小的大学里也变得不可能实现。在实现「破坏」之前，你们就会先遭到击溃了吧。……「然而，只要把一切都赌在破坏上就好。我们绝对不会有自己收割那些成果的卑鄙行为」，就算你们这么夸耀自己的清廉洁白，但那并不是「清廉」，而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藉口而已。

就这样，以新宿事件与东大斗争为分界，因为佐世保斗争所汇集出的对于学生反叛的支持也开始下降。六○年代末的年轻人们反叛行动的高涨，也是以东大、日大斗争及新宿事件为顶点。其后，全共斗运动也好，街头运动也好，都纷纷陷入了低潮期。

从一九六九年一月到二月，在东大与日大的街垒被解除的过程中，杂志等陆续策划了东大、日大全共斗的特辑报导。此外，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日大全共斗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编着的《叛逆的街垒》自费出版开始，由东大、日大全共斗及相关人士编着的商业出版物接连出版。

这些出版物几乎都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到六月之间如热潮般发行的。其中多数是传单与小册子集结成的斗争史，以及参加者的手记或原稿。具代表性的如下列：

日大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编《增补　叛逆的街垒》（増补 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九六九年一月，三一书房）

日大全共斗编《赌在街垒上的青春》（バリケードに赌けた青春，一九六九年二月，北明书房）

秋田明大编《占领大学的思想》（大学占拠の思想，一九六九年三月，三一书房）

日大全学共斗会议．石田郁夫共编《日大全共斗　挑衅强权的意志》（日大全共闘 强権に确执をかもす志，一九六九年四月，しいら书房）

东大全学共斗会议编《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砦の上にわれらの世界を，一九六九年四月，亚纪书房）

东大全共斗编《无尽的进击》（果てしなき进撃，一九六九年四月，三一书房）

园田隆也《东大医学部　斗争的记录和教育的未来像》（东大医学部 闘争の记録と教育の未来像，一九六九年四月，德间书店）

东大全学助教共斗会议编《东大全共斗》（东大全共闘，一九六九年六月，三一书房）

山本义隆《知性的叛乱》（知性の叛乱，一九六九年六月，前卫社）

所美都子《我的爱与叛逆》（わが爱と叛逆，一九六九年六月，前卫社）

柏崎千枝子《太阳、岚与自由——暴力罗莎斗争的手记》（太阳と岚と自由を——ゲバルト．ローザ闘争の手记，一九六九年六月，ノーベル书房）

这个时期以后，这类型出版物的发行逐渐趋缓。发行之所以集中在短期间内，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容易厌倦的人们还记得东大、日大斗争的时候出版，在商业上比较有利。此外，校内斗争陷入僵局的东大及日大全共斗，也试图藉由出版活动寻找新的出路，这亦被认为是原因之一。

这些书籍与杂志特辑，特别是东大全共斗派的刊物，将东大斗争视为突破了「战后民主主义」和「校内改良斗争」框架的新型斗争。依据他们的主张，「战后民主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支配体制。在国家层次上，表现为形式性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而在大学内部，则表现为由「波茨坦自治会」所主导的形式民主主义，是具有斗争意志的少数者遭受不具斗争意志的多数人压迫的体制。

将这种体制补充完整的，是堕落成体制内在野党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及虽然说着进步言论但实际上并不行动的「进步的文化人」等，对现存体制无害的「民主势力」。特别是提倡「和平与民主主义」及「大学民主化」，与全共斗敌对，将斗争侷限于「校内改良斗争」的民青，是最应该憎恶的敌人。

另外，大学在散布「大学自治」幻想的同时，实际上却是在教授会的独裁支配下，透过产学合作，制造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高、中级劳动者的教育工厂。再者，「学术中立性」和「学术自由」，实际上也不过是那些对资本主义体制有贡献的学问，或者对现行体制无害的研究的「遮羞布」而已。

大学和民青，提出了让学生可以参与大学决策的「现代化路线」和「大学民主化」等方案。然而，这仅仅只是将学生纳入现行体制的体制内改良主义。因高速成长与协助越战成为高度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现行体制，与要求大学现代化的行为相互契合。

要打破这种状态，需要的不是民青提倡的「大学民主化」或是设置协议会等「机构游戏」和「获取主义」，而是以全校封锁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学解体」。这同时也是藉由停止作为现行体制一环的大学机构，来对现行体制开战的行动。

而学生和教师作为帝国主义大学的一员，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人民来说是「加害者」，「自我否定」这样的自己并参加斗争。全校封锁，也是迫使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帝国主义大学」一员的一般学生与教师，做出是要参加斗争，还是要拥护现行体制的选边站的行动。

全共斗运动是一边揭露大学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等美名掩盖的欺瞒性，一边对正在不断地被现行体制收编的自我进行否定的运动。在这个斗争中，暴力是必要的。那些指责暴力、佯装中立和提倡「对话」的人是旁观者。只要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支配—被支配关系的情况，对等的「对话」就难以成立，唯有直接朝着作为掌权者的大学当局说出全体学生意见的「大众团交」才是出路。

全共斗是具有斗争意志的人以个人意愿参加的运动体，并不存在阶层制度，而是由自由参加的讨论决定斗争的方针。这与将党的上级命令传达到下级的共产党组织型态完全相反。这将与「大众团交」一起取代议会制民主主义和「波茨坦自治会」，同时也是直接民主主义的实践。

在一九六○年安保斗争期间，「进步的文化人」与「大学自治」等并未受到质疑，也还存在着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幻想。为了克服这种六○年安保斗争的败北，并为七○年安保斗争而战，就必须将这般全共斗运动的提问纳入考虑。

以上，大致上是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的出版物中，特别是东大全共斗相关人士所主张的内容。所谓的「全共斗运动的思想」，也可以说大抵与这样的概要相符。

然而，这样的思想并不是突然如变种般出现的。首先，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存在「中立」，声称「中立」的人不过只是旁观着斗争，并试图拥护自身的资产阶级特权，这是共产党从战前就一直提倡的主张。必须否定大学生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权地位，这样的思想也持续存在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

而认为设置协议会等「民主化要求」，不过只是被收编进体制内的主张，也并非是由东大全共斗首次提出的。在安田讲堂攻防战结束后，东大研究生增山明夫这么说过，83「民主化要求是被收编进体制内，反而在推进斗争上是有害的，这种发想并非是全共斗专有的，而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共产党就有的观点。」

另外，「具有斗争意志的少数者」将开创新局势的思想，与六○年安保斗争时共产同的先驱性论大致上同一系统。大学是生产中、高级劳动者的教育工厂的论点，也是从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时就由社青同解放派所提倡的。社会党、共产党与民青是「不斗争的现行体制补完物」，这是所有新左翼党派共通的认识。

换言之，在东大全共斗的主张中，也有部分接合了旧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考虑到东大全共斗具有「党派联合」的性质，这也是可以想像的。

而将大学与国家形容成「幻想」的想法，让人感觉到来自当时受到许多学生喜好的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论》的影响。法政大学教授粟津则雄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研究中写着，「过去的几年里，每次被邀请到各大学的大学祭演讲，学生诸君的问题有大半要么直接引用吉本隆明，要么使用吉本隆明的用语构句。我每一次都感到惊讶和困惑。」84

东大斗争的宣传品中也引用了吉本的诗，这在第十章已经提过。此外，也有「打破顺应校内支配的现代合理化的『民主化』路线与协议会方法的幻想」等使用了吉本的用语的内容。85不过，正如第一章所述，当时学生对吉本的理解程度使人存疑，很多时候应该是将其作为诗意的口号使用。

如此，东大全共斗的思想中，有很大比例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影响，但它有一个特徵，那就是不允许言行不一与「欺瞒」的严格主义式姿态。

如第十章所述，东大全共斗的学生对一面发表进步言论，一面试图平息斗争的教授们抱持着憎恶。如第一章所述，这个世代的人，在经济高度成长之前的幼年期就被教导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理念。而在被卷入高速成长与生活保守主义的六○年代，社会却迫使他们接受升学考试战争。他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断裂感到强烈的违和感与憎恶。于是他们最为愤怒、最为憎恶的，就是被提倡的理念与现实行动之间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进步的文化人」就成了最主要的批判对象。

时任桃山学院大学教授的真继伸彦，在一九七一年写了篇名为〈全共斗运动所提出的问题〉的文章。文中，他认为全共斗运动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第一次羽田斗争的震撼，并如下描述：86

当时在各个学校中可以看到的是，从羽田回来的学生们被打到面目全非的脸孔。没有参加〔斗争〕的学生们，知道那些脸孔朝他们提出了痛切的发问。

允许因越战特需而生意兴隆的我国死亡商人的利益代表到南越谈生意，这是违背和平宪法的行为，对于反战．和平主义者来说，更是无法忍受的屈辱。反战．和平主义者当然应该以武力阻止这样的行为，但是，那些勇敢且良心地实践应然行为的人们，却遭到被死亡商人掌握的权力的爪牙鲁莽地殴打与驱赶。

共产党在同一天举办了赤旗祭，只派遣了几个代表到羽田形式性地喊了口号，这是个象徵性的事件，尤其当我们回头看之后该党与自民党发展暗中合作的经过。在全共斗的眼中，共产党的形式性抗议与自民党声称要守护和平宪法一样的虚伪。需要的是以实践证明表现。……就像他们对于共产党一样，对于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也是言语表现（思想）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

……如果要总结全共斗运动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其最大的特徵在于提问的存在论性。全共斗运动首先暴露了我们存在的犯罪性。不管各个日本人的思想如何，只要作为日本人，全部都对越南战争有罪。有形或无形地享受着包含炸弹在内的对越南的出口利益，我们的存在，对于越南人来说等同于害虫。

全共斗运动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运动。他们探问学生这种存在的意义，并揭露其犯罪性。学生就算作为一种工人预备军，但同时也是有闲阶级，至少两年到四年之间的闲暇，是透过剥削他者的劳动获得的。这个他者是谁呢？这里没有余力说明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性等内容。具体来说，你只要回想中小学时期某个同学的脸就好。据称现今在同世代人中进入大学的占比，男性约四分之一，女性约六分之一。

如果是这样，大学生便是透过夺取了同世代四名男女的空闲而获得了自己的闲暇。……当自觉到大学生是这般加害者性的存在时能做什么呢？或说，应该做什么呢？……

答案当然不可能只是言语表现，而必须是朝向，对外是反越战运动，对内则是实现平等社会的革命运动。

暴露存在的犯罪性，同时也揭露了其欺瞒性。……那些身在对外肯定战争，对内肯定剥削与被剥削人际关系的资本主义体制里的平等．和平主义者，只要他们没有任何行动，就只是在伪装着他们自己的平等．和平主义。

如果从全共斗的发端——羽田斗争来看该运动，可以说那是一场试图将自己从自身存在的犯罪性及欺瞒性中解放出来的自我变革运动。该运动随后发展成了伴随自我意识变革的社会变革运动，但其意识变革的内容，首先是对自身存在的犯罪性与欺瞒性的澈底自觉。

这篇真继的文章，有几个应该要注意的地方。真继所说的全共斗运动的特徵，在一九六八年初以前的大学斗争与初期的日大斗争中并未出现。迫使大学教师「思想与实践的一致性」、强调学生的「加害者性」与「犯罪性」、揭露「大学自治」与「学术中立性」的欺瞒，这些主张都是中期以后东大全共斗的特徵，日大全共斗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与东大全共斗接触之前，这些倾向相当稀薄。东大斗争那章也提过，这是由于东大和日大的以下几个差异所导致。

第一，东大有比较多进步的教师，而日大的进步教师都遭到了驱逐。因此，指责那些说着进步言论但不参与运动的教师的「言行不一」的现象，并未在日大发生。

第二，东大生与研究生作为升学考试胜利者与未来菁英，意识到自我的「加害者性」并进行「自我否定」的唿吁较能产生共鸣。而日大作为底层大学，并未产生这样的主张。

第三，东大和日大校方的理念不同。在东大，校长和教授们主张着「守护大学自治」或「大学是探究真理的学府」等。东大全共斗方批评这是「欺瞒」。然而，在日大，这样的理念根本就没有被提出来，因此不存在应被批判的「欺瞒」。

说起来真继的全共斗运动观虽然只是片面的，但并非没有根据的看法。因为，全共斗运动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模仿东大斗争的形式进行。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个。例如，安田讲堂攻防战在电视上播出，东大斗争受关注的程度较高。东大全共斗产出了较多如「自我否定」、「大学解体」等的口号，因此比较容易模仿等等，都是被提出的原因。

然而最大的原因，似乎在于以下背景。这个时期的许多大学生，接受了战后教育理念的教导，却活在经济高度成长的现实中，他们对自身的「言行不一」抱持罪恶感，感到想要否定自己的动机，表现出包含模煳的认同危机在内的「现代的不幸」，并寻求可以发洩不满的场所。这样的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如日大那样在旧时代的压迫下面对了「近代的不幸」的学生。这是东大斗争甚至能在与东大研究生完全不同立场的学生中引起共鸣的原因。

如第十一章所述，时为《周刊朝日》年轻记者的川本三郎提及，当「自我否定」这个「关键词」出现，并被问起「你是什么人」时，「许多学生顿感『那正是我在想的东西啊』，而深受全共斗运动的吸引。」从以下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小插曲，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样貌：87

那是六九年的八月。那时全共斗的运动已经在全国的大学，甚至是高中蔓延开来。我想去採访其中一所我随意挑选的，绝对称不上知名大学的全共斗的学生。……

……有五位学生愿意接受访问而聚在一起。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大众媒体的人，所以相当紧张。他们是温顺的学生。五人都是从乡下来的。……

面对我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缓慢。感觉不太能找到想说的话：「虽说是全共斗，但我们并没有什么大型的组织。只是因为想跟东大及日大的学生有所共感，所以才称为全共斗」、「说真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只不过安田讲堂事件让我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大家聚集起来思考那个冲击到底是什么」。他们断断续续、一点一点地说着。也有学生真的很担心地说，「如果在乡下的老爸知道我在搞这种政治运动，一定会很生气吧。」

访问的内容实在是过于素朴，我有一种「这样的东西不能当成报导」的心情，但同时我也觉得「就在无法成为周刊报导的内容中，才有学生们的真实样貌吧。」回到公司后，我将採访的情形告诉主编。他说，「这实在太普通了，不能成为报导。」

这里呈现出，在「找不到话语」诉说自己抱持的「现代的不幸」的情况下，受到安田讲堂攻防战刺激而开始模仿东大斗争的学生的身影。虽说「想跟东大及日大的学生有所共感」，但如果是像日大那样在明显的压迫体制下的学生，应该不会出现「找不到话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