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本书之所以讨论田中，并不是要批判田中，也不是为了全面性地检证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正如前章所见，对联合赤军事件投射了「自我分身」的年轻人并不少。本书选择讨论田中，是将其当成其中一个案例研究。

就结论来说，田中对联合赤军的诠释，与肯定当时随着经济高度成长而蓬勃发展的大众消费社会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认为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新左翼和大日本帝国，都在「以大义扼杀『私我』」的这种禁慾主义上是共通的——这种联合赤军诠释的最终目的地，在某个意义上十分清楚。意即，相较于「公共」的「大义」或社会运动等等，更应该优先考虑「私我」的欲望，这样的逻辑渐渐浮现出来。

《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一书中是如此描述的。田中指出，「只是个耳环也会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籤，这也是因为个体所奉献的大义总是只有一个根源。」[299]这个根源当然指的就是，为了明日的大义而扼杀今日的「私我」的逻辑。

而当时的田中主张，社会问题源于对性慾的压抑。这件事与——基于禁慾主义和「有罪的孩子」的意识，抑制了自己在和帮佣的行为中感受到的私密愉悦，从而饱受内疚之苦的——田中的个人经歷重叠。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这样主张：[300]

当这个社会建立在禁慾主义之上时，「反革命」指的不是耳环，而是指将耳环视为「反革命」的那种思维本身。如前述，禁慾主义诞生自对性的压抑，而这种压抑首先以压抑女性的性为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试图强行用禁慾主义填补革命理论和肉身之间的裂缝，最终将会走向以「身为女性」为由而肃清女性的道路。

在这里，「以大义扼杀『私我』」、「将耳环视为『反革命』的那种思维方式」，或「压抑」、「禁慾主义」都会被视为「反革命」。田中主张，权力使人们处于「没有性高潮」的状态，激起对非日常空间的憧憬，并维持「以大义扼杀『私我』」的「企业大义」和「生产性逻辑」。因此，「那些按自己的想法活在每个当下，不寄望明天的可能性的人们，对统治者而言就是碍眼的存在。」[301]

在二○○四年的演讲中，田中这么说：「永田和田中的区别」在于「一言蔽之，我是个爱跟风的人，但永田却不是。」那么，「什么是跟风呢？就我个人的解释来说，就是一个忠于自己欲望、愿望和快乐的人。」[302]

在这场演讲中，田中这么主张：[303]「如果永田在毅然之余也能够说出，我也想戴耳环，戴着耳环去革命有什么不对的，那么或许在群马县山中的那些事就不会发生了。」「为了作为革命战士参加男性的革命，配戴耳环是不被允许的。但自己就是一个想戴耳环的女人。永田不得不率先排除的，不就是戴了耳环的女人吗？因为戴耳环的女人，就是另一个自己。」

然而，如前章所述，由于涂口红、戴耳环、穿喇叭裤等理由而遭受私刑的，在十二名私刑死者中顶多只有三到四人。此外，永田在与田中的接触中，受到了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解放思想有误，并一面写下了《十六的墓碑》等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永田反省地写下，自己为了维系组织而没有开口说出自己遭到了川岛豪强姦一事，以及曾责备大槻节子还与逃离组织的前男友维持关系是错误的等等。然而，永田并未写下她自己也想要戴耳环。

如果田中真的想了解联合赤军事件的实际情况，先不说如果是在一九七二年，可能还只有不完整的报导资讯，但在各种回忆录都已经出版的二○○四年，她应该可以确认上述的情况是否属实。然而，田中是个比起实地调查，更忠于自己的「直觉感受」的人。

而田中否定的「禁慾主义」与「大义」，并非仅限于「革命大义」。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这么描述：[304]「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幻想下，我们不断被灌输着为了大家、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观，从而变得连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能浪费哪怕是一点点自我满足。」

从这里可以读出，田中的禁慾主义和伦理意识，不仅仅源于她个人的「认真」，还有部分养成自战后的民主教育。正如笔者在先着《「民主」与「爱国」》中所详述的，战败后到一九六○年代前半的教育和文化，倾向于批判追求个人欲望而不顾他人的态度，「众人一步，胜过一人百步」的话语就是箇中象徵。

在经济高度成长之前贫富差距巨大的日本社会，很直接地接受了这种伦理观。田中和婴儿潮世代在经济高度成长前度过了童年，因此有不少人都有过周遭有付不起学校午餐费的朋友、大人无法帮自己添购文具等类似的经验，而教师们也常说着「不要变成自私自利的人」。

田中之所以说「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幻想下，我们不断被灌输着为了大家、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可以说，田中不仅否定了「革命大义」，还否定了战后民主教育中「为了大家」的伦理观念，并主张忠于自己的欲望。

然后，对于战后民主教育理念的否定，在批评「战后民主主义」为虚妄的风潮中被付诸实行。田中也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以「经济动物们将自己土地上的女人们视为厕所替代品的状况，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幻想的死角中逐渐扩展。尽管外皮不同，内馅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生产性逻辑与企业利润取代了神国日本的大义，成为了被侍奉的对象而已」[305]，批判了「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

可以说，田中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正当化忠实于自身欲望这个行为的逻辑框架的——组装作业的最后工程。婴儿潮世代由于被教化了民主教育伦理，并成长于经济高度成长前的贫困社会，因此他们对经济高度成长期出现的大众消费社会，抱持着同时具有憧憬和反感的矛盾情结。他们一边跳着阿哥哥舞，一边却高唱着「反对产学合作」，就是此种矛盾情结的体现。

然而，战后民主教育中「为了大家」的伦理观念，早已在全共斗和新左翼运动中，被断定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在此之上，田中对于否定了「战后民主主义」的全共斗与新左翼的严格主义和「革命大义」也进行了否定。至此，应该已经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为了品尝大众消费社会果实而忠于自己欲望之行为的伦理观念了。

然而，田中并非直接肯定大众消费社会。她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阐述：[306]「奴隶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填补生命的不完全燃烧与潜在的饥饿感，而向『资生堂』、『Sony』和『日产』等寻求救赎。」

换言之，当时的田中认为购买消费品，也是为了掩饰「没有性高潮」和「并未活着的实感」的「非日常幻想」的一部分。然而，她埋葬「革命大义」并主张以「私我」为优先，可能带来了超乎她预想的效果。《致生命中的女性们》出版的一九七二年前后，与六○年代后期不同，年轻的运动者们就算想要抗拒大众消费社会，在感性上也还是会受到大众消费社会的吸引。

生于一九五○年的运动者高桥源一郎，当时为横滨国立大学学生，并有认识的人参与了联合赤军。他在二○○三年表示：「比我们高差不多两个年级的人，差不多都是无可救药的率直左翼，低一个年级则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已经变成消费社会化的左翼了。」这在第一章已经提过。高桥在二○○八年如此回忆七○年代初期，[307]「身体有一半是非政治性的。越是参与政治运动，剩下的一半就越抗拒。白天如果去了游行，晚上不听爵士乐的话就无法平静。整个人就这样被撕裂开来。」

上野千鹤子也在二○○三年提到，[308]「『anan』（アンアン）杂志创刊于一九七○年，然而有报导指出，某个当秘密联络人的女孩在被逮捕时拿着『anan』杂志，身穿长版及踝大衣和迷你裙。」「那种消费社会的感性〔和六○年代〕有所不同」。学生运动者的感性起了变化，和领导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学斗争运动的大口昭彦，那种身穿立领学生制服、拥有剑道三段的「硬派」运动者已经不一样了。

就算在运动现场，到了七○年代左右，与大众消费文化相互混杂的情况也已经愈形深化。根据参与反歧视运动团体「偶蹄之会」的中野正夫所述，「偶蹄之会」以津村乔等早大反战联合的成员和几位认真的运动者为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准备进入戏剧圈的新人、不再是运动者的游手好闲人士、整天钓女人的男子、摄影师、杂志头版撰稿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309]不再是第一章所描述的运动者和嬉皮泾渭分明的时代，而是持续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全面渗透。

接着，田中在一九七二年否定了「革命大义」，声称联合赤军事件是否定了「私我」的新左翼严格主义的必然结果。田中的这个行为也反映了时代的潮流。

自一九五三年以来，统计数理研究所每五年会进行一次国民意识调查，其中一项为「与自己的感受相近的生活方式」。[310]选项中包括了「不考虑金钱与名誉，过着符合自己兴趣的生活（兴趣）」、「不操心地过着每一天（安乐）」、「拼命工作变得富有（财产）」、「排除世间不公正的事情，过着无比清廉正直的生活（清廉）」、「不考虑个人的事情，为了社会奉献一切的生活（社会）」、「认真唸书，提升名誉（名誉）」等。

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在一九八○年的着作中指出，上述的五个选项中，「财产」和「名誉」并未显示出太大的时代变化，并且将「兴趣」和「安乐」命名为「『私生活』取向」，而「清廉」和「社会」则归为「『公』取向」，并分析这两者的总体变化。

其结果如下：在一九五三年调查开始时，「『公』取向」占三十九％，而「『私生活』取向」占十六％，显示「『公』取向」占优势。然而，到了经济高度成长开始的一九五八年发生了逆转，「『公』取向」为二十九％，而「『私生活』取向」则提高至四十五％。接着，到了一九六八年，「『公』取向」为二十三％，而「『私生活』取向」为五十二％。接着到了一九七三年，「『公』取向」为十六％，而「『私生活』取向」则为六十二％，「『公』取向」的持续下降和「『私生活』取向」的优势变得更加显着。

正如前述，像是因山崎博昭的死亡而感动，从而参与全共斗运动的年轻人一样，具有社会性取向的年轻人，即便在一九六八年也不是多数派，大学里的全共斗运动参加者及同情者最多仅占二成。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六八年的调查中，选择回答「『公』取向」的人，占比为二十三％，几乎与大学里全共斗运动相关人士的比例相同。

当然，全共斗运动不是一种压抑「私我」来全力奉献于「公共」的运动，而是认为自我的变革将会带动社会变革的，符合「自我世代」风格的运动，尽管如此，这之中仍然包含了社会性的取向。然而，随着经济高度成长的进一步发展、全共斗运动的失败、新左翼运动的挫折，以及联合赤军事件的发生等，「为了社会」的这种「『公』取向」的衰败，以及「『私生活』取向」的优势已变得难以撼动。

一九七二年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里主张的观点，与上述的时代潮流一致。尽管田中并非直接肯定大众消费社会，也或许她的欲望肯定论只是为了否定她自己禁慾的性格而做出的反讽，但她的话语的确可能成为促进时代趋势的催化剂。而且更重要的是，抱持着与田中相似的对于联合赤军的看法，从而退出运动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田中澈底地批判了以新左翼为代表的，将社会运动优先于私生活的做法。她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写道：「女性的解放，就是从视殉死为良善的心理构造中解放出来」，「因此，为了运动放弃男人与孩子的想法，实在是让人敬谢不敏。」对于试图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赌在运动上的人们，她说：「对于那些始终执着于革命性非日常幻想的男人们，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家伙自己去死吧！」[311]

随后，田中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开设了女性解放新宿中心，致力于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的运动等。但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她抛下了「名为『运动』的衬衫」前往墨西哥。失去身为主干的田中，并早已在共同生活和运动中疲惫不堪的中心剩余成员们，停止了共同生活，以轮班驻守的方式维持中心的营运。

然而，到了一九七七年五月，终于筋疲力竭的成员们宣布了「女性解放新宿中心的休馆致意」。在其中这么说：[312]

「除了最一开始的『二十四小时万事谘询』业务之外，还有『避孕．堕胎．生产谘询』、讨论会、示威游行和集会、合宿、音乐剧演出，等等等等……真的是持续繁忙的每一天。这段期间，中心的营运就算只看经济面，每个月平均也需要花费三十万日圆，我们靠着《女性解放新闻》的订购捐款、贩售宣传手册而来的收入和自掏腰包的钱等等让中心持续营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们做得真的很不错。」「当有五个人的时候，三个人去打工；当有七个人的时候，四个人去打工。用着这些钱一面维持生计，一面专心致力于运动的每一天。」「当成员的平均年龄逼近花漾三十的此刻，还想要像以前一样靠着体力硬撑下去，已经不是肯定与否，而是个实际上无法达成的现实了。」

这份「致意」的文末，宣布了中心将暂时休馆一年，并表示「将来希望能带着更深厚的知识与具体性，与大家一起重新开馆」。然而，最终中心并未重新开放。

在一九七○年「思想集团S．E．X」创立时即参加其中，并一直留在女性解放新宿中心持续活动直至最后一刻的成员米津知子，对西村光子述说了休馆时自己的心境：[313]

当女性解放中心在经济上穷途末路、自己的身体也快撑不下去、美津小姐等人也去了墨西哥，我也认为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的那段时间，在提出要关闭女性解放中心时，有人跑来说，请不要让它结束。那个人说自己一直保存着报纸上关于女性解放中心的记事，想着哪天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就到这里来，所以才请我们不要结束。然而，我在听到这句话时忍不住哭了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妳来捐款帮助我不是很好吗？当然有很多人捐款和一起帮忙，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如果是在我们力气用尽时帮助我们，说要一起努力继续运作下去的话倒还能理解，但如果只是嘴巴上说着要我们继续下去，我想是办不到的。我曾经一度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我们已经累了啊，谁来做点什么吧，光是叫我们继续下去是办不到的。

米津是一位在一九九六年的座谈会上说「如果是在战争时期，我大概会是一个出色的军国少女吧」的「认真」女性。[314]

就这样，在女性解放新宿中心关闭后，田中为了学习东方医学而回国。后续她也一直主张自己并没有抛弃女性解放运动。而因为津村乔不是在日朝鲜人，因此他离开运动转而学习太极拳和自然饮食被视为放弃运动。然而，或许也与田中身为女性有关，她主张，不管是当针灸师还是学习东方医学，只要自己还活着且持续活动，那就是「我的女性解放运动」。

一九八三年，表现出田中这般意向的着作《不论身处何方，都是女性解放运动者》出版。这本书汇集了从七○年代至八○年代初期田中零碎撰写的文章。在书的后记中，田中写道：[315]

「真是吵死了。说什么田中来参加了集会却没有参与示威游行、还是说什么只顾着带小孩，都不参与运动等等之类的。」「白痴吗？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才叫运动吗？一旦成为女性解放运动者，不管在哪里都是女性解放运动者。」「现在好像变成了『不来参加集会吗？你这个非国民！』的这种感觉。」「只顾着带小孩有什么不对！」「只顾着与男人相处有什么不对！」「只顾着自己的事情有什么不对！」

在这本书出版的一九八三年，年轻人们反叛的季节已经完全结束。而这一年，浅田彰的《构造与力》出版且登上畅销书，这也是「新学院派」（New Academism）一词流行起来的一年。

在这个时期，前法政大学全共斗的纟井重里身为西武百货等企业的广告文案创作者而驰名、以前新宿高中全共斗的坂本龙一为首组成的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迎来了巅峰期，而前京大全共斗的上野千鹤子在一九八二年以《性感女孩大研究》一书出道。这一代人已经不再像是六○年代那样只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变成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大为活跃着的时代开始了。

299.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七八。↺

300.同上书页二七九。 ↺

301.同上书页二六二。↺

302.前揭〈〈リブという革命〉がひらいたもの〉页二七六。↺

303.同上演讲页二八四。↺

304.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八四。↺

305.同上书页二六七。↺

306.同上书页二六一。↺

307.高桥源一郎、渋谷阳一〈今、论じることは〉（《朝日新闻》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308.上野、加纳前揭〈フェミニズムと暴力〉页八。↺

309.中野前揭（第四章）《ゲバルト时代》页一九六。↺

310.以下关于民意调查的分析出自日高六郎《戦后思想を考える》（岩波新书，一九八○年）页七九—八○。↺

311.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三五一、二八一。↺

312.女性解放新宿中心成员一同〈リブ新宿センター休馆のごあいさつ〉（初出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收录于沟口、佐伯、三木编前揭〔第十七章〕《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II》）页三八、三九。↺

313.西村前揭《女リたちブの共コレ同クテ体ィブ》页四一。↺

314.前揭座谈会〈リブセンをたぐり寄せてみる〉页二二二。↺

315.田中前揭《何処にいようと、りぶりあん》页二八一、二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