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接续前章，描写东大斗争的后期到末期。这段过程决定了全共斗运动之后的风格。

当共产党介入东大斗争的同时，文部省一方也开始着手处理频繁发生的大学斗争。

首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与七日，文部省举行国立大学学生部长会议，包含东大在内共有七十五所大学的学生部长参与，共商校园纷争对策。此会议上，文部省确定如下方针：（一）学生只能有限度地参与大学经营；（二）不应回应学生所谓的「大众团交」；（三）拒绝上课（罢课）引起的留级问题，不应轻易准许学生毕业、升级；（四）为防备纷争的激化与扩大，各大学间应加强联络。[1]

文部省特别感到警戒的是设置协议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富山大学经济学部在关于教授人事上成立了反映学生意见的协议会。文部省批评此做法，并确立如下方针：「没有行政责任的学生不得参与教授人事、教育内容、使用国家预算的大学预算等行政事务。」[2]

此外，当时的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针对文学部长林健太郎遭软禁团交一事，于八日指责「学生所谓的大众团交仅是单方面压迫对方，此事已甚为清楚」，「这种行径完全不尊重人权、不尊重生命」，并提及「普通学生在想什么，希望大家能努力站出来」，表达对「普通学生」的期待[3]。滩尾文部大臣于十一月十一日更进一步表示，「如果〔全共斗〕做出封锁全校的举动，那么我们也不得不封锁东大。」[4]

接任滩尾成为文部大臣的坂田道太针对东大问题提出如下见解[5]：民青提倡组成教授、职员、学生握有同等权利的协议会，而全共斗主张「必须澈底破坏这个社会」，「破坏之后并无任何计画，但届时一定会订出计画」。对于全共斗的无端暴力，民青与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共鸣，但实施大规模处理或引入警队时却出现「过敏反应」，「发生全校罢课的状况」。因此，「学生应确切掌握自己究竟所思为何？所求为何？对当局有何期待？」，「据此在校内孤立别有政治意图的学生。」

上述发言的旨趣，在于排除全共斗并积极与普通学生交涉，持续拒绝民青提倡的协议会，以及孤立全共斗。从结果而言，在此方针下东大斗争迈向了终结。

有如与文部省措施同步般，大众媒体上也把全共斗派学生称为「暴力学生」、「激进派学生」，把未加入全共斗或新左翼党派的学生称为「普通学生」。东大全共斗派的小册子上对此指出[6]：「『普通学生』一词被频繁使用，我们之中也有学生表示『我也是普通学生啊……』。」

另一方面，十一月一日大河内校长辞职与各学部长更迭，十一月四日由法学部长加藤一郎就任代理校长，开始收拾事态。

加藤新执行部的卖点在于「年轻」。学部长平均年龄五十．八岁，较之前学部长的平均年龄小六岁。此人事更新的背景因素中，除了如某教授所言「在现阶段，谁也不想担任校长啊」之外，加藤的就任也被认为「出乎意料」，于是新执行部积极展开与学生的接触[7]。

与大河内相较，加藤一郎是个大块头且活跃的人物。一九六八年七月留美归国不久的加藤，仔细阅读过校内的传单与立牌看板后，于十一月十六日进入安田讲堂，与东大全共斗约定于十八日假安田讲堂「公开初步磋商」[8]。当时的报导称，「东大採访班记者们认为，教授们『终于在进入十一月后』真正表现出认真的态度。」[9]

只是，即便执行部年轻化，但只要大学的结构未有改变，仍难以提出迅速的解决方法。学生方有许多事项希望透过与代理校长和学部长等进行团交，寻求立即回覆，但东大的制度上，必须透过各部教授会、学部长会议、评议会的决议，否则无法决定校方的意见。

例如十一月九日，与工学部新部长团交之际，全共斗方宣言「这个大会不是教授们与学生对话的会议，至多只是要求前执行部自我批评，以及搞清新执行部今后态度的会议而已」，并追问对于七项诉求的回应究竟为「是」或「否」。当时面对学生的叫嚣而火大的新学部长回应道，「你们这些家伙，我可不是希特勒啊，如果是希特勒，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出承诺，自己实施，可是你们的要求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啊。所谓大学这种组织呢……。」[10]

关于这点，已辞职的大河内校长也採取同样态度。大河内只有在引入机动队一事上专断独行，但之后的对策不断处于落后与下风，他如此说明理由[11]：「如果是公司的社长可以专断独行，要求员工这样做、那样做。然而，东大校长却完全没有那种权限，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商讨之后才能决定。校长只能遵循讨论后决定的事宜，说难听点，就类似一个听令的机器人。」

教养学部的助教授增田义郎表示，「这么说好像在说反话，不过本次纷争之所以如此难以解决，原因之一就是教师方的机构与安排太过民主化。」增田称，因战后的民主化，东大也大量增加委员会与各种会议，「无论校长或学部长，只是担任统筹意见的角色，完全不能有专断独行的举止。」同时，「这种民主式组织的内部，依旧垂悬着旧帝大时期『告示』、『学部细则』般陈旧感觉的阑尾」，这便是当时东大的状况[12]。

所谓的东大，经歷战后民主化与经济高度成长下的巨型化后，仍在各处保留了往昔体制。增田说道，「如果东大这个组织从头到脚都保持着封建、旧式的时代错误体制，那么问题就不会如此复杂？」[13]的确，在古田会长拥有绝对权力的日大，九月三十日大众团交时，古田专断地迅速答应日大全共斗的要求，所以事态并未发展到东大的状况。

后述十一月十八日加藤代理校长与东大全共斗的「初步磋商」亦是如此，全共斗方宣布此次见面是「大众团交」，胁迫大学接受七项诉求并进行自我批评。与此相对，加藤将此次见面称为「初步磋商」，一直坚持「教授方仍在推动意见汇整的程序」，「尚非陈述结论的阶段。」[14]而看在全共斗眼中，这不过是种不诚实的遁辞。

因此，东大全共斗对「年轻化」的执行部并不抱期待。早在七月的座谈会上，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们即如此说明[15]：在行会般的研究室中，担任老闆的年长教授是个问题，但「比较年轻的老闆也有问题。这些人将战后科学推向前沿，但许多人都是留美归来，这种经歷往往可看出他们执着美式理性主义，要求资料至上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在科学至上主义之下，追求资料之际，非人性的要素逐渐膨胀，随之大学也就迈向非人性化、追求理性化的状态。」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把加藤新执行部视为「年轻老闆」的集团。

加藤新执行部在十一月十日的评议会上唿吁「全校集会」，隔天十一月十一日召开的教授集会上，号称「〔六○年〕安保斗争以来」聚集最多教授的会议，共有约五百名教师参与。但，最终一百五十名戴头盔模样的全共斗派学生还是来到会场，约只留下二十名教授与学生讨论，其余教授则先回去。某教授对新闻记者表示，「今天是教授方的集会，但会议流会了，自然大家都离开。就算学生想对话也得遵照规矩，与不打算遵照规矩的学生既无法对话，也没有对话的必要。」[16]

如前一章所述，十一月十一日东大全共斗与大学当局的交涉到期，确定朝封锁全校的方针迈进。助教共斗在九月底提出的诉求即主张「大学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代言者而发挥功能，与为反抗这种大学而战斗、欲确立自身权力的学生诸君之间出现对立，而这是种基础的、根本的对立，绝对无法透过对话或妥协来解决。」[17]

依循这样的路线，十一月十一日东大的学生解放战线（前社学同ML派）大声疾唿「〔加藤新执行部〕只把『对话』当作一面看板，这样的做法反而更具欺骗性」，「已经到了无法跟当局『对话』 或『交涉』的状态」，「依靠我们的力量澈底击垮当局！迈向全校街垒封锁，进击！！」[18]全斗联也在十一月十二日的诉求中主张「击杀摩拳擦掌企图靠权力扼杀我们运动的加藤『新』体制！」[19]

然而，十一月十二日东大全共斗的综合图书馆封锁行动遭共产党行动队阻止后，态度出现了大转弯，同意十八日与加藤执行部「公开初步磋商」。理学部罢课实行委员长岛泰三如此回忆[20]：「在这个时期，宛如走上与过往完全相反的路线，全共斗愿意接受与大学当局『公开初步磋商』。」「全共斗最底部的运动者搞不太清楚状况，只觉得全共斗干部联合与各党派干部联合似乎在盘算着些什么，又或者，十二日综合图书馆的战役失败，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不喜欢杂务而从未参加全共斗代表会议的岛泰三似乎不知道，此时期的全共斗正陷入危机。如前章所述，十一月十一日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上刊登关于大学问题的评论，明确表达共产党将介入东大斗争的态度。十二日综合图书馆封锁遭共产党行动队阻止，更加深人们对共产党决定性的印象。据《朝日Journal》记者且与东大全共斗相当亲近的宇佐美承的说法，因为此事「全共斗」陷入「最大的危机」[21]。

据宇佐美称，「想要续命只有两个策略」，一个是「抵抗日共派，集结新左翼党派。」此策略与引入其他大学的支援部队，以及后述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东大、日大斗争联合集会有所关联。另一个是「揪出加藤代理校长进行团交。」[22]

这两个「续命法」并非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在日大斗争时，因一九六八年九月与机动队攻防战时消耗太大，日大全共斗内部也讨论过是要对大学当局提出大众团交，或者引入新左翼党派支援部队作为解决方案。在东大，这种事态较日大更迟了两个月，可说与民青发生的冲突正是引发此状态的契机。

实际上，一九六九年东大全共斗编纂的《在堡垒上打造我们的世界》中有如此纪录[23]：「曾论定与大学当局没有谈判余地的全共斗，之所以会答应谈判，是因他们自觉到与民青的权力关系中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十六日加藤代理校长与东大全共斗约定十八日举行初步磋商后，前往理学部校舍与民青派的「统一代表团准备会」见面。前述十一月十一日的《赤旗》评论中，认为全共斗主张的「大众团交」是「一部分的托洛斯基分子主张绝对只能採取这种方式，这与只主张『直接民主主义』、否定代议制民主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见解相通。」[24]原本民青方就主张应由各学部选出统一代表团与校方折冲、谈判，并无变成「拷问」式大众团交之虞。

然而较全共斗更晚进行交涉的民青方质疑，「加藤代理校长为何推进与暴力集团全共斗的对话？」[25]十一月十六日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的诉求中主张，「解散暴力团体独断成立的『全学共斗会议』」，「作为真正的学生代表，我们强烈要求大学当局绝对不可与不具任何资格的托洛斯基分子暴力集团（『全共斗』一派）谈判。」[26]但加藤代理校长决定与东大全共斗并行，也与「统一代表团准备会」约定十九日举行公开初步磋商。

如前章所述，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是在共产党的指示下突然成立，不过也聚集了一定数量讨厌全共斗激进化的普通学生支持。一九六九年初与大野明男的对谈上，大野询问「民主化行动委员会中，有多少非民青同盟成员的人？」与他对谈的研究生增山明夫回答「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不过应该超过半数吧。」[27]

实际上，《世界》杂志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的东大学生问卷调查（回收率五十八％）中，也显示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者中，支持共产党比例为五十七．八％。这在大学生对社共支持率很高的当时，数量也算相当多，不过也可看出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者并未与共产党支持者完全重合[28]。

此时，东大全共斗对同时与民青进行谈判的加藤代理校长提出抗议。东大全共斗主张自身为全校唯一的代表团体，校方只能与全共斗展开大众团交。全斗联于十一月十八日的诉求中主张「日共、民青与当局勾结、沆瀣一气，打算收拾斗争事态」，「此时正应当澈底追究『新执行部』的责任！」[29]

与加藤代理校长预定进行公开初步磋商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七日，校外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陆续集结到安田讲堂。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与日大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举行共同记者会，宣布二十二日两个全共斗将于安田讲堂前举办声援集会，此外也有大量各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将前来参加[30]。东大全共斗同时着手与大学当局重新展开交涉，以及仰赖新左翼党派支援的两种「续命法」。

到了十八日下午两点，加藤代理校长在安田讲堂举行「公开初步磋商」。安田讲堂中聚集了约三千五百名学生，无法挤入的学生与教职员则在外倾听为此特别设置的扩音器。针对七项诉求，校方已经几乎确定接受「完全撤销文学部惩处」之外的六项。而在文学部，也已于九月七日公告解除对该遭停学学生的惩处，此时若还坚持要求校方承诺「完全撤销」也仅具象徵性的意义，等于迫使校方自我批评[31]。

但全共斗方始终要求加藤代理校长全数接受七项诉求。加藤代理校长表示这个场合仅是初步磋商，不将意见带回评议会无法得出结论，并希望能站在「更广泛的立场」重新考量文学部惩处，但全共斗方毫不退让。如此来回对话持续了约五个小时，之后全共斗方咒骂加藤「完全都没说自己的意见」，「全都在避重就轻」，「没有认真回应」，单方面地宣布集会结束，并一齐叫喊「滚回去！滚回去！」将加藤赶出安田讲堂[32]。

以硬汉形象闻名的加藤代理校长还对新闻记者团表示，「学生一起喊『滚回去！滚回去！』，只是在说再见而已」，留下尚有空间的态度[33]。东大全共斗此时仍有可能以大部分的诉求获得接受而宣布斗争胜利，但他们却自行斩断了与校方继续折冲的这条续命法。

根据大原纪美子的手记，与加藤代理校长初步磋商决裂的当夜，重新开放了安田讲堂内数间之前封锁的房间，分配给各新左翼党派与斗争委员会[34]。全共斗方已忽视占领当初不碰安田讲堂内设施的原则，摆出与校方全面对决的态度。

十一月十八日，加藤代理校长答应七项诉求中的六项，提议重新审视剩下的「完全撤销文学部惩处」。第十章提及的都市工学科助教授川上秀光评价，「从过往的学生运动来看，这完全称得上跌破眼镜的划时代大胜利。」[35]

然而，东大全共斗却拒绝这么看待。当时东大教养学部助教授、政治学者的佐藤诚三郎于一九六九年六月的论文上指出「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行。」佐藤称，「一九六八年秋天几度出现得以光荣获胜的机会，全共斗却採取不接受任何妥协的僵化态度，轻易地让这些机会熘走。」[36]

确实当时东大全共斗在动员能力上明显较民青劣势，也丧失全校封锁的可能性，考量如此情势，接受加藤代理校长的提议，宣布实质上的「胜利宣言」，从政治上来看是更贤明的做法。事实上，斗争后全共斗运动者之间也传出「在十一月的阶段就该划下句点」的声音[37]。

只是，当时东大全共斗的欲求已发展到七项诉求不足以表达的程度。七月中旬决议的七项诉求，只是将当时各集团视为问题的要求，半分务实地加以罗列而已，其中既无「自我否定」，也无「大学解体」。

东大全共斗的成员对此也有自觉。一九六八年末，助教共斗的最首悟如此叙述[38]：「七项诉求乃运动之初，学生对镇压自治的抗议，作为一个争取受教权的学生权利扩大斗争，当然属于个别的改良斗争。」但九月时，东大这所菁英辈出的教育机构把质问自身当作斗争目的之际，「东大斗争在质量上已经达到飞跃性的提升。」

同为助教斗争成员的村尾行一也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如此叙述[39]：「原本聚焦『七项诉求』这种反惩处斗争的全共斗，其战斗也「『跨越』了『七项诉求』，『深化』成自省大学究竟是什么的战斗。」

若真是这样，或许在斗争目标转变之际，东大全共斗就应该废弃七项诉求并揭示新的要求。但如前章所见，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无力找出足以表达自身不满和不安的话语。

从结果来看，东大全共斗把七项诉求当作一种象徵，寄托他们无法表现的欲求，并不断执拗地要求校方全数接受这些要求。之后东大全共斗把校方是否全数接受七项诉求、进行自我批评的「接受七项诉求的态度」，及个别要求中无法完全表达的「七项诉求的精神」，当成自身疾唿的重点。

十一月以后的东大全共斗，开始主张七项诉求是逻辑一贯的要求。东大全共斗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的诉求中公开表示，「『七项诉求』具有一贯的内容……具有颠覆当局过往以来根基的内容。」[40]某无党派运动者主张，七项诉求「具有统一性，是立足于一贯逻辑上的要求，承认这些要求，就是整体承认这种逻辑」，「在否定一切大学既存性质的意义上，七项诉求乃最高纲领。」[41]

山本义隆也主张「把『七项诉求』定位为具有一贯逻辑，而该逻辑必须从原则上去否定作为既存机构的现存大学，我们提出的就是这样的理论。」[42]从这样的论述方式来看，七项诉求即为整体一贯的理论，部分接受没有任何意义。如此一来，东大全共斗拒绝校方接受六项的提议，主张必须全数接受。然而，无论如何阅读列出实际要求的七项诉求，似乎都读不出上述的主张，这使东大全共斗以外的人们十分难以理解。

但与其说，东大全共斗把七项诉求视为「一贯逻辑」，不如说是一种象徵，这在前章提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岛由纪夫参加的座谈会上已表露无遗。当时青医联成员表示「不接受诉求，即便进行团交也毫无意义。接受之际，也就是承认大众团交之际。」此时小出教养学部教授说道「那么，只要贴出全数接受七项诉求的告示就可以了吗？」全共斗的学生与研究生吼叫道「我们不要什么告示，告示什么东西，混蛋！」[43]

当时的《朝日Journal》解释这种态度「并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发想，不是只要以某种形式承认七项诉求就算胜利。」[44]如果七项诉求属于在政治上想获得的目标，那么校方接受六项诉求就应当是学生运动的「大胜利」。即便把七项诉求当作一个整体的逻辑，当校方提出全数接受的告示，也算充分达成目标。

但他们当下要求的，是在「大众团交」的场合，在万余学生面前让校方接受七项诉求，并道歉和自我批评。做到这点，大概他们所谓「接受七项诉求的态度」也就能获得满足。然而，即便可以办到这点，依旧无法填满他们无法以言语完整表现的心中的茫然、不满与不安，亦即无法满足所谓「七项诉求的精神」。东大法学部教授福田欢一针对七项诉求有如下叙述[45]：

首先，这象徵着年轻世代不必然有足够的能力，能将自身内在要求化为语言表达出来。……去年七月全共斗组成时，因应「当前局面下的具体目标」而设定的七项诉求，即便在当时也未必能充分表达学生的意见、欲求及心情。更何况其内容在逻辑上因卷入新左翼党派的各种情状而夹带不少杂质，以此作为大学改革的主张，本身就「眼光过于短浅」，无法完全涵盖暑假后四处奔流、不断升级的运动欲求。于是，七项诉求被添加上越来越多意义、追加诉求也不断变动，在毫无止境的状况下，或者就干脆主张「承认七项诉求乃对话的前提」，或者不得不主张「不是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重点在于接受的态度。」在大学应对迟缓的期间，因对方的「不作为」而让运动能量如堆雪人般累积，虽然这掩饰了逻辑上的无力与无理，但随着大学开始提出应对方法，他们也就错失了「宣布斗争终结」的良机，只能固执于以武力进行全校封锁的战术。要把在这种过程中出现的主张、行动全与七项诉求挂勾，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最终只能落到事后才主张其正当性的下场。如此一来，只能让人推测正因为失去足以表现欲求的话语，所以才让行使武力演变成最终的目的。

直到大河内校长辞职为止，因大学方面欠缺应对策略，掩盖了七项诉求的逻辑弱点，一路扩大了普通学生的支持。但当加藤代理校长回应接受七项诉求的大部分时，全共斗反而落入困境，只能走上没有逻辑的行使武力一途。

与福田持同样意见者不在少数。例如桐朋学园助教授北泽方邦写道，东大全共斗「除了七项诉求之外，他们提不出任何关于大学改革的知性愿景，而且在贯彻诉求的行动上，採取有违大学改革问题初衷且无意义的暴力型态，因此，东大纷争的『学生力量』几乎看不见……巴黎『五月革命』时展现出来作为『开端』的创造性愿景。」法政大学教授益田胜实也表示东大全共斗「自始至终执拗于七项诉求，即便途中飞跃成『粉碎东京帝国主义大学』的口号，仍旧无法为七项诉求赋予崭新、确切克服大学内在矛盾的提案，他们无法延伸、拓展这些要求，实在让人感到遗憾。」[46]

全共斗也有人察觉此点。例如安田讲堂攻防战后某经济学部的研究生如此写道[47]：「东大斗争从一开始就包含对现代社会与身在其中却毫无意见的自身进行批评，从根本否定自我的契机。」「但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共斗会议的思想侷限于七项诉求这种词不达意的表现，后续无法提出更尖锐的观点，补上更快的一刀。」

而且，七项诉求并未凝聚普通学生的支持。十一月的座谈会上，驹场的某学生表示，进入罢课时虽提出七项诉求，但「普通学生接受程度不佳，他们提出的诉求与普通学生太有距离感。」[48]确实，七项诉求罗列了各新左翼党派、全斗联、青医联运动者眼前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普通学生不满的源头，如改善量产型授课或改革讲座制等要求，一项也未纳入。

更进一步说，对全共斗的无党派激进派成员而言，七项诉求从斗争之初就不是目的。八月举行的座谈会上，全共斗的研究生们直截表明：「就我个人而言，对校方以及与之相连的体制方斗争时，提出什么诉求都行。如果专注于实现这些诉求，便无法与体制方展开全面性的对决。」「赞成。本次斗争的本质性目的，并不在各项诉求之中。」[49]

在七月的座谈会上，这些研究生与助教们直言设置协议会等的改良斗争，就是成为体制的「共犯」，将使运动断送在「民主式管理」上。他们在此座谈会上纷纷表示，「为了对抗那种改良斗争，我们必须给对手提出非常大的问题。最好提出体制方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我们的基本立场就是，现今应当继续说『不』。」「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提议，我们都得提升一个层级说『不』。」「在这层意义上，对校方的提议，我们必须一直说『不』。」[50]

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诉求是否获得实现，他们更看重为了「思想表现」、「夺回主体性」而在斗争中获得充实感的「确立主体性」。十一月二十二日助教共斗提出的唿吁即表示「我们……不是为了斗争而活。而完全是为了活着才进行斗争。」[51]

如果目的是在斗争中「确立主体性」，诉求不过是一种权宜说法，只要提出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让斗争得以持续即可。因此当校方表示实际上可以接受七项诉求时，东大全共斗又提出「接受七项诉求的态度」、「七项诉求的精神」，不断说「不」以持续斗争。

如前章所述，东大斗争的特异性质在于，过往大学斗争以实现诉求为主要目的，从中获得活着的充实感或「确立主体性」不过是副产品，但在东大斗争中却成了主要目标。因而说明具体要求的七项诉求，成了表现斗争意志的象徵。这种「为了斗争而斗争」的倾向，如上述从七月座谈会发言便已出现，不过在校方提出实际上愿意接受七项诉求的十一月之后，表现得更加明确。

政治学者高畠通敏于一九六九年一月针对东大斗争的评论中如此写道[52]：

东大全共斗的七项诉求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学生参与经营或如何改造东大的具体计画。即便文学部问题已撤销，仍迫切要求取消惩处，这表明斗争目标的象徵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他们认知到採取这种路线时，伴随着敌方让步而取得部分胜利，其实与堕入败北仅有一线之隔。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高举全面胜利的印象，透过个别的──有可能的话要尽量困难的──战斗，来确立革命性的主体。他们在大学社群内感受到的心理上的疏离，无法透过社团活动或与教师「对话」获得解决。因为他们意识到更「存在性」的东西，所以藉由与教师对决的「决斗」，或者全面拒绝尝试「对话」的教师，加上自己在以身涉险中与同志的深刻交心，方能疗癒这种心境。

透过斗争的自我实现，有时也以自主管理大学，形成公社的形式展现。十一月十一日东大全共斗派的社会学科研究所自治会斗争委员会传单中主张，「所谓『真正的大学自治』，就是建构颠覆现行体制的大学」，「透过毅然封锁执行全校自主管理！！」「迈向全校成为公社的愿景！！」[53]

与此同时，民青批评东大全共斗的这种态度根本不切实际。当时民青掌控的驹场宿舍之宿舍委员会在九月二十日的传单中如此主张[54]：

「想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关于这点，〔全共斗派的〕『罢课实行委』诸君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形象。粉碎设置协议会！粉碎七者协！粉碎什么什么！只会唿喊打倒，但反对之后到底要创造什么，完全没有说明。」「他们一部分的『进步分子』公开宣称的就是这种状况，封锁安田讲堂、封锁医学部本馆，接着封锁医院、封锁驹场办公室，接着再度升级成全校封锁＝自主管理，这一连串的封锁战术就是如此。他们有一部分人更进一步说，要使事态更为发展，让『东大全校成为解放区！！』然而……这种构想有多梦幻、有多不实际、有多背离时代，应是一目瞭然的。而他们的这种愿景，因掌权方直接统管大学、引入机动队而给了他们藉口，但此愿景却是将东大斗争引向『革命性』败北的、全无展望的方针，与学生、宿舍生的利益站在对立面，这委实再清楚不过。」

此传单这样描述与东大全共斗相异的大学观点：「『罢课实行委』的诸君主张，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大学是教育工厂，不过是基于资本家的要求，完全遵照他们的意志不断生产劳动力。所以他们主张，藉由瘫痪大学的教育功能，进行罢课，亦即让教育工厂停工，就是他们的战斗。」「他们认定教授是教育工厂的一种职务，基本上与我们学生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如同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学习进而写下《资本论》般，当前体制的大学仍有值得学习之处，从事为人民服务的研究仍属可行，因此什么「否定学习就是战斗」根本就是胡扯。何况校内还有民主派的教授，理应与他们联手打造统一战线，进行东大改革[55]。

对此，东大全共斗批评在现行体制下进行研究或钻研学问，就是被编制入体制内，「民主式的研究」、「民主派的教授」不过是妄想，民青的协议会设置案乃「改良主义」，等同于总评的春斗要求调薪，不过是种「获取主义」。十月全共斗提出的传单主张[56]：

「无论再怎么『民主』的教授，只要身处现行大学管理机构的『教授会』中，作为其中一员活动，也只能在底层贯彻垄断〔资本〕的教育政策。」「对于民青获取主义规范出来的『斗争成果』，在客体化后成为一种路线的状况，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在全面革新战斗主体上，他们澈底缺乏形成战斗主体的契机，藉由『获取制度斗争』而取得的制度，在当今国垄资〔国家垄断资本〕的强大统合力面前，根本毫无抵抗能力。」

而民青则认为，全共斗的「七项诉求本身是罗列眼前的、改良式的要求」，不过是「当局容易接受的要求」，较设置协议会等四项诉求拙劣，批评那不过是在弥补全共斗战术过于激进的缺失。十月的民青派传单上批全共斗「只是把战术升级」，一直「藉着华丽的行动矮化斗争」[57]。

上述一来一往的批评可以看出，东大全共斗与民青的斗争观念是如何南辕北辙。对东大全共斗而言，重要的是「形成斗争主体」，而民青提倡的设置协议会等要求，则反映在现行体制内追求「改良主义」、「获取主义」。但民青认为全共斗毫无愿景，只一味让斗争更加激进，藉此弥补缺乏愿景的缺失。

而民青认为所谓的运动，即是考量政治上的效果与敌我间的力量，取得能被实现的具体成果。亦即民青把运动视为「政治」来推动。但对东大全共斗而言，运动乃「思想表现」、「确立主体性」，并非取得某种具体目标的「获取主义」，从而亦非「政治」。

如前所述，当时的《朝日Journal》把东大全共斗说成是「缺乏政治发想的」集团。一九六八年九月发出的全共斗派小册子中，把「『政治』理论」称为「外在理论」，并指出「从中脱离有多重要。」[58]当时某教养学部的学生也记下，透过妥协与实现部分要求来结束斗争的做法，被全共斗无党派的学生「称为『政治主义』且有遭厌恶」的倾向[59]。

东大全共斗的这种状态与过往大学斗争当然不同，甚至与日大全共斗也存在相当差异。在日大，因校内的压迫显着，属于为了获胜取得具体成果的「政治」斗争。因此，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的大众团交上，古田会长等人若能同意要求，他们便会感到满意，也未出现如东大斗争中的「获取主义」、「改良主义」等指责声浪。如果隔天佐藤总理也没介入，那么日大斗争极可能如第七章所述的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大斗争般，以学生方获得全面胜利告终。

会有这些相异之处，可思考几个理由。第一，日大斗争中，全共斗议长秋田明大清楚表示自己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我也搞不太懂」；与此相较，东大斗争则由概念倾向很强的研究生与助教担任引导任务。第二，东大虽然存在讲座制的弊端，但其压抑较日大为少，因此比起改良校内制度或实现具体要求，更把焦点移向「形成主体」这种「自我追寻」上。第三，因东大全共斗与追求校内民主化及改良校内制度的民青彼此对抗，故也从初期提倡参与大学经营转向拒绝参与经营及改良校内制度。

如此一来，东大全共斗与民青究竟谁「正确」，因基准不同，其实无法判断。大致来说，东大全共斗的态度看在「大人」眼中，就是乳臭未干的感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担任东大全共斗学生座谈会司仪的精神科医师滩．稻田表示，他们「如果有一个摧毁东大便能改革日本学生的计画，那就太好了」，「但知道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计画时，真是令人沮丧，并让人留下他们并非革命家的印象。」[60]确实，既无具体计画，又热中于追求「形成主体」的模样，看在「大人」眼中恐怕绝不像「革命家」。

追求「形成主体」、对一切制度改良或大学当局的提案都说「不」的东大全共斗，把民青提倡的大学「民主化」、「现代化」以及更进一步的「民主主义」都视为他们厌恶的对象。运动早期可举前述七月研究生们的座谈会上，他们把设置协议会批评为「民主式管理」为例。

到了九月，这种论调更为增加。理学部斗争委员会于九月十六日的传单上写道，医学部斗争是在与「以『现代化』、『合理化』形式登场的医师登录制度」抗争，认为「引入机动队绝非对『大学自治』或『大学民主主义』的镇压」，批评「八．一○告示中包含着学生『参与』的『现代化』学生管控。」[61]九月二十日教养学部罢课实行委员会的传单也主张，「在教育学部试行学生运动对策＝让学生参与大学经营而强化管理控制。我们不可忽略躲在『民主』背后的攻击」，唿吁反击「以『民主』、『现代』为幌子的国大协路线、产学合作路线的攻击。」[62]

但如前章所述，九月十七日今村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表示「正在思考东大整体能如何转变为民主主义的国民性格。」东大全共斗的文宣品上对「民主主义」、「民主化」、「现代化」的批评变成家常便饭，大概始于民青以「大学民主化」与全共斗展开对抗，亦即这种结构完全形成的十月后半左右才开始。十月下旬的全共斗派诉求中主张「打破遵循校内统治现代化、合理化的『民主化』路线、设置协议会的幻想」，「『封建』＝『恶』；『现代化』＝『善』的结构，我们该毫无批判地接受吗？」等，而这种倾向在东大全共斗内迅速扩散[63]。

在日大，这种倾向在后述十一月二十二日「东大、日大斗争胜利全国总誓师集会」，亦即日大全共斗受东大全共斗的影响之前，并不明显。在那之前日大全共斗的口号是「大学民主化」。日大远比东大有更多「不民主」的压迫，在东大全共斗中遭学生嫌恶的「民主的教授」、「进步的文化人」遭日大当局驱逐而不存在，加上日大的民青势力弱小，毋宁是站在支援全共斗的一方，这些条件造成日大全共斗的状况。换言之，东大全共斗的斗争型态与论调，是在东大特殊的校园情况下方得发生。

在东大加速这种倾向的，正是加藤执行部的登场。如前所述，东大全共斗的研究生们从七日开始主张「年轻的老闆」依据「美式理性主义」与「科学至上主义」将大学「非人性化、理性化」。接着东大全共斗将加藤执行部指为「现代派」，主张「粉碎『现代派』收拾事态」[64]。

第十四章将会详述，对「现代主义」、「民主主义」的批评始于二战结束前，由共产党周围的左派论坛提倡，并非东大全共斗所创。而东大全共斗的「菁英」们也感受到因经济高度成长而激烈变化的社会，他们站在「现代的不幸」面前却遍寻不着能够表达自己的话语。在此情况下，他们援用左派论坛流通的用语来表达，对付当前两方面的敌人──民青与加藤执行部，在使用的过程中形成批评「民主主义」与「现代」的论调风格。这仍是因东大的特殊状况而产生的风格，不过此风格也被之后的全共斗运动所仿效。

十一月十二日的综合图书馆前冲突之后，对抗民青的意识更加强烈。十八日东大全共斗派的诉求中出现「他们〔民青〕已经完全沦落成当局的『私设机动队』」，「他们掷取党派的物质利益，为了增加日共教职员的人数而利用这次东大斗争」，「全面粉碎日共、民青的反革命」，「消灭日共机动队！」等充满敌意的内容[65]。

东大全共斗对「民主主义」的批评也随之加强。法学部的助教与研究生组成的法共斗于十一月二十日唿吁，「我们绝不可忘记，他们〔民青〕主张的『代议制民主主义』，在东大斗争中究竟是如何实现的。」[66]民青主张的校内「自治会民主主义」只会让抗争者绑手绑脚，唯有带有战斗意识的少数分子无视多数决，率先迈步才得以突破现状，促使这场斗争前进，就像重新占领安田讲堂那样。到最后，东大全共斗更把民主的自治会蔑称为美国占领军赐予的「波茨坦自治会」。

到了十一月下旬左右，东大全共斗开始主张不仅要在大学内改革，也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变革。这大概是因为十一月二十二日东大、日大斗争连带集会成为鼓吹革命的新左翼党派大集会，在筹备过程中刺激他们产生这种主张。十一月二十日，四三青医联东大支部提出〈日共＝民青是『民主主义』的『守护神』吗？〉，提及「现在我们东京大学中守护『民主主义』的『正义的伙伴』正在全国大动员中盛大登场」，并如此叙述[67]：

我们必须打破的，绝不仅仅是「大学」固定观念承认下的，其框架内各种「不民主」。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的现实定位，接着以迈向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先锋自居，从阶级社会中人民的立场出发展开大学论，有别于国家体制方的改变大学逻辑，我们必须提出对大学的根本性变革想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大全共斗名义的诉求也如此主张：「全学共斗会议一般不会要求『民主化』或『参与』。既然大学本身的机能已被纳入现行社会体制，由教授会负责，我们身为教授会以外的批评者，应可察觉彼此间的紧张关系才是真正的问题点。」[68]

亦即，只要不改革纳入大学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钻营大学内部的「民主化」或机构便不具意义。这样的主张有一定的正当性。但这也代表只要未能改革日本或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东大斗争就永无终止之时。这根本远超东大全共斗在现实中的能力。

同时，职员们则主张，切实的大学内部制度改革才是重点。理学部职员工会十一月十六日的传单〈我们向理事的诉求──从劳工的立场出发〉，即如此主张[69]：

现在打算强行封锁的学生主张，「追求民主化的梦想，最终只会沦为敌人（政府、自民党、垄断资本）的爪牙。……『大学民主化』不过是一种欺骗，大学应该和『民主化的新芽』一起被封锁解体。」……封锁派的人自己放弃大学，我们只看到他们用领导权收走他人（不属于封锁派的人）的财产（大学、生活、职场）──那种权限来自所谓的「个人权力」。然而，对我们这些大多数只能赖此为生的底层劳工来说，重点不在「民主化」的可行与否，而是这个民主化就等于「生活」。

但东大全共斗怀疑职员工会等组织可能属于共产党派的组织，故没有回应此诉求。

东大全共斗已经演变至与初期的医学部斗争截然不同的状态。到了八月初，《东京大学新闻》的记者如此描述负责安田讲堂警备的学生[70]：「你们虽然把大学当局的一切都视为敌人，封锁了本部，但你们觉得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你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行动，早就失去了目标，不是吗？」

当时的报导也写道，「东京大学的纷争随着时间的延长与规模的扩大，问题焦点也益发模煳。」[71]此外，八月时造访安田讲堂的杂志记者询问东大全共斗学生对于斗争的展望时，只得到「没有明确的展望」，「或许没有获胜的可能，但，斗争的经验将牢牢地留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的回答[72]。

而聚集在东大全共斗的各新左翼党派对东大斗争的定位也各有不同。社青同解放派站在过往理论的延伸上，认为东大斗争是对产学合作的抗争。掌控文学部自治会的革马派则批评「波茨坦自治会」乃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东大斗争「虽是提升至极限的斗争，但也是个别改良斗争」，重视在斗争过程中形成迈向革命的主体（增加革马派的同盟成员）[73]。

支持毛泽东思想的社学同ML派（一九六八年十月起，随着上层政治组织改组为ML同盟也改名为学生解放战线）主张，仿效中国革命在地方建立解放区，将「东京帝国大学」解体改为解放区。社学同主张东大斗争不限于校内斗争，这股力量将朝街头斗争发展，并与国家权力对峙[74]。喜欢引经据典来搞运动的新左翼党派立场都如此纷呈，无党派运动者对东大斗争的想法，大概就更不一致了。

文学部的革马派运动者铃木贞美于一九九三年的回忆录中叙述道[75]：「东大全共斗是新左翼的混杂之处，研究生的斗争组织『全斗联』担负调停的角色，就此形成组织。这虽可以广泛促成学生参与，但作为斗争组织一开始就有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在激进调性的煽动下即暴露无遗。」

如前章所述，东大全共斗的成员并非共产党般金字塔型的刚性组织，而是自诩为凭个人自由意志参加的宽松运动型态。然而，这与其说是意图依照某种原则而打造，不如说是由各新左翼党派与代表全斗联的无党派运动者组成的联合体，所以不得不保持宽松的型态，并在运动高昂时期开放自由参加，因而聚集许多学生，这才是实际的状态。

全共斗的这种形式，在校方应对失策导致运动高涨的时期，能保证运动思想的多样性并得到一般学生支持。但当校方表示愿意接受七项诉求中的绝大部分，全共斗被迫必须与民青进行组织性对抗时，组织与思想皆不统一的全共斗便陷入困境，思想不统一也导致激进言论频传。

如此一来，激进化的东大全共斗失去了普通学生的支持。大野道夫根据当时民意调查与学生大会的票数，研究了东京大学内全共斗的支持率，指出一九六八年暑假前后全共斗的支持率急增，至十月达到最高峰，之后渐次降低。大野称，整个运动时期「不关心」与「中立」的回答有所减少，至十月为止全共斗的支持度是增加的，但此后中立、不关心者却流向批评全共斗的一方[76]。

十月后半，东大全共斗确立全校封锁路线，但与九月封锁医学部时先取得医局人员同意的状况不同，此时期逐渐走上强硬暴力封锁的路线。又如前述，此时起东大全共斗的传单频繁出现激进的语调。

但东大全共斗的支持率并非单方面的减少。根据一九六九年二月《世界》杂志针对东大学生的意见调查，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共斗参加者有十．三％，支持者二十七．四％，至十一月时参加者有十五．二％、支持者有十八．○％。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全共斗参加者更增加至十六．九％[77]。

从上述调查来看，东大全共斗的参加者与支持者合计约三成，并维持稳定，只是从「支持」转移到「参加」的人随月份而持续增加。因此，东大全共斗透过全校封锁迫使众人在是否参加斗争上选边站，促使原本同情全共斗的人转而参加斗争，此战术可谓成功。

当时因支持全共斗，而被称为「造反教授」闻名的助教授菊地昌典表示，「无党派激进派的思想，越是概念化、乌托邦化，对那些希望持续寻找未来乌托邦前景，拒绝被现代体制併吞、吸纳与去人性化的人们，就越是充满魅力。」[78]全共斗的参加者与支持者直到最后皆能维持三成左右，大概是出于上述理由。

当时的东大学生、研究生总数为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二人。大野道夫指出，一月的全共斗「参加者」比率为十五至十八％，若计算为二千七百至三千二百人，那么全共斗自称「『全共斗三千人』其实虽不中亦不远矣。」[79]

但《世界》杂志的调查中，一九六八年九月，对全共斗表示「对抗」态度的人有十．二％，表示「批判」的人有二十七．八％，表示「中立」的人有十四．四％；而到了十一月，「对抗」的人增为二十二．二％，「批判」的人增为二十九．三％，中立者减少为八．七％。至翌年一九六九年一月，对全共斗「对抗」的人急速上升到二十八．四％；一九六八年七月时「中立」者为十五．六％，隔年一月则降为五．四％；同年七月「不关心」者为十六．七％，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则骤减为一．六％。此外，「支持」全共斗的人在一九六八年九月达到最高峰，有二十七．四％，至一九六九年一月下降到十八．八％[80]。

亦即，东大全共斗不允许中立、强迫选边站的企图，在两层意义上获得实现。此战术成功让同情者也加入斗争，但从整体来看，在把中立者或不关心者推向批判或对立面上，也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如此一来，十一月以后大致在七比三的比例下，全共斗的参加者与支持者落入少数派。

中间派的叛离倾向，自九月初封锁医学部本馆后即已出现。九月二日医学部学生同志提出的传单中，承认一九六八年一月以来的斗争挤出「东大老旧脓血」的功绩，接着强调在八．一○告示中获得让丰川医学部长与上田院长辞职的成果，之后诉求结束无限期罢课[81]：

「东大全共斗已因《读卖新闻》记者暴行等事件，导致舆论不再支持学生。若继续升级行动，只会给学生带来更多不利。」「如同封锁钟楼，又更进一步封锁医学部本馆、医院、全校，对行政事务、研究、诊疗都构成直接妨碍，等于自行断送大学的自治。而且，因这种战术的升级，学界中人的意识结构绝对不可能被改革，而此际大学的最后手段，即是引入机动队。」

十一月中旬以后，东大全共斗开始变质成与共产党、新左翼党派之间的党派对抗，即便校方愿意接受七项诉求中的绝大部分，东大全共斗仍予以拒绝，而当他们开始指责「民主主义」、「现代化」并赞同「暴力」，叛离全共斗的人数就更为增加。

十一月十二日综合图书馆前的全面冲突后，十一月中旬以降的东大，变为民青、东大全共斗及新左翼党派的党派斗争，彼此间的武装内斗横行，校园逐渐成为无法无天的区域。据大原纪美子称，斗争初期民青与全共斗运动者在同一场所派发传单的状况很普遍，「但当双方反目成仇，开始发动武装内斗后，渐渐不可能在同一场所同时拿到全共斗与民青的传单。」更有甚者，「十一月到十二月的一个多月期间，甚至无法通过赤门[vii]。」[82]

此时也发生对视为敌方阵营的人处以私刑的事件。据《东京大学新闻》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夜零时左右，行走于本乡校区的《东京大学新闻》记者四人与营业员一人，被强行带入安田讲堂内讯问，其中一名记者遭受四个小时的私刑，之后在《东京大学新闻》上描述当时的情况[83]：

最初讯问的全斗联学生们口口声声说「东大新闻对全共斗一贯採取敌对的态度」，「主张与日共民青相同」，嘲弄着说「日共、民青掌控了编辑部吧」，威胁「正好藉这个场合搞清东大新闻的真实状况，对全校进行宣传」，「如果不改变主张，就毁了东大新闻」，并持角材包围四个编辑部成员，胁迫「说清楚报纸的编辑方针，进行自我批评。」……

另一方面，凌晨两点左右，其中一人被与其他四人分开，松井君被带往三楼……声称即便殴打也要套出情报，将他带往地下室。松井君就这样被堵上嘴，遭S．F．L［学生解放战线，原社学同ML派］、普罗军团等人物进行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集体施暴。

当时S．F．L、普罗军团等学生质问「日共的军事组织是什么状况」、「在法政大学等处耀武扬威的日共『曙战斗部队』会来东大吗」等，接着列出各学部教授、学生的名字，胁迫问道「说出日共、民青的运动者姓名」，「说出在东大的日共、民青的组织」云云。

松井君面对学生质问，若保持沉默不回答，就被呛道「快说，打到你说为止」边持续殴打松井君的脸。之后，每提出一个问题就说「再等你十五秒，如果不说，就继续打」，一超过时间，在场的八、九人便一同上前殴打，除了脸部，也用脚踢下腹部、殴打胸部与头部。……

他们还使用与特高警察同样的手法进行讯问，说「其他四个人都招了，你也快说吧」，之后又要求「把到现在为止对全学共斗会议的敌对行为都做自我批评，今后与全学共斗会议站在同一个立场一起作战」，并继续施加暴行要求写下自我批评书。

结果造成这位记者全身内出血，必须澈底静养三天的重伤。报导指出，隔天上午十一点过后东大新闻编辑部前往安田讲堂抗议，之后五人才获得释放。

根据遭受暴行的「松井君」提供给《东京大学新闻》的口述，对方胁迫要他说出东大内的民青与共产党组织成员，但「那种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但他们就像疯了一般……说着『挨揍的话就会吐实了吧』、『把知道的事情全部都吐出来』、『只要说了就不揍你，但一定揍到你说为止。就算你死了也无所谓。杀了也无妨。』一边持续揍我。」而当他对《东京大学新闻》的编辑方针进行自我批评后，全斗联成员要求「把你说的内容都写在立牌看板上，表达东大新闻有多么胡说八道。贴上那样的宣传。」[84]

这些口述有多少为事实，照惯例今日已难以查证。当时的大学报多为自治会掌控的党派御用报纸，东大全共斗也认为《东京大学新闻》属于民青派，这就是该场暴行的背景因素。

八○年代后半时，当年採访东大斗争的东大新闻记者北野隆一称，斗争时东大新闻总编辑表示过，「东大斗争开始时，编辑部由四到五名民青派，以及对三派系有共鸣的约五到六人组成」，「所谓的运动者极少。」不过，从总编辑「不可进行街垒封锁」、「那只会造成封杀反对意见，排斥讨论的体制」等意见可以看出，不像日大全共斗中自治会最终只剩形式，在东大，仍有人认为应以自治会进行斗争[85]。

有如在反映这位总编辑的意见般，十一月十二日综合图书馆前的冲突之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京大学新闻》以〈大量动员阻止全校封锁〉为标题，报导「〔民青派〕全学联派学生在各学部否决封锁方针，此外，理、农、法等通过反对封锁决议，即便如此〔全共斗〕仍强制执行〔封锁〕，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但当时的东大新闻编辑部中，民青绝非多数派，而且大多数普通学生皆反对全校封锁，因此可说编辑部企图保持中立。但北野访谈的其他编辑部成员则表示，「那个时候不断被问『你的立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但就算是报纸，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立场，如果这么干，不就变成最不负责任的『骑墙派』了。」[86]

无论如何，东大全共斗似乎很厌恶不支持自己的《东京大学新闻》。北野于一九八○年代屡次去拜访在升学补习班担任讲师的山本义隆，但山本拒绝所有媒体的採访，自然也拒绝了北野。据北野称，山本如此对北野说[87]：「东大新闻对我们的斗争採取敌对态度。时至今日竟然还能若无其事来找我。」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即便斗争经过二十年，对在当时状况下毫无关系的学生记者仍口出此言，也说明了山本对《东京大学新闻》的厌恶有多深。

另一方面，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也主张民青同样执行私刑[88]。在一九六九年初的座谈会上，东大全共斗的女学生如此叙述：「民青的私刑相当可怕啊。我认识的某个人在深夜十二点半被抓，时间竟长达四个小时。原本是个瓜子脸，却被整得整张脸都肿起，认不出本人来。把人哗地扔进大水槽里，全身湿透就像地沟里的老鼠，接着把人以这种接近裸体的状态赶出去，让人无地自容。」时至今日此叙述真伪同样无可考证，但十一月以后东大斗争中确实有交相内斗的状况。

这种暴力横行的状态，也是导致十一月以后对东大全共斗批评变多的原因之一。同情全共斗的教养学部教授平井启之于一九六九年初如此叙述[89]：「我自己到十一月为止的阶段，仍觉得学生的暴力行为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大河内先生辞职后，学生诸君照旧唿吁封锁全校，并升级暴力，这可以认定完全就是毫无章法、毫无意义、极度不合理的作风。就我所知，学生诸君中同样也有人改变立场，改採批评的态度。」

文学部教授福武直也在安田讲堂攻防战后如此写道：「在大学不回应诸君〔东大全共斗〕抗议行动的阶段，可以主张封锁与占领的正当性。许多普通学生也支持诸君。」但与民青的内斗日常化后支持低落之际，「诸君应当回归学生自治，在自治中与民主化行动委诸君进行对决才是。」在此状况下，到了十月「各学部的罢课实行委员会渐次变为全共斗派」，约莫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在解散〔民青派的〕东大学生中央委员会的行动中，变得益发骄横。」[90]

自十一月起至十二月以降的东大全共斗开始蔑视「班级民主主义」，也很少派运动者前往班会讨论。根据大野道夫日后的问卷调查，前全共斗运动者也表示「全共斗远离了班会讨论」，「应该着手日常生活的斗争」[91]。反映这种情势，十一月十二日法学部的学生大会，以及十四日理学部学生大会上，分别通过反对全校封锁的决议[92]。

福武也如此唿吁东大全共斗[93]：「斗争长期化下，诸君尝试对身为东大的学生、研究生，或身为助教的自己进行自我否定，即便不是百分之百，但我非常想说我能理解各位的心情。在困顿之际打出东大解体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能谅解。但是，在那之后诸君对将来又有何展望呢？」「或许要否定日常存在的诸君正视现实，这种要求是徒劳的。当否定日常性成为一种自我陶醉时，最终，梦想的结局会不会与诸君的初衷相违呢？」福武的指摘，多少也切中一些事实。

如第一章所提及般，《世界》杂志对东大学生的意见调查中，在「你认为东大斗争主要目标是什么」的复选题部分，以回答「大学民主化」占四十六．二％与「确立自我主体」占四十一．七％为最多。之后是「自我变革」占三十一．七％；「解体现行大学体制」占二十七．二％；「追求根源性的思想」占二十五．六％；「表明对体制的拒绝」占二十五．○％；「恢复理性」占二十．一％；「驱逐暴力学生」占十九．一％[94]。

这些选项中，「大学民主化」、「恢复理性」、「驱逐暴力学生」为民青方的主张，「形成自我主体」、「自我变革」、「解体现行大学体制」、「追求根源性的思想」、「表明对体制的拒绝」则接近东大全共斗的主张。从数据上可看出，这两股潮流几乎处于对抗的状态。

前文反覆提及的「确立主体性」，应该也可用今日的「寻找自我」来表现，认同此口号的学生也不少，不过更多的学生虽对引入机动队、讲座制等大学的不民主态度感到愤怒，却不必然赞同「全校封锁」、「大学解体」、「自我否定」等主张。毕竟，若澈底「自我否定」，除了研究、上课之外，只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未改革，自己也就必须拒绝升级、毕业和就业。对大部分的学生而言，这样的牺牲过于庞大。

当时《周刊朝日》的年轻记者川本三郎在一九八八年的着作中如此写道[95]：「『自我否定』这个词」，即「对『你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的自我追求。」而「在此之前想要採取行动却未能如愿的每个人，各自被囚困在孤单的内心世界中，而当『自我否定』这个关键词诞生的瞬间，许多学生顿感『那正是我在想的东西啊』，而深受全共斗运动的吸引。在这层意义上，这运动与其说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思想革命更为恰当。」

反之，内藤国夫指出[96]：「他们〔东大全共斗〕会落入少数派，原因也就出在这个自我否定的理论上。」「东大的普通学生虽对惩处、引入机动队与之后校方的对应方法站在批评的立场，但他们作梦也没想过要摧毁东大，因此当全共斗推出大学解体、全校封锁之后，他们立刻背离全共斗。」

在某种意义上，川本与内藤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经济高度成长造成的社会巨变中，恼于「你是什么人」这种认同危机的年轻人们，受到「自我否定」此「关键词」的吸引，这点从东大全共斗在校内稳定维持三成的支持率，以及日后全国各地全共斗中皆爱用此一词汇亦可加以佐证。但如内藤所言，使七成东大学生背离全共斗的，也正是「自我否定」理论。

根据内藤的说法，十月与山本义隆对话之际，山本如此告诉内藤[97]：「有些批评指责『我们只有破坏，但没有将来该怎么做的蓝图。否定现状虽有逻辑性，但透过破坏想打造什么，这点并未澄清。在如何打造大学这点上缺乏逻辑性』等等，但那些批评都是空话。」「大学应有的型态，那根本无法推理，因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愿景、缺乏变革，那么单谈论大学完全没有意义。」「你也是如此。只要你作为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越是努力工作就越能让社会开心，最终在强化社会体制上就能起到作用。」

对此内藤反驳道，「这么说有破绽啊。有人会对我说，怠惰吧，当个不负责任的记者吗？大致而言，只要还活在当今的体制中，无论做什么最终的结果必定会造成体制肥大。如果感到不满而扔石头打破玻璃加以抵抗，那么玻璃厂商就会感到开心，如果对一切都感到厌烦而自杀，那么这下殡葬业者就会感到开心，是这样的吗？」对此山本回答，「为何立刻说这种充满侷限性的话呢？我并没说要怠惰吧。你有思考过在这种关系中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吗？我说的是失去对工作的紧张感，拿着〔身为良心的新闻工作者〕这种免罪符而自我安逸，你考量过自己是否有这种倾向吗？」

山本的主张具备一定的逻辑，对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有其效果。但如内藤所言，若质疑如何在当今世上生活才好，则犹如东大全共斗提出「大学解体」后并无建设计画般，实际上也无法得出具体解答。

山本在一九六八年《情况》杂志十一月号上说明，所谓的东大斗争是「与自己内在的日常保守意识进行对决」，「东大斗争基本上并不存在胜利或者败北。」[98]同样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号的《情况》对谈中，他主张「这个运动可以作为一次思想运动。如果是要获取某种东西的运动，可以在获取之后停止，但这个运动并没有停止的时候。」[99]

对捨弃研究者菁英路线而参加斗争的山本而言，东大斗争是为了战胜想要回归菁英路线的诱惑，持续到永远的自我斗争。因此与川本所形容之「这运动与其说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思想革命更为恰当」若合符节。但即便大部分东大学生能对这种「自我否定」的逻辑表现一定程度的共鸣，但终究无法跟进到最后。

佐藤诚三郎在评价东大全共斗的「自我否定」理论时如此叙述[100]：

「人只要活着便不得不献身于某些组织，而所有的组织都蒙受来自『体制』的污染，即便程度有所差异。」「如此一来，除了打倒『体制』或自杀之外，没有贯彻『自我否定』的可能性。即便『现存体制』遭推翻，『新体制』也绝无法保证能摆脱一切的恶并获致自由。对『体制』的普遍性否定，等同于否定当今人类社会。」「如果一直忠实于自己的理论，最终将走上必须以当下活着的所有人为敌的困境，全共斗就把自己逼上了这样的境地。」

民青方的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议长三浦聪雄于一九九五年如此叙述[101]：

这么说对他们［全共斗］有点失礼，年幼的孩子如果遇到什么不愿面对的事情，不是就会说「够了，我不要」吗？说白了，他们就带有这样的倾向啊。社会上意外地都如此评价他们的这种反应。东大的学生心中或许有某种菁英意识或者自恋，带着想要与平常人不同的心情。在这种心境下若被告知「你现在身为东大的学生，如此继续做研究，这样真的好吗？」「必须否定你的这种日常」，那么自恋与菁英意识将立刻反击，引发过激反应、情绪反应。将这种反应直接连结到破坏、解体东大，在理论上存在着太过跳跃的部分。

不过详知东大全共斗内幕的内藤国夫提出更透澈的见解[102]：「从力量上来看，他们〔东大全共斗〕完全不具有立即展开〔全校封锁〕的庞大动能。如何处理病床数过千的医院及住院患者？如何在本乡、驹场合计八十二万平方公尺的校园中进行自主管理，很明显远超出他们的能耐。」「所以，我们可以旁观、冷淡地说，即便是叫喊『贯彻封锁、解体东大』的全共斗学生……他们也仅仅是『总之先这么说说看吧』的态度罢了。」

作为佐证内藤推测的证据，可从东大的学生解放战线机关报中看出[103]：「（十一月）十二日以后，因对日共、民青遭遇军事性的失败导致政治上后退的全共斗……并未釐清之后将如何一如「街垒封锁」的字面意义般地贯彻执行封锁，也尚未打算逼迫学生群众确认是否支持，亦即还处于说说场面话的阶段。」简要而言，「全校封锁」带有迫使普通学生下决定的「场面话」成分。

但据内藤称，「他们普遍不是这样理解。他们思考的是现在立即转移到『全校封锁』，宛如东京大学明天就得面临解体危机般，并据此宣传。」「普通的东大学生在全共斗打出东大解体、全校封锁的瞬间，便大量脱离全共斗。」[104]而十一月之后的武装内斗横行，更加速了这种状况。

全共斗在肯定暴力时，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逻辑。今井澄于十一月底的座谈会上如此叙述[105]：「现在东大是透过管理者的暴力在营运，眼下能够暴露此事的，就只有我们的暴力。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一般大众能理解我们挥舞暴力的本质与意义。」助教共斗十一月十二日的「封锁斗争宣言」也主张「要暴露『理性学府』的真相，只有依靠暴力」，「支撑我们暴力的，是对人性压抑、疏离的愤怒。」[106]

不过，工学部助教授川上秀光则如此评价以暴力暴露「敌人」本质的论述[107]：

举例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进餐厅故意把汤碗掉落摔碎，服务生便会出来。将她撞倒，领班就会出来骂人。再将他打倒，掀翻桌子，脸色大变的经理便会飞奔而来。此时执拗不屈继续撂倒对方，打破窗户，放火烧餐厅，就会引来权力方的爪牙──警察，垄断资本家的老闆也登场。这是以餐厅作为敌人本体欲揭发真相的情节。这种斗争哲学虽有正确的一面，但相反也带着危险的一面。因为，当摔碎汤碗时周遭的顾客会蹙眉，当撞飞服务生小姐时，顾客们也会一齐压倒、制止施暴者，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小。

实际上，身为「客人」的普通学生们持续对东大全共斗发出反弹。当时的杂志如此报导十一月中旬时普通学生的意见[108]：

「截至『七项诉求』的阶段，我赞成共斗会议的方向。但无法赞成全校封锁。只要能达成全校集会，就应该在该大会上结束罢课，然后一切结束。」

「问全共斗会议的那群人封锁后的方针，他们却完全回答不出。只要求当下让封锁成功，就这样。」

「确实身而为人，所谓的运动者，许多都比一直在家躺平、毫无责任感的学生来得更有魅力。但他们引发某些事情时，拿着自己目标正确、动机纯正等理由就不择手段的干法，比起手段错误的话就绝不採行的毅然决然态度，来得更差劲。」

「我已经获得住友商事的雇用。但住友商事雇用原则是比同期生大两岁就不採用。我已经歷过高四，所以不能毕业的话就一切化为乌有。这种状况下身为大四生只有两种态度。第一是无论如何都得毕业。第二是为了目标即便留级也在所不辞。第二种态度纯粹就是在骗人。所以我选择前者。」

「我对这场斗争一直採取批评的态度呀。共斗会议虽然打出校园民主化的藉口，但目的却是为了七○年安保斗争把大学搞成荒废状态吧。就算现在这个阶段，学校已拉出一条进步线，但共斗会议仍拒绝对话、使用暴力。……不仅如此，他们自己都快毕业了，根本没有那种改革大学的心思啊。……唉，在我看来，如有学生大会提出结束罢课我就会去投票，除此之外就在家读书准备公务员考试。」

前述滩．稻田主持的十二月座谈会上，全共斗学生主张「对那些反对罢课想要出席上课的人，得强制不让他们出席。为了斗争发展，必要时可以不守正规的程序。」对此，民青派学生回应「这是谁下的判断？是你们吧。」「你们总绝对是正确的，像我们这种，就被当作愚钝的人吧。是被你们轻蔑的人啊。」[109]这种对东大全共斗的反弹，果然还是存在的。

根据前述《世界》对东大学生的意见调查，以十一月为界，不仅对全共斗的批评变强，而且年级越高，批评斗争者便越多[110]。在法学部，罢课赞成派以三年级最多，四年级则多为反对派[111]。东大斗争同样也是对就业更敏感的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倾向于批判斗争。

再根据《世界》的调查，前述斗争目标中，高年级多选择「大学民主化」等「合理化要求」，低年级则多选择「确立自我主体」等「存在性的要求」。民青的支持率也在高年级拥有优势[112]。灌注热情于「寻找自我」的纯真低年级，与追求实际改善制度的高年级，两者之间的差异于此亦可一窥端倪。

此外，当时以东大为首的「一流大学」中，到二年级为止搞运动，之后转而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学生不在少数。当时公安相关人士接受杂志採访时说道[113]：「他们升上三、四年级后突然就变得不关心〔学生运动〕，因为得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他们准备考试颇得要领，也注重出人头地，所以这些人啊，肯定都把目标放在大藏省、通产省、自治省等单位。」

实际上似乎也有这类东大学生。两位大一时都在三派全学联活动的东大法学部学生希望将来在大藏省与自治省工作，他们在九月杂志访谈上表示[114]：「公家单位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活动啦。」「要当公务员不能不追求出人头地啊。例如在自治省，花五年在地方当个课长，之后经过三年便能当上本部的代理课长。这样看来，自治省似乎有容易进入政坛的条件。」

依据前述的《世界》杂志调查，高举「存在」目标的多是文学部或工学部，医学部则多追求民主化与制度改革。对存在感到烦恼的文学部学生；接受委托研究、执行外包工作时思考「研究究竟是什么」的工学部学生；重视改善医师登录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医学部学生，此调查中可见到他们之间的差异[115]。

接着，当全共斗激进化并打出「自我否定」等口号后，以高年级为主、基于现实考量的学生立刻叛离。即便在引发斗争的医学部，秋天之后对全共斗採取敌对态度者，与其他学部相较也呈现出一条激增曲线[116]。

当原本反对医师登录制的具体「经济斗争」变质为提倡「自我否定」、「确立主体」的「思想革命」后，恐怕有不少医学部学生提出批评。把初期的医学部斗争形容为「原本明明是纯粹的经济斗争」的粒本良彦，也在一九六八年末改为支持解除罢课[117]。

于此同时，长期的无限期罢课也显出疲劳。文学部与医学部的普通学生于十一月的座谈会上表示[118]：「当罢课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后，罢课变成习以为常的状况，感觉都麻痺了。我们想努力釐清自己究竟对什么不满的慾望，也逐渐消逝。」「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想去获得什么，在无限期罢课中自己的角色是什么等等，在罢课之中逐渐被遗忘。」无法把斗争目标转化为言语的东大全共斗，无力阻止背离的倾向，除了持续叫嚣激进的言词之外，别无他法。

全共斗与加藤代理校长的公开初步磋商决裂的隔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九日，加藤代理校长与民青派的「统一代表团准备会」举行公开初步磋商。乍看之下呈现出冷静对话的气氛，民青方将加藤代理校长的发言逐一文字化，并在确认事项上要求署名。

民青方强烈要求，加藤代理校长不可与东大全共斗谈判。但加藤认为全共斗一方也有支持的学生，所以有必要也与全共斗谈判。当民青问及全校集会如何选出代表团、议长团时，加藤发言表示，「校方提议，由各学部、研究所选出可反映学生、研究生意志的代表」，民青方旋即确认「那么全校大众团交的代表也由各学部、各系研究生的自治组织以民主方式选出担任代表，这样行吧」，并要求代理校长写下确认书[119]。

据此，届时全校集会将不会由可任意加盟的东大全共斗出面，而是经由学生大会「民主」选出的代表与校方进行交涉。下一步就是让各学部自治会中的全共斗派候补落选，如此只需在学生大会上选出民青甚至同情派担任代表即可。至此，民青朝选出代表团迈出步伐。

不过，普通学生即便背离东大全共斗，也不意味着支持民青。过去的大学斗争中，就算大众传媒期待普通学生奋起而行，但没有组织的普通学生几乎都很无力。然而因东大斗争旷日持久，各校区产生了无党派学生的组织，如驹场出现「班级联合」、「学生协议会」，本乡出现「法学部恳谈会」，经济学部、农学部、工学部等出现「同志联合」或「联络会议」等，并获得普通学生的支持。全共斗方把这些同志组织称为「溺死在当前环境下的小狗们」[120]。十月九日，在教养学部的班级联合举办「全校讨论集会」后，这类活动变得活跃[121]。

经济学部即是其中之一。经济学部同志组织的领导人町村信孝──日后成为自民党政权的官房长官──如此回忆当时情况[122]：「东大斗争很明显已经成为全国校园斗争的一环。全共斗甚至提出全校街垒封锁、东大解体论，民青则把斗争搞成只为保护校园共产党组织的运动，无论何者都让人觉得他们有错误。我们思考的是更纯粹的，把东大变成大家会觉得能来学习真的是值回票价的、充满魅力的学府。」

日大斗争虽也组织了保守派的「有志会」，不过由町村领导的经济学部同志组织也充满浓厚的保守色彩。十一月成立的法学部恳谈会，也有约三十人吶喊反对封锁综合图书馆，据说领头的是已确定被运输省录取的学生[123]。

顺带一提，法学部恳谈会的议长、三年级生濑山俊一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不久后给《世界》杂志的投稿中，直言「我们否定现在日本的『革命』」，「现在的日本并不存在某种强烈的矛盾，以至于大众必须忍受所有〔伴随革命而来的〕混乱」，「数十年如一日搬弄革命论的共斗、民青诸君全都在胡言乱语。」濑山也出席了前述三岛由纪夫参加的十一月座谈会，但遭全共斗派学生痛骂「你所说的，简单来讲就是法学部毕业后变身成更好的官僚罢了，不是吗？」[124]

第三势力中，如九月组成的驹场「班级联合」或本乡的「联络会议」原本也属于革新派[125]。特别是「班级联合」在九月封锁医局时也支持东大全共斗，有一段时期也以观察成员身分参加安田讲堂内的讨论[126]。前述的研究生增山明夫表示，「『法恳』〔法学部恳谈会〕这个组织，说穿了就是自民党派」，但「『班级联合』的诸君，彻头彻尾是站在坚持罢课的左翼立场。」[127]

根据班级联合发行的手册，该团体由质疑九月以后的状况的驹场数个班级的同志组成[128]。如前章所述，暑假结束后驹场的班会讨论盛行，但「热度逐渐开始消退，因讨论的『议题消耗殆尽』。」之后九月七日与十八日的代议员大会完全变成新左翼党派争夺主导权的场域，让他们思索「现状已到了若把本次斗争的质与量托付给准职业的新左翼党派集团，根本就无法获胜」，因此提倡组织「由下而上，亦即由个人、班级开始」的班级联合。

该班级联合的手册记载「新左翼党派至今为止让我们看到激烈的主导权之争，对于那些丑陋的相互诽谤、中伤，我们已经听腻了」，并且引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字句，唿吁「起身，行动吧！」在这层意义上说他们站在「左翼的立场」，也非毫无根据。

然而即便是班级联合，当全共斗开始主张全校封锁与大学解体时，也选择了背离。十一月十四日全共斗打算封锁驹场第三、第六两座本馆时，班级联合诉求避免流血且参加阻止封锁。某班级联合成员日后回忆道，「虽然我心中也有自我否定的想法，但当时全共斗充满要玉碎的气氛。此外我们也反对民青的获取主义。运动的局面上与全共斗敌对，虽然苦恼于自身困难的立场，但心情上仍不愿参加任何一方。」[129]

除了班级联合，反对全校封锁与暴力，但心情上支持全共斗七项诉求的学生仍不少。参加此类同志团体的文学部与法学部学生于十一月底接受杂志採访时如此说道：

「斗争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家读自己想读的书。……但是，即便没参加运动，这次的东大斗争仍在精神上带给自己很大的锻炼。我们的立场是支持斗争本身，支持所做之事的正当性。所以如果说必须选择，那么我们还是支持逻辑上具一贯性的全共斗会议。」[130]（文学部学生）

「自不待言，现在的东大需要根本的改革。但共斗会议诸君在做此事之前，更着重把东大打造成七○年斗争或革命的据点。他们那种东大变得如何都无所谓的想法，我们无法接受。渴望一种不培养建制派高级官僚的人民大学，这种心情我不是不能理解，但作为现实问题，我们要求的是接受七项诉求，对过往进行澈底自我批评的东大。」[131]（法学部学生）

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各学部的学生大会上大量出现通过反对全校封锁的决议，但否决解除无限期罢课的模稜两可结果。这也反映出上述普通学生赞成七项诉求或罢课，但反对封锁与暴力的心情。上述的文学部学生虽感受到东大全共斗的魅力，但反对以暴力实施全校封锁，表示「所以才出现贯彻七项诉求但反对暴力封锁全校的矛盾口号。」

连被形容为「自民党派」且提议解除罢课的法学部恳谈会学生也在杂志访谈中表示[132]：

「我不是躲在暗处提倡反对暴力，批评他们（全共斗）。我只是不同意他们只认同自己信仰的，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反体制的意识形态和学问，除此之外都片面归类为『布尔乔亚式』的思想。我要批评的是他们这种独善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我在情感上虽然也对共斗会议的诸君有所共鸣，但在政治上无论如何都必须表达反对。採用暴力的方式威胁他人的自由。毫不在意地强迫他人接受自身主张的干法，令人感到恐惧。」

这两位表示，「最令人害怕的是，我们解除罢课的提议遭到为了就业而急于毕业的学生所利用。」依照当时报导的形容，同志团体的学生比起「睡罢课」的学生更让人感到「由衷的纯粹」[133]。

根据前述《世界》杂志的调查，十一月二十二日时，学生支持的组织比例为：全共斗三十四％、民青派的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十七．二％、班级联合二十．四％、同志联合十六．三％。可以看出，这些第三势力获得既不满全共斗也不满民青的学生支持[134]。

同样根据《世界》杂志的调查，「班级联合」、「同志联合」等的支持者，其家长多属年收入高的阶层。而全共斗支持者则与阶层几乎无关，平均分布。支持东大民主化行动委员会则以低收入层居多。此外，参加全共斗的人将来希望成为「研究者」的人最多，希望成为政府或经营者的人明显偏少，希望进入政界的人不满一％[135]。

参加全共斗者极少希望成为政治家，也与东大全共斗批评「议会制民主主义」有关。从此处可看出，讨厌「政治」的东大全共斗运动认为「比起政治运动更愿投身思想革命」。此问题关系到全共斗运动的整体特性，因此将于结论处再次论及。

同时，到十一月仍不到校的「睡罢课」学生数量众多。一九六八年公务员高级职考试合格者一千二百八十八人中，被中央各省厅採用者有六百二十五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二百一十四人来自东大。因此仍有许多学生认为「要说留级，如果不雇用我们的话，政府也会感到困扰」，「大藏省明年好像录取了十六人，据说东大十五人，京大一人。所以被大藏省录取的一派说『不可能不被雇用』。」[136]

教养学部的某助教授如此感叹道[137]：「学生缺乏危机感啊。因为没上课，结果就泡在麻将屋里打发时间。即便对罢课感到困扰，那最多也是为了自己的状况而困扰，似乎没考虑到其他人。在这种状况下，许多人都属于心中暗忖『总会有人出来做些什么吧』的凡事交给他人型。」

赞成继续罢课的学生中也有基于这种「安心感」而表示赞同的人。法学部于十月举行两次学生大会，中旬时赞成中止罢课有二百三十八票，下旬减至一百三十票，这结果反而使全共斗派运动者等继续罢课派感到惊讶。

此状况的背景原因之一，除「睡罢课派」出席更为减少外，文学部事务长还如此说明[138]：「已经确定获得一流企业、大藏、通产省录取的学生，多积极支持罢课。他们这些现代学生心中的算盘是，大学已不可能做出阻止我们毕业的大动作了。感到焦虑的只有他们的家长。」不同于陷入就业危机从秋天起家长会发起反弹的日大，东大学生们在就业上可说仍游刃有余。

这种状况下，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了「东大、日大斗争胜利全国总誓师集会」。此举可视为东大全共斗「续命法」之一，请来新左翼党派支援战术的一环。

当天，来自校外的各新左翼党派与日大全共斗头盔部队齐聚安田讲堂前。中核派、革马派、社学同约各二千人，学生解放战线与结构改革派约各一千，此外还有普罗军团、第四国际、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中大与明大越平联等无党派学生聚集，总数超过一万名的学生在安田讲堂前广场拉抬气势[139]。

如第十三章后述，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游行中，各新左翼党派闯入防卫厅，或在新宿引发骚乱，迎来学生反叛的最高潮。此集会上东大和日大双方大学全共斗提出共同声明，称「以东大、日大斗争作为关键战役的全国校园斗争，其胜利或败北，关系到日本全国学生，以及全日本人民的未来。」[140]

各新左翼党派在东大集结，也带来是否会与民青发生大规模内斗的担忧。前一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与一九六六年早大斗争的「白手帕之会」相似，此时也有家长成立了倡导「母爱」的家长会，诉求学生们避免暴力，步行散发焦糖糖果。

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中有人表示「想起在乡下的妈妈，就会落泪。」但大多数学生的反应却只是「胡说八道！像你们说的那样只是对谈根本没有用。比起这种主张，为何不说『儿子呀！改革大学使其步入正轨吧』。」社会上的反应也多是「错误的母爱」，「反倒使学生更加依赖与任性」，最终只留下「焦糖妈妈」这个流行语，家长会并无造成太多影响[141]。

东大斗争中与家人的矛盾同样是学生们的烦恼之一。一九六八年九月，某班级的罢课实行委员会传单上一名学生如此写道[142]：「面对父亲，我无法向他『说明』自己思想的核心。」「为了把『父亲』、『母亲』或『妹妹』放入『他者』的范畴，必须执行暴力式的抽象化。」某全共斗派学生在日记中写下「家人──现在他们就代表着体制。」[143]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当男性干部运动者议论之际，大原纪美子为了隔天的集会在一旁，「我们两个女学生彻夜煮饭，不断捏饭糰。」这天夜里大原不断思考「主张放弃所有既定思考方式的全共斗学生们，为何竟能毫不存疑地接受家事就是女性的专责，这种最通俗、在歷史中最根深柢固的既定观念呢？」抱持着这样的疑问，大原一味地做着饭糰[144]。

不少全共斗的男性学生偶尔回老家，享用母亲亲手做的料理，洗个澡领零用钱。大原想像他们的母亲大概对儿子说：「虽然不能理解你所做的事情，但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去做吧，不过要注重营养唷。说完可能还给儿子一张千元纸钞」，她思索着一边高唱反体制又一边依存于老家的男学生，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矛盾。她也指出「焦糖妈妈」们「大概只会被当成笑柄吧，不禁为这些母亲感到可怜。」[145]

对左派知识分子而言，此次集会光是能集结反覆武装内斗的十五个新左翼党派，大野明男认为「就是值得惊讶的状况，完全就是一次大会师。」三派全学联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分裂，在革马派执牛耳的东大首次出现大量的中核派。某自由新闻摄影师感动地表示「如果这次集会变成重建全学联的第一届大会，不知会如何啊。毕竟所有的新左翼党派都聚集在此了。」[146]

不过，新左翼党派之间那种争强好胜与力量比拼，也在抢夺会场位置这种琐碎的场面中上演。在东大具有势力的新左翼党派有：掌控文学部自治会的革马派、担任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的构改派，以及社青同解放派。评论家池田信一如此描写集会的模样[147]：「首先正面左方的好场地，由这天动员人数最多的『革马』白头盔所占据。……在其旁边并排的是最近益发激进的构改派（FRONT）的绿头盔。从各派系的排列位置可看出主办方下过心思，另一支大部队『反帝学评〔社青同解放派的学生组织〕』被安排在会场右侧。」

当各新左翼党派代表开始互相问候时，各党派的学生们给自家代表拍手并喊「毫无异议」声援，对他派代表则叫嚣「胡说八道！」据池田称，「各派一同喊『毫无异议』的，只有演说者攻击民青的时候。」[148]大野明男表示，听到在安田讲堂前统一集会旁吃着面包的某新左翼党派学生们谈到，能举行这样的集会乃「托民青之福啊」的说法，并写道「说穿了就是针对民青，这句话也只有这种时候才会出现吧。」[149]

请来新左翼党派支援部队的东大全共斗学生，其反应却不尽相同。也有对自家部队前来感到欢欣的学生，不过某学生表示[150]：「我们身为东大，实在不想拜托其他大学前来支援。真的。不过比民青更早集合所有同伴，下次更说准备从全国动员。这么大的场面，实在没办法，我们这边也必须集结支援啊。」

从各地被动员而来的新左翼党派学生们则如此说道[151]：

「比起说前来支持东大的同学什么的，不如说想支持持续加温到一九七○年的学生运动，或者作为反政府运动的主导权之争的关卡，这种意识非常热烈。不管在哪个大学举行都无所谓，场地在法政、早大，都可以。」

「东大不过作为学生发散能量的场地。那样激烈冲突的日大，要不是最后草草结尾──日大要是搞得更轰轰烈烈，场地可能就在日大了。」

「接到说明全国校园斗争的关键战是东大的联络，甚至还收到电报，周遭的学生都动员前来东京。再怎么说，九月起民青在各大学展开武装内斗不是吗？……必须在东大好好干掉他们，让他们无法再出手。」

「因为缺钱，所以如果要干〔跟民青武斗对决〕就赶紧干，然后想早点回去。……因为什么都没干，只是互相大眼瞪小眼就解散的话，实在无法对被动员的伙伴交代啊。」

当时，日大斗争以九月三十日的大众团交为最高潮，之后便一路走向沉寂。且同时期发生纷争的大学多达五十所，但因引入美军资金而开始的庆大斗争，以及相模女子大学、东洋大学的斗争已于十一月重新开始上课[152]，这些大学皆因面临毕业与就业时期导致斗争退潮。只有东大一半因「要说留级，如果不雇用我们，政府也会感到困扰」的特权意识在支持，所以表面上仍维持着斗争态势与全校罢课。

加上民青如第十章所述，在七月的第十九届全学联大会上决定「正当防卫权」之后，自九月起也于法政大等大学发起武装内斗，开始攻击新左翼党派。从上述他校学生的发言可知，他们乃基于这种对抗心理而参加集会，至于东大斗争及其理念，他们根本毫不关心。

这天民青也在据点的教育学部集结行动队，但尽力对媒体隐藏此事。某自由新闻摄影师表示[153]：「总之，民青拒绝我们拍摄。不准架灯，打闪光灯也被抱怨。甚至连搬运、分配工作手套也不让我们拍摄，更别提拿来类似木刀的木材等场景，绝对不让拍摄，还出动人墙包围起来。」

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集会状况也获得电视等媒体的报导。但根据川上彻的回忆，因为「电视上如果出现民青拿武斗棒的画面，将会降低对他们的支持」，从这层意义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传出『一支武斗棒丢失一万票』的说法。」[154]

如第十三章后述，新宿事件以后舆论对「暴力学生」的反感益发强烈。感受到这股风潮的共产党，採取上述战术可谓大获成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大选中，未与「激进派」澈底划清界线的社会党失去五十个席位，议席骤减至九十席，但共产党从五议席跃进到十四席，一九六九年夏天的都议会选举议席亦倍增。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全共斗与各新左翼党派的部分学生朝共产党行动队静候的综合图书馆进发，但双方之间却隔着由「班级联合」约千人、「同志联合」、「大学革新会议」等约五百人，共约两千名无党派学生的静坐行列，他们对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众口喊道「丢掉武斗棒」、「反对暴力」、「外人部队滚回去」等口号[155]。

据报导称，当无党派学生对教授们如此唿吁后，教授们也加入静坐[156]。「教授们赞成封锁吗！」「反对啦！」「那就别呆站在那里！加入我们一起静坐！」最终，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的联合部队当晚在未与民青发生冲突的状况下撤退。

从过往就期待「普通学生」奋起批评全共斗暴力的各家报社，于隔天早报立即刊出「普通学生防止了激烈冲突」、「面对武装队伍一步也不退让」、「学生们的『徒手抵抗』终于获胜」等报导[157]。不过见证当日模样的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务台理作给《世界》杂志的投稿上写道「在图书馆东西两侧静坐的学生与教授，究竟有无东大学生和教授的几十分之一人数呢？」[158]

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石田雄也提到「良知派」的教授与学生太少。二十二日的集会之前，石田与教养学部学生部长西村秀夫教授等人一同制作诉求「在避免流血这点上寻求非暴力的团结」传单，并制作「团结非暴力、避免流血」的值星带发起共同宣传行动。然而，全共斗自然不参加，民青与其他学生同志团体也未参与，仅有驹场的大学革新会议加入石田等人的行动，除此之外仅有「教授十余名，职员数名」参加[159]。

根据务台的说法，东大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的联合部队如果想驱散无党派学生，其实可行，但当天警方为警戒大量集结的新左翼党派与共产党行动队发生冲突，在本乡校区附近安排了约四千名机动队员伺机行动。对此务台如此推测[160]，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认为如果发生冲突，「包括来自全国的代表在内，肯定都预料到当然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进而各报都会报导面对角材威胁的静坐举牌人群取得胜利，但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肯定都不愿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

率领共产党行动队的宫崎学也思考「在机动队包围大学伺机介入的状况下，〔东大全共斗与新左翼党派〕不可能发生让警方与大学得利的愚蠢行动。」又根据宫崎的说法，「之后试着询问新左翼的干部，各新左翼党派这天似乎说定了要停止武装斗争〔示威行动〕。」[161]

另一方面，内藤国夫则提出别的记述。据他称，新左翼党派中，革马派对武力行动採取消极的态度，但社青同解放派则主张一口气封锁正门与赤门，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形成武装内斗，日大全共斗因而感到厌烦而早早撤退[162]。

柏崎千枝子的手记可作为全共斗内部的证词[163]。据柏崎称，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数天前起，社学同、学生解放战线（前社学同ML派）、全斗联的无党派激进派等在代表会议上主张二十二日「应朝全校封锁展开进击，力图团结全国大学斗争。」

但革马派对全校封锁却表现出迟疑的态度。原本革马派即重视理论而对街头战态度消极，批评其他派系是「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全共斗的「波茨坦自治会」批评也持否定态度。据柏崎称，他们在代表会议上「胡乱地辩论着论点不明的事情」，之后转移到新左翼党派代表聚集的事务局会议上讨论。

柏崎称，二十一日晚间为止，「事务局会议仅由十几个人没完没了地讨论，至于他们讨论了什么，细节谈到什么程度，我们几乎都不知情。」而「因为日大几乎没有革马派，革马派自始至终都反对将『日大斗争胜利』放入集会名称，简直不要脸至极。」「这种党派同志的高层交涉，最后就是演变成能动员最多部队的一方获胜的荒谬结果。」

柏崎向自己所属的ML同盟的成员、出席事务局会议的今井澄表达了不满。但今井却回答「我也完全不赞同这种形式，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不解决新左翼党派间的问题，就无法踏出下一步啊。」

接着革马派在二十二日拼上自家派系的面子，在各党派中成为动员最多成员的派系。二十二日早上，事务局会议的讨论结果同意革马派与构改派所提意见，通知众人仅封锁图书馆，之后不进行斗争集会与游行。到前一晚都还「摊开学校地图」讨论「要怎么进攻民青」的全斗联研究生与学生得知后，只感到哑然无语。

柏崎原本就讨厌重视理论的革马派。十一月中旬，她与伙伴正在安田讲堂前重新修整街垒时，构改派与社青同解放派也派人前来帮忙，但革马派却「边说『闪开闪开』边往里面走，只瞥了我们一眼，说『唷，干得不错啊』，接着迅速进入讲堂参加集会去了。」而且革马派在该集会还针对发言时间与社青同解放派发生争执。柏崎觉得「实质性的工作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有耍帅的份，他们觉得只要自己能引人注目就好吗？」[164]

《朝日新闻》记者宇佐美承指出，二十二日的集会前，各新左翼党派高层便已议定将以「大拜拜（お祭り，此指各新左翼党派大会师）」作结。真相照例无可考，不过，恐怕当时的状况是：各新左翼党派高层已彼此同意二十二日集会将以「大拜拜」结束，但东大全共斗的无党派激进派与部分新左翼党派的东大运动者们未被告知，因此二十一日在事务局会议上激烈争论到晚间。

东大全共斗的底层运动者与从各地集结而来的新左翼党派学生并不清楚高层的想法。根据比柏崎更为底层的运动者大原纪美子手记，其中写到欲趁民青疏于防备而在二十二日早晨封锁图书馆的行动，「对多数共斗会议派的学生而言根本是出乎意料的作战」，而关于未与民青发生全面冲突，她只记道「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事态并未发生。」[165]

来採访的作家与新闻工作者多少觉得有些失望。作家安冈章太郎如此表达从白天到深夜陪着学生「玩军队扮演游戏」、「搞革命扮演游戏」之后的感想[166]：「在这种虚构的幼稚与现实的危机混合一气的紧张感中，真的是给人一种奇妙的疲劳感。要说像是蠢蛋，确实无比像蠢蛋。」

山本义隆在一九六九年的着作《知性的叛乱》中如此写道[167]：

……二二斗争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这是安保斗争以后新左翼诸潮流首次的大统一战线，集结二万余人头盔部队的大集会，此乃学生运动史上的空前壮举，依循羽田斗争以后学生运动的方向，为七○年的斗争打开了广阔的前景。……

如同由东大全共斗三千名、日大全共斗三千名学生为主集结的部队配置所象徵的，这一天的统一战线并非如安保斗争以后那样，透过党派间的高层会谈做出交易才团结，而是透过东大、日大群众组织的连带而结合，在这里必须强调这点的重要性。

出席事务局会议的山本，应当知道该日集会是「透过党派间的高层会谈做出交易」才得以实现。身为「无垢的人」的山本，会写下这种官方口径的文章，或许是身为东大全共斗议长故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方面，叫嚷「反对暴力」、「外人部队滚回去」的无党派学生诸团体，其政治光谱也非常广泛，从保守派的法学部恳谈会与经济学部同志，到支持七项诉求的班级联合都有。据大野明男称，无党派学生们虽然一同叫喊「停止暴力吧」、「外人部队滚回去」，但保守派团体还叫道「反对全校街垒封锁」，班级联合则喊道「七项诉求取得胜利」、「我们将在东大斗争中获胜」等[168]。据当时报导称，大学革新会议唿吁班级联合与同志联合统一行动，但在是否加入「反对全校封锁」口号一事上，却未能达成共识[169]。

某班级联合的学生如此叙述[170]：「在驹场也有提倡结束罢课的良知派作风的伙伴。他们认为，因作为纷争出发点的医学部惩处已然撤销，罢课目的即已达成，但我们认为大学针对惩处问题的态度或想法依然完全没变，所以如果现在停止罢课，那么究竟为何而战，目标将变得模煳。」「东大现今的斗争并无向外扩散之意。所以无论被称为『无党派』或『良知派』什么的，或被一些什么都搞不清楚状况的媒体报导之类的，都让人真心感到厌恶。」

班级联合的学生更进一步说明，他们是为了「避免流血」才静坐，「说极端些，如果民青早早撤退，即便全共斗要执行街垒封锁，我们也不会静坐阻止。」「我认为实际上有不少伙伴内心都想向后转，朝着赤门附近的民青喊『外人部队滚回去』啊。」[171]之后班级联合对同志联合与大学革新会议提出批评，指其「不参加主张大学团交的我们的行动，更加暴露一直以来敌视斗争的右翼性质。」[172]

但东大全共斗方也批评班级联合「跑去充当右翼的角色」，逼迫他们选择是否参加全共斗的斗争[173]。对于诉求「避免流血」的石田雄等人，助教共斗则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竖起指责的立牌看板，写着「拿手的旁观者认知」，并如此主张[174]：「诸兄敌视打破体制的能量也无妨。……那就以敌视的态度，站在我们面前採取敌对行动吧！喊出『镇压骚乱』吧！」

或许在一味逼迫对方选边站的东大全共斗眼中，与其中立地叫嚷「避免流血」，还不如断然採取敌视态度才「更为合理」。但全共斗的这种态度反而让普通学生与教授更加远离，仅有给全共斗徒增敌人的效果。

顺带一提，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隔日正是驹场的校庆「驹场祭」。且如第一章所述，无党派学生桥本治绘制，以背上有纹身的男子为背景写着「妈妈／不要拦我／背上的银杏正在哭泣／男子汉呀／东大将何去何从」标语的驹场祭海报，一时成为话题。

这张海报颇受喜欢黑道电影的全共斗派学生好评，但大多数的成人或有识之士却感到愕然。前述的北泽方邦形容，现在东大斗争的暴力并非为了思想或政治目标的暴力，而堕落成「模仿暴力团体征伐般的，单纯的肉体暴力层次」，评价道「驹场祭中出现的幼稚且低俗的海报（部分可能是为了表现幽默吧），只是这种颓废态度的象徵之一。」[175]

结构改革派的理论家安东仁兵卫也在对谈中谈及这张海报：「归根结柢来说，我不认为自认是黑道的大学会出现那种海报。东大学生因怀着『我们迟早能……』的心情，所以才有心理余裕提出那种东西。」「让人不禁想对他们说『耍帅也要有点限度』。」对谈者的梅本克己则回应「果然还是一种菁英意识的表现啊。」[176]