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平联干部对全共斗运动的情感，似乎颇为复杂。也有一些曾经在越平联活动的学生，直接或偶然地成为他所属大学的全共斗领导层级，进而深入全共斗运动。前述的山本义隆在一九六六年时曾经担任越平联主办的日美市民会议窗口，井上澄夫也担任过一桥大学的罢课执行委员长，甚至还一度打电话给小中讨论「该怎么办」等等。312

小中如此记述313：「似乎有种情况是，在参与大学越平联期间，该团体就成了身处混乱的团体之一，尔后就加进全学共斗会议。我们对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候感到羡慕，有时候则以一种痛心的想法远远地守望着他们。」

越平联也在定期游行期间支援日大全共斗，拜访日本大学工学部之际，献上花束给被学生扔石块而殉职的西条巡查部长，以「即使是警察机动队，也是尊贵的人命，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死亡案例」为旨，进行默哀。尽管也有一些据守校舍的日大全共斗学生说：「做那种事太荒谬了」或发出嘘声，就连越平联的游行队伍也传出「太荒谬了」的声音，但几乎所有游行参与者都加入默哀。314

此外小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底受邀到东大全共斗演讲，他说「虽然对学生们说，像这样生气蓬勃的参与意识才真的令人感觉到是校园」，然而「学生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斗争的战术上。」小中又说：「这个时期以后，全共斗真的已经进入『武斗棒与破坏』时期，谁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时势，令人感到遗憾。自此已经没有我出场的余地了。」315

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中，学生们举的旗帜当中，也混杂着几面大学越平联的旗帜。大学越平联的成员里，有人是占据安田讲堂的一员。316

《越平联新闻》上正反两面的投稿都有。某位东京女性的投稿说，她以为越平联是无党派的和平运动才参加了越平联的游行，但是「在东大斗争等，对那些被称为是反日共派或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团体，抱有高度善意且支援他们，对于近来这样的越平联，我严重觉得被背叛了。」317另一方面，也有投稿说，为了支援东大全共斗，「越平联打算採取什么方式支援？」318

吉川在《越平联新闻》上公开的回答如下：319

「可以笃定的是，越平联的目的是终止越战，但是关于大学问题或捷克问题，越平联并没有採取特定的态度。」「有些大学越平联支持东大全共斗，表明与全共斗合作，这是基于该越平联团体独立的判断所做出的决定。」「我想补充的是：现实问题是从去年以来，在六一五行动等，与越平联或许多市民团体一起积极行动的『东大反越战会议』，里面许多年轻的东大研究生都加入了东大全共斗，也有许多人遭到逮捕。上智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学院大学等，在许多卷入纷争的大学里，越平联成员对大学执行部採取批判的态度，许多人在斗争中遭逮捕、受伤或被起诉。一起参与反越战运动的同伴遭镇压，因此在各个越平联团体中发动了救援运动。」

大学越平联中，也有以朝全共斗运动前进为理由而宣告解散的团体。一九六八年八月的《越平联新闻》上刊登了立命馆越平联的解散宣言：320

立命馆越平联发迹以来歷经一年半。这段期间，我们以反越战为中心进行各种活动，而今，我们对于校内的活动感到强烈怀疑。立命馆越平联难道不是无视自治会民主主义——自治会内批判的自由与行动的统一——吗？难道我们没有荒废生活场域的校园活动，只是喊着「市民！市民！」到处活动吗？

七○年安保就在眼前了，我们必须尽快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决定应该尽快发动校园活动。我们过往都太偏向「越平联」这个名号了。……眼观内外各种状况，我们认为，就此解散立命馆越平联绝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的东大全共斗机关报《进击》写着：「安田讲堂聚集了许多决意发动战斗的同学，十日晚上十一点多，小田实、吉川勇一、小中阳太郎等越平联成员，到安田讲堂来激励同学们。小田鼓励同学们：『希望大家可以排除所有大学当局意图结束事态的策略，也不要停止摧毁东大的行动、继续奋斗下去。因为只有战到让过往的东大不复存在，东大斗争才能真正成为改变社会的基石——』」321但是据吉川所说，他们的确有访问安田讲堂，谈了团结与激励，但没有说出前述那些话。322

小田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写下的意见如下323：「共斗会议，有向校园外面的市民表明自己的想法、想要达成什么事吗？」「我并不否定『占领』。但首先，我希望那可以是让一般市民进得去，得以自由地讨论诸如什么才称得上是自主的新大学，并实际着手创造那样的大学等『开放式的占领』。」「或说，为什么，占领日本的大学没有开放给美军逃兵们？」

据小田所说：「坦白说，在共斗会议至今的动态里，看得见颓废的新芽，而且这在日本各地的学生运动中，无疑都看得见那种颓废的新芽。几乎没有对『占领』的目的进行大众议论，只不过像是赶流行似的发动『占领』，不正是种明证吗？」「特别是在警察机动队进入之前的各种『武装内斗』更是明显（我遇过一边喊着「杀掉民青」、一边之字形前进的学生们）。」据吉川回想，一九六九年一月访问安田讲堂的时候，小田「努力地说服东大全共斗：为什么不召集一般市民？只对学生诉求、与民青争论是不行的。」324

小田在一九九五年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325：「学生们对『占领』感到亢奋。在大学外面无限宽广的世界里生活的市民，并不在他们的视野里。」「我当时对他们有偏见。……觉得没有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学生弄出来的学生运动，只是一种『游戏』。」「如果是对这件事有自觉所发动的学生运动，我也会认真奉陪，如果没有自觉，那我会希望他们停止。」「陪小孩或青年的『通过仪式』，我想适可而止就好。」「『自我否定』确实是重要的认识，方法为何，推到最极端的状况，则可能变成『自杀』。如果没有变成那样，则会导致『转向』，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关于小田如何批判性地看待前全共斗的企业战士，已经第十三章谈过。

小田在同一个回忆录里还写道：「因为我完全没有学生运动的经验，对学生的动向不甚关心。」「对于『全学联』、『全共斗』等学生们的动向，在『越平联』的运动中，我想我是保持最远距离的其中一人。」安田讲堂攻防战后，针对镇压东大全共斗，发起「市民立场」寄送抗议声明的活动，与越平联有关系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连署，但小田并没有参加。据小田所说，抗议声明是「我们将以全共斗学生的行动作为自己的指针活下去，我们将继承他们的行动，之类的内容」，而「我没办法用那种方式生活，而且也不觉得应该那么做」，因此拒绝连署。326

顺带一提，这篇声明文章是由引介法兰兹．法农（Frantz Fanon）进日本的海老坂武起草文案，内容包含批判东大教师。由于不少越平联相关人士连署这篇声明文，因此与丸山真男等人逐渐疏离。327这个事件可以说是越平联处于年轻人与年长知识分子之间一种微妙位置的象徵。

吉川在日后这么说328：直到安田讲堂攻防战前后，对全共斗运动还算是有好感，「在安田讲堂攻防战透过电视全国播送以后，导致占领大学成为一种流行，变得好像不用街垒封锁就赶不上流行，虽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总之就搞下去。当然其中也有像日本大学那样提出切实的要求、真的算得上是斗争，但是事态演变成那样就没办法再支持了。」如后所述，吉川反对不考虑政治效果，只是「确认自我的运动」而与机动队产生冲突的行为，对全共斗运动似乎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

总的来说，年长干部们的意见为：部分赞成全共斗的主张，并对各大学越平联的成员参加全共斗运动一事抱有亲近感，但并不认为他们有踏实地努力说服一般市民，对于只是「确认自我的运动」而「占领」或武装内斗无法苟同，但因为越平联的原则是「个人原理」，所以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因此对于加入全共斗运动的越平联学生，他们只能带着「痛心的想法」守望。

越平联在一九六八年最后的事件，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因美军间谍潜入的关系，逃兵未能成功出国，导致逃兵与JATEC成员山口文宪遭到逮捕。

按照计画，预定将逃兵用渔船从北海道的钏路带到海上交给苏联的船。山口是预备学校的学生，他与迈尔斯（Meyers）、强森（Johnson）两名逃兵在往钏路途中的弟子屈町，但强森突然行踪不明，日本警察开始跟踪他们。虽然美军士兵的出入境不在日本政府管辖之内，但如果美军要求，日本警察必须提供协助。而强森其实是间谍，密告了迈尔斯和山口的所在地。

山口写下被警察包围时、即将被逮捕之前与迈尔斯的对话：329

我简短地对他说被逮捕时的事，并向他道歉：「事情变成这样，真的很遗憾。请原谅我。」他插话说：「不，这不是你的错。包括你在内，日本的人们真的很亲切，我打从心底感谢。」

我继续说，追求世界和平与自由的人们，一定会为了救你而站出来，一起奋斗下去吧！希望激励他的勇气。

「没错，正确的事终究会胜利。我会在法院战斗到最后。我不会忘记你们。也许做不到，但希望以后可以在哪里再相会。」

语毕，他握紧了我的双手。

之后，迈尔斯被移交美军，山口也以违反速限被逮捕，并被冠上假的持枪嫌疑。这个事件以后，行经苏联的路线被发现，再加上如前所述，苏联方面只接受核动力潜艇船员的关系，行经苏联的这条路线就不能再使用。

这个事件造成巨大的打击。藏匿逃兵的家庭被警察调查，也有通报协力者任职单位等的骚扰情事。努力保护的逃兵被逮捕，造成JATEC「成员澈底丧失斗志」，一时之间JATEC陷入崩坏状态。330

据吉川所述，苏联路线被截断后，进行了各种讨论：331「包括小田实在内，主要的成员都非常拼命。中国如何？古巴如何？印尼如何？尝试了所有可能性。到香港以后，与黑道搭上线的话应该买得到护照吧？有没有办法藉由日本的黑道与香港的黑道联系？等等。」结果，日后虽然採取透过前述以伪造护照搭上飞机送往法国的方法，JATEC不久就将活动重心从协助逃兵逃到国外，转移到以在美军内部进行反战活动或良心拒绝服兵役等、诉求「解体美军」为主。

将活动重心从援助逃兵转移到鼓励美军内部的反战活动，是因为比起协助逃兵个人，军队内部的反战活动效果比较明显，另外也是因为援助逃兵的负担比较大。不只是从日本逃到国外，要找到能在出国前的国内藏匿住所也不容易。要和因为会被送回越南而心理状态不稳定的逃兵相处，也非易事。

吉川在日后写道332，在替逃兵找落脚处时，「有完全不懂英文的人自愿说，如果不在意房子狭小的话可以来，另一方面，也有针对反体制运动发表过优秀论文的评论家，拜托他收容一名逃兵三天就好（这对我们来说，是拼了命的请求），结果对方说乡下的亲戚突然要来家里住，或小孩生病等等，令我感受到在这场运动中，可以看清楚每一个人最赤裸的样貌。」藏匿逃兵的市民或JATEC的成员也说：「在越南杀了不知道多少解放战线士兵的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要和这些活生生的人类、而且还得一边避开警察的耳目与他们二十四小时相处，看起来或许是很高明的运动，实际上是给精神与肉体带来极大负担的活动。」

一九六九年七月号的《越平联新闻》上，刊载了以下文章333：「从逃兵支援者的笔记来看，逃兵是非常像人类的人们。有些要女人，有些要酒，完全不听劝告，跑到外面闲晃。要求起来完全不客气。也有些人有性病。其中也有人不知廉耻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和反战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这想成只是单纯的慈善活动而援助逃兵，任谁都会觉得被背叛而感到失望吧。」辛辛苦苦送到瑞典的逃兵中，也有无法融入国外生活而回去美国、被处以重度劳役刑责的案例。

事实上，大多数美军逃兵都不像最初无畏号的四人那样，具有明确的反战思想。负责援助逃兵活动的越平联成员的文章如此描述334：

「最具决定性的就是逃兵既非英雄也非圣人。」「某逃兵经常聊大麻的事，某逃兵则是连日本中学生都知道的单字也拼错，而且也只能写出像蚯蚓扭动般的字。即使自己是接受帮助的一方，他们绝对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也毫不客气，有什么事就说『这是我的作法！』令人感到束手无策。」「毒品成瘾的P逃兵，给我们带来非常多麻烦。他逃离JATEC回到美军，又再从美军逃出来、向我们寻求保护的时候，负责的小组对于要不要接受有正反不同的意见。……赞成的成员说：『最后是赌一把在（人类）上了』。结果P在几个月后又逃离JATEC，在街上闲晃的时候遭到逮捕。」

一九六八年八月，将三名逃兵引介到鹿儿岛县吐噶喇群岛的诹访之濑岛上的嬉皮公社躲藏的阿奈井文彦如此回忆335：「这三人知道的日文单字只有三个：『好色』、『小姐』、『好美』。他们用这三个单字与年轻女性搭讪。」「『完全不能不看着他们，他们会擅自骑着脚踏车到处晃，非常显眼。』吉冈［忍］因此感到很厌烦。」

他们在嬉皮公社躲了约两星期，其中一名嬉皮回忆道336：「我们也不是不关心越战，对于拒绝杀戮而逃离军队的士兵也抱着敬意。但是躲在诹访之濑岛的三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没有反战思想，只是对长官动了手而不得不逃走的无赖。」「很糟糕的一群人。与嬉皮或公社完全没有关联，大概只比关禁闭室好一点。肚子饿了就晃到厨房，想吃肉就拿着菜刀追鸡。」「为了这些小鬼，全日本的运动人士拼了命进行救援活动，想到这点就打从心底觉得像笨蛋似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迈尔斯遭逮捕后，许多JATEC成员丧失斗志，部分也是因为背后有像这样的逃兵状况。迈尔斯逮捕事件后，JATEC内有如下议论337：「说穿了逃兵们对美军来说是多余的没用的人，我们辛苦地照料他们，不是刚好帮忙强化了美军吗？……比起牺牲的程度，政治效果令人存疑——诸如此类的意见，成为脱离这项活动的契机。」

但是与此同时，与逃兵的相处，也给那些几乎被经济高度成长的繁荣淹没的年轻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前述一九六九年七月号的《越平联新闻》文章里，除了在逃兵支援者的笔记中记载了逃兵赤裸裸的姿态以外，也有如下段落338：

「但在笔记发现了那样赤裸裸的逃兵姿态，反倒也有乐在其中的部分：首先支援者是为了拯救自己才协助逃兵，因此可以将逃兵的人性与自己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所以可以和逃兵平等地对立、吵架、和解，进而超越救人与被救的关系，得以一窥个人与个人的连结。能够对不是英雄、只是无可救药、毫无廉耻的异国年轻人伸出援手，若因此失败被关进监狱也不后悔。」JATEC的年轻人即使知道逃兵的真实面貌还能继续行动，想必是透过这种与他者的「连结」而能获得「拯救自己」的喜悦之故吧。

其实JATEC的年轻人曾经对强森是间谍提出质疑。但是干部的「大人们」把意图排除强森的年轻人意见压了下来。当时JATEC的年轻运动者吉冈忍，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如此写道339：

我的工作是，在最初接受逃兵后，把他们带到普通、不起眼且愿意隐藏他们的市民家里，其中只有在带着强森移动时有令人感到奇妙的事：一定会有人跟踪。……

我把这件事向由小说家、哲学家和评论家等长辈们组成的高层——当时我称唿他们为「大人们」——回报，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间谍，如果继续包庇他，活动或逃亡路线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应该放他走。」

但是，我的主张很快就被否决，大人们说：即使只有一点点他不是间谍的可能性，就应该支援他。即使真的是间谍，我们也甘愿承受。

我为此和他们闹了脾气。而这情绪转为愤怒，是在让强森与另一名逃兵从北海道的渔港逃出国之际，陪同的两位同伴遭到逮捕的时候。……所以我当时不就说了吗？这是大人们的错误判断，一种郁闷残留在心底。

但是，这个时候被救的反而是我。

事后我想想，如果我坚持间谍的主张，强硬要求放走强森，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每次接受新的逃兵时，我大概都会对他是不是间谍疑神疑鬼，也会澈底怀疑藏匿逃兵的人吧。也可能会对身边的伙伴说：你根本不认真。这种不祥的气氛会立即蔓延到全体，间谍这个词是具有这种魔力的。

那正是将组织存续列为首要考量，追求运动的纯净度的时候，必定会发生的事。最后就会导致肃清，甚至是惨烈的私刑或杀人——联合赤军事件或奥姆真理教事件，都有在事态即将暴露前，同伴之间就开始疑神疑鬼、相互残杀的情况。

如何处置间谍潜入，并不只是援助逃兵的问题。一九六九年八月，东京越平联的事务所搬到神乐坂的出租办公室，每周二召开俗称「阁议」的管理人会议。据吉川所说：「这谁都可以参加，没有资格限制。最初是从六点开始，后来越来越晚，变成晚上十点才开始，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议题也很多样。有时候是宇宙论、哲学、农业的现状、数学中关于无限的定义，有数学学者、哲学学者参加，话题无止境地扩张，变成像知识沙龙似的。」340

但是，「谁都能参加」的「阁议」，也引来疑似公安警察的间谍加入。但是吉川在学生时期，亲自面临过共产党所感派的学生在审问国际派学生后动用私刑的事件，下定决心「不要再重复那种事」而参与越平联的活动341。吉川打电话给人在京都的鹤见俊辅讨论，鹤见给了如下意见342：

首先，冠上「这家伙是间谍」的嫌疑后，集体式地声讨、批斗这种事，不要做。……

虽然花钱也花时间，在事务所闲聊以后，总之就去到处吃吃喝喝，要到不同的店吃饭喔，如此一来，被认为是间谍的家伙，体力被消耗殆尽、钱也用完，自然而然就会脱队了（笑）。

就这样到了早上四、五点左右，就只有老成员留下。重要的议题、不能被间谍听到的讨论都最后再进行。吃倒他的作战（笑）。虽然很累，但是是民主的作法喔。

努力的结果是，越平联内部没有发生审问、私刑或武装内斗、分裂等状况。这可以说是「大人们」的智慧与经验，成功地将年轻人们的能量顺利地导引到水道上。

一九六九年是越平联在动员数量上达到高峰的一年。根据鹤见俊辅的回想，越平联八年的活动期间，「一九六九年左右是最艰难的时期」343。就结论来说，是因为下述状况所致。

一九六九年时全共斗运动也进入退潮期，新左翼党派的街头斗争也渐渐遭到镇压。丧失去处、「找不到地方加入」的无党派学生们，大量流入越平联的游行。因此增加了越平联的游行人数，然而，新加入的学生们对越平联作法感到不满足的倾向逐渐增强，而这不满转为批判年长的干部们。越平联因此在一九六九年时达到动员能力的高峰期的同时，也面临运动体的危机。

接着将讨论这个高峰与危机，但是在这个小节将先记述「新宿西口民谣音乐游击队」，其在一九六九年越平联的活动中颇受瞩目。

一九六九年春天的「新宿西口民谣游击队」的起源，据说是来自一九六八年末，关西越平联使用吉他的街头行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关西越平联邀请小田、吉川、鹤见俊辅召开专题讨论，小田谈了关注安保，鹤见则提了大村收容所的问题等。但是，觉得贴海报和发传单的宣传效果有限，就到大坂的闹区梅田地下街演奏吉他，吸引路人驻足讨论344。这场讨论会，日后被称为「梅田地下大学」。

在此应留意的是当时的吉他价格。山叶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国内生产使用铁弦的民谣吉他，定价一万八千日圆。除此之外，只能用二、三十万日圆购买美国制的吉他，或者是到当铺买美军流出的二手吉他。无论如何，在大学毕业生的薪水约二、三万日圆的当时，吉他属于高不可攀的乐器，一般人没有什么机会听到吉他的现场演奏。虽然在之后吉他逐渐大众化，在一九六九年时，日本国内已经约有五百万支吉他，但是吉他的现场演奏还是可以充分吸引路人目光。

关西越平联取得这次成功后，发起在十一月十日名为「为了越南与沖绳的十小时」的企划，作为筹备阶段，八日和九日都在梅田地下街举办民谣集会和讨论会。十日从早上九点半开始，在中之岛公园举办民谣集会，约一千人唱着民谣、沿着御堂筋游行，晚上也再次到梅田地下街举办民谣音乐会和讨论会。345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以《考生忧郁》出道的中川五郎为首，在京都也举办了约三百人参与的民谣音乐集会。结束后，他们加入四条通的高中生等，一边合唱《我们终将胜利》和冈林信康的《朋友啊》、一边走向市政府。一位高中生说，这场「令人感动的」集会和游行的「『价值』，绝对不只是自我满足，而是铭刻在每一位参加者的心中。」346

关西的民谣部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游行时来到东京。这场游行为了反击警察总是用交通管制为藉口，提交申请的时候，将游行冠上「史上最长的名称」：「绝对不会之字形前进，不会妨碍交通，不会造成店铺的困扰，会排成两排，拿着花反对越战，反对美军油罐车通过的游行」347。

这场游行申请，除了是嘲讽警察的智慧型犯罪式的作为外，也是来自越平联内部的状况。据越平联年长干部古山洋三所说，十月二十一日刚发生新宿事件，因此考虑过「谁都能参加的游行」，但年轻人「对日共派那种『整齐的游行』反感，又或者是被稍微意气用事的『不就是被说会破坏一致性吗？』刺激到」的关系，就用这个运用机制的方式让他们接受348。

公安委员会方面极度不悦，但还是给了行经新宿闹区的游行许可。当天约一百五十人，从新宿KOMA剧场前出发，一边把花和传单发放给沿路的人们一边前进。这个时候，来自关西的北摄越平联的吉他部队三人唱着歌加入游行。过去恼于警察机动队管制的某位参加者这么写着349：「有几个月没有这种解放感了？每个人、每一个人的表情看起来都开心得不得了。有人说『看起来越平联也终于发疯了啊』，但这种游行真的从来没看过。」

参加这场游行的山本晴子，高中毕业后就业，在基督教派对慈善活动中，参与过送医疗物资给越南孩童的活动，因为感觉可以做更多，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后才参与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日后成为「民谣游击队歌姬」的她，写下这天对游行吉他部队的印象350：

我想：「大坂人们的运动真是太棒了啊。」不知不觉我也加入他们，拿起了麦克风，对那些路过这里、和我一样的年轻女性、下班回家路上的上班族、学生、发了传单却不看一眼的人们，试着用民谣传达，我总觉得一定可以让大家一起思考战争、社会矛盾。

东京越平联也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于社会文化会馆大厅举办「六九反战民谣音乐与讨论集会」，由中川五郎和高田度举办民谣音乐集会，以巴布．狄伦歌词译者闻名的片桐让等人则与小田共同举办研讨会。但是，东京越平联的高野光世这么写道351：「唱歌的人与不唱歌的人，感觉彼此任务分割得太过明确的一天，戴着头盔、喊着唱歌太荒谬的人们，与唱着反战民谣的人们，两者之间到底要如何连结？」

一九六七年琼．拜亚访日之际，鹤见良行写了名为〈「志」之女〉的琼．拜亚论352。访日的琼．拜亚说：「首先我是人类，其次我是和平的斗士，最后我才是一名歌手。」而鹤见主张，民谣在美国公民运动中扮演巨大的角色，所谓民谣（folk song）是人民（folk）的歌谣，原本并没有区分是职业还或业余。

据鹤见所说，美国的民谣粉丝有三种，第一是公民运动的参加者等「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原则上是最纯粹的类型。」第二是「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反社会青年」，「作为一种心理压抑的抒发而爱好民谣，实际上并不参与运动。」第三是「将民谣视为歌曲，单纯喜好这种歌曲的纯粹消费者类型」。鹤见认为民谣应该以第一类为原则。

民谣就应该是民众的歌，这个论调在当时的日本属于主流。高田渡一在一月十一日越平联主办的民谣集会结束后这么说353：「我对于民谣变得像流行音乐的风潮有抵抗感。真正的民谣，可不会那么容易就流行起来随后就消失、不是那种东西，而是一种更深奥的东西……」

就这样，在当时的日本民谣界以及越平联周围的人们普遍认为，民谣不是听众单方面地消费职业歌手的歌，而是演奏者和听众成为一体共同创造出来的folk（民众之歌）。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游行，看到北摄越平联的吉他部队而深受感动的山本，与其他有共同感想的东京越平联成员交换意见，考虑也在东京街头举办民谣集会。一九六九年二月，关西越平联的吉他部队以「Fold Caravan」为名来到东京。他们在新宿西口举办民谣集会的时候，帮忙发传单的东京越平联年轻人说：「就是这个！就这么做吧！」354

新宿西口的地下广场，基本构造至今依然没变，是小田急线、京王线、国铁（现JR）等路线的通道，头上的圆顶之上有大型道路，有个数百公尺的四方空间。如同在第八章所述，一九六八年一月佐世保斗争之后，那空间成为三派全学联的学生向路人募款、与路人讨论的地方。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报导，即使没有募款的学生，到了傍晚，路人与学生也会自然聚集在此，组成数个讨论小组，成为议论佐世保或王子斗争、安保或越战的空间。355

这个状况在一九六八年后更为扩大。根据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报导，这些讨论俗称「全学联Teach-in」，在御茶水和池袋等地也零散地出现，但还是属新宿西口地下广场最兴盛。当时的报导这么写着356：

「新宿西口的地下广场，几乎每天都持续着讨论集会，成为小有名气的景点。」「随着讨论进行，会依不同的小组讨论不同的话题。这边可能是讨论成田机场的问题，那边可能是越南，在参加者里也有人游走在不同主题的每个小组之间。不只如此，到了十点左右学生差不多离场后，市民们经常会继续讨论集会直到十一点多。」

如同在第一章所述，当时的东京有大量上京的青壮年男性，娱乐也不多，在第八章等已经讨论过，这是游行能聚集「群众」或「看热闹的人」的背景要素。但是他们也渴求可以沟通或讨论的场所，因此新宿西口地下广场，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广场」。

当时的新宿西口还不是高楼大厦群聚之地，稍微离开新宿车站，也只有净水厂和草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浮现新宿西口各电车路线连通道的再开发计画，连通道的汇集空间被称为「地下广场」，但设计者并没有在此创造「广场」的意图，只不过是「为了避免路人拥塞（而设下宽广）的空间，偶然被称为广场」而已357。

此外，事实是「在法律上来说，这种公共的土地，在日本只有明定道路和公园，原本就没有所谓的『广场』存在。」358「广场」没有法源一事，如后所述，警察在对民谣集会进行管制时也利用了这点。

一九六九年初开始，出入东京越平联事务所的年轻人，开始思考要在哪里办民谣集会。然后，他们第一次拿着吉他到新宿西口，是二月二十七日359。尔后便开始在每周六傍晚举办民谣集会。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便自称「东京民谣游击队」。

选在新宿西口，似乎也只是偶然。高野光世在东京艺术大学学小提琴，觉得不满足而参加民谣游击队，他在一九六九年这么写道360：「我们选上新宿西口的地下广场时，并没有明确的理由。当然，的确是有路过的人很多，以及地理位置上靠近（当时位于信浓町的越平联事务所）等优点，但其实涩谷也行、池袋或数寄桥也可以。」民谣游击队的成员伊津信之介，在一九七○年四月时写道，二月在西口开始演唱的时候，「我们脑中并没有所谓广场，也没有想到会变成几千人的集会。」361

然而，如前所述，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就成了学生募款或热中于讨论的市民与年轻人的「广场」，对民谣集会而言可说是绝佳的地点。一九五○年生的堀田卓，他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开始参加东大斗争，说「开始找不到去大学的意义」，并如此描述他们开始演唱那时的西口地下广场362：「反映出去年以来校园斗争高涨，募款和署名活动非常活跃。二月的寒气仍像刀割般令人难以忍受，但来往于广场的人们，对学生们的视线却未必冷漠。一．一八、一九的安田讲堂斗争、神田拉丁区斗争时冲撞机动队的学生们，头包着绷带并戴着头盔，来到广场办募款活动，人们围着学生，四处都有讨论的小圈圈。」

在这个状况下，他们的首次演出显得生硬。他们从来没在人群前唱过的歌，淹没在募款学生的吶喊声与讨论的话音当中，没有人停下脚步。当时二十二岁的小黑弘在一九六九年时这么说363：「第一次表演时，头一直低着看吉他，尽管脑中知道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上街头，但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考上东海大学的伊津信之介说，「实际上大学后，发现没有地方有一点活力，觉得很惊讶」、「去了一次课堂后觉得很反感」，之后便开始参加越平联活动，他在一九六九年写下这样的文章364：「我记得第一次在西口唱歌，真的觉得很难为情，那实在是很糟糕的演出，别人看起来如此，自己看起来也是。」

但是他们往后渐渐地找到在街头唱歌的感觉。伊津如此回忆365：

看看街头的民谣演出，关西的人们充满自信。他们的民谣有充足的魄力，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这个！」但是如果说我们也要尝试做到那样，那似乎就有哪里不对。最初那阵子，如果靠过来听我们的歌，会发现我们其实唱得不差，但在集会当中就显得缺乏魄力，大坂那群人则浑身是劲，很显然就是拼命在唱。我想在初期这种差异蛮明显的。

这导致没有什么人停下脚步。但随着演出的次数增加，我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从认真照谱弹吉他，渐渐变成能更自由地弹奏。

就这样，他们只要唱歌，就有人停下脚步，三月时约一百人，四月约有三百人，到了五月已经能吸引约五百人围观。堀田说，三月左右开始，「警察开始会过来说：『你们，真令人困扰欸』」，民谣游击队的成员室谦二说：「人数聚集得越多，警察的骚扰就会越频繁」，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没有那么组织性地进行活动」。366

他们唱的歌除了越平联一直以来都会唱的《我们终将胜利》以外，冈林信康唱的关于连带与胜利之梦的歌《朋友啊》、高田渡讽刺自卫队的《加入自卫队吧》和改编版《加入机动队吧》、中川五郎的《考生忧郁》的改编版《机动队忧郁》、揶揄首相佐藤荣作《小荣叙事曲》等都是定番曲目。这些都是当时被称为「抗议歌曲」、听众也容易记住的曲子。

例如《加入机动队吧》的歌词是367：

讨厌游行的人　就来机动队

警棒催泪弹喷水车　反正就是打爆游行

用警棒和头盔武装　拿好巨大的铝制盾牌

用力殴打学生的头　没有比这更帅气的工作了

加入机动队　加入吧　加入吧　加入机动队就是天堂

各位男人中的男人　加入机动队随花散落吧

他们发了自制的歌词本和听众一起唱，在换歌的空档演讲，渐渐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连歌词本也能用一本五十日圆义卖募款。」368

唱抗议歌曲，而且还得和听众一起唱，这从他们寄托在民谣上的思想来说至关重要。吉冈忍是当时《越平联新闻》的总编辑，一九六九年编了《谁是民谣游击队》，他对日后想唱民谣的年轻人们写道：369

只要唱的歌是民谣，大概就会唱到战争、特别是越战、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安保条约等等，或是「什么是活着？」「什么是爱？」等困难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曲子里。

什么是活着？什么是爱？这些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既哲学又日常的问题，不是什么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越是拼命地把你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传达给别人，围着你们的几十、几百的人们也会被带进那些问题里。……如此一来，你们最初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圈圈」里，所谓民谣游击队的核心将会消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不再先锋吧），肯定会渐渐成为一个漩涡。

不同于「先锋党」领导民众的位置，越平联的运动论，是创造一个人们自发性参加的「人类的圈圈」。此外，民谣也被认为是年轻人们面对「现代的不幸」或「人的异化」的一种克服手段。小黑弘于一九六九年时如此写道370：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种Protest Song（社会抗议的歌曲）才是Folk Song（民众的歌曲）。因为没有生产手段，没办法在自身当中将自己客体化、丧失人类特性的劳动者；不得不执着于家庭生活中心主义的上班族；烦恼拿到几个「优」、因量产教育被迫丧失缺乏批判能力的学生；因为我们视现今体制下总是被压榨、压抑的人们才是真的民众，如果真是如此，他们和我们的思考，几乎可以说全部都能成为社会抗议歌曲的题材。例如针对意图维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家、与这些资本家勾结的佐藤政府的批判歌声，才是从心底流露的民众之歌。

小黑在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用语，在他因煽动民谣集会遭逮捕起诉后所写的〈被告人意见陈述书〉中，则变得重视「交流」371。他说：「现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被层层异化的我们，没有任何交流，人们即使在满员电车中面对面，也没有产生任何沟通。」「谁都希望沟通可以复活，简单来说是渴望绿洲，那种地方、那种绿洲，正在新宿西口广场形成。」「满员电车上充满无精打采的面孔，在通往公司的输送带的终点或是途中，有个绿洲。」

免费参加的民谣集会，也被视为是拒绝巨大资本单方面给予的文化，并且得以自己创造「民众的文化」。小黑在一九六九年五月这么说372：「租个场地、要听众支付高额门票，不能说是在唱民谣，我们追求的舞台，是谁都能轻松来听、来唱、来聊，属于民众的场地。像这样在街头唱抗议歌曲的时候，我们感觉这超越了至今的支配文化，感受到被支配者的民众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获得自己的文化的过程。」

高野光世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这么说373：「我们从三月以来一直在街头唱歌，我们的目标是透过歌曲向路过的人们搭话——藉此恢复丧失的交流，藉由歌曲打开封闭的心扉，现在，这些都在舞台或门票的框架中逐渐被抹杀，我们想将所谓的『音乐』就那样直接扔进日常生活中，试着让曾经活着的音乐再生。」

对于仰赖门票、唱片销售量为生的职业歌手来说，很难接受他们这种对「商业主义」否定的态度。诚如在第一章所述，在新宿西口的民谣集会中，并没有职业歌手出没，然而，在民谣游击队的想法里也不需要「职业歌手」（乃至「先锋」）。

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初，他们的民谣集会大约是数百人的规模。从民谣游击队一九六九年当时的笔记来看，这是他们觉得最开心的时期。伊津信之介如此回想：374「对我而言，五月中旬的民谣集会令人难忘。我想当时大约有五百人左右聚集围观，最后唱《我们终将胜利》时，人们高声歌唱了好几次，这才真的是人类的吶喊。这才是民谣啊！在我们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根据室谦二，当时的日常大致如下375：「大家在每周五通宵做歌词本。……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到西口的「鲸炸屋」（鲸鱼炸物，当时的一种廉价料理）讨论。」

伊津也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如此记述当时的样貌376：「演出结束、讨论到十点过后，大伙到国铁电车铁桥下的鲸炸屋吃饭，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边吃边聊说：『今天那位大叔捐了一千日圆啊，回家搞不好要被老婆骂了』，或一起唱起新歌，可说是非常愉快的总结会议。」「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真切地活着的感觉。」

但是从三月开始便出现关于集会方式的讨论。当时小黑的笔记中记述着：「不够大声的话就没办法引起注意，所以开始做发声练习。」，而同时也有「民谣是喊话还是煽动，成为讨论的主题。」377

讨论的契机是因为出现一些受到民谣集会刺激的听众，表示想要参加越平联。据小黑所述，三到四月之间，「常来参加、一起唱歌的『熟客』渐渐增加，在集会结束后，来问越平联事务所所在地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有些是想学唱这些民谣，也有些说是想在自己的学校发起游击队，或表示对越平联运动产生兴趣等等，各种人都有。开始觉得民谣集会似乎成为越平联的窗口。」378

一九六九年四月号的《越平联新闻》，记载了在三月时，以民谣游击队为首的越平联年轻人的讨论379：

事务所的整理差不多告一段落后，到处都有人讨论各种话题，大学斗争、交通事故、电影里的亲热画面、指出定期游行的僵化和反对的声音、新闻报导偏颇、酒店里的装潢、大学入学考、hi-lite和HOPE香菸的味道、性爱的话题、山谷的话题、关于马库色（Herbert Marcuse）、《平凡Punch》和《周刊Playboy》哪一个比较有趣、然后是小田实关于「现代史」的话题……。

也有关于民谣的讨论，例如——

「民谣是一种喊话？还是煽动？」

「我指的是，民谣到底是一种独立的歌曲吗？还是一种政治手段？」

「所谓民谣，是一种美好的艺术啊，我觉得。」

「照你这样说，我想民谣不应该大吼大叫，而是应该喊话。」

「说起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新宿的广场唱歌？」

「刚才不就说了吗？是因为想要交流不是吗？」

小黑如此整理争论中的分歧。其中一方认为，「民谣集会成为越平联的窗口没什么不好，应该利用这点，在人们聚集的集会上介绍、宣传像越平联这样的市民运动。」另一方则认为，「民谣集会不应该成为越平联的窗口，而应该深化民谣集会的内涵。」据小黑所说，虽然「这场论争没有得到结论」，但最后的共识是：「先用我们的民谣歌曲吸引人们，如果这些人来了以后，不只是唱歌，而愿意参与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或者其他的街头运动，那不就太好了吗？」380

然而，从四月左右以后，出现两方矛盾的徵兆。一九六九年五月号《越平联新闻》的编辑后记中，记载了同时参加民谣游击队的「Young越平联」游行的故事：381

有个女孩子，大叫着「为什么不能唱国际歌？」然后逃离游行队伍。这是在四月二十日、Young越平联举办的第一次「民谣游行」中发生的事。那位女孩子大概是高中生年纪，穿着长裤和运动外套（在伴随暴力抗争的游行中常见的女性服装）。她无疑是想要参加一场更为激烈的游行，而非「民谣游行」这种温吞的游行。她用手上的抗议标语对着其他唱着民谣的女孩子丢下一句「我被背叛了」，便快步离去。

在游行参加者间，一种无以名状令人厌恶的气氛在蔓延。……确实现在，连结激进与许多不那么激进的部分之间的迴路并不明确，这是事实，而我们正被要求弄清楚该如何寻找这连结的迴路。

以学生为中心的激进部分和以市民为中心的稳健部分之间的矛盾是过去就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年轻人的民谣运动中，化为「民谣是『艺术』吗？还是让游行和集会更盛大的『政治手段』？」的问题浮上台面。

在民谣集会还是小规模的时候，这个矛盾还不明显，但是从五月后半开始，听众增加到数千人以后便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讽刺的是，让新宿西口民谣集会成为大规模集会的契机，是警察的管制。五月十四日，警察发布以下禁令382：「禁止于西口地下广场进行募款、合唱、聚众以及给他人带来困扰等行为。违反者，依违反道路交通法、铁道营业法裁罚。淀桥警察署署长。」

一直到三天后十七日星期六这段期间，警备体制採制服警员三人一组，用无线电对讲机保持联络并依序盘查。十七日当天，越平联事务所接到好几通电话，询问：「这周也要唱歌吗？」383

民谣游击队成员讨论了该如何应对，最后全员一致决定，为了维护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集会自由，集会应该要继续办下去。为求自我保护，成员们规划，一旦开始唱歌就马上组成人墙，如果是两个人唱，开唱以后联络负责人就挥舞手帕、其他待机的成员边大喊「糟了——！」边朝唱歌的两人跑去，藉此聚集路人。384

就这样，民谣游击队往新宿西口出发。但不知为何没挥舞手帕、计画因此失败，但集会的常客自然而然地围起人墙。高野光世这么记载：385

在等着什么似地「一触即发」的气氛中，突然有两支吉他发出声音。……那瞬间人们一涌而上，令人大吃一惊的人数，正面是整排相机，四周围起人墙，还唱不到一分钟，一群穿制服的警察硬是穿过人墙闯入，抓住两个弹吉他的人的手，便把他们强制带走，当然，连个「警告」都没有，人墙马上就散开，「干嘛？在干嘛？」「滚！到底来这里干嘛？」「唱歌哪里不对？」然后是数百人对警察的大合唱：「滚回去、滚回去」，警察在喧腾声中围着两人，往地下道的方向前进，追上去的人群被警察的人墙挡住，弹吉他的两人，即使两手都被抓着，仍继续弹奏「We Shall Overcome」、「朋友啊」。虽然警察试图阻止我们，但我们仍继续唱下去，不断反覆、反覆唱着，这时候的「We Shall」和「朋友啊」听起来比什么时候都还优美。

剩下的民谣游击队在那之后往新宿东口移动，被警察追赶的西口群众也到东口合唱，随后西口又来了三支吉他，虽然再次被警察带走，「人数变多的合唱队，以及路过的市民不断向警察抗议。」不久警察机动队也出动，赶走吉他部队和市民。然而，当机动队离开后，人们又继续合唱，随后形成时事讨论的小团体，持续到九点左右。386

这天人在现场的鹤见良行这么写道387：「出动了一百五十名穿着防暴服的机动队，人墙很快就溃散，『不要停下脚步，快点往前走！』『慢吞吞的会受伤！』等粗暴的声音从防暴服传了过来。」「年轻人们既没有带着头盔，也没有拿着武斗棒，被强硬地拉到旁边，传来美丽且坚定的歌声，与民众一起唱着。」「这夜的新宿，人们很明显没有照着被规定的路线流动，每一位民众，在每个自己所在的当下，表现出自己的想法，展现了直接民主制度。」「他们没有带着头盔，也没有拿着武斗棒，只希望在被带走的时候，仍旧可以维持柔软的姿态，唱着『朋友啊，天就快亮了』。只有这样才是弱者的复活之道吧。」

根据五月十八日的《读卖新闻》报导388，先是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察出来管制，「在地下广场的越平联约一百人，加上路过的人，齐声喊着『滚回去、滚回去』的口号，接着众人开始合唱反战歌曲《朋友啊》。」接着机动队出动了一百人，「尽管他们唿吁路人『快点前进』，但只要机动队一靠近，歌声就突然停止，只要试着管制一边，另一边就会唱起歌来，即使是机动队，一时之间对这种『歌声游击战』也是束手无策。」

如前所述，新宿西口成为表演场地只是偶然，也有人认为没必要坚持在西口，换个场地就好，但民谣游击队认为不应该屈服于管制。高野光世当时如此记载：389「被禁止在西口唱歌的时候，我们很坚持要在西口唱。」「这次的禁令，只是对日后可能持续镇压表达自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此时接受禁令、离开西口，等于是容许对表达自由的攻击。」「那时候的西口、吉他，并不只是单纯的场地和方法，而是象徵我们『澈底保护表达自由』的决心。」

五月十七日这天，民谣游击队有一人手指受伤，但没有人被逮捕。然而前述《读卖新闻》的报导中，淀桥警察署署长表示：「以后将不惜逮捕」，隔周的「二十四日，大家都有全员被逮捕的觉悟」。他们抽籤决定演出顺序，约定「如果有人被逮捕，就换下一个人唱」，就这样迎接二十四日390。

不过二十四日这天，发生了意料之外的状况。见到十七日的管制报导，市民和学生涌向西口地下广场，在民谣游击队抵达之前，就已经聚集了五千名群况391：

五点半左右，瀰漫着紧张气氛的事务所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说是「人群已经聚集起来开始唱歌了啊」。吃了一惊，我急忙赶到现场，平常唱歌的柱子附近，已经被人墙塞满，不断地拨开人群后，总算抵达人们围成一圈的中心，已经有几名拿着吉他的年轻人在那，他们的表情混着开心和困惑，开始拨弄吉他。事件源于某个团体想要募款，结果和前来制止的警察起了争执，赶走警察后，人们围成一圈并开始唱歌，圈圈中间开始有人坐下，外面也有人坐下，随即在西口广场的一角开始静坐大集会。加上站着的人、从楼梯上观看的人，人数多到难以计算。各种歌声汇集成大合唱，流往西口广场。听得见日大全共斗的演说，看起来像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男子在说话，大意是：「看见音乐以这种形式在街头演出，我非常感动。」人们不断地喊着：「解放西口广场！」没有机动队的踪影，在酷热的天气与照相机的闪光中，数千人的大集会持续到八点以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靠「力量获取胜利」。……挤满西口的人们，最后组成队伍在地下广场游行，并分小组进行讨论会。

隔天二十五日的《每日新闻》报导，警察对群众的数量感到惊讶，「当天夜晚，署长以下共四十六人用扩音器不断警告群众停止游行，但其中有十名警员被关在地下广场的派出所里。在附近待命的两个机动队中队共六十五人，或许是因上周穿着防暴服出动评价不佳而有所顾忌，最后没有出动，只是谨慎地待命准备。」这天夜晚的民谣游击队「说是『今天的集会就到此为止。下周也要取得胜利！』比平常还早，约晚间八点半左就离开现场，但被大学施压的日大全共斗等学生，发动约一千五百人的游行，并散见于群众的讨论小组中直到深夜。392

根据报导，路人的反应似乎依年龄而异。年轻人「压倒性」地认为「新宿车站是民众的车站，希望是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沟通的地方，不应该取缔。」但认为「很吵，妨碍通行」的中年以上的人似乎比较多。393尽管如此，加入讨论的年长者也不少。

此外，六月三日也出现当地商店街反对游行妨碍营业的报导。对此，民谣游击队以「反战民谣集会的邀请函」为题，将写着「请各位也共同来参与。唱歌或宣传商品都可以，广场不就是这种地方吗？」的信寄给商店老闆。394

无论如何，五月二十四日以后，参加民谣集会的人急遽增加。这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民谣游击队成功地动员了群众。「新宿西口民谣游击队」在之后半神话化而留名，也是因为从五月二十四日到七月，每周六都引发约五千群众聚集的现象之故。如果维持在那之前每次数百人的规模，他们可能也不会在歷史留名。

然而，在这个民谣游击队中，也对状况突然变化感到不安与期待，五月二十四日后发行的《越平联新闻》中刊载了两种歧异的想法。《越平联新闻》编集长、也是民谣游击队成员的吉冈忍在编辑后记描述了他的期待：全共斗运动筑起的藩篱，那个「空间」因为「忘记注入时间的流动」而崩坏，相反地，「新宿西口广场每周六傍晚举行的抗议歌曲集会，似乎在空间中注入了时间＝歷史，至少我这么觉得。」395

另一方面，在同一期刊载的高野光世的文章中，混杂着几许不安这么写道：「这次事件作为一个契机，我们的运动正迎来巨大的转机。」「一直都没有很明确地思考过所谓的民谣在整个运动中，或是它自身带有什么意义，而这些问题，现在很清楚地浮现，我们被要求重新检讨使用民谣的方式。」而自己的音乐，必须达到「在品质上有巨大的成长，成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文化，而不单纯只是用来吸引人群或作为一种余兴节目。」396

就结论来说，高野的不安反而是正确的预测。虽然每周六的民谣集会都有数千人参加，但音乐却只有「单纯用来吸引人群或余兴节目」的意义。不只如此，人们会聚集过来，只是因为每周六傍晚人们会在那里聚集，而与音乐无关。民谣游击队的成员室谦二日后这么说：「五月二十四日之后的状况，明显和那之前的集会不同，政治状况超越民谣状况，集会也被带走了。」397

关于六月二十一日西口民谣集会的模样，隔天的《朝日新闻》有如下报导。398

民谣游击队大约都在下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但从四点左右开始，就渐渐有听众聚集而来。而以人群为标的，东京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的全共斗成员约六十人，合唱《国际歌》与唿着「粉碎大学立法」的口号，发动游行吸引众人目光。接着，各大学的全共斗与新左翼团体，显然也以群众为目标，募款部队开始游说人群。举办民谣集会的星期六傍晚，因为很多人在募款，所以新手也可以练习勇敢向人们募款，「经常用来训练第一次站上街头募款的女学生们」。

五点四十五分左右，民谣游击队一登场，约四千名的群众同时鼓掌，接着是《朋友啊》和《国际歌》的合唱。八点过后，民谣游击队把曲子唱过一遍后便离开现场。之后是各大学的全共斗与新左翼团体展开游行，聚集而来的年轻人和市民讨论时事直到十一点左右。

另一方面，下午四点左右抵达现场的七十余名机动队员，因为「这次也被迫待命」的关系，「看漫画或杂志，没什么事做」。这些队员有如下的对话：「学生们用的单字，像『粉碎』等大概不超过十个字」「对啊。那些人毕业后会当上大臣呢」。

这已经不再是民谣游击队的音乐的问题，「人们在周六傍晚到西口聚集」这件事独立不断地进行着。也有游行队伍穿越唱歌圈子的状况，民谣游击队的人们则对游行队伍说：「想游行的尽量游行，但是你们没有把唱歌的人赶走搞游行的权利」，并把游行队伍赶走。399

此外，在民谣游击队的演奏中，也很多不听音乐而热中于讨论的人。这现象在五月前半就已经发生。小中阳太郎如此记述「五月初」民谣集会的模样：400

……一出地下的国铁闸门，就能听见萦绕的歌声。……《机动队忧郁》或《加入自卫队吧》等歌曲之间，听得见短版的唿吁。不过我关注的是，在人群围起来的圈子中，有无数的小漩涡，人们在那认真地讨论，为了沖绳返还能做什么？政治党派与无党派的问题、组织是否为恶的、市民的极限是什么？拿着蝙蝠伞的白发老人、从埼玉来的蔬菜店欧吉桑和学生，正为着那种没办法轻易解决的问题，口沫横飞地讨论着。

我的第一印象是，人们渴求讨论。上班族、工人、商店老闆们，希望和不认识的人交谈。常见到的民谣的圈圈，就像是为了制造出那种讨论氛围似的东西，歌曲什么的都没人在乎的部分颇有趣。

小中在五月十七日警察介入以后，到民谣集会与一名参与讨论的青年对话，对话内容如下：401

我当时把自己被新左翼党派问但答不出来的问题，问了在场的青年。

「在这里，像这样聚集起来，会带来革命吗？」

我想对方是学生。他穿着像学生的夹克。那看起来木讷的青年像是生了气地说：

「我一个星期工作六天，只有在星期六的傍晚，能到这里两个小时，唱歌。在工厂的六天，我完全没有感到任何乐趣。在这里两小时，像这样和大家一起唱歌，心情会变得很好。像你这样突然问什么，做这些事会不会带来革命，是想干嘛？你想对我的乐趣泼冷水吗？」

我感到非常羞愧。但同时，我也懂了。西口民谣是什么？我觉得我在他的回答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如前所述，当时的东京聚集许多上京的学生与青壮年劳动者，他们恼于孤独感，也没什么娱乐。和那些来看三派全学联与机动队冲突的围观者相同，聚集在民谣集会的人也和民谣游击队的意图没有关系，不少人是为了脱离「现代的不幸」、来寻求沟通的机会与合唱时的一体感。

这件事在六月二十一日《朝日新闻》的集会报导中如此描写402：「在合唱外围的女学生，拉着年轻人的衬衫，『你常常来吗？』『嗯』，女大学生问同伴，『谁啊？』『住附近的。在家附近不太能聊天啊』。广场对于年轻人们来说，似乎也是『精神解放区』。」「和不认识的同伴搭肩，马上就能成为朋友。其中一名学生说：『只要来这里，感觉就像交了很多朋友似的』，他多次使用『连带』这个词来强调这件事。」

警方也有人察觉这个状况。警视厅警备第一课长、担任安田讲堂攻防战与浅间山庄事件指挥的佐佐淳行，如同在第四章所述，他将新左翼的街头斗争与全共斗运动，视为是在经济高度成长之下，饱受孤独的青年为了追求「连带」才参与的活动。关于新宿西口民谣集会，他在一九九二年时这么说403：

全共斗世代对「连带的憧憬」，在昭和四十五年夏天、长达十七周的新宿地下「越平联．土用波SHOW」（星期六晚上举行之故由媒体下的标题）的警备现场也感受得到。

约一万名年轻人聚集在数百名越平联团体的演奏会，陶醉在反越战歌曲《我们终将胜利》或童谣《红蜻蜓》（砂川斗争以来的反体制主题曲），看着他们，觉得啊这就是在水泥丛林里过着孤独的生活，渴望朋友、恋人、同伴的孤独青年们的「盆踊」啊，机动队的武力管制实在应该手下留情……。

佐佐的文章将一九六九年的民谣集会写成「昭和四十五年」，将公民权运动的歌曲《我们终将胜利》写成反越战歌曲等记述，与事实不符。此外，西口民谣集会约有五千人、民谣游击队则约十人上下，将之写成「约一万名年轻人聚集在数百名越平联团体的演奏会」，很难说是正确的记载。

但如果撇除这些错误不谈，在思考警察如何看待民谣集会这一点上，有其有趣之处。机动队在七月之前保持待命状态，并未实行武力管制，也或许是因为警方也有与佐佐相同看法的关系。

许多演唱抗议歌曲的人，并没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在当时的杂志文章中，记载了参加合唱的高中三年级女学生所说的话404：「我不能参加游行，因为在这边唱的歌是抗议歌曲或反越战歌曲。我讨厌游行。如果有人拿出武斗棒，我就会回家了。」「我是打算就业的。想说趁现在体验一下。再说，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大声喊了。很舒畅的。」

也有因为工作压力感到疲惫的中年上班族，喝得酩酊大醉、拿着麦克风不知所云地发表演说。405当时的报导是如此记载这类演说：「我啊、我啊、没上过学啊，去上夜班啊，然后，拼命撑到现在啊，没什学问啊（围观的人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啊，总之，拼了命撑着啊，你们也，要拼了命搞下去啊（有人喊：『没错』）」。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尽管小中等人觉得「似乎得到答案」，但对于想用自己的音乐创造新文化沟通运动的民谣游击队来说，却很难不感到担忧。小黑弘在一九六九年时写下六月的状况：「聚集的群众的数量增加，也逐渐在品质上有所转变，在集会上吉他的地位不断下降。」「民谣运动到底是什么？」406

听众变多也影响到选曲。为了让五千人都能参加合唱，渐渐地只能选择大家都知道的曲子。根据堀田卓的笔记，六月以后「民谣在西口集会逐渐丧失地位。某些歌曲被拒绝，渐渐只限定在能唱的曲子。」小黑也记下：「我们唱的歌只剩下《朋友啊》与《我们终将胜利》。现在西口的状况就是只能唱这些曲子。」407

此外，听众的质变造成曲目变化的现象，也反映在每次都合唱《国际歌》的情况。依据当时的《朝日Journal》，以民谣游击队为首，「原本对民谣派来说，对于唱《国际歌》感到犹豫。」但是五月二十四日以后聚集在新宿西口的群众，以日大全共斗为首，有许多是「从校园的街垒火速赶来、或是被赶出来的年轻人」，时不时就有《国际歌》的合唱。当时的《朝日Journal》记者这么写着：「新宿西口地下通道被歌声制服了，但是就连在那里也感觉得到年轻人们敏锐的心有颓废的徵兆。」408

民谣游击队渐渐地没办法享受西口的演奏。伊津信之介在一九六九年的回忆录里写道，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似乎只是因为民谣游击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到西口唱歌的这种义务感，才到西口广场唱歌。」小黑的笔记写着六月的状况是「煽动演讲、静坐、加上些许民谣。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去。」民谣游击队的成员，对新闻记者「小声地说」：「我们在那边唱的歌，已经不是民谣。那边已经不需要吉他了。」409

堀田卓在一九六九年写下的回忆录有此描述：410

西口广场聚集一百人的群众、在我刚开始唱的那阵子，当时的群众的圈圈，是为了享受民谣而存在。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圈圈逐渐扩大，比起最初被镇压时，那些圈圈不只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有所变化，唱民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目的，集会变成聚集人潮的工具，民谣所具有的音乐性，在那里已经被否定，只强调包覆着民谣周围情况的政治性。

民谣，已经不再是民谣。……我发觉用我们的民谣创造出来的团体开始有别的目的时，不得不感到些许失望。

参与人数增加的同时，民谣游击队的士气却开始下降，警察的镇压也悄悄来到。《越平联新闻》一九六九年七月号上，刊载了如下的文章411：「星期六的模式渐渐变得理所当然，不过，我觉得必须要对这件事有清楚的自觉：『我们』自己埋没在『只要星期六去那里，就肯定有什么活动』这种我们创造出来的日常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如果有个便衣刑警（谁都可以）挑衅、对派出所丢石头，那将会引发怎样的混乱状况？」

这个恐惧，终究成为事实412。六月二十八日，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多、高达约七千人的民谣集会，晚上七点四十分时出现了一群游行队伍，那是反对邮局作业合理化、抗议引入邮递区号自动读取机的抗议队伍。机动队试图镇压这个抗议队伍的时候，出现「监视机动队！」的唿声，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群众企图从地下移动到地面上时，机动队的广播车宣告：「你们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法，立即解散！」，随即发射催泪瓦斯。

很快地机动队也镇压了地下广场。那个当下，地下广场的派出所被石块攻击。《越平联新闻》的文章这么记载：「常常看到的便衣（刑警）大叔也站在最前面，可怕的事情很快发生。那位便衣总是待在唱歌的团体里，并且唿喊『我们去抗议！』，这样看起来，最先丢石头的搞不好也是他。」

那之后，地下广场陷入恐慌的漩涡。机动队员殴打民谣游击队和市民，催泪瓦斯的烟雾笼罩着广场，派出所则已被石头破坏。

隔天的新闻写着：「意图破坏派出所而遭到逮捕的少年民谣成员，左手拿着吉他，右手紧握着铁管。」这恐怕是以警方的发言为底所刊登的「好像自己亲眼看到似的谎言。」这个清晨，越平联事务所遭到警方搜索。事实是，这天并没有民谣游击队成员遭到逮捕，而且他们当时其实是试着阻止派出所遭到破坏413。尽管越平联召开记者会，但「暴力集团越平联」的形象依旧被创造出来。

这只是镇压的第一步。七月四日清晨，伊津信之介在自家被逮捕，包括吉他在内被没收了九十六项物品。隔天七月五日，参加越平联定期游行的堀田卓，突然被机动队员与便衣刑警们等同于绑架似地逮捕。七月十四日，被称为「民谣游击队歌姬」山本晴子，在上班地点、位于神田的出版社遭到逮捕。全员都是以指挥六月二十八日的事件、以及一连串的民谣集会中游行与集会之嫌疑遭到逮捕。414

七月十六日，在阿波罗太空梭登陆月球的话题占据媒体版面的状况下，警察则在这天宣布「西口地下广场，在道路交通法上隶属于道路」，并将车站所有写着「广场」的看板改成「道路」。如前所述，这是因为「广场」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如果是「道路」，就能基于道路交通法，管制未经申请的集会游行。415

七月十九日星期六，躲掉逮捕的小黑等人前往西口，但此时地下广场已经挤满约四千名机动队，一开口唱歌，小黑马上就被带走，路人被命令禁止停下脚步、尽速前进，已经不再有集会的可能。虽然二十日有抗议游行，但已经没有太大的效果416。

隔周七月二十六日，镇压变得更加严峻。室谦二等人比平常早很多、约下午两点左右就带着吉他抵达西口，虽然围起近三百人的圈子，但马上就被便衣刑警包围。下午三点，民谣集会的圈圈被机动队破坏后，就再也围不起来。中央公园聚集了近五十台的警察运输车，超过两千名机动队员朝地下广场前进，只要某些地方响起歌声，在围起圈子之前，机动队便马上赶过来，人们「被扣住脖子、被拖走、被殴打或被冲撞。」417

尽管警方发了注意事项给机动队员，要求「在管制交通的时候，不要被对方的态度挑衅、不要使用粗暴的言语、不要有粗暴的举动」，但实际状况却非如此。418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的《读卖新闻》刊载了三十九岁的女性上班族投书419：

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左右，我在新宿车站西口遇到警视厅的交通管制。在西口地下广场的机动队员人数令人吃惊，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机动队员粗暴的行动。一位青年靠近机动队员，像是在抗议什么事似的，队员突然就抓住青年的手把他拉过去，像是某种行动暗号似的，十几名队员很快围着青年，在人墙中又踢又打、对他动手，简直就是不留辩解余地的私刑。

在意图召开集会的人们散去之后，西口的警备从强硬的机动队，转换为女性警官不断喊着：「请不要停留」的柔性劝导。到了一九六九年末，西口的民谣集会便被人们遗忘。

遭到逮捕的民谣游击队成员中，小黑和伊津遭到起诉，孤独的法院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420依据伊津在一九七○年四月写下的文章，当年三月举行第一次公开审判，他和小黑说，如果旁听席塞满了人该怎么办，但是结果只有二十人来旁听，他说：「我突然想：『那几千人现在都去哪了呢？』」421

那之后，旁听人数不断减少。伊津和小黑说：「要不要干脆别打官司了？说声『真的是非常抱歉』让诉讼结束吧。我们也快毕业了，诉讼缠身就算想找工作也找不到吧，找不到就会饿死的说。」「真的累了。」「现在西口什么的不就是过去式了吗？开庭也没人来旁听，就连来越平联事务所的那些人，也都忘了这件事不是吗？」伊津在这篇一九七○年四月的文章中，写着在西口唱歌的关系，「我们亲身体会到什么是权力，也思考了什么是广场，还思考了什么是民谣。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422然而，他们基于守护表现自由的义务感，仍旧持续打官司。

民谣游击队的成员、当时是《越平联新闻》编集长的吉冈忍，在西口于七月被完全镇压后，在《越平联新闻》上写了一篇名为〈歌声将消散而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此，我想表达的是，就算没有警察的管制，人们终究会不再来参加。」并有如下陈述423：

离开有三种情况。一是明显反对民谣游击队和越平联行动的人们。二是在学校或工作的地方参与过激进的斗争，因此认为西口广场的行动太「舒适」的人们。最后是觉得对广场应该有点「什么」，参加过几次后，却找不到那点「什么」的人们。

大多数的民众恐怕是第三种。……为了追求「什么」而来到广场的民众，或许他们自己也没办法理解那「什么」到底是什么。

离开的民众，对那些民众而言的「什么」，也是对我们而言的「什么」不是吗？我们能先取得那个「什么」吗？

吉冈也在写完这篇文章后的八月遭到逮捕。恐怕他所说的「什么」，也是日本大学或东京大学的全共斗学生们在街垒中、新左翼党派或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年轻人在街头抗争中想要寻找的东西吧。尽管那些也和民谣集会一样被警察镇压，但就算没有警察介入，也不是一种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东西。

吉冈所说的「什么」，或许直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找到。吉冈在一九七四年越平联解散后，成为自由写手，不断写着找寻那个「什么」的採访作品。而曾经是「民谣游击队歌姬」的山本晴子，结婚后改名为大木晴子，在二○○三年反伊拉克战争运动后，再次站出来诉求反战，二○○九年时每周六都站在新宿西口的「地下广场」，拿着诉求反战的看板。

民谣游击队在西口唱歌那阵子，越平联的动员力逐渐达到最高峰。但与此同时，过往存在于越平联内部的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对立也浮上台面。

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九年二月越平联第四次全国恳谈会中被提出来讨论。某个城市的越平联报告：「早期只要聚集了六十名市民，从以前就参与市民运动的人就会留下开心的泪水，但学生族群开始用市民无法理解的词汇演讲之后，市民族群的参加者就越来越少，接着跟不上行动升级的人也渐渐不来了，学生团体也因为成员转而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活动，结果处于溃灭状态。」424

这场全国恳谈会中浮现了各种意见。在各地的大学越平联中，有些团体说：「越平联不应该参与校园斗争，应该贯彻市民运动」，也有些团体承认「越平联隧道说」，表示：「我们不这么觉得。越平联是通过用的隧道，出发点是召集一般学生来参与行动，但不应该永远停留在越平联里，终究应该离开这里，转而参与政治性更高的活动，越平联只是中介的团体。」425

此外，以市民为中心的地区性越平联则有如下意见：「没有先锋也能进行变革，这类例子是有，但是从来没有案例是，后卫、也就是一般民众不在、只靠先锋进行变革的。在这个意义上，后卫拥有巨大的可能性。」426比起「先锋」的新左翼，更应该肯定「后卫」越平联的价值。

当时的《越平联新闻》上，刊载了几篇来自从各地到东京的学生，以及年长市民的投稿，指出越平联以学生为主体，活动太过激进，这些投稿是这么说的：「参加看看定期游行，到处竖起旗帜，参加者都是学生，总觉得有违和感。一旦开始游行，众人喊着『粉碎安保、打倒佐藤！』然后开始之字形游行。『给越南和平』到底藏到哪里去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市民的游行，完全无法参与其中。」「手持武斗棒的学生之类的人，成为最近越平联的主体，我们这种中、老年人，感觉跟不上他们。」427

新左翼运动者潜入越平联游行的现象也从未止息，甚至在越平联游行解散后，还有不同新左翼党派另外召开总结集会的状况。一九六九年八月的《越平联新闻》上，刊载了如下批评四月东京越平联定期游行的文章428：「游行结束之后也没有总结集会。有总结集会的，只有不同派系、战斗性的团体。这么一来，根本不是『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而是『给越南和平！新左翼联合』。」

另一方面，在全国恳谈会上接连出现各地的越平联饱受警察镇压之苦的报告。在地方社会里人们的目光较为严格的小型都市里，这对于只有几十人举办定期游行的各地越平联来说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越平联新闻》上，将这类意见摘要成如下内容429：

许多地方、特别是各地小型都市的越平联团体，也有同样的烦恼：即使广泛地号召市民族群，邀请他们来参加活动的难度相当高。这也受到最近加强的警察镇压所影响。每次游行都派出许多便衣刑警，澈底拍下参加者的照片（横滨、滨松等各地），第一次游行以来就有机动队出动，之后每一次都用高分贝的扩音器恐吓游行队伍，像其他市民做反向宣传（松江等地），对高中生的压迫特别严重，参加游行的高中生，会有刑警到家里访问，也会通知学校参加者的姓名等等这类回报很多，在更严重的地区，甚至有警察通报高中生参加者的父亲的职场上司（佐世保等）的案例。

像这样的各地区越平联，与大型都市中激进派学生将越平联导向激进方向的状况，是不同的世界。一九六八年五月创立，由五至二十名参与者举办定期游行的宫崎越平联，其中一名成员在一九六九年如此写道430：

……宫崎越平联，现在面临了严重的问题。即使有想参加越平联的定期游行、照自己的方式喊出反越战的人，因为（东京等大都市的）越平联被认定为反体制市民运动的关系，许多「市民」渐渐不来参加游行。具体来说，如果是高中生，动不动就受到退学或处罚等恐吓或歧视。没有保护自己的组织的人，则会遭遇包括开除在内的处罚或歧视。

……在东京或大坂等大都市的越平联可能不成问题，但是这不正是各地都市的越平联团体所面临的共通问题吗？

小田实在这场一九六九年的第四次全国恳谈会，发表了如下的意见431：「我期待学生越平联能够扮演串连学生运动与市民的角色。现在的大学改革运动主体，并没有直接诉求一般市民。」「越平联着手的问题范围相当广，大至解放人类的大问题，小到地方社会的问题，也有预备学校的团体发起反对荞麦面涨价的运动。但是，没有介于之间的部分。作为补充这中间空白的问题，安保、沖绳、基地问题很重要。我认为缺乏对反战有强烈意识的改革是没有根底的。关于变革，有第三世界的革命观，也有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观，与那些对等、日本的我们自身的变革观，我想以反战为根据。」

就这样，「给越南和平！」之外，「安保．沖绳．基地」成为越平联着眼的主题而浮上台面。那是越平联从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的活动，也是认识到下述事实的结果：日本是越战的加害者＝被害者，《美日安保条约》与在日美军基地、以及美军基地集中地的沖绳，都是日本身为越战共犯的象徵性存在。

因此，一九六九年以越平联为中心的大规模游行，特别是四月二十八日「沖绳日」或六月十五日桦美智子追悼游行，安保或沖绳议题都较以往更为显眼。此外，小田等人出资发行了杂志《周刊ANPO》，出资的资金只要用完就停刊，这种脱离出版界常识的计画也获得实行。

然而，要揭示安保或沖绳主题并不容易。越平联成立时，约有八成的民意反对轰炸北越，越平联是搭着这个潮流而获得发展。但在一九六九年初，小田与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的对谈中，小田问：「要用反对安保的名义进行罢工吗？」岩井则回答：「这办不到吧。这又没有得到国民支持。」432

这种指摘，在越平联内部也有。一九六九年夏天的越平联干部座谈会上，小中阳太郎说：「我认为越平联接下来不会再成长了。」「理由是，『给越南和平！』是民意。换句话说，当时我们是执政党，接着只要运动的风格好，我们就能吸引人们来参加。但是……如果攻击直接维持着日本支配体制的安保，那就会是一场死斗。」433

针对这点，鹤见良行主张，只要抱有这种试着「让自己从这类社会的价值观脱离」的志向，那就是「反战」的关键点，与「顺从既有价值观」不同的形式，是有可能推广「与社会产生连结」的运动。434

从这里可以发现，鹤见良行对年轻人们反叛的背景有所理解。几年后，吉川被问到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期，年轻人还发起反叛的理由为何时，他是这么回答435：「确实那是经济状况良好的时期，但我认为那是因为当时有非常强烈的闭塞感。换句话说，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像这类闭塞的感觉非常强烈。」「（这件事当时的）年长者不太能理解。但是在越平联内，即使是年长一辈的人，鹤见良行对此有所理解，武藤一羊也是。」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层理解，他们才能在持续对立的状况下，与年轻人建构一个协调的体制。

一九六九年的越平联活动，从前述一月十一日的「六九反战民谣集会」出发。接着在二月四日于沖绳回应全军劳（沖绳的基地劳动者工会）为首的大罢工，在大坂进行绝食抗议，在东京则约有三百人在美国大使馆发动「撒豆子游行」。在当选县知事、革新阵营的屋良朝苗判断下，沖绳大罢工最后中止，但是源自节分的撒豆游行，让警察感到困惑，「刚开始机动队不知道飞过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因而有点慌乱。」436

二月二日与二十二日、三月二日，越平联在东京都立川市砂川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抗议，因长崎县的大村收容所收容了违反「出入国管理法」的朝鲜人，越平联在三月三十一日到大村收容所发动抗议。加上三多摩地区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成员，砂川的游行约为两百人，大村收容所的抗议为五十九人规模，当时还在「一九七○年典范转移」以前，很少人关注对少数族群，因此向大村收容所抗议是划时代的行动。437

四月二十八日「沖绳日」的越平联游行，则是越平联展现独立姿态的一场游行。如同在第十三章所述，这天在警察事先将道路清空以后，各个新左翼党派在银座附近用火焰瓶和街垒筑起「解放区」，与机动队爆发严重冲突。

这天晚上，估计游行参加人数不多的越平联，向公安委员会提出的申请中，预定人数只写了一百五十人，然而在集合场地的常盘桥公园却聚集了三千人。对新左翼党派的暴力斗争战术持疑的学生或市民，都来到越平联的场子。游行队伍一边撒着花和传单前进，沿路参加的人数加起来达到约一万人。438

拿着花的越平联游行队伍，朝着机动队与新左翼党派起冲突的银座街道前进。小中阳太郎如此记述那个夜晚的模样439：

要前进吗？还是不要前进？

眼前数百公尺处，催泪瓦斯弹炸开、石头四处飞舞。霓虹灯渗透在催泪瓦斯烟雾里，警察的投射灯照得学生们像剪影般漆黑。头上的高速公路，警备车响着巨大的警笛声疾驶而去。我们，市民行动的游行队伍有将近一万，但那是夹杂着女性与老人的部队，前方是喊着制霸首都、与机动队交手的学生们。

这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沖绳日的夜晚。我们越平联的游行队伍，从东京车站附近的常盘桥公园出发，经过数寄屋桥，打算在新桥的土桥解散。这是东京都公安委员会认可的合法游行路径。

但是，无论合法与否，前面有中核派的学生们，戴着头盔、拿着武斗棒、脸上围着毛巾、手上抓着人行道的石头，他们以那种装扮反覆前进、后退。只要前进，就会有人受伤，只要后退，这一万多名的市民便发出怒吼，而这反而让混乱倍增。

负责警备的警察过来告诉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结束游行，不能再往前进了。」

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吧，在这么紧迫的情势下，原地不动也很危险，被警察追赶的学生们，开始往这边的队伍逃，催泪瓦斯则追着他们发射。

不，队伍后端大学越平联的早稻田部队已经被催泪弹攻击，队伍里的考生受了重伤，说是有失明的危险，队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游行队伍的前端有车辆，我们聚集在车辆旁边，小田实、吉川勇一、古山洋三、福富节男和我交头接耳，但也找不到什么好对策，催泪瓦斯的烟幕越来越严重，情绪高亢的年轻学生拍打的车子大吼：「到底在干嘛？打算对前面的人们见死不救吗？」……年轻的大学越平联成员也气急败坏地说：「喂！越平联打算对那些在前方赌上性命的中核或反帝的学生见死不救吗！」

……几乎没有人想採纳警备的提案就地解散。首先，如果在这里撒手不管的话，可以预见群众全都会被警察管制。

也有这样的意见：「改变行进方向吧。从这里走到银座四丁目，绕过去、抵达新桥，这路线不错吧？」游行队伍有老人和妇人，避开危险的意见。「那，想去的人就直走，不想去的就在这边左转，这样如何？」这应该是我提的意见吧。「但是，与市民分开的前进部队就会被一网打尽了吧？从市民游行的特质来看，也不应该採用这种分离喔。」我想这应该是武藤一羊说的。……

「我们的游行，是我们的权利。出发吧。」

「说是这样说，现在出发的话，会闯进新左翼党派里。那种行动我没办法参与。」

「不，用市民的圈围住他们，不是我们的任务吗？」……

「原地不动比较危险。看吧，催泪弹又来了。何况，如果在这里退让了，我们今后反越战都必须衡量安全之后才能行动了吧。」

大家短暂地沉默。白色的烟在夜空里飘荡，白烟后面有霓虹灯，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但大家都有相同想法。

「好，走吧！」

这个时候的小田，其实很慌张，也很焦虑，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那种时候，就专心等待情势转变。但是看到周围产生了决议，行动就迅速。已经不会改变方针了吗？众人默默地点头，小田就和吉川爬上车顶。

游行队伍对着火焰和水柱，缓慢地开始移动。「我们，作为市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我们出发。」说话的是车顶上的吉川勇一。

催泪弹还在烧。学生的部队转为（打散街垒和队伍分小队）游击战。时间已经将近十一点。我们一出动，机动队便拿着盾牌往前进。盾列开了小小的缝。「让他们过、让他们过」，小队长也下了命令。在靠近数寄桥公园的地方，一万名群众就通过了。小田实站在车顶，不断叫喊：

「各位市民，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加入游行吧！一起前进吧……」

小中还这么写着440：「这时，赌的是游行这个公民权利。无论对手是警察，或是相反地，是拥有相同反战思想的部队所扔的石头，都不能退让。」

这天，机动队之所以让越平联通过，是因为吉川在宣传车上这么喊441：「机动队的各位，停止非法镇压。我们越平联只不过在行使日本国宪法所认可、理所当然的表现自由。各位没有任何妨碍这场游行的权限，让开道路！」

当时的评论这么记载442：「通常是机动队的装甲指挥车喊着：『这是第X机动队，请让开！』游行的市民不断地被赶走，这天则是相反的光景。不只是如此，整好队的游行队伍，面对机动队铝制盾牌阵列说：『我们是照着获得许可的游行路线前进！』然后向前走。机动队不甘愿地让开道路，那瞬间，两旁守护的群众响起掌声：『太棒了！越平联！』」「大家因为催泪瓦斯流着眼泪，却抬头挺胸地前进，走过臭着脸的机动队员排开的队伍前，小田实一边唿着口号，光明正大地向前走，这个时候才总算是赢回日本国宪法爽朗、健康气息的瞬间。」

这个行动，也是对小田向来的问题意识的回覆。一九六八年一月的佐世保，社共两党五万人的游行队伍绕过三派全学联与机动队冲突的佐世保桥，小田对此提出质疑，他在一九六九年夏天如此写道443：

我是合法主义者（说是如此，我相信的首先是日本国宪法，与其说是相信该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不如说，努力不懈地尽最大可能行使作为我们的义务的权利，并藉此保护宪法，我是这个意义上的合法主义者），因此高度评价那种（合法的）抗议游行，我自己也打算实践，但是那是建立在一个保留条件之上，也就是，这个合法且和平的游行何时、不管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都能举行的保留条件——所谓何时、不管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也包括机动队暴力镇压学生的时间与地点。

实际上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大型政党所组织的合法且和平的游行，往往都没有澈底实践合法且和平的游行这一点。……去年一月在佐世保反对企业号靠港的社会党、共产党、总评所举办的游行，在我看来是一个假装合法且和平的游行的例子。……为什么带领游行队伍前进的（社共的）大人物不站在前方，就那样冲进学生与机动队的冲突场面呢？这么做，不但可以贯彻自己主张的合法且和平的游行，搞不好还可以在那个冲突的场子上，重新创造合法与和平的秩序也说不定。但是……他们捨弃了冲突现场和学生们，按照警察的指示改变路径。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沖绳日」，「越平联」举办的游行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案例吧。……我们那天只是走在获得许可的路线上，撒着花、喊着口号，我们只是在学生们与机动队冲突的现场做了这些事。那恐怕与世间大多合法且和平的游行有根本上的差异也说不定。……我们保护了我们自己的原则，我想说不定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学生们。……一边撒着花一边安静地走进银座的时候，在高速道路上的围观群众，出乎意料地响起掌声，他们回应了我们「加入游行吧！」的召唤，接二连三地加入队伍。

坚持非暴力且不惜採取直接行动，这也是越平联一直以来的态度。一九七三年时，久野收这么写着444：「越平联主张一切都存于街头抗议游行当中，创造了新型态的游行，给陷入窠臼、变得似乎与周遭无关的例行公事般的大众游行带来新的意义、赋予生命。越平联所创造的游行的『场』，在都会市民之间创造了什么样的空间，几乎是只有参与其中的人才能实际体会。在新左翼党派的内斗之间、被机动队强制控管、用肉体和身上所有的东西抵抗的新左翼党派之间，越平联献上花束、穿越其间的游行，稍微感性点说，说不定也可以说是种艺术性的作为。」

越平联的这种方式，是拒绝在暴力斗争的新左翼党派，与温和有序的社共游行之间二择一。井上澄夫在一九六八年的座谈会就说过：「市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也好、劳工运动也好，我想警方很认真地思考如何有意地分割这些运动。」并主张要有一个不要掉入陷阱的运动方式。445

吉川在一九六九年夏天，一篇题名为〈何谓越平联——以既有架构无法完全掌握的组织〉的评论中，批判大众媒体创造的「健全的市民运动样貌」，并做如下陈述446：

像这样被创造出来、被强加的市民运动样貌，说得极端一点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有抗议游行，但构成游行的成员，全学联不在其中，不，是不能在其中，工会也不在，高中生参加没关系，但所谓的高中生不是「反帝高协」或「反战高协」等暴力斗争的高中生，而是融合无党派、稳健、年轻、开朗、纯真等特质，必须像石坂洋次郎《蓝色山脉》、《山的彼端》里的主角那样，在纯粹无菌室里培育的高中生，其他可以在游行里的，还包括家庭主妇、大学教授、作曲家、评论家、医生，还有像代表庶民的年轻药局老闆、蔬菜店的老闆也可加入，老太太就更加欢迎。这个集团绝对不会举着红旗……也无法想像会与机动队冲突，游行成员会和别着绿色臂章、负责管制交通的巡查笑着闲聊，穿梭在大楼与大楼之间、繁忙的车辆流动之间，整齐地行进——大概是像这样的游行队伍。

如果是这样的反战市民运动，不只没有造成危害，对政府也好、对媒体也好，作为一种日本有和平宪法、有言论、集会自由、民主主义受到保障的证据，反而是必要的存在。然而，现实中的市民运动也好，越平联也好，都不是那个样子。这差异已经不只是与放进当政者电脑里的打孔卡的穿孔组合不同，而是连打孔卡的纸张厚度都不一样。

实际上，四月二十八日越平联的游行是不同格局的东西。根据吉川所说：「远远超出主办者的想像，参加者中有许多拿着郁金香和剑兰的团体，有各自扛着贴有大张手写海报看板的团体，有戴着头盔做之字形前进的团体，有下班的上班族和OL，有拿着募款箱从学校赶过来的高中生，也有似乎会在六本木一带出没、穿着喇叭裤的女孩。」447

吉川接着说，援助逃兵活动之后，「接着则是被冠上暴力集团的越平联的形象。」把装入白色油漆的蛋说成「凶器」，或是民谣游击队握着铁管的报导，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但现实状况是，市民运动拥有「每天不断诞生的新性质」，「警察或当政者，不到最后是无法理解越平联到底是什么的。」448

这种尊重多样性的态度，在各地方与其他团体协调时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东京都练马的朝霞美军基地用手持扩音器播放反战广播的「大泉市民集会」（实质的「练马越平联」），在他们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定期游行中，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年轻人戴着蓝与绿的头盔（蓝色是社青同解放派的颜色，绿色则是FRONT的颜色）」也来参加。449

尽管市民方面有如下意见：「这是市民的游行，希望不要戴印有团体名称的头盔」，或者基于「个人参与原理」主张「希望可以拆散反战诸君的队伍，混入其他游行的人群里，维持一贯的市民聚会游行」，但反战青年委员会方面拒绝了这些要求。游行申请负责人、俄罗斯歷史研究者和田春树最后表明：「我会负起责任，反战诸君请加入队伍的最后端」，才让各方接受。

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年轻人们，在市民们队伍的最后面，一边唱着《国际歌》，一边进行之字形游行。虽然市民方面感到「十分不安」，但警察命令游行负责人阻止之字形游行时，和田只是做做「像是要制止的动作」。据和田所说，后来「我们也习惯他们的做法，而反战诸君也接受几种我们的做法」，反战方面也没有喊出什么批判其他新左翼党派、或是过度强调自家党派正当性的口号，也有市民说「在我见过的戴头盔的游行中，这是最令人感到舒服的」。450

尽管越平联与新左翼党派、全共斗合作，但却没有肯定暴力斗争，一方面是因为越平联向来重视非暴力直接行动，另一方面也很清楚暴力斗争战术的极限。小田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这么写道451：

坦白说，从我参加许多游行的经验来说，我的直觉是「武斗棒」主义，现在正遭遇到巨大的困难。简单地说，拥有权力的一方早就取得压制「武斗棒」的力量与手段。……我的想法是，在没有压倒性的市民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大概已经是学生没办法独力靠着「武斗棒」就能战斗的状况。

不管怎么想，我想「武斗棒」都不是武器（所谓「武器」是像机关枪、巴祖卡火箭筒、战车）。学生们现在应该重新认清这再简单明瞭不过的事实。「武斗棒」，确实，如同最初许多学生们所主张的，是一种自我防卫手段，确实是一种表明自己与国家权力战斗的意志象徵。……即使如此，在他们的心底，搞不好有「武斗棒」是「武器」的错觉。……关于校园斗争，「武斗棒」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但在校园外就很难说了。

如同第十一章所述，在一九六八年初夏的时间点，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明白表示，武斗棒是「展现战斗意志的象徵」，但在那之后的校内武装内斗，武斗棒成了「武器」。小田所指摘的，就是学生把校内斗争的错觉，带到街头抗争里。接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暴力街头抗争完全被警察镇压。小田的文章，就是立基于这项事实。

小田的文章中提及，针对现状有两个「明快的做法」。一是澈底实践议会制民主主义，街头抗争採稳健路线，以扩大党组织为目标。另一项则是让武装升级，实现暴力革命。

但是小田否定必须二者择一。前一个选项，只要看看社共两党的现状就知道没有希望。至于武装斗争，他说：「我不相信反权力的一方拥有实行现在这种斗争的力量。」「从更原理的观点来说，那种斗争最后只会陷入少数先锋的代理主义。」而即使武力革命成功，「对于民众来说，在那之后出现的明日世界未必就令人满意。」

小田否定「明快的」二者择一，他认为，拥有权力的一方与反体制的一方「都不明确、犹如鵺一般的状态，倾向将事物弄个明白」，但「现在运动所需要的，是流动的、如鵺一般的状态」，而越平联正是那种状态的事物之一。

小田在一九六九年的杂志访谈中这么说452：「越平联是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如鵺一般的存在，像打游击战那样做就好了。」「我认为唯有如鵺一般的存在，才能创造变革。我完全不相信暴力斗争的学生所说的从武装斗争到革命，但如果那种形式的革命成功了，我也不会住在那种社会里。」「世界上有喜欢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的人，也有喜欢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的人。喜欢事情清楚明白的人，要不只是嘴上说着『守护议会制民主主义』但什么都没做，要不就是在社共周边组织清楚明白的集团。更加明白好懂的人们就认真地搞武力斗争。但是，像这样清楚明白的人们，不论是哪一种都不行。」「我不是玉碎主义者，中核派所说的那种武力斗争会成为大众的引信，我是不会相信这种愚蠢的说法的喔。」

小田在一九六九年的杂志访谈中，还这么说453：

不管哪个社会都是金字塔型对吧。总理大臣在最顶端，下有大臣、局长，依据不同功能分担、构成。但是，应该要与这个组织对决的总评、社会党、共产党大家都有大楼、有书记长、有接待窗口对吧？这我是绝对反对的。

当组织的规模或架构越来越巨大，即使是革新派政党，因为不想毁坏自己的组织，就越加不会去做刺激掌权者的行为，如此一来，这个组织的运动就只是空壳，会变弱，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权力，只要和掌权者做相同的事，就绝对会失败。就算是学生也喜欢城堡，城堡是某一天会被攻陷的东西啊，一旦建了城堡，就会为了维持城堡耗费所有的精力，而无法採取行动。

小田在这个杂志访谈中答道：「越平联在越战结束、越南人民满足了以后，就会立即解散喔。」454此外，他在一九六九年六月的评论中提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打破体内的「金字塔」意识，在平地上的只有「肉身的自己」，只有做得到这一点的抗议游行，才是他「对民主主义的具体想像」，并表明「对于这阵子流行的『战后民主主义』这个词感到违和」，但不认同对「战后民主主义」轻薄的批判。455

只不过，小田和吉川都没有主张越平联就是理想的运动。在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小田说：「手里拿着花走上街头的游行队伍，或是拿吉他站在前面的游行队伍，如果只是这样，没办法获得充分有效的力量。」吉川也说：「我不认为现在这样的越平联运动，会以这种形式永远持续下去，越平联里的成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永远持续下去吧。在这个意义上，越平联也好、市民运动也好，都只不过是受限于当下状况的一种过渡性存在。」「若为这种群众运动的持久性感到骄傲那就完了。光是想像越平联创立十周年的庆祝宴会，就令人毛骨悚然。」456

越平联拒绝两者择一，拒绝将组织的存续变成组织的目的，而企图展开一种「不定型」的运动。这一点，可以说正是一直以来对既存的新左翼党派或革新政党两者感到违和而「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们，为求表达不满，选择加入越平联，并在一九六九年带来人数大量成长的理由。

越平联从一九六八年持续号召「六月行动」。当年的六月十五日的晚上，在中核派与革马派的乱斗下失败，基于这点，一九六九年让各地的全共斗或反战青年委员会、新左翼党派等也加入执行委员会。这场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的游行，成为越平联的另一个高峰。

这个时候已经不像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那样由知识分子号召，令人感觉到全共斗运动造成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的影响。联络窗口也从国民文化会议改为越平联，并在六月十五日的集会与游行中，增加了一九六八年没有的「安保」诉求，标语改为「反越战与反安保」。457

关于这场六月十五日的行动，吉川在事前说，四月二十八日的媒体报导中，要不是只呈现了社共等团体「整齐一致的行动」，就是只呈现新左翼党派「超级过激暴力游行」。但是，「拒绝被统整进握有权力的一方与大众媒体准备好的范畴里的人们，平常找不到自己的表现手法的人们，都会将这天的游行变成可以充分表达自己主张的场子吧。」458

此外，吉川如此陈述六月行动委员会的原则：459「如果认同基本目标（去年是反越战，今年是反战、反安保、支持沖绳斗争胜利），接着要各自加上什么标语，完全都是自由的。思想与主张的多样性将完全被肯认。说是共同行动，绝对不会要求在形式上一致，行动的形式可以各自自由选择。但是，选择好的行动必须由自己的团体负起责任执行，绝不能强制要求其他团体，也不得妨碍其他团体。此外，必须在事前彼此告知，知道其他团体将採取什么行动，以求彼此之间最大程度的合作。当然允许彼此间的相互批判，但须节制中伤、非难，更不能称唿对方为『敌人』。」「共产党也好、革马派也好，只要认同刚才所说的最低条件，就欢迎所有人的参与，以平等的资格加入所有议论。」

新左翼党派之间的争执造成仲裁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中核派、共产同、ML同盟、共劳、第四国际等都加入了六月行动委员会。与吉川一起担任六月行动委员会协调人的福富节男说，当时新左翼党派之间的对立也变得没有那么尖锐，「这些学生组织、政治党派妥善地统合，在六行委的带动下准备活动。」460

这场六月十五日的集会与游行颇成功。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集会，根据主办方的发表，约聚集了七万人（警方宣布为约两万五千人），越平联的《周刊ANPO》第零号与中核派的机关报《前进》销量颇佳。被通缉的东大全共斗代表山本义隆也与知识分子们共同举办演讲，演讲结束后躲过警察的耳目，再次消失无踪。461

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各个团体，都接受这天的游行是非暴力游行。还没从四月二十八日大量逮捕的打击中恢复的新左翼党派也同意这点。

据小田所说，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我喊着：『各位学生偶尔也拿一拿花朵！』，聚集在舞台附近、戴着头盔的学生们回应这项唿吁，同时献上花朵。」462小田在回应杂志採访时这么说463：「我们是不搞暴力斗争的喔。因为我是和平主义者。」「现在的武斗棒，不是武器，那只是个象徵不是吗？如果是象徵，那当然还是拿着花比较好，首先，花不是比较美吗？」

游行照惯例由年长的市民团体先出发，学生和全共斗、新左翼党派等队伍紧接在后，最后是民谣游击队与以个人身分参加的人们，共同邀请沿路的群众加入游行，同时一边演奏、一边前进。关于这民谣游击队的模样，小黑弘在一九六九年时这么写道464：

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拾穗」，换句话说，是邀请那些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游行队伍的人们，以及被比我们还早出发的游行队伍影响、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们，加入到游行中。……在几乎所有的游行队伍都出发以后，构成队伍最后端的游击队，竖起写着「谁都能参加的游行」的旗帜，一边唱着民谣，一边在日比谷公园游行。离开公园的时候，已经成为超过两千五百人的大型游行队伍。这个队伍对着机动队充满嘲讽地唱着《加入机动队吧》：「用警棒和头盔武装／拿好巨大的铝制盾牌／用力殴打学生的头／没有比这更帅气的工作了」，用手牵手大游行填满道路，并用指挥的手持扩音器对机动队发出警告。

「这里是越平联公关组。各位机动队员，立刻放下手上的铝制盾牌和警棍，否则我们将以携带凶器预谋集合罪检举全员！」

擅长应对头盔和武斗棒的他们，也拿这口号没辙了吧。从来没在过去的游行中，看到过表情那么复杂的机动队员。我们的另一项任务：邀请人行道上的人们加入游行队伍，这部分也很成功。……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人参与，最后聚集了四千人召开总结集会。

这天的游行，吉川勇一遭到便衣刑警犹如绑架般的方式逮捕，另外还有七十一人被逮捕，尽管如此，仍旧成功落幕。一位刑事犯对被拘留的吉川说：「我也非常不爽，出去的话，我去参加游行痛揍警察一顿，到时候还请多帮忙。」吉川回答他说：「越平联不打警察，所以你去找全学联吧。」465

吉川被冠上的嫌疑是指挥游行、造成混乱之类的，很明显是事先就算计好的不当逮捕。吉川在拘留数天获释后，举办了抗议游行，游行的名称是：「绝对不会妨碍交通，秩序端正，遵守日本国宪法，手上拿着花束安静地走路并抗议警视厅镇压的抗议游行」。466

据吉川所说，这是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不会妨碍交通，不会造成店铺的困扰，边走边发送花束的和平游行」后，另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游行，同时也是因为警察绝对不会受理抗议文的关系，干脆把「抗议」放进游行申请名称。申请的时候，警察被告知「如果遭到驳回，就上法院告到底」，只好一边抱怨「越平联真的是很惹人厌的存在啊」，一边让申请通过。467

负责越平联的公安刑警这么说468：「很难取缔越平联，蛮讨厌的。革马、中核那些家伙虽然很好抓，但机动队最讨厌被越平联盯上。真的，非常麻烦所以干脆不管他们，但一不管他们，马上就搞起手牵手大游行、瘫痪交通，一过去管制他们，就边说一些惹人厌的话边回复原状，真的是南越的游击队啊，他们。搞出来的事都是很有想过的。」

即使是在各地区持续举办不起眼活动的越平联，也有类似案例。在宫崎越平联的通信中，刊载了一篇题名为〈游行申请异闻〉的文章469：

这是为了递交定期游行申请而访问宫崎警察署时的事。变得熟识的主管官员见到我问：「你们的游行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直到越战结束……」「即使如此还是会继续对吧？」「……」「不过你们的游行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吧。静静地走的游行……。虽然也有大吼大叫吵吵闹闹的游行……署内也常常在聊你们的游行应该是最有效的喔。」我被一种奇异的感觉袭击。……从这位主管官员的表情看来，没有一丝揶揄的神色。……革新组织对越平联很消极，有时候甚至接近冷淡，但是行政权力一方的末端，竟然给予好评。

六月十五日的游行聚集了约七万人，这远远超过警察的预测，在警察的调查中，只算越平联的动员人数约在一万四千人以上。根据当时的报导，警察是从定期游行的人数来推测「动员力」，因此「以往越平联的动员力是六百人程度，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有力。」470

六月十五日前几天，国家公安委员长表示「越平联等苍蝇般的东西」，并预言六月十五日的集会「大概只会有一万数千人参加吧」，因此事后为自己的不察道歉。媒体也不懂聚集那么多人的理由，将原因指向是市民对新左翼党派的暴力斗争感到反感，因此聚集到没有暴力斗争的六月十五日集会。吉川日后批判，这正是受到「暴力游行或秩序整齐的游行」二分法的限制，只能以此分析事态，是媒体想像力贫乏所致。471

包括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的游行在内，这个时期越平联运动扩大的理由，吉川在几年后这么说472：

其中一个理由是，既有的劳工工会和政党僵化、不符合现状，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很多的关系。而且这些既有的组织，对此毫无自觉。

例如越平联稍微变大一点之后，原水禁事务局的人来找我，说是越平联似乎发展得很好，为了让原水禁发展，应该要如何与越南问题产生关联，想针对这点请教意见。我听到后非常吃惊，希望他能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荒谬有点自觉，所以我回他，如果是问原水禁能做点什么让反越战运动成功，我很乐于回答。如果是为了让原水禁这个组织壮大，该如何介入越南问题，说难听点就是想要利用越南问题的发想，这是不行的，为了某个目的所以才有运动或组织，如果是为了维持组织发展去想该如何利用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当时的工会和政党都变成那个样子了喔，不是那样的运动则获得了人们的期待，而越平联刚好成为那样的运动。

如前所述，小田批判既有的政党「因为不想毁坏自己的组织，便不会去做刺激掌权者的行为」，而吉川则说：「若为这种群众运动的持久性感到骄傲那就完了。光是想像越平联创立十周年的庆祝宴会，就令人毛骨悚然。」在优先考虑组织存续和扩大的这一点，即使是以批评社共而浮上台面的新左翼党派也是大同小异。然而，越平联一直以来维持着「运动体」而不是「组织」的发想，刚好符合时代的潮流。

六月十五日聚集了远超出警察预测的人数，其原因应该不是警察所说的，所谓越平联这个「组织」的动员能力，而是在经济高度成长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当中「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们，无法见容于社共「整齐的游行」或新左翼「超级过激的游行」，为了寻求表现自我的「场」才聚集而来。

鹤见良行在一九六九年这么说473：「国家权力也好、大众媒体也好，再次因为『没办法想像越平联的动员力』而感到吃惊。其实那很简单，正是因为不是被组织强制动员，也没有金钱的计算介入，人们在某一天参加游行这种事，便得以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是非常好的解放式游行。用『动员』之类的词汇描述现代自发的行动者，只会令人感到违和。」

由越平联担任核心主办的集会，在各地的聚集人数都超出预期。一九六九年六月，作为六月活动的一环，小田实等人揭示三个口号：「粉碎安保」、「让沖绳回到我们手里」、「让日本回到我们手里」，开始全国巡迴演讲。这场巡迴演讲的反响很大，超过各地弱小的越平联团体的预期，每一场的演讲会场都人数爆满，并在演讲结束后举行游行。关于这次巡迴演讲，小田当时这么说474：

我们到任何一个在北海道的集会，主办方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委托学生卖的入场券五十张，透过工会消化的有五十张，还有，透过过往「越平联」的网络卖掉的有五十张，这么一来，几乎挤不进去涌向会场的其余五百人，到底是从哪里、怎么来的？……虽然人们是来了，但甚至稍微令人感到异常。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去年不管在哪里召开集会，在找人参加方面，主办单位可是费尽苦心。……很快地，来的人也不再只是年轻人，年纪更大的人也开始来参加。

小田说：「典型的例子是在六月十五日举行的『反战、反安保、沖绳斗争胜利六．一五统一行动』的游行。」他是如此描写从北海道各地前来参加集会的人：「虽然年轻世代的参加者很多，确实也有中年男子和老人。不过最多的还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最显眼的是高中生吧，甚至还有穿着水手服的女孩，他们违反学校的『禁令』，参加集会后或是集会前的游行。就算不说高中生，来参加游行的人似乎大半都是第一次参加游行。」475

一九六九年各地的越平联团体增加更多，数量达到约三百六十个。但是，由于越平联没有会员制度也不需要成立手续，有很多是连东京越平联事务局也没掌握到的团体。

据小中阳太郎所说，山口县有许多下述的案例476：「当地的女学生想要举办可以展现个人主体性的运动，因此想用没有名字的游行去向警察申请许可，警察则困惑地说，没有名字的主办人没办法受理，但是女学生说，我们想要举办没有名字的游行，努力向警察争取，然后警察说：『那种运动就叫做越平联啊。』之后，女学生写信给东京越平联事务局表示：『实在很不得已，只好称为山口越平联了。』」

很明显地，这个案例是，在使用既有语言表现「主体性」遭遇困难时，作为一种确认「主体性」行为的名称，活用了「越平联」这个名号。在各地诞生的越平联，有许多是像这样以「没有名称」的东西为目标，在命名或认同上产生困难的东西。

当时的报导是这么说的477：「在警视厅负责监视越平联的一位老手刑警，试着收集全国○○越平联的资料并制作组织图，却找到许多像是『一个人越平联』、『明天再搞越平联吧』、『越平联孤独人』、『LADY．越平联』等把人当笨蛋似的名字，最后丧失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而实际上，小田发表的「反安保」也不只是单纯反对安保条约的意思。他在一九六九年初夏，于《周刊ANPO》第零号上写的文章中，指出只要在安保条约下，日本国民必然会成为越战的共犯，他接着做了如下论述：

「安保条约不只是在政治上不好，也是对我们『人类』的侮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回在安保条约底下失去的人，不只要找回来，还得在运动中创造出新的人，这种运动、整合这种人的行动，我将之称为『ANPO』。」478此处的「ANPO」，或许已经和当时藉由「异化」或「主体性」来表现的事物几乎相同。

对于越平联的急速成长，社会上有各种反应。六月十五日之后，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长的事务部长冈本雅生这么说479：「不得不说我觉得越平联此后将成为反对安保运动的主干，虽然最初只是宣称『给越南和平』、感觉单纯的市民团体，观察那之后的发展经过，似乎也不只是那样。」「那是一个应该要高度警戒的团体，和其他过激的革命团体似乎也有联系，必须认真思考对策才行。」

新左翼党派依旧对越平联的评价很低。中核派全学联的书记长说：「六．一五我们也办了抗议游行，聚集在越平联的市民本身没有力量，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没办法给予评价。」480社学同的某位学生则评论道：「因为没有暴力斗争的观点，这样下去恐怕只会回到单纯的市民运动。」481

共产党也一贯地给了低评价。六月十五日的游行之后，共产党统一战线部副部长关幸夫说：「越平联里有与共产党敌对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成员，掌握核心的成员里，也有原本在共产党搞分派活动最后离开的人」，因此没办法与越平联合作。482

社会党则因六月十五日的盛况，对越平联给了正面评价。当时的书记长江田三郎说：「我们也被迫思考，为了从现在的停滞重生，自我改革是必要的。」此外，青年局长大森保也说：「不假借既有政党的力量，可以做到那种程度，必须对他们的动力给予高度评价。」「想唿吁作为友好团体与越平联合作。」总评的国民运动部部长岩垂寿喜男也给了正面评价：「小田身为市民运动领导者非常了不起。」「我们今后的动员方式等，也必须向他们学习。」483

但是，社会党实际上对于本体不明的越平联抱有违和感。某位社会党议员看到六月十五日参加集会的人们，在周刊杂志的访谈中如此回应484：「来这里的人，谁也不会去投票吧。不会投给我，也不会投给共产党、公明党，当然，更不可能投给自民党、民社党。他们是弃权的一群人吧。」这反应显示了他们并没有脱离优先扩大「组织」的想法。

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和围观的群众中，也有错误地给予过高评价的人。大众媒体甚至评价「小田实是昭和的坂本龙马」485。六月十五日之后不久，访问小田的记者问：「小田先生，就像明治维新前，促成萨长同盟的坂本龙马那样，您是否有打算整合目前的左翼阵营？」486

这个状况，显示了各路势力没有掌握到小田所说的「鵺一般的存在」的越平联的「真面目」。当时某杂志对越平联的评论，或许反映了各路势力的真心话487：「像水母一样滑熘熘的，没有地方可以抓，看起来没有什么组织样子的团体竟然能召集那么多人……。以过往的群众运动的常识来说，只能说越平联真的很像妖怪。」

为了掌握越平联的「真面目」，据吉川的说法，警察与其他各路势力「认为背后有类似领导层级，或暗地里的黑幕似的存在，因此拼了命要找出来。」488举例来说，像是以下的东西。

首先保守派的评论家认为，越平联背后有来自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秘密资金援助。一九六九年时，一位评论家写道489，越平联的财政是以募款的资金来营运，其中也包括「在日外交官」的巨额款项，而且「越平联相关人士频繁进出东京狸穴的苏联大使馆，不难想像在日大使馆的捐款人，就是苏联大使馆的相关人士。」

为了确保美军逃兵的出国路线，吉川等人经常拜访苏联大使馆，这是事实，但是说有苏联的资金援助，这是没有根据的空想。

也有保守派评论家主张越平联「有无政府主义者潜入」。一九六九年的一篇评论写道：「虽然像是皆叛社或越南反战直接行动委员会等，拥有自己的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看起来没有加入，但是据说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都参与其中。」「小田实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力领导人岩佐作太郎向来关系很好，小田也写过『无政府主义礼赞』」490。

此外，警察也对东京越平联的核心成员中有吉川勇一、武藤一羊、饭田桃、栗原幸夫等共劳党党员一事特别关注。一九六九年的杂志文章写道：「警察当局指出越平联的领导群中有共劳党员，将之视为『串连市民与过激的革命引爆势力的观察团体』，对越平联保持警戒。」491

像这种越平联名义上是市民团体，实际上是由共劳党掌握的谣言，保守派的评论家也会提，其中一人是秋山笃彦，他在一九六九年的评论中写道，越平联是「假借市民运动之名的一种对市民社会的挑战」，「背后有共产主义者的指导」，「饭田桃、吉川勇一、武藤一羊等共产主义劳动者党的有力干部都参加了该运动，他们手握大权。」492

越平联被共劳党支配的风评，也在喜欢「阴谋论」谣言的新左翼党派年轻人之间流传。前新左翼同情者、批评家絓秀实于二○○四年时说：「越平联其实是『亲苏派』的共劳党附属团体」。从社学同转到赤军派的中野正夫也在二○○八年写道：「尽管越平联有各种耀眼的自称『文化人』参与，姑且不论表面如何，实务和背后的战术根底，是共劳党掌握着大权。」493这些言论的来由之一似乎是如前所述，新左翼党派相关人士对吉川的评价不佳的缘故。

实际上，共劳党是弱小势力，没有操作越平联的力量。二○○六年絓秀实在自己的着作中写道，越平联内部有共劳党的支部，而该支部操纵着越平联。关于这个支部，当时的共劳党干部在二○○六年的对谈中这么说494：「共劳党并不是什么可以组织支部的政党，那种说法是过誉了。」

当时的共劳党书记长白川真澄也在这次对谈提到越平联，他说：「没有把越平联当作一系列党的群众运动的想法。饭田桃、吉川勇一、武藤一羊、栗原等人是以个人身分参与的。」并且如此评论吉川：「虽然是党的中央委员，但参加（共劳党的）中央委员会时经常迟到，报告运动状况的时候就途中离席，匆忙地回到越平联的活动。」「他非常坚持要维持越平联的自主性。」495结果这种对越平联「黑幕」的找寻，到最后都是错误的推论。

某位记者在一九六九年时，针对越平联可以聚集这么多人的原因，有此陈述496：「各政党垂涎的人数聚集在像这样松散的团体，意味着既有政党已经固着的政治意识形态没办法掳获都市化的市民感情，人们厌恶政党间的派系斗争，更不要说已经受够了政党任意地管束或指挥，才因此转而参加越平联吧。」恐怕这是在当时最正确的评价吧。

就这样，从一九六九年前半到中期，越平联迎来一个高峰期，但同时，如前所述，这也是「最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