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如此，一九六五年的庆大罢课也非所有学生都参与。当时庆大共有二万二千名学生，参与全校大会的最高人数是第三届大会，但也只有约一万人。由公安调查厅推估，整个大学中运动者占一．五％，参与运动的普通学生占四十五．五％，不关心的学生占五十三％[63]。

另外，教育学者铃木博雄针对庆大斗争时经济学部三年级某班级的七十名学生进行调查，于一九六八年写下如下分析[64]：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全校抗议集会上确定总罢课体制这天，班级委员给全班打电话，七十人中约五十人回答将出席隔天的班会讨论。但实际出席讨论者为二十五人。不过之后随着斗争逐渐热烈，参加班会讨论者也开始增加，二月一日达到全班的九十一％，亦即有六十四人出席。但二月五日以后出席数减少，三月十五日仅聚集了十一人。

由此铃木类推，斗争中「最积极参与者」占十六至二十％；消极但「支持斗争者」占二十至二十四％；「批评斗争者」占四十三％；「不关心斗争者」占十四％。铃木指出的「最积极参与者」与「支持斗争者」合计达四十至四十五％，「批评斗争者」与「不关心斗争者」合计五十四％#2，前者符合公安调查厅统计的「运动者」与「参与运动的普通学生」，后者符合「不关心的学生」数量。

如第一章的引用般，京大全共斗运动者上野千鹤子指出，「全共斗派如果加上周边的赞同者大约有两成，反全共斗大约有两成，剩余的六成大学生是所谓的不关心政治者。」[65]这虽然是上野的感觉，但与铃木的实证分析几乎一致。铃木的调查中「最积极参与者」可视为上野所述的「全共斗」，「批评斗争者」之中积极的人数若视为半数，剩下的「不关心的学生」与「积极支持斗争者」、「批评斗争者」的大部分处于中间游离，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么全共斗约占二成，反全共斗约二成，剩下的约六成要不是根据当时状况选择支持与否，就是完全不关心的学生。

根据铃木的说法，罢课权的制度一确立后便参加班会讨论的人，仅有「最积极参与者」，等到「批评斗争者」与「不关心斗争者」也加入班会讨论已是一月末到二月初，因此他下结论道「所谓真正的全校性斗争，是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二日的五天期间。」[66]后续章节会谈到的各大学斗争也是如此，全校热中参与的期间约为一周，最长也不过一个月，详情将于后文说明。

此外，各年级的参与度也有不同。积极参与运动的是大一与大二生，面临毕业与求职的大四生则不希望罢课事态影响到毕业考。立场一致的法学部大四生散发「阻止考试是对大四生权益的不当侵害」的传单，与全校大会分开举行的大四生大会，以六比四的比例支持「反对罢考」[67]。

正义感如火燃烧的大一与大二生，则张贴「吁请四年级的前辈诸兄，请拿出勇气罢考」的传单以资对抗。对此，大四生又贴出「别开玩笑！什么拿出勇气罢考。等你成为大四生再说」的传单，与大一生互别苗头[68]。

大一与大二生所在的日吉校区，比大三、大四生所在的三田校区更先开始罢课，出现「日吉公社」也反映出这种学年意识的差距。三田校区的大四生们自行成立四年级生对策委员会，不经过各学部的斗争委员会，迳行与校方交涉[69]。如此，为了保护就业权而出现反对学生的现象，在日后的全共斗运动中也屡屡发生。

运动超乎预期地广泛影响，让惊诧的校方以各学部部长的名义，提议理事会与学生代表于一月二十八日对谈。庆应工会也唿吁公开会计内容与学生冷静行动[70]。

之后，当罢课与罢考通过决议后，一月三十日学生代表与理事会进行团体交涉。学生方要求：（一）澈底取消学费调涨；（二）召开评议会重新检讨此问题，并让学生代表参加；（三）对学生的说明以公听会形式办理。然而理事会全数加以拒绝，讨论在没有交集的情况下结束[71]。

隔天的三十一日，因应理事会的回应，大一与大二生所在的日吉校区学生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无限期罢课。而经济学部等学生方则继续与校方交涉[72]。

之后学生代表与理事会持续会谈，但讨论并无交集。随着二月八日大四生的毕业考日期迫近，学生方也必须摸索一个停损点。二月三日《朝日新闻》访谈中，寺尾自治会委员长声明「我们没说停止学费调涨。只说将这个问题回归原点，加入学生的诉求重新检讨」，表现出强调民主程序的妥协态度[73]。

理事会也在二月三日声明「关于学费调涨，整体进行重新检讨」，五日由校长与学生代表会谈[74]。校长表示「被诸君心怀大学与认真解决事态的热诚所打动」，提出了三点的妥协提议：（一）入学条件中排除须购入十万日圆大学债券的条款；（二）大幅强化奖学金制度；（三）今后关于学生生活的问题将事先与自治会沟通[75]。

但，校长也言明「打造与自治会事先沟通的场域」并非「承认学生诸君参与大学经营」。校方始终反对学生参与经营及学生自主管理大学。二月九日，学生自治会重新要求「由学校与学生代表成立事前协议机构，在决定学生生活相关事项前进行协议」，二月十二日也针对这点与校方进行团体交涉[76]。

但校方主张「成立协议机构可能导致插手经营权之虞，至多只能设立一个对话的场域。」且校方认为「『事前』是指『向公众公布之前』」，「至于是在义塾的最高决议机构——评议委员会——附议之前，或者附议之后，皆由当时的主事者加以判断并决定。」简要而言，就是即便「设立事前协议的场域」，也不过是办场详尽说明会的程度而已[77]。

校方的回应就是：虽然取消强制认购大学债券，但调涨学费的方针并无改变，也拒绝学生参与经营。但考量到大四生的游离，斗争已经难以持续。全校斗争委员会决定接受校方的提案，五日下午由全校生大会进行议决。

不过在这种表面行动之外，学生代表与理事会方仍进行高层交涉。根据西井的回忆，刚进入二月时「毕业考与入学考两大考试将近，煽起不安，主要是大四生的态度发生剧烈动摇」[78]。但「意外地在日吉校区的大一、大二生仍乐于自由自在、从容不迫的生活。」

然而，「二月的某天听过发言后，斗争委员会突然通知要在晚间九点于信浓町的庆应医院集合。」西井前往庆应医院一探究竟，此时正值校长在住院病房与三田校区的学生代表结束团体交涉，并以「自由认购大学债券，不再是义务；今后设立机构，重要案件与学生沟通；本次斗争不进行秋后算帐」为底线达成协议，而决定解除罢课结束斗争。

从日吉赶来的西井回忆道，「当下诧异至极。才搞清楚妥协案是由四对〔四年级生对策委员会〕一手炮制的。」站在西井的角度来看，这是想保障毕业与就业权益的四年级生们推动的交涉结果，等于是强迫所有人必须接受。

西田写道，「为了防止这种暗中交涉被强行通过，〔之后的大学斗争中〕都要求『大众团体交涉』。」一些新左翼党派具有主导优势的大学中，由新左翼党派干部与校方首脑进行高层交涉后结束斗争，宣称获得一定成果、高唱「胜利」的状况并不少。「大众团交」除了提供学生能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主义的场域，也被认为可以防止这种高层交涉。

突然遭三田校区的指挥部强迫接受此项斗争结束案，日吉的大一、大二生对校长的提案表示「不承认藉单方面『通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声疾唿反对。他们抱持着心中不满，大举出席二月五日的三田校区全校生大会。

此场全校生大会大约有超过一万名学生参加，场面大为混乱。大一、大二生主张只要不撤销学费调涨，便「应断然实施罢考、罢课」，大四生主张「因为大学当局有所让步，应当收拾当前局势」，却「因为低年级生的轻率举动，让我们的一生毁于一旦」，双方口沫横飞争论不休[79]。

根据西井的回忆，「议论在谩骂与起闹声中进行，但议长团仍掌握在三田校区的手里」，因时间逼近傍晚，有人提出停止讨论的动议，并进行投票表决。投票结果是，「罢考毕业考、继续斗争」的紧急提案遭到否决，执行部的停止罢考罢课提案获得通过。即便如此，持续罢考罢课派仍投出近四千的票数[80]。

原本该执行部的提案只提中止罢考罢课，并未明载解除斗争。关于原提案的解释，执行部内部出现了争议，寺尾委员长提倡应继续斗争，但副委员长擅自以「斗争结束了」向外界宣传，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斗争划下句点[81]。斗争结束后的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庆应义塾新闻》写道「执行部只把普通学生的运动单纯评为对当局的压力，而未视之为变革的原动力与破坏力」，认为这种作法乃是「透过高层交涉」的「具体失败」表现。

对于上述票数，西井如此评论[82]：「当时的学生遵守多数决的原则。日后的斗争如果有这么多的罢考罢课派，肯定靠实力坚守街垒，继续斗争下去。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么做。」一九六八年的东大斗争中，採用多数决的「自治会民主主义」被批评为仅仅是欺瞒式的「波茨坦民主主义」，抱有贯彻斗争意识者不管多数决的结果如何，仍採取集结全共斗继续斗争的路线。但在一九六五年的庆大，遵从「多数决」仍被视为理所当然。

斗争落幕，在学生的心中留下复杂的情感。大一到大三的学生表达「我们不是为了玩罢课游戏才进行抗争的。是真心想浩浩大大地干到最后。」（经济学部二年级）；「这样虎头蛇尾的干法，大概会被其他大学嘲笑是『少爷式罢课』吧。」（商学部三年级）；「大四生很怯懦啊。觉得自己的事情比大家的更重要，就这样脱逃了。」（文学部一年级）[83]。另一方面，大四生也有许多心声[84]：「为了大一新生断送自己的一生，日本这个国家可没富裕到可以这么干。」「就业已经确定了，只剩期末考，老实说，就算得冲破纠察队封锁，我也想去考试。或许会被觉得懦弱，不过这是切身的问题啊。」

就这样，斗争落幕了，八日的毕业考安然举行。构改派的成员总结时也不得不说，「指挥部因为软弱和经验不足，最终导致妥协的结果。」但根据这位成员的回忆，「反对学费调涨斗争或许以妥协的结果告终，但在斗争妥协前不久，数十名助教授与学生下定决心要在同样的体制下筹组自主讲座，我是后来才知道此事。」[85]可见年轻教师同样对大学实际状况感到不满。这也可说是日后东大斗争中「助教共斗」的原型。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斗争规模如此浩大，民青与构改派的势力依旧未能扩增。他们不仅未取得斗争的主导权，即使之后仍掌控自治会执行部，但普通学生对他们又回到漠不关心的状态。

一九六七年的公安调查厅资料记道，「〔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初以来，以日吉自治会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者唿吁举行『反越战学生大会』，但无法达到参加定额，如同之后也不断流会的状况所示，〔一九六五年的斗争〕对庆大各派势力的扩大并未带来太大影响。」[86]面对考虑与高层交涉，向大学当局妥协的指挥部与新左翼党派，普通学生会不信任他们，也是情理之中。

这场一九六五年的庆大斗争，在各种意义上都表现出日后全共斗运动的特徵。跳脱新左翼党派思想的普通学生意气昂扬，由各学部与学科组成斗争委员会的组织形态，街垒与自主学程的战术，参与学生的连带感与振奋，街垒内的「公社」空间，以及面临毕业与就业、以大四生为核心的势力终结斗争等情况，可说都原封不动地被日后的全共斗运动所继承。

这一连串的行动，与新左翼党派运动者的思想有所区隔，是在经济高度成长的矛盾中自发兴起的。在庆大斗争出乎意料的热潮后，新左翼党派也开始关注大学斗争的动员能力，并对其倾注心力。

#2 编註：此处加总数字译自原文，疑似有笔误。↺

63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六页。↺

64 以下引自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九六—二○○页。↺

65 前揭上野（第一章）〈楽天性持つ『原っぱの世代』〉。↺

66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页。↺

67 前揭〈庆応大学〝学园騒动〞始末记〉三五页。↺

68 同前报导三五页。↺

69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页。↺

70 前揭〈きょう授业放弃〉。↺

71 〈话合いはもの别れ〉（《朝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72 〈〝无期限スト〞可决〉（《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一月三一日）。前揭〈私大纷争．早庆明三つの型〉二三页。↺

73 前揭〈〝抜き打ち〞に怒り〉。↺

74 〈庆大纷争　理事者侧が譲歩案〉（《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

75 〈庆大纷争やっと解决へ〉（《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晚报）。↺

76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五六页。↺

77 同前书一五七页。↺

78 以下の西井の回想は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三，二二四页。↺

79 〈庆大纷争　学生投票で受入れ〉（《朝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庆大のスト解决〉（《読売新闻》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

80 同前论文二二四页。↺

81 副委员长の発言は前揭〈庆応〝坊ちゃんスト〞の误算〉一六页。↺

82 前揭西井〈全共闘への道〉二二四页。庆大新闻的引用出自和田纯〈春の日を浴びた処刑台〉（首见于《庆应义塾大学新闻》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号，前揭《高度成长》重新收录）一五三页。↺

83 〈なんのためのスト？〉（《読売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

84 同前报导。〈空も晴れ、卒业试験〉（《朝日新闻》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晚报）。↺

85 前揭中岛编《全学连》二二三页。↺

86 前揭公安调査庁〈庆大纷争〉七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